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基因读后感10篇
《自由的基因》是一本由[英] 丹尼尔·汉南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412，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自由的基因》读后感(一)：大不列颠多知一二
说是书评，不如说是随笔吧。不知道为何，一直对“自由”这个词充满好感。作为学生的小幸运是接受散养，有自由去做想做的事情，交不一样的盆友，让生活迸出各色火花。
和英语专业的七年缘分应该也算长：三年英国文学的熏陶，一年在英的留学，在文字和现实中让我从各个角度欣赏着这个民族的文化，甚至偏执的爱着《唐顿庄园》。汉南先生认为英语、以及其适用的法律和政治制度，都是民族的产物。而英语语言开放的魅力正来自于英语国家的政治制度，“个人自由和抵制专制权力正是英语民族最显著的特征”。
在书中，Anglo-Saxon 是一个政治文化圈，包括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等，这个“文明世界建立在共同的价值和制度之上”，彼此都可以算表亲，这也就是为什么世界大战中这些曾经的英联邦国家（包括美国，美国独立战争被当作圈内的表亲之争）都基本站在一边了，似乎也有些血浓于水。
同时，我也第一次清晰的意识到，英国人抵制欧盟的高冷从哪儿来：一边是海洋岛国上的根深蒂固的民主，一边是大陆上挥之不去的专制，即便是罗曼蒂克的法兰西也曾是专制横行（虽然现在也标榜自由、仁爱）。
但英语民族的自由是实实在在的，不只是说说而已：议会制作为大多数人的代表控制着国王的权力，普通法是属于人民的系统，而新教则让大家成为负责的人民。而1688年的光荣革命和1689年的《英国权利法案》无疑是Anglo-Saxon圈历史上重要的时刻，从此英语民族开始发展海军，拓展全球市场，也开始了殖民征程。但正是这种向往自由的政治文化注定了殖民地早晚会实现自决self-determination, 而多数自决并未发生流血冲突，反而因为继承了自由民主而走在时代前端。
在读这些历史时，想起在墨大《国际法与国际关系》课上Gerry Simpson对国际法历史非常生动的讲述，让我了解了国际法与国际关系自1648年Westphalia体系建立以来环环相扣的关系，还要谢谢Simpson的友善和鼓励，让我有兴趣和信心了解更多国关的历史。而Simpson本身也是Anglo-Saxon圈的一个栗子：作为苏格兰人，他已在墨尔本生活了十多年，但同时保持着和伦敦的联系，马上要回到LSE教书。
在谈到对苏格兰公投的态度时，Simpson淡然一笑说并无发言权，因为自己已离开苏格兰多年。一贯的文学思维让我对这个回答有些失望，但是谁又能否定英国人代表的是一些政治权利，来自于共同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而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好话题。
也许从政治现实看，这个Anglo-Saxon圈应该是我们圈外人的enemy, 但又不由得用文学里对人性的好奇去探视这个不一样的世界，curiosity kills the cat...哈哈。
《自由的基因》读后感(二)：受众是英语民族的一本演讲宣传册
先来调侃一下这本书:
1.为什么说英语的民族这么牛逼？
2.为什么奥黑驴统治白人就是不靠谱？
3.为什么欧洲大陆那么屌他们不如我大不列颠尼亚？
(1)我跟你讲我不是在宣传任何优越论。
(2)只有英语民族才是引领世界的优秀民族。
(3)恕我直言，欧洲的各位，都是垃圾。
《自由的基因》读后感(三)：传统是英国的，自由是世界的
“资本主义垂而不死”，希特勒在1934年告诉意气风发的墨索尼里。法西斯视自由主义为自然秩序的颠覆，而在这一秩序中，集体从来就被认为要比个人重要。
