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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与教育》读后感10篇

2022-04-06 03:02:11 来源: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统治与教育》读后感10篇

  《统治与教育》是一本由徐贲著作,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88.00,页数:638,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统治与教育》读后感(一):统治与教育摘抄

  ● 当教育异化为一种统治手段的时候,它是为统治权力的目标服务的。——徐贲:《统治与教育》,中央编译出版社,第2页。

  ● 现代的国民教育,当它是民主的公民教育时,可以帮助人民变得更智慧,更有自我治理的能力。然而,当它是专制统治的臣民教育或党民教育时,它却使人民变得思味、盲从,既没有自我治理的能力,也没有自我实现的意愿。我们关注国民教育,期待的是第一种,同时也需要警惕第二种,因为第二种国民教育是一种有毒害作用的“教育”,它伪装并掩盖了发明者想要支配和控制人民的权力欲望,而这种权力欲望带来的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压迫、奴役和专制。——4页

  ● 由国家来对国民从小就进行精心设计、全面控制和彻底贯彻的教育训练,并使之成为国家制度的一个部分,这在斯巴达是出于战争和城邦生存的需要,但在现代极权国家,则始于一种以权力本身为目的的统治欲。——29页

  ● 斯巴达人那种非常美好、宏大的忘我与团结精神,成为20世纪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国家”最古典的表述。它先是锻造了一个高度集中的、有铁的纪律的坚强政党,在取得政权后,又由这个政党把整个国家和所有的国民按照这个模式变成一个极权的整体。——31页

  ● 在某些国家,每个人必须向组织交代“海外关系”,“偷听敌台”、不经官方允许私自接触外国人更是会成为一桩可怕的罪名。封闭锁国,不允许与外界接触,这是全面严控国民教育的一项重要措施。——37页

  ● 每一种政体制度中的教育,都有一个与“好国民”相一致的“人”的理念。把一个孩子从小教育成人,就是培养他当一个好国民。因此,不同政体中的教育,它们的区别又都可以归结为对“人”或“人应该如何”的不同定义和理解。民主政体把人当成是自由、平等、有尊严、应该享有自然权利的个体,而专制政体则正好相反,它们以国家、政党、主义或者共同理想的名义来否定和取消这种个体人的合理性,代之以对生命个体的全面宰制和操控。斯巴达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有学识的人,更不是造就有自主和独立意识的人。它的目的是把每一个人都用同一付模子铸造成无条件贡献给集体的一个零件。每个人都必须为实现国家的目的而无条件服从权威,为此目的完全放弃或抑制个人的自然欲望和需要。这就是斯巴达教育要造就的理想的“人”。——48页

  ● 党化教育把一党的意志与意识形态强加给社会,强加给学校,既然是强加,就不需要得到社会和人民的认可。家长、教育和社会人士的批评,即使不被完全压制,也不可能使党化教育有根本的改变。学校教育制度是受政体所控制和支配的,在现代极权中,当局掌控着教育经费和人员资源的分配,校长职员官僚化、教师被赎买或者甚至学官化是必然的结果,民间批评根本不可能改变这种现,状。民间批评所持的是“自由之理”,而党化教育所持的是“党国之势”,当这二者间的冲突激烈到一定程度,必然会招致对“自由之理”重强烈的压制。——378页

  ● 随时可能发生的密告或揭发加强了每一个教师在自己思想意识上的自我审查,这种自我审查的结果往往并不是把真实的“不良”思想隐藏起来,而是干脆在某些思想出现之前就自行消除,让自己变得思想纯洁。党化教育迫使人们不断进行思想的相互纯洁和自我纯洁,它在课堂里发生之前,早就先已经在许多教师的头脑中发生了,并成为他们的思维和行为习惯。——411页

  ● 这样的党国文化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环境中的一种胁迫力量它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它的宣传无须排斥“旧的”德国经典文化,相反,它甚至能够有效地将一些经典文化“为我所用”。——486页

  《统治与教育》读后感(二):教育不是让统治者能更方便地统治

  教育不是让统治者能更方便地统治

  04/17 14:11

  季风说:“共同体成员的教育是为了帮助他们能够更好地共同生活,不是为了让统治者能更方便、更随心所欲地统治他们。”这本《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所谈论的,并非是通常意义上的教育问题,而是“公民教育”,就如同前文所说“作为共同体的成员如何更好的共同生活”,所以这里教育的还包括了一系列关于政治参与的价值和知识的教育,公共讨论和政治宣传,对于好生活、好公民的价值判断……

