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群众》读后感10篇
《找回群众》是一本由吕德文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8，页数：28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http://www.snzg.net/article/2016/0415/article_41568.html
[摘 要] 群众路线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群众观点和群众工作方法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群众工作方法内部也具有多重对立统一关系。在长期的国家建设过程中，群众路线逐渐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工作机制，包括简约治理、中心工作和综合治理三大机制，它们已成为国家治理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国家治理的转型，群众路线也面临诸多挑战，简约治理、中心工作和综合治理机制无不在实践过程遭遇困境。群众路线具有“纯粹”的官僚制所不具备的优点，它适应国情，且符合公共行政发展的未来趋势，因此，需要找回群众路线在国家治理中的中心地位。
[关键词] 中心工作 基层治理 简约治理 综合治理 群众路线
2013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下重塑国家治理，成为理论界亟需探讨的重要问题。得益于国际上对“中国模式”的讨论，近些年理论界也开始注意到群众路线在塑造新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一般认为，群众路线不仅在土地改革、改造旧官僚体系、形成新国家观念等国家政权建设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还塑造了新中国独特的国家治理体系。新中国创立的政法传统、信访制度、“逆向政治参与模式”、简约主义的地方治理，构成了新中国既不同于西方官僚制、也不同于传统治理方式的国家治理新传统。然而，随着社会转型，改革开放以后的群众路线和国家治理都面临着挑战，新时期呼唤新的群众路线实践形式，以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前正在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提高各级干部的政治素质和工作能力，让国家治理体系更加有效运转的有益尝试。
一、群众路线的内涵
首先，群众观点既是一种历史观，也是一种认识论。作为一种历史观，“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奠定了普通民众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也决定了党和国家的合法性只能来源于群众的认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已成为党和国家机关的宗旨，也是执政党和国家政权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作为一种认识论，群众路线强调正确认识来源于人民群众，需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
二、群众工作方法
群众路线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既是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来源，也是国家治理的主要手段。群众路线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群众观点和群众工作方法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群众路线能否有效发挥作用，有赖于群众观点与群众工作方法的有效衔接。
