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乐镇伤心故事集》读后感精选10篇
《平乐镇伤心故事集》是一本由颜歌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页数：32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第一次见到颜歌，是在单向街书店的文学沙龙上。她的新书《平乐镇伤心故事集》刚刚出版，像刚出笼的精致大馅包子，热气腾腾的散发着让人难以拒绝的香味。那个周六的下午，初夏的阳光灿烂的在午后开放，我坐在书店里静静的看这本充满着四川语言味道的作品，人物鲜活、故事生动、语言精巧，这样的叙述让我逐渐沉迷于书中欲罢不能，一直到沙龙活动开始才抬起头来，看到颜歌和邱华栋、杨葵两位老师已经来到了现场。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颜歌，第一次看见这个和我同龄同时也是我非常喜欢的美女作家的样子。
她的两个眼睛大大的镶嵌在脸上，说起话来总是不自觉的就笑出声来，当然，说到作品又总会透露出自信和睿智。
其实她就应该是自信和睿智的，看她的作品就会感受到。从她开始写作到现在，作品好像从未让我们失望。
我坐在观众席的最后排，听她和邱华栋、杨葵老师谈论书中的人物和语言，听颜歌讲述她创作中的往事，听她对自己文学语言运用的感受和写作体验。她的努力和勤奋，在她视之为事业的文学写作中一直没有停歇。
五个故事，十几万字，讲述了平乐镇上日常与奇幻的川西小镇的市民生活场景。这种怀旧回忆式的讲述方式本身就会让很多读者着迷。作为一个中文系毕业的而如今身在媒体从事记者工作的我来说，近年来写得少而读得多，在不断的阅读体验中看到这样的作品心里总会佩服不已。颜歌的作品是具有先锋气质的，她从容的讲述着她的平乐镇，努力的用四川方言构筑她心中的故事王国。和她之前的许多作品相比，颜歌的作品越来越让人感到一种力量在缓缓上升。
我的周围有很多四川和重庆的朋友。每当听到他们用方言交流，总会觉得有一种韵律感在唇齿间跳动。他们的交谈当中显得温情脉脉，即使是吵起来好像也不会有雷霆般的暴怒。最好听的就是男女异性之间说话的时候了，叠字的发音一出来，俏皮似的感觉洋溢在众人之间。颜歌就这样把四川方言放在了她对故事的叙述之中，语言活泼生动，字字敲打着我们的心尖尖。
在《江西巷里的唐宝珍》中，她写唐宝珍离开“她倒是轻轻巧巧地走了，满巷子的人都不是滋味，她孤独独的鞋跟子嗒嗒踩着大家的心颠颠”。
关注颜歌的作品已经是很久一段时间的事情了，但感觉她在故事叙述上大踏步迈进还是在《我们家》出版以后。这个讲故事的女王对语言的驾驭愈发不可收了。
其实，颜歌的真名也非常的好听，戴月行，戴月而行，轻轻巧巧的样子，携带着对文学的满腹才华。沙龙之后签名的时候，店里的读者排起了长队。我依然坐在角落，静等着最后一个过去。等我去的时候，一个男孩子从包里拿出了颜歌出版过的几乎所有的作品，一本本的交给颜歌。颜歌一边笑着说谢谢，太感动了，一边认认真真的在每一本书上都写上自己的名字，同时还问：还写你的名字吗？
在回来的地铁上，我继续翻阅着未读完的部分。在颜歌真诚构筑的平乐镇的故事中，我再一次感受到了颜歌的力量。以后的故事还会更精彩。
故事也许才刚刚开始。
《平乐镇伤心故事集》读后感(二)：“这个人！”
（偶尔也要读点时髦的作品。。。）
1
我想，隐藏在这些故事中的叙述者才是真正讨人喜欢的角色，对这些故事、场景、人物的喜爱，归根结底，仍然是由于对这个叙述声音的喜爱和赞同，在《白马》中表现尤甚。这个故事的难得，在于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女孩的叙事腔调。大概是一个寂寞早慧的小姑娘，有时候活泼外向，有一点没由来的乐观。
小女孩的声音是一个边界，小孩世界和成人世界之间庄严的阻断感。这个小女孩，曾经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世界里。小女孩没有偏见，但其实就是最大的偏见——世界是美的，好的，仍然是有希望的。在我们潜意识的时间表上，小女孩代表一个新的象限。她潜在的希望是成长。小女孩的世界是真善美，并似乎总是在朝着那个方向生长，也就是说是一个近似于完全由错觉组成的简单世界，是曹雪芹意识到的“梦”一般的虚构性——当然，虚构，是站在成人后的曹雪芹这一边的。而真实，有限的真实，是站在小女孩那一边的。
2
“镇上的媒子都颤了一颤，陡然间多了一桩甜蜜蜜的挂念。”——《江西巷里的唐宝珍》
《平乐镇》整个都是平平常常的小镇故事。让人留恋的是那种家长里短，无限悠长的生活气息。有忧愁，但都不是真的忧愁。是有幸福的底子的，“镇上的媒子都颤了一颤，陡然间多了一桩甜蜜蜜的挂念。”，就是这样亲密的人际关系。那种天真完整，近几年我已经感受不到了。不仅是自己的生活改变了，好像周围的人也都慢慢在心灵里培养出了幽灵，时不时地他们躁郁、崩溃、人格分裂，乡村长成了小镇，小镇长成了城市，就像生活的版图随着我的成长也膨胀了一样，一下子我们和幸福的假象都被撕裂了。又或许一切自来就是如此，只是我才刚刚得知。就像白马只有小孩子才能看见，这种让人疲倦而忧伤的怪兽，大概只有长大一些的人才能看到。
“电视里的人才这么说的”（书，p80）读完这本小说之后对这样的字句不会陌生，有时候它们变形成别的样子，但无论如何，它们都指向一个对于故事里的人来说尚且遥远的世界。电视仿佛一面窥镜，一个虫洞，如此荒诞地连结起这一个世界和那一个世界，那是因为，现在，我们已经自己跑到了窥镜的这一边，爱莫能助地迎接着幼年的自己投来的好奇而模糊的目光。
