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达佩斯往事》读后感10篇

　　《布达佩斯往事》是一本由[美] 卡蒂·马顿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9.00，页数：30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布达佩斯往事》读后感(一)：review

　　布达佩斯往事：冷战时期一个东欧家庭的秘密档案

　　【美】卡蒂·马顿

　　传言关于战争事实的一系列书都要下架了，于是放下先前定好的假期书单，先将《布达佩斯往事》抢过来。

　　这是一个在二战期间活得勇敢却饱受折磨的家庭。作者卡蒂·马顿的父母

　　分别是两家美国通讯社的记者。匈牙利人生活在拉科西政权的恐惧之中，为本国报社工作的记者们早已战战兢兢、噤若寒蝉，要了解匈牙利的真实情况，只能依赖为外国通讯社供稿的记者。由于各种恐吓，在短短五年间，外国记者的数量从65名急剧减少到3名，卡蒂的父母就是其中的2名，剩下的第三人还是秘密警察的告密者。因此他们成为了“匈牙利人民的公敌”，生活中的每一个小细节都被秘密警察监视着，这些监视记录以日为单位的报告，作为永久档案保存着。

　　卡蒂对于小时候发生的事情已经生疏，有些记忆已经模糊，有些父母根本没在家提起。，但所有的事情，具体到中饭在哪家餐馆，去哪个朋友的家聊天几分钟，都有记录。卡蒂更深层次了解自己的父母，竟是以秘密档案为途径，这说起来颇为讽刺。

　　事实上，它是匈牙利共产党内的苏维埃党派。我在长大过程中渐渐认清，其主要特征是残忍，普通的政治和外交行为都对之束手无策。它的第一科试图通过庞大的告密网，来渗透控制匈牙利的政治生活。招募告密者靠的是恐吓：秘密警察会在深更半夜把对象从床上带走；他只要甘愿充当告密者，就可获释。我现在知道，这个告密网包括我家的大部分亲友；有些比较特殊且敏感的告密者——比如我家的保姆，因此而获得优厚报酬。

　　让我介绍一下匈牙利秘密警察，其正式名字叫国家安全局，简称AVO。我一生中，每听到这三个字母，就会产生强烈的反感。我也从没听到，有人用中立的语调读出这三个字母。父母提起这个简称时，混合着厌恶、害怕、蔑视的感受，一旦提及，这种气氛就会弥漫在空气中久久不散。小孩子们都认为，父母能保护他们免遭威胁。一听到这个简称，我就知道其代表的力量远远超过父母的能耐。我很害怕。

　　秘密警察也被称为政治警察，经常通过恐吓、逮捕等方法“保护”当局的最高权力，防止其受任何形式的打击。如文中所说，它的第一科试图通过庞大的告密网，渗透控制匈牙利的政治生活。秘密警察通过威胁或物质诱惑的方式“招募”告密者，而这些告密者一般由被监视人最亲近的亲人、保姆和同事等组成。卡蒂的父母十分善良，并不责怪那些被迫告密的人，反而为她们拟好上交的稿件，细致地画出标有家中各个物件位置的地图。这是面对失去人性的政治体系下一种人性化的体现，尽管卡蒂父母在秘密警察的监控之下，他们的坚持还在，内在不随着外界的变化而变化。

　　上月，马顿流露出一种全新的省悟，即他的新闻立场一定会激起匈牙利外交部门的好奇（至少可以这么说）……在新闻题材的选择上，在作出多元的解说方面，他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不可避免的，他将不得不更加小心。显而易见，马顿的处境是微妙的，任何时候都可能变得凶险。他和他的妻子愈来愈难以掩饰自己生活和工作中的压力。有充分理由相信，他们希望逃往西方以获拯救。但这种拯救——既危险又昂贵，不管以何种方式实行——因他们有两个小孩（四到八岁）以及和他们同住的父母，而变得更加复杂。马顿的根本困境在于，他以往的冷静、镇定建立在自己专业新闻人的“常态”上，但随着“常态”上的依据逐步受到侵蚀，现在要改建在自己的勇气和毅力上。避开公使馆（和其他人，尤其是英国人），会涉及一种实际上不可行的精神剧变。没有与“西方”接触所提供的道德和精神上的支持，马顿会感受到更多对政府的仰人鼻息。

　　在马顿父母身边，背叛他们的人越来越多，虽然他们知道这一点，但无法进行判断究竟哪些人可以信任。他们的行为受到越来越多的拘束，企图为全家人找到一条安全的出路，比如逃往西方。而这一切都被秘密档案记录下来，他们的每一个举动，每一种想法都被秘密警察发现。这些档案不断积累。当局正在渴望着，找到一个较为“合理”的，能逮捕他们的证据。“更多对政府的仰人鼻息”，这几个字透着绝望，也说明了马顿夫妇的出路只会越来越少，一切都在政府的控制当中。

　　冷战中的布达佩斯弥漫着幽闭恐惧症的气氛。雪上加霜的是，政府规定：无特殊许可证，美国使馆人员一律不得离开市区三十公里。对他们而言，大部分乡下是禁区。拉科西政府尽一切努力要把“帝国主义者”困在密封的盒子里。美国外交官所受的隔绝，超过我们——但跟我们不同的是，他们有随时离开的护照。

　　今天读来，此信分明出自一名已身处悬崖边的人，愿意放弃自己最珍贵的：他的家庭。不是档案中的其他资料，不是执著的尾随监视，不是这么多的告密者，也不是可笑的叛国指控，而是父亲这绝望的呐喊，使我更加蔑视“他们”。这个制度，原旨是改造人们成为更好的新人，结果竟将他们彻底扭曲：为了证明爱和无私，他却要敦促妻子和小孩逃离，把自己彻底遗忘。（1042）

　　(含摘录)

　　《布达佩斯往事》读后感(二)：爱国者，国恒恶之

　　ociety in every state is a blessing, but a government even in its best state is but a necessary evil, in its worst state an intolerable one

　　阅读本书的初衷是得知其被禁止再版，各大购物网站均已难觅踪迹，最后却于校图书馆里无意间寻觅到。担心没有机会再次遇见，匆匆借来读毕。

　　书中的马顿夫妇竭力向铁幕的另一端发出自己国家的各类新闻，希望以此让别人知道匈牙利人的真实生存状况，为祖国尽心尽力。然而正是因为和西方世界的密切来往，让政府的秘密警察盯上了他们，给这个四口之家带来了永恒的一道创伤。

　　本书读起来犹如一本悬疑小说，使用秘密警察档案和主人公女儿回忆的双重视角，悬疑的结果虽然早已知晓，但过程依旧引人入胜——一对坚定爱国的匈牙利知识分子，能否逃离祖国的迫害，举家来到自由的美国？

　　全书饱含着家庭中的温情细节，即使是在最糟糕的一年，夫妻均处于牢狱之中，孩子们寄人篱下，仍能看到马顿通过书上的指甲印给妻子传递情话的细节。温情之外，印象最深的情感是第十六章“革命”中，布达佩斯居民们的爱国激情，人们涌上街头，挥舞着剪去苏联镰刀标志的匈牙利旗帜。但是像所有冲上人民广场的人民一样，他们遭到了直接的武装镇压。

