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的读后感10篇
《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是一本由冀朝鼎著作，后浪出版公司·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2.00元，页数：176，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读后感(一)：自古以来，这都是一个看实力的世界
首先，我要隆重给大家介绍一位中国近代史上的传奇人物------冀朝鼎。他的一生做了三件影响历史的事情。
2.解放战争时期，在国统区发行法币与金圆券，加速国民党的政权在大陆的灭亡。
3.写了《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这本书。
前面的两件事情，已经通过热播电视剧《北平无战事》展示了出来，那么我这里就给大家聊聊他做的第三件事。
还记得以前学历史的时候，老师让我们去画时间轴，通过这种方式来记录各个历史阶段的重要事件。但是对历史不感兴趣的同学和记忆不好的同学来说，这种死记硬背的方法是特别费力的。
这本《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 带领我们从经济的角度来分析历史。古代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历朝历代都以农业为立国之根本。而农业的发展，则取决于水利灌溉设施的发展程度。所以作者把研究的重心放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国政府或者地方政府对水利设施的建设和维护上。通过研究水利设施的运营情况，反推该区域的经济（农业）的发展情况。
先给大家讲讲郑国渠的故事，郑国原本是韩国的间谍，被派到到秦国去游说秦国修建灌溉设施。为的是让秦国把重心放在修灌溉水渠上去，没有精力去进攻其他国家。秦国果然“中计”，任用郑国修好了郑国渠，不过正是因为这刚刚修好的郑国渠让秦国（也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年年大丰收。而充足的粮食储备，是秦国统一天下的经济基础。韩国万万没想到，原本想通过修水渠的方式想害秦国，反而最后帮了秦国。通过这个故事我们也可看出，水利设施建设的重要性。而作者通过研究政府对水利设施的投入，反推经济（农业）的发展是可行的。其实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较有名的还有，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造就了天府之国。
中国商业的发展，从未达到能克服农业经济的地方性和狭隘性的排他性的水平。这些区域高度自给自足，彼此独立；在没有机械工业现代交通通信设施和先进经济组织的背景下，现代意义上的国家集权是不可能的。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的统一或者国家权力的集中，只能意味着控制一个经济区的问题；在此经济区内，农业生产率和运输设施使缴纳漕粮成为可能，而且远远胜过其他地区，因此任何一个团体，只要控制这一经济区，就掌握了征服和统一全国的关键。因此这种区域被定义为“基本经济区”。
对于基本经济区，我个人的理解就是:经济领先其他地方的发达区域，放在在古时候，就是指农业发达的地区。放在现在的话，肯定是制造业、商业贸易、金融、服务业都发达的地区。书中还说到，一个统治团体只要控制了，这样的基本经济区，就有征服其他地区的能力。仔细想想现在的美国不也是这样吗？因为他控制了全球的金融，和高科技区域，导致他的综合国力最为强大，所以他才敢到各个地方去“维护世界和平”。从这个角度来说，最近的南海问题，我们也很好解决。那就是继续加强经济、科技建设，让我们自己强大起来。到时候，什么仲裁结果，什么美国干预我都可以不管。我们就实际占有，他们又能怎样。
特别有趣的是，本书还从基本经济区的角度来解释了我们熟悉的《三国演义》。为什么是三国而不是四国呢？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发生了基本经济区的转移，开始从黄河流域转向长江流域。在这个过度阶段就产生了三个基本经济区：传统北方、巴蜀和长江中下游。这正好就形成了魏蜀吴三国。这样来看，是不是觉得很绝妙呢？原来，三国的形成，也有经济因素在里面。同样三国的消失也可以用基本经济区来解释，魏国幅员辽阔，不断开发新的基本经济区，书中说到因为魏国开发了淮河流域这一个基本经济区，使得自己的实力大大提升，打破了三国之间势均力敌的状态，才最终统一了中国。
