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经济史讲稿》读后感精选10篇
《中国社会经济史讲稿》是一本由钱穆 / 叶龙 记录整理著作，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9.80元，页数：128，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社会经济史讲稿》读后感(一)：钱穆的政制经济史
阅读《钱穆全集》，会发现他的著作，写作风格前后有很明显的差异，前期的著作，大多是大段的材料引用和评论，而后期著作则主要是讲述为主。前者为著作，而后者多是讲稿整理而成。在全集之外，钱穆还有大量的课堂笔记还未整理出版。
五十年代，钱穆在香港新亚书院开设课程，其中就有中国社会经济史，这其实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因此，在钱穆全集中，很难看到他以经济为题的专著。他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学术思想和中国历史展开，因此这部由叶龙整理的《社会经济史讲稿》，在钱穆的著作中就有了特殊的价值和意义。一位古典思想史和通史教师，是如何讲授中国社会经济史问题的。
这部书的篇幅并不大，全书不过五六万字的样子，从目录看倒是从先秦到近代都大体讲到了。从先秦氏族社会、封建社会、四民社会，到汉魏门第社会、唐代的科举社会，在此之下都是元明清代的经济现象和赋税制度。
在这里，我们就会发现钱穆对社会的定义，反而更接近于传统政治制度，显然他还是接受了马克思对于传统社会的描述，他确实提到马克思社会史研究，不过他表示并不同意马克思的看法，而是针对马克思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提出了自己的历史分期和社会形态。
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经济，其实是指《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对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讨论，认为经济发展对于上层建筑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用经济生产方式来描述传统社会经济政治结构。钱穆只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研究，来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因此他所提出的社会经济史，其实并没有以经济生产方式作为研究的对象，而是将社会上层政治结构作为讲述的重点，这显然只是马克思关于上层建筑的内容，而关于社会经济基础问题，钱穆只是略微谈论了中国传统的经济现象，而并没有将其与中国政治制度结合起来加以分析和思考。
这部书还是有很多值得关注的论点，比如他在讲稿中反复强调中国古代从贵族世袭、汉代郎吏察举、魏晋九品中正、隋唐的科举考试，通过选拔制度，将底层士人与中国政治结合起来考察。至于这些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钱穆是从未进行过讨论。因此，这部书如果谈到经济问题，大体也是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赋税政策的变化，而不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问题。
尽管如此，钱穆这部政制经济史，还是一部尝试通过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加以探讨的作品，如果能够通过阅读马克思，真正找到上层建筑与经济发展联系，那么这部书就会有更大的学术价值和意义。但是，钱穆并没有将这部讲稿，在生前整理发表，恐怕也是知道自己的研究还是存在缺陷。不过，这也是传统文史学者的通病了。
《中国社会经济史讲稿》读后感(二)：一本小书，藏着历史给我们的启示
年少时兴致冲冲地构思了一部历史小说，为了避免闹笑话去图书馆查历史资料，看到钱穆先生撰写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如获至宝，此书简练但不肤浅、干货满满但不艰涩难懂，钱穆先生把每个朝代的政府组织与政治制度以最直白简洁的语言呈现给读者，字里行间充满着沉静的力量，他像一位和蔼的长辈娓娓道来，阅读的体验非常好。
今年看到由钱穆先生讲述，叶龙记录整理的《中国社会经济史讲稿》出版，便毫不犹豫地找来看了。叶龙先生也非常厉害，他的记录让这本书读起来是稳稳的“钱穆”味道，与政治一样，钱穆先生对经济史如数家珍、拈手就来，大师的厉害之处就在于深入浅出了，每一章都很有趣，但内容非常实在。