  这本书并没有堆积无数枯燥干瘪的理论,而是收录了上至古希腊,下到20世纪乃至延续至今的大量案例,民主(雅典、美国等)与专制(斯巴达、德国纳粹等)构成贯穿全书的两条线索,案例和解释互相穿插,从中你可以窥见两种体制是如何形成完全不同的国民(公民)教育,是如何形塑每个人的观念和生活的。此外本书还非常实用,我们在日常生活乃至网络空间的关于公共事务的讨论中,常常会碰到无数“有理说不清”的情况,最后只能用“五毛”和“美分”廉价标签一贴了之。

  而这本《统治与教育》却能帮你解开这些捆缚着我们的逻辑死结,不仅使你不必掉入两难的话语陷阱中,还抽丝剥茧的告诉你这些霸气、含混、反逻辑、少理性的话语逻辑和话语方式是如何被权力用精确的技术制造、操控和传播的,教你如何辨别它们,形成对抗极权的免疫力。1.当你因为批评官员和政府被人喷“不爱国”时你终于能够把道理拎清楚了。

  “国家”是一个由疆域、民族、历史、文化、语言、传统等原初因素形成的单一总体。这样的国家连同它的政府成为国民爱国的“自然”对象。这里的“自然”可以是不假思索的感情自然流露,也可以是由于没有其他可选择对象而不得不然的那种自然而然。

  这是你的祖国,它的一切,包括可能是很糟糕的政治制度和政府,构成一个与你自然有联系、你不能不接受的认同对象。爱需要理由,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认同,一个国家之所以值得认同,乃是因为它维护公民社会所共同认可的基本价值(自由、平等),使他们的集体存在有尊严(人权)、有道德目的(正义)、并符合他们认可的公正程序(法治、公正的政治代表机制)。

  因此,公民的爱国并不表现在一味地顺从国家权力,而在于要求和督促国家权力不要破坏公民群体所共同珍惜的东西,尤其是人的尊严生活所必需的那些民主价值。在特殊情况下,公民爱国甚至可以通过公民不服从来表示。

  2.明明有那么多不同的声音为什么我们总是看到一致通过,零票否决呢?

  3.在历史中有许多我们大多数人被迫要保持沉默的“事件”和“时刻”,很多人看起来都对过去的事情(哪怕是巨大的灾难)都毫不关心、语焉不详,沉默的仿佛失忆一般来说,很难精确预测哪些异议特别具有传染力,特别容易扩散,这就像很难预测哪种流行病菌会在哪一年流行一样。一方面,总是会有不止一种异议在悄悄传播,直到某一种突然越过了“临界点”,一下子传染开来,连时时防守者也觉得出乎意料。另一方面,制止一种异议的方法也同制止流行病相仿,无须把异议从每一个人头脑中抹掉,只要能有足够多的人停止散播就可以了,只要有足够多的人不传播病菌就可以了。那些被禁止公开谈论或讨论的历史事件,只要大多数人不再想它,不再去说它,它也就得到了控制。但是,永远也无法预料,什么时候、在哪里、会因为什么事情、又一下子会出现了多大面积的民众异见。但是无论何时出现这样的情况,扑杀的办法是一样的,那就是,让足够多的人对传播异见心怀恐惧,让足够多的人至少在公开行为中保持顺从和沉默。当大多数人不再公开表示某种异见时,异议的传播也就停止了,所以,让大多数人对某事保持沉默,是让异见从公共话语中消失的有效方法。

  5.或许你认为自己是拥有知识和判断力的现代人,不会那么轻信宣传,也许事实恰恰相反现代人是一个丧失了传统自然群体归属(家族、村落、邻里、同乡、世交等)的孤独存在。他是一个存在于陌生人群体中的原子,与他人只能结成抽象的群体联系(民族、人民、群众)。宣传为这样的原子个体提供与陌生人和遥远地方相联系的事件新闻。介入这些事件能使孤独的个人有一种与他人在一起的共在和参与感,让他觉得与他人拥有同一个生活世界,汇集在同一种情绪或感受之中。宣传瞄准的对象不是单纯的个体,而是置于群体中的孤独个体。

  6.然而即便如此,极权宣传的效果也常常与它的投入不成正比,它有着三种不可克服的内在缺陷。

  极权宣传的第一个内在缺陷是为自己设置了不切实际的目标。不切实际的目标注定只能有自欺欺人的结果。极权宣传自称代表绝对真理,并企图统一所有人的思想,它必须证明极权政权及其意识形态的绝对正确等等,并以此为理由要求所有人的绝对服从。绝对的正确必然需要绝对的权力来支撑,而绝对的权力又必然带来绝对的腐败。