这无疑是一些有关于成长的故事。甚至于我想说，这里的欢乐属于孩童，属于无知者，而理解这种欢乐却只有待到成年，待到世界被知识弄得支离破碎。理解总是比发生晚一天到来，昨日才是永恒的乌托邦。当然，就像华兹华斯说“儿童是成人之父”，我们可以认同华兹华斯，一个孩童却很难因为这句话骄傲起来。使人羡慕的是孩童世界的整全，不过，恕我直言——那种整全与欢乐，有赖于世界的局限性，有赖于电视机一般竖立着的无法逾越的边界。
就像这本书里的每一个故事，几乎都讲到爱情。但在描述未成年人对爱情的憧憬时，描写的焦点并不在于爱情本身，它们更像是一些好笑的模仿游戏，将憧憬、困惑、成熟和幼稚杂糅在一起，而实质上仍只是对成年世界的向往。爱情就像另一台电视机，将两个时空扭结在一起的装置，或去往另一个世界的升降梯。颜歌所唤回的是我们对曾经那个有限世界的认知。
3
因此，在这本书里，颜歌有笑的力量，而没有悲伤的力量。我相信这是因为对她来说，笑的记忆更加深刻。没有那种撕裂人心的力量，也没有那种撕裂人心的欲望。目前来说，还看不到它和颜歌的关系。也就是所谓的现代感，一种对难以把握的复杂现实的焦虑和心碎感。不过，这不完全算是一种遗憾，因为总归是这样的，如果你快乐，你就要有消化悲伤的能力。如果你总体比较悲伤，那你一定会有消灭快乐的能力。
欢乐并不比忧郁简单，欢乐也不意味着肤浅，这其中同样有某种智慧在流动。它如此地需要智慧，以至于对这个世界的设定一旦出现小小的错位，就会不小心面临失败。这或许会是使人反感最后两个故事的原因——当然，它们真的失败了吗？仅仅是个人看法。
这本书的五个故事里，叙述者的年龄几乎呈现递增趋势。《白马》的叙述者是小学生云云；《唐宝珍》这个故事，则约略是站在琴琴的角度开始叙述的，或者说这个世界的真善美以琴琴为参照，一个懵懵懂懂的年轻女孩；《三一茶会》的笔调近于故事会，已然借用成年人的背景知识、人情世故，才能恰到好处地去描绘那些爱好文学然而水平有限的长辈们，并投以温情和体恤；《照妖镜》更注重故事，而少对人物的体贴，出现在故事最前面的那首童谣，使得整个叙述或多或少地带有一点伪传奇的气息，或者说是回忆往事的气质，包括故事之中、故事结尾，也不时采用一种某人回忆或众人回忆的方式来补充叙述，据说使用回忆的口吻往往是反省和忏悔意识的流露，在这个故事中也同样如此吗？但无论如何，我们知道，叙述者刻意地保持了和人物之间的一段距离。《奥数班1995》，则是以成年人的眼光来写家庭生活。
“这个人！”（《奥数班1995》）说这话的父亲周伟那天被解雇了，回家，先在路上捡着了女儿的书包，又在楼下见着了妻子胡乱停放的自行车。便这样嗔怪了一声。作者写慢慢上楼的他，怀着几十年的人生风雨，心中仍然充满温情。在这里，能够感受到作者努力去贴近人物的心意，但同样也能感受到整个故事的空虚和乏力。
如果说《白马》代表了我最喜欢的那个原型世界，也就是因为有限的认知而显得完整的世界，那么《照妖镜》使人感到不适的原因，则在于叙述者的知识与智慧，乃至于隐约的罪感，使得叙述者从那个原型世界中脱离了出去，她所讲的故事也自然不再能打动我们。进而，成年的叙述者，似乎并不适合居住在这个轻盈的世界里。他们必将通过另一种途径，去面对，而不是以简省和回避痛苦，来到达心灵的纯净。否则那只是一个轻重颠倒的世界。像一个高个子倒立着行走，便足以混进小矮人们的队伍里，与他们合唱同一首劳动号子，但假如他要一直这么倒立下去，可是要头晕目眩的。
从语言的角度来讲，《平乐镇》中虽然使用四川方言，但也算不得是为方言做了贡献，对于《平乐镇》来说，方言更像是一个道具，一个有力的提示，使得行文能够始终贴近市井生活。我心目中有分量的方言小说是李劼人的《死水微澜》，难的不仅是日常对话的书面化，也还有其他日常用语、名物的书面化，甚至于经过他的梳理，会发现川人熟用的一些口语，其实是很古雅的书面语。在这一方面，《平乐镇》尚缺乏严格的自我要求，书中的一些方言几乎只停留在对语音的记录上，比如“孙小娟有点超”（《照妖镜》），这个“超”就是偷懒的语音简记，很难将它纳入文字的意义系统中并产生考古学般的连锁效应。我想李劼人写方言的得心应手，或许还是要归功于私塾教育古文功底吧。声音是语言的载体，语言被发明总是为了传递意义，它是今人的，也是古人的，但要把声音和它被编码时对应的文字找到，才能使方言写作具有最大化的意义，我希望，这密码，能不搞错就不要搞错。
16.5.7
花了几个小时，看完了四川女作家颜歌的短篇小说集《平乐镇伤心故事集》，以下几点感想。
作者在后记里写道，每个短篇都像是长篇小说的一部分，这让她感觉很失败。这本集子有五个短篇，四个给了我同样的感觉，唯一一个我觉得很完整的，也是最长的，是写唐宝珍这篇。一个成年女人与几个男人的相亲故事。写这样的婚恋题材，对大部分女作家来说是小菜一碟，一个女人与几个男人的命运流转，作者的这个故事和张小娴、亦舒笔下的故事很相似，情节发展、叙事节奏也都相似。然而这个短篇让我感觉特别违和的一点就是故事的背景。作者意图通过用她的一系列小说完成以故乡郫县郫筒镇为原型的小说背景平乐镇的建构，她对这个镇的定位是“城乡结合部”。所以，这个故事好似把张小娴的都市女郎和张恨水的弄堂交际花这样的角色移植到一个新的土壤上来，花的芳香还在，只是与脚下“肮脏”、“简陋”的土壤有点格格不入。我在阅读的时候很难进入作者描绘的场景，看着女主人公一次又一次换上新的白色衣裙，脑海浮现的却是一个弄堂走出的旗袍美女，以至于“拆迁”“贪污”“举报”这样的时代特征词汇也没法把我从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拉回到九十年代的川西大地。尽管有这样的不足，不过这个故事依然是我最喜欢的。