《中国社会经济史讲稿》读后感(三)：一个关于思想的杂谈
钱穆先生一直是我所仰慕的、真正的国学大师，他对中国传统哲学、政治学、历史的研究不可谓不深厚。《中国社会经济史讲稿》实际上并非其专著，而是钱穆先生课堂讲稿的集结，它整体篇幅虽然不大，但是基本上已经囊括了中国社会经济主要的发展阶段和制度构建。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也就是说所谓社会就是人类产生以后形成的，钱穆先生谈及中国社会的的形态起源也就是从原始社会开始的，当然这一时期的社会特征并不十分突出，在这一部分他更注重的是一种学术性的考证，实际的内涵并不非常重要。相比这些我更关注的是钱穆先生如何看待子汉以后的社会经济问题，因为这一阶段也是中华民族形成自身独特文化的关键时期。从讲稿本身来看，整体的系统性还是不足的，可以发现对于制度的探究和分析，一时集中在经济制度上、一时却又转移到政治制度上，因此，对于我而言就必须从中寻找自己所关注的重点。
钱穆先生以其深厚而广博的学术素养，很清楚的看到了古代社会的核心还是在于土地的问题，在我看来原因就是生产力水平低下所致，生产力的落后使得人们不得不更加关注“吃饭”问题。然而，土地问题不仅仅是生产粮食的问题，更关键的在于土地本身的所有权、产权乃至使用权的问题，西周时期实施了统一的“井田制”，也就是土地国有制的开始。这个时期不能说社会经济是公平的，因为广大土地的所有权实际上是掌握在皇亲贵族手里的，但是至少对于老百姓而言都是“一视同仁”的，也就是大家一起穷。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升和中央集权的破坏，“井田制”也就废掉了，与此同时就产生了土地私有制的问题，当然我们必须看到土地私有极大的刺激了生产积极性，但是随之而来的土地兼并最终也会导致生产力的停滞，甚至是社会阶层之间末端尖锐，整个社会混乱且动荡不安，东汉末年的豪强、门阀之间的争斗就是典型例证。钱穆先生显然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那么就是有这样的一种逻辑，即公有→私有→兼并→公有。可能会有人说既然有这样的一种逻辑，那么这种所谓的土地制度中的矛盾不是很好解决？西汉末年的王莽其实也有自己的看法，面对土地兼并的日趋激烈，作为“篡汉”后的最高统治者，他也想长治久安因此发明了所谓的“王田制”，想通过先将天下的土地全部收归国有，再由国家充分公平的分配土地，然而这种过于理想的政策不仅遭到了豪强地主的激烈反对，更不被老百姓所接受，最终王莽落了个被众人所食的下场。这说明了问题不在于这个逻辑，而在于要看到经济发展的根本规律，在我看来经济发展本质上还是有其客观性的，政府在经济中必须扮演一定的角色，但是绝不是核心角色。钱穆先生在书中多次提及老子和道家的思想，其实这其中所谓的“众妙之门”就是大道无为的理念，经济运行是有其自身逻辑的，任何外力妄图急行干预都是违背所谓“道”的，最终也必然逃不掉失败的命运。
中国古代的用人制度也是我非常关注的，因为人是一个国家长久存在的根本，而选人用人实际上决定着国家政治发展前景。钱穆先生谈到汉朝的察举制，强调了它更加注重对人的品性的要求，很难说这个制度是完全公正的，但至少从这个时期开始选人用人是有一个相对固定且明确的标准了，这也是汉朝以德以孝治国的根本要求。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实施的时候其实也是有自己的历史背景和现实要求的，然而，这种制度只重门第，正如书中所引“上品无寒门，下品无贵族”，将社会阶层明显的进行划分，结果就是选贤用能成为一种空话，身居高位的却没有才能，最终政权会被很自然的取代。隋唐后的科举制以考试为基本手段选拔人才，虽然不能说是尽善尽美，但在公平上、贤德上基本是符合目标的，现在看来考试的手段还是较为公平的，只是对于宋以后的考试内容要有所认识，也就是考试不能成为限制思想的手段，否则也会丧失其存在的意义。选人用人的现实意义是非常强的，钱穆先生在当时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谈这个部分，我想是有非常深的含义的。对于今天而言，任何国家也必须重视这个问题，人才都是有上进心的或者说是“野心”，这种东西必须有途径得到释放，否则必然为国之祸患，这个道理却有一些人不甚明了，在一些威权国家中仍要一意孤行，在我看来其失败是迟早的问题。
我们很多年轻人在思想成长、深化的阶段更多的是关注西方思想的精华，很少有人会广泛思考中国传统的精神和经验，这是一个可悲的事情。在我看来，或许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内容，今天的年轻人可能很难理解，但并不是没有办法。诸如钱穆、梁启超、梁漱溟这样的国学大师，有很多经典的学术、思想的著述都很通俗易懂，且已经发掘出了国学之精华，对于当今的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继承民族的思维方式是不可多得的财富。
