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治经济学讲义的读后感10篇
《新政治经济学讲义》是一本由汪丁丁著作，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99.80元，页数：63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新政治经济学讲义》读后感(一)：中国人生活品质上不去的症结在何方？
早在2005年，汪丁丁就在北京大学开设了“立宪经济学”讨论班，讲授布坎南的宪政经济学思想。到2007年，又改名为“新政治经济学”讨论班，主题年年更新，内容次次不同，有不少学生连续数年选修或旁听，变成这门课的“忠实听众”与“热心聊友”，并因此收获巨大。经过了多年酝酿，最终形成了这部《新政治经济学讲义》。熟悉汪丁丁著述的读者不难发现，这部专著包含了大量了汪近年来在国内学术刊物与大众媒体上所刊文章的重要片段，以及在境外出版物和高校演说中一再提及的核心论点。
在公共政策研究基础的视角下，寻找和实施帕累托改善的机会，这是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社会职能；而在社会成员的兴趣或利益相互冲突的情境里寻求符合某种正义原则与效率原则的协调机制，则是新政治经济学家的社会职能。或者说，人类合作的全部潜在机会的集合可分为帕累托改善的合作机会和存在冲突的合作机会。而在汪丁丁研究视野里：“新政治经济学=效率原则+正义原则，或者说，这是一门关于冲突及其协调的社会科学。”
以“正义”、“效率”与“公共选择”为关键词，汪丁丁首先界定了新政治经济学及其基本问题，进而深入探讨其核心议题——正义，具体包括正义理论中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的纠缠、正义观念的发展史与社会实践，以及社会正义与公共理性、政治民主的关系等主题。同时，他还以跨学科的视域、思想史的方法，梳理了“正义”的实践智慧，最终将全部的理论探讨应用于剖析中国社会的现状与探索未来变革的方向。诚如他在序言中所言：“正义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性质——它如此重要，以致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每一个人或绝大多数人是否感觉幸福。”因此，在汪丁丁心目中，他这本著述更是一部“关于中国人怎样可以生活得更美好的讲义”。
汪丁丁的写作，往往带有很浓厚的哲学思考味。他说：“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能是批判社会，不如此就一定要感觉可耻。”比如，某甲说“我是流氓我怕谁”，其实是追问使某甲沦为流氓的社会原因。汪丁丁研究“新政治经济学”，常有所批判，他探讨“生活品质”，首先追究社会原因。汪认为，精致的生活品质取决于两大因素：是否有挑剔的消费者群体，是否有敬业的生产者群体。中国教育失败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同时缺少这两种群体。可是，中国人的平均收入确实达到了对精致生活有所需求或有很大需求的阶段。在企业家看来，这就是巨大的商业机会。“北京也确实出现了几家专业递送各类‘令人放心’食品的企业。但能生存多久？是一个问题。在没有挑剔的消费者群体（足够大从而能支持这类企业），‘猪食’和‘美食’无差异的社会，怎么可能有美食传统？更何况，造假成习俗，我们也缺少敬业的生产者。精致的生活用品，信息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有很强的不对称性。不敬业或造假成为产业惯例之后，精致的消费者要么退化为粗糙的消费者，要么加入国外的精致消费群体。”这个理论，汪自认可以解释为什么精致生活在北京是最贵的，以致成为不可能。因为敬业精神，北京最差，其次是夏威夷，最好的在东京。那么，夏威夷的酒店业和东京的酒店业，雇员工资相差不多，为何敬业程度相差很大？可见，只有把工资激励和消费者的精致程度联合在一起，才可解释此现象。
立足中国社会基本问题，关注改革前景、方向，汪丁丁最终关心的依然落脚于求解中国人的正义和幸福生活诉求。所谓“中国社会基本问题”，就是“真实社会情境内发生并长期纠缠着多数中国人，且挥之而不能去的议题”。很显然，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历的种种“困扰”和“结症”，例如医疗、教育、养老、住房、就业、物价、交通压力、食品安全……都有逼人而来的压迫感。
一个能沉下心去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学者，他解读的角度和格局必定与众不同。若问“始终是中国社会进步的障碍”？汪丁丁直言不讳：“官僚政治及其腐朽性。”