  极权宣传的第二个内在缺陷是自我评估机制失灵。极权宣传表面越成功,就越无法评估自己实质是多么失败。极权宣传是一种典型的以“正确行为”代替“正确思想”的宣传。它的有效性可以从人们没有公开的不正确行为来评估,却无法从人们没有不正确思想来评估。

  极权宣传的第三个内在缺陷是,党逻辑的意识形态无法控制人对经验世界的感受。为什么连宣传干部都难以相信自己所宣传的东西呢?这是因为他们也是生活在经验世界中的人,在这一点上,他们和老百姓并没有太大区别。

  7.民主社会的宣传与极权生活的宣传并不相同。

  民主社会的“公关”式“宣传”是零碎的,根本不可能有高度组织的政权力量来作后盾。那么正常生活中“说服”和带有欺骗性的“宣传”要如何分辨呢?宣传是单向贯彻信息发送者的意图和需要;而说服则是双向互动的,兼顾信息发送者和接受者双方的需要。宣传居高临下,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随时可能在交流的某些环节上违背真实原则;而说服则必须平等对待对方,诚实地遵守真实原则;而说服则必须平等对待对方,诚实地遵守真实原则。

  宣传往往不容受众发问,因此依靠某种外部强制力维持信息的传递机制;而说服则必须容许、鼓励对方发问,双方都是自由而不受胁迫的自主主体。因此,在宣传和说服之间不只是话语样式的选择,而是话语制度环境的区别。

  8.武断、粗暴、空洞、蛮不讲理的言论方式,实质是在为愚民政策买单

  长期主导和影响中国公共言论的独语式宣传是造成中国不讲理,非理性公共语言的主要力量。这种宣传语言充斥着在报纸刊物、广播电视、大众传媒、文化产品、教育用书中,成为对民众语言的日常教育,起到了极大的潜移默化作用。它对人们事理认知,说理方式,心理期待,逻辑运用,语言习惯都有深远而持久的负面影响。

  9.细读既是学习并实践公民思想的人文训练,也是一种“自由教育”,至少让思想免受极权雾霾的侵袭说理的交流特别得借助于文字。

  逻辑谬误出现在口头话语中,因为一句接一句,往往不可能一下子“听”出来。当然,在文字表述中,如果只是“粗读”,也是读不出来的。

  所以,说理教育的一项基本的学习和阅读训练就是“细读”。细读是一种专注的阅读,也是一种开放式的阅读。细读要求读者先搁置自己的立场和想法,从写作者的角度来看他说的是否有道理,评估文本是否能够自圆其说、言之有理、论之有据。逻辑是评估的关键部分,但并非全部。

  细读还要对文本的内容有所思考和判断的,看它是否符合普遍道义原则,如尊重他人的自由、平等和尊严。说理反对极权宣传的理由不仅是因为极权宣传不逻辑、非理性,而且更是因为极权宣传的目的是帮助维护一种专制、排斥、迫害、不民主、非正义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细读的人不是一个被动的文本阅读者,而是一个以价值判断积极介入公共生活的独立思想者。

  10.要追求真正的好生活,就不能食嗟来之食

  苏格拉底说,不经过思考的生活是不值得去过的,对任何一个有自我意识和自由理智的人来说,真正的好生活应该是他自己选择、自己想过的好生活,照亮他内心洞穴,让他知道什么是好生活的光亮,无论这光亮多么微弱,都应当是他自己见到的光亮。由哲人或英明人物等所发现并强加于人民的好生活,就算确实是好生活,在蔑视人的自由、理智这一点上,仍然与人本主义的好生活背道而驰。

  拒绝威权的好生活是一种道德价值,而非是功利得失的评估结果:专制集权的好生活给一个人带来再多的物质满足、国家强盛,他也还是因为它不能给他自由,不尊重他的理性而感到不幸福,对于不幸福的他来说,专制极权的好生活就不是好生活。

  《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徐贲,中央编译出版社、三辉图书2016.1

  教育是一个美好的字眼,教育是人类的一种像饮食一样自然的需要。教育是为了让人明白道理,而不是让统治者能更方便,更随心所欲的统治他们。

  现代的国民教育当它是民主的公民教育时,可以帮助人民变得更智慧,更有自我治理的能力。然而,当它是专制统治的臣民教育或者党民教育时,它欲使人民变得愚昧,顺从,我们关注国民教育,期待的是第一种,警惕第二种。