　　真正热爱国家的人，往往是国家最厌恶的人。他们不遗余力地指出国所有的问题，并试图告诉所有人。汉语语境中，“国”在夏周时期是在“天子”名下的，其成立有“天”的许可，是一个代表着正义的词，其一切行为都是”天"的命令；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发现事情变复杂了，“国”多了以后也会做出互相屠杀的事情，于是就用“战国”来形容这些国。现在“国”当然是个中性词了，但提起“祖国”时还是会唤起人们强烈的爱国情感的。那么当一个人的祖国做出了不符合其道德观的事情时，该怎样对待这个“国”呢？

　　上面这句话来自托马斯·潘恩的《常识》一书。书中认为，社会是由我们的欲望产生的，政府是由我们的邪恶产生的。前者使得我们能一体同心，从而努力地增加我们的幸福；后者的目的则是制止我们的恶行，从而消极地增加我们的幸福。布达佩斯的民众们不堪压迫一起走上街头革命，便是社会产生的效应，社会没有问题，真正出了问题的是被苏联渗透的匈牙利政府。政府体制的变化有多种方式，布达佩斯人选择了最危险的一种，也确实承受了巨大的损失。但正是这些大大小小的抵抗运动，成为了压在苏联身上的又一根稻草。

　　相比于政府的失控，更可怕的应该是社会的失控。鲁迅《呐喊》中的社会，阶级固化，政府腐败，但相比这些，更可怕的是民众的愚昧，“在铁屋子里假装睡觉的人们”是难以叫醒的，如果说底层民众（革命的首要受益者）都不理解革命意义的话，那么革命者为什么要抛头颅洒热血呢？

　　而讽刺的是，大多数政府偏偏喜爱这样的民众，他们大都很安静，不“烦”。

　　附上索书号：上海师范大学奉贤校区图书馆四楼K837.120.9/N7530

　　《布达佩斯往事》读后感(三)：书摘

　　1.导读第六页：【苏联将军，曾在叶利钦总统任期内担任俄罗斯总统特别助理的德米特里·沃尔科戈洛夫（Dmitri Volkogonov)说，1930年代中期苏联政治警察（NKVD）军管理只有两种类型的人，“冷酷无情的犬儒和丧失了良心的虐待狂”。苏联间谍尼古拉·霍赫洛夫（Nikolai Khoklov)回忆道，他负责招募新手时，他的上司克格勃高官帕维尔·苏朵普拉托夫（Pavel Sudoplatov）给他的指示是，“找那些因命运或天性受过伤的人——那些性格丑陋、有自卑情结、嗜权、有影响欲但又屡遭挫折和不顺利的人。或者就是找那些虽不至于受冻饿之苦，但却因贫困而感到羞辱的人......这样的人会因为从属于一个影响大、有权力的组织而获得优越感......他们会在一生中第一次尝到自己很重要的甜头，因而死心塌地地与权力结为一体。】总而言之，找那些自卑、嫉妒且仇恨社会的人。

　　2.中文版自序第四页：【尽管有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我家有机会在美国开创新生活——但幼时被迫与父母分离，却在我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我讨厌例行的告别，无法克服自己取悦于他人的难民心态，亟欲证明自己无愧于美国的热情好客。流亡不是自然状态，孩子应在自己的国家长大；周遭的人不但知道如何叫出小孩的名字，而且熟悉小孩的家族轶事。】“我无法克服自己取悦于他人的难民心态，亟欲证明自己无愧于美国的热情好客”。懂，懂。

　　3.P181：【入学的孩子们以他们的“阶级出身”分成六类：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小职员、“其他”、“阶级敌人”。第一与第二类很容易经由高中进入大学，第三、第四和第五类，依次递减，只在罕见的例子中能获得大学教育。朱莉和我是“阶级敌人”，受到的待遇与纳粹德国的犹太人不相上下。】匈牙利黑五类。

　　4.第十七章，P228，图下配文：【1970年代，父母在华盛顿特区——终于安全了。他们幸存于纳粹和匈牙利，把美国当作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

　　5.尾声：【他们全身心投入美国，很少回头看。流亡者们围坐在沸腾的辣椒鸡煲前，沉溺于古老的回忆；但这一类的怀旧聚会不是他们所爱。】

　　【他们以被剥夺者的全部激情热爱美国。对母亲和父亲而言，郊外的平凡生活是珍贵的：每周去世界上最大最冷的超级市场购物，周六的网球游戏，数小时在郊外的前院清扫落叶......他们在这种生活日常中找到了他们的欢乐。我曾惊讶于，他们怎能忍受像节拍器一样单调乏味的郊外生活。现在我理解了，平淡和人生的可预测，恰恰是人们罕得的珍宝，20世纪缺少的就是这两桩。】第三世界人民的终极幻想，却是美国土生中产白左想要迫切逃离的泥潭。人生真是荒谬，世界多么无情。

　　《布达佩斯往事》读后感(四)：历史会曲折，但最终被打倒的绝不会是人民。

　　但按这本书的内容提要，是一个美籍匈牙利人根据冷战时期父母被监视的档案而写就的家庭史。所以我并没有将他《艾》联系起来。但是当我读完《艾》不久，过了几天再翻开这本书，才发现，历史如一张巨大的网，将一切网入其中。

　　作者六岁即随父母逃离匈牙利恐怖统治，来到美国，可以说，成长为一名地道的美国人。直到她30多岁后第一次重返匈牙利，才发现原来自己是犹太血统，以及自己外祖父母未能逃脱纳粹集中营毒气室厄运的真实信息。而这一切，被她经历了纳粹猎捕和极权囚禁的父母所深深隐瞒。

　　她无法理解父母的做法，真实因此产生终生的罅隙。从小女孩开始，她就希望自己拥有一个完整的家族背景故事，来完成自我的定位。而对于那些并不遥远的过去，她的父母却选择埋藏所有回忆。

　　她父亲说：这是你们美国人的奢侈。

　　而这所谓的奢侈，不过是有权利回忆。我们每一个人认为自己如此理所当然的拥有的东西。但一个真正见证过历史的人，也许不会如此轻率地看待这个问题。

　　在她父母一辈的回忆中，如同在某个古老教堂墙壁上无声的挂着的某个受害者遇难铭牌介绍中，艾希曼的名字赫然在列，作为犹太人的刽子手的身份。

　　在阅读汉娜阿伦特的书，或者其他宏观的历史的书籍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许多的数字，成千上万的，比如有一段时间匈牙利每天屠杀6000到12000个犹太人，或者艾希曼又在盘算着如何便捷迅速的遣送几万犹太人去某个集中营，或纳粹一共迫害了几百万的犹太人。（这样的历史，于我们的民族与国家同样并不缺少，不仅是战争中的，以及战争之后的，以各种堂皇或荒唐的理由。）

　　在这样宏大的历史画卷中，人是没有面孔的，也在那个社会机制中失去了身份，失去了人的资格。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所以他们不再是人。

　　而翻开这本书，这一页，我们才得以将每一个数字，每一个在那段历史中被消灭犹太人，还原到一个又一个古老的家族，繁盛的亲友，漫长的带着瞩目与期望的成长，以及急促而毫无意义的死去中。