在30年的市场化改革时期，最富于企业家能力的各种群体扮演了经济发展的主角。在30年市场化的最后10年，主要由于权力寻租的激励，官僚化倾向再度占据主导位置。目前的情形是，一方面，人均收入水平已达到或超过“民主诉求”的阈值，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要求尽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这两方面压力联合作用的结果，很容易导向“福利国家”的公共政策。虽然长期而言，福利国家的公共政策难以为继。
由此，汪丁丁认为未来中国可能会有这样的两条发展道路“演化”进程：一种是依靠“世界市场”的帮助，未来几十年“民权”问题会提上社会选择的日程表。政治改革的主旨，至少在未来几十年里，应对官僚垄断利益集团加以限制——首先通过“均权”即权力的分立与抗衡；另一种演化路线，是推行“政治民主化”，通过极大地强化“民权”来压制官僚垄断利益集团。但是，这一路线要求人民有足够强烈的公民意识，要求精英及强势群体足够地自我节制，还要求有一批政治影响力足够大的“中介”得以维系社会稳定性。“中国人面对的基本问题，在社会生活领域里表现为正义问题。可是中国社会正义问题的求解，关键在于能否节制已发展到无法节制的官僚垄断利益集团。此时，借助于‘民权’的扩张，是有成功希望的一条政治路线。”
汪丁丁进一步研究还发现，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历着的许多困扰可依照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三个维度排列。最初的困扰来自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匮乏，所以那时多数中国人赞成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稍后发生的普遍困扰，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出现的“为富不仁”和“官商勾结”，以及如影随形的权力腐败。再后来的困扰，是精神生活的迅速贫困化或腐败。最后，也就是现在，来自三个维度的各种困惑演变为全民的焦虑。不论何时何地，内源式社会总体危机的核心议题似乎永远是“正义”（“toeachhisdue”意思是“给每一个人应得的”）——在这一观念最原初的意义上。
研究表明，常见的社会网络结构可有三类，分别对应于人类在洞穴时代的社会结构（人与人之间平均距离很大，熟人之间团聚性很高），在完全互联时代的社会结构（人与人之间平均距离很小，熟人之间团聚性很低），和介于这两种结构之间的所谓“小世界”社会结构。仿真研究表明，最有利于传播合作信誉的，是小世界网络。就中国的情形而言，汪丁丁发现，文化权力的网络结构，极不健康地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网络结构趋同，表现为强烈的科层化倾向。
而一个社会，如果各种权力网络都以科层化的方式扩展，就会表现出强烈的官僚化倾向，最高层次的企业之间形成寡头垄断，很容易长期维持资源和利润的幂律分布，将严重抑制企业家才能。
因此，为了达致正义，政治民主是必经之路，但民主并不能仅建立在私人利益的基础上，需要超越个人偏狭口味的公共理性作为支撑；东方的思想传统，并不缺乏支撑这种公共理性的实践智慧。所以，中国的转型，在文化层面上，需要“中西文化之有生命的融合”；在集体行动层面上，需要“探寻可以达成共识的公共政策及其表达方式”。
文/潘启雯 原载于《中国证券报》
《新政治经济学讲义》读后感(二)：（转）新政治经济学，“新”在何处?（作者：马英举）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马英举
中国的问题，还是有其特殊性的。但这种特殊性究竟是什么、在哪里、会有多大影响，混沌而复杂。对于这些问题，本书提供的思路足够深刻和清晰。相信读者在看到丁丁老师对于中国问题之特殊性和重要性的洞见后，会有豁然开朗之感。
汪丁丁教授在北京大学每年都会开一门课——新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我们都很熟悉。在官方语境里，它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区分开来。在经济学萌芽之初的一百年，它的正式名称始终带有“政治”二字。那么，汪丁丁的这门“新政治经济学”，“新”在何处？
按我的理解，第一，在西方，新政治经济学承接着古典经济学的分析传统与新政治学的问题意识，围绕着阿罗的“社会选择”思路与布坎南的“公共选择”思路展开，对政治过程进行逻辑上的理论思索和效果上的实证检验。第二，在中国，汪丁丁的这门课，着眼于中国社会百年来的变迁带给我们的“中国问题”，通过考察历史实践，为我们如何能走向一个更“好”的世界，述说理论上的可能性。这第二个思路的背后，实际上是汪丁丁为重建中国社会科学学术传统，所作持续努力的一部分。