1941年8月10日，当丘吉尔第一次会面罗斯福说英美有着“近乎同样的观念”时，他明白这些观念已经快没立足之地。从布雷斯特、里斯本到首尔、海参崴，几乎整个欧亚大陆，亿万民众都处于极权的统治下。自由、法治与民主，几乎孤独地残存于盎格鲁圈。
事实证明，自由阵营后来赢得了那场战争的宏大胜利，并且在此后的1989年，成功瓦解了一个被极权恐怖所笼罩的帝国。随着经济全球化，技术的革新与进步，世界迈入和平与发展。
然而，放眼当下，中亚局势的动荡、恐怖主义的抬头、各地经济反复陷入低迷……世界并没有变得更好。曾断言“历史被自由所终结”的弗朗西斯·福山也收回他草率的观点，表示所有政体都可能遭受政治衰败，转而研究政治制度的具体问题。这是否就意味着“自由的失败”？
英国保守党人、欧洲议会议员丹尼尔·汉南（Daniel Hannan）在2013年撰写了一本关于“盎格鲁圈”的书籍，通过对英国过往以及独到经验的回顾，描述了一种比欧陆更成功、更具张力的放大了的“英国模式”。
“盎格鲁圈”（Anglosphere）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作家尼尔·斯蒂芬森在1995年的科幻小说《钻石时代》中提出，主要是用来指以英语为主要语言、核心人口的血缘来自英伦群岛、具有相似文化传统的国家组成的集团。
今年是二战胜利70周年，同时也是英国大宪章（Magna Carta）签署的800年纪念。汉南的书也在这时被引进至中国，（正如它的书名）恰巧给我们一个契机去审视“我们是如何发明自由的，自由为什么重要”。
10月19日，在美国驻广州领事馆，我隔着玻璃箱，看到了那一小张精致又厚重的羊皮纸——英王约翰用拉丁文签署大宪章的1217年手抄本。那是大宪章800年全球巡展中国行的第二站。
把英国的大宪章放到美国的使馆中展出，这并没有什么不妥。我们似乎从天然上就接受英美同盟的观念。因为这些国家，这些民族，都有拥有同样的自由基因。
英国人或者说“盎格鲁圈”的民族认同感不是建立于诸如“炎黄子孙”、“龙的传人”等抽象的神话般的传统，而是基于《大宪章》以来对个人所有权的保护、法律高于国王、代议制等成文的政治传统。
在汉南的表述中，英国关于自由的传统，其实可追溯到大宪章以前。从古日耳曼部落的森林集会到早期的“贤人会议”，从诺曼征服到大宪章，再到光荣革命，在历史的浪涛下，自由的价值不断传承，并且以新的制度或法律章程被加以强调。
这其中包括三个核心价值：第一，个人自治（autonomy）的观念，包含在契约与财产权中；第二，集体决定须由代表做出，代表须向选出他们的共同体负责，“无代表，不纳税”；第三，法律不是具体某人或某组织之法，法律高于国王，是人们在这个国家固有的权利与义务。
汉南也向我们澄清一些历史对于英国的偏见。
此外，那场被定性为“殖民地反抗暴政”的美国独立战争，在汉南看来，只是一场最终不幸演变为内战的内部冲突。只有当法国于1778年参战，人们才把它看作不同国家之间的冲突。一个再明显不过的表征是：当大陆会议最终通过《独立宣言》时，会议厅外飘扬着的不是现在人们所熟知的星条旗，而是大联盟旗。旗帜的左上方1/4部位显示的不是星星，而是大不列颠国旗，由英格兰的圣乔治十字和苏格兰的圣安德烈十字构成。
凯文.菲利普斯在《表亲战争：宗教、政治以及盎格鲁的胜利》中指出，1688英国革命、1776美国革命与1860美国内战是同一场持续冲突的三次爆发。以托利党为代表的一方，声明他们忠于英国制度，尤其是国王与议会共治；另一方的辉格党人则忠于英国价值，这一价值正是前述制度的合法性得以建立的基础，他们认为正是国王侵犯了这些他们所坚守的价值。信奉自由价值并为之奋斗的一方最终取得了胜利，也正如他们的继承者在20世纪所做的那般。
跳出反殖民主义的框架，我们可以看见，在这种自身的政治文化逻辑推动下，英国是愿意鼓励并帮助殖民地实现自治，继而走向独立的。
