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读后感精选10篇

　　《档案》是一本由[英] 蒂莫西·加顿艾什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245，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档案》读后感(一)：《档案—一部个人史》

　　我是被梁道长的导读吸引过来的，不知道他是否在做《一千零一夜》时做过这一期的节目，看导读时甚至能想象到梁道长在做《一千零一夜》时在街头用他富有辨识力的声音一边讲一边走。

　　这本书通过自己的日记和他人对自己记录的档案进行追溯，应该是一个有意思的论题，但是读下来并不算特别有趣，然而仍然有很多可以讲的东西。比如日记中的自己和档案中的记录差异之大，日记是一个“我”的记录，档案是别人记录“我”的事情，我们该怎样看待这两者的差异？

　　当然书中最重要的一点也是在导读中提到的：出卖。被家人、情人和朋友背叛是一件让人震惊且痛苦的事情，柏林墙倒塌之后的线民也受到了惩罚，自责、沮丧重新袭击了他们。在那样的大环境下，成为线民是他们获取利益的一种途径，举国皆如此减轻了他们的道德感，我们每个人的行为都受到环境的影响，这是人类的脆弱和人性中的弱点。在这种环境下，“出卖作为一种美德”也就具有了自我欺骗性。

　　喜欢作者在第十五章一段话：

　　“文明人与野蛮人之间的分野在于，文明人知道自己的中心信仰的相对性，但是却毫不退缩地捍卫它。”

　　“我们如何建立起一个对与错的思想体系，而这个体系必须坚定到，当我们生长环境中所认定的对与错与这个体系不同时，能够挑战旧的体系，面对那个深植于权力体系中的价值？当我们知道我们心目中的信仰只是“相对性”正确时，我们要从哪里得到那样的勇气，”毫不退缩”、甚至不怕面对死亡？而且我们应该如何将价值，同时也将那份勇气，一起传给我们的下一代？”

　　这应该是整本书提出的最有价值的问题了。

　　《档案》读后感(二)：11一个至多个-《档案：一部个人史》

　　一个至多个

　　从春秋笔法开始从我们多年的学习经验知道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的历史教科书简直就是神话，而现在放在我案头的这本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人蒂莫西.加顿艾什著汪仲译的《档案：一部个人史》告诉我们历史还有一种，“历史学家一直在做研究，一面也创造了历史，自己成了这个历史的一部分。”

　　书有很多，也有很多种，有的书能调动起读者内心全部的历史认知和价值观念，《档案》还不止于此，它还能让思想超越所限的实际环境，思考一些永恒的内容。我向来抵触对经典作品进行压缩提炼，名著的价值就在于通过对细节把握体现出来的原生力量去感染影响读者，抽干了细节，就是阳光底下无新事，不是历史的剧情老套，而是除了演员和布景剧本从来就没换过，这样的历史叙事里没有人这个主体，也就与我们没了关系。但说到一本书总要讲一下这本书的大概，再去或推介这本书或借此去贩卖自己的私货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在此我不能不落窠臼。

　　《档案》讲述的是在东德斯塔西这一据梁文道讲为人类史上最庞大也最严密的国安机构（若以东德人口估算，平均每50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和斯塔西相关，若非直接替它工作，便是间接为它服务。）背景下，1980年时为在东柏林当交换生的英国青年即作者进入了斯塔西“作战性个人管制档案”管控的视野，1989年柏林墙倒塌东西德合并，新德国开放了斯塔西的档案，已成为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的作者以学术研究的态度将秘密警察的档案、日记、记忆并与档案中所涉人物的访谈和接触形成融合对照，作者从“一个窗口、一个样本、一个达成目的的方法、一个实验的目标”的个人的微观角度，将在努力还原那个时间截面的真实状况汇总成本书，引导我们去体会历史、记忆、自我乃至人类本身这些的形而上的概念，实现了从一个到多个的历史学价值。

　　书既然是建立在档案基础上的，那首先我要阐明的是与作者对档案记载持一定的怀疑态度不同，我只是认可作者所查阅的这些档案的物理存在的真实性，但对记载内容所要反映的真实基本怀疑。“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读出雷暴的预示，无事变成小事，小事衍成大事；每一个人背后都另有人指使，每一个行动背后都别有深意。这就是斯塔西这种机构看待世界的原则。”（梁文道《导读.出卖作为一种美德》）这样的立场不会有事实，而如果参照我国档案来验证记载内容的所谓真实性，我们的体验自会深刻，试举一例，山东核电科技馆的看板上有一份1958年7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翻拍图片，与“我国第一座原子反应堆建成”新闻并列的是“夏粮增产35亿斤”。这里的档案就如文中对记忆的使用，“我们所拥有的是对某一个人、某一件事、某一个时点的无限回忆：不但随着每一秒时间的流动而逐渐改变，而且偶然会因为某一个戏剧化的冲击、一项出其不意的表态等而有扭转的回忆。就好像电脑上的数码影像，每一种颜色、线条、细节都可以在电脑屏幕上任意改变一样，在人脑中的回忆也经常在变换中。不过，和数码影像唯一不同之处在于，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记忆，也无法任意倒带，让自己回到最原始的记忆中。有人说‘过去就好像陌生的外国一样︐，事实上，过去是另外一个宇宙。”，不同的是档案一旦形成便不再改变，只是在生成时可能就是假的，否则无法解释理论上应该清楚每一个国民谁是谁的东德最后为何仍逃避不了倾覆的命运。

　　客观讲，书中论述的内容在现时的中国没有讨论的空间，但历史研究的价值恰在于借鉴。除了鹦鹉学舌般的窃取，每一次对历史的阐述都是作者个人的体验，《档案》一书透过场景的还原，拷问的实质对象是人性，阅读中我不时会问自己，在那样的历史场景里我会选择什么样的立场和行动？答案其实是现成的，“这个人，就坐在我们眼前的那一张椅子上，明明就是小官僚执行者的罪恶代表。然而，他却是一额顾家好男人，自豪于自己的刚正不阿，忠诚不贰，中规中矩—一切被认为与‘纳粹主义︐合作的‘第二层次美德︐。他甚至到今天还无法承认，他忠诚服务的机构结构性、系统性地做错了事情，只会坐那里懊恼曾经偷窃过一两部火柴盒小汽车。”

　　八卦新闻或许证明着窥探他人隐私的存在合理性，因此阅读《档案》有些像在读一本令人隐隐的恐惧的政治小说，并因其真实的不能再真实，让人欲罢不能而一睹为快。可真实的材料所重建的历史真的就是可靠？“我在痛苦中测试自己对于过去的生活到底还记得多少。即使今天，在将所有档案、日记、信件等详细记录备齐在我面前之际，我仍然需要仰赖想象力，为我重建起过去的生活。就像勒南所论的民族一样，我们每个人都在记忆与遗忘的不断组合过程中成长。但是，如果我连自己十五年前的模样都无法重建起来的话，还有什么资格写别人的历史？”

　　其实，这些并不重要，这些都是加顿艾什通过自己辛勤的调查整理出的各种历史或然，《档案》涉及的斯塔西人员只有黎瑟是个例外，“他的确是个善良的人，他并没有因为进入国安部而良心泯灭。”，这也是我在《档案》里最大的个人收获：

　　“当然，一个人呢即使有丰富的知识，仍然可能因别人有不同的意思或行为而迫害他们。这就是我从哲学家柏林身上学习到的。他告诉我们，只有在发现人类文化之多元，看见不同的人所追求的目的是分歧，而且是无法妥协的以后，我们才会看见自己的信仰与做事的方法的相关性。从这里开始，我们知道了容忍。在那篇著名论文的结论中，以赛亚.柏林引用了另外一位作家的话：‘文明人与野蛮人之间的分野就在于，文明人知道自己的中心信仰的相对性，但是却毫不退缩地捍卫它。︐”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七日

　　《档案》中的部分妙语：

　　1、这种事情并不是你不把它挖清楚就会不存在的。

　　2、“斯塔西”的存在正如所有对付自己国民的秘密警察，既秘密又显眼，它以秘密的行动公然宣示自己的力量，如此能在人人心上种下恐惧的种子。恐惧，乃是这种体制的基石。它的双重性质要求国民也要以双重态度来对待它，在表面上爱它爱得要死，在心里则怕它怕得要死。结果是一群表里不一、心中多疑、彼此提防的原子化个体；这就是它的深层腐败，东德政权大厦的散砂地基。

　　3、虽然大家活在同一个世界，面对同一组事实，但每一个人理解这个世界和构成它的事实的角度是不同的。

　　4、波恩特身材魁梧，但暴躁易怒，眉头一皱，更是一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样子。他的存在不容忽视。纳粹和马克思提供了最佳的语言弹药，供他日常兴之所至的评论与辱骂使用。我的日记中记载着有一天，我在浴室里待得比规定的时间长了一些，扰乱了他的日常作息。他一面用大拳头大力敲门，一面叫嚣道：“统治阶级！”当他把孩子带进来住，而主要的房客，海纳，威胁要去法院告他时，伯恩特对着他大骂：“你这个纳粹猪猡，跟集中营的警卫一样，白天谋杀平民，晚上弹琴、喝酒……”