　　而当他们被如同蝼蚁一般在毒气室中被批量灭杀的瞬间，被灭杀的不仅仅是他们的身体。还有一切人类如蚂蚁累巢般世世代代的经营，全部被抹去。

　　我似乎这时候才理解，这种罪行的某种反人类本质甚至反历史的意义。他让整个人类的繁衍、血统的延续、文化的传承失去了意义。而这一切，正是人类社会的合法性所在，是我们如今每一个社会的一砖一瓦的根基。否定一个人作为人的身份，是将以他为终点的整个人类历史的推翻与否定，是对一切文明的最彻底的背叛。

　　就在刚刚过去不久的20世纪里，这个充满战争与苦难的世纪，似乎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经历了无法痊愈的创伤。人类好不容易才走到了今天。

　　而让我们最痛苦的是，社会不是人体，不会像那得过水痘的孩子一样一劳永逸的拥有某种抗体摆脱某种恶疾。尽管任何具体的历史事实不会重演，但谁也说不定明天是不是一定比昨天更美好。某些阴霾永远笼罩在人类的头顶，等待着各种机会卷土重来，这似乎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必然。没有人能做出预料。

　　正如70年代中国人眼中羡慕的朝鲜，如今变成了这个样子。

　　然而当历史的见证者一个接着一个死去。

　　在和平年代里出生的人们，似乎理所当然的不知道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某种潜藏的威胁究竟可以凶残到什么地步。

　　历史让我们看到古老的欧洲如何经受了一次又一次战火的摧残，才终于迎来了和平的曙光，而偌大的东欧却再度陷入斯大林阴森的凝视之中，黑暗似乎一次比一次来得更加绝对，彻底。而这一次，它以光明的名义而来。就像监狱里那一盏高悬于头顶的过于明亮的探照灯，你在这样的强光下才第一次变成彻底的瞎子。

　　照片里匈牙利自由革命中那些吊儿郎当的少年，拿着酒瓶做的炸弹，搬起对于他们身躯来说极不相称的武器，昂首面对的却是苏联的重型坦克。而就是这一片瓦砾场，二战的战火似乎还在昨天。不禁为人民需要面对的苦难深深地感到悲哀。

　　正如苦难的中国，鸦片战争，北洋战争，抗日战争，内战，万众瞩目之中，却又再度跌入大跃进、反右、文革，似乎已经从所有可能的维度，将一个民族真正地击垮。

　　然而人民永远不会被击垮。

　　正如“斯大林和拉科西的肖像，实际上是在一个晚上，销声匿迹于全部的公共场所。”极权统治往往如此，看似固若金汤的壁垒，在颓败之时常常呈摧枯拉朽之势。

　　于是，我们等到了1978，等到了改革开放，有人开始唱起了春天的故事。

　　然而，也许对于没有经历过历史的我们来说，无法意识到和平、自由究竟为何物。而我们大概也永远不会知道，倒退究竟意味着什么，可以到什么地步。怎样的倒退是可以接受吗？一点点？如何定义？再多一点呢？一直到你可以忍耐的边界？而由谁来确认这边界呢？

　　这样的问题可以有无休止的争论，即便直到某些人被另一些人杀死，争论也不会随之休止。

　　但历史不会停歇，最终被打倒的绝不会是人民。但是历史必然的要面对曲折，没有哪一个社会会自动进化到民主、自由、公正的轨道上来，没有哪一种权利会由上天直接送到你手中，每一条通往光明的路，常常都铺满了黑暗中的血与尸。

　　一切美好的东西都需要付出代价，只是有时候，你将会是那个代价。

　　然而，在已经有了无数前车之鉴的前提之下，有没有可能避免？

　　也许这本书的意义，或作者的初衷，一定程度上即在于此。

　　人类经历过许多不堪回首的历史，有的根本并不遥远，却已经即将被我们忘记。作者希望“为确保那些黑暗的日子的一去不复返，略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布达佩斯往事》读后感(五)：往事如烟，且当喜剧

　　随着铁幕的崩塌，曾经秘密警察的档案，陆续曝光，让人，得以窥探到一度灰暗、无望的布达佩斯的一隅。铁幕之下，有人为了自己的苟活，选择做告密者；有人为了其他人在将来能够更好地生活，选择做殉道者；也有人，被迫用脚投票，背井离乡，至死不归。

　　写作和阅读这本书，在我看来，都不是一件易事。不过，让作者和读者都欣慰的是，晦暗的布达佩斯，已经成为往事。最后的最后，我们都看到了铁幕不复存在的一天。所以，这可以看作是一场喜剧。

　　以下是书中部分句子的摘录：

　　1 我理解，为什么这么多的人不愿直面过去；他们对我说：让睡着的狗躺着吧，不要自找麻烦。但我要真相，即便它会令人痛苦不堪。

　　2 父母向匈牙利当局挑战，顽强勇敢地承当铁幕后硕果仅存的独立新闻人，直到被逮捕、审判和定罪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这一直是我们的家庭身份的核心。

　　3 我人生中的布达佩斯岁月，是我们一家人最为相亲相爱、最为团结的时候，之后的任何阶段都无法与之相比。

　　4 在这种国家长大的孩子很早就懂得，与国家权力相比，她，甚至她的父母，都是微不足道的。不管父母多卓越、多机智、多有魅力——我父母就是如此——到头来只是掌中的玩物。在这块土地上，一个孩子是没有权利的，甚至没有拥有父母的权利。因此当我父母被人夺走时——在孩子的眼中，他们是“从我身边被夺走的”——这一离别不仅影响他们，更在我的身上打上永久烙印。我要打开这些档案 ，抚平这一创伤。

　　5 卡塔琳合上最后一份档案，转向我说：“这些都是你的了。”她像一名惯于宣布噩耗的医生，脸上浮起久经锻炼的同情，警告说：“但不要评判他们，只能评判这个制度。

　　6 小孩不可能完全认识父母。父母在我们幼童眼中恰似庞然大物，之后慢慢缩水，到了我们青春期和成年初期，往往变得讨厌，最终又作为凡人出现。匈牙利秘密警察的档案，却在父母去世后以出乎意料的方式，打破了这一正常顺序。成千上万页的文件，记载了对父母的监视、逮捕和审讯，以及对他们幸存的朋友的调查讯问。它们揭示出，父母的错综复杂远远超出我的想象。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我获得一个进入父母的宝贵窗口，竟归功于20世纪最残忍的机构——匈牙利秘密警察。我不是说我得感谢秘密警察——他们盘剥父亲直达他情感的核心，逼迫他透露对母亲的真心感受。然而，档案将当初的情景保存得那么翔真、那么生动，以致没有一种回忆或日记可以与之相比。

　　7 装扮成随遇而安是保护自己的精神疗法；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你也许就真的不在乎了。

　　8 应付大灾难，任何个人的主观努力都是徒劳无益的。

　　9 让我介绍一下匈牙利秘密警察，其正式名字叫国家安全局，简称AVO。我一生中，每听到这三个字母，就会产生强烈的反感。我也从没听到，有人用中立的语调读出这三个字母。父母提起这个简称时，混合着厌恶、害怕、蔑视的感受，一旦提及，这种气氛就会弥漫在空气中久久不散。小孩子们都认为，父母能保护他们免遭威胁。一听到这个简称，我就知道其代表的力量远远超过父母的能耐。我很害怕。