其实，不仅仅基本经济区对政治有着重大影响，反过来统治者对基本经济区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统治者，都会想方设法把自己的都城所在区域，打造成基本经济区或者跟基本经济区建立连接。书中还举例，汉武帝曾经把国家的建设重心，放在首都附近的灌溉工程上，而放下黄河的缺口不去封堵，就是出于这样的想法吧！
这是一本很简单易懂的书，作者通过大量的研究和分析，把中国历史各个阶段的基本经济区都整理了出来。从大禹治水，到秦汉时期，再到三国魏晋南北朝，以及后来的唐宋元明清。各个历史阶段基本经济区的位置，以及统治阶级做的努力，基本经济区的转移等等，都做了全面系统全面的阐述。当然这些都是结论，大家要用的时候可以直接去书中查找就可以了。
在所有的观点中，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对基本经济区下定义的那段话。作者说，统治者只有掌握了基本经济区才有征服统一中国的能力。由此可见，经济实力才是争霸的基础。对于这点来讲，无论是大到一个国家，还是小到个人都是受用的。只有你具备的足够的实力，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
文/胡瑞
《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读后感(二)：冀朝鼎八十年前对中国经济区域发展的预测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
许多年前，我还在读历史系的时候，有一个颇为流行的议题：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简而言之就是，秦汉时期中国经济以黄河流域为核心，再往细分，秦朝偏黄河中游的汾渭地区，两汉则向下游发展。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之后，中国经济核心区逐渐向长江流域发展，再捎带上长江上游“天府之国”的四川盆地。到了唐代以后，尤其是经过“安史之乱”，江南得到更全面的开发，从南宋到明清，长江流域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已经大大超过了黄河流域。
我们今天已经把这个议题当作一种基本共识，作为讨论的基础，而非争论的主题。然而当时的我却颇为不能理解，这种经济重心改变的认识，有何实践意义？更不用说，是谁最初提出了这一观点，以及这在整个知识谱系中存在怎样的联系。
直到后来，自己研究史前和文明时代的人群迁移，才慢慢对这个议题有了感觉。中国历史上关于经济地理的最初认识是建立在《尚书·禹贡》“九州”观念上。在九州体系中，中国的地理方舆一开始被划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个部分。《禹贡》还对九州的经济情况给出了具体的区分。位列赋税等级前三位的分别是“冀州、豫州以及荆州”，这基本覆盖了传统上的中原地区。对南方而言，尽管一个扬州就囊括了几乎整个华南，在面积上和另外八州总和相抵，但在赋税方面只能排到第七位。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提到“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此时，黄河中游的关中平原，在人口和生产方面都是遥遥领先。而南方的“楚越之地”则被认为“地广人希，……无积聚而多贫”。这和《禹贡》时代的情况大体一致。但到了《资治通鉴》时，中国经济地理已经出现了“扬（州）一益（州）二”的全新格局。从宋元开始的“苏湖熟，天下足”，到明清时“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都说明了这样一种向南发展的整体趋势。
今天来看，这种经济重心改变的现象确实存在，并被中国古代文献记录下来。但在中国传统学术“重经学，轻经济”的背景下，却从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
冀朝鼎和他的基本经济区
不能不说是一种巧合，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好几位研究者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这一议题。其中以冀朝鼎的论述最早也最具代表性。
冀朝鼎上世纪二十年代留学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他的英文博士论文题目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出于种种原因，该文直到八十年代才被翻译成中文，以《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为名出版。全书的主旨是：定义基本经济区的概念，研究中国的水利与经济区划的地理基础，以及简要地探索中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区的转移等方面的问题。