群众观点是新中国意识形态的核心部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一论断，颠覆了中国政治传统中的精英史观，确定了国家合法性并不来源于传统，而是根植于群众的认可。因此，保持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就成为一项重要的政治原则。长期以来，干部“下访”和群众“上访”被认为是保持党和群众密切联系的重要渠道，以至于进入21世纪，信访问题再度引起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中央明确要求全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新一轮的干部“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由于我国在政治上确立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地位，且中国共产党作为先锋队组织，主动与人民群众保持了血肉联系，群众接受国家机关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群众动员中参与政治，在上访和下访的渠道内协商解决问题。
群众路线是新中国国家治理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套独具特色的工作方法。群众路线要求任何工作都必须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既延续了传统中国的政治智慧，也适应了现代国家建设的需求。由于确立了各级党委、政府在各项工作中的领导地位，强调条块之间的分工合作，使得群众路线具有集权成分，也具有典型的官僚制特征，保证了行政的效率；同时，群众路线始终强调群众动员的作用，客观上具有了公众参与的因素，符合科学决策的基本机制。群众路线内部集中与民主之间、官僚制与群众动员之间，是矛盾的结合体，新中国成功的国家建设表明，这一治理方式是成功的。
改革开放后，我国出现了社会分层和利益群体分化，再加上权利话语的兴起，使得传统的群众观点发生了微妙变化。首先，改革开放催生了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新社会群体，需要重新划分社会阶层。其次，权利话语为群众观点注入了新的意识形态因素。因此，群众运动不再由组织动员开展，维权旗帜下的自发的集体行动开始出现。这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已有的群众工作机制，典型如信访体制，它本是密切党和群众联系的机制，属于群众政治参与的渠道，但却慢慢注入了政治抗争的内涵。这种剧烈的社会转型，要求群众路线必须实现现代转型，将已经崛起的权利话语吸纳进群众观点中，创新群众工作机制有效化解“依法抗争”。
三、群众路线的三大机制
在长期的国家建设过程中，群众路线逐渐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工作机制，它们已成为国家治理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简约治理、中心工作和综合治理是其中的三大机制。
1．简约治理
传统中国的地方治理一直具有简约主义传统，表现为准官员和半正式的行政方式被广泛采用。群众路线继承了这一传统，通过阶级划分，以及在具体工作中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的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培养了基层治理的代理人；在具体的行政方式上，也大量采用软硬兼施、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等方式进行。简约治理是熟人社会的治理，由于代理人能够充分掌握地方社会的信息，且能够熟练运用地方性规范制衡被治理者，因此，对于正式行政而言，代理人体制是简约主义的。
简约治理需要解决两个问题，其一，代理人有可能成为赢利型经纪人，蚕食公共利益，其二，边缘人的崛起有可能瓦解地方性规范，让半正式的行政方式捉襟见肘。中华帝国时期主要依靠双轨政治来解决这一问题，士绅既接受了儒家教化，又能有效规制边缘人，在自上而下及自下而上的政治双轨中起到接点作用。清末以降的国家政权建设摒弃了无为政治，一些地方边缘人取代士绅成为代理人，导致了国家政权建设内卷化。群众路线较好地解决了国家政权建设内卷化的问题，群众动员不仅建立了全新的国家观，让群众观点有效地规制新的政治精英，且建立了新的政治参与机制，让群众监督地方代理人。
在简约治理这一机制上，当前的群众路线面临着双重挑战，一是支撑代理人体制的熟人社会性质的改变，二是群众动员机制的式微。半熟人社会，尤其是灰色社会的存在，使得代理人很难充分掌握地方社会的信息，原有的地方性规范也逐渐瓦解，边缘人重新崛起，而群众动员的式微，又让代理人的监控机制丧失殆尽。因此，地方治理有陷入内卷化的危险，为了防止这一恶果，只能进一步加强正式行政体系的建设，并最终弱化代理人体制。
2．中心工作
