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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耕望先生编年事辑读后感10篇

2018-06-15 21:31:02 来源: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严耕望先生编年事辑读后感10篇

  《严耕望先生编年事辑》是一本由林磊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8,页数:38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读后感希望大家能有帮助

  《严耕望先生编年事辑》读后感(一):杂感

  书本身编的不够好。最有价值部分还是《治史三书》里的,不如直接去读原书。

  一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读到第2页就觉得有讲的不清楚地方原文如下

  正如严先生的同门余英时所言:“像这样的大计划,在西方或日本都只能出之于集体实践一途,即由计划的主要执行人指导一二十个助手分头进行,现在耕望则以一手之力完成之。”学术研究者很难评价严耕望当年的决定,虽然从结果来看,《中古地方行政制度》和《唐代交通图考》同时成为了无可接续的断编,严先生当年放弃一条更容易两者兼得的捷径,似乎与他一向标举的“科学工作者”的计划风格略相背驰。但在一个“将全副生命献给学问”,“真正达到了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学人而言,“这是一种宗教性的奉献,即以学问的追求为人生的最后目的,而不是实现其它目标手段”,“他的恒心毅力真足以惊天地泣鬼神了”。

  引号里面都是余英时的话,虽然作者是截取原文,不过余的意思还是清楚的。可引号之间的补充就有点夹缠了。什么叫很难评价当年的决定?当年的什么决定?从正文推测,似乎指的是前往香港教书一事。不过,对于读者特别是不了解严氏的读者而言,这一句话就是莫名其妙了。再者,严耕望离开中研院,确属无奈,不过这就和他标举的“科学工作者”的计划风格略相背驰么?科学工作者也是人,也无法完全规避社会性的、事务性的工作。而且严先生没有能够完成两书,也和他的身体状况寿命有关。作者想表达的固然是惋惜的意思,可是读起来真是十分别扭。放在余英时的评述之间,也感觉文气不连贯。

  二

  序言第六节(8-9页)对前辈史学四大家的评述也颇有可疑。作者说:“陈垣列于陈寅恪、钱穆之上”,吕思勉“跃居首位”,意思好像是严先生还给四大家排了个座次。这大概可信

  《通贯古今的史学大师》一文中说:“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作者根据的应该就是这段话。

  不过,这篇文章主要是为吕先生而作,自然把他放在前面,并没有轩轾四家的意思。因此,到《钱穆宾四先生行谊述略》中,就说:“余曾为文推崇两位先生与陈寅恪、陈援庵先生,同为前辈史学四大家。”次序又不同了。

  再看正文里面引的几处:

  173页:建议谭多读钱穆、陈寅恪、陈垣、吕思勉四家的著作。

  214页:最为推崇之师友分别为钱穆、吕思勉、余英时及”史学二陈“——陈垣及陈寅恪等五位。

  270页:(谢兴周回忆,此条只可作为参证)其他学人,如陈垣先生、陈寅恪先生、吕思勉先生、梁启超先生、顾颉刚先生等,严师都常称赞他们的史学成就

  因我只读过严先生的《治史三书》,现在也记忆不清了,不过从残存的印象看,大概严先生心目的前辈史学四大家是各有擅场,难分高下的。当然,他本人治学的确更近于陈援庵、吕诚之二位先生。

  三

  近年出了不少年谱和编年事辑。编年事辑之名就近来说,应该是源于蒋天枢先生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记得他老先生的意思是觉得搜集材料不多,嫌于简略,不敢称年谱,因而以此名之。因此,编年事辑在本质上和年谱是相近的。那么,它的体例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梁任公当年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里面,花了很大篇幅讲年谱的做法,可谓是言之谆谆。为什么呢?就是想借年谱这一体延续传统史学的”义例“。换言之,年谱除了本身应该体例严谨之外,还应该通过对谱主行事的记述寄寓某种精神。蒋天枢先生是任公亲传弟子,深明此义,只要看文末对陈氏一生总结就可以知道了,话不多,句句都在点子上。不过这一点在今天说来,的确是很难做到了。但体例严谨却是起码的要求可惜近些年出的年谱和编年事辑感觉大多数都是抄撮材料,简单排比。