  因为第二种国民教育是一种有毒害作用的“教育”,它伪装并掩盖了发明者。想要支配和控制人民的权力欲望,而这种权力欲望带来的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压迫,奴役,专制。

  《统治与教育》读后感(三):法治周末专访徐贲:从人文精神到人文教育

  从人文精神到人文教育

  法治周末特约撰稿隐虹

  近日,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徐贲先生的文集(包括《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增订版)《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增订版)等著作)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徐贲的写作贯穿着健全的启蒙精神。他的作品素以强大的理论阐释力和深入的现实洞察力著称,他的可贵在于,不仅授人以鱼,而且授人以渔。从思想和观念的传播,到思考方法和批判精神的养成,徐贲都有所涉猎。然而他的高产并不以“低质”为代价,以西方理论探讨中国问题,徐贲的中西结合近乎完美。

  现实关怀是不可缺少的

  法治周末:你用西方理论谈论现实问题,给人很通透的感觉。你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

  徐贲:理论对于我们思考问题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观念和思维创新的重要机制。托克维尔说,“我很害怕有一天,人们在每一个新理论里看到的是危险,在每一个创新里看到的是讨厌的麻烦,在每一个社会进步里看到的是通往革命的第一步,因此也就一步也不肯往前挪动”。

  中国思想界一直在借鉴西方的各种理论创新,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借鉴理论需要有明确的运用目标,也需要根据变化的经验和现实来不断调整。生活经验永远比理论复杂而富有色彩。

  现在有的教授“做理论”,是为了发表学术论文,为学术业绩考量添分,并不是因为真的有什么需要思考的现实问题。这样从理论到理论,确实像是贩卖理论的二道贩子。不要说是像后现代、后殖民、精神分析、释义学、解构这样的理论,就连人文教育或通识教育,也都是从概念到概念,理论来、理论去,缺少自己经验层面的关注和思考,也缺乏自己的明确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

  法治周末:这些观念是否与孙传钊先生评论你在追求欧洲传统的“知识整体性的学术理念”相关?

  徐贲:欧洲传统的知识整体性其实就是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传统。在这个传统中,学术活动离不开每个人自己的经验、认知、精神需要和思考乐趣。学术的完整性来自一个人本身的整体性。

  现在大学体制的学科划分太细,也太僵化。体制内人画地为牢,各守一隅,而体制则用刻板的量化标准来机械衡量他们的学术成就,这种情况下,确实很难实现人文主义的整体学术理想。

  法治周末:作为专注于启蒙写作的学者,你如何看待五四新文化运动启蒙,1980年代的人文建设以及1990年代至今的人文建设?

  徐贲:比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德先生、赛先生的那个启蒙,我觉得清末民初的思想解放更具有启蒙意义,也更为深刻。我特别能理解清末民初思想启蒙的艰辛。我所考虑的许多启蒙议题与那个时代的启蒙议题是非常相似的,连运用的策略和迂回手段都差不多。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呼百诺,则用不着顾虑这些。

  就拿梁启超来说吧,在启蒙的“觉世”与学术的“传世”之间,他选择的是前者。他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不仅通过大众媒体来把普通的、有教养的公众作为自己的听众,而且,他自己就是一个积极营造媒体的人。正是通过他自己创办的许多报刊,他成为他那个时代最积极和有创见的启蒙者。

  梁启超以言论起家,一生中所创办并亲自主持的报刊有十多种,运用的是一种他自己称为“新文体”的报刊议论写作方式。他找到一种适合大众媒体的文体,他的写作能适合一般受过教育的读者大众,但又不迁就他们。他在前面不远处领他们往前走,这就是启蒙。

  犬儒文化的逃避与于丹的视而不见

  法治周末:你在《颓废与沉默:透视犬儒文化》中论及了犬儒文化。你如何看待现代社会中的犬儒文化?

  徐贲:犬儒主义是一种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和国民负面心态。美国的犬儒主义是公开的,几乎一目了然;此外,还有一种权力压力下戴着面具的犬儒主义。

  公开的犬儒主义至少是诚实的,而戴面具的犬儒主义则是狡黠和诡诈的结合。戴面具的犬儒主义经常不公开表露怀疑,而且还会假装成特别相信和热烈拥护的样子。这样的犬儒主义者玩世不恭,随波逐流,最后连自己都弄不清到底是相信还是不相信。

  法治周末:中国传统道家的消极思想——尤其是庄子的,是否属于犬儒文化?