中心工作机制已成为我国行政运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后，社会治安工作形成了“严打”机制，每年或每段时期都有一项重点打击工作，公检法相配合，保证“从严、从重、从快”的效果。近些年的城市管理也大量采用了类似机制，一段时间内集中力量“整顿”某项突出问题，所有的城市管理力量统一调配、统一指挥。中心工作机制甚至取代了日常工作机制，行政力量的改组常态化，这在基层政权的运作中表现尤为突出。20世纪90年代，计划生育和税费征收成为乡村两级组织的中心任务，“计划生育工作组”和“税费征收小组”普遍取代原有的“七站八所”，成为基层组织的实际运作机构。近些年新出现了招商小组、新农村建设小组，表明不同时期的工作重心有所改变。中心工作是随着不同时期工作重心的变化而改变的，因此，它具有典型的运动式治理的特征。
只不过，大多数中心工作已无法动员群众，只在官僚体系和半正式的行政体系内进行动员。为了保证中心工作的有效开展，行政系统形成了压力型体制，一级行政组织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目标，将这些目标分解为数量化的任务和物质化的指标体系，层层量化分解，派给下级组织和个人。为了保证实现目标，一般配以目标管理责任制，重要的指标则实行“一票否决”制。在这一体制下，每一级行政组织都在这些评价体系的压力下运行。压力型体制虽然有利于保证中心工作目标的实现，但却很难对中心工作的实施过程进行监控。但恰恰是在中心工作的实施过程中，下级组织尤其是基层组织和街头官僚，容易在压力之下进行选择性政策执行，甚至是执法犯法。
3. 综合治理
综合治理在第二个层次上是行政力量的临时重组，各行政人员除负有机构职责外，还负有“兼职”完成中心工作任务的职责，这具有反官僚制的特征。行政力量的重组往往发生在专业化不够强的机构内部。比如，乡镇政府虽然是一级政府，是典型的科层组织，但由于政府内部的各部门专业化程度并不高，使得乡镇党委、政府倾向于打破科层制，围绕中心工作重组行政力量。因此，一个乡镇政府的工作人员既可能是计生专干、还可能是驻村干部、新农村建设工作组的成员等等。公安、土地管理等实行垂直管理的机构，虽然与乡镇街道的其它部门相比专业化程度较高，但在其系统内部专业化并不明显，机构内部的行政力量也不时重组。
综合治理意味着处理好群众路线各层次、各部分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为了实现各部门协调一致，齐抓共管，一般实行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实现“一元化”的领导。而为了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运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种手段，就要实行广泛的动员。很显然，官僚制和群众动员的相互协调是综合治理的应有之义。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心工作机制和压力型体制之下，官僚体系的动员是极为高效的，但对半正式行政体系及群众的动员却逐渐式微。前已述及，代理人体制实际上在渐趋弱化，而在毛时代广泛采用的各种代表会、干部会、座谈会、群众会，在会上举行苦主控诉等群众动员手段已基本上丧失。
四、群众路线面临的挑战
作为国家治理手段的群众路线，发轫于革命战争时期，成熟于建国初期的土改、镇反、改造旧官僚系统等运动中，广泛运用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已成为中国独特的国家性质的重要构成部分。但是，随着国家治理的转型，群众路线也面临诸多挑战，简约治理、中心工作和综合治理机制无不在实践过程遭遇困境。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基层治理环境发生了重要变化。首先，熟人社会性质发生了改变。无论是乡土社会还是单位制下的城市社会，都是熟人社会。熟人社会是一个全信息社会，基层干部与群众之间并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因此，在熟人社会的治理中，基层干部能够极为简约地掌握被治理者的信息，并在此基础上对群众作出合理的分类。熟人社会还是一个人情社会，具有较强的地方性规范，基层干部可以采用各种半正式行政方式，提高了行政效率。然而，在半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中，信息不对称使得基层干部无法对群众进行有效地分类。在社会分层与利益分化的背景下，事实上出现了一些以谋取私利为目的的“钉子户”，它瓦解了地方性规范，并迫使正式行政介入基层治理领域。其次，随着市场化媒体“政治化”与政治性较强的媒体“去政治化”的双向运动，权利话语已深入人心。与传统的群众动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媒介动员在舆论监督的旗帜下，具有明显的“反体制”特征，它已非地方治理合法性的主要来源，而是基层治理的巨大挑战。一线行政被置于舆论和制度的有效约束下，一些有效的行政手段因为与法规相冲突而被禁用，基层治理渐渐失去了灵活性。