2009—2011年的秋天，我三次坐在这门课的课堂里，身份从旁听生、注册生，到义务助教。这三年里，我在丁丁老师的课堂接触到的内容与别的课堂几乎全然不同。本书序言里说，这门课有“六种不同的开端”，不是虚言。比如，2009年，就是按照第四种思路，在介绍了基本的理论和思路之后，丁丁老师和同学们讨论出整整一黑板的热门现实议题，从环境、民工荒、民族主义，到公权力限制，剩下的时间里，结合同学的报告，探讨理论上应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有何后果，如何求解。
正因如此，这本基于2012年课堂的讲义，实际上是大约八年课程的浓缩。它与2011年出版的《行为经济学讲义》一样，具有丁丁老师组织课堂和讲义的一贯风格。为这样一部大书撰写书评，我的知识储备自然是远不够的。但因为有比普通读者更多的课堂具体情境的体验，所以希望这篇读后感能以通俗的角度阐释丁丁老师的一些思路，帮助像我一样的学生更容易理解本书。
读完这本书，是很难的。看看附赠的那本精致的心智地图集，就可知道。从2010年起，丁丁老师就开始在北大的课堂里使用iPad备课和授课。此前一直是大量手写的幻灯片，加上简单的心智地图。新技术使得丁丁老师发散的思维更加不受约束，而且探索出了一套颇有讲究的技术组合。摊开这张宏大的地图，逆时针方向的一圈，描出了课程的思路；字体越大、颜色越醒目的内容，当然越重要；继续放大，是关键文献的核心段落。对这个不断膨胀的地图的最终约束，是有限的内存和可忍受的反应速度——如果有更快的设备，他肯定会做出大一倍的地图来！如果读者对其中的局部论点都非常熟悉，很快就能明白本书要说什么。但放在这里的大部分文章和书目，都是丁丁老师从海量的研究作品里精选出来的，别处不容易见到。于是，读书或者听课便容易有这种感觉：读着读着，觉得这些思想都很有意思，但不知不觉就忘了为什么要介绍这些了。重视细节，并始终记着根本的问题意识，对讨论适用的边界保持清醒，这是丁丁老师一直强调的。
那么，哪些问题是新政治经济学关心的？简单地说，只要我们超越了最简单的个人效用最大化问题，考虑多人的共同决策，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公共选择问题。如何加总个人偏好，如何评估不同的集体决策机制，是否存在某种能评价某个机制是“好”还是“坏”的标准或原则，如何把理论上“好”的或者是“更好”的机制变成实践，这些就是公共选择涉及的问题。更进一步，个人偏好里的哪些是可以进行加总的？在相互冲突的原则之间如何权衡？本书的前六讲围绕这些问题，关注奈特、阿罗、布坎南和森这几位经济学大家，来阐释在非常抽象的层次上，我们得到了什么答案。
以上讨论中的用词，如“偏好”、“民主”、“政治制度”等，还仅仅是在常识的意义上，非常粗糙。丁丁老师深受维特根斯坦对于语言的看法的影响，因而在用词上异常精准，对核心概念都会溯本求源，常常要从中文、英文一直追溯到拉丁文或希腊文的含义。初读容易失去耐心，但细心读后会发现，经过这一番对语词意义的考证，概念本身的含义、它所包含的问题和重要性、可能的求解方向，都已跃然纸上。比如，书中第33页对“自由”一词的考证，第20、29页和第四讲前两节中对“正义”概念的考察，这些概念史的展开，几乎就是学科的发展史。
前面六讲，大致是在新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下，对上述问题的探索。尽管这些探讨是在非常抽象的层次上进行的，但课上常常会结合同学熟悉的个人问题或社会问题进行讨论，加上讲义保留了课堂师生对话的原貌，读者就不难理解该如何把这些抽象原则应用到具体情境中。
第七讲是实践智慧。在课程从抽象理论转到中国问题之前，用将近一百页的篇幅探讨各个思想传统中的实践智慧，看起来似乎有些不够连贯，但其实是别出心裁的安排。我认为这一主题的重要性有两点：
第一，在西方思想传统中，关于政治理论的思考，根本上是源于实践智慧的，它的对立面是“理论智慧”（sophia），可以理解为康德对实践理性和纯粹理性的区分，或者金岳霖概括的“理有固然，势无必至”中“势”和“理”的区分。实践智慧正是对于“势”的判断。傅高义在他的新著《邓小平时代》中，认为邓小平在八十年代总是能在重要时刻准确判断高层“气氛”，并基于此采取相应策略，这是改革得以成功推进的一个关键。这里对“气氛”的判断正是实践智慧的表现。因此，我们始终要清醒地认识到，政治实践本质上是一门“技艺”，而非“理论”，成功的社会转型，需要参与转型的各阶层具有对“势”的清晰判断，重视并尊重“常识”。