《白马》和《照妖镜》描写的是少女的成长故事，在少女对于爱情、身体发育、性的苦闷中夹杂着上一辈人的爱恨情仇。《白马》里白马的意象我无法理解。对于小说中带点魔幻色彩的东西，我从来理解不透，没办法，联想和感受能力不足。对于这两篇故事所描写的少女的身体的成长和性苦闷，除了大开眼界之外，我没啥可说的。当然还有一丝怀疑，不过暂时也没机会去求证，听听女读者们的意见吧。
《三一茶社》写一群爱好文学的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这个故事写的最好的部分是对于即将到来的死亡的绝望感。作者说她刻意让这篇小说的翻译难度增大，来对抗可译性关系文学性的一般看法。不过这篇小说较难翻译的只是叙事语流中出现的几首并不难懂的绝句而已，我觉得作者在这篇小说里没有实现她的创作意图。
《奥数班1995》讲的是家庭妇女对子女的教育问题。女主人公花大力气培育双胞胎姐妹，给孩子报各类培训班，为孩子考得奥数金奖不惜花大价钱聘请著名老师给孩子补课，简直是模范家长。另一方面，女主人公由开始的反对丈夫放弃稳定工作下海到支持再到同丈夫一起将家中全部积蓄投入到丈夫新公司的股票，最终噩梦降临，股价大跌，差点折本，在这一步步的沦陷中，女主人公每次都以孩子的前途需要为由向雄心勃勃的丈夫妥协。故事看起来是抒写一出悲剧，不过作者透过细致的情感描写和人物对话暴露了女主人公掩藏在望女成凤的辛勤付出背后的虚荣心。这一点在描写女主人公得知同在著名教师门下辅导的初三男生比女儿更加出色时的失落心情中暴露无遗。作者巧妙的处理了母爱与虚荣在女主人公身上的混合。这篇小说写的最晚，写于作者婚后，也是这五篇中最成熟的作品。
在《奥数班1995》的最后，女主人公看到大女儿和一起上辅导班的初三男生牵手“耍朋友”的场景，作者以这一结尾宣告女主人公的育儿策略似乎也同样失败了。这里有一个问题。在上一代人叙述自己的青春年代时，恋爱、打架这样的行为，即使不是以正面形象出现，至少也是客观陈述，如《阳光灿烂的日子》。而在新一代人回顾青春的时候，这样的荷尔蒙的发泄和利比多的释放行为却很难被如实叙述。意识形态通过父母和学校对新一代人实施的性压抑和集体意识灌输制约了新一代人的个性发展，使个性的发展戴上了幼稚狂妄甚至罪恶的负面标签，而受压抑、顺从则成为了上进懂事的正面形象。当这些被意识形态召询出的主体开始书写青春时就会面临矛盾的局面。一方面，他们需要书写个性的解放，另一方面他们缺乏这样的经验。导致的结果就是故事和人物虚伪，做作，并且成为意识形态的合谋，压抑个性，对个性的解放进行负面书写。
本书的作者也同样如此，在《白马》《照妖镜》里，故事的主人公们都带着反抗意识去探索身体、成长、爱情，另一方面，她们的探索又是幼稚而盲目的，《照妖镜》里张倩为了男朋友吃减肥药拉肚子、被莫名的鼓动又要跟男朋友睡觉，《白马》里“我”听说表姐和男友的亲密行为后突然要求男同桌与“我”亲嘴。不仅她们的行为是疯狂的，对她们的描述也是负面的，《白马》里表姐被形容为泼，我被形容为疯。这样，故事里的人物的抗争不仅显得荒诞，也是反抗行为本身变得无稽。
作者在小说里做的另一个可贵的探索就是在叙述语流中也加入了四川方言。将方言运用于叙事，是自巴金以来，众多作家所做的尝试。莫言在一次演讲中曾说巴金在将方言应用于小说中时，他的尝试还不够彻底。巴金的方言书写只出现在人物对话，这当然是一种更贴近的现实主义的创作尝试。莫言认为对于方言的应用应该更进一步，把方言应用到叙述话语中。
莫言的小说中，大多数叙述者同时也是故事的参与者或者与故事人物有着相同的乡土背景，例如《红高粱》是余占鳌的孙子“我”作为叙述者回忆祖辈的故事，《蛙》是叙述者“莫言”向日本作家写信讲述姑姑的故事，《生死疲劳》里的叙述者也都是这个故事里的人物。那么莫言小说的叙述者采用方言进行叙事自然是合理的，另一方面这样的叙述口吻也反过来塑造和强化了叙述者的人物形象。而巴金的小说，以《家》为例，这是一个知识水平较高且全知全能的叙述者讲述发生在高家公馆里的年轻人们对旧制度的反抗。叙述者使用正式严谨的书面语也符合其身份。
倒是本书中叙述者有运用第一人称同故事叙述者，有第三人称的故事外叙述者，尝试了在叙述语流中也使用方言。不过在我看来效果并不好。整体而言，这些短篇小说里，独特的方言成分不多，许多比较难理解的方言词汇在页下也加了注解（如“拉稀摆带”）。方言给人的感觉是一种口语化的俗味。但是各篇小说中，较少运用于口头的书面语也时常出现。这样就给人一种撕裂的观感，口语化的陈述和书面语撕扯着读者对于文本的感受。所以，我觉得作者的尝试并不算成功。
《平乐镇伤心故事集》读后感(四)：读到哪，写到哪
“作为一个根本不会写短故事的人，每个故事读起来都像是一个长篇小说的一部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败”——所有的吊诡与无常都潜匿于细节深处，是以，对写作者来说，截取断面比填涂整体更加困难和险峻。
《白马》：白马非马？一个遭遇过哲学元命题的动物喻体，魔幻、典雅、玄秘而又略有生硬感地对应于欲望的化身符号（心猿意马？）。少女在稀里糊涂半猜半蒙里逐步读懂自己的情感和身体，也逐步读懂了成人世界那些冰山一角的罪衍、孽债、恶意和细碎的伦理危机。作为“不可靠叙事主体”的潜在精神病患者，往往能辨明那些寻常人不曾看到的东西，并且只作感性记录而不急于理出头绪（比如《喧哗与骚动》，或者《尘埃落定》）。最终，拼凑出的是两代人跨越时间的隐痛：没有人想要故意伤害谁，但所有人都被伤害了。