　　10 匈牙利共产党无法赢得战后的首次大选，便迅速采取行动，防止可把匈牙利推入欧洲民主大家庭的另一次选举。执行苏维埃化的主要工具是AVO，直接汇报于斯大林的特务机关——内务人民委员会及后来的克格勃。它于1946年9月成立（就在我阅读父母档案的文艺复兴式建筑物里），下设十七个科，发挥各自的特别功能。大家都知道，苏联红军是它的后台。事实上，它是匈牙利共产党内的苏维埃党派。我在长大过程中渐渐认清，其主要特征是残忍，普通的政治和外交行为都对之束手无策。它的第一科试图通过庞大的告密网，来渗透控制匈牙利的政治生活。招募告密者靠的是恐吓：秘密警察会在深更半夜把对象从床上带走；他只要甘愿充当告密者，就可获释。我现在知道，这个告密网包括我家的大部分亲友；有些比较特殊且敏感的告密者——比如我家的保姆，因此而获得优厚报酬。

　　11 1954年的夏天，祖父母的移民许可竟奇迹般地获得批准。我曾猜想，政府的异常善意是由于祖父母年事已高，再加上他们资产阶级思想已无可救药。现在读了秘密警察档案，我才明白，这是残酷的计谋，也是逮捕父母的前奏。我们姐妹是政府对付我父母最有效的武器，要突破父母的防线，我们姐妹必须被完全隔离开，落入陌生人之手。

　　12 在那个烟雾弥漫、山洞一般的月台上，我挥手告别我亲爱的爷爷，目送那开往维也纳的火车在远处慢慢消失。我铭心刻骨的记忆是看到父亲第一次哭泣，小孩子感受不到“永远”的内涵，但父亲知道，我们再也见不到爷爷了。

　　13 我认为，妈妈和爸爸是世界上最有魅力的父母，我知道我所有的朋友都羡慕我有这样的父母。这无疑跟危险的气氛有关，周遭的其他大人看起来都很怯懦，而我父母不会像我朋友们的父母那样窃窃私语，尤其是涉及“某些话题”时依然如此。

　　14 儿童是苏联帝国扶植中新型国家的重要角色。如温斯顿·丘吉尔在1946年“铁幕”演讲中所警告的，这些新型国家正出现于“从波罗的海边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自幼开始，他们灌输儿童以新的标准和价值。东欧国家的学院都在训练社会主义教师，被称为“人民教师”，他们的工作是自幼儿园第一天起，就以社会主义价值教诲我们。因此，我有时感到，我被挤压在人生的两极之间：学校和家。

　　15 那时的布达佩斯不是五彩缤纷的美丽场所，只是灰色一片，缀以猩红色。红星或红旗在建筑物和学校的顶上摇曳飞扬，红旗的数量远远超过匈牙利三色国旗，吊索桥前的花床中有红花拼成的锤子和镰刀。

　　16 我们是政治化了的孩子。这不是说，我们比美国或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孩子更为严肃认真；我们只是知道，党和其在布达佩斯和莫斯科的首脑，会影响我们的私生活。父母和老师，还有四周环绕的各式肖像，时时都在提醒我们这一点。我们尤其熟悉拉科西，即匈牙利可怕的斯大林派领袖，他就住在离我们不远的另一座布达小山上。我们偶尔还会看到，他窗帘紧合的吉尔豪华轿车的车队，朝佩斯那一边蜿蜒驶去。与他人相比，拉科西似乎是更大更直接的威胁。这个肥胖、秃顶、脑袋直接安在肩膀上的男人，极力提倡对自己的个人崇拜。我们的一首幼儿园歌曲，就是献给这可憎的暴徒——《我们感谢您，拉科西同志！》

　　17 曾有一次，我疏忽了控制着我们被割裂开的生活的潜在规则。我的幼儿园要求同学从家里带来各自最喜欢的玩具。我选了一只能上发条的小猴，会一边打转一边敲鼓，结果所有的小孩都跪下来欣赏这令人惊叹的西方技术（显而易见）。我被传召去校长办公室，接受儿童版的秘密警察的审问。她盯着我问，“你从哪里弄来的这个玩具？”，好像我是在向敌人出售核秘密被逮个正着。

　　18 监视记录，1954年8月27日： 上午10点05分，［马顿］身穿黑灰色条纹西装［我记得是他最喜欢的泡泡纱面料］和他的两个小女孩离家上车（牌照CA894），开车去阿尔克特斯街1号，我们拍摄到他走出汽车，与两个小女孩一起走进一家文具店。到了里面，他给她们买了学校用品。十分钟后，携带学校用品和两个小女孩，离开商店。 11点43分，马顿开车去捷巴德，找到一张桌子后，叫了冰淇淋，三人边吃边聊。 中午12点20分，马顿牵着小女孩们的手，步行回到车上。他们开车去瓦齐街7号，走进一家玩具店。 12点30分，牵着女儿们的手，马顿离开商店。其中一个女儿怀抱一个包裹，外面有粉红色的纸包装。 13点20分，马顿和他的两个小女孩开车去多瑙河宾馆。他们坐在宾馆花园里的桌子旁吃午餐，我们继续监视。 多亏秘密警察，很久以前的这个夏日，早被后续的戏剧性事件淹没了，现在却又恢复原状，呈现在我眼前。

　　19 父亲经常为她们草拟要交给秘密警察的报告，他说：“那些不声不响的告密者，才要倍加小心。”

　　20 从另一方面看，他们暂时的自由，无非是两只具有异国情调的小鸟，栖息在设备完善的鸟笼；但每一个举止都有人尾随，每一次会话都有人记录，目的就是为了掌握美国人的更多动静。况且，他们的鸟笼也在渐渐变小。

　　21 冷战中的布达佩斯弥漫着幽闭恐惧症的气氛。雪上加霜的是，政府规定：无特殊许可证，美国使馆人员一律不得离开市区三十公里。对他们而言，大部分乡下是禁区。拉科西政府尽一切努力要把“帝国主义者”困在密封的盒子里。美国外交官所受的隔绝，超过我们——但跟我们不同的是，他们有随时离开的护照。事实上，约瑟芬·萨尔瓦托雷就是如此，她提前回了国。

　　22 只要父母在身边，孩子可以适应任何环境，我们姐妹就是这么想的。等到我终于读到档案，才意识到父母为这“正常状态”付出了多大代价。

　　23 从我们山顶的房子到一直在等候他的城堡监狱，仅十五分钟车程。但自由和监禁之间的心理距离，对从没坐过牢的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

　　24 很奇怪，父亲在回忆录里很少提及牢房难友们。他曾遇上一连串狱友，在他的囚禁期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不单是菲勒普，他们全都是告密者，其中之一甚至企图将我父亲引向绞刑架。光有监听设备是不够的，这些牢房难友应该会帮助秘密警察套取我父亲的招供，为做秀公审做准备。

