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读后感10篇

2018-05-09 21:19:02 来源:文章吧阅读:载入中…

　　《中国文学史》是一本由钱穆讲述 / 叶龙记录整理著作，天地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5，页数：40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文学史》读后感(一)：一列关于中国文学发展整体脉络的动车

　　周末，迫不及待地将《中国文学史》带回家学习。这是国学大师钱穆在亲自创办的新亚书院教书时的讲义，尘封60年后，由学生叶龙先生整理后出版。内容从诗经到明清章回小说，读后逐渐在脑海里搭建起一列关于中国文学发展整体脉络的动车，车头是诗经，车尾是明清章回体小说，而学生时代语文课本中的知识也能准确地安放在动车恰当的车厢。具体而言，中国文学源于《诗经》，根据来源和用途不同分为风（民庶作，讲社会）、雅（朝廷作，讲政治）、颂（宗教祭祀用），这也是完全符合西周社会政治、生活需要的。根据作诗方法不同，又分为赋（平铺直叙）、比（引物作比）、兴（托物言志，抒情）。中国从古就有史官，因此最初的散文都类似史，《尚书》记言，《春秋》记事，但都来源于真实历史，这与西方喜欢戏曲、小说等虚构文体迥异。到春秋战国的动荡时期，有一类平民在关注社会发展、国家兴亡中有了自己的观点，百家争鸣，诸子散文出现，如《论语》、《孟子》、《庄子》、《荀子》等，其中《论语》、《孟子》的篇章还比较零散，到《庄子》就已经属于完整独立的寓言体文章，《荀子》则是同样结构完整、深入浅出的议论体文章了。文学，一方面是时代性，另一方面是地域性；在南方，《楚辞》出现，由于可唱，后来演变成曲。进入汉代，散文和韵文的综合体——赋盛行，当然历史散文同样并行存在，如《史记》，司马迁很好的解答了文学与历史的结合问题。汉末动乱，士大夫苦闷，无心政治，创作出《古诗十九首》一类专注于人生悲欢离合、社会琐事的作品。三曹父子的建安文学，继承之前的五言诗风格而来，重视表露人生独立观念。伟大的文学总与伟大的朝代珠联璧合，如果说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的觉醒，唐诗则是其跨越式发展。从初唐四杰到李杜王孟（诗歌）、韩柳白（散文）、颜柳（书法），文以载道，促进社会进步的功能日渐凸显。词在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后来又演变成曲，《花间集》是中国第一词选。由宋词到元曲，文学更加社会化、平民化，后由曲演变成明代的传奇，通过唱的方式演进，“百戏之祖，百戏之师”的昆曲出现，后清人入关，昆曲衰落，演变成京剧、川剧等各地剧种。在清朝，满足民众需求、以说书形式为基础的小说盛行，章回体即是每日说书的分段。至此，中国文学史脉络清晰地印刻在脑海中，受益匪浅，值得回味。

　　《中国文学史》读后感(二)：在钱穆和木心之间，我选择前者

　　“文学史”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它起源于西洋，最早的中国文学史，也不是中国人写的。但绝不能由此推论说，中国人的文学史意识也是由外人灌输的。事实上，中国人崇文重史，很早就注意到文学现象在历史过程中的变化。从钟嵘的《诗品》到刘勰的《文心雕龙》，再到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乃至萧统的《昭明文选》，无一不是在讨论文学和历史的关系，而且这些由文人写就的文论也好、编纂的文选也好，无一不带有强烈的个人印记。这也可以说是中国治文学史的一个传统。

　　从这一点而言，钱穆先生的《中国文学史》也与以上传统一脉相承。可以说，和传统意义上讲求体例完整、逻辑周全的教科书式文学史不同，这是一部属于一个人的、有强烈钱穆色彩的中国文学史。

　　钱穆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儒学家、教育家，被称为“一代通儒”，更有学者称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该书的内容，是钱穆先生1955年至-1956年期间在香港新亚书院讲授“中国文学史”时的课堂笔录，由当时课堂上的叶龙先生记录并整理成书。一直以来，人们对于钱穆先生治学的成就，更多关注于史学方面，在《钱宾四先生全集》中，论及中国文学史的文章篇幅也不多，通过这本《中国文学史》，让我们发现了他学术成就中一个为人知之不多的方面。

　　钱穆先生对于许多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命题”都有独到的见解。例如对于《诗经》中的“赋、比、兴”之辨别，几乎是每个中文系学生的“开蒙第一课”，往往为分清哪一句是“赋”、哪一句是“比”、哪一句是“兴”搞得焦头烂额。钱穆则认为，无论是赋、比、兴，均有“物”和“情”两字，并进而认为，这三种修辞手法都是在追求天人合一、心物合一的意境。这种说法以前是没有的，读之有茅塞顿开之感。

　　再如他对建安文学、特别是曹操父子的推崇，更是突出。一直以来，受到《三国志》、《三国演义》等作品的影响，曹操被简单定义为“一代枭雄”，其文学作品的价值少有人做深入论述；而在曹丕曹植兄弟之间，寻常人又往往出于“位尊减才，势窘益价”的心理，褒子建（曹植）而贬子桓（曹丕），再加之“七步诗”等民间故事的影响，曹丕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一直被忽略。钱穆则对曹操和曹丕大加褒扬，认为虽然曹氏父子政治上为领袖，但作品“并无官僚吐属，仍出于私人情怀”，曹操的作品“毫无拘束、绝无私隐地直抒胸臆”；曹丕的《典论·论文》一篇更是“表达了文学家的曙光”。将曹氏父子和建安文学寄于如此地位，当属罕见。

　　至于对孔孟老庄的评价，钱穆的语言也是非常直白有趣——“孔子如钟，大叩大鸣，小叩小鸣，不扣不鸣。庄子则是玩世不恭。老子认为有些人不配和他讲，墨子则一定要讲到你明白。”形象生动、便于记忆。

　　事实上，除了钱穆的《中国文学史》，近年来也出现了几部由所谓“大师”口述、弟子笔录，不求全面，带有强烈主观个人色彩的文学史类书籍出现，但多流于语言上的玩机锋、抖机灵，对于文学史人物、作品的臧否，又失之武断和感情用事，多数判语深究不得。

　　由此也更显得钱穆的难能可贵。诚然，他的论述中有不少新观点、新判断，但其背后，都是有充足的史学依据，甚至是讲者全部的国学素养作为支撑。鲁迅先生曾评价司马迁《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意指《史记》作为一部“史”，兼具了文学上的美感；从这个角度而言，钱穆的《中国文学史》则是《史记》的某种“镜像”或者说“互补”——作为一本讨论文学风格流变、文学价值递迁的“文论”。它同时兼具了“史”的严谨与客观。