《江西巷里的唐宝珍》：我读小说有个习惯（或者说怪癖），喜欢看一段在脑子里仿写一段，还要依着作者本人的风格套路，有时候会自鸣得意地觉得自己的临摹青出于蓝，偏偏读这一篇，我的效颦游戏完全失效，因为它的四川特质太浓了（不仅仅是那些方言的借用和满篇满纸的ABB形容词，更主要的是某种整体性的腔调和韵律，仿佛空气里都弥散着花椒味儿），而这种表达，终归不是我的语境。
结尾稍显刻意，让人想起明代话本小说里对于巧合和奇遇的偏爱，只不过，生活本就是恶作剧大师，何况在小县城那样由熟人组成的闭合结构里，一切戏剧性都会被放大的，这么一想，倒也觉得寻常。
敢于把整个市井里巷、人伦家常都催活，让小说比八点档婆媳剧要接地气许多，释放了中国基层社会可能具有的全部善意与恶意。不过说白了，这小说的主旨也无非可简写成两句话：老百姓比谁都擅长渲染苦难，老百姓比谁都擅长消化苦难。
唐宝珍是一个符号，所有围绕着她的，都比她写得丰满透彻，有人说她只是工具，稍微惨了点，我觉得，她是所有人的情绪消费品。
《三一茶会》：这是一篇评价两极分化的小说，它很静，很安详，然后强自压制着那种“和死亡近在咫尺、喜欢了一辈子文学却只能在晚年自费出本书、说不清是纪念还是祭奠”的感觉，每一次相互燃起的骄傲背后都是共同承担的失落----这一群多少怀有些文思雅韵、操持着不入流的党报副刊老干部体的垂暮之人，是怎样在日子最疲倦的流淌里经营出一点自我安慰的暖，就像反复被他们吟哦的县城里唯一的那座公园一样，谁不是在孤独地装扮成风景，然后自欺欺人地装欢找乐。
其实，我挺喜欢这个故事的。虽然“老去”这两个字里包含的全部恐慌，没经历过的人，总归很难想象。
《照妖镜》：她们被将醒未醒的情欲和关乎肉身与灵魂的全部奥义所裹挟，愁苦地行走在青春期铁灰色的旷野上，头顶每一朵积雨的黑云里，都是上一辈人的恩怨仇情———少女友谊的微妙之处就在于，好到穿一条裙子的如胶似漆背后，总有汹涌的暗潮吞吐不息。
时隐时显地感知了苦难，却不被允许进入苦难，那唯一的自我启蒙，就只能是扮演、放大和生造苦难。你以为这世界上存在着百分百正能量的姐妹淘？对不起，那是《小时代》。
《奥数班1995》：一个看似勇毅无惧的理想主义独舞者，其实是现实游戏规则里最胆怯和虚荣的奴仆；一场看似飞蛾扑火般在人生的窄道上对运命的撞击，其实是由无数次妥协和自欺组成的无药可救的沉沦。某些时候会让人想起顾长卫的《立春》某些时候又会让人想起《纳徳与西敏》。
如后记所说，习作练手找状态的意味很明显，看到三分之一，基本可以巨细无遗地猜出结尾。
《平乐镇伤心故事集》读后感(五)：小市民在社会转型视野下的虚弱阵痛
颜歌是我在川大不曾谋面的师姐，她读比较文学，我读佛教语言文学，一个是明星作家，一个不学无术，自然不曾产生交集，只是偶尔提及，我也心向往之。然而并不讳言，除了曾经在书摊边随手翻过几页《关河》，这本《平乐镇伤心故事集》是我第一次阅读她的作品，单凭一本书是绝对无法认识她写作的全貌的，所以我这篇文字仅仅是也只能是随感。
“小市民在社会转型视野下的虚弱阵痛”，这个题目实在不好，有点像故作高深的学术论文，我一向不善此道，但不妨从这个题目展开来说。
先说小市民。颜歌直言平乐镇就是她的家乡郫县郫筒镇，恰好我的夫人和她是同乡，丈人家去的多了，我对郫县也有了几分熟悉，这座紧邻成都的小县城如今已颇为热闹，也因扬雄和豆瓣酱远近闻名。然而，走在郫县的大街小巷，我能感受到一种与成都截然不同的小城镇的市民气息，一股人情味洋溢在人群的推推搡搡与小贩的吆喝声中。去年除夕，我和夫人匆忙杀奔成都，只为吃一顿念念不忘的滋味烤鱼，然而店家歇业过节，我们只能败兴而归，沿途所见，成都大小店铺大多门户紧闭，全无往常的热闹。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成都、长沙一样的大都市都不是自己真正的家，哪怕在这里找了工作，买了房子，却依然是个陌生人。当我俩回到郫县，却可以轻易地找到一家路边小店，叫一碟凉拌耳片，吃一碗肥美的蹄花，身边坐满了出来解馋的客人，叽叽喳喳地聊着家常。这就是小城里独有的市民气息与人情味，不会因为过节一哄而散。颜歌在《平乐镇伤心故事集》里写的五个故事，都是这样一群可以坐在路边吃一碗抄手或者肥肠粉的普普通通的小市民，无论是青春懵懂的少男少女，还是感情纠缠的中年男女，都是我们能够触手可及的人物，这些故事、情感也是我们身边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着的，朴实无华却能引人入胜，或许凭借的也是这其中的人情味。
说社会转型有些大了，在故事主人公们的眼中或许只是身边生活环境的变迁，比如早恋、拆迁、股票、下海、奥数等等，有人感叹世风日下，有人则使尽浑身解数追赶潮流。从底层小市民的种种反映折射出社会大环境的变迁与集体记忆，并赋予一种悲天悯人的乡土情怀，我不知是否可以这样形容颜歌的初衷。五则故事，有些仅仅是一个生活片段，比如《三一茶会》，比如《照妖镜》，却折射出社会群体的一个侧面，文学的价值在其中喷薄而出。
书名就叫“伤心故事集”，可见故事大多是有些伤感的，却又没有悲剧那样肝肠寸断。几则故事里的伤心，都是大环境之下的阵痛，主人公们受着时代与环境的牵扯，伤心表现在感情、成长、思想上的方方面面。之所以说是虚弱的，是因为这种伤心与阵痛如此之多，一旦脱离了他们生活的几条街巷，就几乎不再有人问津，他们的痛有时仿佛被遗弃在社会的角落，激不起任何波浪。从这个角度讲，去书写、记录他们本身就是一种人文情怀。在《三一茶会》中，我们看到的是几位花甲老人为了排解晚年寂寞而引出的感情、事件，背后反映出的是现实社会中老年群体在情感上的无助，作为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虚弱的呼声与伤心故事里也包含了作家的人文关怀。