  哪些该写?哪些不该写?该写的应该怎么写?作者的行迹应该怎么叙述?作者撰写的论文应该怎么安排?作者和别人的通信应该怎么处理?作者和师友的关系应该怎么叙述?作者同时代重要事件或学术机构情况哪些应该写,又放在哪里写?个人觉得都需要仔细斟酌吧。四库馆臣盛称王懋竑的《朱熹年谱》,如果自己要编年谱,大概先去翻翻古人怎么写的也是好的。

  而读这本编年事辑的感受就是重温了一下《治史三书》、黄永年先生的《唐仆尚丞郎表和著者严耕望先生》,又读了一些严先生后辈追忆文章,大多出自稻禾出版社的《充实而有光辉》。也许与其读这本《编年事辑》,不如直接去读《治史三书》和《充实而有光辉》了。

  这样说好像一下抹杀了作者的功绩,不过话又说回来,严先生一生平淡无奇,都是书斋生活,本来可以写的东西就少,作者写成这样实属不易。而且批评别人永远比自己动手容易,所以我只是耍耍嘴皮子罢了。

  附:《中国中古史入门书目》

  司马迁《史记》

  班固《汉书》

  司马光《资治通鉴》

  杜佑《通典》

  刘义庆《世说新语》

  慧皎《高僧传》

  钱穆《国史大纲》

  吕思勉《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三书选一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永瑢等《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附:影响我一生最深的五本书)

  曾国藩《曾文正公家书

  《中国分省地理图》

  司马迁《史记》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摩尔根《古代社会》

  《严耕望先生编年事辑》读后感(二):摘抄一些与学术无关的有趣内容

  【第46页】1941年

  在所期间,耕望与钱穆无话不说,乃至初恋情事,也告诉了钱穆。钱穆还代耕望谋划,拟让其能有机会到重庆去一趟。后因女友的一时不慎,而不得不分手。耕望情绪低落万念俱灰。进而招致长期伤风,精神欠旺。钱穆不时劝解,要为耕望另介绍一女友。然经此打击,耕望深知自己太重感情做人做学问都不执著,只感情不免太痴执。故惟愿埋头读书,不欲再陷入情网。

  【第55页】1944年

  在渝期间,耕望曾听顾颉刚自我评论,深悔年轻名气弄得太大,不能安心工作,对于史学并无多大贡献

  【第90页】1952年

  据时任史语所考古组研究院的石璋如回忆:……过去傅(斯年)先生安置研究院所考虑的是远离市区,南京的研究成果不佳,就与研究人员晚上多跑出去活动有关。

  【第188页】1969年

  是年,谭宗义曾将纽约市立图书馆东亚部所藏大陆出版之《文物杂志,影印寄给耕望参考。耕望去信,告其赴美不久且家累甚重,不当为此花费甚钜。谭乃回信报告,彼处科技发达,所费不多。

  【第231页】1978年

  指导新亚研究生张伟国完成学位论文《中古黄河津渡考》。

  (这位张伟国应该就是后来至北京大学师从田余庆先生的吧?)

  【第235页】1979年

  谭宗义又为耕望夫妇安排随团旅行华盛顿,并于启程前一日,陪至第五大道散步……未几,严夫人问谭宗义先生去了哪里。谭四处张望,但见耕望于前面行人通道自西徂东走一过,返后告诉二人,东西六十八步,约一百五十尺。

  【第282页】1986年

  其时友朋间颇关心“九七”后香港之前景者,耕望对此持乐观态度,认为不会有大动乱。

  【第323页】1994年

  致中兴大学历史系宋德憙一信:……一个有希望做学问的人,三十几岁正是猛力充实自己阶段,任此剧职,损失很大。而且在人事上也会吃力不讨好。本学期已将结束,如果下学期能摆脱此类琐务最好!

  此外,书中提到严耕望先生学生李启文。1996年,《历史地理》第13辑刊李启文《西汉勃海郡初置领县考》,对周振鹤先生的观点多有辩驳。据上课听闻,似当时及现在都对这位李启文先生并无了解,故找了一些资料贴在这里。

  我一开始检索出《怀念我们的老学长严耕望先生》一文,其中指出“《唐代交通图考》第6册和《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稿》由其晚年钟爱弟子李启文先生整理出版”。我才知道《唐代交通图考》第6卷是由李启文整理(李启文还整理了《唐代交通图考第一至六卷引用书目及纲文古地名引得》),大概是因为平时对唐代关注较少,不够敏感。第6卷前有李启文的《整理弁言》和《后记》(下文作《后记1》)。同时《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稿》也附有《后记》(下文作《后记》2)。除此之外,李启文还编撰过《新亚研究所图书馆简介》。他似乎专门整理严耕望的遗著,如近期出版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纲》。