  徐贲:中国古代没有“犬儒”这个概念,即便孔子这位大儒曾因处处碰壁而自嘲说“如丧家之犬”。孔子是个严肃的人,他居然也开这种玩笑,想来玩笑在中国古代是普通常见的。

  我们可以从犬儒和玩笑的联系来观照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一些精神价值、处世方式和行为取向。玩笑——任诞、戏谑、调侃、狷狂、玩世不恭——经常是犬儒的特征,中西皆然。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已形成三种与犬儒相近或有关的文化元素:看穿和识透、逃避和解脱、顺从和接受,这三种元素都可以兼容玩笑的愤世嫉俗、玩世不恭和游戏人生,也可以方便地运用种种戏谑和搞笑的手段。

  可以说,庄子在中国隐逸文化中的地位大致相当于第欧根尼在古希腊犬儒主义文化中的地位。庄子本身就是一位大隐士,他全面总结了中国的隐逸理论,使隐逸成为一种哲学。

  一方面,庄子的隐逸包含了内心、责任和情绪,可以说是一种面对社会精神牢笼的觉醒,他否定一切世俗的功名利禄,使之不扰于心。但是,另一方面,这也让他进一步卸除了一切社会责任,使自己成为一种纯粹的自我存在。

  但这不代表犬儒主义缺乏批判。以逃避的方式,以局外人的身份,站在理想的平台上,向一切不顺眼的东西——人性、伦理、规范束缚、社会责任——投石块,这是犬儒主义批判的特征。面对雾霾,学者于丹在微博上说:“能做的就是尽量不出门,不去跟它较劲。关上门窗,尽量不让雾霾进到家里;打开空气净化器,尽量不让雾霾进到肺里;如果这都没用了,就只有凭自己的精神防护,不让雾霾进到心里。”用主观臆想逃避坏事或灾祸,是一种常见的白日梦心态,也是一种不得已的自我保护。

  问题不在于于丹有某种在一般人那里常见的心理逃避和自我保护需要,而在于,作为一位学者,她不该对此浑然不觉,更不该将此当作一种人生智慧来向世人炫耀。

  法治周末:知识分子和大众都可以批评缺乏公德的现象,知识分子在其中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

  徐贲:例如,有人批评中国厕所里经常没有手纸,因为自私自利的人把手纸拿走了。如果把厕所经常没手纸看成是一个公共道德不良和人际间缺失合作的问题,那么,知识分子则应该把这种性质的问题说得更透彻一些,也有能力这么做。

  如果某人为了私利,把手纸拿走了,那么他得到了全部,别的人就什么也得不到了。合作有利于所有人,不合作只有利于不合作的个人,这就叫“囚徒困境”。囚徒困境喻指合作规范遭到不合作者的私利破坏,严重违背一个正派社会应有的社会合作原则,如公共资源的共同利用、自然环境的集体爱护、整体社会福利的公正分配、公共道德大家遵守、公共权威一起维护。

  人类生活不能没有社会规范而存在。许多社会人类学研究提供了生动的社会规范描述,如祭祀、性交忌讳、分享食物、互利或互助的义务、对共同家园的守卫责任、对共同资源的爱惜使用、遵守公共规则等。在经济学领域里,研究者也越来越多地用“规范”这个概念来讨论合作互利、共赢而非零和的游戏、不允许搭便车等。

  规范与价值观是联系在一起的,规范影响着人们的是非和对错的观念,也是人们判断好社会和好社会原则是否被谁破坏的标准。知识分子的作用不在于批评“厕所没手纸”,而在于指出同类现象和行为后面的社会规范深层问题。

  人文教育、精英及文人气质指标

  法治周末:你在著作中对大学人文教育颇为看重。对于一名大学生,如何能通过自我训练和阅读,实现人文教育所追求的目标?