第二，实践智慧是东西方几个主要的文化传统中共通的部分，因而在这个层面，东西方可以更直接地对话并相互借鉴。主要援引余英时和梁漱溟的相关论述，丁丁老师试图告诉我们，关于政治实践，中国的官僚政治传统和“士人”文化值得重视。其次，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对个人内在世界和“自内向外”的探索的强调，对西方这样一个稳态的市场经济社会而言，似乎是解决每个人的“人生问题”的唯一出路。对于中国当下的转型，这意味着我们的教育需要重新回归对“人心”和性情的关注，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完成社会重建的过程。
最后一讲是中国社会基本问题。什么是“中国问题”？读者在最后附上的长文中能找到最详细的描述。简言之，就是中国社会当前所处的经济、政治、文化三重变迁的特征、困境以及未来可能的演化方向。由于经济、政治、文化这三重问题的交织，中国问题更具复杂性。经过多年的观察，丁丁老师的分析深刻、表达独特，读者最好自己一窥究竟。
这里想指出其中两点独特之处：第一，借助于新近兴起的关于社会网络的研究，在解释个人偏好与政治权力演化的互动之中，加入了社会网络这一更加直观的概念，使得这一思路更加连贯——个人的偏好与所处的局部社会网络相互影响，而社会网络的结构与政治权力的分布之间又有容易理解的关联；第二，当讨论转向个人的情感和精神维度时，借鉴西方的脑科学研究成果，能够更清楚地理解各种基本情感的发生机制，以及诸如集体无意识这种文化相关的特质的理论基础。
2012年，我出国读书，每周末下载丁丁老师的最新课件来读，当作额外自修的一门课。2013年，丁丁老师的这部讲义终于完成写作，出版了。我在学期的中间，断断续续地把这部讲义读完。在国外，有机会深入体验西方稳态制度的各种细节，更加认同他想强调的实践智慧的重要，也更理解他为什么总是强调这些的复杂性比我们认为的要更强。
有过国外生活体验的读者，大概或多或少都会同意，中国的问题，还是有其特殊性的。但这种特殊性究竟是什么、在哪里、会有多大影响，混沌而复杂。对于这些问题，本书提供的思路足够深刻和清晰。相信读者在看到丁丁老师对于中国问题之特殊性和重要性的洞见后，会有豁然开朗之感。此外，他的许多独特表达，也会让人有类似顿悟的感觉，比如我喜欢的这一句：“我们的‘成长’，定义是，有能力欣赏更自由的人生。”
丁丁老师说过，根本问题的特点，表现为“反复要求解答，而且挥之不去”。“中国问题”正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它带来的挑战，不管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值得我们期待。这也正是本书副标题——“在中国思索正义、效率与公共选择”——的重要之处吧！
原文地址：http://epaper.gmw.cn/zhdsb/html/2014-02/19/nw.D110000zhdsb_20140219_3-10.htm
《新政治经济学讲义》读后感(三)：中国新闻周刊：正义的中国路径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杨庆育
人类对正义的理解是多元的，就当下的公共定义，正义就是公正的道理，中国古代也有“不学问、无正义”之言(《荀子·儒教》)。汪丁丁在新近出版的《新政治经济学讲义》一书中展示的核心议题就是正义。
作者推荐的是美国加利福利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视角。该校教授艾智仁的观点：新政治经济学=效率原则+正义原则。在新古典经济学“人皆自利”的基本假设下，“一切行为都是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在众人均有这种行为时，冲突是必然的。所以艾智仁给经济学下的定义并非常规的“资源配置的科学”，而是“解决利益冲突的科学”。有冲突就必然考虑正义。贝克尔教授认为经济学假设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实现，就是人的满足感，即“自利的完整表达是幸福感”。
但就作者看来，正义感才应该是幸福的一部分，他给出的典型案例是：如果你生活在一个非常不正义的社会里，尽管你的收入非常高，你也会感觉不舒服。这说明追求的“个人利益最大化”，洛克教授给产权的这一广义定义的实现，并非正义、效率和产权实现的完美形式。由此，汪丁丁定义了幸福的三维空间，“精神生活这一维度的核心要素是自由，社会生活维度的核心要素是正义，物质生活维度的核心要素是效率”。
所以，在“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框架之内满足正义诉求的基本途径，就只能靠涉及上层建筑领域的体制改革，改革的基本方向是打破权力、机会、财富的幂律分布，从而要求生活世界从效率主导演变为理性情感主导。物质生活的效率原则与理性情感生活的心性原则间的冲突，构成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高级形态。
