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时刻读后感10篇
《黑暗时刻》是一本由单世联著作，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28.00，页数：116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黑暗时刻》读后感(一)：唐小兵：穿越黑暗时刻的历史写作：德国如何反思屠犹的罪恶与责任
白俄罗斯女记者亚力塞维奇凭借《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锌皮娃娃兵》等代表性作品荣获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这些作品大多是对前苏联的个体在巨大历史变动与灾难时的命运、处境与心态的记录与书写。这在微博、微信上激起的反思之一是：我们为什么仍旧没有产生配得上我们承受的巨大苦难的伟大作品？几年前与社会学家陈映芳闲谈，她也说20世纪中国经历了太多，却并没有产生一种史诗般的文学或历史作品来铭记和书写。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张纯如在《南京浩劫：南京大屠杀》中发出的天问之一。而回头来看对二战时期德国反犹史的历史写作，却是史不绝书的，这个欧洲在20世纪最悲剧的历史时刻，不断地被引入公共生活进行记忆、反思和讨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或许因为这个理由，单世联教授潜心数年写作并出版了两卷本著作《黑暗时刻：希特勒大屠杀与纳粹文化》，从希特勒、大屠杀根源、集中营世界、后纳粹德国等多个视角，援引多种档案、回忆录、口述史、文学作品和研究著作，展现了这个黑暗时刻是如何降临到德国乃至世界的，而当这个时刻崩塌之后，其后续的阴影又是如何长久纠缠着德国乃至世界的良心的。如果我们想唤起对战争中的个人性的存在、苦难和焦虑的真切感知，那么阅读这套书就是很好的“介入”。我愿意称之为一种带体温的历史写作，它不是将历史只认作是政治的奴婢，而是要让一个个曾经活着而已然逝去的生命，成为历史的承担者与见证者，因此，可以说这是一种见证式的历史作品。
奥斯维辛之后
就笔者而言，最感兴趣的是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奥斯维辛之后”。阿多诺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句话经常被引用，但未必有多少人真切地理解了这句大白话背后的复杂含义。德国是表现欧洲文化最重要的国家之一，也曾一度是文明大国，其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深深地被追寻独特性的文化形态的浪漫主义潮流所裹挟，又在一战战败之后掺杂着强烈的寻求民族复兴、清洗民族屈辱的集体心灵动力，可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却发生了史上空前绝后的针对一个特定族群——犹太人——的大屠杀。
对于这个屠杀为何发生，自然有各种各样的探讨，而对于二战之后的德国人如何面对这个悲剧，却同样是一件极为重要的公共议题，前者思虑的重点是如何避免悲剧再度发生，而后者思考的重心是如何面对这份沉重的历史遗产而仍旧得以在人类文明世界有尊严地站立起来。一项针对挪威和以色列幸存者的调查表明：“集中营生活导致的最主要的后果，似乎就是人格的巨大改变。它使人精神脆弱，从而影响了人的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对理智的影响，尤其是对情感生活和意志生活的影响，这一切导致他们很难适应现实生活，使受害者的生活极为复杂。慢性焦虑症、经常被噩梦惊醒或彻夜难眠、白天被联想或记忆所困扰、严重的慢性抑郁、不能享受任何东西、不能与他人一起欢笑、不能建立新的适应的人际关系、不能愉快地工作或融入社会角色。总之，不能过正常人的生活，这些都是最有代表性的症状。”
已故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格拉斯在晚年回忆录《剥洋葱》中透露其青年时代曾经参与纳粹外围组织的经历，一度在德国甚至世界范围引起轩然大波：原来被称之为德国战后知识界的良心的格拉斯，双手也沾上了反犹和战争罪恶的鲜血，德国还有干净的独立的知识分子吗？其实如果细细阅读《黑暗时刻》就会明白，格拉斯的举动和言行，所折射的恰恰就是德国在二战后检讨和反思纳粹帝国历史的曲折历程。通往解放与自由的道路从来就不可能是笔直的。如何面对纳粹德国的历史遗产？是被幸存的负疚感与负罪感压迫残生（为什么活着的人是我而亲人朋友都死去？），抑或转身逃匿，视而不见，还是以人生和青春的名义积极为之辩护，或者以壮士断腕的决心诚实地面对这曾经发生罪恶的土地，真诚地反省并寻求和解之路？每个纳粹德国的“遗民”都必须面对这个议题，而如何处置这个议题事实上就决定了德国在战后究竟能够走多远，走多久，以及最终能够重新被现代文明世界所接纳。
德国的自我反省之路
此前，我们都有一种似是而非的错觉，以为德国从一开始就比日本更愿意诚实地面对自己黑暗的过去，更真诚和具有负罪感地面对曾经被它凌辱过的国民和其他民众，所以每当我们批评日本在二战侵略中国史上的刻意隐瞒等行径时，就会以德国作为反省罪恶的典范。从《黑暗时刻》的叙述和分析来看，这并非历史的事实，至少不是全部事实。德国的反省之路，同样经历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同盟国在战后德国主导的非纳粹化半途而废。单世联指出了最关键的原因是：“对于联邦德国政府来说，重要的是重建德国，尽快恢复其国家主权。为了使一个混乱的、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家恢复到某种程度的正常状态，特别需要那些有能力、有技能的人，而在纳粹德国，反纳粹的技术人员不是流亡国外、死于集中营，就是由于多年闲散和迫害而丧失工作能力，因此他们主张向前看，对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缓和非纳粹化压力，大量雇用前纳粹分子担任重要职务。”一个例证是，20世纪50年代末，联邦德国司法界担任法官和检察官的前纳粹分子多达9000余人。
事情发生转变是因为1960年代遍及欧美的激进学生运动反对美国的越南战争以及本国的保守势力，被刻意遮掩或有意淡化甚至美化的纳粹德国的历史重新浮出水面，德国年青一代人开始向父辈一代发起挑战和质问，那些隐含在历史深处的纳粹德国的罪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面对充满苦难与罪恶的过去，代际之间产生尖锐的冲突或长久的沉默，每一代人都有将自身经历美化的冲动，即使他们曾经经历的是20世纪世界上最黑暗的一页，他们也会强调这是其人生的一部分，因而也具有不可全然否定的价值，就如同中国知青作家强调的“青春无悔”一样。一些子女因此而无法原谅父辈，只能等着他们离开世界才如释重负，而另一些采取与父辈一样的犬儒态度，无视过去，得过且过，变成在现实中虚无掉历史的一群装睡的人，还有一种人采取的是放弃过去的悲观甚至绝望的态度。这些来自于西施罗夫斯基的《生而有罪：纳粹子女访谈录》的极为细腻而真实的口述故事与心情，将战后德国代际之间极为复杂的境况记录了下来。记忆历史的目的究竟何为？为了鉴往知今避免悲剧重演，或者为了追述过去为人类苦难历史留存一份证据，或者为了深化代际之间的内在的连带感，或者为了一个民族的集体自我疗伤，讲述是为了持续地清洗伤口实现和解与宽恕？
责任与罪