不是只有大人物才能被书写，反过来说，小人物或许更贴近生活、更能反映现实的大多数。从这个层面而言，颜歌在这本书中的文字是一种平民化的书写，也因其平民化的姿态而更加亲切、耐读。
谈及书写，方言的运用早已为很多作家所尝试，金宇澄的《繁花》对上海话的运用就是一例，我的老乡刘玉堂也曾做过这方面的尝试，在《平乐镇伤心故事集》里，颜歌无疑在方言运用与表达之间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点，干净流畅又平添几分风趣。
或许颜歌仍然在探索、寻找并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学风格，故而在这本短篇集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并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悬念的设置、叙述的紧凑性以及部分细节失于整体的朴素，不过瑕不掩瑜，书中散发出的那种悲天悯人的情怀足以让人一口气读完而口有余香。
至于颜歌在追寻怎样的文学风格与文学价值，就不是仅仅读了这几篇故事的我就敢妄加揣测的了，若有兴趣，不妨到书中去寻找，不妨期待她下部作品带来的惊喜。毕竟作家都是不可揣摩的，一旦被评论预言，或许就是死亡。
《平乐镇伤心故事集》读后感(六)：写作的奥州细道：颜歌创作谈
在文学纪年里，脱胎于四川省成都市豆瓣名产地郫县的平乐镇诞生于2008年，这一年，已经出版7部小说及小说集的作家颜歌写下了《五月女王》，记录了平乐镇里发生的少年故事。平乐镇有四条街，镇外清溪河对面有个造纸厂，“南街上都是些操扁卦(打拳)的，西街上满是读书人，东街的人大多是政府和官家的子弟，北街是外地来的客家人”。2012年，颜歌在美国写下了《我们家》，记录了西街上豆瓣厂老板一家活色生香的故事；在今年5月，她的短篇小说集《平乐镇伤心故事集》（以下简称《平乐镇》）出版，娓娓讲述了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
听颜歌谈创作，印象深刻的是她的理性。从儿时的3d画片到庞杂的叙事学理论，她以一种庖丁解牛式的兴趣反复审视自己的写作：是否刻意？是否用力过猛？“如何完成真正意义上的虚构？如何更贴身地处理日常的粗鲁？”
到了《平乐镇》的写作，她为自己设下命题：写写女人的故事。
“在写《我们家》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语言是蛮有特色的，但后来我反省时觉得《我们家》里面语言占了一个便宜，因为这个主角是一个性格非常火爆的男人，那么这个男人讲话就是有脏话，这个人的性格特色就让语言变得更重，等于说你在写的时候作为作者搭了这个人物性格的顺风车，我自己还是想要努力地做一下这个所谓的四川特色的（写作）。……如果我要做这个的话，我想要在一个更中立的状态真正多去找一下这个语言本身的特色，除了脏话之外。然后就想：那我写一些女人吧。我还是一个研究性的作家，每次我就想给自己出一个题目嘛，就好像是做一个研究。”
于是有了这五个鲜活的短篇：《白马》，《江西巷的唐宝珍》，《三一茶会》，《照妖镜》和《奥数班1995》。
写于《五月女王》之后的《白马》是颜歌进行的一次正式的语言实验。这个充满抒情性的作品延续了《我们家》中的不可靠叙事者的特色，以一个患有精神疾病的小女孩的视角讲述了90年代一个大院子里发生的隐秘情事，以及一对如花姐妹在大人对爱情的本能追逐中受到的不可挽回的伤害。
谈起不可靠叙事，颜歌开心地表示这是她有意设计的一个“signature（个人特色）”：“就像以前有画家画画，ta会在某一个固定的地方做一个记号，就像是说这是ta的一个秘密，然后多年以后，大家就会根据这个来判断这个是不是真的。这就是我很爱干的事。”
“《白马》就是挺阴森的故事。而且说实在的，《白马》没有什么情节，基本上就是一个阴森的小孩儿抒情……《白马》的特点是它是一个感情很丰富的小说，是一个里面情绪非常饱满的作品。‘撑’这个作品的就是情绪性的东西，而不是情节。”
颜歌坦言自己并不是一个靠情节取胜的作家：“……我的兴趣不在那儿。以前我跟另外一个女作家聊过，非常有意思。当时她在写一个东西，我在写一个东西，她就说，‘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该不该让男主角和女主角分手’，她很困扰。我从来不会为这些问题感到忧心。我觉得我感到忧心的会是，这两个人在一个地方进行一个对话——我会非常忧心一个场景，把它写得引人入胜……比如说ta要走进一个房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房间，是什么季节，进入房间ta是推门还是（怎样）……就是这样的东西。”
她形容自己的写作是“一帧一帧”进行的，这样的好处是做到了最大化的“自然”，生活以非浓缩非概括的形式呈现，这一点在《江西巷的唐宝珍》中尤其突出。在这个伤心故事里，一个全镇最美丽的女人在时代剧变里被父老乡亲们当做商品待价而沽，这个追求纯真爱情的女人最后不得不向生活低头，选择了“比最好差那么一点点的生活”。如何处理这样一个女人，颜歌同样有技术上的理性考虑：“有人跟我说，唐宝珍这个人的性格不突出。……但其实《唐宝珍》这个故事里面没有唐宝珍。有各种各样人的视角，没有唐宝珍的视角。唐宝珍这个人最后就是一个符号，她没有什么性格，这个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从头到尾你不知道，她就是一个商品，她就是一个漂亮的女人，非常平板化的人物。从其他人的观点来说，没有人把她当成一个活人，没有人想说她是怎么样的。这个小说里面我就是想把唐宝珍写成一个不重要的人。当然她是这个小说的一根轴，利害关系都是顺着她在转，但是她本身是什么样的，她是什么样的，不重要，故事里面的人不在乎，我也不在乎。”