为了应对这些重要变化，行政系统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去政治化过程。基层治理保留了诸多群众动员技术，源于毛时代的干部下乡蹲点，在驻村干部制度中被延续下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群防群治，渐渐成为改革开放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主要制度依托；建国初期建立的信访制度，俨然成为当前社会管理的主要抓手。然而，这些具有重要意识形态色彩的群众动员技术，无不经历了“去政治化”和逐渐“行政化”的过程。驻村干部制度下的干部实际上已不驻村，更无可能和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驻村干部实际上已演化为村干部与乡镇政府之间科层组织的中间层；作为群防群治载体的治安联防队员，已完全丧失了群众性，20世纪90年代后开启了专业化过程，近些年，治安联防队事实上演化为公安机关的协警队伍；信访制度本是加强党和群众联系的主要渠道，一度是群众动员的主要手段，但近些年来，信访体制渐渐成为维稳的专门机关，是处理社会管理事务的行政机关。
与行政系统“去政治化”相伴随的是，一些社会问题却不断“政治化”。20世纪90年代的农民负担问题，是中央主动政治化的结果，其政治动员的对象是官僚系统，而非群众。但它迎合了群众观点，意外地鼓励了农民维权抗争。近些年来，一些民生问题逐渐成为民众上访和抗争的主要动因。而随着市场化媒体和自媒体的发展，媒介动员在民众抗争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普通民众抗争的专业性和政治性都大大加强，抗争政治逐渐成型。
由于行政已经去政治化，甚至执法化，使得传统的群众工作机制失去了政治土壤。从行政理性化的角度上看，无论是群众动员还是官僚系统内的动员都是极为忌讳的。因此，越来越多的行政事务在专业化的旗帜下，摒弃了简约主义传统，并摆脱中心工作和综合治理的束缚。在行政执法化的过程中，受程序主义的约束，地方治理逐渐摒弃了半正式行政，转而求助于更为复杂、却更为低效的行政策略，陷入了策略主义的陷阱。
恰恰是群众路线内存在多重的对立统一关系，使得贯彻群众路线成为一项政治智慧。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过于彰显政治性，过于频繁地开展群众运动，破坏了行政理性化，影响了行政效率。而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过于规避政治性的官僚制行政比如会出现脱离群众的严重问题。当务之急是要防止群众路线机制的异化，重塑基层治理。
五、找回群众路线的中心地位
就国家治理的绩效来说，群众路线有其合理性，它具有“纯粹”的官僚制所不具备的优点。并且，就其实践特征来看，它适应国情，且符合公共行政发展的未来趋势。因此，需要找回群众路线在国家治理中的中心地位。
群众路线一开始主要是作为国家政权建设的途径出现的。在革命战争时期，为了有效地宣传发动民众，获取民众的支持，中国共产党人逐渐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群众工作方法。这一方法可以简单地表述为“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其重心在群众动员，而非官僚制建设。因此，长期以来，“领导”是服务于群众工作的，政权建设也是围绕着中心工作开展的。很多经验研究表明，正是通过诉苦等民众动员技术，通过建立农民协会、民兵组织等群众组织，使得土改、士兵改造、镇反等运动顺利开展。运动过后，这些群众组织逐渐转变为基层政权和半正式行政的一部分，革命的意识形态也成为新政权合法性的来源。即便是在国家政权建设取得初步成效，国家治理渐入常态化后，新政权仍然保持了鲜明的群众性和动员性，群众动员甚至成为官僚制建设的一部分。
改革开放后，群众动员逐渐转向了官僚制建设，群众工作开始服务于“领导”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在官僚制建设的过程中，依法行政逐渐主导了群众工作，由于一些准官员如村干部、治安联防队员、城市管理协管员等不具备执法资格，一些半正式的行政方法如做工作、办学习班、亲属共同负责制并不符合执法程序，大量的群众工作逐渐退出了国家治理领域。而为了弥补行政力量的不足，群众组织逐渐专业化，成为正式行政的一部分，其典型是治安联防队逐渐转化为协警队伍。总体上看，官僚制建设的过程同时是群众动员式微的过程。“严打”、“整顿”等看似具有明显动员色彩的领域，实际上只是运动式治理的手段，并无群众动员的特征。治安联防、协管甚至村（居）委会，尽管名义上保留了群众组织或自治组织的性质，其实质运作却已高度官僚化。