　　比如，他开宗明义，便强调了历史和文学的紧密关系：“吾人如要讲文学之变化，须先明白文学的本质；文学史是讲文学的流变，即须由史的观点转回来讲文学的观点……故讲文学应先明白历史，并非就文学讲文学，文学只是抽出来的，并非单独孤立的。”

　　再如，他以丰富的史地知识，论证了《楚辞·渔父》中的“宁赴湘流而葬江鱼之腹中”里的“湘流”实指“汉水”而非“湘水”，这些都是钱穆的博学广识之处。

　　钱穆先生在书中反复提及：时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文学史”出现。这既是一种遗憾，也是一种鼓励。这是一本关于一个人的文学史，却又不仅是只和钱穆及其学生有关的文学史，揣摩钱穆先生的用意，当是希望后人能够写出一部理想的“文学史”，至少，也可以由此点燃对于文学的热爱。

　　作者：头条号 / 虫鱼的艺文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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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学史》读后感(三)：鲜活的文学史

　　鲜活的文学史

　　这是第二次看学生整理的上课笔记类书籍了。这样的书籍往往难得。因为授课已经过去很长了，授课者往往没了底稿，有底稿的话，兴之所至，课堂上会有临时的发挥。只有学生认认真真地纪录，用心地保存，才会留下笔记。一个优秀的老师加上一个优秀的学生，才能促成此类书籍的出版。

　　在大学课程中，我学过文学史，分为现当代文学史和古代文学史。叶龙记录的钱穆老师的这个讲稿算是古代文学史。

　　不同的老师有不同的讲法，也会参考一些资料，怎么样的才可能讲得好？授课者对中国文学史理解得越透彻，越有自己的见地，眼界高，见识广，才能讲出独到的地方。则带给学生的养料越多。钱穆是国学大师，一代通儒，所以，这本书带给我们的是普通的大学老师所不能比拟的。

　　这本书可以算是线装的吧，每一页可以翻得很开。字疏疏朗朗，怕了那种密密麻麻的字，加上难懂的内容，让人充满了焦虑。国学大师钱穆造诣很高，讲解深入浅出，能考虑学生，于是，我们这些读者看讲稿的时候，也就能更好的理解了。听这样的课就是一种享受，我们仿佛又坐到了课堂上，欣欣然跟着名师遨游在文学的海洋。

　　相比较于我以往看过的古代文学史，这本书更鲜活。文学史离不开作品，大师阅读的作品数量，是惊人的。我们从小学到大学，都会学习这些人的作品，接触作品多，了解作者少。

　　文学史上值得一提的诗人是很多的，作品的话也是不计其数。大师不一样，博学强知，高屋建瓴。没有让我们陷入茫茫的作品中，讲该讲的，研究该研究的，含英咀华。眼界不到的人评价名满天下的诗人及其代表作，可能人云亦云好好好，真正的高人，能看清哪里好，哪里不足。钱穆一定就是这样的高人。

　　这本书气氛活跃的是唐宋八大家部分，读来饶有趣味。这本书上许多人的名字都如雷贯耳，但是他们的面目模糊。钱穆老师的讲稿，人，作品，才生动起来。想来上课的时候，学生听到老师的讲解也是津津有味的吧。也有些以前觉得名字不熟的，也有值得一观的作品。

　　这本讲稿按照朝代、文学的发展来编排。钱穆老师的讲稿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每一章都值得你玩味。

　　《中国文学史》读后感(四)：书摘向

　　1. 二十世纪之于钱穆，犹如堂吉诃德的风车大战，不求人解却战得行云流水，虽败犹荣。他一生守护中国传统文化，不曾言悔，只在极偶然的间隙，才留下对时代变革的一声叹息。

　　lt;中国文学史(国学大师钱穆唯一文学史讲义,尘封60载首度出版!罗辑思维高调力荐!钱理群、洪子诚、莫砺锋、陈思和、陈平原、王德威发文推荐!)>(钱穆)

　　2. 我们进教堂，只可以获得半天的安慰；我们进了新亚书院，好像重新得到了一个家。才能再鼓起勇气，来向此无情的生活作抵抗，再挣扎”。

　　3. 穆，“我们进教堂，只可以获得半天的安慰；

　　4. 穆，“我们进教堂，只可以获得半天的安慰；我们进了新亚书院，好像重新得到了一个家。才能再鼓起勇气，来向此无情的生活作抵抗，再挣扎”。

　　5. 所说——“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

　　6. 通儒必须要有匡时救世的心术，要有明体适用的学识，在著述上，要有“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的具体表现。

　　7. 我们研究中国文学史的材料极多，主要的是看法与观点如何。日本人的缺点是他们还没有独立的精神，只是跟着别人的意见走。

　　8. 中国人如果将来要在学术上有地位，必须要懂得三方面，便是中文的、西洋英文的以及参考日文。

　　9. 写道：“字付大儿拆看。花生米与豆腐干同吃，当作鸡肉香。此法一传，死无遗憾矣！”监斩官笑谓：“金先生临死还要讨人便宜。”

　　10. 道：“天公丧母地丁忧，万里江山尽白头，明日太阳来作吊，家家户户泪珠流。”

　　11. 不事生产，不修边幅，谈禅谈道，仙仙然有出尘之致。”

　　12. 近人郑振铎评述林译小说有二特点：一为林纾打破了中国章回小说的传统体裁；二为中国小说叙述时事而能有价值者极少，有之，以林氏为多。但林译之缺点是有时将整句英文音译成中文，使人读时如入云里雾中。

　　13. 改动。我本人之了解文学由于读了金圣叹的批注，然后明白了文学，进而读《左传》《庄子》《离骚》和《史记》，而加以更深地了解。（叶龙

　　14. 中国近数十年来一直搞纯文学的，可说只有鲁迅一人，但他的尖酸刻薄体裁是否可留传后世，则是一大问题。

　　15. 我说：“白话无施不可，惟不宜抒情耳！”

　　16. 在明代归有光以后，到清代时，古文崇尚唐宋八大家的出了姚鼐，姚的老师刘大櫆，刘的老师方苞，他们三代人都学归有光，

　　17. 后来归有光被认为是文学之正宗。他与西方的莎士比亚同时。

　　18. 明代主张复古派的有会所的组织，当时有王世贞明廷大臣等参加。王是主张庙堂派的，文章重雕琢粉饰。

　　19. 高则诚根据《赵贞女蔡二郎》改编出《琵琶记》，成为今日南戏（注：编者按：南戏，指随南宋政权移至今浙江、福建一带的戏曲演出形式，元灭宋以后以“南戏”称之。今存《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所录《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小孙屠》保存了古老的形式。《牧羊记》《荆钗记》等经过明人改编。）之祖。