《中国社会经济史讲稿》读后感(四)：当一个民族忘记自己文化时，我们就可以去攻打这个国家
读书与识人颇多相似，这也正是全部的乐趣所在。如除过有预谋的读书计划外，我们明天将读什么书同明天将遇识什么人，都是未知的；我们会记住或忘记一些书，同于我们将会记住或遗忘一些人；某些书容易使我们想到另一些书，而有些书则是各自抱拳独立的，这又同于我们与他人相交的情景；我们会对某些书“一见钟情”，将它们印在心上，同于与人的一见钟情与铭心印象。这样看来，世间很多事物的原理是彼此相通的，想通了这点，真令人有种豁然通透、如沐春风之感。
于我而言，过往的读书印记多已斑驳模糊。类似前文这种豁然畅快的读书体验的，莫过于今年的阅读之路。我从这种不可预测而又充满奇遇的体验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充实与喜悦。最为重要的是，对一个本就孤陋浅薄的读者，2016为他开启了一扇扇热情的大门，大门内是一个个奇异、广阔无比的世界。
正如今年阅读已故的被誉为中国神话学大师的袁珂先生与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的钱穆先生，他们二人是今年读书最振奋我心的遇见，皆感“相识恨晚”。初读钱穆先生，虽受益匪浅，却不敢妄谈。故此仅谈阅读由他讲授、由他学生叶龙先生记录整理的《中国社会经济史讲稿》一书的收获。
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曾先后做过小学、中学教师，后历大学，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任教。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并任院长，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
钱穆先生
《中国社会经济史讲稿》读后感(五)：经济出了问题，不一定是经济本身的问题
经济出了问题，不一定是经济本身的问题
叶龙，师从钱穆多年。“此一讲演集，先由我一学生叶龙君记录讲辞，再由我整理润饰。”一如钱穆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三联书店出版2001年版）的序言中所言，钱穆的《中国社会经济史讲稿》也是由叶龙根据当年的课堂笔录整理出版。对钱穆的学问，叶龙毕生崇敬，“他讲一句，我便写一句。读书都跟他读了这么多年，写的字也跟他一样的了”（叶龙语），在他的印象中，钱穆无论讲中国通史或经济史，讲文学史或文化史，都有独到的见解，因为“钱师自学是从读唐宋古文开始，入门后特别喜韩愈文集与王安石的论政文，然后再进入研读二十四史，再而先秦经典，然后把经、史、子、集四大部门都研读得融会贯通”。
不以经济论经济，方能跳出“历史虚无主义”的彀中。“我们要研究中国政治史，或社会史，或经济史，只当在文化传统之一体性中来做研究，不可各别分割。在此三者之上，则同有一最高的人文理想在作领导。”《中国社会经济史讲稿》作为直接产生于钱穆在新亚任教课程的著述，不仅有新颖的视角，更充分彰显出钱穆治学的严谨与笃实。钱穆感慨“今日中国社会传统架构已被毁。而其基础，则两三千年来，深埋厚筑，急切尤难挖掘净尽。此下之中国社会，将成何态，非有高见卓识深谋远虑之士，难窥其仿佛”，讲述社会经济史，钱穆直陈弊病：“过去中国学者研究历史之缺点为：一、史学与经济学不兼通。二、用西洋历史模式结论套入中国历史中。”
钱穆不但惯从史学角度谈经济，从文化视野看中国，钱穆“做学问（还）兼顾义理、考据与辞章，三者不偏废”（叶龙语）。在《中国社会经济史讲稿》里，钱穆不但提纲挈领地论述了由史前（上古）至明清时代中国社会的经济情况与财政政策，还从纵横两个角度梳理、考察了历朝历代的土地制度、财税制度、货币制度、社会阶级等方面的起承转合，以及每一历史时期的农业与工商业、经济与社会、政治、文化、思想乃至军事、法律、宗教等领域之间的勾连互动，以明了经济盛衰、王朝兴替、政策得失。在谈到唐代经济时，钱穆不但“旁征博引、信手拈来”《资治通鉴》、《唐六典》、《唐律》、《世界史史纲》、《太平广记》、《乐府杂事》等文献典籍和李杜、柳宗元、陆贽、刘禹锡等诗词歌赋以“释疑入题”，还做到“博古、知时、达变”。