在汪丁丁看来，近35年以改革开放的方式来求解的中国新发展之路，其实是具有民族主义的自由精神和民主精神的强大社会功能之体现。如果我们认可作者对前一百年的分析，那么也应该有理由相信探索解决中国基本问题高级形态，相应时段大致也要百年左右，此间，社会基本问题的求解过程，将从“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的二维世界，逐渐转入“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二维世界。从时段上分析，大致与邓小平所描述的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将赶上当时的发达中等国家的水平相当。
《新政治经济学讲义》读后感(四)：让人脑筋动起来的一本书
小王送我的生日礼物，我点名要的这本书，汪丁丁的新政治经济学讲义。最近花了很多时间看这本书。比较难读，但由于兴趣在，看的蛮多了。脑科学的部分，着实有些不懂。不学经济学很多年，不知道现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可以用到大量的神经生物学实验，巨高端，可谓乱花渐欲迷人眼。
制度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张五常、布坎南，这些老熟人的东西，还是能懂一些。看了以后，也颇有些心得。
3.1 民主的条件，简而言之，第一，在做出理性的公共选择上，个人依靠的不是个人偏好，是公共偏好；第二，社会、甚至是一个家庭，对“反对派”的包容程度。
3.2 精致生活为什么那么远？一是没有足够的精致生活生产者，二是没有足够的精致生活消费者。
很多独辟蹊径的见识和观点，很多时候能有眼前一亮的感觉。看来我太久没动脑筋了。
新的心得，未完待续。
《新政治经济学讲义》读后感(五)：让人脑筋动起来的一本书
小王送我的生日礼物，我点名要的这本书，汪丁丁的新政治经济学讲义。最近花了很多时间看这本书。比较难读，但由于兴趣在，看的蛮多了。脑科学的部分，着实有些不懂。不学经济学很多年，不知道现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可以用到大量的神经生物学实验，巨高端，可谓乱花渐欲迷人眼。
制度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张五常、布坎南，这些老熟人的东西，还是能懂一些。看了以后，也颇有些心得。
3.1 民主的条件，简而言之，第一，在做出理性的公共选择上，个人依靠的不是个人偏好，是公共偏好；第二，社会、甚至是一个家庭，对“反对派”的包容程度。
3.2 精致生活为什么那么远？一是没有足够的精致生活生产者，二是没有足够的精致生活消费者。
很多独辟蹊径的见识和观点，很多时候能有眼前一亮的感觉。看来我太久没动脑筋了。
新的心得，未完待续。
《新政治经济学讲义》读后感(六)：读完只是开始
花了很长的时间，断断续续的总算读完了这本大部头。
放下这部书，感受最深还不是中国社会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案，而是汪丁丁教授的博闻强记，这本书涉猎非常广，从政治，经济，哲学，宗教学，历史学，心理学，而作者汪丁丁教授能够旁征博引，从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角度去表达他所需要的观点。对跨学科知识如此有体系的运用，在我以前读过的书中是没有的。
对于一个非专业的读者，读完之后，只觉得知识体系庞杂，涉及的知识点繁多，读完这本书只是个开始，如果要把书中列举的文章，著作研究完，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所幸，读此书不是为了搞研究或是发论文，只是为了探究关于当今社会的问题根源以及解决的方案。
对于这个问题，没有耐心的读者径自跳至第七章和第八章。
当今社会，需要这样的学者关注当下的问题，研究问题，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
《新政治经济学讲义》读后感(七)：转：新政治经济学的中国之“道”（丁建峰）
在中国，大多数纠缠着我们的经济问题乃至社会问题，都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常识，不是新知。
不过，新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内涵很广，乃是指集体选择或公共选择，套用孙中山先生的话来说，“政治”就是“众人之事”。当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集中于研究个体决策问题，例如顾客如何消费、劳动者如何找工作、厂商如何定价、如何确定产量等等。与此相对，研究在个体选择之上的公共选择或社会选择的学问，则被称为“新政治经济学”。