　　20. 这是唐代开创中国散文体中，小说发展的重要来源，虽然这动机甚为无聊，但西方荷马等史诗实更为无聊，他们起初只是随街演唱的歌谣而已。

　　21. 《太平广记》全书的内容，所涉及的范围很广，可说是唐代的小说大全。凡欲研究中国社会史、宗教史、经济史和文化史等问题者，均可参考此书。全书有五百卷，但其中有部分材料并不十分可信。其中如“虬髯客与红拂女”的故事，亦有记载，这些小说文章，描写甚为生动，但不一定真有其事。其中叙述，为正史所未载，读起来趣味性十足，颇为引人入胜。

　　22. 散曲，可分为“小令”与“散套”两种，其分别只在于前者用单一曲子组成，后者则用数支曲子组成；

　　23. 把《荆钗记》《拜月亭》《杀狗记》及《刘知远白兔记》（

　　24. 与关汉卿差不多同时的王实甫创作了出名的《西厢记》。唐人元稹的小说《莺莺传》由董解元改编成《西厢记诸宫调》（注：编者按：又名《西厢记弹词》或称《弦索西厢》，通称《董西厢》。），进而再由王实甫在后者的基础上作出若干修改，而成为描写人物形象生动的《西厢记》，成为反对旧式婚姻而开创恋爱自由的新风气。

　　25. 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

　　26. 清人入关后，昆曲衰落了，进而演变成京剧。京剧重要的是有科班。可参看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梅兰芳唱做功夫都是一流，且是有传承的，他终能成为大艺术家，实在是一位了不得的人物。

　　27. 由宋词而变成元曲后，曲是成为社会化平民化的了。再由曲而演变成明代的传奇，就有了唱昆曲。

　　28. 至宋末，已经对词不懂得唱了。

　　29. 洞房记得初相遇。便只合长相聚。何期小会幽欢，变作离情别绪。况值阑珊春意暮。对满目乱花狂絮。直恐好风光，尽随伊归去。一场寂寞凭谁诉。算前言，总轻负。早知恁地难拚，悔不当时留住。其奈风流端正外，更别有系人心处。一日不思量，也攒眉千度。

　　30. 诗经》和《楚辞》中的《九歌》本来可唱，汉赋不能唱，但乐府可唱，唐诗中之绝句可唱，如“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是可唱的。且当时有专职的官伎，在宴会时用乐器伴唱出即席的赋诗。

　　31. 京”。《诗经》和《楚辞》中的《九歌》本来可唱，汉赋不能唱，但乐府可唱，唐诗中之绝句可唱，如“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是可唱的。且当时有

　　32. 冯延巳有词：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李璟尝戏冯延巳说：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

　　33. 长记别伊时，和泪出门相送，如梦，如梦，残月落花烟重。

　　34. 《花间集》为中国第一词选，作者有温庭筠及前蜀王衍、后蜀孟昶，但李存勖不在集内，他是做戏之始祖，他有一首词曰：

　　35. 今人认为文学是进化的，所谓新文学出，旧文学告退，这是不对的。到了宋代，诗仍是存在的，不过多了词，只可以说，支派加多了。

　　36. 其实，我认为每个人的天资是差不多的，一个人要写出好文章，最要紧是要多读书，要能刻苦努力。

　　37. 朱子曾说：“学文章可从曾巩之文学起。”清代姚鼐也曾说：“宋朝欧阳、曾公之文，其才皆偏于柔之美者也。”

　　38. 妻子幽默地问道：你还怕老师会骂你吗？（注：编者按：原文为：“何自苦如此，尚畏先生嗔耶？”）永叔答道：我是怕将来的年轻人要骂我呀！（注：编者按：原文为：“公笑曰：‘不畏先生嗔，却怕后生笑。’”）因此到老仍勤读不倦。

　　39. 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有。

　　40. 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有。

　　41. 韩柳时期开始有了纯文艺的文章，他们都可以文为诗。

　　42. 退之有二妾，一曰绛桃，一曰柳枝，皆能歌舞。

　　43. 写祭文之开始是关乎宗教，如古代祭文、武、周公，是庄严的，敬鬼神的，要唱，所以通常是用韵文体，但韩愈写祭文却用散文体，照理，散文不易抒情，但他却能从散文中抒写喜怒哀乐，可歌可泣。

　　44. 嗟盘之乐兮，乐且无央。虎豹远迹兮，蛟龙遁藏；鬼神守护兮，呵禁不祥。

　　45. 曲眉丰颊，清声而便体，秀外而惠中，飘轻裾，翳长袖，粉白黛绿者，列屋而闲居，妒宠而负恃，争妍而取怜。

　　46. 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鳄鱼睅然不安溪潭，据处食民、畜、熊、豕、鹿、獐，以肥其身，以种其子孙，与刺史抗拒，争为长雄。刺史虽驽弱，亦安肯为鳄鱼低首下心，伈伈睍睍，为民吏羞，以偷活于此邪？且承天子命以来为吏，固其势不得不与鳄鱼辨。

　　47. 今日的戏剧中，有人创出《蓝关雪》（注：编者按：《蓝关雪》，署名吴下健儿撰，中华图书馆，1922年。）一剧，还有世所传的《八仙闹东海》（注：编者按：戏曲舞台比较流行的《八仙过海》，八仙各显神通。），也是描写韩湘子的，他是其中一位神仙。

　　48. 作《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诗道：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49. 到韩愈出，大力提倡古文复古运动，并以文为诗，创出一条作诗之新路，又以诗为文，成为韩愈之新文体。

　　50. 条作诗之新路，又以诗为文，成为韩愈之新文体。

　　51. 唐时韩愈之前的有关文章的概念，可有以下四点：一是以前的文学不独立，是属于政治的，是文以载道的；二是中国的纯文学自屈原开始；三是中国的文学分辞赋与经、史、子两大类；四是建安时期后特重辞赋文学，魏晋南北朝后多用骈文写作。

　　52. 尚有“碑志”类，连前所提及的“奏议”“诏令”与“书说”类，则可划入经、史、子、集中的“史部”。

　　53. 如屈原、司马相如是纯文学家，但他们所作却是韵文而非散文。所以，在韩愈之前，尚没有散文作家。

　　54. 如欲研究唐代的诗、文，可参考《全唐诗》和《全唐文》；如欲研究唐代小说，则要参考《太平广记》。

　　55. 温庭筠，字飞卿，太原人，幼年聪慧而善作诗，与李商隐齐名，号称“温李”，他们两人在晚唐时期以辞藻绮靡取胜，被称为词华派。今录其《春江花月夜词》：

　　56. 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

　　57. 欧之后辈有王安石，曾巩，苏洵、轼、辙三父子，加上唐代韩柳为“唐宋八大家”。

　　58. 韩愈以后才有新的散文，与古代的不同，与建安时代的不同，与三代两汉时代的亦不同。五四运动以后，韩文受到轻视的原因：一则是因韩愈是复古派；二是因为他近儒家。

　　59. 唐代诗有五古、五绝和七律，但并非唐代开始才有。唐代时所创始的是中国近代的散文，当以韩愈为始。可以说，杜诗是集古诗之大成，韩愈则在散文方面开创了新局面。

　　60. 其实，韩、杜都主张文起八代之衰。八代是指的《昭明文选》，他们都主张唐代文学的复古运动。

　　61. 贞元、元和年间已盛行小说，元微之作《莺莺传》，白居易作《长恨歌》，李绅为《莺莺传》作诗，陈鸿为《长恨歌》作小说，但陈寅恪说的不一定对。《

　　62. 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63. 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朱绂皆大夫，紫绶悉将军。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尊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