阿伦特在《集体责任》一文中讨论过责任与罪的区别，她认为战后德国社会所谓“我们都有罪”（对于纳粹罪恶）是一句过于轻巧、虚滑的遁词，我们都有罪其实是我们都可以卸责的同义词。阿伦特强调要在责任与罪之间做出区分，对于有罪的人就应该实施法律的惩罚，而对于责任，则是一个可持续的漫长的民族反思与人性检讨。或许正因为此，阿伦特在报告耶路撒冷的前纳粹军官艾希曼受审情景时提出了“平庸之恶”的观念，并指出部分犹太人领袖在纳粹反犹罪恶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历史正如人性，难以黑白分明地界定，而宽恕依照阿伦特之见，更需要爱的能力与勇气，也只有爱与宽恕才能破解仇恨之间环环相扣的链接，更重要的问题是宽恕只能是被侵犯或伤害的个人对施害者的宽恕，而这必须建立在后者真诚道歉的前提之上，即首先要认识到自己的罪恶。一个国家或政府是不能讲宽恕的，否则就会伤害一个社会最基本的正义。
单世联的反思也聚焦在此，文明世界应该是反暴力的，而20世纪最暴力和血腥的悲剧，却恰恰在发生在启蒙最早、也号称最文明的欧洲，他写道：“在纽伦堡法庭上，有‘波兰屠夫’之称的汉斯·弗兰克说过一句明白的话：‘千年易逝，德国的罪孽难消。’奥斯维辛之后，‘怎么可能发生这些事情’是缠绕着整个文明世界的问题，也是时刻萦绕在子女心中的梦魇。无论在历史罪责的意义上，还是在代际传承的意义上，讲清往事，承担罪责，都是父辈不容回避的，这样才能给自己画上句号，使儿女回到光明世界。而行凶者的沉默所造成的时间的坟墓，在亲情的意义上是失去儿女，把儿女拉进罪恶；在历史的意义上是不能消化过去，把往事向未来延伸。”真正重要的是需要对德国的反犹主义的历史根源与社会根源进行深度分析，并在社会层面上建立一系列防范机制防微杜渐。
希特勒《我的奋斗》给犹太人起了若干绰号：“恶魔的化身”、“雅利安血统的污染者”、“腐生菌的酵素”、“吸血鬼和吸血生物”、“娼妓和梅毒传播者”、“雅利安妇女的强奸者”、“有害真菌”、“蛆”、“投毒者”、“瘟疫”、“罗圈腿的私生子”、“发出恶臭的生物”、“寄生虫”、“真菌”、“股权交易控制者”、“说谎大师”、“异族成员”、“傀儡操纵者”等等。极权主义就是要在日常生活中构建一个敌人的形象，以分清敌我的方式彻底将对方污名化、妖魔化和非人化，进而为将后者系统毁灭提供一种道德和科学的根据，因此可以说，“纳粹主义的种族意识形态是传统反犹主义、现代种族思想与优生学的大杂烩。”
《黑暗时刻》通过对英文世界和德文世界很多关于纳粹德国幸存者和施害者的访谈、追忆、文学性作品的梳理，将后纳粹德国的社会心态的复杂性揭示了出来，尤其是施害者一方要么顽固地捍卫自己当年反犹行为的正当性，要么隐蔽地维系纳粹的那一套思想观念。比如小说《无命运的人生》中的一个主角居然如此说道：“没有什么荒谬是我们不能够自然地生活于其中的。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我已经知道，幸福，如同某种绕不开的陷阱似的正窥视着我，因为即使在那里，在那些烟囱旁边，于痛苦的间隙中也有过某种与幸福相似的东西。所有的人都只问不幸，问那些‘恐怖的事情’：然而对于我来说，或许这种体验才是最难以忘怀的。是的，下次，我应该给他们讲一讲这一点，讲讲集中营的幸福，如果别人再问起我的话。”
不被扭曲的记忆如何可能
痛苦的间隙中闪烁的瞬间幸福就被夸大、渲染和重温，而只要是人生的体验，即使是最悲痛的体验，也因为独一无二性而被证明为具有在历史与记忆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正当性，这真是人性的扭曲之才，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接触的“青春无悔”、“苦难辉煌”如此相似。所以问题的实质就不仅仅是作者所质问的“记忆如何可能”的问题，而是“不被扭曲的记忆如何可能”的问题，或者说，我们如何去认知扭曲的记忆的生成机制，及其背后所折射的人性与人心。
比如《我的母亲是纳粹》就是根据作者施耐德的亲生经历所写成，这样一个生活在维也纳养老院的前纳粹体制的服从者或支持者，总喜欢谈论过去，沉溺在可以支配犹太人的权力快感与权力想象之中。二战结束了二十五年，她仍旧认为集中营岁月是最值得纪念的岁月，依然相信“最终解决”的正确性，因为被烧死的犹太人等所谓“劣等民族”都不过是些“人渣”，理应“全部消灭”，包括那些孩子，因为“一个犹太小崽子将来就是一个犹太人”，而德意志必须完全清除这个令人厌恶的种族。有些人，包括被她轻蔑地称之为“小杂种”的孩子们，未被毒死就和其他尸体一起被扔进焚尸炉，她说起这样的事，居然还发出几声讥笑，脸上露出幸灾乐祸的神情。她在与前来探视的女儿对话时反复强调她的“全部职责只是服从命令。忠诚和服从，这便是一切”，同时她还认为自己没有权力对受害者表示同情。
“服从”看上去是一个略显消极、被动的态度，但其实相对于纳粹体制的灭绝人性的罪恶，这种服从的实质就是支持，所以反过来要追问的是：你为何支持这样一个反人性的暴力和血腥的纳粹体制？勇敢、忠诚、献身精神和履行义务，这些观念在一个抽象的层面上都是极具道德能量和美感的品质，但若其对象是像纳粹体制这样的存在，这些所谓的德性就成了罪性，日常生活中这种不加“反思”和“判断”的忠诚与服从，就成了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针对纳粹军官艾希曼的所言所行所提出的“平庸之恶”。从《黑暗时刻》里这些纳粹体制支持者的个案来看，平庸之恶往往是表象或者说有意构造的社会形象，其实骨子里仍旧是种族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大恶。纳粹桂冠法学家施密特强调“决断”对于德国命运的重要性，而反对魏玛德国议会民主制度的“悬而未决”，而阿伦特在晚年特别注意“思考”、“判断”和“行动”的重要性，决断往往是对某种观念（比如反犹主义）的一次性选择，选择之后就是行动，而将反犹思想固化成为一种民族纯化的神话，而“思考”不同于“思想”，它是一直在进行之中的人类心智活动，判断更不同于决断，它是时刻需要进行并同时自我反省的。前者很容易授权给一个类似于希特勒这样的民族领袖来操作，而后者则需要每个个体在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中时加留心，通过承担自己的自由来成为一个人，而不能在极权的暴政之中假装自己是自由的。
问题的关键就成了如何克服德国思想中的这种反犹主义病毒？思考和判断的知识基础和道德根基应该从哪里寻找？必须将德国的历史文化抛掷到一边，从外部引入思想资源和价值资源来养成一种自由、民主和多元的公共文化，还是说其实可以从德国思想的内部寻找到足够的资源来超克德国的“黑暗时刻”？这正如单世联所言，重建时代所缺少的不只是面对错误和罪恶的勇气，更重要的是缺少克服荡涤错误和罪恶的内在力量和精神资源。当代德国学者温克勒在《通向西方的漫长道路》中认为，德国不但一直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而且还是西方价值观的主要奠基者。他从历史中发现德国热爱自由民主的传统，并证明这种传统是德国传统固有的乃至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只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德国由于一系列的偶然背弃了西方，并最终发展为与西方价值观念进行对抗，这并非不可避免，纳粹不是德国历史发展的必然，只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如果这个逻辑成立，那么德国对战争罪行的忏悔、在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上对西方无条件的开放就不再是个被动的过程，而是主动向自我的回归；不是一个被胜利者改造和强加的过程，而是对自身历史资源的重新发现。
这就提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黑暗究竟是内在于德国的历史与文化传统，还是其本身只是德国传统一个病态的基因变异？笔者并不认同温克勒将之视作偶然性的错误来拯救德国人民对未来信心的做法，因为如此一来，普通的德国人和德国精英就会容易在心灵上松弛和道德上卸责，而毋宁期待德国人选择正视黑暗的真实与疼痛，只有将反犹的历史当作德国现代史上“内在的他者”，时刻加以审视与反观，或者说，正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所告诫，当过去不再照耀未来的时刻，人类的心灵就会在茫然中游荡。这种照耀在我看来，绝对不仅仅是所谓“苦难辉煌”的自我神化或民族自恋，而是从历史中汲取最深邃的精神养分，无论它来自经验或教训。就此而言，黑暗时刻，才不会仅仅是一种急于被摆脱的负面遗产，而成为不断激活历史文化传统中光明基因的存在。