她是一个反思型的作家。反思代表对自己的严格。谈起《唐宝珍》里先声夺人的戏剧性开头，她现在觉得有点“用力过猛”。在被问过无数次关于方言写作的问题后，她开始试图修正对书中语言的定义——不是“方言”，而是“具有四川地区说话特色的普通话”。
“通过把这种方言化的东西加入所谓这个普通话的内核（里），就会扩大它的容积……当然不是一次（到位），如果很多人来做，普通话就会变得越来越丰富。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实际上现在所有的语言都在变得越来越简单，因为网络信息的大爆炸……语言变得简单，所有人表达的方式愈加一致，特别是很多人都开始用社交媒体来表达自己，我们的表达方式变得越来越单一。（语言的单一）对文学来说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
选择是一种直觉，事后阐明这样的直觉却需要理性。颜歌将四川比作“一个文学上的小国”，而她在其中获得了“边缘人”才享有的特权。
颜歌赴美留学，她想要了解美国小说的现状，于是买来了五花八门的过刊：Paris Review（《巴黎评论》）, American Reader（《美国读者》）, Tin House（《锡屋》），Granton（《格兰顿》）……她喜欢大卫·福斯特·华莱士，也喜欢乔治·桑德斯，事实上，她与丈夫高先生的相识也缘于后者的小说集《十二月十日》（Tenth of December）。她或许是离英文写作最近的一位青年作家：参加过国外的写作坊，海量的英文阅读输入，并且也见证了自己的小说《我们家》《白马》等翻译成英文。
然而颜歌并不打算用英文写作。“这两三年我对这个问题想得特别多。我的生活经历主要就是在不同的语言文化之间（往返）。哈金写了一本书《在他乡写作》（The Writer as Migrant），这是他在莱斯大学一个系列的创作整理出一个很薄的随笔集，第一句就写：作为一个作家要回答三个亚里士多德式的问题：作为谁？面对谁？和为了谁（的写作）？在这三个问题里面，最难的就是最后一个。……我觉得我现阶段是不可能用英文写的。这跟语言没有关系，而是我能对中文这个存在进行一些拉伸拓展，能够重划疆界。……如果一个英语非母语的写作者用英文写，你能够对它的文学起什么作用？我觉得这种东西不太能满足我自己。”
至于作品的英译，颜歌曾经在微博上po出一个段子：
“我跟我家翻译说：Is there anyway to diversify the curse words to make them more lively and real？（有什么法子能让（《我们家》英译版里的）脏话更生动真实呢？）
然后她说：Will enlist the help of a really foul-mouthed nephew or niece of mine!（我去问问我那个满口脏话的外甥/外甥女！）”
在玩笑话之外，翻译上遇到的更重大的问题让颜歌确定了自己的作品的“不可译性”。老一辈四川人说起普通话来总有点“不三不四”的味道，后来竟形成川人风味——“川普”。就拿《三一茶会》来说，这个故事讲述了一对老人的爱情在死亡的阴影下无疾而终。字里行间便有这样一种川普风味，像花茶香气一样弥漫四散，最后竟然构成了一种淡淡的怀旧式的氛围。
“《三一茶会》有很多东西非常微妙，而且写老人的语言也有点老老的。从故事上来讲，不怎么值得翻”。她将故事发给英文翻译过目，然后说：“我觉得这个故事不值得翻”。翻译回答：“我同意。”
翻译中失落的是一种调子。颜歌说，“翻译的调就比较难传达，没有这个调的话，这个小说就不是很成立了。中国人的一些东西，西方人是很难理解的。比如说两个人在笑嘻嘻地说话，但其实是在骂对方。我们有很多指南打北的东西，特别是（《三一茶会》里）这种小圈子社会里的人际交往，很微妙的，那些人物互相之间并不是全心全意的友爱的关系，之间是有缝隙的，有对对方的保留意见的。这是很中国的东西。”
她认为，作品的“不可译性”来自对中文的高度附着；找到了合适的语言，才算打通了故事的隧道。
“我和姐姐都不是镇上最漂亮的姑娘，但我们觉得我们就是。”又或者，“她倒是轻轻巧巧地走了，满巷子的人都不是滋味，她孤独独的鞋跟子嗒嗒踩着大家的心颠颠。”这样的语言背后掩藏的是创作的激情、语感的拿捏和技巧的掂量。海明威在《流动的盛宴》里写：“All you have to do is write one true sentence.（你只需要写一个真实的句子）”。颜歌也曾经如此：
“我以前非常技术派，想很多关于写东西这件事。……像《我们家》这个小说我其实想要写它已经想很久了，我大概知道我要怎么写，大概一年多了……我觉得第一句奠定整篇的基调，有一天坐飞机的时候，我旁边的人在打电话，说‘妈……’怎么怎么样，一个男的。我就突然想到这句话：‘爸爸的手机里，奶奶的名字是妈妈。’然后我就决定开始写。其实是因为这个第一句，才确定了这个叙事者。