　　64. 相传他十六岁时，以诗投谒长安著作郎顾况，顾况向来恃才傲物，便对白居易幽默道：“长安百物皆贵，居大不易。”等到读到他的《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便叹道：“有句如此，居天下亦不难，老夫前言戏之耳。”可见白氏青年时已受人尊重。

　　65. “西京安稳未，不见一人来。” “乱离知又甚，消息苦难真。” “隋氏留宫室，焚烧何太频。”

　　66. 家中厌鸡食虫蚁，不知鸡卖还遭烹。虫鸡于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其缚。

　　67. “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 “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惟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

　　68. 我们读任何作家的书最好都按次序读其全集。

　　69. 陶潜、王维和孟浩然三人都是田园派诗人。论性格，孟之性格在王之上，陶之性格更在王之上。陶诗变自孔孟，王诗则变自佛理而带有政治意识。陶渊明性格如虎，极为活跃，其诗更为可爱。

　　70. 孟浩然死，王维哀悼之，作诗曰：“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

　　71. 陈子昂，射洪人，字伯玉，武后朝时官至拾遗。世谓“唐以来文章承徐、庾余风，至子昂始归雅正”，故受韩愈之赞赏。

　　72. 明代陆时雍对王、杨、卢、骆四人有评语道：“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

　　73. 杨炯《从军行》诗中道：“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从此诗与王勃之“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看来，则他们二人已非魏晋门第的膏粱子弟的那种富贵生活，而只是一种普通的社会日常人生的吐属而已。

　　74. 王勃亦有七言古诗《滕王阁》一首，诗曰：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75. 之地。“五津”是指蜀大江中有白华、万里、江首、涉头与江南五渡口，合称五津，

　　76. 初唐时期的知名诗人有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位，时称“初唐四杰”。他们以能将五言小诗化成七言长篇古体诗而出名。但到盛唐时，人已看不起“初唐四杰”了，可以杜甫的论诗绝句作证明。诗曰：“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77. 第三，到了唐代的科举制度出来，这制度极好，平民只要肯努力学习，文学好，便可应试成功做官。不是门第独占的，而是社会普及化的，故生活经验富有，活力强大，其本质与魏晋时代已大不相同。

　　78. 《文选》中多的是五言古诗，叫“五古”。唐有七言古诗，叫“七古”；但唐诗中尚有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便是“五律”“七律”“五绝”“七绝”；此外尚有“歌行”“新乐府”等。诗体在唐代已大备矣！此后的旧诗体，已无法越出上述范围。

　　79. 我国的文学，自孔子以下之诸子百家到汉初可说是散文时期，魏晋后则是韵文的世界。其间屈原的《离骚》只是偶然的产生而已。

　　80. 先秦采用的作家只有子夏、屈原、宋玉及荆轲四位。采用屈原的较多，达七首，宋玉有七首，其余各一首而已。秦代的仅采用李斯一文而已。

　　81. 令”“教”“文”三体，是指上级对下级。

　　82. 原由，“箴”是为了补救缺失，“戒”是为了纠正错误，“论”则是要精细地去分析事物之理，“铭”是叙事要求清通圆畅，“诔”是为寿终者作的美文，“赞”是为图像作赞扬文章。

　　83.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84. 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关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间》《濮上》，亡国之音表。故风、

　　85. 自兹以降，源流寔繁。

　　86. 焉。《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87. 如其《短歌行》之“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其所表现的十足是一首普罗大众的平民诗。与《诗经》《离骚》及汉赋明显有所不同。操子丕、植继承父风，从此树立了文学独立，与政治脱离了关系。

　　88. 可以说，汉赋是传承宋玉而来，而并非传承自屈原，自此而走上纯文学的道路，因诸子的孔、孟、老、庄之书和《史记》等均非纯文学，汉赋则是歌唱时代的文学。到东汉时，人生观与文学思潮都起了重大的变化，则魏晋后的新文学，又是一番新的风貌了。

　　89. 子虚赋》写楚臣出使于齐，齐王盛情款待，一同出猎。此文描写齐王畋猎之盛，并同时讲述楚王游猎云梦盛况，文中借乌有先生之口批评子虚不重君王以德义治天下，而大谈游猎盛况，斥为不当。至于《上林赋》，乃承接《子虚赋》，以亡是公口气批评子虚、乌有乃至齐、楚诸侯漠视民生而奢侈游猎之不妥。两文波澜壮阔、气势宏伟，为汉赋典范之作。

　　90. 一。《子虚赋》写楚臣出使于齐，齐王盛情款待，一同出猎。此文描写齐王畋猎之盛，并同时讲述楚王游猎云梦盛况，文中借乌有先生之口批评子虚不重君王以德义治天下，而大谈游猎盛况，斥为不当。至于《上林赋》，乃承接《子虚赋》，以亡是公口气批评子虚、乌有乃至

　　91. 最高的文学是不求人解的，老子所谓“知我者稀，斯我贵矣”。孔子说：“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总之，文学的境界是面对有人，但面对无人是最自然的境界。《离骚》是有怨，但屈原并非要讲给人听。

　　92. 写作也是如此，要一任自然。文学作品至此才是最高的境界。“《

　　93. 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地；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

　　94. 曹丕曾出来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所以周文王演《易》，周公作《周礼》，其名流芳百世。

　　95. 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所以周文王演《易》，周公作《周礼》，其名流芳百世。

　　96. 太史公的《史记》，是私史。他修史的宗旨是为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鲁迅说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但它并不是放在国史馆中，而是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以待将来给后人看的。

　　97. 至于西方的，如荷马和苏格拉底，他们是面对群众的、社会的。与中国的《诗经》之针对政治圈子，诸子的针对学术圈，均非为社会大众不同，所以中西文学是有所不同的。

　　98. 孔子之伟大，正如一间百货公司，货真而价实。

　　99. 这表面上是抒情，实际上也是在言志，是讲文王之德化，亦是讽刺康王之晏朝。其实《诗经》三百首，都是有政治作用的上层文学。

　　100. 《论语》说：“可与之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

　　101. 曹操魏武“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

　　102. 建安时期的文人，多是英年早逝，不知是否诗酒应酬过频，以致伤肝病亡。这养生问题，实在是我们读书人应该注意之事。

　　103. 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遭纷浊而迁逝兮，漫逾纪（注：钱按：十二年曰纪。）以迄今。情眷眷而怀归兮，孰忧思之可任？ …… 悲旧乡之壅隔兮，涕横坠而弗禁。 …… 夜参半而不寐兮，怅盘桓以反侧。