单世联极为感慨地说：“记忆是现在向过去的回溯，一切都回来了，个体因此被过去所掌握；但恢复过去意味着与死亡为伍，在被残酷地蹂躏之后，幸存者只有通过忘却才能重新唤起生之希望。……茨威格可以一往情深地回忆昨日的世界，普鲁斯特可以沉醉于逝水年华的追忆，但奥斯维辛之后，记忆已不再美好、不再完整。无论文明创造了什么，只要它不能禁绝屠杀，它就永远负载着不可救赎的罪恶。以史为镜，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或许，这就是写作与记忆的永恒意义之所在吧。
《黑暗时刻》读后感(二)：单世联：从《黑暗时刻》回望黑暗年代
“文革”结束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讲话中多有“林彪、‘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主义”的提法，这或许是我最早对纳粹产生兴趣的原因。与同时代的人一样，我对纳粹的最初了解，来自美国记者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
此书中译本问世时，正是当代中国思想解放的时刻。但直到读完《党卫队》一书后，我才萌生了这方面的写作冲动。
1995年，国内有不少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言论与活动。那时我已经有“中国现代性与德意志文化”的研究计划，正力图收集、阅读德国文化和历史方面的著作。我知道自己不可能成为德国或纳粹史方面的专家，但尽可能多地认识、理解德国文化以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化思想之借镜，却是可能的。也就在这一年，我发表了《奥斯威辛的追问——从传统向现代转进中的德国悲剧》一文，其中较多地使用了《党卫队》一书中有关大屠杀的材料。在此前后，我还在广州的《岭南文化时报》《南方周末》等写了若干有关纳粹的书介、书品、书评类文字。
从五十周年到七十周年，此书写作持续二十年。在此期间，关于德国、纳粹，关于希特勒、大屠杀，我们有太多的书籍可以阅读，一个非专业的中国作者，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权。但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体会，本书就是我在阅读中的若干读书笔记。基于我的专业关系，本书主要是一种文化的阅读。所谓文化的阅读，就是我比较关心希特勒与大屠杀的文化方面。这不只是说，本书涉及纳粹德国的一些文化人物和文化行动，也是指本书留心的是与希特勒、大屠杀相关的行为风格与思维方式。美国哲学家罗蒂（Richard Rorty）在谈到“文化”意义时，区分了这个概念的a、b、c三个意义，其中“文化a仅仅是一组共享的行为习惯，一组能够使单个人类共同体的成员和睦相处并和周遭环境和睦相处的行为习惯。在该术语的这个意义上说，每个兵营、学术部门、监狱、寺院、农村、科学实验室、集中营、街市和商社都有它自己的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希特勒文化”、“大屠杀文化”、“集中营文化”等，也是当代文化理论研究的当然课题。
希特勒与大屠杀本身就是德意志“文化”的结局之一。
纳粹要员汉斯·弗兰克在纽伦堡的绞架下面，说了一句名言：“千年易逝，纳粹罪孽难消。”生活在全球化、消费化、网络化和娱乐化的当代，重温这一历史的黑暗时刻，当然有吸取历史教训、分析“文化”功过的考虑。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波旁王朝复辟，一个自由派贵族在1815年维也纳舞会上，对那些翩翩起舞的权贵们喝道：“你们什么都没有忘记，什么都没有学会！”每当我阅读纳粹德国时，这句话总时时回荡在我的耳边。忘却过去就是背叛，但记住了过去就能克服过去吗？历史一再表明：人类似乎很少从过去的灾难中学得聪明一些。
七十年的时间不算长，但它足以使作为一种“文化”的希特勒与大屠杀成为过去，仿佛已很遥远。纳粹罪孽千年难消，我们需要面对、需要应付的问题太多了；世界永远不会忘记希特勒及其制造的灾难，我们可以从中获取教训的事件太多了。但除了专业学者或对这段历史特别有兴趣的读者，大多数人都不会开口“希特勒”闭口“大屠杀”。今后我或许还会再写作此类文字，但已经不为了纪念多少周年，而只是一种个人兴趣了。
以“黑暗时刻”作为书名，本意是指这里所述的人、事、物只发生于纳粹德国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社会环境与文化背景之中。这当然不错，但也包含了一些陷阱：似乎暴政和邪恶只是个别的、非正常的，似乎可以把人类的历史一分为二地切割为“黑暗”和“光明”两个对比鲜明的阶段，似乎人类已经把这样的事件有效地阻挡于眼前的时间与空间之外，似乎人类已经走出了黑暗进入光明，等等。所有这些“似乎”其实都不可能得到理论和实践的证明。尽管如此，我仍然觉得，纳粹时代确实是历史中的黑暗时刻，希特勒与大屠杀有其独特性。人类的现在和未来不可能通体光明，但希特勒和他所主导的大屠杀确实不大可能重演。这是值得庆幸的，人类“文明”已越来越多地融化、渗透到各种“文化”之中，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黑暗时刻”已经过去，各种文化都在日益文明化。
（原载《羊城晚报》2015年10月11日）
《黑暗时刻》读后感(三)：爱在纳粹蔓延时
谈论一些看似熟悉的话题是需要勇气的，因为这可能使谈论者陷入同语反复或陈词滥调的窠臼中。纳粹，或许就算是这么一个话题。关于纳粹德国的书、文章和影视作品早已汗牛充栋，我们可以谈论纳粹德国的反犹主义，可以谈论希特勒的畸形性格，可以谈论大屠杀的残暴无情，可以谈论集中营的惨绝人寰……但除此之外，我们还知道些什么？
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德国与其说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头法西斯主义巨兽，不如说是一种由种族主义极端意识形态化后形成的特异文化共同体，它更像是极权主义体制下的多棱镜，映照出繁复的历史面向。单世联的《黑暗时刻：希特勒、大屠杀与纳粹文化》在跨学科地综合多种史料、体验和反思的基础上，全面、立体地阐释了纳粹文化的多样性。更难能可贵的是，它还为广大读者拾掇、连缀出一帧帧细节饱满的分镜头，以在场的姿态还原了纳粹时期许多不太为人所注意的历史罅漏，令纳粹文化不再标签化和脸谱化。非常岁月中的幽微，往往更能洞察宏大历史背后的复杂面影。
这里，我想谈谈书中所描写的纳粹暴政下的情与爱。爱情，是人类最纯然的天性之一。在和平时期，人们有充分的权利追逐他们的爱情，并从中获得美满和幸福。但在纳粹时期，这个糅合了政治、种族、战争、领袖意志的特殊时期里，爱情的可能性与道德准则受到了空前的挑战，它的浮沉直接彰显着极权主义体制下文明人类的命运起伏。