　　5、带着档案在时间中旅行的效果可能也很相似：一次不好的旅行。

　　6、然而，在秘密德国的鬼魅之中，我想要搜寻的，是一个私人问题的答案：什么力量使一个人成为抗暴斗士的同时，却使另外一个人成为极权统治下的忠实奴仆？

　　7、对东德这样一个建立在媒体控制、新闻检查和组织性欺骗的共产国家而言，探索性研究或批评性新闻当然是有颠覆作用的。

　　8、因为，我发现，经过档案开启的过去并非原样重现的过去。就算没有档案的开启，没有新的文件或另外一个人的记忆帮助回想，每个人的回忆都随着时光的流转以及环境的变化，有的变得模糊，有的反而更清晰，有的逐渐圆润，有的则越发尖锐。

　　9、但是文件从来就无法记录下所有的事情。与历史的见证人谈话，是理解当代历史背景与动机中最宝贵的方法。

　　10、西方定义下的窥伺狂，被定位在一个高高在上的“国家安全”、“公众利益”目的上而正当化了。

　　11、制度有问题，他说，因为它违反了人性，一个人的天性无法转换或改变，所以这个制度注定会出问题。共产主义无法容忍“内心的丑恶”，只有人人都是天使，共产主义的美好愿景才会实现。这番判断简单却不浅陋，对共产主义的基本缺陷一语中的。

　　12、黎瑟惊讶于媒体在报道五年生产计划上的严重失实，目睹了理论、实践、当权者伪善之间的矛盾。他援引海涅的话说，这些当权者表面上劝大家喝水，背地里却肆饮着葡萄酒。

　　13、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用别人的坏来衬托出自己的好，基本上是虚伪的、谬误的。

　　作者简介：

　　蒂莫西•加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当代西方最重要的政治写作者之一，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英国《卫报》专栏作家、中东欧当代史专家，著有《波兰革命》、《档案：一部个人史》、《事实即颠覆：无以名之的十年的政治写作》等。

　　《档案》读后感(三)：愚者筑墙

　　精疲力竭的一个月。每天晚上睡觉前断断续续看几页，有时甚至看着看着kindle就从手中掉落。不过即使是在一天当中最不清醒的时刻，作者在现已不复存在的“民主德国”的遭遇和见闻，依旧保持着让我不寒而栗的特质。

　　柏林墙另一头的人，过着怎样的生活呢？DDR（东德，即民主德国）有当时世界上最为组织严密的秘密警察“史塔西”，其覆盖面甚至超过了纳粹时期的盖世太保。任何一个人的任何一个举动，都可能被或被迫或自愿潜伏在身边的”线民“记录下来。一个看似无意的举动，在某些人的眼里，可以变得无比危险，仿佛一颗叛逆的齿轮会摧毁一整台机器。在那里，出国成了某种特权。人们只能看到、听到他们被允许看到、听到的。

　　同之前读完的《布达佩斯往事》一样，读这本书，充满了压抑。如果，我，在彼时、彼地，出生、成长，会有怎样的命运呢？我会做一名IM（即线民），出卖身边最亲近的人吗？我，还能不能够，与墙另一头的人，看到一个相同的世界呢？

　　作者写到：大部分人的人生选择并不如此突兀，但是当我们回顾过去，都不禁看到那些时刻，人生原本可以走上完全不同的路： 沿着我们没有走的路，走向我们从没有打开的门，进入了玫瑰花园。

　　压抑过后，是欣慰。因为柏林墙，和铁幕一样，到头来，都无法逃过时间的淘洗，湮灭在无尽的长河中。

　　以下是书中句子的摘录：

　　1 国安部的观察报告，和我的日记。我生命中同一天的两个说法。秘密警察冷眼旁观“被观察者”的一举一动，和渗入我个人主观、情绪的描述。国安部的档案，对我的记忆，是多么大的一份厚礼。

　　2 档案夹封面上盖着的OPK三个字母，代表的是Operative Personenkontrolle，也就是作战性个人管制档案。根据东德国家安全部的高等法律学院所订定的1985年版《政治作战工作辞典》，所谓作战性个人管制是指：辨识可能违反刑法、可能抱持“敌意负面态度”，或可能被敌人基于敌对目的而利用的人。

　　3 在安全部的语言中，线民的正式名称为非正式职员（Inoffizielle Mitarbeiter，简称IM）。他们之间又有好几个分类：安全、特殊、军事作战、敌后，甚至有一组专门监视线民的线民。从1989年开始，IM已成为德文的一部分，就好像SS（党卫军）在所有欧洲语言中，都代表着纳粹主义的粗鲁、暴力与野蛮兽性一样。IM在德文中已经成为如德国共产党独裁一般的经常性、组织性的渗透、威吓、通报行为，亦即成熟极权主义的一种静默的腐败形式。在1990年代初时，德国任何一个有名气的政治家、学者、记者或牧师，只要国家安全档案记录中显示他曾经是一名IM，一经发现以后，这个人就会从此消失于公众眼前。IM是一个污点。

　　4 全名累赘冗长的“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联邦授权记录局”，通常简称为高克机构（Gauck Authority），因为这个单位是由有力而辩才无碍的东德牧师约阿希姆·高克（Joachim Gauck）管理，我的档案便是从高克机构在柏林的主档案室调出来的，事实上，该档案室也是当年国家安全部的中央档案室。 5 大部分的办公室大楼，现在都已移作他用。过去密封起来，杜绝秘密文件遭双面间谍泄露的窗户，都已对外敞开。文特少尉、考尔富斯中校之辈或曾做过偷鸡摸狗事情的地方，现在都只是一间间平常的办公室：一家超级市场、一家健身房兼桑拿室、一家劳工中介所。可是，档案室仍维持原有之功能。

　　6 桌上有很多看起来像果酱罐子的玻璃瓶，瓶身上仔细贴着标签，里面是一块肮脏的天鹅绒布，也就是个人味道的样本。警犬只需要从这里知道某一个人的味道以后，便可担负追踪任务了。根据国安部辞典，它们的正确名称为“嗅觉保存物”。我站在那儿，不禁开始狂想：或许在这栋硕大的建筑的某一个角落，我过去的味道还像果酱一样被保存得好好的？

　　7 总而言之，这个高克机构是个非常奇怪的地方：它是在过去可以称为“国家恐怖部”的地盘上所新建的“国家真相部”。它位于柏林中央的行政部门内，很多大楼的走廊虽然现已装上了西德的新式照明和塑胶地板，东德味道却仍然弥漫在组织内：阴郁的啤酒肚门房，访客必须别在身上的识别证，各种不合理的规定，三联式的申请表，随处收费的习惯——一切的一切，都令人回想到东德的官僚主义。

　　8 东德想必是现代史中，秘密警察组织最广泛、严密、滴水不漏的极权国家了。而新德国则是现代民主国家中，最大量将过去极权统治中的资料暴露于民众眼前的政府了。

　　9 阅读档案的结果可以极为可怕。我脑海中浮现出一个现在变得非常有名的个案。薇拉·沃伦贝格（Vera Wollenberg）为维尔纳·克雷奇尔牧师所在潘科教区中的一名政治活跃分子。她阅读自己的档案时发现，她的丈夫从认识她的第一天，就开始打她的小报告。

　　10 如果没有档案的话，他们或许还是亲爱的兄弟、和睦的夫妻——只不过爱是建筑在谎言之上的堡垒而已。

　　11 “长官”很可能是格奥尔格博士，或更可能是金策尔少尉的措词，因为他们才生活在每个人都有长官的世界之中。

　　12 日记提醒了我过去那些笨拙的探索、自以为是的行动和势利高傲的态度——还有贸然闯入他人生活的莽撞。姑且将窘迫放在一边，要重建自己过去真正的感觉，真是何等的难事。然而，要重建别人的，可就容易多了。有时候，那个过去的我，对我是那么陌生。一路写下来，写到最后的几页时，在写“我”时，我几乎觉得我应该写的是“他”才对。 13 看了一天的档案，我会再度走进街道的绿荫与阳光之中，对于人类无止无尽的阴险残忍，内心激动不已，久久难以平复。经常，我好像觉得自己手上也沾满了血。我会去游一趟泳，将血洗净，然后到咖啡厅内，看着隔壁桌的老太太讲闲话，一面喝上一杯。老祖母们，你们在战争的时候，都做了些什么？

　　14 然而，在秘密德国的鬼魅之中，我想要搜寻的，是一个私人问题的答案：什么力量使一个人成为抗暴斗士的同时，却使另外一个人成为极权统治下的忠实奴仆？

　　15 今天回想起来，那简直像电影的开场，而不是真实发生在我生活中的事情。阳光斜洒在牛津学院的草地上，金黄色的砂岩墙，一名穿着苏格兰呢夹克的导师绕过前庭，到教堂下，在一名面容清新的大学生前停了下来。我们只能隐约听见他们分手时的片段对话……“和伦敦联络……”“谢谢，院长……”