　　104. 曹丕的《典论·论文》中，首先谈到这七人就是：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幹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幹。

　　105. 中国最高的文章没有内容，没有理论，没有思想，是空的。

　　106. 中国最高的文章没有内容，没有理论，没有思想，是空的。唐代

　　107. 吾人如欲研究古代文学，除研读《诗经》外，再加上《昭明文选》就足够了。

　　108. 至于卷六至卷十，则论述修辞的原理与分法。

　　109. 全书分为十卷，卷一至卷五是讨论文章的体裁。

　　110.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

　　111.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

　　112. 五言居文辞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邪？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则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专用赋体，则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蔓之累矣。

　　113. 陆机在《文赋》中所谈论到的，包罗命意、遣词、体式、声律、文术、文病、文德及文用各项。

　　114. 将有韵文分为赋颂、哀诔、箴铭、占繇、古今体诗及词曲六类，将无韵文分为学说、历史、公牍、典章、杂文及小说六种。

　　115. 机特别强调一个人在创作前不可贸然下笔，应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积累自己的学历，丰富经验，然后才开始写作。

　　116. 价值。陆机特别强调一个人在创作前不可贸然下笔，应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积累自己的学历，丰富经验，然后才开始写作。如此的作品，才是充实而饱含光辉的。写作时应加以适当剪裁，将“物”“意”和“文”加以融会贯通，

　　117. 他在《文心雕龙·才略》篇中说：“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

　　118. 至于文章的体，则较气易讲，曹丕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者之偏也；惟通才能备其体。”

　　119. 姚鼐提出文章之气有阳刚、阴柔之分，此说法亦自曹丕承袭而来。

　　120. 提出“文以气为主”这一主张的，两千年来当以曹丕为第一人。

　　121. 丕在《典论·论文》中谈及文章之技巧云：“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122. 丕的名篇《典论·论文》，

　　123. 钱师认为这是他研治中国文学史之创见，认为建安时期乃古今文体一大转变，不但当时继承汉末之五言诗，且散文体亦有大变异，

　　124. 汉末士大夫饱经党锢之祸，藏隐在门第，而没有门第可躲藏的寒士，则心情大变，无心关怀政治，遂创出如《古诗十九首》一类的作品：

　　125. 现将中国与西方文学作一概括性的比较。中国文学是带有教训性的，是上层的、政治的、内向型的，且不必一定求人了解，是阳春白雪，别人不懂欣赏亦不在乎；而不是主张低级的下里巴人，抱着“后世复有扬子云必好之矣！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态度。

　　126. 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

　　127.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128. 新裂齐纨素， **鲜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注：钱按：合欢扇即团扇。）， *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 *动摇微风发。

　　129. 常恐秋节至，

　　130. 编者按：《左传·成公二年》记，楚国战胜陈国，楚庄王欲纳陈国的郑女夏姬，申公巫臣劝止。楚国的权臣子反欲纳，巫臣以夏姬丧国劝阻，并且说，天下美女很多，何必如此。后来巫臣却娶了夏姬。）

　　131. 汉初的陆贾，在《楚汉春秋》中有一首五言诗，大约就是上面那首，人说即使是假，但毕竟为西汉时所作。但此书亦靠不住，故仍不能证明西汉有五言诗。

　　132. 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

　　133. 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下有陈死人，杳杳即（注：钱按：即，到也。）长暮。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

　　134. 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

　　135. 中国的文学作品配合着时令与节气。蔡孑民先生主张以美学代替宗教。

　　136. 回风动地起，秋草萋已绿；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

　　137. 凛凛岁云暮，蝼蛄夕悲鸣；凉风率已厉，游子寒无衣。

　　138. 中国的道德与人生是在文学的共相中常在的，且有长远的价值；西方的则是暂时的、无价值的。

　　139. 秦以前的“十月”为岁首，九月底为大除夕，十一月即二月……到了汉太初年间，改为今日所用之阴历，即是：

　　140. “时节忽复易”一句，尾三字说明时间在匆促地向前转移着，显示出时间是我们的生命。此三字特别生动感人，特加红圈。至于尾第二句的“秋蝉鸣”，与前面的“促织鸣”有所不同。“促织鸣”是指短时间的、一时的鸣叫，秋蝉却是一直在鸣叫着。末句，“玄鸟”即燕子，是在问“燕子飞往何处去了”。

　　141. 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白露沾野草，时节忽复易。（注：叶龙按：此句“忽复易”三字钱师给红圈特多。）秋蝉鸣树间，玄鸟逝安适。

　　142. 寒冬十二月，晨起践严霜。

　　143. 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

　　144. 昔为鸳与鸯，今为参与辰。

　　145. 参辰皆已没，去去从此辞。

　　146. 黄鹄一远别，千里顾徘徊。胡马失其群，思心常依依。

　　147. 骨肉缘枝叶，结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谁为行路人？

　　lt;中国文学史(国学大师钱穆唯一文学史讲义,尘封60载首度出版!罗辑思维高

　　《中国文学史》读后感(五)：读的第一本钱穆

　　读的第一本钱穆。印象最深的是作者一以贯之的儒家观念。例如对入世和超世这两派文学的评判，“杜甫的诗不超脱，却是人生实用的，故其境界比庄子为高……故屈原、杜甫可说已达到中国文学的最高境界，而庄子、陶渊明则较次。”评判标准固然有些僵硬，但就整本书而言，瑕不掩瑜。

　　钱穆生前未出版过文学史，这本书是学生整理出来的钱穆在新亚书院的课堂讲义。附记中介绍了当时的背景：1949年，岁月动荡，从内地流亡到港的钱穆、唐君毅、张丕介等人，在颠沛流离中节衣缩食，创办了新亚书院。办学条件极为艰苦，几乎家徒四壁，学生也基本交不起钱，获免学费的达到了八成。常常是创办人跑去别处讲学，赚来钱补贴学院。

　　作者的思想深度自不必说，更难得的是书中还有温度和态度。其实，这与其说是专业文学史，不如说是向广大大众普及本国文学。“面对课堂上一张张浸满汗水与愁苦的脸，面对白天去搬砖晚上来听课、传统文化成为他们最后的‘根’和‘家园’的普罗大众，钱穆只能，也必须讲出这样的中国文学史。它不是高高在上的。它值得尊敬。”可以说，钱穆在新亚学院奉行了自己的儒家理想，肩负起了“士”的责任和道义，让文化薪火相传。