20世纪90年代，是我国出现基层治理危机，强调官僚制行政建设，以及进行以市场化改革为导向的乡村治理体制变革的时候。与此同时，全球掀起了一场以治理理论为核心的公共行政革命，它试图融合价值与效率，主张去中心化，多中心治理，反对夸大市场作用，塑造多层级的治理结构。群众路线与治理理论具有不谋而合之处，比如，当前我国大力学习推广的西方社区警务战略，正是源于群防群治实践，它融合了群众观点与群众工作方法，主张通过动员群众，让群众性组织参与地方治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既高效地完成了国家建设，国家权力前所未有地深入到社会；又能有效地进行国家治理，地方治理充分发挥半正式行政的优越性，实现了去中心化。群众路线为国家治理提供政治原则，事实上，群众观点的绝大部分原则也为普通民众所接受。群众路线还为基层行政提供范式，这些群众工作机制甚至取代了通行的官僚制行政。群众路线甚至还不断创造一些行政技术，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基层治理环境。总之，群众路线具有多层次的治理结构，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很显然，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基层治理经历了官僚制行政不断扩张的过程，上世纪90年代的基层治理危机，本质上是正式行政侵蚀半正式行政，以及不断官僚化，从而导致单一中心治理的结果。
群众路线还具有历史延续性，它承接了传统中国地方治理中充分运用准官员和半正式行政的做法，架构了新的代理人体制，综合治理的机制也符合儒法合一的治理方式，甚至中心工作机制也可以在历史上的应急管理体制中找到影子。就如司法领域马锡五审判方式所彰显出来的，群众路线是传统中国的治理技术、西方的官僚制行政以及列宁主义的组织手段相结合的产物，具有极强的适应力。
当然，群众路线本身需要与时俱进，很多时候未能贯彻群众路线，并非领导者没有注意工作方法，而是既有的群众工作方法已不适应当前的基层治理环境。在群众观点上，权利话语的兴起让普通民众对个体利益的维护异常敏感，也更加强烈地要求政府为人民服务。而事实上，权利话语的兴起必然导致依法行政（以防止侵害公民权利）。一旦进入官僚制行政的逻辑，一线行政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将受到约束，官僚体制的惰性导致民众的需求无法及时、充分地得到满足。在群众动员上，改革开放后，国家治理领域几乎未曾进行过组织动员，但随着市场化媒体和网络的兴起，媒介动员在推动公共政策变革上的作用越来越大。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不可能有效应对媒介动员，群众动员的主动权已不在组织，而在媒体，这注定地方治理中的群众工作机制难以奏效。
当务之急是，找回群众路线在国家治理中的中心地位。一方面，应该重新审视群众观点在官僚制行政中的意识形态指导作用，让政治与行政的关系重新获得平衡；应该重新重视群众性组织在地方治理中的不可替代的地位，让正式行政和半正式行政相互配合；应该重视群众工作机制在国家治理中的优越性，让专业化与综合治理之间有效衔接。另一方面，如何让群众观点有效地吸纳权利话语，让群众动员适应媒介动员时代，是群众路线重新焕发生机的关键。
《找回群众》读后感(二)：贺雪峰:三农工作如何走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大致可以分成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群众观点，二是群众工作方法。群众观点的核心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了解群众、服务群众，认真对待群众提出来的要求，与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群众工作方法的核心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办法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也就是说，群众路线一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二是要依靠群众来解决问题。群众观点与群众工作方法之间存在着复杂且微妙的关系。
在实践中，丧失了群众观点，就容易出现“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正是当前中央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所要解决的问题。当前各级政府机关“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问题，不只是让群众办事不方便的问题，而且严重影响了我党与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