他在文中首先给出了“基本经济区”的概念：“漫长时期内，中国经济体系主要是由几十万个村庄构成，这些村庄或多或少都能自给自足，为了便于行政管理或者军事行动，它们被编成更大的单位。……在此经济区内，农业生产率和运输设施使缴纳漕粮成为可能，而且要远远胜过其他地区，因此任何一个团体，只要控制这一经济区，就掌握了征服和统一全中国的关键。因此，这种地区被定义为 基本经济区 。”
这样的基本经济区不是简单的一个省份、一个地理区域，比如长江下游三角洲，甚至不是一个空间单元，比如华北平原，而是一个更大的生产区域。作者将中国本土按照五个历史时期，划分了四个基本经济区。第一个是“泾水、渭水、汾水和黄河下游流域”（秦汉）；第二个是“四川与长江下游流域”（三国两晋南北朝）；第三个是“长江流域”（隋唐及以后）；第四个是“西江—珠江流域”（明清以后）。
划分了这几个区域后，最难处理的问题就是如何论证“中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区的转移”。经济重心的变化其实是个很难把握的主题，尤其是在缺乏详细数据统计的古典时代。今天我们要讨论经济变化可以使用建立在国民经济统计基础上的大数据，比如GDP。A地经济规模数倍于B地，且增幅也领先后者，则可推测A地相对B地更可能为经济中心。而在他写作该书的上世纪三十年代，对古代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估手段受限于数据，有关经济区域变化的过程很难得到直接的说明。
因此，为了捕捉经济上的改变，冀朝鼎用了一个讨巧的方法，使用了一种特别的参照系。正如该书英文版名称《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所示，他将基本经济区的确立与评估和水利事业的发展联系起来。其中的逻辑简单、直接：因为古代经济的基础是农业，而水利事业发展水平与农业密切相关，当一个地区在短期内大量展开水库、塘、陂的修建，则显示农业有了较大发展，进而可以推测该地经济规模正迅速增长。更有意思的是，虽然中国古代史书对纳税人口的记录并不可靠（隐瞒人口可以减少贡赋缴纳，所以人口增减很难准确反映当地经济状况），但关于水利工程实施的记录却较为准确。这里的水利事业特指与灌溉有关的工程，不包括河道疏浚等。
他利用清末出版的方志材料，对当时中国（除缺乏记录的广西、贵州外）十八个省份的水利事业进行了比较详细的统计，得出了与我们在本文首部分看到的大体一致的结论。距离今天越近，基本经济区的位置就越靠近南方。这一转变的重要标志出现在唐朝时，“南方在唐朝似乎终于赶上了北方。不仅总体上发展迅速，而且南方和北方地位正发生改变，这表明基本经济区已经发生转移”。
被魏特夫误导
这样一项研究似乎为冀朝鼎实现书中最初的写作设想提供了可能：“解释基本经济区作为控制附属地区手段的功能，说明基本经济区转移的实现途径，解释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交替出现的经济基础。”按照他的设想，基本经济区代表了东亚最主要的生产基地，谁控制了这一区域，就为王朝的统一提供了可能。而控制这一区域，并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标志，就是开展水利工程。
根据这一逻辑关系，冀朝鼎解释了三国时期，魏、蜀、吴出现的“根本原因是几个对立经济区的崛起。这些经济区的生产率和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强大的基地，有能力不断挑战控制主要基本经济区的霸主的权威”。也就是说，新的基本经济区的出现，促进了新的地区中心成型。然而，这样一种解释却和他最初的设想产生了矛盾：基本经济区的存在为统一创造了基础，然而，新的经济区似又为分裂贡献温床。一种倒置的因果关系使他的解释陷入了循环论证的逻辑陷阱。
从另一个角度看，冀朝鼎的观点实际受到德裔美国学者魏特夫的很大影响。后者以“东方专制主义”观点为中国学界熟知。魏特夫提出的“治水社会”与冀朝鼎的想法相得益彰。他认为，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人们只有利用灌溉，必要时利用治水的办法来克服供水的不足和不调时，农业生产才能顺利地和有效地维持下去。……要有效地管理这些工程。必需建立一个遍及全国或者至少及于全国人口重要中心的组织网”。