  以下为相关编年:

  1986年新亚研究所硕士毕业,论文题为《汉代之物产》,导师严耕望。(据新亚研究所网站

  1991年师从严耕望读博。(据本书)

  1997年新亚研究所博士毕业,论文题为《魏晋南北朝水利事业研究》,导师严耕望。(据新亚研究所网站)

  2000年秋,任教于香港大学。(据《后记》1)

  2004年4月离开香港大学,或转入香港中文大学(据《后记》2)。但根据2004年召开的“香港史家与史学研讨会”会议程序来看,李启文所属单位为新亚研究所。

  至少在2013年10月,李启文是新亚研究所管理委员会成员(据新亚研究所网站)。

  李启文目前的具体情况暂不能知晓,但本书作者后记称“感谢香港大学的李启文先生”,且这篇后记写于2014年5月,那大抵李启文目前在港大,但我没有找到更多的证据。另香港《大公报》副总编名李启文,虽然照片看来年纪不小,但新闻说这位分管经济新闻,应该不是。

  《严耕望先生编年事辑》读后感(三):几点收获

  读这本书有以下几点收获:一、钱穆从苏州到北京大学教学,与傅斯年相识,屡次被邀请至史语所,常作陪宴请重要外国学者。傅斯年意在以钱穆的著作破当时经学界之“今文学派”,乃及史学界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但最终因史学理念的不同,二人分道扬镳到交恶,以至于傅斯年曾说过,“向不读钱某书文一字,彼亦屡言及西方欧美,其知识尽从读《东方杂志》来。”二是严耕望自从跟了钱穆游,逐渐掌握治学之道。“历史学有两只脚,一只脚是历史地理,一只脚就是制度,任凭学者才智如何发挥,这两门学问都很专门,而且具体,不能随便讲”,“但这两门学问却是历史学的骨干,要通史学,首先要懂这两门学问,然后才能有巩固的基础。”钱穆主张通人之学,以通驭专,很看好严的“专精一两途”,不赞成钱述棠的“屡变其学”。钱穆主张“我们读书人,立志要远大,要成为领到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这才是第一流学者!专守一隅,做得再好,也只是第二流”,其间关乎学者的气魄和精神意志聪明人无毅力与傻气反而不能做出第一流的学问,“求学不可太急,太急不求利则求名,太缓又易懈怠”,这些闲居时的谈话对于严耕望一生影响甚大。同时在史学研究方面的具体指导,使得严得以进入史学之门,获得独立研究的能力;三、齐鲁研究所解散后,严耕望在社会上流落两年后,得因傅斯年赏识,进入读书研究环境极佳的史语所工作,后半生治学得以有良好的学术氛围充裕时间,“”否则但沉浮在这样一个纷乱不宁的社会中,要想在学术上有一点真正的成就,那就绝对可能离”;四是严耕望晚年对钱穆学术的评价,有些见诸于书信日记,应该是心迹的表示。论《国史大纲》,认为是通识之作,重在综合重视章节布局,提出整体意见,不同于考证之作的重实证。有些大问题,只能凭作者的才智和深厚学力,提出简要的慧解,留待读者进一步自我探寻,“惊佩钱师思考敏锐,识力过人”,“然即此讲义,已非近代学人所写几十部通史所能望其项背,诚以学力才识殊难兼及”。钱穆自己的看法是,此书论述上层政治更重视制度方面,下面社会,更重视经济方面,中间注重士人参政,于历代选举考试制度及时代士风,颇亦注意

  《严耕望先生编年事辑》读后感(四):另一种天才

  又一本知名学者的学术经历总结。学人记录,日记最好,即使如胡适般有意无意写给后人看,也有很大趣味和收获,唐君毅日记不知是否经过大的删减,较为简略,只记录每日所做何事,亦可从中看出学者的人格。书信其次,容易不连贯,但可观察学人出处进退,治学经验一般较零碎,但若通信较多又当别论,如《陈垣往来通信集》(三联2010年版),陈垣与三子陈约来往200余封信,从陈约少年直至老成,多指示为人处事经验、学术研究态度、入学门径、书法碑帖、教学注意事项,其训诫语,字字千钧,发人深省,“又想读书,又多思虑,一肚俗气,何能读书?读书要挨得饥,抵得冷,并受得世人讥笑,方能成学。今又想读书,又想谋利,有是理乎?”。事辑或年谱乃后人整理,最为系统连贯,一般穿插大量治学经验,比起学者自己撰写的经验介绍,更容易见其学术门径与细微处。