但是仅仅强调改变工作作风，强调为群众服务还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服务群众的办法，要有做群众工作、解决群众问题的行之有效的措施。否则，作风的改变就不可能持续，群众工作就依然无法做好。
基层治理是直接与群众打交道的领域，这个领域集中体现了群众工作方法的实践效果。但基层治理并非只是基层干部的事情，更非基层干部服务态度的问题那么简单，因为本质上讲，基层治理的规则来自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来自中央对基层治理制度的安排。仅就乡村治理来讲，取消农业税前，乡村干部面临完成税费任务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巨大压力，而不得不与群众“打成一片”，以致于出现了很多恶性事故，“三农”成为问题，“三农”工作成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后来，中央下决心取消了农业税费，之前“打成一片”甚至严重对抗的农村干群关系很快得以缓解。与此同时，中央财政开始向农村进行大规模转移支付，越来越多的资源进入农村。本来，按我们的想象，不仅不向农民收钱，而且给农民越来越多钱，农村干群关系应该十分亲密，三农问题应该不再存在了吧？出人预料的是，新的时期，转移资源仍然有问题，其核心是，国家资源进村了，农民却丧失了主动性和主体性，成了看客，甚至还在有机会时敲国家的竹杠。更糟糕的是，在国家资源下乡的过程中，农村有关系、能力强、兄弟多的人，可能“会哭的孩子有奶吃”，通过向上面伸手，通过提无理要求，“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从而得到远比一般农民多的资源。既然关系可以获得资源，哭闹可以获得资源，那么，那些身体有残疾、精神有问题的人，也就可能凭此向上级要更多好处，且一次得到满足而次次都来伸手。
这样一来，在取消农业税，国家大规模向农村转移资源的背景下面，地方政府陷入到与各种有关系（比如有兄弟在北京当官或在媒体当记者）、拳头硬（兄弟多，兄弟中有人是黑社会老大）、身体有残疾、精神不正常的“刁民”打交道之中，陷入到要花钱买稳定买平安的怪圈中。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越是态度好、有耐心，越是花钱买稳定，就会激起越多人走入到“刁民”式的维权中来，由此出现了当前农村基层治理中常见的“刁民”代表农民，农民变“刁民”，最后基层治理陷入困境的情况。
从群众路线的内在矛盾来看，取消农业税前的基层治理，也许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真有问题，群众观点贯彻地不好，但是，接近群众、依靠群众从来不是问题，基层治理甚至将群众工作方法制度化，形成了吕德文所说的简约治理、中心工作、综合治理等工作机制。这是因为，乡村干部在收取税费过程中，与农民“打成一片”，每向农民收一块钱上来，都会听到农民无数的抱怨、要求。等到税费征收任务完成了，乡村干部坐下来，不用讨论就知道应该在农闲季节办哪些农民反映最强烈的实事，然后合理利用乡村有限资源，办上一件是一件。这个意义上讲，取消农业税前，因为收税必须与农民面对面打交道，而使乡村干部极其了解农民需求。而为了降低下一年收取税费的难度，乡村干部也一定会想方设法解决农民反映最强烈的问题。
表面上看，取消农业税后，基层治理中的国家与农民关系变好了，群众观点得到了贯彻，因为很难再出现涉农恶性事件。可实际上，这却暴露了基层治理中更为深层的矛盾，连最为基本的接近群众、依靠群众也成了问题。地方政府不向农民收取税费，没有再与农民“打成一片”的动力，农民有什么需要，地方政府不了解也不关心，农民的喜怒哀乐与地方政府几无关系。只有当农民找上门来，地方政府才被迫应付。而在资源下乡背景下，在维稳思路下面，地方政府倾向于“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币解决”，这让占农民人数1%的“刁民”首先捕捉到“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和“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的获取资源的机会，“刁民”获得好处，就会刺激其他人学习，“刁民”越来越多，地方政府不堪应付。
当前基层治理的主要问题是，地方政府不深入到基层与农民建立血肉联系，没有动员群众所形成的正气，在原则问题上态度模糊机会主义盛行，不讲政治。当地方政府所接触到的“群众”只是极少数的“刁民”时，基层干部的作风改变，迎合的是特殊人群的利益，反而会损害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仅不能化解基层治理的困境，反而会进一步加剧危机。