　　《中国文学史》读后感(六)：一部“钱穆色彩”的中国文学史

　　在“百度百科”中，钱穆的职业是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儒学学者、教育家；在中国学术界，钱穆被尊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称他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而台湾大学中文系何佑森教授则说，钱穆是一位通儒，即“要有匡时救世的心术，要有明体适用的学识，在著述上，要有‘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的表现”。钱穆先生的成就是完全当得起这个标准的。

　　在钱先生的诸多著述中，《中国文学史》算是较特殊的一本。因为这是由他讲述，他的弟子叶龙记录整理出来的。这是一本时隔60年的课堂笔记，之所以能在今天得以面世出版，实在是很多机缘巧合。叶龙去新亚的时候，选修了钱穆先生整年的完整课程，他听得懂钱穆的无锡官话，他学过专业的速记，他的学习精神和学习态度都极好。感谢这样的“机缘巧合”我们才有幸看到这本有着浓厚个人色彩的“中国文学史”。

　　因为是课堂记录，所以整本书以口语贯穿，没有那种板起面孔的陈词滥调，就像书的推介中说的那样，它或许并不是“理想”的文学史，也没有严谨到可以作为教科书，但是它活泼，有自己的思想，即便隔了一个甲子，读起来仍然觉得兴味盎然。

　　这本书一共三十一章，从《诗经》一直讲到明清章回小说，脉络清晰，对每个阶段的文学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带有浓郁的个人色彩。我们常常说“文史不分家”，钱穆先生即是从历史的角度讲述文学，从中可以看到中国文学的传承变化，并总结出中国文学“最大的观点是带有政治性而并不独立，是为促进人类文化的工具，用文以载道，政治并属人道中的一部分”。

　　钱先生认为《离骚》是中国纯粹文学的开始。他认为好的文学作品“必须具备纯真与自然”，“文学是有情感的，是生命”“文学又是时代的”“最高的文学是不求人解的”，这些观点是他“天人合一”思想的具体体现。我们可以在他的课堂上看到他对历史的考证，如对屈原的诗中“洞庭”的解释，对《古诗十九首》秦以前的阴历和汉太初改历的对比，真是很严谨的；对某个作家的评述，如韩愈和柳宗元，其生活轶事也是补充得具体生动。对于某一部作品的赏析，更是从语句到思想情感，有详有略，让人见微知著。读起来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仿佛重回教室聆听教授传道授业。

　　钱穆先生研究文学还注意中西文化的对比。对于小说戏曲，在西方算是正宗，中国则不然。而神话故事，在西方是先有神话、故事而后有文学，中国当时则没有形成文学，是由于文化背景不同造成的。“中国版图疆域广大，难免有了众多地方性”而“埃及、希腊等外国地区因其国土狭窄，故地方性的神话、故事特受重视”。所以，我们常常能看到希腊神话、罗马神话，却很难把中国的神话系统化。不过，想想，中国五十六个民族，分散在各地，信奉的图腾各不相同，确实很难统一。这样想，就很好理解了。同时，他还指出，“中国用文言抒情，可能已达到最高境界，此乃西方所无”“中国的人生在诗中表现，诗落实下来则为散文；西洋人生在戏剧中，落实表现则成小说”。此外，先生还讲到了中国和日本文学上的区别，这点也是很少见到的。

　　对于现代文学，钱先生也敢于大胆直言，说到了用白话文骂人的，除了鲁迅还有吴稚晖。他觉得“中国近数十年来一直搞纯文学的，可说只有鲁迅一人，但他的尖酸刻薄体裁是否可流传后世，则是一大问题”，“中国几十年来在文化学术上的毛病是：一是意见的偏，二是功夫上的偏”。这些个人色彩极浓的观点在“正式”的文学史中是很难见到的吧！

　　而除了文学上的研究外，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先生对学生在学业上的谆谆教导和做人上的诲人不倦。他在一开课就说，“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文学史’出现，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创造”，激励学生发愤图强。在讲到杜甫的时候，他说：“不论今人古人，他们各有不同的技艺本能，好名声不是白白得来，新的是从旧的传承而来，所以新人古人同样值得吾人来尊重他们。”“口是心非、阴奉阳违的，那才不配作为孔孟之徒”。在学习方面，他教导学生说：“文章不光是靠写的，还要会读、会朗诵，甚至会唱。”在写作上，他说：“我们要学习文章，当然创造较模仿容易得多，我们在创造前，也不妨先有模仿。因为创造是要有客观的条件才能形成的。”在书的最后，他还给启发鼓励学生去从事创新著作：“一个人的本领与长处要自己去发现，但不要表现。不发觉本身内有的本领是可惜了，冤枉了。不要吝啬自己，怜悯自己。今天中国学术界有待开荒，早已无人栽种，故如有人花了心机去研究学术，必会有所得”。这便是匡时济世的心情了，也是别的“文学史”书上看不到的。

　　俗话说：“文如其人。”一个人的学识、气质、精神、境界是可以通过他的文字感受到的。看钱穆先生的《中国文学史》，你会感受到一代通儒的博大胸怀和渊博的学识以及对教育的拳拳之心，你会感受到中国文学的巨大魅力和文学家们的高尚情怀！

　　《中国文学史》读后感(七)：文学史深处的精神讲述

　　文学史深处的精神讲述

　　“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中国文学史》出现，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在香港新亚书院，国学大师钱穆开过两次《中国文学史》课程，一次是1955年秋至1956年夏，一次是1958年至1959年。先生以时间为序，从《诗经》《楚辞》一直讲至明清章回小说，贯穿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体脉络。但因时局飘摇，自成一套完整体系的讲稿始终未能整理成书。尽管“许多吉光片羽最终都会归于尘土”，但“钱穆这部中国文学史讲稿，注定会载入史册”。一如文学评论家刘悠扬在钱穆《中国文学史》（天地出版社出版）附记中所言，“这本尘封60年之久的钱穆版文学史”一经报纸连载，“犹如一场学术地震，迅速引发了海内外中国文学史家的激烈争论。” 　　

　　钱穆“学问淹博”，无论历史、文学、哲学、经济，还是艺术、社会，都有高深的造诣。但是，他最爱的，还是中国文学。由钱穆弟子叶龙记录整理完成的《中国文学史》，原本是钱穆讲课时的笔记。或许这并非传统的、狭隘的“文学史”，“并没有严谨到可用作教科书”，但好处恰恰在于它活泼、亲切，个性十足，尽显一代国学大师的文化操守。他对文学极具个性的论述，见性情而有趣味，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伯伟说它“可以作为导读、助读，点燃许多人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更是直言不讳，相较于正襟危坐的文学史，更喜欢钱穆这“自作主张”的文学史，“每个从事文学研究的好的学者，都应该在心中或口头有一部自己的文学史。” 　　