　　16 格雷厄姆·格林在他的自传中便提到：“每个小说家，和间谍至少有一个相同的地方：他观察别人言行，倾听别人间的对话，寻找别人的动机，分析他们的人格，而且以文学之名，如此寡廉鲜耻。”

　　17 我发现，他们大部分关心的事（相对而言）都是微不足道的。真正重要的是人类的尊严在公平、正义、和平之名下被矮化了、蹂躏了。重要的是有人只因为想要离开那个正好是他们出生地的国家，就被关进牢中，而且一关好几年。

　　18 他二十二岁，父母都居住在西柏林。柏林墙堆高起来的那一天，三岁的他，正好到东柏林的祖父、祖母家过夜。东德政府从此就不让他离开。他被人认养、长大，在军中服役时丢了一根手指，现在是电车司机。有的时候，他的父亲会开着发亮的奔驰汽车，带着小礼物，从西柏林过来看他。他身上穿着的加州大学T恤衫便是父亲送的礼物。 19 但是时间无法驻留。现在掌权者 无尽的野心，正在走过它的路， 就像满身沾血的斗鸡，必须为地位而争， 但是时间无法驻留，就算用暴力也不行。

　　20 如果将这些数字与东德全部的成人数目相较的话，就表示每50名东德的成年人中，就有一名直接与秘密警察相关。即便是每一名直接相关者只有一名眷属的话，那么每25名东德人中便有一名是与秘密警察有关联。

　　21 公平地看来，一个人不能够因为一个历史的意外，一些特定的档案不见了，就免于接受那严苛的判断。

　　22 因为，我发现，经过档案开启的过去并非原样重现的过去。就算没有经过档案的开启，没有新的文件或另外一个人的记忆帮助回想，每个人的回忆都随着时光的流转以及环境的变化，有的变得模糊，有的反更清晰，有的逐渐圆润，有的则越发尖锐。

　　23 因此，我们所拥有的是对某一个人、某一件事、某一个时点的无限回忆：不但随着每一秒时间的流动而逐渐改变，而且偶然会因为某一个戏剧化的冲击、一项出其不意的表态等而有扭转的回忆。就好像电脑上的数码影像，每一个颜色、线条、细节都可以在电脑屏幕上任意改变一样，在人脑中的回忆也经常在变换中。不过，和数码影像唯一不同之处在于，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记忆，也无法任意倒带，让自己回到最原始的记忆中。有人说“过去就好像陌生的外国一样”，事实上，过去是另外一个宇宙。

　　24 然而，不论如何加料，记忆毕竟应该是曾经真正发生过的事，是史实，与未曾发生过的想象之间应该有一条明显的界线才对。

　　25 历史，就好像一件用许多不同质材拼贴而成的美术作品一般，这里一块硬梆梆的金属片，那里一张旧报纸，又覆加上一块布料。报告、调查者、历史学家从同一个盒子中捡出许多不同的质材，拼凑出来的是一张张与他们原始想象中的油画或水彩画感觉完全不同的拼贴。但是，每张历史的拼图不似诗或小说，必须要经得起历史对事实的测试。我所写的每一句话都必须要经得起这个测试。这使得我的工作非常困难。

　　26 与历史的见证人谈话，是理解当代历史背景与动机中最宝贵的方法。

　　27 大部分人感谢那份安全感，而且并不介意牺牲一点点的自由，以交换那份安全感。

　　28 在最后的那段日子，他是否觉得失望？不，他有一种沉静而满足的感觉。毕竟，这个国家已有所成就：在东德历史中，每年的经济都有所成长。西德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几乎每年国内经济都在萎缩。我温和地表达了我的惊异。他解释说，工人能分享到的成长在日益缩水。可是西德就整个国家而言却日渐富裕，难道不是吗？是的，他说，但是大部分人看到东西，却买不起。 他是否到过任何西方国家？ 嗯，在统一前自然没有。统一以后，他曾经到过北海岸和西柏林。但是他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有一次，他的孙女要求他替她买一个咕咕钟。于是他便到西柏林的卡迪威大百货公司。没有一样东西是普通人买得起的。而且，他们根本就没有卖咕咕钟。 不，他不喜欢到西柏林，尤其在终生因反对它而工作之后。

　　29 但那也是充满了活力的年代。他觉得他做的工作很重要。在1950年代，大众都支持他们的工作。他们甚至到工厂之类的地方解释自己的工作内容，而民众听了以后都会为他们拍手。（难道到现在他都还不明白，或许民众是出于恐惧才拍手的吗？）

　　30 西方定义下的窥伺狂，被定位在一个高高在上的“国家安全”、“公众利益”目的上而正当化了。

　　31 从个人档案照片上看，黎瑟面貌丑陋，令人生厌。不过第二天，当我看见他等候在休息厅时，他却显现出坦率轻松的面容，眼眸清澈透亮。他身着白衬衫和褐色夹克，系着白领带，脚蹬便鞋，衣着整洁，开场白与过去的同事如出一辙：“我想让这个世界更美好。”但没过多久他的话便偏离了那一套。制度有问题，他说，因为它违反了人性，一个人的天性无法转换或转变，所以这个制度注定会出问题。共产主义无法容忍“内心的丑恶”，只有人人都是天使，共产主义的美好愿景才会实现。这番判断简单却不浅陋，对共产主义的基本缺陷一语中的。

　　32 他援引海涅的话说，这些当权者表面上劝大家喝水，背地里却肆饮着葡萄酒。

　　33 他还说：“不同的阶段会带来不同的认识。至少今天我从不同的视角看到了很多事，而十五年前，或者说在1989至1990年的大转折时期，这是根本办不到的。”

　　34 “历史学家永远不会满意，因为文件只能揭露部分真相。要想还原历史，当事人的观点不可或缺，”

　　35 我们坐在牧师公馆的阳台上，在炎热的7月天中，他告诉我，他和他的朋友如何独立监视地方选举，发现国家如何假造选举结果，而当他们抗议政府造假时，警察又如何抓着他们的长发，将他们拖过破巷。这个国家中大部分人，他说，都太笨、太悲观、太害怕，什么事也不敢、不愿意做。或许有一天东德真的会改变，但是那不知道是多少年以后的事，而到时候他一定老得满头白发。他想要生活，想要旅行。如果他能够离开一次，四天，到西柏林就好了。万一这一天真的到来的话……

　　36 这个情势，在日常生活中，没有适当的英文，但是却有两个长长的德文字，很恰当地可以表达：Geschichtsaufarbeitung（历史加工）以及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解决过去），有“对待”、“通过”、“妥协”甚至“克服”过去的意思。这是继希特勒之后德国第二次鞭笞自己的过去。经过了第一次的洗礼以后，再度到处都是侦察、暴露、揭发、相互揭发、再揭发之声。而且不限于德国，在这个影印、传真、光纤、卫星的时代，各种揭发文件在顷刻间便传到了全世界。

　　37 其实世界各个国家都有“过去”的问题。所有亚洲和欧洲曾经历过共产主义的国家，所有拉丁美洲和南非经历过独裁统治的国家，还有曾经历过佛朗哥的西班牙或后团结工会的波兰，都有过去，但都设法与过去之间划上一条粗粗的线。让过去的成为过去吧！

　　38 只有新德国一样也不遗漏。德国人不但举行公开审判、进行体制内肃清，组织委员会，而且还有系统地公开了秘密警察档案，让所有想知道自己如何被害或自己如何害过别人的人，都可以一观档案内容。这种做法极为特殊。

　　39 正如我在自己的个案中发现的，这些情报即使在今天仍然相当有力量。过去国安部军官手上掌握的力量，转移到了高克机构办事员的手上，通过他们再传给个别的读者、记者、学者，或想要知道员工或未来员工的档案资料的老板。一旦拿到了高克档案资料后，这些人就必须做出决策：要雇用？要解雇？要揭发？要原谅？更严重的是，当线民两字出现，就像其后面被涂黑的名字，代表的是污点。就算它背后存在着可以理解的善意，就算在法律的严格保护及公众的审慎监视下，那一抹涂黑代表的就是力量。

　　40 这些档案可以改变人生。一位最近前来向特林佩尔曼女士调阅档案的读者，曾因想逃往西方而被关了五年。从档案中，她发现当初告密的竟然是与她同居的男子。两德统一后，他们仍然住在一起。在她要去调阅资料的当天，他还在她出门前祝她一天愉快。那名妇女哭倒在特林佩尔曼女士的双臂中。

　　41 然而，整个鞭笞过去的目的，就是希望再也不会有第三次独裁发生。

　　42 其实，德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传统智慧，可以用来思考档案这一回事。一种为犹太传统下的古老智慧：救赎的秘密在于记取教训；或者，在谈到纳粹主义时经常被引用的乔治·桑塔亚那（George Santayana）说：凡是忘记过去的人必将重蹈覆辙。另一方面，历史学家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曾评论道：每个民族都是一个有共同回忆与共同遗忘的共同体。“遗忘，”勒南说，“或者我应该说历史错误，