经济出了问题，不一定是经济本身的问题，而很可能是其他因素所致。就像匈牙利政治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说的，“近代以来，与经济嵌入到社会关系相反，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体系之中了。”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变化之中，制度变化维系于观念变化，而观念则植根文化。“文化无高下，制度有高低”是一种理想状态，如何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取舍，曾是钱穆那代人的人生难题，我们在当下也难以回避。同时，从《中国经济史》的体例与写作上看，钱穆不是站在经济学的角度讲经济史，而是站在整个历史的角度讲经济史。所以，尽管钱穆并非经济史专题研究者，但钱穆对中国社会经济行为规律本质的探究，以及对人类集体命运所进行的哲学探究，颇有“纵横古今”之气象。
“今日中国社会传统架构已被毁。而其基础，则两三千年来，深埋厚筑，急切尤难挖掘净尽。此下之中国社会，将成何态，非有高见卓识深谋远虑之士，难窥其仿佛。”重读钱穆先生的《中国社会经济史讲稿》，戚戚于钱穆先生的感慨，对我们反省中国经济社会所曾走过的道路，以及重新定位或寻找中国经济社会新的发展方向，一定会有许多的启示。正如钱穆先生所言，“我们治中国经济史，须不忘其乃在全部文化体系中来此表现。若专从经济看经济，则至少不足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史”，“凡读本书者请先具下列诸信念：……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尤必随附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原载《羊城晚报》《北京日报》《经济参考报》《四川政协报》，发表时有删节，转载请致电致函商洽。
《中国社会经济史讲稿》读后感(六)：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史讲稿
很惭愧的承认，虽然很喜欢，但此前对历史之了解，仅局限于历史课本上所获得的知识，简洁明了，为应试而生，因此对很多东西都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平时所了解到的史学知识，其实也大多数来源于科普性的大众读书，故事性强于学术性。而这本《中国社会经济史讲稿》有着较深的学术造诣，且所述内容并不局限于经济，亦涉及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因此对于历史底蕴匮乏的我而言，读起来是有些吃力的。
通读本书后，大意都能懂，但总体上是一个很迷茫的状态，一种【跟不上】的感觉。只了解到了皮毛而已，并没有真正领会到什么。所以便去对钱穆先生做了更深入的了解，以求能对其著作的学习有所帮助。在此建议和我一样的小白读者，读书前多做功课，读书中多做笔记。此后仍需反复再读，方能从书中习得一二。
作为当代著名的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学识渊博，贯通古今，被誉为通儒之学。
他在治学中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为己任，毕生探寻国家和民族文化永久演进的生命力，在学术研究领域，亦多有创见，为中国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不仅撰写了丰富的史学著作，还继承中国传统史学思想，对史学研究方法做了很多阐述。”
“钱穆的史学方法论思想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历史研究应该做到通与变相结合，历史研究还要做到通与专相结合；治史贵在求其特殊精神与个性；历史研究应该将考据与义理相结合。”（刘卫、徐国利《钱穆的史学方法论思想》）
钱穆的史学方法论思想是由其独特的民族文化生命史观决定的。钱穆先生一生正处于中国在西方强力文化的冲击下，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最为剧烈和深刻的时期，这种历史社会环境是造就钱穆民族文化生命史学思想体系的外在条件。由于他坚决主张以中国传统史学为本源复兴和建立中国现代新史学，轻视西方史学，反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方法的西化趋向和风气，所以他的史学方法论思想既有浓厚的传统性，又有强烈的现实性。
关于历史研究的一般方法，钱穆继承了中国传统学术贵通不贵专的精神，在此书中则体现在，与其说这是一本中国社会经济史讲稿，与其他书友持相同意见，我也更倾向于是对政治经济的通讲。
同时，钱穆先生一向重视考据，他认为，“讲历史该有考据，不能仅凭思想”，这在该讲稿中也得到了体现。这本中国社会经济史讲稿，按照编年体例，从古代氏族社会到封建社会各个朝代，对中国社会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制度进行了介绍。
虽然只是薄薄的一本，全书下来尚不足十万字，但其引经据典，殚见洽闻，非后儒所能及矣。以“氏”字意义之起源为例，书中先后以《孟子》云“得乎丘民”，《管子》云“乡丘老不通”，《庄子》云“丘里”等为考据，证何以人居于山上。