　　叶龙在序文中说：“我只是如实地把钱先生所讲的记录下来，没有加添也不删减。”那么，钱穆《中国文学史》的价值该如何认定？它将带来怎样的改变？之于“钱学”，之于中国文学史，之于那些在断裂后重新寻找文化之根的你、我、他，一切还不得而知。但是，刘悠扬认为“对于研究大时代中的知识人，这是标本，弥足珍贵。”那每一个字所饱含的耀眼的生命激情，既来自钱穆试图在英属殖民地复兴儒家精神的努力，更来自他浇灌于三尺讲台的生命之烛——与他那些精彩的学术论述相比，几乎具有同等价值。“历史应还其本来面目，不能曲解，不可贻误后人。”钱穆讲中国文学史，自言是“以死者心情来写死者”，这种于绝望中建设的勇气和坚韧，始终贯穿在钱穆的讲稿中。　　

　　钱穆以史学成名，但学问渊博，是公认的“最伟大的国学大师”。一生著述颇丰。其中，《国学概论》《国史大纲》《国史新论》《中国文化史导论》《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先秦诸子系年》《秦汉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思想通俗讲话》《朱子新学案》《宋代理学三书随劄》等影响甚巨。著作集《钱宾四先生全集》，分甲编思想学术、乙编文史学术、丙编文化论著，计56种54册，约1500万字。国际汉学批评家杨联升说钱穆治中国学术思想史，“博大精深，举世无能出其右者。”在他逝世之际，他的弟子逯耀东发出“绝了，绝了，四部之学从此绝了”的感慨。　　

　　相对于系统的专业著述，讲义集结成书的最大优点是“现场感”，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骆玉明说“老师在课堂上讲话，兴到之处，常常会冒出些‘奇谈妙论’，见性情而有趣味”。比如，钱穆说《春秋》看起来像现在的电报，最能体现“句酌字斟”，既有文学意味，亦有法律性。又说孔子之所以伟大，“正如一间百货公司，货真而价实。”骆玉明说：“这话简单好懂容易记，却又是特别中肯。”“会心处，仍可听到声音的亲切。”书中，钱穆不仅引经据典，还“普及”“纠错”了史学、地理学相关知识。这就是钱穆博学而广识处，讲文史、做学问“亦得要义理、考据和辞章三者兼顾，不但要讲其历史演变、创作目的和字句修辞”，还要了解历史地理，懂得校勘学。　　

　　钱穆认为：“自孔子以下之诸子百家到汉初是散文时代，魏晋后则是韵文的世界。其间屈原的《离骚》只是偶尔产生而已。”这种对文学史的断代，异于他人。他认为建安文学是中国文学的重要转折点，是文学觉醒的时代。自此，文学才得以独立，与政治脱离了关系。文学是时代的，但最高的文学是“不求人解的”，如屈原写《离骚》，他怨得纯真而自然，却并非要讲给世人听。　　

　　从历史与社会来说文学，从文化环境说文学，从中西比较说文学，这就是钱穆的《中国文学史》。比如讲汉赋，他说：“……赋后来变成了皇室的消遣文学，作为供奉之用，即成为御用的、帮闲的文学，如司马相如作的赋，便是这一类作品，与屈原的赋成为相对的两大派……”此语隽永，愈思愈觉得有味、有料、有所指。《国史大纲》中说：“恳切地希望大家不要太过妄自菲薄，要树立起基本的民族自信与尊严，要保持对自己文化与历史的基本敬意。”《中国民族之文字与文学》中说：“此种精神，几等于一种宗教精神。”于此小露峥嵘耳。　　

　　这就是钱穆，这就是钱穆的《中国文学史》。　　

　　原载2016年11月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十一版“悦读空间”；2016年10月29日《山东商报》第17版“领读.鉴客”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16-11/02/content_1723306.htm

　　http://60.216.0.164:99/html/2016-10/29/content_212206.htm

　　《中国文学史》读后感(八)：中国文学，是自有其生命的——读钱穆《中国文学史》

　　1.明白什么是“文学史”。

　　“史”即流变之意，文学史就是中国自古以来，文学内容、对象、体裁、技巧的变化发展。

　　2.知道了中国文学到底是什么样子

　　中国文学自古以来，分韵文和散文两大类。且韵文先于散文出现。

　　中国古代文史不分家。如《史记》，很多人把它既当史看又当文学作品看。也可见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来源于社会生活实践。体察民情有了国风，政治发展有了奏议、诏令等，祭奠死者有了祭文、铭文等......可见，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学作品当时是有实用功效的。

　　建安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辉煌一笔。平民文学的觉醒，纯文学的发展。

　　到唐宋八大家，又有了“文起八代之衰”，他们主张“文以载道”，如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做，诗歌合为事而做”。八大家借复古之名，扭正当时骈文盛行，形式大过内容的不良风气。

　　因此，也有了“纯文学”的争议。

　　我是比较认同“文以载道”的，文只是载体，内容、效用决定其发展、流变。从文学史来看，文学作为一种艺术，是来源于生活，提炼到一定高度，最后又反过来影响生活。

　　我赞同钱老所言，文学是自有其生命的。

　　3.中国文学梳理

　　春秋战国时期：诗经（韵文）尚书、春秋（散文）

　　诸子百家

　　屈原的楚辞

　　汉代：赋司马迁的史记汉代乐府（五言诗）

　　魏晋南北朝：建安文学昭明文选

　　唐代：诗文（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

　　宋：词文（唐宋八大家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家三父子）

　　元：元曲词的演唱形式的发展

　　明：（元）曲发展成（明）传奇再到戏剧（昆曲）

　　清：古文有桐城派，接续唐宋八大家

　　《三国演义》由讲演笔记而来，

　　《西厢记》是元曲，是传奇，是歌唱类文学，以及《水浒传》

　　以传奇戏剧为正宗，以笔记小说为旁支。

　　4.谈《中国文学史》这本书

　　我给四星。这是我读的第一本文学史，没有对比，所以不知道算好还是坏。

　　但从钱穆先生之言片语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位“通儒”无疑。【纵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

　　读过跋才知道，1955年，钱先生讲中国文学史的环境与文化愿望。

　　现在看来如今大力推崇的孔子学院，不过是对五四以来国人抨击传统文化矫枉过正的改正。而只有怀揣通儒之心的人，才会对传统抱有一颗敬畏之心、爱惜之心，才有立足本源，包容外流的胸怀。

　　此书，作为文学史教材，确有瑕疵，如详略不当，如偏古人人品分析少客观因素论证等。但瑕不掩瑜，作为文学史读物，是非常值得一谈。

　　读此书，了解钱先生生平事迹、人品性格，也是一大收获。新亚书院筚路蓝缕，遥想当年也是一段可堪回首的往事。

　　“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新亚精神，共勉！

　　最后，“他哪里是在谈文学史，他谈的，是自己的生命如何蹚过那个时代。”