正如上文一直强调的，“盎格鲁圈”的国家认同是来源于政治信仰——对自由的信仰与坚守。英国人代表的是一系列政治权利。无论身处何时、何地，只要接受这些价值，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英国人，就像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美国人。
不然我们无法解释：在独立之后，仍有许多人愿意为母国而战。二战中，新西兰总共动员21.5万人，南非41万人，澳大利亚99.5万，加拿大106万，印度240万人，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自愿入伍的。
在媒体从业多年的汉南，用极其抓人的文字，透过历史细节的梳理，向我们揭示了为什么自由从一开始便在英伦群岛上得以繁衍而不是在欧洲大陆上开花。其个人的全球经历也正是“盎格鲁圈”遗产的体现与证明：父亲是爱尔兰人，母亲是苏格兰人，本人生于秘鲁，在牛津念书，成年后定居英国，尔后成为保守党人并两度当选欧洲议会议员。
保守自由的传统，重拾盎格鲁圈遗产的精神，是汉南为振兴英国所开出的药方。这对于中国的意义在哪里？
今年1月，我跟新权威主义的代表学者、历史学教授萧功秦有过一次简单的访谈。我曾问萧教授，如何看待中国与保守主义的关系。他说，中国是一个有极权传统的专制国家，如果简单地提，我们要保守，那我们意识形态的保守，我们专制的保守，社会的多元化就很难产生，完全没有保守的基础。
“这个社会的多元化，经济的多元化，都不是保守的基础。我们经济没有保守的东西。至于文化的保守，那原来是完全大一统，舆论一律莫谈国是。社会的多元化也没有，既没有社会组织也没有公民社会，什么都没有，你说保守什么？保到江青四人帮那里去了。”
重新翻看这段文字，我心有戚戚。不过很快也就释然：有没有自由的传统是一回事，想不想要自由则是另一回事。不是吗？
当我看到广州祈福新村的业主因不满物业公司无理涨价而发起签名请愿，要求涉嫌舞弊的业委会重新选举；看到广州专车司机冒着被处罚的风险，聚集守望被“钓鱼执法”的同伴……身边这些鲜活的例子不断提醒着我，自由的基因潜藏在每个人的心里，这关乎每个人的权益。
《自由的基因》读后感(四)：自由是基因还是观念
《自由的基因》读后感(五)：自由的力量
《自由的基因——我们现代世界的由来》（作者: [英] 丹尼尔·汉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译者: 徐爽 ，出版年: 2015-9-1，页数: 412）
本书讲述了在英国怎样诞生了个人主义的文化，并且不断发展推动了工业化和现代资本主义的进程，而这套文化借助英语又传承至美国，逐步扩展到所谓整个盎格鲁圈的故事。作者讲述了自然法较罗马法的优势，岛国形成议会制的独特优势，再从查理一世到华盛顿，《大宪章》到《独立宣言》，光荣革命到独立战争 ，其中都有自由思想和精神的光辉与传承，同时随着欧盟对英国越来越大的影响，作者也深切担忧形成自由制度的土壤正在逐步被吞食。
读后感觉语言确实对于生产力提升有一定的帮助，象英语就更加有利于知识传播；适度的自由确实有助于解放生产力，这在我国也是有先例所证明； 无论历史上多么强的国家，在新的形势变化中都必须反省过去，立足当下，思考未来。
《自由的基因》读后感(六)：无形的权力与民族的自恋
有些事情，如果是明摆着，便不太有叫人有冲动去钻研。这一条，是从高晓松的脱口秀节目里听到的观点，语境大约是他懒于评述三国这段往事，确实，众说纷纭姿态万千，你再怎么正说反说，也就这样了。
而另一些事情，只要露出些许的蛛丝马迹，即刻有大批人蜂拥而至，唯恐落于人后。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应该就是这一类，无论它被怎样险恶的方式解读，都毫无疑问实现了对单薄民族的救赎。
那么这一本呢？
看起来，它基于意识形态的延伸，泼墨一般的勾勒出了极其伟大和华丽的往事。不论是原初基于对罗马教廷的反抗，还是离岛式野蛮生长的内核，那种令人惊讶的基于强势语言之相似的傲慢和优越感，深入到了所谓盎克鲁撒克逊文明圈的所有细枝末节，并且认为了基于英格兰普遍意识的那种普通法，为现代世界的文明提供了未来行进的方向。