  徐贲:设置人文教育的课程并不难,但是,设置的课程是否能起到人文教育的效果,主要在于如何去教。一所美国大学为全体低年级大学生开设必修的人文教育课,每学期都需要好几十位教授同时上这门课。教授们都是来自各个系科,如果学校没有众多具有一定人文素质的教授,是不可能办到的。当然,上这门课的教授也都需要接受专门的有关教学法训练。

  初入大学的大学生,他们的人文教育需要有老师的指引,不要误导他们。例如,有的老师对学生说,阅读就是悦读,这就可能成为误导,因为人文教育的阅读是要认真严肃地提高思考和判断能力,不是在手机游戏、电视、流行歌曲、网络交友之外寻找另一种娱乐方式。

  阅读是一种与这类消遣娱乐不同的智识活动。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批判的就是那种娱乐式的阅读消遣。现实情况是,大多数学生会把阅读经典当成一件难事和苦事。老师有责任告诉他们,虽然阅读很难、很苦,但值得去做,不可以让他们误以为“不悦读”就可以“不阅读”。

  法治周末:你反复提到,斯特劳斯的人文教育是精英式的。你觉得精英式的人文教育和平民式的人文教育哪一种更可取?

  徐贲:在美国,精英教育与平民教育的区别和关系相对比较简单,因为除了好的教育之外,几乎没有别的成为“精英”的途径。所以,教育成为实现“美国梦”的核心部分。你要在社会里出人头地,成为精英社会的一员,就得接受好的教育。

  即使是常春藤名校,或其他名校,还有学费昂贵的小型私立人文学院,普通大学生接受的不是贵族教育,而是平民式教育,他们并不是一进校门就自动成为精英的。就算他们当中有的人日后成为精英,那也是以后的事情。

  美国精英阶层大多数都受过非常良好的专门职业教育。这些专业包括公共管理、医学、法律、商贸、神学、科学等。但这些精英在斯特劳斯眼里算不得是真正的精英。斯特劳斯心目中的精英是哲人,至少是思想家,但这不是美国大学人文教育的现实,也不是美国社会精英阶层的实际情况。

  法治周末:那么,怎么进一步深刻理解人文教育的本质?

  徐贲:当然,对什么是人文教育会有不同的理解和界定,但是,不管怎么界定,有一点是共识的。那就是,从人文教育不是什么,更能看清楚它是什么。人文教育不是“专门职业”,不是“技术专门”教育。技术学校培养的是普通技术人员或技工,他们不是精英阶层。

  美国社会中的精英是高级专业人才,不是政客。其实,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也特别强调专业人士对于改造国家政治的作用,称政客为“一群靠政治吃饭的无业游民”,是一群除了玩政治之外什么都不会的家伙。

  梁启超说他们“挂一个头衔,便腼然以全国主人翁自命,叫人怎么能对他生出信仰来?”相比之下,专业人士如果自己不担任公职或成为政治人物,也可向权威说明真相、为公共辩论澄清讨论范围、作出价值判断和指出社会中的不公正和非正义。

  相比之下,中国大多数专业人才只是一些拥有某种“有用知识”而待价而沽的人。在许多专门行业,如教师、医生、法官、媒体人士的职业伦理和道德出现危机时,更是很少有人会把专业人员与公共负责精神或社会义务联系到一起。

  法治周末:据李劼先生的回忆,19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是他发起的。但是,后来的讨论偏离了他的主旨。而你当时对人文精神讨论有批评意见。我注意到,你在《阅读经典》中的部分观点,与李劼的颇为相符。那么,你现在怎样看待当时的人文精神大讨论?

  徐贲:我与李劼先生的观点相符吗?他在2002年的《有关人文精神讨论及其它“合作”旧事》里说,他希望“将来的人们再谈论起人文精神时,联想到的应该是《红楼梦》、王国维,还有陈寅恪,而不是其他什么人”。

  我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想法,我联想到的恰恰是他所没有联想的“其他人”,我在《阅读经典》里特别论述的斯特劳斯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位。我并不认为《红楼梦》、王国维、陈寅恪跟我谈的人文教育有什么关联。

  20年前,我关注人文精神讨论,把它当一个公共问题,而不只是一个文人的某种“精神”问题来讨论。我写成一篇《从人文精神到人文教育》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我提出,人文精神如果要对提高国民的素质有所帮助,就不应该把它只是当成文人气质的某种指标,而应该转变为大学知识分子可以共同参与的一个教育实践目标,落实为一种在学校和课堂里有操作性的具体课程。

  张闳在2014年的《就“人文精神讨论”答客问》有一个自我反思。他说,人文精神讨论“充斥着直陈式的表态和道德教谕,不乏对话语权力的迷恋和某种程度上的道德教师的姿态。这实际上是一场徒有‘对话’形式却无‘对话’功能的‘对话’。这一倾向实际上助长了人文知识分子道德上的自命不凡和面对现实时的精神狂躁”。我赞同这个看法。

  原载于《法治周末》2016-03-01

  http://www.legalweekly.cn/index.php/Index/article/id/9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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