……到《我们家》的时候我就放弃了，我觉得我不应该做这么一个刻意的人。……我对所有小说的开头都有一个想法。《我们家》的第一句话，《白马》的第一句……可是从写《唐宝珍》开始，慢慢地第一句对我就没那么重要了，我对自己说‘我要放弃这种偏执’。现在我开始觉得一切的形式都是一种束缚。”
对于在普通话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们，忘掉普通话是那么得难；对于在学院里获取了叙事给养的作家来说，也是如此。两相对比之下，颜歌作为作家的成长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过程：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三十岁，进入“作家的幼年期”，颜歌不再刻意为此纠结，从而为自己争取到新的一份自由。
她慢慢开始品鉴。谈起当下短篇小说的特色，她说：
“我觉得现在比较流行的短篇小说是一个状况的展现。它可能会设想出一个状况，比如在菊花茶里加醋是一个什么效果；这个短篇小说就来描述菊花茶里加醋是个什么味道。……它就是对一个很新奇的状况的描述，这个描述不会在你正常的推理之外。……我觉得短篇小说你可以说它难写，你可以说它好写。短篇小说可以因为很多种原因而成立。”
即使面对同一部作品，不同的读者也会因其体察作品的方式而区分开来，颜歌认为，“文学作者是没有什么时间线性的关系的，文学作者的关系是空间性的，我们所有的作者……理论上就是在一个大的房间里对话。文学的读者体察作品的方式是点状的。
一个普通的读者会跟你说，我觉得《安娜·卡列尼娜》的结尾特别揪心，这个人悲剧性的命运特别揪心，但是一个文学性的读者可能会说，他们的某一次会面，在这个花园里，ta揪的是一个非常小的点，这个非常小的点对ta的永恒性与最后那个爆炸性的结局是同等的，这是两个不同的思维方式，所以他们要找的是‘为什么’，‘为什么结尾是这样的’，文学性的读者可能更是一个观赏性的感觉。”
但作为作家，抵达这样的观赏性的自由需要自觉自律地铺设一个底本。在23日成都方所举行的见面会中，“叙事粉”颜歌提及story（故事）和fiction（小说）的区别：在写作前需要先想好张三李四王麻子的生活背景，这个背景就是一块饼，就是story，而饼的中间才是fiction。
“写的时候我尽量保持一个原始的状态。我写的时候很放开，我是写得很快的一个人，写了以后我可能会等一个月两个月甚至更久，再回去看，再改。我觉得我比较理性的那一面（在这里）。这么多年我读的也是文学，最喜欢看的书也是文学类的，我每天跟人聊天的主要内容也是聊文学……所以会有一种比较强烈的思维，我非常清楚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其实一个人的写作里最难的就是要保持初心。所以写的时候我就是想怎么写怎么写，写完再说，好在我真的是写得挺快的，我如果写得不对我就删了重写。我写一个东西一般有两个文件夹，比如说我写唐宝珍的时候就是，‘唐宝珍’这个文件夹，另一个叫作‘唐宝珍不要的’文件夹，里面就是觉得写得不对删掉的。我一般而言写下来两个文件夹是差不多的。”
创作《三一茶会》时，她也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要写《三一茶会》的时候我就去我奶奶家，我奶奶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她有很多别人自己出的书，类似内刊那种小的文学杂志。我去她家找了一堆这种东西，大概是为了抓那个调，那些人是怎么样讲话的，怎么样自我认知的。有很多那种地方文人，比如郫县一个退休老师，自己花了多少钱买一个书号出一本书，ta这辈子的东西都在里面了，前面大概有二十页彩页是ta跟他们家里各种人的照片那种东西。通过这些东西来想象他们大概是什么样子。”
只有作家在理性与初心中达到和谐的平衡，才会得到自成体系、浑然天成的作品。从首次大范围采用四川话写作的《我们家》到《平乐镇》里的五个短篇，颜歌的写作中弥漫一种野趣，一种新闻式普通话语体带来的隔膜被戳出一个洞来：透过洞，读者看见一个个原生态的人或坐或立，嬉笑怒骂——如同从文学到现实的穿越。
无论是《照妖镜》里一群姐妹的一场可谓糟糕的性启蒙，还是《奥数班1995》中一个疲惫、紧张、忘我、失落的母亲，在伤心之后，笼罩住读者的是来自作者的深深忧愁与绵长怅惘——“叙述总发生在事件之后”，颜歌引用叙事学一句朴实论述道，“这或许是写作者的一种诅咒”。她喜欢长篇，“我是那种心比较重的作家，我觉得我跟我的小说的关系大多数是‘情感纠葛’型的，我对人物会有一个很强烈的感情，这个东西对我很重要”；到了《平乐镇》，她才体验到“谈恋爱”的感觉。“我喜欢《三一茶会》是因为……这个小说比较静，比较往里收。我觉得它对我有治疗作用。写完之后整个人的状态会更平和一点。……《奥数班》就很‘平’。就是一个……施力平均的大煎饼。”
作家需要先学会技巧，然后再学会忘掉它们。这中间，就是数以万计的码字。
就像张无忌学太极拳一样，大敌当头，张三丰教授完毕后，手捋白须笑盈盈地问：忘了吗？忘了吗？
忘了大半了……全忘了！张无忌喜悦地说。
在《平乐镇》的序言里，颜歌说，“或许我还可以是个年轻人，但我对小说的要求变少了。我不需要它表达图景，呈现意向，隐藏结构，更不用说传达什么道理——它只是一个陪我度日的小玩意”。在一个连火腿肠都要“走出中国，走向世界”的世界里，这样的轻松显得可遇而不可求。
《平乐镇伤心故事集》读后感(七)：期待更好的颜歌
前几年跟着一位老师，参加过几次作家圈子的聚会，见过颜歌三次。最早读颜歌的作品我刚上高中，当时从新概念出来的人里面，韩寒和颜歌是我比较喜欢的两个人。这些年零零散散，读过一些颜歌的作品，《平乐镇伤心故事集》是我比较喜欢的一本。