在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时代里，作为精英阶层的知识分子间的爱情也难逃政治的缠绕。海德格尔和汉娜•阿伦特，这两颗20世纪思想界最耀眼的明星，曾在纳粹掌权的前后共同谱写了一段传奇爱情故事。他是她的老师，从在教室见到她的那一刻起，便爱上了她。她是他的学生，她深深地折服于他深邃的思想和大师的魅力之中。但二人的爱情，并非通常道德意义下所首肯的关系。海德格尔有家室，且在认识阿伦特之前，便与另一名犹太少女保持着男女关系。在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体系里，前现代的人性淳朴、日耳曼人的顽强和种族纯洁等纳粹观念始终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因此，虽然海德格尔承认其巨作《存在与时间》的写作灵感源于阿伦特的激发，但他一直将其与阿伦特的身体结合狭隘地视作一场种族幻梦——使卑微的犹太人融入到高贵的雅利安生活之中。这种愚蠢的政治理念，即便在纳粹倒台后以及阿伦特蜚声国际之时，仍顽固地影响着海德格尔。而相反的是，阿伦特则认为爱情是反政治的。纳粹上台后，二人曾因政治观念的不合而分道扬镳。但50年代以后，当海德格尔处在人生低潮之时，却是阿伦特宽恕了他，不但处处为他辩护，而且还为他的著作在英语世界出版而奔忙。无论是海氏政治化的爱情观，还是阿伦特反政治化的爱情观，在它们的头上我们始终能清晰看到纳粹幽灵的身影。纳粹的幽灵令爱情变得不纯粹、不彻底，令爱情仅能委身于所谓的“信念”之下。
如果说，知识精英间的爱情在纳粹时期尚且表现得如此艰难，那么作为通常意义上最卑微的集中营囚犯，他们还有爱的权利和空间吗？答案是肯定的。集中营的囚犯每天都在与死神对抗，保命似乎成了他们唯一活下去的目标。但是，集中营里的生活并非如我们一般所认识的那样铁板一块，在其中尚且有一些喘息的缝隙，使爱情得以萌芽。来自波兰的“上等囚犯”尤莱克在粮仓劳动队认识了年轻漂亮的犹太女人希拉，很快两人便坠入爱河。为了躲避死亡，以后过上正常的婚姻生活，他们决定逃出集中营。尤莱克通过各种在集中营内的人脉关系，冒险弄到了一套党卫队的制服及通行证。1944年7月21日的下午，尤莱克在阁楼上换好装束后，以带犯人审讯的名义带走了希拉，并顺利通过了岗哨。虽然在逃亡的路上遇到了一些险情，但总算顺利地逃到了尤莱克的家。正当大家以为他们俩的幸福生活就此开始之际，没想到尤莱克的母亲却因种族偏见要求希拉离开。无奈之下，他们只好暂时分手。尤莱克参加了游击队，而希拉则寄居于一名农民家。因为一些阴差阳错的误会，他们最后还是错过了对方。这一场幸存于种族灭绝边缘的逃亡之爱，到头来还是因种族偏见而澌灭，令人不胜唏嘘。以生命换来的爱情，却被一种与暴政合谋的意识形态所击垮，从中不得不承认的是，纳粹文化形塑的不单单是一种时代病症，更可怕的是，它拥有着重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强大扭力，使人们不知不觉地陆沉于早已设好的彀中里。喜或悲，皆在魔掌之下。
当纳粹蔓延，爱情仍在继续。但纳粹蔓延时的爱情是畸形的，因为作为爱情依存之地的人性早已沦陷。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纳粹罪恶的可怕之处在于，它不仅能使人当场毙命，而且更使人的精神慢性中毒。
《黑暗时刻》读后感(四)：刘广伟：思考历史，思考黑暗
齐邦媛曾在《巨流河》中说：“二十世纪，是埋葬巨大悲伤的世纪。”那场史诗般的灾难，它是黎明前汹涌的浪涛，冲刷着殉国者的血、流亡者的泪，卷走了亲人与欢乐，没收了信仰和未来……唯独留给无辜人的，是一段无法抹去的悲痛记忆。“今年，是全球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所以是“纪念”而非“庆祝”，也许是因为，即便穷尽人类全部的生活经验也很难想象，“胜利”会与“悲伤”划上等号：那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
黎明前的黑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黑暗吞噬了黎明。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著名文化研究学者单世联先生，在新书《黑暗时刻：希特勒、大屠杀与纳粹文化》（广东人民出版社）中这样解释二战的黑暗：“人类启蒙，期盼的乌托邦，随着希特勒的纳粹主义而幻灭了。德国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确实是崩溃了，但随之而来的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社会主义，而是希特勒的纳粹主义。”文明的乌托邦在屠杀与炮火中倒退为野蛮，进而如马丁·杰所证：“文化大厦是建筑在狗粪上的。”引导我们通向未来的文化竟成了屠杀的帮凶！难道还有比这更黑暗的时刻吗？
文化是如何帮助希特勒建立极权并引发这场灾难的呢？纳粹极权的建立主要倚傍意识形态宣传和集体组织，前者需要利用文化艺术，后者需要利用节日庆典，更多时候此二者是同时发生的。如书中所述，希特勒精于演讲，纳粹需要动员广大群众，所以纳粹的一个重大发明，是周期性地、不停顿地组织各类大规模集会以宣传纳粹主义、制造个人迷信。除了希特勒堪称艺术的演讲，音乐、绘画、电影等艺术作品也在意识形态宣传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比如，著名电影艺术家莱妮·里芬施塔尔的《意志的胜利》用艺术的手法将1934年的党代会描绘得庄严澎湃。在这里，电影的作用不仅是记录，更重要的是通过艺术形式建构起一个乌托邦、一个政治神话，以鼓动集体的无意识狂欢。作者认为，政治审美化的后果之一，是艺术的政治化；其次是全民武化；再次是身体规训；最后是对原始和野蛮的美化。
此外，节日庆典也是他们建立极权的重要手段：“任何一个参加过纽伦堡集会、被响彻云霄的‘万岁’震撼过的人，都会感到强烈的情绪气氛和身心冲击。”节日的狂欢成功地使现代性的个体联合起来，把屠刀交到他们手中，让他们挥向自己的同胞。然而，正如莫娜·奥祖夫在《革命节日》中所述，“革命的节日狂热乃是一部充满失望的历史。”“在这种情况下，节日不过是在虚假地欢庆天下太平与和衷共济。节日变成了一种伪装：其使命是掩盖凄惨的现实，其本身成为镶贴在凄惨现实上的装饰。”狂欢不可能是历史的常态，它终将归于平静；极权不可能是政权的保障，它必定走向毁灭。诚如作者所言：“纳粹德国并非极权主义国家，而是极权主义国家的一幅讽刺画。”
纳粹大屠杀标志着西方传统价值与文明规范的瓦解，因为启蒙倒退为野蛮，文明与暴政共存。但文化艺术并不天然指向恶，也不天然指向善；它像火，可以焚毁世界，也可以成就文明；它不会消失，也无法回避，关键在于使用它的人。“‘奥斯维辛之后’继续原来的诗歌是野蛮的，因为它无视大屠杀的存在。但‘奥斯维辛之后’仍然有诗歌，这是一种新的诗歌、新的语言。”因此，人类的下一个黎明并不是文明的乌托邦；面对文化艺术，我们需要更加合理的意义建构。
单世联先生说：“忘却过去就是背叛，但记住了过去就能克服过去吗？历史一再表明：人类似乎很少从过去的灾难中学得聪明一些。”文明人类需要做的，并非只是铭记这段历史，而是应该更加积极地参与它的意义生产。
《黑暗时刻》读后感(五)：刘涛：走进黑暗历史的深处
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在《日知录•九经》中说过，《仪礼》作为“三礼”之一，虽然长期被视为“仪法度数”的本经，但从王安石变法起就被排除在科举考试的指定书目之外。研习《仪礼》者人数稀少，“在宋已为空谷之足音，今时则绝响矣”。顾炎武赞同朱熹的说法，认为科举考试弃《仪礼》留《礼经》的实质是“遗本宗末，其失已甚”，而且对后世的学术研究危害极大，“苟便己私，用之干禄，率天下而欺君负国，莫甚于此。经学日衰，人材日下，非职此之由乎？单世联先生的新著《黑暗时刻：希特勒、大屠杀与纳粹文化》上下两卷，煌煌百万言，出版于全球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其对于中国学术界研究、反思那些已经写进历史教科书的“黑暗时刻”所具有的意义、价值即有类于顾氏所说的“空谷足音”。一方面，尽管文以载道、文以化人的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可谓根深蒂固，但真正从文化根源的角度对类似“黑暗时刻”——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的形成等问题进行深入解析的著作在中国委实还十分难得、稀少。另一方面，该书融历史叙述、理性反思、情感体验为一体，寓细节铺陈于宏大叙事的写作方式也很容易使读者体会到在由“黑暗”历史与复杂现实这两座大山围成的“空谷”中，任何深入谷底深处的探索者，他的脚步声都会因为谷壁的蜿蜒、曲折甚至重叠而经历多重、多次的“反射”与“吸收”，相互加强后所形成的就是各种既传之弥远又在响度、音调、音色等方面富于变化的“混响”。