　　43 大部分人的人生选择并不如此突兀，但是当我们回顾过去，都不禁看到那些时刻，人生原本可以走上完全不同的路： 沿着我们没有走的路 走向我们从没有打开的门 进入了玫瑰花园。

　　44 书架上有许多好书，但是问题在于：你怎么知道他们所写的，有哪些是事实，哪些为虚构，哪些还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细节？

　　45 1944年，施陶芬贝格企图暗杀希特勒之举被视为非常高贵的行为。但是如果暗杀的对象是丘吉尔的话，那么同样的行径就变得肮脏龌龊了——虽然暗杀者在行动时可能表现出同样的勇气与胆识，甚至也同样热烈相信他的所作所为是充满正义的。同样的行动却得到不同的道德评价。

　　46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用别人的坏来衬托出自己的好，基本上是虚伪的、谬误的。

　　47 就像勒南所论的民族一样，我们每个人都在记忆与遗忘的不断组合过程中成长。

　　48 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我的代号——我怀疑其实是因为我开一部阿尔法罗密欧汽车而来——凑巧很是恰当。我的确很浪漫，而且不仅对爱，对很多事情都很浪漫。浪漫主义，正如劳伦茨·丹普挖苦地指出，有它危险的一面。浪漫的人很想要帮助他人，但是在过程中，他自己可能会受伤，就好像在莎士比亚的故事中，罗密欧为了阻止他的朋友茂丘西奥与提伯尔特决斗而受伤一样。另外，罗密欧也很可能因为冒险而受伤，或为了一个不值得的理由而全心投入。

　　49 在这次寻觅中，我没有看到一个明显天性邪恶的人。但是，每个人都很软弱，任由环境塑造他们。人性，他们都太人性了。然而，他们的行为的总和却是一大邪恶。有人说得好：那些从来不必面对选择的人，永远不会知道当自己居于哪个位置，或当另一个独裁政权再起的时候，会如何表现。这么说来，我们能谴责谁？同样，我们又该原谅谁？“千万别原谅，”波兰诗人兹比格涅夫·赫伯特写道， 别原谅，因为你实在没有这种权力 以那些一开始便被出卖的人之名，原谅他们。

　　50 我自己也成了父亲。不过几年，我的儿子也将进入从童年至成年的危险之旅，各自到他们的柏林。运气好的话，他们将永远不需要面对太多欧洲人在破烂的20世纪中曾面临的极端抉择：要成为施佩尔还是施陶芬贝格。但是他们仍然需要面对许多不那么极端的抉择，而魔王将随时在一边，在路旁、在树影下等候着。 如何为他们做好旅程的准备？和国安部所集合的迷失儿童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当他们出发时，行囊中将有好几袋爱，一袋是父亲的，一袋是母亲的。但是，光这样就够了吗？他们还会接受教育，具备了其他时代、其他国家、其他信仰下的知识。我所知道的国安部军官，生长于穷困、被占领的土地，接受狭隘的教育，终身都被关在围墙之后，只知道接受上面交代的世界观，却不知道如何去质疑。 当然，一个人即使有丰富的知识，仍然可能因别人有不同的思想或行为而迫害他们。这就是我从哲学家伯林身上学习到的。他告诉我们，只有在发现人类文化之多元，看见不同的人所追求的目的是分歧，而且是无法妥协的以后，我们才会看见自己的信仰与做事的方法的相关性。从这里开始，我们知道了容忍。

　　51 以赛亚·伯林引用了另外一位作家的话：“文明人与野蛮人之间的分野就在于，文明人知道自己的中心信仰的相对性，但是却毫不退缩地捍卫它。”柏林的街道

　　《档案》读后感(四)：爱国之名，龌蹉之实

　　你是否也会有一种感觉，在不经意间就做了那么一件连自己都以为无伤大雅却又对别人造成严重伤害的事，或许这件事情对自己并没有什么负面影响？又或者说，你是否见过一些人打着正义的旗号其实在做着一些非常龌蹉的事情，把自己的良心出卖给了“正确”的价值观？

　　当斯诺登事件发生之后，很多人惊呼我们不仅朝着美丽新世界走进去，其实还同时活在一九八四。曾经关于世界的走向是赫胥黎的胜利亦或是奥威尔的胜利，现在倒好，两个人都站在了领奖台上，相互一笑，觉得这个世界好像本来就存在着两面性。事实上也是如此，世界的两面性是存在的，不管是过去或者是现在，就像一个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有些时候，说着人话的人内心却住着魔鬼。

　　这些人有可能就是你以为的最为亲近的人。《档案》说的就是关于这群人为何成为一群说着人话的魔鬼的事情。在东德或者说在共产主义国家里边，有些人拥有一份个人档案，里边详细记录着自己的事情，哪怕一些无关紧要的聚餐或者是面谈。在线民遍布的东德，平均每50个人中就有一个线民观察他们的生活。他们层层上报，把某些人的事情交给了国家，而自己获得的利益可能是本来就属于他们的权利：出国。有些人甚是正直，并没有为了其他的东西出卖别人，这些人守住了人的底线，却又只能与非人的窃听做斗争。当这一套窃听体系奔溃的时候，这些可以称之为“平庸的邪恶”的人开始否认自己的行径，甚至有些人认为自己并没有错误，他们在保卫祖国，而这一条则是堂而皇之地写在宪法之上的。

　　将一种正当的思维放到一种龌蹉的行径之上，到底是可以让龌蹉变得美好。东德政府精妙地掌握了希特勒留下来的德国的秩序，习惯甚至所谓的“美德”，轻而易举地将国民从一个极权的国度过度到另一个极权的国度。当所有的一切崩塌，那些看到档案被倍感出卖的时候，不知道是否会觉得自己是无辜的？有些人因为档案失去伴侣，有些失去工作，有一些失去生命，而有一些人则得到了一份信任。我们或许都知道，自由里边有一句：避免恐惧的自由。这些的诞生因为恐惧，这些的结束却同样带来了恐惧，因为这一切本身便是一种恐惧。

　　时至今日，是否还有必要谈论这种过去许久的东西？当然有，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在某个相关部门里边有一份属于自己的档案，记录着各种各样的事情，是否会觉得出奇？毕竟这个国家曾经有这样的习惯与风气，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档案》读后感(五)：关于间谍，关于道德，关于德国

　　《档案：一部个人史》The File: A Personal History

　　蒂莫西·加顿艾什（英国）

　　历史 汪仲/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理想国译丛013 2015年9月一版一印 ISBN 9787549570485

　　两千多年前，太史公用纪传体编写了一部伟大的史书，他似乎已经在提醒我们：构成历史的主体，是人；当单个的人和他们所做的事情合为一体，便创造了历史，而且，在这其中遵循着那个普遍的规律：整体永远大于部分。英国当代历史学家、政治写作者加顿艾什同样是从个体——他自己——出发，带着读者去一窥某段特殊的历史，碰巧的是，这段历史的重点同样是个人、或者说是作为个人在极权政治体制当中的遭遇。

　　这段历史并不遥远，但是对我而言，却并不熟悉。长久以来，我国大众普及的历史教育都停留在与自己（中华民族）相关的大事件上，即使学习世界历史，也必然有一个小题是对中国的意义，这种摆脱不了的大中华中心史观造成了一批又一批目光短浅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也违背了接受历史教育最根本的目的：开拓视野、进而开拓思想疆域。因此，对于任何不甘心被一种固化的观念影响和禁锢的人而言，读一些不同国家、不同内容、不同立场的历史类书籍是非常必要的。

　　具体来讲，这本书所讲述的历史聚焦在冷战时期的东西德，更具体一些，是讲当时在共产主义阵营当中的东德间谍情报组织——斯塔西（国安部，Stasi）对异见分子或者潜在异见分子的监控。1975年，作者还是一位年轻的英国学生，来到铁幕另一边的东柏林研究第三帝国时期的德国作为自己的论文主题，之后他由于自己的研究几度进出东德、波兰等地，并且在这些地方学习、工作、生活，直到二十年后，东德垮台，两德合并，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作者也已成为一位历史学家，这时，他才从一份被解密的国安部档案当中了解到，自己那么多年的一举一动，几乎都在斯塔西严密的监控之下，而监控他的人，不是专门的谍报人员，而是他的导师、他的朋友、在一张桌子上吃过一顿饭的陌生人、或者擦肩而过的路人，他们被操控着来接触他、与他交流，然后将他的言行全部汇报给“组织”，再由更高层的监控人员来分析，从蛛丝马迹当中推测此人的思想和立场，判断他的“成分”，进而采取措施。