坦白说，这一位作者的文笔实在缺乏丰满度，或者说，并没有足够的理据来支持一个妄人的说服力。他的例子，大多只站在一个角度里窥探，然后把有利于自己的信息，从里面挑挑拣拣出来，成为华丽战袍上的装饰。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丹尼尔汉南对于读者预设立场的引导，真的是输给基辛格一大截了。
前者只是友善的提醒，自己那种盎克鲁撒克逊的自我认同感或归属感，可能会因为过于自信而导致让人轻微不适的优越视角。而后者则坦诚的表明了，主观个体的任何说辞都是希望让自己的立场看起来更有道理。
其实，英语国家，或者说泛英联邦体系的那种彼此依存感，放在全球战略所需的大背景下，有着浑然天成的向心力。不仅仅是基于类似的法理，还有彼此相近的政治观感，甚至对女王的无脑式崇敬。更重要的是，经过了上世纪六十年代起的三十年冷战，英美联合对抗苏共意识的大环境下面，英语国家之间为了在飘摇的政治板块上能够趋从稳定，外送内紧的联盟方式，可以说是任何明眼人都会走的路。
那尽管来说，大环境的动荡，必然会引发小型联盟内部的分歧，然而利益毕竟趋同，不论是名声还是财富，本就是任何一个主体都想两手抓的东西。于是，既然在国家的意识形态上已经消除了隔墙，其他的东西自然都可以商量。
丹尼尔汉南则把这种联合，归功于价值观和民主意识、自由意识的共鸣。我实在是无法在这样一个现实的世界里，承认这种柏拉图式的爱情宣言。
更让读者觉得如鲠在喉难以下咽的是，他试图把所谓盎克鲁撒克逊圈里发生的所有的战争——他真的都称之为内战——都归结为不同党派的内部矛盾，甚至刀枪棍棒，都不过是为了在道理上一争长短。
我真的很难想象，一个供职于现代政治机器的人，怎么会把利益和权力之争，淡化成如此小清新的阳春白雪，甚至为它包裹上一种平和无为的高尚。真的，与其认为美国内战是托利党和辉格党的小脾气，我还是觉得解放黑奴这个名目高级的多了。
甚至他的笔下，英国人对澳洲、印度所做种种，都是为了想要赋予那些大陆自由的曙光。
有没有觉得这个言辞莫名的熟悉。
然而我只想说另一个笑话。
曾经在美国西部荒凉地带训练的美国宇航员在告诉印第安老人自己要去月亮上玩的时候，老人很认真的请他转述来自地球崇拜者的致辞。
而冗长复杂的印第安语想要表达的真相是：“无论他们说什么，都不要相信，他们只是想要你的土地。”
之前读了一本关于塔西佗著作颠沛流离任人梳妆打扮的书。意外的是，本书的作者同样是《日耳曼尼亚志》的追随者。在他的笔下，盎克鲁撒克逊的荣光，起源于条顿人朴素的议会模式，甚至回溯到圣经时代，从未被专制束缚住飞扬的理想。
真是见过牵强附会，没见过那么牵强附会的。
见过危险的《日耳曼尼亚志》解读，没见过那么刻薄的英格兰优越论。
然而这种深藏在基因里的种族优劣观点，纵然是包裹在虚化权力强化民主意识和信仰自由的糖衣下，仍然无法克制的露出了某种獠牙。
说的客气一点，是对母源文明的归属感，和语言体系的自恋。
说的坦白一点，就是沙文主义和异者必诛了。
真是不懂引进这本书的人，为什么会认为它描绘了现代文明的成型过程，为什么认为它能够代表政治趋同的未来蓝图？
真的不懂。
《自由的基因》读后感(七)：写在自由之后
文明的发展其实到最后都会有一些相似性的，盎格鲁圈的发展有自由这一个原因，但是却又有更多的偶然，从原因到结果，只看自由的话，也无法得到很好的启发。
盎格鲁圈不相信人人平等，承认有阶级分化，但是相信奋斗会有好结果，鼓励孩子去比作出比我们更大的成就。这些应该就是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国家，可以在工业社会崛起于世界的原因吧！
最后说一下自由的概念
相信刀剑只能在最后一刻作为保卫自由的武器，当自由已经被确立，第一件事情就是丢弃刀剑。
《自由的基因》读后感(八)：基因真的可以决定吗？