对于目前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来说，虽然以文化来解释、影响、引导社会变化的重要性已经受到广泛认同，但该理念在具体学科领域（如民族学与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和现实社会发展中的践行情况却不能说已经差强人意。以专注于文化问题的民族学与人类学为例，正如马戎在《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选题与思路》一文中指出的，由于缺乏兼有理论深度和宏观问题意识的研究视角，“现在我们见到的不少调查报告及在调研基础上完成的论文，调查设计和数据内容相似，结构雷同，了无新意，在相关研究领域中只能算是简单的重复劳动。”在文化产业（包括所谓文化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圆明园、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等与中国历史上的“黑色时刻”有深切关联的景点在年接待人数上已经远远超过奥斯维辛集中营和柏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但同时也还有许多的遗址、博物馆、纪念馆并未落实免费开放，或者没有在如何带给参观者深切的文化体验、激发参观者内心深处对自由、正义、公平、法治的强烈共鸣方面下很大功夫。单世联在《黑暗时刻：希特勒、大屠杀与纳粹文化》中广征博引，分析的笔触深及“民族国家建构的迟滞”、国家哲学与民主哲学通战后德国重建民主的关系、“文化消毒和民主普及工作”、纳粹文化对后现代的影响、如何对待有“污点”的文化名人和文化产品等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对于开拓文化研究的新领域、推动有关学科的研究范式创新、把继承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落实在文化产业的现实发展中、使厚重的文化资源能够在与文化自信、文化治理、文化创造等重大时代命题的相融相通中被“活化”无疑会起到积极的作用。然而，其最直接、最显著的效应或许还是要体现在历史学研究中。
对于历史学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和价值，马克思曾做出过如下精准的评价：“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当人们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也经常需要向历史传统、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去寻求支持和帮助。当代，著名宋史学者邓小南在谈到宋史研究新方法、新视野的建构时也曾明言：历史演进的真实过程乃是一系列并非唯一合理，很多情况下甚至是不合理的选择的结果，“正是因为有很多可能性，所以对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才有必要回过头去观察，当时如何选择，动因何在。……各种成功的、惨痛的经历的积淀与反思，应该增进后人的智慧，在历史的关键时期理智清醒地做出选择。”。仅就向公众展示历史选择形成的复杂性，吸引更多人关注对“黑暗时刻”历史的探索成果来说，《黑暗时刻：希特勒、大屠杀与纳粹文化》的重要意义则至少会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研究的角度。实事求是地说，虽然中国当下以水旱蝗灾、大饥荒、文字狱、军阀混战、烟毒、流民、文化大革命、武斗等为主要内容的专门著作在数量上应该并不算少，但从文化角度深入剖析这些历史事件发生、发展机制的情形也的确还属稀有。许多研究在描摹相同类别的历史事件时大多是按时间先后进行铺陈，在分析具体事件发生原因时则往往会有意或无意地忽略文化因素的作用与相似事件之间的文化关联。这类著作看似条理清晰、简单直白，但在缺失有深度的文化分析之后，面对惊人相似的“黑暗时刻”在历史上一再出现时则明显缺乏解释力，既不能引人信服，也难以使人对“各种文化都在日益文明化”（P1122）产生深切的正面体验。
中国的历史学研究有两大历久弥新的传统：一是常用“春秋笔法”，“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二是突出历史对现实政治的作用，注重“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司马光主编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这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标准。对照该标准，这两种传统在性质上显然都不应归属于唯物主义的范畴，与当今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也并不一致。但直到今天，上述两种传统对中国的历史学研究、历史题材艺术创作的影响都还依然强大。为了彰显中国历史的光荣伟大、传统文化的优秀卓越，多讲国家历史演进中的辉煌成就、盛世繁华、英雄伟绩、人文壮举、学术思想、科学贡献，少提或不提大屠杀、大饥荒、内战、大疫病等黑暗时刻；亦或者采用“隐恶扬善”的曲笔，尽量多记有益的事情.不利的即使无法完全舍弃，也应加以隐讳，此类现象的存在仍是十分普遍。就此而言，《黑暗时刻：希特勒、大屠杀与纳粹文化》依据某些代表性文化人物、文化行动以及政治领导人的行为风格、思维方式展开研究的思路可谓给深入开展对“黑暗时刻”的历史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具有现实可行性的路径。
作者在承认文化重要性——“对以‘文化民族’自居的德国人来说，尤其如此。”——和“文化解释并不全面”的基础上，通过综合多位知名纳粹研究者的成果，聚焦于文化和社会、政治、经济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针对具有“不可解释性”的纳粹大屠杀提出了发人深省的独到解释，将汉语学界的大屠杀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主要观点有：“任何社会只要缺乏民主和保护自由抗争的机制，民族主义的高涨和激发起来的民族仇恨通过‘累积激进化’的过程就会导致纳粹主义。”“但大屠杀并非只与文化传统有关，把这种传统激活、由观念走向行动，这不是文化自身的效果，而是纳粹集权体制使然。”“‘修正主义史学’对希特勒的宽容和理解，在历史上会使纳粹大屠杀淡化为普通历史的一部分，在政治上是为纳粹暴行做辩护，但劳埃特的研究至少告诉我们，纳粹反犹不同于历史上的或其他国家的反犹，它与20世纪的欧洲政治生活密切相关，有其新的内容。”“仅仅现代性，还不足以解释纳粹的屠犹行动。狂热的民族主义、封建主义的生活习惯，浪漫主义的日耳曼崇拜、无条件服从的权威心理与现代技术效率、冷酷无情的权术相辅相成地融合在一起。”“全面反省大屠杀，需要充分认识德意志现代性的特殊性，即德意志文化的野蛮性。……没有某种原始的、野蛮的力量支持，大屠杀不可能实施。”等等。（序言，P557-560、571、612、613）
其次是材料的选择。《黑暗时刻：希特勒、大屠杀与纳粹文化》中除了参考、借鉴众多历史学家、哲学家的论著和当事人的回忆录之外，还大量引用了小说、电影、话剧等分属不同艺术形式的文字和影像资料作为论据。传统史学认为只有官方编撰的档案文献才是最珍贵的史料，凭藉这些“第一手”的材料就可以写出信史。但恰如首先在汉语学界提出“影视史学”的张广智先生所言，客观存在的历史与复原的历史之间永远是一条渐近线，19世纪法国大史学家米什列说历史是过去的复活，“此论实在是自欺欺人，即使有人真心这样想，也只可能是一种无法实现的梦幻”。必须注意的是，“人物与事件总是生动的、复杂的，总是与特定时空中发生的一切息息相关的，而无论是当时的档案还是后来的记述，都是把活的人事凝固化、简单化。所以，‘言不尽意’永远是我们走进历史、回到现场所无法绕开的障碍。”而“历史的模糊之处正是文艺的用武之地”。（序言，P466）