会做饭的朋友应该知道，能体现一个厨师厨艺的绝不是大餐，而是家常小菜。所以街边小店可以吃到味美的家常菜，但是大酒楼的师傅可能做不出一碗好吃的面。写作也是一样，一个好作者善于讲述生活小事，也善于捕捉生活的细节，用朴实的语言去还原生活最真实的细节，细腻、优雅、温情而不造作，以平和的态度去揭示了生活本质和命运走向。
在这本书里，平乐镇的市井生活和人物在颜歌笔下异常鲜活，对于男女之间微妙的情感起伏和把握，以及小人物在大时代里的命运走向，还有隐约散发的语言味道，不禁让人想起张爱玲。十年时间，颜歌已经成长为一个成熟的作家了。
期待颜歌更好的作品。
《平乐镇伤心故事集》读后感(八)：五故事
颜歌。一个我比较偏爱的作家。她的笔下洋溢着的多是天府之国热腾腾的味道。方言是其有力武器。这女娃儿硬是要得。
书里讲了五个故事。都有些意思，白马总是魔幻的意象；三一茶会里的老人们在向时光老人索取往事；照妖镜则是由妖精妖怪，猪油炒菜，先炒妖精，后炒妖怪发展而来（倒是跟某船的从一数到一百类似）；还有奥数班1995，是一些胖友的共同记忆罢；最有意思的是江西巷里的唐宝珍。五个故事，倒是有四个读起来像是一个长篇小说的一部分，这不可不说是一种失败。（颜歌自述）
颜歌的故事有活泼泼的郫县气息，克制，平静的语调，就这样清清淡淡地戳到人的心尖尖上去，让人激灵灵地一抖。
从声音乐团到平乐镇伤心故事集，从迷宫般的结构到清爽的故事，颜歌愈发成熟。就像她自己说的，十几年前老被人叫“少年作家”，我也气急败坏地想写个巨著来证明自己的成熟，现在却是哪里都不想去了。
每一种方言自有其魅力，念起来清脆有声。
天冷，好想变成被子去晒太阳。
那我就变成绳子好了。
为咩。
我好挂住你啊。
《平乐镇伤心故事集》读后感(九)：每個人的心底都有一座「平樂鎮」
年少成名的顏歌如今而立已過。語言多了一絲沉穩，平實老練。雖然引入了四川方言，但整本書敘述依然流暢，十幾萬字讓人一口氣讀下來既暢快，卻又意猶未盡，正如她所言，「每個故事讀起來都像一個長篇小說的一部分」。
書中講了五個篇幅不長、人物不多的故事，從九十年代末講到二十一世紀初。那可能不是最好的年代。但那時，六零、七零後意氣風發，八零、九零後青春年少，未來對於「大時代」的每個人，都有無限的可能。在那段中國大陸社會急劇變革的時間裡，每個個體都被裹挾著向前，主動或被動，毫無選擇。
沒有宏大的背景，無關遠方的星辰大海，顏歌用了一座川西小鎮幾個人的喜怒哀怨，講的卻是人生超驗的憂傷與無常。然而每個人的心底都有一座「平樂鎮」，五個普通人的故事，就這樣把所有人無意識地拽入集體式的懷舊。而回憶是有重量的，重量落在心底，那裡正是這本書讓你我傷心的地方。
《平乐镇伤心故事集》读后感(十)：川西的城南旧事
前一次也是第一次看颜歌，是大学时候的《良辰》，没有太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但是仍然被她丰富广褒的内心世界所折服，然后多年未读，偶然看见这次的新作，发现她已经退去了少年的所有花招与天马行空，文笔转向朴实。颜歌这次用一个地区的方言来体现一个群落的整体生活态度，无疑是成功的。也是看这本书，才体会到了四川方言以及川人自身的幽默性，想想真是不善于观察生活，从小到大都生活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中，却只有通过第三人才能体会它的好，这可能正如颜歌自己说的，在远离家乡的地方，才能理解家乡。真是当局者迷。颜歌在书中对90年代进行了复原，重塑了一代川人的童年记忆。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是小学时看的，当年只觉得好懂，没看出个所以然，现在看《平乐镇》，才知晓城南旧事的好。
书中共收录了5个短篇，其中最爱的还是《江西巷的唐宝珍》，颜歌很有条理的拉出了多人视角，一环扣一环，不仅层次清楚，也算是她这本书里最有故事性的一篇了。江西巷里的唐宝珍跟丈夫离了婚，然后就被挂念在了街坊大妈们的心尖尖上。中国人之间的热情与相互关怀极大程度地体现在中国特色的催婚相亲上，但是却没有人真心地关心被相亲者的内心想法，一切的热情、相互关怀都是自诩、自以为是，因此，文章里没有唐宝珍的个人视角，她只是一个掀起一场人情事故的出发点，一个揭露中国式伪关怀的待价而沽的商品，颜歌通过简单的语言讲了一个不在意料之外的故事，但是她在语言上，又以一种怀旧的、地方性的韵律感给了我们不少的惊喜。
其次，说说《白马》，5篇文章中这篇的故事是被打得最散的，文中有两个年代的故事，一个是文章发生的时间，即姐妹两的故事以及上一辈人延续到今的恩恩怨怨，另一个是更早一些的时候，上一辈人的青春故事，后者没有被完整、连续地讲述，只是穿插在对话当中，这就显得有些散乱、有些杂乱无章，甚至有些摸不着头脑，但是，这样的叙述方式才是最适合小孩的视角的：对世界充满好奇，不明所以但又有点自以为是。结构清晰了、条理顺了，就不是小学生的视角了，是万年小学生的。文字韵律感最好的，私以为是《唐宝珍》，而最悲伤的，个人感觉还是《白马》。姨夫将小姑娘送到院门口，小姑娘在漆黑的院落中惊心动魄地走回家，然后父亲起身去送他女朋友，”我不知道他会把她送到什么地方“，一句没有任何修饰的话就可以让人小小感叹一下，幸好颜歌是如此细腻温暖的人。
剩下的三篇颜歌都做了不同的尝试，整个文章都很成熟，但是却少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