　　只是想想，都让人不寒而栗。

　　德国在终结了纳粹的统治之后，马上又被卷入一场新的世界规模的对抗斗争当中，只是它不在充当主导者，而是成为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冷战的最前线，一夜之间，柏林筑起的围墙将这座城市和城市后面的疆域分割成为两个国家。（这种至今仍在上演的筑墙行为（此处无譬喻）让我非常不可思议，为何从公元前221年到十五世纪再到1961年乃至2017年，人类——尤其是政客——抵御外敌——无论其形式是军队还是思想——的应对方法是建一堵墙把自己和世界分离开？！何其可笑！）在柏林，特别是墙东边的柏林，为了防止西边的思想和人物从墙缝渗透过来，德共和主人苏联一样，建立了严密的间谍监控网络，这个网络不仅仅针对像加顿艾什这种因为特殊情况进入东德的敌对阵营者，更面向它自身的每个民众。你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会将你的举止言行透露给组织的“间谍”，而对你而言，他们的身份却是老师、同事、朋友、兄弟姐妹、甚至父子夫妻。这是最可怕的一件事，因为它毁掉了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人际关系，毁掉了将两个人联系起来的最根本的东西——信任，如果这些系统始终维持着运作，或许大部分人可以“相安无事”——除了那些被怀疑有思想问题的人，但是一旦它随着政权的颠覆而崩溃，那么这些信息的泄露，将是对已经沦丧的人性道德的一次巨大的考验。而漫长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几乎所有依靠间谍举报来保证稳固的专政政权，都无法维持长久的稳定。

　　面对这种巨大的难以置信，我们不禁要追问原因，究竟是什么使得人们能够成为最意想不到的监视者？这个制度又究竟为什么会存在？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一个很难解决的苦涩的死循环，固然有一些人是为了理想之类的信仰献身于此，不过更多的人——尤其是那些没有接受过专业的间谍培训的普通监视者——却是因为种种威逼利诱。在这个所有人都受到监控的制度下，没有人可以真正地做到干干净净、置身事外，只要一句吓唬或者一个捕风捉影的传言，就可以为你定罪，组织高层利用人们的恐惧，将他们发展成为自己手中的提线木偶，使他们为了自保、为了攫取自我利益，可以对陌生人、朋友乃至至亲者“下手”，人的自私性在此暴露无遗。当这些资料都被公开、可以查询之时，作为受害者有资格对曾经的监控者提出谴责，但是脱离个人、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我们无法对因人的通性而犯下罪行的个体进行追责，只能——也只应该去通过个体，指向问题的根源所在——制度。

　　这种制度——间谍、出卖、背叛——其实并不仅仅存在于冷战时的东德，中国古代的连坐所催生的“道路以目”、明朝的两厂、所有被神化的地下工作者和妖魔化的76号军统中统、红卫兵、苏联的克格勃、英国的苏格兰场、美国的各种情报局、以色列的萨摩德、还有更多依然不为人知的神秘机构，这已经越来越成为每一个政权的标配，它们的性质其实没什么差异，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立场的人嘴中成为亦正亦邪的角色，也正如本书作者所说，只是在规模和监控的程度对象上有所差异。但这是正常的吗？

　　如同核武。近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政府经过深思熟虑将不参加即将举行的“禁止核武器条约”谈判，至此，五个常任理事国全部宣布缺席，而所有的有核国家都对这个由世界上无核国家提出的毁灭核武的条约表示反对，但是她同时强调（有些媒体报道这句话时把这两个字和后面这句话加粗加黑了）——“尽管不参与谈判，中方坚定支持最终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立场没有改变，愿与各方面保持沟通，继续为建立无核武器世界而共同努力”，不知道刚说完前面的话就来这么个转折的她，有没有底气不足。有人说，中国这个拒绝参加，很有大国气势，耍流氓也耍得很霸道、很骄傲——我不明白，什么时候耍流氓也可以成为骄傲。有人说，核武器不可能被销毁和放弃，目前世界的和平稳定就是依靠着核武实力的均衡——我更想不通，一个用定时炸弹的威胁来保证的和平让我更觉得恐慌绝望。情报机构当然也可以这么说：为了维护和平、保持稳定、确保影响政权的因素不会出现，它是必须的，间谍、潜伏、背叛、告密这些都是必须的。然而，它们违背的是人性，是道德，我相信如果在一个道德昌盛的年代，无论是核武还是间谍，都不需要存在，道德会成为最大最有力的保障，当然我们这个年代不是，我们人类也永远不可能达成这样的境界，我并不想让自己陷入这种自相矛盾、只能用我看起来绝望的悲观主义来解释的窠臼，所以及早抽身。

　　让我们来看看怎么办。首先，对于加顿艾什——这个反对共产主义的自由派而言，解决上述矛盾的关键在于目的和手段。他写了整整一本书，旨在强调专制政权之下营造出的恐怖氛围令个人的思想隐私无法得到保障，随时都有被曲解和利用乃至被戕害的危险；但当他发现同样的机构在英国也存在时，他辩解说只要这种机构的目的在于保证稳定、维护和平，只要它的手段没有像斯塔西一样不择手段，那么就有存在的道理，这样的想法可以安慰大多数人了。然后，怎样防止类似的悲剧——就是人人都被利用去充当间谍分子告密者——再度发生呢？他在比较了这些人的通性之后，找到了情感的缺失，尤其是父爱。这一点我不反对，亲人之爱在一个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之大无法想象，尤其是对一个男孩而言，父亲扮演着十分重要的引导角色，如果他真的能够在孩子身心成型过程中为他构建起种种道德体制、为他埋下正义和自由的种子、为他树立爱的榜样，那么这样的悲剧或许真的会少很多。

　　话说回来，在我们的时代，这种风声鹤唳、处处上演“窃听风暴”、人人充当情报分子的现象似乎不复存在了（真的吗？我常常害怕有一天忽然发现自己活在楚门的世界里），可是，一种更加庞大、更加方便、更加严密、更加无孔不入的信息网络却随之诞生。我们听多了网络信息安全的教育，看多了泄密受害的案例，但是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时，永远不觉得警惕——而且警惕就有用吗？这个时代除了那些真正水电不通、人迹罕至的穷乡僻壤之外，还有谁能逃脱网络的笼罩呢？又有谁能知道自己每天浏览的信息、发的微博、说的言论、做的事情被什么人注意着呢？我看过一个言论右派的微博博主说，他的某位朋友告诉他，他说的那些话、做的那些事，如果真有一天惹到了什么人物，只需要从中提出一条——哪怕无关紧要——都可以大做文章，后果如何，谁都无法想象。这让我想起电影《美国队长2》，里面的反派九头蛇组织利用一种算法综合网络上的个人信息计算预测出所有对他们有威胁或者有潜在威胁的人，然后用拥有巨大杀伤性的武器将他们全部消灭，最终得到一个完全驯服的世界。这不是科幻，不是漫画，这是我们的时代。信息网络的发达使得人的生活完全公开化，通过这些信息，推测一个人的思想、确定一个人的身份简直太容易了，比如说我现在写下这些字，发出这篇书评，所有读过的人都会了解我思想对于一个正常世界的危险性，也会了解我的异见。我们已经不需要一个人数规模宏大的斯塔西，我们甚至不需要乔治·奥威尔无处不在的电屏，我们已经亲手将自己出卖。

　　跳出这个话题，我还想说说德国这个国家、德意志这个民族，它一直以一种深邃悠远而高贵有力的思想性（如尼采所说的“古老的德国素质”——“虽然坚硬、严厉、充满对抗，却是最珍贵的材料，唯有那些最伟大的雕塑家才能用它创作，因为唯有他们才配得上它”）吸引着我，它为我们贡献了多少伟大的音乐家、艺术家、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和诗人啊！它不仅在历史上或好或坏地屡次站在了转折点上，更在思想上屡屡将人类推向另一重高峰。更让我觉得很有魅力的，是它近代在犯下这种对人类的罪行——其实更准确地说，是在它自己相继遭受了两度专制独裁统治之后，所表现出来越发深刻的反思意识。即使斯塔西的资料对于今日的德国而言可能像是一种“前朝遗物”，但是哪个国家、民族、政权又有这样的魄力将如此惊世骇俗的资料全部公开、将自己的罪愆全部暴露、对自己的错误全部反省、将自己的历史全部承认呢？对历史的检讨并非懦夫之举，而是一种非凡的勇气，只有在仔细地反省之后才有可能翻新，只有在将过错弥补之后才有可能前进，对于我们这个拥有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历史观的国家，这具有很大的意义。

　　2017年3月21日

　　不过，我觉得这本书写得并没有那么好

　　每天都要读好书

　　《档案》读后感(六)：梁文道：出卖作为一种美德

　　导读：出卖作为一种美德

　　梁文道

　　1980那一年，蒂莫西加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还是一个在东柏林当交换生的英国青年。有一天晚上，他和当时的女友安德莉一起躺在床上，忽然她站了起来，把衣服脱光，走到面对街道的窗户旁边拉开窗帘，接着又开了足以点亮整个房间的大灯，然后才回到床上。这个举动似乎没有什么太深的含义，顶多是年轻人那种没来由的浪漫罢了。可是近二十年后，已在牛津大学教授历史，同时替英国各式报刊撰写评论及报道的加顿艾什，却对这件小小的往事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他怀疑安德莉其实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安插在他身边的线人；她那天晚上脱衣服开窗帘，为的是要方便外头的同伙拍照。