　　25 几乎父亲所有的回答，都招来“你在撒谎！”或“你想误导我们！”的反诘。每份审讯记录的底部页边都有我熟悉的签名：“安德烈·马顿博士”。法律规定：秘密警察在囚犯录口供时，要作原话的记录；隔天早晨，经过整理和打字，再把口供返还，以供囚犯校读和签认。父亲后来指出：“所谓的口供很少反映囚犯的想法和原话。开初，我提出抗议并拒绝签名，有时获准作出小小的修改。过后，我失去兴趣。整个审讯变成一出闹剧，恐怖和喜剧掺杂交融。我实际说的，与打字后让我签名的，牛头不对马嘴。”数星期、数月下来，父亲稳健的手变得颤抖，签的名有时不再带“博士”头衔。

　　26 斯大林死后两年，匈牙利处于“社会主义法治”时代，秘密警察再也不能将囚犯屈打成招。在父亲一案上，秘密警察正确地认识到，不让他得到任何有关妻子和小孩的消息，将是迫使他就范的最有效武器。

　　27 秘密警察导演这出残酷的剧中剧，向新狱友提供道具来设置圈套。父亲使用他的难友“偷带”进来的铅笔头，在卷香烟的薄纸片上，倾心写下给母亲的情书。2007年，足足五十多年后，它又自秘密警察档案中跌落到我的膝上。

　　28 接下来他教母亲何以拯救我们一家，仍是用他极细小的铅笔头和香烟薄纸片： 变卖汽车，变卖我们所有的财产，兑现我的人寿保险，将我的衣服寄放在［他写下一位朋友的名字］，然后为你自己和小孩寻求政治避护。从美国人开始，如果他们不答应，就去英国、瑞士、瑞典或任何其他的西方使馆。你唯一的目标就是带小孩离开！之后，我才能松一口气。［马修·］克罗斯［我父母1948年访问伦敦时遇到的工党国会议员，显然已爱上我母亲］应该来跟你结婚。如果形式上的婚姻更合适，找个人——某个警卫？——帮你获得使馆签证。不要浪费任何时间！你对小孩和对自己的责任，就是离开我。我确信，你不可能幸免于逮捕和牢狱的煎熬。你无权让孩子们生活在危险中！ 一旦获得安全，你可为我做下列事项： 美联社应表示极大的惊诧，他们应该让我的故事持续受到关注。 美联社可采取措施，向匈牙利驻华盛顿大使馆提出囚犯交换。我已在这里提出建议，上缴公寓、汽车和我们的一千美元。他们说，审讯后会讨论我的建议。但他们这样做的可能性很低，几近于零。美联社应该承担起部分责任…… 如果他们逮捕你，把一切告诉他们，把责任推到我和美国公使馆头上。 我朋友［新狱友］应由你陪同去见雷芬达尔，不可有其他外交官在场，唯一例外的可以是堂［唐斯］。 今天读来，此信分明出自一名已身处悬崖边的人，愿意放弃自己最珍贵的：他的家庭。不是档案中的其他资料，不是执著的尾随监视，不是这么多的告密者，也不是可笑的叛国指控，而是父亲这绝望的呐喊，使我更加蔑视“他们”。这个制度，原旨是改造人们成为更好的新人，结果竟将他们彻底扭曲：为了证明爱和无私，他却要敦促妻子和小孩逃离，把自己彻底遗忘。

　　29 “他们必须相信自己，不然如何自圆其说？

　　30 读到这里，我真惊讶于秘密警察的妄想症。国家本身就像一座大监狱，围以布雷区和带刺的铁丝网，而其中的一个居民，受到秘密警察的密切跟踪，她的电话被窃听，她的亲朋好友都在告密，她能插翅飞走吗？

　　31 三天后的6月23日傍晚，我家门铃响了。那天正巧是我期待已久的游戏日，邻居大女儿卡尔马尔·苏兹终于来访，我沉浸在欢乐中，想等母亲去开门。我俩正在剪裁母亲的一件旧长裙——印有绿色圆点花纹的丝绸质料——来缝制玩偶的小衣服。苏兹选择那个下午来看我，并非巧合。之后我们弄清，她在逮捕我母亲这件事中扮演了小小的角色：使我无暇顾及，好让逮捕进行得平稳。有这个严肃的大女孩陪伴，我感到兴奋，不愿起身开门。门铃又一次响起，我只好起来。三名身穿工作服的男人俯视着我，其中之一谎称：“我们来检查电表，你母亲打的电话，请叫她出来。”我隐约感到他们不像是他们自称的那种人，即使在小孩的眼里，他们穿的工作服也未免太干净了。但我急着回到苏兹身边。我现在遥想，那些秘密警察欺骗小孩时，自己有何感受？他们感到过任何不妥吗？他们自己有没有女儿？

　　32 我大声叫：“妈妈！”她应声从她房间开门出来，我已匆匆赶回自己的房间去找苏兹了。过了好一阵子，公寓变得异常安静，我从房间探出头，叫喊：“妈妈！妈妈！”没人回答，整个公寓空空荡荡的。在这之前，我从未一个人单独待过。这公寓仅仅几个月前还住有一家三代，祖父母、父母和我们姐妹。我以前从没注意到，阴暗中的门厅地板竟会吱嘎作响。我搜寻一个又一个空房间，有生以来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心脏的怦怦剧跳。母亲不见了！怎么离开家时都没有告诉我？都没有吻我？ 我边哭边叫“妈妈”，奔下通向大街的三段楼梯。姐姐正坐在人行道沿上哭泣，脚踏车扔在一旁。她看见穿工作服的男人抓住母亲的上臂，将母亲塞进奔驰汽车，没等她跳下脚踏车，就疾驶而去。就这样，我俩坐在一起哭泣。有生以来第一次，没人来安慰我们。后来发生的，我就没有记忆了。

　　33 盖罗拿出一张纸，划上两条线，解释说世界已分为两大阵营，中间（他手指两条线当中的空白处）是个战场，一个人要么站在这条线上，要么站在那条线上。少校盖罗说：‘没有人，可以在中间骑墙。不在这条线上参加战斗的就是敌人，即使是中立者，也必须被消灭。’

　　34 我发现，不停地阅读这数千页的秘密警察记录，给我心灵带来极大压抑。我读的是父母内心最痛苦的披露，但匈牙利秘密警察的用词造句——秘密警察的记录都是如此——全然超脱于血肉之躯之外。活人被压缩成简易符号：“被告”、“疑犯”或“告密者”，其人性、情感全被洗涤得一干二净。备忘录、备忘录总结、行动建议中频频出现的最辛酸时刻，均剔除了与生命有关的意义、情节和瓜葛。令恐怖国家的轮子得以运转的小齿轮，就是秘密警察成千上万忠诚的官员和告密者。为了因应工作，他们永不使用反映真相的真实词句：他们逮捕的是一名匈牙利爱国者，同时又是一个丈夫兼父亲；他们关押的是一个妻子兼母亲，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幼儿。在这样制度下生活的男人，什么是为妻子和小孩作出的最慷慨、最无私的举措？那就是让她们摆脱自己的牵连，乞求妻子跟自己离婚，敦促小孩把自己忘却。除此以外，他无能为力。这就是20世纪在人类身上所作的大胆试验的最终结局。