为厘清德意志文化传统在大屠杀中起到的真实作用，使读者能够充分理解“纳粹运动是大众运动而非少数几个恶魔对大众的操纵和挟持。……纳粹的追随者、服从者和受益者，他们组成了希特勒的群众。”，“纳粹大屠杀不是原始时代人命如草的部落残杀，不是金戈铁马的战阵厮杀，而是党国权力和工业化组织的紧密合作，特别讲究科学和效率的现代作品。”，“在政治落后、经济落后、文明落后的背景下，德意志虽有自己的启蒙运动和民主传统，却未能走上与西方其他国家平行的民主化道路。”等复杂的历史现象，（P193、572、640）应该并且也能够从相关的文艺作品，特别是那些兼具历史书写的科学性与叙事的艺术性、具有直击心灵和摄人心魄魅力的名家名作寻找到帮助。如书中涉及的《辛德勒的名单》、《朗读》、《钢琴师》、《穿条纹衣服的男孩》等反映二战期间犹太人被隔离、屠杀的影片及其原著小说因为获得奥斯卡等著名影视奖项而广为中国民众所知。另外的一些文艺作品，虽然知名度可能不如前者，但在论证作者观点的重要性方面却也并不逊色。
在第五章“希特勒的群众”中，作者详细介绍了剧作家克劳斯•曼于1936年创作的剧本《梅菲斯特升官记》中的主人公——演员赫夫根。他最显赫的艺术成就是出演《浮士德》中的魔鬼梅菲斯特，他最明确的生活目的则是利用一切手段往上爬。“赫夫根具有和纳粹德国完全匹配的、“这个社会所特有的虚假的威严、歇斯底里式的热情、自负和玩世不恭的态度以及廉价的魔力”。他随机应变，善于在复杂的政治境遇中维持自由选择的空间，不到最后一刻，不把自己跟任何政治势力绑在一起。”他永远在演戏，到处在演戏，而其收获就是纳粹革命成功后，获得好处的是前共产党人赫夫根，而不是那些基于个人生存的需要积极投身纳粹运动的“正直者”——包括赫夫根的同事，为纳粹奉献过斗争过、希特勒上台时流下过“幸福”的泪水的米拉克斯。而小说《女纳粹的觉醒》则通过剖析三个青年女性参加纳粹党的不同动机揭示出纳粹运动何以对普通群众产生强大吸引力的原因，“主要是基于个人利益考虑的随大流，是普通纳粹分子的普通选择。”。（P193-211）
还有德国著名作家西格弗里德•伦茨创作的长篇小说《德语课》，记述了少年犯西吉•耶普森被关进单人牢房，罚写作文《尽职的快乐》时回忆起当乡村警察的父亲恪尽职守、一丝不苟甚至创造性地执行纳粹当局的命令——禁止画家南森作画，甚至在纳粹垮台、禁令解除后仍在继续搜寻并烧毁画家的画作。父亲的理由是：“一个人必须忠实，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哪怕情况发生了变化。我说的是一种自己认可的职责。”在父亲身上，集中体现了康德所说的“德国人在所有文明民族中最容易并且最持久地服从他们所隶属的政府，并且对于采用了的制度，最远离革新的欲望和反抗”。而父亲的行为也提示我们，近乎奴性的无条件的服从、无条件忠诚的心理和行为，“正是纳粹极权体制得到建立并维持的前提”，“如果在纳粹8000万公民中，真正为恶的、掌握各种权力的只有100万人左右，那么余下的7900万普通公民，大多是以这种服从和忠诚来支撑着纳粹的，而且这种服从和忠诚并未因纳粹垮台而消失。这就意味着，对纳粹的批判，不仅仅是对纳粹暴政的拒绝，还需要对这种民族性格进行反省。”。（P202、211-219）
第三是表述方法。因为善于围绕某一特定中心将众多纷纭杂陈、看起来毫不相干的著作、论说、回忆、杂记、采访组织在一起，从一个对自己较为有利的角度出发展开讨论，单世联曾被陈家琪称为“调遣材料的高手”。他的这一特点在《革命人》和《中国现代性与德意志文化》中就已显现，在《黑暗时刻：希特勒、大屠杀与纳粹文化》中则有了更新的发展，于宏观反思、整体分析的同时也兼顾了描摹社会生活的细处来以小见大、见微知著，既避免了落入空对空的泛泛而谈，提高了书籍的可读性和易读性，也使作者对大屠杀的文化解释显得更加全面、圆满。
如：小人物的精神状态、命运沉浮在解析大的历史事件时常常是被忽略的话题。在本书中作者却提出了“大人物必要，小人物也必不可少。”的观点。（P157）他把希特勒身边秘书、副官、管家等工作人员对希特勒的记录、回忆和评论单列一章（第四章），认为“暴政之下，小人物受害最深，如果没有可以信赖、可以依靠的伟大元首，他们的生活信念又如何能保持？小人物可怜，但希特勒是因为这些可怜的人才伟大的。”。（P189）而在第五章“希特勒的群众”中，也是着重从医生、面包师、普通纳粹党员、乡村警察等小人物的视角来阐述大众对纳粹运动的感受及参与。又如：“米斯堡的生活小品”一节描述的德国村民招待、帮助犹太囚犯、纳粹看守把囚犯不得已的行为说成是法国人毛病、苏联海军中尉请法国犹太人抽烟、趁火灾偷喝啤酒、保护破鞋等集中营里的生活场景展示了“人性在这里被扭曲、被扼杀，但集中营也有人性的光辉，也有人性的机智、幽默。”。（P784-791）
另外，作者认为，纳粹德国日常生活的特点即在于它的政治化，“就是一切都可能与政治、与国家密切相关，就是到处都有‘领袖像’、时时都在喊‘万岁’。”。这方面的最突出表现之一是“希特勒问候语”——口号“希特勒万岁”加上一个摊开手心、伸展右臂举至眉梢的动作——在1933年7月成为公务场所的官方问候语，并迅速覆盖德国社交文化的全部。“希特勒问候语”体现了纳粹交往制度的核心要素，是党/国权力和意识形态实践的一种途径。它之所以能被德国人自觉自愿地接受，不只是因为害怕或消极地服从，还源自一种对民族强大和克服民族自我意识危机的深切渴望。相比之下，在纳粹时代就已广为传播的“可笑的元首”之类的漫画——画中希特勒被描绘为小个子、大喊大叫的狂徒或小尺码独裁者，对帝国领导层不敬的笑话却会使读者感受到赫尔佐克所说的，“德国人绝不是宣传机器的任人摆布的牺牲品。广大阶层其实那时就已看穿了戈培尔及其同伙对他们玩弄的鬼花招，然而这还是无法改变一个事实——他们的国家在很短几年里就被卷入了一个充满罪行的漩涡里去了。”。（P252-283）
显而易见，人类文明发展、社会进步的过程绝不可能是按着既定的详细坐标亦步亦趋、畅通无阻。在摸着石头过河时难免误入可以没顶的深水区，在寻找正确道路时也必然会产生歧路亡羊式的焦虑与困惑乃至不得不经历曲折和反复。而更不应该被忘记的是，当历史事实被刻意歪曲、遗忘、忽略之后，非但历史发展的真正规律终将被遮蔽，从历史过往中寻找现实镜鉴的努力也必定会徒劳无功。作为国内文化产业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之一，单世联先生长期致力于西方文化产业理论、文化生产理论、中国现代思想史的科研与教学工作，既不惮于对复杂的现实问题作出独立的、具有前瞻价值的“理论”回应，在其一系列相关论著中也始终保持了极富个人色彩的浓烈人文情怀。2011年3月，他的《中国现代性与德意志文化》一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被誉为近年来关于中国现代性探究中少有的上乘之作，“所谓上乘，并非仅仅指史料的丰富、论述的有力，而更在作者的问题意识非常切中时代的要求”。四年半之后，《黑暗时刻：希特勒、大屠杀与纳粹文化》也是甫一推出就已受到诸多名家的好评。有理由相信，《黑暗时刻：希特勒、大屠杀与纳粹文化》的面世不仅有利于向中国读者展示纳粹现象的全部复杂性，可以加深他们对纳粹文化兴起、发展、消亡的历史过程及其不同侧面的了解；更会激发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严肃地面对人类历史上那些被遗忘、忽略的“黑暗时刻”，并“从过去的苦难中学的聪明一些”。（P112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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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陈家琪.为什么偏偏是德国[N].南方周末，2012-01-31.