　　他之所以生起这种疑虑，是因为他看到了当年东德国安部（Ministerium für Staatssicherheit，简称MfS，更常为人所知的是其俗称“斯塔西”，Stasi）的一份档案。这份档案的封面盖着“OPK”三个字母，意思是“作战性个人管制档案”（Operative Personenkontrolle）。而“作战性个人管制”，根据东德的《政治作战工作辞典》，它的意思是“辨识可能违反刑法，可能抱持敌意负面态度，或可能被敌人基于敌对目的而利用的人”（德国人似乎对任何事物都能给出精确定义，就连情报工作也不例外，所以才会有这么古怪的辞典）。此类管制的目的，最简单的讲法，就是要回答“谁是谁”的问题。而关于加顿艾什的“作战性个人管制档案”，就是当局对这个问题的答案。

　　类似加顿艾什手上这样的档案还有很多，将文件夹竖排起来，可以长达18公里。这也难怪，“斯塔西”大概是人类史上网络发展得最庞大也最严密的国安机构，其正式雇员就有97 000人，非在职的线民更有173 000人。若以东德人口估算，平均每50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和斯塔西相关，若非直接替它工作，便是间接为它服务。在这样的一张大网底下，当年东德老百姓的生活真可谓无可逃于天地间。“斯塔西”如此规模，不只苏联的“克格勃”远比不上，就连纳粹时代的“盖世太保”也要自叹不如。东德的这一系统实在堪称完善，至少理论上它应该很清楚每一个国民“谁是谁”，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想什么。饶是如此，最后它也还是逃避不了倾覆的命运，这是不是一个教训呢？这个教训的第一个意义是，再巨细无遗的维稳体系原来也无法挽救一个腐败的体制（掌握一切的“斯塔西”当然知道东德的腐败，它的头目梅尔克[Erich Mielke]便曾亲口对下属愤怒地指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腐败的国家”）。它的第二个意义是，原来东德干得还不够出色，它们的工作应该再聪明一些细致一些才对。至于哪一个教训更加重要，这就得看要领会这份教训的人是谁了。说来奇怪，虽然“斯塔西”清楚东德的腐败，但它好像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是造成腐败的原因之一，而且它所造成的腐败可能还是比普通的权钱交易更加深层的腐败。那种腐败就是人际关系与社会道德的腐败。

　　东德垮台之际，柏林有一大群市民冲向国安部大楼，想要占领这座掌握一切国民信息因而也叫一切国民恐惧的建筑。建筑里头则是一群手忙脚乱的特工，他们正赶着销毁最机密的材料。不知是幸抑或不幸，绝大部分档案都被留了下来，现归“高克机构”（Gauck Authority）管理。这个机构负责保存“斯塔西”留下来的文件并将之分类，允许所有前东德国民调阅有关自己的档案。

　　后果显然易见，100多万人提出申请，想要看看“斯塔西”有没有关于自己的档案，其中又有近50万人确实看到了这种材料。在这些材料当中，他们就像看老日记似的重新发现了自己，并且是人家眼中的自己。所谓“人家”，指的是他们的同事、同学、邻居、朋友、亲人，乃至于最亲密的伴侣。于是有学者失去教职，因为他曾在过去向当局举报同行，害得后者失业；有人被迫迁居，因为他曾偷窥狂似的监视邻家的一举一动；有些人离婚，因为他的另一半正是当年害他坐牢的“斯塔西”线人；更有些人自杀，因为他们的子女发现自己竟然被父母出卖，自此断绝关系。

　　在这种情形底下，加顿艾什怀疑起自己的前女友，实在是情有可原。那时他正在牛津攻读史学博士，论文题目是第三帝国时期柏林市民的日常生活，为了搜集资料前赴东柏林留学。等他到了之后，便发现历史即在眼前，遂把关注范围移向当代。后来他以研究和评论德国及中欧事务闻名，得知“斯塔西”密档公开，自然想要回来查看自己是否属于“作战性个人管制”的范畴，同时加深了解他所喜爱的德国，以及看看当局对于“他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得档案之后，他以熟练记者的技巧逐一回访监视过他的线人（也就是他当年的朋友）和负责联络那些线人的“斯塔西”官员；又以历史学家的素养细心检索相关文献，解释其中的出入与歧义。这趟使人不安的回溯之旅，就是《档案》（）这本书的主线。它是本奇怪的自传，在自己的日记和记忆，以及他人的秘密报告笔录之间穿梭来回。它又是本微观史述，恰如加顿艾什自言，为那个前所未见的系统和在它管辖下的社会“开了一道窗口”，令读者得以稍稍掂量“警察国家”这四个字的实际分量。

　　不难想象这本书以及其他一切近似体验当中的情绪：发现事实之后的震惊，被出卖之后的痛苦，被背叛之后的不信任，被揭发之后的沮丧、自责与否认。所以很多德国人都说“够了”，应该停止“高克机构”的档案公开工作，它已经毁掉了太多太多人的生活、工作和关系，过去的且让它过去，历史的伤口就留待遗忘来修复好了。不过，这并不是今日德国人做事的风格，何况这是个在短短几十年内经历过两次极权统治的国家。包括加顿艾什在内的许多学者都认为，东德之所以能够建立起如此惊人的秘密警察系统，是因为它有一个在纳粹时代打下的告密文化基础，所以德国不认真清算自己的历史是不行的。中国人总是喜欢比较德国和日本，夸奖前者坦白对待纳粹的罪行，却又总是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他们近二十年来在处理东德历史上的细致（尽管很多德国人还是认为做得不够彻底）。

　　与其抱怨“高克机构”的做法过火，不如想想这一切问题的源头。难道没有它，前东德的百姓，就会继续拥有一个比较健康的生活吗？不，他们很可能只会继续猜疑下去。就像书里头一个老头的告白：“至少我知道怎么写遗嘱了。我原本以为我的女婿在背后打我的小报告，所以一直告诉自己：我要是把房子留给他，就罪该万死。但是现在我知道我还是该留给他了。”除了这个老人，当年到底还有多少人怀疑过自己身边的人呢？这种事情并不是你不把它挖清楚就会不存在的。“斯塔西”的存在正如所有对付自己国民的秘密警察，既秘密又显眼，它以秘密的行动公然宣示自己的力量，如此方能在人人心上种下恐惧的种子。恐惧，乃是这种体制的基石。它的双重性质要求国民也要以双重态度来对待它，在表面上爱它爱得要死，在心里则怕它怕得要死。结果是一群表里不一、心中多疑、彼此提防的原子化个体；这就是它的深层腐败，东德政权大厦的散砂地基。

　　对“斯塔西”而言，恐惧不只是用来对付一般百姓的利器，它还是吸收线人为己工作的有效手段。加顿艾什就找到了一个纯粹出于恐惧才来监视他的线民。这人竟然是个英国人，一个老共产党员，在东德娶了太太，住了下来。“斯塔西”大概觉得他的身份很好利用，于是开门见山地威胁他，谎称“他们从西柏林的一本有关西方情报组织的书中发现了他的名字”。这么一来，他就得借着合作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了。否则的话，他会被驱逐出境，和他的太太永远分离。

　　又有些时候，恐惧出现的形式并非如此具体。比方说这本书里头其中一个色彩最丰富的线人“米夏拉”，面对加顿艾什二十年后的质问，她坦承自己的恐惧：“在内心，每个人都吓得半死。因此，大家都会想方设法接触体制对自己的怀疑，表现出合作的态度，喋喋不休，将所有无害的细节都说了出来。”这句话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点出了一种更广泛的恐惧，似乎每一个人都会暗暗担心体制对自己的看法，都想知道自己在当局眼中到底是不是个危险的人。于是一旦他们真的找上门来要你合作，你反而变得放心了，并且想用积极的表现去换取生活当中最基本的安全感。

　　利用人类本能需要，正是“斯塔西”以及它所捍卫的体制成功的原因。还是这个“米夏拉”，身为画廊经理，她时时需要出国看展交易，这本是很自然的职业需要；然而，在人民没有出入境自由的东德，它就成了特权与诱饵。和“斯塔西”合作，“米夏拉”可以换取这种在很多外国人看来十分寻常的权利，去美国看展览，到西欧去开会。和当局合作，得到的并不一定是什么锦衣华服，不一定是什么权势地位；在这种体制之下，合作所换来的往往就只是这样或那样的“方便”而已。