　　35 鲍比奇接二连三地讯问我父亲：“谁命令你做这条新闻？谁让你注意那条新闻？人家为什么向你提供那则消息？”他就是无法认识到，新闻人可以是一种独立的、好奇的人类存在，不必成为冷战两巨头的受雇附庸。铁幕后的“新闻”，其真正的新闻含量几近于零。即使天气预告，也是从匈牙利国内开始，然后向苏联的乌拉尔地区方向伸展，但不能有一片云彩飘至资本主义的奥地利或意大利。没有坏消息，没有犯罪，没人去世，所以也就无需讣告版。

　　36 除了鲁莽地顺手夹带那份预算，父亲是无可责备的，却一直在与罪恶感作殊死的搏斗。他认为一定是犯了罪，所以才遭此厄运。这就是极权主义的最终胜利：受害者在刻意搜寻自己的罪过。爸爸弄不明白对他的指控，做了这么多年的外国记者，到底犯了何罪，为何是现在？作为一个理性的人，他在反省自己做过的一切，从而找出国家处罚他的理由。这是隔离造成的心理作用，无法忍受的压力迫使囚犯一再反躬自问。

　　37 第二天，《纽约时报》以《真相与极权主义》的社论，重拾这段新闻： 极权主义政府的共同迷信是：如果人们不知道正在发生的讨厌事，将会变得更满足；如果政府隐瞒自己的罪过和愚蠢，将在世界上获得更多钦佩。在极权主义国家里，这就是事实。在那里，外国记者不知道报道真相的宽松政策何时终止……这碰巧发生在安德烈·马顿身上……正因间谍罪在服六年徒刑。这也碰巧发生在他妻子伊洛娜·马顿身上，她是合众社驻布达佩斯记者，在服三年徒刑。在这种国家中，间谍罪全凭政府意愿定夺。用作新闻人的圈套时，间谍罪行可能只涉及某种新闻。而新闻人之所以获取和发表这种新闻，就因为他是一名优秀的新闻人。 官方和媒体为两名囚犯而发起的猛击，震惊了匈牙利政府。2月7日，匈牙利外交部退回杜勒斯的照会，称其为“对匈牙利政府和人民的侮辱”。

　　38 监狱加固了父母的婚姻。母亲后来会说，逮捕一事保全了他们的婚姻。这段经历是他们一起共同经历并得以幸存的，就像他们曾共同经历并幸存于纳粹统治的梦魇。损失、禁锢、战争、监狱，最后还有——爱，把他们紧紧焊接在一起。父亲知道他亏欠母亲太多。她不仅漠视他离婚逃逸的劝告，还继续他们的危险工作，极力争取他的获释；当他身处绝望的边缘时，她为他注入钢铁般的意志。

　　39 那个星期，革命旋转得失控。人们把愤怒和害怕，指向旧政权最厌恶的象征：秘密警察。秘密警察官员到处寻找掩护，褪下蓝色制服，但往往因长筒靴而露出马脚。愤怒的暴民行使残忍的私刑报复，拖曳殴打他们；尸体很快出现在佩斯的路灯柱子上，也有几具悬挂在泽纳特区，我们尽量避免抬头去看。父母（妈妈已结束她的短暂旅行，从伦敦归来）厌恶这种过度的血腥，担心它将在世人眼中损害革命的形象。克雷奇默少校想办法跑来我家，一整天藏匿在我家女佣的房间。这个人前不久还是看管我父亲的“无所不能”的狱警，现在看起来吓破了胆，甚至在我这个小孩眼中，也显得瑟缩变小了。父亲在我家前门悬挂上美国国旗，让搜寻者不来打扰。过后，克雷奇默走了；我要到几年后才体会到他来我家寻求庇护的全部讽刺。

　　40 与母亲被捕时相比，我这次没那么害怕。是啊，俄国人回来了，手握莫洛托夫鸡尾酒炸弹的少年，在长长的坦克纵队面前，能支撑多久呢？但这次，我有父母在。

　　41 11月底，俄国人摧毁了最后的武装抵抗，为此也承受了腥风血雨，七百名苏联军人在与匈牙利人的作战中阵亡。但人口低于一千万的匈牙利，是个悲痛欲绝的国家：二千五百人死去，大部分是平民，二万人受伤；另有二十万人逃离突然开放的奥匈边境。随着西方媒体的集体离去（只有合众社的罗素·琼斯［Russell Jones］和路透社的罗纳德·法夸尔留下），我父母开始忙于新的报道工作：武装抵抗之后的公民抗命。

　　42 如果你长时期努力寻找，用蒸汽打开够多的信件，窃听够多的电话，你一定会找到——在任何人的身上。

　　43 我为最后的研究回到布达佩斯。和往常一样，我呼吸着熟悉的气息，丝毫没变：多瑙河驳船上吹来的石油和煤炭的气味，栗子树坚果的气息，空中飘浮的咖啡香味。我与这城市的关系，就像一段古老但无望的爱情。布达佩斯和我之间没有未来，只有过去。我对短暂且中断的童年，怀有无以名状的渴望。这渴望，又与古老的恐惧掺杂在一起。

　　44 我一开始就被告知，只能责怪这个制度，不能责怪已变成齿轮的个人。

　　45 卫兵打开一间牢房的门锁，后墙高处有一扇小窗，封以铁条和通气网，钢门上有以胶带粘着的杜嘉班纳（Dolce ＆ Gabbana）古龙香水的广告，上面是皮肤晒成古铜色的男子，身穿紧身的内衣裤。我要求在牢房独处片刻，卫兵开初摇头——在今天的匈牙利，将无辜者关押起来是违法的。监狱长重复我的要求，这次变成了命令。他们撤离时，监狱长笑呵呵地说：“再见，再见！”当然，我自愿的短暂羁留，无法与父母的监禁同日而语。尽管如此，那仍是可怕的声音：你无法控制的钢铁滑闩，移入锁住的位置——再也不能与任何外人联系了。 刹那间，我能感到旧日恐惧的升温。在这密闭的牢房中，我没有丝毫的资源或保护，这真是可怕的感觉。假如监狱长的友好只是一种伪装？假如“花”——我刚撕下他的假面具——依然有权可使？但我知道，我只是在异想天开。几分钟后，我将重得自由，而当时的父母却是望穿秋水。

　　46 由女儿伊丽莎白陪伴，我们前往我的老家乔鲍街。途中，就在险峻的小山脚下，我们在瓦罗斯玛捷天主教堂停下。正好在举行婚礼，我们就站在后面，旁边是精心雕刻的木质告解室。这里，什么都一成未变。同样的木雕使徒，仍旧排列在祭坛两侧；多少个星期天，我曾在它面前跪下。突然，寒冷的教堂中央广场沐浴在亨德尔的《哈利路亚大合唱》中。我转过身子，不让女儿看到我的眼泪。

　　47 妈妈和爸爸从冷战中幸存，终于回家，不过是在美国。

　　48 如果父母仍在世，我是不会写这本书的。他们喜爱历史，但不愿是他们自己的。他们全身心投入美国，很少回头看。流亡者们围坐在沸腾的辣椒鸡煲前，沉溺于古老的回忆；但这一类的怀旧聚会不是他们所爱。他们在血泊浸染的20世纪，生活于欧洲的残杀地区，如果感受到愤怒或怨恨，早已将之转化成在美国建设新生活的动力。如果回头看，他们会把目光投向那种精致、宽容、开放的文化。它曾短暂存在于多瑙河边的闪闪发光的城市，但已消失，变成一厢情愿。