令人遗憾的是，魏特夫的观点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学术界遭到致命打击。研究者通过对两河流域古代聚落的考古研究证实，大型水利灌溉设施是国家组织的结果而非原因。换句话说，是业已成型的国家为了提高农业产出组织了水利工程建设，而不是治水需求推动了国家的出现。这个结果具体到冀朝鼎的研究中，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是基本经济区的出现促进了本地区水利事业的发展，而非水利工程导致了基本经济区的出现。当然，这并不影响用水利工程作为基本经济区存在和变迁的指标。
现在，我们需要重新省视冀朝鼎的最初诉求，用“基本经济区转移的实现途径，解释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交替出现的经济基础”。统一王朝的出现的确与它控制了东亚基本经济区有关，但是，新的基本经济区同样出现在统一王朝阶段，而非分裂时期。比如，控制黄河流域的隋唐王朝，开辟了统一中国的事业，而江南的大规模开发同样出现在唐代。是什么原因促使唐朝在现有基本经济区的基础上，追求更广阔的经济区，是冀朝鼎未能回答的问题。
其实，答案并不复杂。基本经济区的控制与发展，分属王朝发展的不同阶段。在唐朝奠基之初，控制关中和中原农产区为唐朝统一事业夯实了基础。而江南的大规模开发，显然与唐朝中期“安史之乱”后，北方农业核心区受战火蹂躏而萧条有关。唐朝用大力发展新基本经济区的方式，缓解了原有区域的生产在战争过后陷入的“地多人少”难题，以及中央对地方节度使区域的失控状况。而将经济希望寄托于未被战火波及的江南，有助于唐朝获得喘息的空间；冀朝鼎在方志文献中辑录的“水利工程”就是发展农业经济的必要手段之一，这在推动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的同时，促进了所谓基本经济区的转移。此外，唐朝还利用隋代遗留的大运河，把江南的粮食运往北方，这为后来晚近王朝的资源流动开辟了新思路。
从这个角度理解，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出现，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几个对立经济区的崛起”。其实早在东汉中后期，与西羌及鲜卑的战争早已耗尽了黄河流域北方农产区的生产能力，东汉政府事实上已经尝试从四川盆地以及长江下游三角洲征集人力、物力。这一切自然少不了通过建设水利设施，改善当地生产条件。正是这些从东汉中期开始的拓边行动，为后来三国的形成埋下了伏笔。
八十年前的预测
回到冀朝鼎的初心，他用水利工程的统计数据来论证中国基本经济区的改变，这一点是可行的，且富有创造性。然而，当他用基本经济区的变化来解释“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交替出现”这一现象时，却不幸受到魏特夫的误导。因为基本经济区的变迁，实际是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的经济结果，而非原因。
不管怎样，冀朝鼎在近一个世纪前作出的这项尝试，无疑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研究。他为后来“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这一议题的确立，提供了实践的平台。时过境迁，尽管有关“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这个题目的讨论已接近偃旗息鼓，更多被当作一种常识而非洞见。不过，这一主题也提供了更多开放式的问题。那些后起的基本经济区，比如长江流域，既然后来居上，为何没有最初就成为和黄河流域一样的经济中心？这里值得探究之处在于，虽然我们传统上认为，中国的疆域自秦代起就抵达了南中国海沿岸，但长江、珠江流域的实际开发相对较晚。而有关南方基本经济区的研究，恰好可以促使我们打破对华南地区铁板一块的成见，帮助我们重建中国南部疆域扩展的动态过程。
今天，中国经济中心不断南移的进程仍在延续。近代以后，南方沿海的港口都市取代内陆的农业城市，成为中国当今最重要的经济核心区，使这种迁移过程达到了有史以来最显著的程度。华南经济区域的出现对中国历史的发展造成了全方位的影响，使人口、产业、交通的分布格局都随之改变。而今，这种随全球化而来的浪潮又将对中国经济版图造成新一轮影响，如冀朝鼎当年预测的那样，“引导着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向不同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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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读后感(三)：水利：中国统一与分裂的经济与地理基础