诸如此类考据还有许多，也大抵因此我真是读的又慢又艰难。只得惭愧自己读书太少。
《中国社会经济史讲稿》读后感(七)：从国学中品读社会经济史
从国学中品读社会经济史
评《中国社会经济史讲稿》
因仰慕钱穆先生在国学上的造诣，便喜欢他写的书，这本《中国社会经济史讲稿》是他在新亚书院讲授的一门课程，经他的学生整理后出版，想是对大师的一个回忆，也是让读者对大师的再次瞻仰。通篇读下来，可以想象当年大师在讲堂的风采，以及学生在课堂中的认真笔记，书中的很多观点也展现了大师对于国学、社会学、经济方面等的真知灼见，以及他对于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整体把握拿捏到位，让我们在社会经济方面对中国历史又有了一次新的梳理和认知。
在钱穆先生所处的年代，社会学和经济学在西方已经有一段时间的发展历史，在中国尚属起步阶段，更多传统学人注重的国学和历史的研究，当然还有很多人把传统的国学和新兴的西学相结合，让当时的中国文化得到空前的发展。钱穆大师不仅已经把西方的社会经济学理论掌握透彻并应用于中国研究，甚至于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已经开始研究，不禁让人钦佩他的学识渊博和虚怀若谷的求真态度。
任何一个文明的发展都掺杂着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共同发展，解构中华文明同样可以得到其中的各种元素（社会、经济以及社会经济）的认知。通读《中国社会经济史讲稿》，按照作者的观点，国家社会的学术、生产与战斗分别与士、农工商和兵相关；按我的理解，中国的社会变迁更多是围绕着“士”的沉浮，而经济变化则是“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文明的发展便有很多思想萌芽产生和发展，例如钱穆先生引用的经济思想“太上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其次与之争”，这个思想鲜明地说出了现代经济中政府与市场应该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我也尝试着从鸡蛋里挑点骨头，本书作为讲稿，没有系统的社会经济学理论支撑，使得钱穆先生的社会经济学观点并没有得到完整的阐述，在整体文章架构上显得略微松散；用朝代的变迁来讲述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和变迁，使得社会和经济两个层面的历史现象没有更好的融合，也是《中国社会经济史》上的一个不足。历史和文明都在传承中发展，期待有更多的好作品，我对钱穆先生充满敬仰，对叶老师的努力也充满尊敬。
2016-4-5
《中国社会经济史讲稿》读后感(八)：序言
余在新亚书院就读期间，曾修读钱穆老师所讲授的六门课程。在研究所时之两课不计，计有1953年的“中国经济史”和“中国通史”，1954年的“庄子”和“中国文化史”，1955年的“中国文学史”和1956年的“中国社会经济史”，一共六门课。其中除了“庄子”以外，都是史，除了“通史”，其他都是专门史。
现在于2014年自北京后浪出版公司已将《中国经济史》出版数以万册计，同年于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繁体字本，销路亦不俗。于是遂有国内新华书局来签约出版《中国文学史》，2015年夏已由余对稿毕，下半年将可出版简体字本。至于繁体字本，香港商务印书馆正在装订中，将可在本年四月率先出版。现余又将钱师讲授“中国社会经济史”整理完毕，去岁由商务副总毛永波先生偕同后浪吴兴元总经理来舍下访余，见余正整理此稿，遂要求由彼二家出版此书，本年四月初已可交稿排印矣。由于《文学史》在今年已出版，故如今年内未及出版，明年将可出版。钱师曾言：“穆意大陆终为今日，吾等在港者一归宿之所，此事已在前年与弟及新亚同人谈及，盼能常存心怀，并在学业上好作准备，先忧后乐，书生报国，惟在此。弟此行感触，即是做学问一大方向，如何转移风气人心，乃属学人大责任所在，千事勿忽。穆虽老，亦当追随努力也。”（此段钱师所言，乃其致唐端正学长一函中之一节，语见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出版之《钱穆先生书信集》）照钱师此函所言，钱师与其弟子辈均应负此责任，即是让吾等先做好学问，以备将来将学识传往内地，以作转移风气人心之用。今吾将钱师讲授各课逐本传入大陆，由后浪、新华诸书店刊印发行全国，且余又撰写多篇万字长文刊登于《深圳商报》，以介绍钱师所著上述各书稿之内容。凡此种种，亦即符合钱师生前期望。钱师若泉下有知，亦必内心感慰无已也。
今余手头尚有钱师所讲“中国通史”笔记稿一册，及未及找到之“中国文化史”稿本，二稿如能接续整理出版，则乃人生大快事也。