  严耕望先生的治学与史语所那句著名的口号“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是一致的,他一生的几部大书《两汉太守刺史表》、《唐仆尚丞郎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唐代交通图考》都鲜明表现出了这种特点,这几部书单从题目已能够清楚表现出系统整理史料的功夫,非积年功夫与眼光不能成。严耕望在《治史三书》里称自己并非天资很高的人,能够做出一定的成绩是因为自己肯下苦功夫整理史料,事实上严耕望28岁时已写成《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及附录《两汉太守刺史表》,对史学工作者言,可说是极年轻的。严先生最了不起的就是他的定力,可以为了成就学术志业不管不顾其他一切日常生活,诸如物质环境、教学、交际、学术交流等一切可能有损学术研究的都摒弃不顾,他的“三不原则”——不兼课、不参加任何活动、不写普及性文章赚钱,就源于这样一种“坚强纯净的学术人”的信念。不难想象,这样的信念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冲突与挑战,如1944年,钱穆命严耕望做一件事,严耕望迟疑,钱穆大为生气,第二天严耕望上门请罪,钱穆说道,“此亦不仅在读书,为人更重要,应该分些精神、时间,留意人事。为人总要热情,勇于助人,不可专为自己着想”(28岁,54页),到底钱穆命严耕望做的是什么书中并未明说,总是由于严耕望不愿意在学术外分出时间;又严耕望一家五口初到台湾,生活极其困难,每餐只一两碗蔬菜佐餐,但自感学业尚未稳固,平素连零星兼课亦不愿往(38岁,96页);再如1973年,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一席空缺(香港大学采用英国制度,每系只有一位讲座教授,其余均为讲师),严耕望众望所归,却因讲座教授须承担一定行政任务而谢绝。这三件事,第一件是师命,第二件是家庭,第三件是名利,足以看出严耕望绝对心无旁骛的学术追求与热情。

  说人天才,常指天分高、理解力强、眼光独到,很少言及践履,一般角度言,凡普通人无法做到的即是天才,严耕望如此之早如此之速如此之坚决地定下一生志业,正是天才的表现。一般一个人在明确自己一生志业以前,总会经历若干波折与苦恼,这在严耕望身上似乎并不存在。严耕望是安徽安庆人,小学时数学极好,进入初中后,因偶然听见同学议论,说他连信也写不好,数学再好也没有用,遂深受刺激而自修《三国志》、《左传》、《曾文正公家书》,进而读《论语》《孟子》《老子》《庄子》(16页),就此转向文史领域,终生再未改变,20岁时便已做好打算,只要能保证每月基本生活费,即使住在深山古寺,也可读书终此一生(23页),21岁入武汉大学史学系,毕业后从钱穆至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28岁写成《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及附录《两汉太守刺史表》,凭此于次年(29岁)向傅斯年自荐入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学术道路是非常顺利的。很有趣的是,严耕望所推重的四位史学家钱穆、陈寅恪、陈垣、吕思勉,除陈寅恪世家子弟,国外游学回来便有大名,其余三位的史学生涯都经历了一些波折,吕思勉早年以文名,学术交游亦较广,但正式走上学术路是在30岁以后,钱穆被学术界承认在1930年35岁时,出版了《刘向歆父子年谱》,陈垣向被认为史学上的天才人物,但他所发表的第一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元也里可温教考》,在1917年37岁时。另一位有成就的史学家岑仲勉境遇更加曲折,46岁还在广东圣心中学教书,其时陈垣先生三子陈约也在圣心,遂将出版的校刊《圣心》第一期寄给父亲陈垣,陈垣对岑仲勉的考证文章大为赞赏,认为在中学教书实为“屈才”,此后岑仲勉的论文逐渐受到学术界瞩目,1937年经陈垣先生推荐进入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任研究员,成为专业学者,已是52岁。相比之下,严耕望一早就走上学术研究坦途,很快为学术界注意并接受,却总是谦称自己天资不够,并在《治史三书》中以此勉励年轻人,可恰恰这一点与个人性格、机遇、环境有关,实在是学不来的,试问读者诸君,以上三事,各位设身处地会作何选择?