本文作者：禾刀
193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的冀朝鼎用英文完成了毕业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此作奠定了冀朝鼎的学术声誉根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李约瑟评价说“也许是迄今为止任何西文书籍中有关中国历史发展方面的最卓越的著作。”
水是人类文明的基础，当然也是中华经济历史发展的重要纽带。在这本著作中，冀朝鼎论证了中国统一与分裂的经济基础和地方区划的地理基础，辩证地阐述了海河流域的开发，黄河流域的土壤侵蚀，江南围田的利用及山区土地的利用等，并以中国统一与分裂作为研究对象，开拓性地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个重要概念：其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对于提供贡纳谷物来说，比其他地区要优越得多，以致不管是哪个集团，只要控制了这一地区，就有可能统一全中国。
水利的“杠杆效应”
历史上，水依次主要表现为三大功能，一是人畜饮用，二是农田灌溉，三是交通运输。至少在19世纪中叶西方坚船利炮轰开大清国门之前，农业生产一直是历朝历代“政治与军事力量的衡量尺度”。越是传统的农耕活动越得看天吃饭，对于水以及水利的依赖也就越高。正因如此，中华文明的水利发展历程，与农业发展史息息相关。在长期的农业时代，农业当仁不让地扮演着社会经济主力军角色，因此，水以及水利的变迁实际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冀朝鼎将从公元前255年至公元1842年的中国经济史划分为五个时期：公元前255年至公元220年的秦汉两代第一个统一与和平时期。那时，以泾水、渭水、汾水和黄河下游为其基本经济区。220年至589年的三国、晋、南北朝，是第一个分裂与斗争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因为灌溉与防洪事业的发展，四川与长江下游逐渐得到开发，因而出现了一个能与前一时期的基本经济区所具有的优势相抗衡的重要农业生产区。589年至907年的隋唐，是第二个统一与和平时期。此时长江流域取得了基本经济区的地位，大运河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将首都与基本经济区连接起来了。907年至1280年的五代、宋、辽、金，是第二个分裂与斗争时期，长江流域作为中国显著的基本经济区有了进一步充分发展。元、明、清三代，则是第三个统一与和平时期，统治者们对于首都与基本经济区相距太远而犯愁，多次想把海河流域发展成为基本经济区。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冀朝鼎从历史分合规律中发现了水利的“杠杆效应”。统一与和平时期，水利建设在地理上与统治集团较近，或便利交通有助于统治集团集中资源，农业中心的发展有助于巩固统治利益。如秦通过改造泾水、渭水发展关中农业。隋唐包括元、明、清，其政治中心虽居北方，但发达的运河交通，将长江与黄河地区的农业经济汇成一片，方便资源集中。相比之下，分裂与斗争时期，常常是远离中央的地方得益于水利建设，农业经济发展较快，终有实力同中央集权掰手腕。如蜀国地处四川盆地，水源充足，农业发达，地理上又易守难攻，所以面对兵强马壮的蜀国，魏国颇费周章。
正是由于一些地方水利蓬勃发展，为基本经济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从而有机会撬动既有力量格局，至而影响中国的分离与统一。或者说，谁掌握了这些基本经济区，谁就拥有统一中国的潜在实力。
水利被权力化后的角力
《吕氏春秋·慎人》曾曰：“掘地财，取水利”。东汉高诱对“水利”二字的注释为“濯灌”。不难看出，水利最初仅是表达灌溉之意。灌溉受制于水源供给，而水源总量有限，矛盾在所难免，中外历史上均不乏因水源争夺而引发的“水战争”案例。
虽然江河湖泊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冀朝鼎研究发现，同为水利，西北的水利更多突出农业灌溉功能，而黄河、淮河和长江中下游的水利，大都以防治水患为主。
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母亲河。据考证，自“从公元前206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2155年间，大水灾就发生了1029次，几乎每两年就有一次”。而“明代时大河（黄河）北决者有14次，南决者5次。清顺治康熙以来，黄河北决者19次，南决者11次”。钱穆先生发现，“黄河的大水患多在宋以后”，之所以经常溃决，权因“不能按其自然趋势以定流向”。