丹尼尔·汉南曾经是个历史学家，后来投身政治，当了欧洲议会的议员，属于英国保守党。据说当了议员之后，自知再也无法做严肃的历史学家、写出严肃的历史著作，于是就写《自由的基因》这种畅销书或者普及型读物。
本书立论，可以用一个标签概括之：盎格鲁圈例外论。盎格鲁圈，即指受英国自由价值观影响的、讲英语的国家和地区，前身都是英国的殖民地，核心是英、美、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汉南认为，盎格鲁圈的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全球其他地区，是因为英国特殊的自由价值观的作用。这种价值观乃是深植于英国早期文化之中，不仅可以上溯到1688年的权利法案和1215年的大宪章，更可以远溯至日耳曼蛮人时期的部落大会传统。
盎格鲁式自由的基因，按照汉南的说法，包括三个相互关联的观念，一是个人自治，契约精神、财产权利，都来源于这里；二是代议制民主，即集体的决定由向选民负责的代表作出；三是法治精神，法律对君主和臣民具有同等的约束效力（显然更重要的是约束君主）。
这种基因，决定了奠基其上的社会，是个人主义的（个人高过集体）因而也是多元的（宗教宽容），分权的（限权的），地方自治的（联邦国家），民众创造法律的（陪审制度、普通法）。可是，汉南说的基因，不就是从这些表象中抽取出来的吗？在遥远的日耳曼蛮荒时代，一定还曾经有过不同的价值吧，为什么最终是汉南所说的这些基因取胜并且流传至今呢？
追溯，是倒推，是从结果中寻找原因，正因为如此，原因倒像是结果，是我们只能看到的结果。因为还有无数的原因被历史埋没了。
于是又回到了此前我曾提及的论题，盎格鲁道路与其说是自由基因的作用，倒不如说是从复杂演变中“涌现”出来的社会秩序。刘苏里推荐本书，建议跟艾伦·麦克法兰的《现代世界的诞生》 一起看，说汉南受麦克法兰影响很深。麦克法兰那本书，写现代世界诞生，其实写的就是英格兰道路，而麦克法兰几乎是把社会的方方面面讲了个遍。汪丁丁对麦克法兰这本书有个书评，给我印象很深，说的是复杂秩序的涌现，在汪丁丁看来，社会的演化就是一种复杂秩序的“涌现”过程，这种涌现几乎是无法通过统计方法表达的。所以笃信个人主义的麦克法兰，一定相信自己所阐述的英格兰道路确实是独特的，但他仍然缺乏十足的信心，所以才会要将英国走向现代的方方面面全都说上一遍，方才安心。
丹尼尔·汉南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他可以将这些自由的基因阐述得非常美好，但要说盎格鲁圈的现代国家之发展是根源自这些基因，两者之间的逻辑连接，无论如何都不是那么放心，感觉不是那么踏实坚固。
虽然逻辑上（或者统计学上）无法确证二者之间的因果关联，但良好的叙述仍然足以让人们产生认同。而汉南的叙述，因为他作为政治家，作为一个顽固的保守主义者而激烈地反对欧盟（以及欧盟奉行的福利社会理念）、坚持孤立主义的态度，受到了伤害。即使他所提出的盎格鲁式自由的各项基因确实机缘巧合，凑在了一起，促成了盎格鲁圈的诞生，但如果没有其他的因素，这个诞生的可能性殊为可疑。例如他过分强调自由的价值，而忽视了追求平等在促进自由中所起到的作用，没有这种对平等的追求，代议制民主不会从贵族扩展到平民，从有产者扩展到无产者，从男性扩展到女性。而这种追求平等的精神，正是现代福利国家的源头。
尽管汉南对自由基因的阐述不无精彩之处，但过于强烈的盎格鲁圈例外论，足以让圈外读者心生厌倦。如果真像那样，是你说的这些基因的机缘巧合，那么其他地方的人们还有什么奔头呢？一头撞死算了。可现实并非如此，自由的观念早已广为传播，福山说了，政治发展具有明确的方向性。在全球化的时代，观念融合，文化交汇，影响所及，总是有趋同的一面。所有的例外，终将汇成滚滚巨流，奔向自由的海洋。
（《自由的基因：我们现代世界的由来》，丹尼尔·汉南著，徐爽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