所谓“中国问题”
梁漱溟先生曾说，他毕生思考两个重大问题，即“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这两个问题纠缠在一起，在他长达九95年的人生历程中挥之不去。所谓中国问题，大致而言，包含着如下几层含义：如何认识传统中国；如何分析当代中国；如何探讨中国的转型路径。
汪丁丁的这部讲义，同样是他多年对“中国问题”深沉思索的一个总结。从2005年起，作者就在北京大学开设“立宪经济学”讨论班，讲授布坎南的宪政经济学思想。到2007年，又改名为“新政治经济学”讨论班，主题年年更新，内容次次不同，有不少学生连续数年选修或旁听，变成这门课的“忠实听众”与“热心聊友”，并因此而收获巨大。经过了八年的氤氲酝酿，如今这本厚重的讲义终于面世，对于有志思索求解中国问题的学人而言，无疑是件极大的幸事。
在书中，作者特别强调对“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深入思考。所谓基本问题，就是“真实社会情境内发生并长期纠缠着多数中国人，且挥之而不能去的议题”（见该书第八讲附录）。很显然，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历的种种困扰，例如医疗、教育、养老、住房、食品安全——都有逼人而来的压迫感。这些问题，无论是经济层面的还是社会层面的，并不是靠学习庄子的逍遥自在，或顿悟圣贤的天理良知就可以独自解决。
个体的善良与幸福，不可避免地依赖于普遍层面上的社会正义的实现。故而，作者反复强调，尽管表面上看千头万绪，但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正义”问题。而在经济学的语境中，正义与效率又有着不可分割的互动关系，因此，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在中国思考正义、效率与公共选择”。
我们很难用一两句简单的话概括整本书的论点，仅就笔者的阅读而言，这本书的思路是：新政治经济学的界定方式多种多样，但“效率＋正义”是最为贴切的路径；在正义理论领域，我们固然应当关注那些普遍而永恒的伟大学说，但同样要研究可以落实到生活中的正义感；任何正义或效率的目标，都需要一个社会过程加以实现；为了达致正义，政治民主是必经之路，但民主并不能仅建立在私人利益的基础上，需要超越个人偏狭口味的公共理性作为支撑；东方的思想传统，并不缺乏支撑这种公共理性的实践智慧；于是，中国的转型问题，在文化层面上，需要“中西文化之有生命的融合”；在集体行动层面上，则需要“探寻可以达成共识的公共政策及其表达方式”。
此书并不是一部公共选择或社会选择的标准学院派教科书，而是带有特殊别择的中国语境下的讲稿。
于是，我们在这本书里所能读到的，不仅仅是揭橥“正义是社会制度之首要美德”的罗尔斯，创立公共选择和宪政经济学的布坎南，主张“发展的目的是扩展每个人的自由”的阿马蒂亚•森，还包括了弗兰克•奈特、汉娜•阿伦特、钱穆、张君劢、余英时和梁漱溟等诸多思想巨擘，跨越从政治哲学到国学的诸多领域，还涉及脑科学与行为经济学。
总之，这是一个以“效率＋正义”为核心的、宏大宽广而又相互关联的理论谱系，为了便于听课学生和读者理解其思路，作者亲自绘制了六张大型思维导图，蝇头细字，五色纷呈，极臻精美，理论概念之间的连结关系以箭头标示出来，颇为方便学人理解内容，扩展思维。
返本开新
《新政治经济学讲义》的导言与各章写得都很长，铺垫得甚至有点考验读者的耐性。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和求解正义问题的艰难，便应当承认“停下来思考”的极端重要性。
作者显然认识到了这种艰难，在书中，他反复陈说求解基本问题的难度——复杂的涌现秩序一旦被逻辑地表达，其内在的新颖性就归于消失；基本问题，由于包含着一种以上相互冲突的有效思路，无法模式化地、一劳永逸地解决。作者的处理方式是：通过不断地讨论和互动，以求脱离单一视角的束缚。
于是，我们在书中读到了大量机智有趣的师生讨论和对话，也看到了回归一般思想史的努力——这是在与古人对话。通过这些对话，读者也许不能得到处理钓鱼岛问题的妙法，整治暴力拆迁野蛮城管的奇方，改善收入分配的对策，却终究可以有若干更广泛的启发。一个深入思考现实问题的人，不仅仅要连接上中国问题的“地气”，接续上宏大深刻的思想传统，也许是更为重要的事。
我们也许可以说：新政治经济学的“新”，并不是“新潮”、“新异”、“新奇”的“新”，而是相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新”，是“返本开新”之新。
本文原载于《财经》2013年第32期（11月11日出版）
作者丁建峰为中山大学法学院法学理论研究所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