实际上，屡遭黄河水患之苦的历代百姓，多次兴修水利，试图治理水患，但在河道走向上的探索颇多曲折，这既有对自然认知的局限性，也有夹杂进战略这样的军事意图。宋仁宗八年，商胡决河后分成东、北两支。对此，“宋代人主张河水东流，可作防敌的国防线，北流则流经契丹，认为对宋不利”。
历史战争中的水元素比比皆是。《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之所以挥泪斩马谡，就因为马未服膺其计，失去了水源控制权终致兵败。类似把水当成战争武器的现象屡见不鲜，最为常见的诸如大小城镇必依城墙而挖的护城河。战国时期的郑国渠虽为秦国在诸强中率先强大作出重大贡献，但此工程初衷原不过是韩国的“疲秦”大计。
知名史前史考古学教授、英国最高学术机构不列颠学术院院士的史蒂文·米森通过考察发现，水在人类历史上实已被“权力化”：统治集团以此来强化统治力量，上层社会以此来突出地位，强国借助水利赢得战争。
水一旦被“权力化”，自然会开发出许多用来制衡敌方的新功能。水利于是不再仅具促进社会经济建设的和平意义，同时兼具抗衡敌国的军事使命。兴修水利也不再只是单纯有益于百姓的大好事，因为水利工程过多过滥，必定会加重百姓负担，当负担不断累积而无法释放时，自然对统治者构成威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便是此道。
应“水”而生的经济区
按钱穆先生的看法，“中国人是全世界最早懂得水利的民族”。冀朝鼎认为，“在中国的每个地方，灌溉是集约农业不可缺少的条件，在此基础上，便确立了中国的农业社会”。在这一方面，中国历史上留下了郑国渠、都江堰等著名水利工程。不过，对久负盛名的大禹治水传说，冀朝鼎经过严谨考证后认为，只是个被反复移植拔高了的民间传说。这个传说之所以为历代所笃信，主要在于统治者“认为中国水利事业的开端，要归功于一个英雄神灵的传递和他的自我牺牲的活动”。在农耕时代，兴修水利虽然大有裨益，但这样庞大的工程往往需要大量的人力和长时间投入，这势必影响百姓群体的切身利益，特别是封建统治的稳定。大禹传说的存在，就像是统治者为水利工程寻找到来自“天命”的正当依据。
治住了水，农业发展便有了较好的根基。农业发展有了基础，地方经济自然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正因如此，无论是位居高堂之上的明君，还是达官贤臣，对于兴修水利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认识极其深刻。绝大多数水利工程建成后，不仅使百姓大大减少水患影响，还带来了农作物经济的蓬勃发展。两汉时期兴修了大量水利工程，如黄河流域以营建灌溉渠系为主，著名工程有六辅渠、白渠、龙首、芍陂渠等；江淮、江汉之间以修治天然陂池为主，著名工程有六门陂；东南以排水筑堤、变湿淤之地为良田为主，著名工程有鉴湖等。这些工程使农业受益匪浅。西汉南阳太守召信臣率众在汉水北部的一条大支流上建成一座水库，灌溉面积“总计有二万顷”；建安四年，广陵太守陈登“建造了一个陂塘”，“可以灌溉一万余顷田地”……
应“水”而生的本质是顺势而为，在认识自然中顺应与改造自然，这是中国历史经济发展的重要特点，也是大多数朝代赖以发展壮大的重要表征。隋唐接力建设运河，并派生出漕运和依运河而建的粮食储备制度，至于水上交通运输更不必赘言。显而易见，明朝的“海禁”当属违背用水规律的反例。
回溯中华历史，水利之于冀朝鼎笔下的基本经济区不单局限于经济学范畴，更像是一部治世之史。
《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读后感(四)：胡适懂得社会科学是什么吗？会为自己的话感觉到惭愧吗？
冀朝鼎，与和他同样传奇的弟弟相比，他自己的生平资料可谓少得可怜。
除了散见于一些小报和政治宣传资料中猎奇式的“政治正确”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中外学术界关于冀朝鼎生平的严肃研究，竟仅有一篇论文——现任教犹他州欧格登市韦伯（州立大学的陆易斯（Gregory S. Lewis）教授的博士论文：Shades of red and white: the life and political career of Ji Chaoding, 1903-1963。对于它翻译与出版的可能性，我从未抱过任何幻想。
足够幸运的是，被李约瑟称作“迄今为止，所有西文书籍中有关中国历史发展方向最卓越的著作”的冀朝鼎唯一一部著述——《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从未被学界遗忘。