《黑暗时刻》读后感(六)：【书摘】早年：权威人格与斗争哲学
早期经验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的一生，取决于个体的性格。绝大多数人都在社会环境与文化传统的影响下与时俱进，与世沉浮，也有人能够坚守自己的禀赋，特立独行，较少妥协。对于像希特勒这样的人间异数来说，了解其早期生活和性格当是走近他的第一步。以理想和主义为标榜，动员人民为集团利益和领袖私欲而奋斗、牺牲，是20世纪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希特勒之所以成为这种潮流的代表和推动者，在于他利用了、强化了、改造了当时德国的政治文化，给纳粹德国赋予了鲜明的个人意志。
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有一句坦白的交代：“我敬畏父亲，但爱母亲。”母亲克拉拉死后，希特勒终生带着她的照片。每年8月12日是他母亲的生日，希特勒将之定为“德国母亲荣誉日”，其理由是“她为德意志民族生了一个伟大的儿子”。
希特勒有理由不爱父亲。阿罗伊斯·希特勒（Alois Schicklgruber）是一个私生子，性格生硬严酷，一生以服从为美德。在海关职员的岗位上干了40多年，最后成为林茨的海关税务员，跻身于中产阶级行列。“发迹后的阿罗伊斯剪一个短短的士兵式板寸头，眉毛浓密，还精心蓄起和奥地利皇帝一个式样的胡须。他身着笔挺的制服，显得威风凛凛。”
严整其外，放荡其内。阿罗伊斯婚前就有私生女，36岁时与一位上司50岁的女儿结婚。随着妻子健康状况的下降，他又与一个小他24岁的名叫弗朗西斯卡·马策伯格（昵称“芬妮”）的姑娘来往，并又生有一个私生子。1880年与妻子离婚，三年后与芬妮结婚。当芬妮次年因结核病去世时，小农之家出身的女佣克拉拉·波尔兹尔（Klara Poelzr）已经怀上阿罗伊斯的孩子，芬妮一死两人就迫不及待地结婚。1889年出生的希特勒是阿罗伊斯与克拉拉的第四个孩子，此时父亲51岁，母亲28岁。
阿罗伊斯对上司绝对服从，他也要求全家对他绝对服从。克拉拉自幼就认识阿罗伊斯，对之抱有敬畏之情，因此逆来顺受，安于自己的命运，具有超乎寻常的忍耐力。希特勒后来说：“假如父母之间几乎每天都爆发战争，其形式除了野蛮粗暴，实在没有别的可言，那么孩子们耳濡目染父母的不合，天长日久，终会留下烙印。假如父母之间冲突的形式往往就是父亲在醉酒之后对着母亲大吼大叫，谩骂和虐待，那么这样的家庭还能对孩子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那些不了解这种家庭关系的人是很难想像的。”“冲突以令人不快的方式结束。假如男人一开始就为所欲为，而女人由于深爱着她的孩子，终于勇敢地站出来反对她的男人，那么接下来就将是无休无止的争吵，女人眼中的男人会变得越来越陌生。而男人呢，就更变本加厉地酗酒。”希特勒十一二岁的时候，经常在深更半夜到烟雾缭绕的小酒馆接他的父亲：“通常我得花上一刻钟或者半小时来求他、骂他，直到他终于肯跟我走了，然后我搀扶着他回家。当时我的心里只感到无比的羞耻。”
希特勒终生滴酒不沾，显然是鉴于父亲的教训。
在当地国民小学的几年中，希特勒成绩不错，是班上的孩子王，他后来认为那是一段“快乐时光”。1900年，进入旨在培养技术或商业人才的林茨公立实科中学后，成绩下降，父子之间的冲突就此开始。“我第一次感到被逼到了他的对立面。那时候我还不到11岁。一旦他脑子里替儿子的前途作出安排，就显得强硬而决断。而我拒绝这个从未同意过或者只是勉强同意的想法时，也和父亲显得同样的固执。”这个家庭经常出现的场景是：父亲暴跳如雷，母亲战战兢兢，儿子桀骜不驯。希特勒的妹妹后来回忆：“我的哥哥阿道夫总是触怒父亲，他几乎每天都要挨一顿好打。而我的母亲总是抚慰哥哥，试图通过母爱来达到父亲的严厉举措所无法达到的效果。”
因为此前的三个孩子都夭折了，阿道夫就成了克拉拉亲生孩子中的长子，她小心翼翼地看护着他，对他百依百顺，唯恐病魔再次夺走他。父亲除了工作就是喝酒，几乎从不关心他。如果说父亲在希特勒面前显示了倔强的性情和可怕的脾气，那么母亲则培养了他自我欣赏、对非同寻常之事的需求。
阿罗伊斯于1903年去世。希特勒因无人管教而日益自由散漫，学业基本荒芜。1905年秋，16岁的希特勒因成绩太差而离校，但他拒绝安下心来谋生糊口，而是陶醉在艺术家的梦想之中，头脑中充满瓦格纳式的浪漫主义，过着一种寄生的懒散生活。1907年9月，克拉拉病情严重，希特勒异常难过，却并未使他偏离对成为艺术家的全力追求，到维也纳报考艺术学院。10月底，克拉拉病情恶化，希特勒赶回家中尽了一个儿子的孝道。12月21日，克拉拉去世，希特勒买了最贵的棺材埋葬了母亲。他后来说：“从我站在母亲墓地前的那天起，我就再也没有哭过。”12月24日，希特勒向医生付清了医疗费。医生记得：“我在近40年的行医生涯中从未见过像阿道夫·希特勒那样痛苦和悲伤的年轻人。他来到我面前，感谢我为他母亲治病，他的声音一直哽咽着。”
18岁的孤儿希特勒此后回到维也纳，后来又到慕尼黑，在大都市中过了五年落魄的流浪生活。1938年，希特勒统率大军进驻奥地利后，曾到父母墓前拜谒。
希特勒的早期生活环境，对其性格和思想有极强的塑造作用，但这又是他基于自己的经验与个性所做的选择和调整的结果。权威人格、斗争哲学是希特勒一生的两大特点。
希特勒中学时即已表现出对绘画的兴趣和天分，但他父亲对此却十分轻蔑。阿罗伊斯一生的经验表明，服从与负责，而不是艺术和趣味才是成功的不二法门，他想把儿子培养成像自己一样的国家公务员，有时还强迫他到林茨海关局玩耍，以使他对公务员工作产生兴趣。但希特勒志不在此：一想到坐在办公室，被剥夺了自由，我就心痛欲裂、心中作呕。“我不想当公务员，不，决不。我父亲为了激励我热爱这个职业，对我讲了些他自己一生经历的故事，但是这一切努力的结果适得其反……有一天，我终于决定要做个画家，做个艺术家……我的父亲听了吃了一惊，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艺术家！不行！只要我还活着，我决不答应！……’我的父亲决不改变他的‘决不’！而我却加强了我的‘决心！’”
家庭的逻辑通常是，父亲越是坚持，儿子就越是拒绝；儿子越是反感，父亲就越固执。因此争吵和殴打就时有发生。若干年后，希特勒对秘书施罗德（Christa Schroeder）说：
我从没有爱过我的父亲，我更怕他。他脾气暴躁，动不动就打我。每当他惩罚我的时候，我母亲就为我担心。有一天，我在一本冒险小说里读到：想隐藏痛苦就得拿出勇气。因此我决定，我父亲再打我的时候不再哭喊。几天以后，我有了一个考验我意志的机会。我母亲受到惊吓，从门口离开了。而我呢，我静静地数着一下一下打在我屁股上的棍子。当我胜利地告诉母亲我挨了32下时，她以为我疯了。奇怪的是，从那天开始，我没再重复过我的试验，我父亲不再打我了。
童年的快乐逐渐转变为懒散、易怒、好顶撞、阴沉、倔强而漫无目的的少年生活。1905—1907年间，希特勒不但厌恶系统化的工作和规范性的生活，也在与父亲、学校和社会的对抗中形成了斩钉截铁、一分为二的思维方式，也在艰难的生活中锻炼出一种权威人格。他从丰富的生活世界和人类感情中退却出来，进入抽象的、观念的世界，意志坚定，任性好斗，绝不服输，固执己见，唯我独尊，等等。希特勒语言的特点是他喜欢用“不是……就是……”的句式，在他的眼中，任何事情、任何行为都只有两种选择——正确或错误、成功或失败、有力或软弱。希特勒有大量这样非此即彼的论断：
1923年11月8日：我可以这样对你们说：要么德国革命于今晚爆发，要么我们到清晨都将死去！
1939年11月23日：我将耸立于这场奋斗之中，或者为它倒下。如果我的人民遭受失败，我也不愿独活。
1942年1月30日：这场战争可以以两种方式结束，要么灭绝雅利安人民，要么让犹太人从欧洲消失。
1942年11月3日：你只能领导你的部队取得胜利或走向死亡，别无它路。
1943年7月：假使普鲁士民族打不赢这场战争，那就让他们腐烂好了。
1944年12月28日：问题在于……德国是否有意志继续生存下去和是否遭到摧毁……这场战争失败，德国人民就毁灭了。早年：权威人格与斗争哲学