　　一旦开始合作，那就是一条灰度无限延展的道路了，你很难知道界限何在，很难把握话该说到什么程度才不会太过违背自己的原则与良知。有些线人会试着把“斯塔西”要求的报告变成自己“从内部发挥影响”的手段，长篇大论地分析局势，与负责跟自己接头的特工探讨国家政策的问题。可是到了最后，对方真正关注的其实全是他自以为不重要的“无害”细节，比方说某某人最近在什么地点说过什么话，某某人又在什么时间见过什么人；他们不必你为国家出谋献策，只想要你提供大量的事实资讯，一些能够让他们在既定框架下分类整理、诠释分析的材料。多数线人都以为自己“觉悟”很高，给出来的东西不会害人；可是你怎能知道“斯塔西”将会如何使用和判读你那些不伤大雅的信息？“米夏拉”在和接头人谈话的时候便常常以为自己只不过是在聊天，“以表现自己是一名好同志、忠诚的公民、‘事无不可告人者’。所以她说的都是一些闲话。或许她从来没有想到，所有她说的一切，都被如此详细地记录成文字”。对方也许只不过是轻松地问一句：“你继女最近怎么样了？”她则轻松地招出继女有个西德男友；如此闲散的家常话，可能会带来她想也想不到的后果。

　　虽然大家活在同一个世界，面对同一组事实，但每一个人理解这个世界和构成它的事实的角度是不同的。“斯塔西”这类机构看待世界的方法很简单，那就是辨识敌人，找出引致风险的因素，于是他们解读事实的心态就会变得很不简单了。加顿艾什去“米夏拉”管理的画廊欣赏包豪斯展览，对这个展览十分着迷，由是不免奇怪这么好的展览为什么不出画册。很自然的问题是不是？可是你看“米夏拉”她们怎么理解：“这问题的提出暗示，‘G.’（加顿艾什的代号）希望能够从‘IMV’（‘线人米夏拉’的简称）口中听到，因为文化政策的关系，这种事是不可能的之类的话。”

　　加顿艾什是英国人，这个身份在“斯塔西”眼中已是先天命定的嫌疑人。看他像是“坏人”，他就会越看越有“坏人”的样子，其一言一行全都只会加重他的嫌疑。慢慢地，他就成了“案子”，必须专案处理专人负责。于是一场朋友间的畅谈打成报告交上去，“斯塔西”人员会用慧眼看出它的“军事作业价值”。加顿艾什在东德四处走动，找人聊天，有时会透过已识的朋友来结识人，有时以英国媒体记者的名义提出正式采访，又有些时候则回到留学生的身份；在“斯塔西”看来，这种本来很正常的多样身份（谁没有好几个身份？谁不会用不同的身份来对应不同的处境与圈子？），竟然就是三道“幌子”，更使得加顿艾什“具有高度嫌疑”。在他们的档案记录里头，他们还会把加顿艾什替之撰稿的英国杂志主编称为他的“长官”。看到这个“有非常明显的上下等级含意”的词，加顿艾什不禁感慨：“他们才生活在每人都有长官的世界之中。然而，他们竟将这种概念套用到我身上。”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读出雷暴的预示，无事变成小事，小事衍成大事；每一个人背后都另外有人指使，每一个行动背后都别有深意。这就是“斯塔西”这种机构看待世界的原则。

　　加顿艾什在这本书里表现得相当坦诚。正因如此，读完之后，我居然感到当年“斯塔西”对他的怀疑原来还是有些道理的。因为他就像当年那些典型的西方记者，同情他们在东欧认识的异见分子，在能力范围内会尽量协助他们。他又是那种典型的公学出身的牛津人，向往过有着辉煌传统而又优雅神秘的英式间谍生涯，一度报名加入“MI6”（“军情六处”，英国对外情报单位），甚至因此在英国安全部门留下了“自己人”的档案。这人分明就想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垮台，而且就连英国相关部门都误会他是能和他们合作的“朋友”，“斯塔西”监控他又有什么错呢？

　　是的，他们没错。问题只在于“斯塔西”不只监控有嫌疑的外来人员，他们还监控自己人——每一个东德国民。就像曾经引起关注，拍得十分好莱坞的那部电影《窃听风暴》（直译为《他人的生活》）所显示的，这本书里的每一个人都可能会被监视，也都可能正在监视他人；于是他们难免就得出卖以及被出卖。被出卖的人，有时候可能只是个侍应，因为服务态度不善，充当线人的客人就把他写进报告，利用这小小权势恶意报复。更常见的情况则是出卖身边的朋友，工作上的伙伴，隔壁家的少年，甚至自己的女婿。一个人该当如何理解这林林总总的出卖？难道出卖和背叛（背叛信任、背叛友情、背叛爱情、背叛亲情……）也能够是对的吗？加顿艾什注意到凡是受访的涉外情报人员，皆能理直气壮地描述自己的工作，因为去外国当间谍，还在传统的道德框架之内，是无可置疑的卫国行动。可是反过头来看管自己人的线人和特工就不同了，面对质问，他们往往要不就是否认，要不就是转移责任。

　　自古以来，几乎任何文化都找不到把背叛和出卖看作德目的价值体系。尤其中国，例如孟子那句名言：“舜视弃天下犹弃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然，乐而忘天下”，可见儒家绝对不能接受对任何天然情感联系的背叛。所谓“大义灭亲”，可能是后来皇权时代才有的想法；即便不是，那也只限于少数个案而已。只有到了20世纪，我们才能见到这么大规模的告密、揭发、举报和出卖，而且全都不再需要羞愧。它们非但不可耻，反而还很光荣，因为整套价值必须重估，在崭新的最高原则底下，它们破天荒地成了美德。于是每一个告密者都能为自己的脆弱找到最大义然的理由，让自己安心；每一个出卖过其他人的，也都能在事后多年把往事推给那个时代的道德错乱。

　　《档案》读后感(七)：换个角度看《档案》——我们为什么要追求美好

　　中华诗歌网上，见过一首短诗，其中有一句：有些东西是毁灭不了的，比如根深于灵魂的美好，和一眼望穿的善良。 初看加顿艾什的《档案之一部个人史》，首先想到的却不是的《1984》，而是异曲同工的《窃听风暴》。 东德的斯塔西，大概是人类史上网络发展得最庞大也最严密的国家控制洗脑机构，其规模，不只苏联的“克格勃”相形逊色，就连纳粹时代的“盖世太保”也要自叹弗如。在全民皆线人的境况下，人人都是大路上的老鼠，无处可逃。 然后在这样的遮天密网中，却还有良心之光闪现。《窃听风暴》中，维斯勒负责24小时监听德瑞曼夫妻的生活。然而，在窃听的过程中，受到艺术的感染，他的良心却逐渐醒来。布莱西特优雅的的诗集和德瑞曼饱含情感的钢琴曲，让思想的牢笼则和制度的束缚土崩瓦解。当维斯勒在莫扎特的钢琴曲中泪流满面时，万马齐喑的时代，终于迎来了一颗星星之火。维斯勒最终牺牲了自己，保全了德瑞曼。 巴尔扎克说，艺术乃德行的宝库。在艺术面前，即使是身负重任的国家机器（秘密警察），也最终溃不成军。 如书中，加顿艾什始终是监视网中一条无力挣扎的小鱼，但他却充满信心的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要追求美好的东西？因为它能让你不至迷失，保持本真。 我想，我们看书的目的也正在于此。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用电影《无问西东》来讲，“我希望你读书，只是希望你能看到不同的人生，经历不同的风景，更多勇敢，更多真心，爱自己，爱自己所爱，立德立言，无问西东。” 我们读唐诗，我们读宋词，我们也读《红楼梦》，只是因为能从中领略到华词变幻的汉语美好，了解到盛衰有时的百种人生。李白的千里不留行让你热气激昂，曹雪芹的冷月葬诗魂让你叹恨苦短，这就够了，看书不应该是抱有目的性的。如金庸先生说，中国人的文艺观，长期以来是“文以载道”，用“善或不善”的标准来衡量文艺的。比如《诗经》中的情歌，要牵强附会地解释为讽刺君主或歌颂后妃，对于陶渊明的《闲情赋》，欧阳修、晏殊的相思爱恋之词，或惋惜地评之为白璧之玷，非要得出什么中心思想和人生感悟，把文字当做为政治或社会价值服务的器具，那便是落了下乘，无病呻吟强说愁了。如孔夫子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君子不器，看书应该是一段心灵的洗礼，而不是越背越多的教条的包袱。 当然，什么是美好，什么是不美好，也不应该被定义，而是需要你自己去发现的。心学说，良知天生，人人皆可成圣，也同此理。 须知，个人的良心重于规则，因为社会规则极容易作恶。比如文中所述，规则引导下，告密成为美德，揭发他人成为时尚。每一个告密者都能为自己的脆弱找到最大义凛然的理由，让自己安心；每一个出卖过其他人的，也都能在事后多年把往事推给那个时代的道德错乱。――自古以来，几乎任何文化都找不到把背叛和出卖看作德目的价值体系，尤其中国，例如孟子那句名言：“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然，乐而忘天下”，可见儒家绝对不能接受对任何天然情感联系的背叛。（所谓“大义灭亲”，是后来皇权时代维护统治才有的说法。） 而道德绑架大概和告密是同一回事，区别只在于前者是用自己的思想欺凌别人，后者是用社会的规则欺凌个人。对别人吹毛求疵，自己却不去身体力行。即是孔子所说乡愿之贼人。――心里本有良知，明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却用虚伪狡饰掩盖良知，不但自己做伪，蒙昧心镜，而且“相规以伪，相轧以利”，使伪饰之行成为社会的潜规则。更有甚者，自我麻醉、自我催眠，把自己的邪恶倾轧、同流合污视为理所当然了。 而良心是需要实践的，用心学名言，知而不行，是为不知。 所以，我们欣赏美好的最终目的，便是要用它唤醒我们的良心，在现实中以正义引航，敢作敢为。如维斯勒一般，既知制度是恶，便倾听良心的声音。 说到这里，其实很遗憾，《窃听风暴》中的故事并不真实。整个东德历史，像维斯勒这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这便是真正的残酷之所在，杀手没有动情，人性没有复苏，善良奋战很久，却依然在踽踽独行。 虽然如此，我却依然充满希望。良心可能会迟到，却不会缺席。在物欲繁华中，无论人和社会，都容易迷失本性。唯有美好的事物，能给你启迪，唤起你的初心。所谓方心，即是如此，无论外表如何世故圆滑，都请保持内心的方正，待良心当如待明镜，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