这部足以，并且的确“改变了我们对中国历史发展全过程的理解”的作品，近乎天才地证明了魏特夫广受非议的东方专制国家与水利社会假说，提出了具有”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理论，并以此首次对“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中国王朝兴衰循环做出了有足够说服力的解释。
这种模式经由拉铁摩尔及其学生巴菲尔德的发展，以及鲁西奇的修正与补充后，可谓已经完成了这个谜题的所有拼图。
▲周振鹤
《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读后感(五)：冀朝鼎的《中国历史中的基本经济区》
书评作者：杨联升
从秦汉到清中叶的中国史上，我们常可以见到些地理上可以自足自给的区域。此种消息，由历代郡国省道的划界多有相似之点可以看出，在这些区域中，农业最兴盛运输最便利区域的领有者，常能凭之为根据，以统治其他区域。此特别优越的地域，即作者所谓“经济锁钥区”（Key Economic Areas），或依吴景超先生的译名“经济要区”（吴先生曾在《独立评论》一九七号介绍本书）。
作者把公元255到公元1842这一大段的中国史分为五期。第一统一和平期是秦汉，此时黄河流域是经济要区。第一分裂斗争期是三国晋南北朝，此时四川及长江下游灌溉及防洪事业已渐发展。第二统一和平期是隋唐，长江流域成为经济要区，而运河之通掘被用来连接新旧两经济要区。第二分裂斗争期是五代宋辽金，此时长江流域更形发展。第三统一和平期元明清，此时期统治者极力设法密接都城与经济要区之联络，且屡次企图发展海河流域为新经济区。
作者在书的前面绘有一图，圈定黄河流域为秦汉时的经济要区，长江下游为唐宋以后的经济要区，长江上游的蜀，及西江流域则为两个经济次要区。
作者根据经济要区的观点考查历代河治者对于防洪灌溉等农田水利的建设，材料搜辑得可算丰富。最精彩的在于第三章，根据各种地方志，把历代各地治水工作做了一番统计，以朝代及现在省份（凡十五省）为经纬，把志书中确有朝代可稽且不十分微小的治水工作计数列入。作者自列参考所及的地方有：安徽、浙江、畿辅、福建、河南、湖南、湖北、甘肃、江南、江西、贵州、广西、广东等通志，河南临颍县志，山西通志，山东通志，陕西通志，四川通志，苏州府志，河南通志。
由这张统计表我们可以看出许多道理来，如作者所说。
汉代陕西河南数目最大，前者十八，后者十九；此两省之为经济要区是很显然的。
三国晋南北朝，南部诸省数目增加，北部则有减退。这表示经济要区的移动。
唐朝大抵各省多有增加，但南方特别多。浙江多至四十四。首都所在的陕西，与李氏的发祥地山西则各有三十二。此时南方的总数已超过北方，经济区于是转变了。
宋代长江流域水利事业更有长足之进展。尤其是江苏、浙江、福建三省，具有了三位数字，这在记载上是空前的。浙江三零三，而福建四零二，广东始以十六发现于南宋，到南宋突进为二十四，是西江流域渐有可观了。浙江在南宋有一八五，是一非常巨大的数目，这同都城有关系定无可疑。
元明清有三件事可注意，一是长江西江仍沿着唐宋发展。而是明代之湖北、湖南、云南为一四三、五一、一一零；而在元代仅为六、三、七，这也是急遽的发展；三是这三朝代对直隶省（今河北省）海河水利的特别注意，这也与建都有关。
这些见解我们容或可以闭目揣想出来，但经作者这一证明，便使人特别确信了。用新的统计方法研究历史，得到这样好结果的恐怕还没有。作者在三十七页谓其研究为前人所未试过，实在不算夸张。
又近来研究经济史的颇知道注意地方志，如食货学会的陶希圣先生鞠清元先生均曾著文提倡读地方志。但是到如今还不见有什么成绩，我们远在海外的朋友反而先有这样的成就了。
作者认为经济要区是解释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线索。（作者并未认为是唯一线索，也未完全抹杀别人的见解。吴景超先生因为赞成多元论，就硬说作者只用简单的概念解释历史而提出异议，我觉得很可商量。）但作者认为这概念在近代史（1842年以后）是无大用处的。作者认为这种概念只在农业经济（特别是灌溉耕种）为主的中国半封建社会中可以使用，彼时在割据局面中，经济要区只领有常能使人成功。若夫今日，则问题不是地方势力之割据，而是帝国主义列强之分割，此时商埠成为列强政治经济势力之根据，如上海、汉口、广州、天津。这些地方虽与以前的经济要区有几分相合，其经济基础与代表的意义则与前全然不同了。作者说中国门户开放结束了一个历史阶段，要描述新关系分析新情形，必须再造新概念，这是很明达的见解。
本书可批评的是有些小错误。除了吴景超先生所指出的蜀亡于265年及贾谊为汉武帝时人外，在页十一，说太伯是周文王的长子；页一零四把《晋书•食货志》“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治诸陂”中的“大治”二字译为专名，实则治应是动词。这些小地方，都希望作者在再版时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