再说，余整理钱师“中国社会经济史”讲稿，不及两周已完成，此乃因钱师当年所讲，出口成章，故使余整理费时不多。由于原稿写于一甲子前，墨水褪色已淡，余又年近米寿，得赖放大镜看清字迹，遇有潦草褪色之字，得用两镜重叠，始能照明看清。惟全稿仍有整句未能查明之处，只得割爱舍弃。且余当年缺“漕运”一堂之讲课，此亦无可奈何之事也。一切唯有顺其自然，望读者谅之。自信记录差可准确，但难免有所疏误，再次恳请各界恕宥为感。
是为序。
叶龙
2015年4月4日
于香港青衣寓庐
《中国社会经济史讲稿》读后感(九)：以温情与敬意讲述社会经济史
以温情与敬意讲述社会经济史
叶龙，师从钱穆多年。“此一讲演集，先由我一学生叶龙君记录讲辞，再由我整理润饰。”一如钱穆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的序言中所言，钱穆的《中国社会经济史讲稿》（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也是由叶龙根据当年的课堂笔录整理出版。对钱穆的学问，叶龙毕生崇敬，“他讲一句，我便写一句。读书都跟他读了这么多年，写的字也跟他一样的了”，在他的印象中，钱穆无论讲中国通史或经济史，讲文学史或文化史，都有独到的见解，因为“钱师自学是从读唐宋古文开始，入门后特别喜韩愈文集与王安石的论政文，然后再进入研读二十四史，再而先秦经典，然后把经、史、子、集四大部门都研读得融会贯通”。
不以经济论经济，方能跳出“历史虚无主义”的彀中，“我们要研究中国政治史，或社会史，或经济史，只当在文化传统之一体性中来做研究，不可各别分割。在此三者之上，则同有一最高的人文理想在作领导。”《讲稿》作为直接产生于钱穆在新亚任教课程的著述，不仅有新颖的视角，更充分彰显出钱穆治学的严谨与笃实。讲述社会经济史，钱穆直陈弊病：“过去中国学者研究历史之缺点为：一、史学与经济学不兼通。二、用西洋历史模式结论套入中国历史中。”
钱穆不但惯从史学角度谈经济，从文化视野看中国，钱穆“做学问（还）兼顾义理、考据与辞章，三者不偏废”（叶龙语）。在《讲稿》里，钱穆不但提纲挈领地论述了由史前（上古）至明清时代中国社会的经济情况与财政政策，还从纵横两个角度梳理、考察了历朝历代的土地制度、财税制度、货币制度、社会阶级等方面的起承转合，以及每一历史时期的农业与工商业、经济与社会、政治、文化、思想乃至军事、法律、宗教等领域之间的勾连互动，以明了经济盛衰、王朝兴替、政策得失。在谈到唐代经济时，钱穆不但“旁征博引、信手拈来”《资治通鉴》、《唐六典》、《唐律》、《世界史纲》、《太平广记》、《乐府杂事》等文献典籍，和李杜、柳宗元、陆贽、刘禹锡等诗词歌赋，以“释疑入题”，还做到“博古、知时、达变”。
经济出了问题，不一定是经济本身的问题，而很可能是其他因素所致。就像匈牙利政治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说的：“近代以来，与经济嵌入到社会关系相反，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体系之中了。”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变化之中，制度变化维系于观念变化，而观念则植根文化。“文化无高下，制度有高低”是一种理想状态，如何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取舍，曾是钱穆那代人的人生难题，我们在当下也难以回避。同时，从《中国经济史》的体例与写作上看，钱穆不是站在经济学的角度讲经济史，而是站在整个历史的角度讲经济史。所以，尽管钱穆并非经济史专题研究者，但钱穆对中国社会经济行为规律本质的探究，以及对人类集体命运所进行的哲学探究，颇有“纵横古今”之气象。
“今日中国社会传统架构已被毁。而其基础，则两三千年来，深埋厚筑，急切尤难挖掘净尽。此下之中国社会，将成何态，非有高见卓识深谋远虑之士，难窥其仿佛。”重读钱穆先生的《中国社会经济史讲稿》，戚戚于钱穆先生的感慨，对我们反省中国经济社会所曾走过的道路，以及重新定位或寻找中国经济社会新的发展方向，一定会有许多的启示。正如钱穆先生曾言，“我们治中国经济史，须不忘其乃在全部文化体系中来此表现。若专从经济看经济，则至少不足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史”，“凡读本书者请先具下列诸信念：……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尤必随附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j见刊于5月8日《羊城晚报》A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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