　　49 我曾惊讶于，他们怎能忍受像节拍器一样单调乏味的郊外生活。现在我理解了，平淡和人生的可预测，恰恰是人们罕得的珍宝，20世纪缺少的就是这两桩。

　　50 当然，若是能看到的话，他们会发现这本书写得太近隐私，不会喜欢如此袒露。就像伟大的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所说的，写书是很危险的，会惹人发怒。最终，父亲可能会说：“嗯，这是你的书，你是作者。”他几乎从不闯入我的生活，所以我如此重视他的见解。他是一位笃爱子女的父亲，但不随和。多亏了档案，我才知道孩子是我父亲最致命的弱点，两个大陆上的特工都曾这样指出。他的牢房难友／告密者本克·莱奥博士曾报告：“我确信，他的妻子，更甚者，他的小孩，如有大难当头，他会招出一切来拯救她们。”秘密警察的扬博尔·阿帕德上校作出同样的结论，华盛顿的“花”再一次确认此事。因为这一点，我感谢他们中的每一个人。

　　《布达佩斯往事》读后感(六)：你对美好的向往，关乎着这个国家的方向。

　　忙里偷闲花了一天时间读完了这本书，信誓旦旦说不再买理想国。不过这本不得不安利。

　　这几年看过批判冷战，极权的书太多了，这书算是其中最好，最深刻的一本。以往的大部分都如此，一番痛批苏联阵营的极权如何黑暗，以美利坚为首的自由时间如何美好。真的有所谓完美世界吗？真的一切都是伟大领袖一个人得错吗？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作者通过童年的回忆及秘密警察的档案，事件当事人的口述来描写作者一家在冷战初期生活在布达佩斯的最初几年故事。

　　这本书的不同之处，正如导读中所写，权力与极权的黑暗侵蚀对在每个人人性深处其实都是一样的。所以不要总是站在某种道德高度批判，正如书中作者儿童时所困惑的，美好世界美利坚的自由战士为何都会臣服于“秘密警察”，为何自由光明的美利坚也会有政治考量？也会有所谓的政治正确？

　　人性深处那种被权力极权腐蚀的温床，其实在东西世界都一样，因为这是人性与生俱来的缺陷。道德批判其实在本质上起不到任何徒劳作用。能做就是通过学习教育的健全人格和强大心灵来对抗黑暗，当然更为重要的还有打造囚住恶龙的铁笼。这才是更需要我们去深刻反思的！当然你实在要闭上眼睛，看不到人性光辉的一面，那也是你的自由意志。

　　这里有关极权意识形态对人性的深刻精彩描绘，这里给大家推荐部精妙绝伦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请在批判的眼光下观看。对了，主角是希特勒本人。

　　正如作者一家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了自由美好的天堂美利坚时，却也有种种现实中不完美。从来没有完美的世界，有的只是我们以自强不息来一步一步建设改善我们自己及家园。有的只是通过我们自己不懈的努力所带来的精神文化自信和物质基础丰富。

　　扯到这里，想起了一个非著名的却很深刻的小故事。

　　今天提起斯诺，可能没几个人知道了。但那本《西行漫记》却享誉中外，这位西方记者在抗战中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生活过一段时间，观察了圣地。写出了《西行漫记》，回去后，更对美国上流社会极力歌颂延安的自由，光明平等等。当时中国的第一夫人宋美龄在美为中国抗战的援助而声援。她对这位著名记者说出了一番这样的话。

　　“斯诺先生，我不怀疑你的内容真实性。但原因只有一个，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感受到权力的不可抗拒和神秘性。”

　　2015年的南周新年贺词标题是这样的“你对美好的向往，关乎着这个国家的方向。”

　　《布达佩斯往事》读后感(七)：比小说更荒诞、比真实更残酷

　　也许，也只有在一个特殊的背景下，我们才会看见这样一个比小说更为诡异、荒诞，也更感人的历史。在那个充满了背叛、谎言、嫉妒的年代，作为西方了解匈牙利的重要信息来源的马顿夫妇，他们穿着讲究，生活优渥。在受到严密监视的情况下，依然摆出一副“高等匈牙利人”的派头，作者将其解释为一种对抗策略，在我看来这种解释未免有些勉强。事实上，作者所谓恐怖的秘密警察除了对潜在的“嫌疑人”进行监视以外，至始至终都没有采取过激的举动，甚至在没有明确证据的情况下，并未采取任何非法措施，直到作者的父亲盗窃了国会的预算后，才正式将其逮捕。作者父母的这种生活方式与其说是一种抗争，毋宁认为是一种对于生活惯性的妥协和对于运转中的国家机器能够对自身网开一面的侥幸。 但如果从现在的视角去看那段历史，对于作者一家而言，所谓的专制也好，自由也罢，他们都不过是庞大的国家机器下的一枚棋子而已。作为西方世界代表的美国，必然有许许多多通路可以了解匈牙利的实际情况，并将其告知美国本土的公众。但美国媒体却依然选择使用两个匈牙利本地人，让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传出消息，也许就是希望这样的表达方式更具有说服力吧？事实上，美国政府有好几次机会可以帮助马顿夫妇完成移民的心愿，却都用各种理由予以搪塞，直到匈牙利十月事件后，马顿夫妇不再有利用价值后，才施施然将他们带到了美国。即便是在本土，政府也对他们严加看管，相比秘密警察，不过是披上了一件美丽外衣，其实本质上并没有不同。 其实除去历史背景和阴谋，这本书更感人的部分却在于对于作者对于家庭生活的回忆和刻画，我想除去那段时光，我们应该不会再有机会对于家庭往事进行如此详细而精致的记录了，无论是父母在困顿中对于一双女儿的爱护，还是当夫妻感情出现危机，在煎熬和背叛中继续相互抚慰，这些真挚的感情在被监视的岁月里被忠实地还原下来，成为作者难以忘怀的纪念。 我们很容易想起《1984》所描述的那个由告密者织成的监控网的国家。 在遮阴的栗树下，你出卖了我，我出卖了你。 幸好他们还保持了最后的底线，在黑暗里让我们看见了人性的温暖。

　　《布达佩斯往事》读后感(八)：我更想看到一些历史，但作者展现的好像只有她的童年

　　马顿夫妇的勇气令人敬佩，历史的大背景下，夫妇两人的经历和遭遇足以拍成一部情节跌宕，发人深思的电影。

　　但这样好的题材，在作者这个二代美国移民的笔下却未见深刻。

　　作者试图在秘密警察的档案里寻找童年，在她经历那个灰暗紧张的时期时，她还只是个几岁大的孩子。相比身边同龄人优渥的家庭环境，加之父母的关爱和呵护，作者在她的童年（至少在父母被捕之前）几乎感觉不到这个家庭面对的各种危险和焦虑。可以说，抛开和父母的情感联系（尽管这是全书的主题），作者本人和她所讲述的那段历史是抽离的。