因此，真正的群众路线就不只是要转作风，而且要真正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解群众的真实需求，解决群众真正的问题，就必须有与群众观点相适应的群众工作方法。无原则的息事宁人的工作作风，与其说是群众路线教育所要求的，勿宁说是群众路线教育所反对的。讲原则讲政治及通过动员群众所形成的正气，正是吕德文所要找回的政治吧。
2013年8月22日下午于九宫山
原文系《找回群众——重塑基层治理》序言
《找回群众》读后感(三)：深入调研、理性思考，恰是时代所缺，值得阅读！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结构失衡、农民价值剧变、矛盾冲突层出不穷，都给党的群众路线的贯彻带来了挑战。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不仅要着眼于对党的组织方式和工作方法的研究，更重要的是结合农村社会基础的变革，理清农民、村集体与党和国家的基层组织之间的互动机制。因此笔者认为，三农研究者一定要走出书斋，走进农村、走近农民，才能真正厘清群众路线的基本问题。
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方向的硕士，农业经济方向的在读博士，常常苦叹当前的农村研究者“逃离群众”的现实，很多三农研究既“不接地气”、更“不接仙气"，文字飘在半空中，对现实和理论都没有太大推进。“三农”研究很“热门”，很多学者都乐于分杯羹，但实际都是在“消费三农”，走马观花地看了看或是为某种“情怀”就做出了大量文章，漫天的“三农研究”却常常让我这个小博士生感叹“无书可读”。
偶然在“新乡土”的微信公众号看到吕德文老师的《找回群众》便买来看了，终于找到了“实在的”感觉，读完非常畅快，一种久违的阅读快乐。这本书最大的优点在于作者扎实的农村调研经验和深刻的理论思考，他绝不是在自说自话，而是在与听农民说话、在与社会对话，回应的是农村社会中最真实、也是最紧迫的问题。虽然作者没有刻意追求时髦的理论或概念，但这种直面现实的研究却恰恰都是最前沿的问题，作为一个农村研究者，给我带来了很大启发。
这个时代并不缺少阅读，也不缺少书，但好书却真的不多。我觉得《找回群众》是一本很不错的书，找个静静的夜晚，放下手机，认认真真地听作者讲述自己的调研和思考，让我们的思想也跟着他慢慢沉淀下来，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享受。
拥有“卓刀泉商圈”的洪山区，拥有37多高校，这个没有大商场的“商圈”是武汉市流动人口、服务业、小业态最繁华的区域。大量的学生和流动人口决定了洪山区的消费特点特别适合小商贩，街头执法难度凸显，矛盾集中。
街头执法如履薄冰柔性执法得到更多善意回应
卖萌执法要有一定限度实际功效有待考量
街头商贩仅20%属弱势群体执法过程要平等对待
《找回群众》读后感(五)：吕德文：把群众找回来
中国人是讲感情、讲关系，也是讲策略的，因此，“乡土社会”仍是至今为止描述中国社会特性最贴切的词语，很多具有现代化情绪的知识分子，斥之为封建糟粕。但非常奇妙的是，“策略主义”仍是乡土社会及基层治理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
很多知识分子感到失望，因为有些研究发现，新中国其实并不够“新”，其基层治理并没有遵循理性主义的逻辑，共产党的基层干部实际上与之前的族长没有多大区别，他们大部分仍然是乡村权力结构的产物，《中国乡村 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主人公耿长锁，既是新政权的“红人”，更是耿式家族的当家人。他们的行为逻辑几乎是彻彻底底的庇护主义的，基层干部内部，以及基层干部与群众之间，结成了一张严密的庇护网络，这个网络仍然是差序格局的，人情仍是维持这一格局的润滑剂。总之，基层政权的组织体系与官僚制相距甚远，精准、程式化、切事化等官僚制的特性是与之无关的，取而代之的是非程式化和人格化的。单从行政的角度来说，似乎自上而下的命令是很难准确达到基层，这一非理性的制度是不可能发挥多高的效率的。
事实上，新中国的建国建政方针一开始即有强烈的改造传统的特征，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国家建制上，创造性地继承了政治与行政一体的中国政治传统;第二，在政权建设上，也创造性地运用了“集权的简约治理”这一政治遗产。前者主要表现在党的建设与国家建设的统一，后者表现在群众路线中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的统一。
因为政治容易干涉行政，“党政不分”受到抨击。这在官僚制强调“一元化的”权力结构的特征上是有合理性的，因为，政出多门是行政的大忌。但是，从国家建构的角度上说，党国体制有合理性，因为，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并没有单独的政治空间，行政系统很难产生政治路线和意识形态，恰恰是党的系统补充了国家建构中创造政治这一重要的功能。总体上看，建国前三十年既是一个党政不分的年代，甚至是以党代政的时代，同时也是政治空间高度扩张的时代，以至于国家治理很容易为政治运动所取代，在这种情况下，既有可能导致行政的混乱，以至于瘫痪，却有可能保证行政的政治性，从而抑制“官僚体制的封闭性”，避免官僚集团的固化，以及改造半正式行政天然的缺陷。在政治路线较为明确，且意识形态有力的情况下，不仅有利于增强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且可以有效地统合不规则的半正式行政，避免行政陷入事务主义的境地。