　　《中国文学史》读后感(九)：“一个人”的文学史

　　钱穆先生被称为国学大师、一代通儒，著述颇丰，其在历史、经济、哲学等方面均有深厚造诣，但个人却坦诚，最爱的是中国的文学，令人不禁好奇，在他的《中国文学史》讲义中，他会如何谈起他所爱的中国文学？

　　中国文学的历史延续数千年，以其悠久的历史、独特的审美、丰富的形式著称于世，但是惟其如此，也格外难以把握文学之历史发展的脉络，而钱穆先生的这本《中国文学史》提纲挈领，不落窠臼，得一“简”字，就如先生在书中谈及中国文学的炼字一般，书中知识点并不冗杂啰嗦，自诗经始，至明清章回小说终，历数诗、赋、散文以及词、曲、小说发展脉络，将文学做为一个整体做来研究，就可看出其间的传承与演化，也就能看出何为主流何为支流，莫要小瞧了文化的历史，历史本身对于未来有其指引作用，只有厘清了文化的渊源与变化，才能找到中国文化的根，不致偏差。

　　而本书也尤以其“个性”取胜，看惯了四平八稳的历史之后，再看此观点鲜明的文学史，不仅拍案叫绝，或许你不喜尊崇儒家，或许你不爱汉赋，也可能你并不能完全同意作者的观点，但是这样的一本书却展现了作者独特的文学史观，也激发出了每个读者内心的观点，就如钱老先生在结论中所说：今日只有共同的意见，而无共同的问题。如果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不仅学习到了新的观点，也促使读者思考关于文学的新问题，那么就是成书的一大成就了。而钱穆先生其以一代宗师的身份，偶然指点一二，已经令人受益匪浅，如著史的两个要点、最好的诗是超脱时代与个性的、中国文学的政治性、对儒家思想的解读等等，都令人有茅塞顿开之感，而他提到：中国几十年来在文化学术上的毛病是：一是意见的偏；二是功夫的偏。更是如黄钟大吕一般，实是治学良言。令人不禁思考近代文学研究之得与失。

　　同时，这本书也可以培养出读者对于中国文化真正的热爱，教导读者何为中国文化之美，在经历了太多教科书式的古板讲述与过度讲解之后，实难有心情去感受文学之美，而钱穆先生为了激起学生的兴趣，也在文学史之余，为学生上起了鉴赏课，诗、赋、散文的名篇佳句，在先生的讲解中，品出不同的味道，虽然中国文学难脱其政治根源，但亦不乏真挚佳作，诗之苍茫万象，词之婉转悠扬，散文之千变万化，都将人带入独特美好的意境中。

　　这本书的缘起也颇具传奇色彩，钱穆先生流落香港之际，潦倒艰难中亦心系中国传统文化，遂创立新亚书院，令一干同样潦倒困苦内心失却方向的青年们“鼓起勇气”抵抗无情的生活，本书的记录者叶龙就是其中一员。故此，这本书才能得以面世，文学与思想本身的薪火相传令人格外动容，本书称“国学大师以死者的心情写死去的文字”固然令人沉痛，而这本书本身更像一束燎原的火种，代表了一种希望，一种寄望，就如先生在课中反复提及的：时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文学史”出现。既是一种殷切的盼望，也是一种鼓励，这是一本关于一个人的文学史，却又不仅是关于“一个人”的文学史，希望后人能够写出这样理想的“文学史”，至少也可以由此点燃对于文学的热爱。

　　《中国文学史》读后感(十)：通过中国文学透视中国思想的多样性

　　世界是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组成的结合体，当今时代物质的不断发展带来了文明的不断创新，作为文明的承载体-文学，在当今时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中国拥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文学创作几千年来生生不息，中国文学通过自身的独特魅力吸引着中国学者以及世界学者对其的研究，了解中国文学的形式美以及内涵美成为了当代人的重要任务与责任，读者可以从中国各种形式的文学表现中透视中国思想的多样性，可以说文学作品是思想的载体。随着中国文学魅力的不断挖掘与文化对外交流的增加，该书《中国文学》出版，此书具有以下特点：

　　一、该书从时间的维度向我们展现中国文学的源远流长中国文学可以比作一条长河，我们找寻源头却不可详辨，我们找不到起源的标志，不能确认起源的年代，真正可以确认的是公元前11世纪《诗经》的出现使得这条长河的轮廓就已经明朗起来了，后来这条河流不断向前，支流与水量也不断增多，这中间有高潮也有低潮，但始终没有中断过。曾经有学者把希腊文学与中国文学作对比，其实研究文学传统的时间蔓延，任何国家和民族的文学都不能够与中国文学相提并论。《中国文学》从时间的脉络，向我们展示了上古期：先秦两汉（公元3世纪以前）的文学，包括先秦秦汉文学。向我们展示了中古期：魏晋至明中叶（公元3世纪至16世纪）的文学，包括魏晋至唐中叶（天宝末），唐中叶至南宋末，元初至明中叶（正德末），还有近古期：明中叶至“五四”运动的文学，还与时俱进，对中国当代文学也做了说明与介绍。作者从时间的维度上介绍中国的戏剧，诗歌，小说，从中挖掘历史的哲学的思想内涵，讲述了中国文学从古至今的历程，还关注文学中与当时整治的关联以及在当时文学蕴含思想对社会的关键作用，中国文学河流有低潮和高潮，作者始终直面历史创伤，挖掘中国文学中陶冶情操、滋育感性的力量。在桑禀华学者的笔下，还一直追踪到现代化的中国文学，在全球化的视角下突出中国文学的审美价值，展现了中国思想的多样性。

　　二、该书从理论的宽度向我们阐释中国文学的博大精深人类的文明常常产生于固定的思维模式中，东方和西方的思维方式有所不同，文化系统也就相差万里，西方人很难深刻理解中国文学中包含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常常在研究中国文化时陷入狭隘偏驳的视角，可是作者在此书中走出了思维模式的固化，走出了偏见，展示了中国文学的独特性，地域性和民族性。提出了中国文学以及中国思想在世界文化中占据的重要位置，展示了中国文学的创造力和生命力，汉学家桑禀华在此书中运用具体例证来讲述普遍主题，用灵动的文字介绍中国三千年文学长河中的诗和诗学，揭开山水、典故和酒的神秘面纱，展示文言叙事：史书、笔记和志怪小说的趣味性，展现白话戏剧和小说：园林、草寇和梦的浪漫性，展示现代文学的创新性。在不长的篇幅中巧妙的对中国文学从古至今三千年中的主要趋势以及代表作品都做了清晰的解读，呈现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学整体面貌，突出特色，具有较高的论述高度，读者还可以从作者的论述中发现中国文学包含的传统思想，比如人文精神，天人合一等对现代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综上所述，该书具有时间的长度，也具有理论的宽度，是一本有趣系统的研究中国文学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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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读后感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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