早期经验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的一生，取决于个体的性格。绝大多数人都在社会环境与文化传统的影响下与时俱进，与世沉浮，也有人能够坚守自己的禀赋，特立独行，较少妥协。对于像希特勒这样的人间异数来说，了解其早期生活和性格当是走近他的第一步。以理想和主义为标榜，动员人民为集团利益和领袖私欲而奋斗、牺牲，是20世纪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希特勒之所以成为这种潮流的代表和推动者，在于他利用了、强化了、改造了当时德国的政治文化，给纳粹德国赋予了鲜明的个人意志。
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有一句坦白的交代：“我敬畏父亲，但爱母亲。”母亲克拉拉死后，希特勒终生带着她的照片。每年8月12日是他母亲的生日，希特勒将之定为“德国母亲荣誉日”，其理由是“她为德意志民族生了一个伟大的儿子”。
希特勒有理由不爱父亲。阿罗伊斯·希特勒（Alois Schicklgruber）是一个私生子，性格生硬严酷，一生以服从为美德。在海关职员的岗位上干了40多年，最后成为林茨的海关税务员，跻身于中产阶级行列。“发迹后的阿罗伊斯剪一个短短的士兵式板寸头，眉毛浓密，还精心蓄起和奥地利皇帝一个式样的胡须。他身着笔挺的制服，显得威风凛凛。”
严整其外，放荡其内。阿罗伊斯婚前就有私生女，36岁时与一位上司50岁的女儿结婚。随着妻子健康状况的下降，他又与一个小他24岁的名叫弗朗西斯卡·马策伯格（昵称“芬妮”）的姑娘来往，并又生有一个私生子。1880年与妻子离婚，三年后与芬妮结婚。当芬妮次年因结核病去世时，小农之家出身的女佣克拉拉·波尔兹尔（Klara Poelzr）已经怀上阿罗伊斯的孩子，芬妮一死两人就迫不及待地结婚。1889年出生的希特勒是阿罗伊斯与克拉拉的第四个孩子，此时父亲51岁，母亲28岁。
阿罗伊斯对上司绝对服从，他也要求全家对他绝对服从。克拉拉自幼就认识阿罗伊斯，对之抱有敬畏之情，因此逆来顺受，安于自己的命运，具有超乎寻常的忍耐力。希特勒后来说：“假如父母之间几乎每天都爆发战争，其形式除了野蛮粗暴，实在没有别的可言，那么孩子们耳濡目染父母的不合，天长日久，终会留下烙印。假如父母之间冲突的形式往往就是父亲在醉酒之后对着母亲大吼大叫，谩骂和虐待，那么这样的家庭还能对孩子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那些不了解这种家庭关系的人是很难想像的。”“冲突以令人不快的方式结束。假如男人一开始就为所欲为，而女人由于深爱着她的孩子，终于勇敢地站出来反对她的男人，那么接下来就将是无休无止的争吵，女人眼中的男人会变得越来越陌生。而男人呢，就更变本加厉地酗酒。”希特勒十一二岁的时候，经常在深更半夜到烟雾缭绕的小酒馆接他的父亲：“通常我得花上一刻钟或者半小时来求他、骂他，直到他终于肯跟我走了，然后我搀扶着他回家。当时我的心里只感到无比的羞耻。”
希特勒终生滴酒不沾，显然是鉴于父亲的教训。
在当地国民小学的几年中，希特勒成绩不错，是班上的孩子王，他后来认为那是一段“快乐时光”。1900年，进入旨在培养技术或商业人才的林茨公立实科中学后，成绩下降，父子之间的冲突就此开始。“我第一次感到被逼到了他的对立面。那时候我还不到11岁。一旦他脑子里替儿子的前途作出安排，就显得强硬而决断。而我拒绝这个从未同意过或者只是勉强同意的想法时，也和父亲显得同样的固执。”这个家庭经常出现的场景是：父亲暴跳如雷，母亲战战兢兢，儿子桀骜不驯。希特勒的妹妹后来回忆：“我的哥哥阿道夫总是触怒父亲，他几乎每天都要挨一顿好打。而我的母亲总是抚慰哥哥，试图通过母爱来达到父亲的严厉举措所无法达到的效果。”
因为此前的三个孩子都夭折了，阿道夫就成了克拉拉亲生孩子中的长子，她小心翼翼地看护着他，对他百依百顺，唯恐病魔再次夺走他。父亲除了工作就是喝酒，几乎从不关心他。如果说父亲在希特勒面前显示了倔强的性情和可怕的脾气，那么母亲则培养了他自我欣赏、对非同寻常之事的需求。
阿罗伊斯于1903年去世。希特勒因无人管教而日益自由散漫，学业基本荒芜。1905年秋，16岁的希特勒因成绩太差而离校，但他拒绝安下心来谋生糊口，而是陶醉在艺术家的梦想之中，头脑中充满瓦格纳式的浪漫主义，过着一种寄生的懒散生活。1907年9月，克拉拉病情严重，希特勒异常难过，却并未使他偏离对成为艺术家的全力追求，到维也纳报考艺术学院。10月底，克拉拉病情恶化，希特勒赶回家中尽了一个儿子的孝道。12月21日，克拉拉去世，希特勒买了最贵的棺材埋葬了母亲。他后来说：“从我站在母亲墓地前的那天起，我就再也没有哭过。”12月24日，希特勒向医生付清了医疗费。医生记得：“我在近40年的行医生涯中从未见过像阿道夫·希特勒那样痛苦和悲伤的年轻人。他来到我面前，感谢我为他母亲治病，他的声音一直哽咽着。”
18岁的孤儿希特勒此后回到维也纳，后来又到慕尼黑，在大都市中过了五年落魄的流浪生活。1938年，希特勒统率大军进驻奥地利后，曾到父母墓前拜谒。
希特勒的早期生活环境，对其性格和思想有极强的塑造作用，但这又是他基于自己的经验与个性所做的选择和调整的结果。权威人格、斗争哲学是希特勒一生的两大特点。
希特勒中学时即已表现出对绘画的兴趣和天分，但他父亲对此却十分轻蔑。阿罗伊斯一生的经验表明，服从与负责，而不是艺术和趣味才是成功的不二法门，他想把儿子培养成像自己一样的国家公务员，有时还强迫他到林茨海关局玩耍，以使他对公务员工作产生兴趣。但希特勒志不在此：一想到坐在办公室，被剥夺了自由，我就心痛欲裂、心中作呕。“我不想当公务员，不，决不。我父亲为了激励我热爱这个职业，对我讲了些他自己一生经历的故事，但是这一切努力的结果适得其反……有一天，我终于决定要做个画家，做个艺术家……我的父亲听了吃了一惊，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艺术家！不行！只要我还活着，我决不答应！……’我的父亲决不改变他的‘决不’！而我却加强了我的‘决心！’”
家庭的逻辑通常是，父亲越是坚持，儿子就越是拒绝；儿子越是反感，父亲就越固执。因此争吵和殴打就时有发生。若干年后，希特勒对秘书施罗德（Christa Schroeder）说：
我从没有爱过我的父亲，我更怕他。他脾气暴躁，动不动就打我。每当他惩罚我的时候，我母亲就为我担心。有一天，我在一本冒险小说里读到：想隐藏痛苦就得拿出勇气。因此我决定，我父亲再打我的时候不再哭喊。几天以后，我有了一个考验我意志的机会。我母亲受到惊吓，从门口离开了。而我呢，我静静地数着一下一下打在我屁股上的棍子。当我胜利地告诉母亲我挨了32下时，她以为我疯了。奇怪的是，从那天开始，我没再重复过我的试验，我父亲不再打我了。
童年的快乐逐渐转变为懒散、易怒、好顶撞、阴沉、倔强而漫无目的的少年生活。1905—1907年间，希特勒不但厌恶系统化的工作和规范性的生活，也在与父亲、学校和社会的对抗中形成了斩钉截铁、一分为二的思维方式，也在艰难的生活中锻炼出一种权威人格。他从丰富的生活世界和人类感情中退却出来，进入抽象的、观念的世界，意志坚定，任性好斗，绝不服输，固执己见，唯我独尊，等等。希特勒语言的特点是他喜欢用“不是……就是……”的句式，在他的眼中，任何事情、任何行为都只有两种选择——正确或错误、成功或失败、有力或软弱。希特勒有大量这样非此即彼的论断：
1923年11月8日：我可以这样对你们说：要么德国革命于今晚爆发，要么我们到清晨都将死去！
1939年11月23日：我将耸立于这场奋斗之中，或者为它倒下。如果我的人民遭受失败，我也不愿独活。
1942年1月30日：这场战争可以以两种方式结束，要么灭绝雅利安人民，要么让犹太人从欧洲消失。
1942年11月3日：你只能领导你的部队取得胜利或走向死亡，别无它路。
1943年7月：假使普鲁士民族打不赢这场战争，那就让他们腐烂好了。
1944年12月28日：问题在于……德国是否有意志继续生存下去和是否遭到摧毁……这场战争失败，德国人民就毁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