尤为重要的是，这一体制在行政上的精妙之处还在于，“党管干部”接续了传统中国的文官制度。科举制是古代中国的主要的官员选拔制度，但科举内容却几乎没有行政知识，重要的是科举具有意识形态教化的功能，通过官员选拔将政治输入到行政中。而废除科举制后，现代教育体制已经难以满足国家建构的需求，但又缺乏其余的政治训练的空间，党的系统实际上填补了这一空间。如果只是在行政体系内部考虑这一体制，则必然会觉得这一体制是漏洞百出的;但是，如果从国家体制以及政治与行政的关系角度来考虑，则可以引发思考的空间更大。如果在后一种意义上思考，则书记作为一把手的权威还是问题吗？党国体制难道没有合理性吗？
政治与行政的统一最为出色的表现是群众路线。基层治理中的驻村制、中心工作、综合治理、压力型体制，都是群众工作方法的制度形式。很显然，单单看这些工作机制，现在的工作方法与建国初期的群众路线，并无实质的变化，尽管驻村制渐渐有了科层化的趋向，但中心工作、综合治理及压力体制等核心机制仍然保留着。这就存在一个疑问了，为何现在的乡镇运作似乎并不成功，而早期的群众路线却是成功的——尤其是新中国建立初期，正是通过群众路线有效地完成了国家建设任务。核心的问题恰恰在于政治与行政的关系上。
在一个具有强大的意识形态，明确的政治路线的国家治理中，讲究策略是对既有的行政技术的补充，是僵化的官僚制的润滑剂，因此，这个意义上的策略主义是需要的。因为保留了政治性，新中国的基层干部尽管几乎都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行政业务能力，却可以借助于政治原则实现国家政策意图，而其乡土知识成为行政技术的一部分;乡村干部尽管深嵌于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中，却并不完全受制于乡土逻辑，反而可以借助于这一权力网络为基层治理服务。改革开放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去政治化成为中国社会和政治变迁的基本方向时，乡土知识和乡土逻辑等半正式行政不仅不可能成为正式行政的补充，反而有可能瓦解正式行政。当前，基层政权已经无法通过行政手段动员群众，政府主导的新农村建设，并无可能最终让农民发挥主体作用，半正式行政不再寻求感情运作，而求助于“富人治村”，黑白两道“通吃”的能人是乡村干部最理想的人选。可以想见，这一行政逻辑，又反过来进一步消解了残留的群众路线这一意识形态，基层治理更加丧失了政治性。
核心在于，表面上看，现在的基层政权已经不需要群众工作了，因为其中心工作主要转移到招商引资上，不与农民发生关系，即便是计划生育工作，也可以通过“做作业”来解决。但问题是，乡镇政权的维持可以不用群众工作，但基层治理却不可能摆脱群众，基层政权仍是国家与农民关系最重要的接点，如果基层治理无法有效解决群众关心的问题，必然会在国家治理层面表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维控型政权是不可维系的，基层政权只能是积极行政的。更为重要的是，任策略主义发展下去，必然会让半正式行政彻底终结，其终结的方式可能是因为基层政权的黑恶化和权钱交易让传统的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如感情运作)丧失空间，也可能是基层政权的彻底官僚化，基层干部的公务员化，剔除了人格化的行政方式。无论是哪一种方式，对于基层治理而言，都是灾难性的，前者导致国家合法性的消失，后者则导致官僚体制的僵化，结果都无可能有效开展群众工作。在这个意义上，策略主义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瓦解国家政权的诱因。
很显然，从基层治理变迁的角度上看，它缺乏的并不是行政技术，而是行政背后的政治原则——这个政治原则。新中国的缔造者们将之表述为群众路线，科举制时代则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国家体制仍是行政和政治一体的情况下，恢复基层治理的活力，就仍应从中国的政治传统和社会主义的新传统中寻找智慧。
找回群众，这是应对策略主义困境的基本方向。吕德文：找回群众
http://www.juece.net.cn/content-9-2105-1.html
其实，武汉的探索并非刚刚开始。整整5年过去了，如何评价柔性执法的价值呢？
柔性执法“36计”
柔性执法能走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