　　在我看来，多年长大成人后，在她翻阅秘密档案时，以及她重游布达佩斯之后写下本书时，她看待这段历史的眼光和态度，和其他生长于美国的中产阶级普罗大众并无太大区别。作者本人大概也没有深入地研究那些过去的事情，当看到本书字里行间总透露着一种“天啊，怎么可以这样！这太可怕了！真是难以置信！”的普世价值观下的感受和判断，我会有点遗憾地觉得这样的叙述还是流于肤浅了。我甚至设想如果由一个深入洞察过那段历史的小说家来丰满各个人物的细节和感受，会不会更加打动人心？作者在讲述她父母的一些生活细节时，人物刻画很生动，这来源于家庭情感的紧密联系。我很喜欢她们最后逃离布达佩斯的那段描写，作者以孩童的视角回忆当时的情景，汽车穿越无人区，母亲“夸张地”撕掉那份寄养协议，很触动读者。但是作者在叙述其他人物（尤其是“告密者”和秘密警察）时，不可避免地带着许多主观的臆测、怨恨和讽刺。

　　在那个境地，我们完全理解马顿先生对“西方自由世界”的向往。而作者的笔调，不能说是跪舔，毕竟她最终是在美利坚的土壤上长大成人的。

　　《布达佩斯往事》读后感(九)：好的制度引导人们向善

　　津巴多在《路西法效应》中提出：滋生撒旦和天使的力量是同一的。路西法曾经是天使长，但由于过于傲慢以至于上帝为了惩罚他创造了地狱，而路西法堕入地狱后，成为了撒旦。也就是说，路西法原本是善良可爱的大天使，他最后成为了恶魔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上创造了地狱这样一个环境。而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组织化、体系化的外部环境存在，很多时候好人是不会变坏的。

　　马顿夫妇所处的正是这样一个具有组织化和体系化的恐怖的时代。大部分人都因路西法效应而成为恶的执行者，最开始或因威逼或因利诱而成为告密者或者秘密警察，比如“花”，他会用善意的谎言进行自我安慰和自我麻痹，以逃脱良知的折磨，“花”在卡蒂采访他时依然坚信这种谎言。接着，是对他人的去人性化，所有的告密者和被监视者都有代号，正如卡蒂所言，这些报告是没有任何感情在其中的。这些如机械般冰冷的记录，让监视者完全忽视“档案人”的人性部分，“档案人”不再是有个性感情的个体而成为了纯粹的符号，这就能够让“档案人”的遭遇完全无法唤起监视者的同情心和同理心，让监视者失去感同身受的能力，毫无感情地去执行“恶”，这在马顿的狱友身上非常明显，马顿先生在他们面前表现出的脆弱痛苦在他们眼中只是一个一个的情报。然后，是对监视者自己的去个体化，所有监视网络内的人都有代号或者编码，就是说，他们在监视时也不会意识到自己是作为独立的个体在实践“恶”的行为，而能轻易地将自己隐藏在庞大的监视人群中；他们知道自己很难被识别出来，意味着他们不需要承担个体的责任，整个监视群体，整个制度会去承担后果。另一方面，他们盲目地服从拉科西的权威，除了外部压力，也因为拉科西会承担所有后果，他们只要服从就可以了。最后，监视者对于自己所执行的“恶”，感到麻木和漠不关心，尤其是“花”，他一直不承认他在做坏的事情，因为制度让“恶”成为了一个长长的链条，“花”只是其中一个螺丝，远离最后的伤害后果，因而他会认为自己的做为并不会产生什么恶劣的影响。

　　在这种组织化制度化产生“恶”的环境下，人性很难能承受考验，更凸显马顿夫妇反抗的可敬。马顿太太在狱中坚持做操，还会带上狱友，这是多么强大的精神力量。但是坏的制度虽然不能让马顿夫妇作恶，却会利用他们的善良和对家人朋友的爱让他们痛苦，逼迫他们承认莫须有的罪名。实在是太让人绝望了，恐怖的制度完全吞噬人性，让人无处可逃。

　　读书时，我也会思考卡蒂的追问，如果我处在同样的情况，我会如何选择。虽然还是有心怀善意的匈牙利人，或者说马顿一家还是愿意从善出发去看待别人，比如一起玩桥牌的梅琳达和为他们打扫房屋的乡下女孩，她们会坦言自己的困顿，而非暗中背叛。但是这些心怀善意的人还是承担了监视的责任，在政治伦理中，对政治的服从和支持是同样的东西。难以想象，当自己身处如此极端黑暗的制度下，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布达佩斯往事》读后感(十)：书摘

　　1.导读第六页：【苏联将军，曾在叶利钦总统任期内担任俄罗斯总统特别助理的德米特里·沃尔科戈洛夫（Dmitri Volkogonov)说，1930年代中期苏联政治警察（NKVD）军管理只有两种类型的人，“冷酷无情的犬儒和丧失了良心的虐待狂”。苏联间谍尼古拉·霍赫洛夫（Nikolai Khoklov)回忆道，他负责招募新手时，他的上司克格勃高官帕维尔·苏朵普拉托夫（Pavel Sudoplatov）给他的指示是，“找那些因命运或天性受过伤的人——那些性格丑陋、有自卑情结、嗜权、有影响欲但又屡遭挫折和不顺利的人。或者就是找那些虽不至于受冻饿之苦，但却因贫困而感到羞辱的人......这样的人会因为从属于一个影响大、有权力的组织而获得优越感......他们会在一生中第一次尝到自己很重要的甜头，因而死心塌地地与权力结为一体。】总而言之，找那些自卑、嫉妒且仇恨社会的人。

　　2.中文版自序第四页：【尽管有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我家有机会在美国开创新生活——但幼时被迫与父母分离，却在我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我讨厌例行的告别，无法克服自己取悦于他人的难民心态，亟欲证明自己无愧于美国的热情好客。流亡不是自然状态，孩子应在自己的国家长大；周遭的人不但知道如何叫出小孩的名字，而且熟悉小孩的家族轶事。】“我无法克服自己取悦于他人的难民心态，亟欲证明自己无愧于美国的热情好客”。懂，懂。

　　3.P181：【入学的孩子们以他们的“阶级出身”分成六类：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小职员、“其他”、“阶级敌人”。第一与第二类很容易经由高中进入大学，第三、第四和第五类，依次递减，只在罕见的例子中能获得大学教育。朱莉和我是“阶级敌人”，受到的待遇与纳粹德国的犹太人不相上下。】匈牙利黑五类。

　　4.第十七章，P228，图下配文：【1970年代，父母在华盛顿特区——终于安全了。他们幸存于纳粹和匈牙利，把美国当作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

　　5.尾声：【他们全身心投入美国，很少回头看。流亡者们围坐在沸腾的辣椒鸡煲前，沉溺于古老的回忆；但这一类的怀旧聚会不是他们所爱。】

　　【他们以被剥夺者的全部激情热爱美国。对母亲和父亲而言，郊外的平凡生活是珍贵的：每周去世界上最大最冷的超级市场购物，周六的网球游戏，数小时在郊外的前院清扫落叶......他们在这种生活日常中找到了他们的欢乐。我曾惊讶于，他们怎能忍受像节拍器一样单调乏味的郊外生活。现在我理解了，平淡和人生的可预测，恰恰是人们罕得的珍宝，20世纪缺少的就是这两桩。】第三世界人民的终极幻想，却是美国土生中产白左想要迫切逃离的泥潭。人生真是荒谬，世界多么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