　　《档案》读后感(八)：书是内容和装帧都好，但被蹩脚翻译毁掉了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题目，作者的行文虽然略显跳跃，而且时空转换频繁，但行文还比较通俗易懂。结尾立论由德国转向英国，对个人自由和隐私被技术和政治原因侵犯的担忧不无道理。

　　对于有类似经历的中国人来说，斯塔西的感受尤其感觉特别。希望有一天我们也会有机会如东德民众一样读到别人眼中的自己。

　　本书的装帧也非常不错，延续理想国系列的风格。

　　可惜这本不错的书被这样一个译者毁掉了。非常奇怪为何广西师大出版社要使用这位不知来历的汪仲的译本。汪显然不是一个合格的译者，尤其不擅长翻译政治外交类的书籍，硬伤遍地。而且广西师大出版社在校对时显然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或者负责任的人，一些明显的台湾用词和句法依然杂糅书中，且屡见不鲜。

　　真心希望背后原因不是广西师大出版社想控制成本，打着理想国的招牌简单粗制滥造，而是因为题材敏感的原因找不到合适的译者愿意接手，只得退而求其次。否则的话理想国系列将难以为继。

　　《档案》读后感(九)：探寻的真相

　　蒂莫西·加顿艾什著，19.9万字，15章，245页

　　一个有趣的故事，但却是一个悲剧。

　　东西德统一，导致东德的一些东西被公开，内容的记录者，经历者，管理者，见证者却都是活的。

　　作者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去探寻这件东西背后的故事，并去探访记录者和管理者的故事。作者打算去问问关于这个东西的所有人，为什么这样做？

　　答案是多样的，有人为了自保，有人是被要挟，也有人是自愿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他们都觉得自己做的没错。

　　那么是什么错了？

　　可能是人性吧。

　　客观讲，故事并不精彩，甚至远远不如同期不好买的布达佩斯和本文的第三篇，记录是琐碎而惨白的，不是那么连贯，并且缺少思想性，但亮点在于国家机器中个人的行为的描述以及失败后人的生活的描述，远优于布达佩斯。

　　“历史，就好像一件用许多不同质材拼贴而成的美术作品一般，这里一块硬邦邦的金属片，那里一张旧报纸，又覆上一块布料。报告、调查者、历史学家从同一个盒子中检出许多不同的质材，拼凑出来的是一张张与他们原始想象中的油画或水彩画感觉完全不同的拼贴。但是，每张历史的拼图不似诗或小说，必须要经得起历史对事实的测试。我所写的每一句话都必须要经得起这个测试。这使得我的工作非常困难。”

　　这本书就是作者做好的拼贴，至于在拼贴中读出了什么，还是要看读者自己。

　　《档案》读后感(十)：“我们无处不在”

　　《档案：一部个人史》

　　本书是一本回忆录加纪实文学作品，讲述了作者蒂莫西•加顿艾什在1980年由于要完成在牛津大学关于第三帝国统治下的柏林市民的日常生活的博士毕业论文的原因，通过柏林墙，前往共产党统治下的东柏林，学习工作了近一年时间。之后，柏林墙倒塌，两德统一，一批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安部（俗称斯塔西）的档案得以公开，作者发现自己曾经被国安部怀疑为英国间谍人员，被列为重点监视对象，而自己身边很多关系较为亲近的人，通过解密的档案得知，他们竟是国安部的线民，将自己在东柏林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巨细靡遗地汇报给国安部，并被记录成文字保存下来。

　　特工情报部门，无论是在当时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还是东方的社会主义阵营，都是普遍存在的，即便是现在，这些部门也依然存在。但是，我们印象中普遍认为的是，情报特工工作的主要目标应该是敌对国家和本国的敌对人员，基于本国安全的需要，获取可能会对本国安全产生威胁的信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情报人员本也无可厚非，本来在战争和敌对行动中，掌握了更多的信息，便掌握了主动权，就能更有效地保护国家的利益。甚至有些情况，当敌对双方都获得了对方的底牌时，反而更有利于快速达成妥协。

　　然而，如果把这个逻辑延展开，既然情报工作是为了国家安全的需要，监视监听可能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人员，那么我们何以见得，这些威胁人员就一定是来自敌对国家，而不可能是本国人民。一旦形成这个逻辑，那么就必然导致秘密警察制度的建立，尤其是在一个权力集中的国家当中，当政者为了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对本国公民进行全方位的监督和管控，并美其名曰维护国家安全，消除敌对势力的威胁。

　　即便是今天，国家基于集体安全的原因，对公民的监视监听也大量存在，几年前曝出的美国的棱镜计划，更是让人对政府眼线的无处不在而生出不安和恐惧，“自由本事我们应该保护的东西，而我们保护自由的手段却正在侵犯自由”，这样一个矛盾永远是政府和公民博弈的焦点。

　　通过书中作者与跟自己有直接关系的线民和国安部官员的接触，我们可以看到，这许许多多的国安部的人员假如这样一个组织的原因也各有不同，有的是受到国安部人员的威胁而不得不选择合作，这类人还情有可原，有的是想通过与国安部的合作来换去自己的利益，例如可以进行出国交流等，也有的人是出于恐惧，想要通过为国安部工作而证明自己的清白，而不至于被列为怀疑的对象。威胁和恐惧是任何集权制度常用的用来对付人民的手段，而在一个很多资源比较匮乏、限制诸多的社会，一定的利用和收买也会起到非常有效的作用，当然，这几年也有人性软弱的因素。

　　人性中有太多太多的软弱，“米夏拉”为了换取出国看展览、开会的机会，而选择了做线民、“舒尔特”利用做线民的机会为自己攫取灰色收入等，而在面对作者多年之后的询问后，还有很多人为了自己维护自己所谓的尊严，而试图极力掩盖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有时候，我也在怀疑，两德统一后，高克机构是否真有必要公开这些秘密档案，解开那表面上已经开始结痂的伤疤，将下面血淋淋的事实给人看。这些资料的公开也确实带来了很多令人唏嘘不已的结果：有的因为知道自己的爱人曾经就是斯塔西的线民，监视自己的一举一动而离婚，有的因为发现自己被父母出卖而选择断绝关系，有的因为曾经做过线民而被解雇等等。正如作者所说，德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传统智慧，一种为犹太传统下的古老智慧，救赎的秘密在于记取教训，忘记过去的人必将重蹈覆辙；另一方面，每个民族都是一个有共同回忆与共同遗忘的共同体，遗忘，或者应该说历史错误，正是一个民族历史中最重要的部分。单纯的遗忘，显然不是一个好的原则，不痛定思痛地反思经验和原因，那么同样的悲剧难免会再次发生；一味得纠缠于过去，沉浸在历史的悲剧中，难免会使人产生悲观的心态，而失去了前进的信心与勇气。我们所能做的，应该是公开、反思、原谅，然后继续向前。

　　每当我们遇到书中所描述的背景时，我们总是习惯于将罪魁祸首归于大环境和整个社会的畸形扭曲。如纳粹德国统治下的集中营中的普通士兵，机械式地接受上级的指令，把屠杀犹太人作为自己的一项应该完成的本职工作，甚至会督促自己尽可能地把工作做好，“每天白天做着种族屠杀的刽子手，晚上回家听着巴赫的音乐安然入睡”。同样，文革中的红卫兵，将检举、揭发、批斗、人格侮辱看作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是与反动派、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正义体现，将其他人斗倒在地，并恶狠狠地踩上一只脚并感到沾沾自喜。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诚然，这几年确实有大环境和整个社会的畸形扭曲使然，在这个角度上来说，他们也是时代的受害者和牺牲品。另一方面，如果当时这些人足够惊醒，拥有起码的人性，那么他们也不会轻易地就使自己沦为别人的工具，成为荼毒和残害别人的刽子手。再说，每个人也都是时代的缔造者，如果每个人都有独立完整的人格，那么社会无论顶层人员怎么改变，他们都可以作为扭转社会偏向的力量，使得整个社会朝着一个大致合理地方向发展，而不会催生出历史上各种畸形扭曲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