  对这一点,老师钱穆看得最为透彻,“钱生(严耕望好友钱树棠)博览多通,并能论断。严生专精一两途,遇所疑必商之钱生,得其一言而定。然钱生终不自知其性向所好,屡变其学无所知”,并直言严耕望乃所见最有前途的学生(48页)。严耕望很早就以政治制度与历史地理作为研究领域,正符合钱穆所说“一个人无论读书或做事,一开始规模就要宏大高远,否则绝无大的成就”,又勉励严耕望“大抵在学术上成就大的人都不是第一等天资,因为聪明人总无毅力与傻气。你的天资虽不高,但也不很低,正可求长进”(51页)。

  入门既正,起手又高,加以好的研究环境,常人难以企及的对学术的专注与意志力,在今日信息泛滥,各种诱惑应接不暇的社会里更显出难能,其一生简单、纯净,杨莲生用孟子的“充实而有光辉”来评价,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严耕望先生编年事辑》读后感(五):取舍失当

  原本仅仅翻翻解闷,不料此书之问题远远超过预料。先说一个短评提过的问题。称谱主之名,虽然说是“因撰者并非谱主的弟子或家人,直称‘先生’有些冒昧,指名道姓则不够恭敬。若‘严先生’、‘耕望先生’、‘严耕望先生’之类,用于怀念文章则可,用于年谱或编年事辑却略显隔阂”,于是“必须明确行为主体之时,则径以‘耕望’二字出之,此亦仿效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之例”(以上皆见撰者《后记》,p383)。这实在让我感到哭笑不得。第一,“仿效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之例”径称“耕望”,请问是否是“不够恭敬”的“指名道姓”?(虽然这里指名不道姓,不过指名就更不应该是随随便便能指的吧?)第二,作者自认“因撰者并非谱主的弟子或家人,直称‘先生’有些冒昧”,今检王懋竑《朱熹年谱》、江标《黄丕烈年谱》,撰者与谱主似皆无直接之师生亲友关系,而称谱主为先生。记忆所及,今王川《李源澄年谱长编》亦称谱主为先生。而王川更不可能与谱主有何关系。先例具在,敢问何为“因撰者并非谱主的弟子或家人,直称‘先生’有些冒昧”?尚记初翻本书,触目竟是“耕望”如何如何,真是目瞪口呆,甚至怀疑是谱主所写文字。直至翻见后记,方知系撰者所为,当时真的是惊诧莫名。顺便一提,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记得是径称谱主之名,但谱主既为两汉人物,且撰者纯为史学而作年谱,固无妨碍。严耕望先生则不然,论世则为学术前辈,沾被尚及于世,论撰著之意则有致敬之心,二者不能混同。

  这个问题,说到底还只是细节,虽然让我读来极为不适,倘若内容不差,也尚可忍受。然而撰者的材料取舍,实实在在是彻底惊呆了我!试看如下一例:

  民国二十年辛未(1931年) 十五岁

  钱穆执教燕京大学……“近三百年学术史”一课……竟至有“上课几于登辩论场”之势。【案此处叙钱穆字数计有两段12行,其中2行不足五字。】

  继《三国志》后,耕望又自修《左传》……并不真懂。【案此段叙谱主共7行。】

  钱穆至北平……傅斯年给钱穆的印象是:(此下9行引钱穆《师友杂忆》评述傅斯年处,此处从略。)【案不计引文,此段6行。】

  让我们对比一下,且不算引文,此年叙与谱主此时无半点关系的钱穆行止共18行,减去字数不足五字的2行尚有16行,谱主居然才7行!居然才7行啊!这还是《严耕望编年事辑》吗?

  此例还是随手检得,颇为极端,虽然有见微知著之效,不过这里再举一统计数据:自民国三十年辛巳(1941年)3月29日钱穆始定于乐山武大开课日为止,记叙与谱主无直接关系且超过3行且第四行至少超过半行者,共有十三条(上引二十年事以中间严耕望事隔断,计为两条)。这是尤为过分的部分,中间行数不多但完全可不必记的,依拙见,最保守估计也绝不止五条,请问,一个编年事辑有这么多痈瘤何用?作者《后记》所谓“加强了参考线索的叙述比重。包括与严氏一生密切相关的学人、学术机构、社会环境、时代背景等……此次改订在不喧宾夺主的前提下,将这些参考线索尽可能向两端延伸……”,且不说“在不喧宾夺主的前提”,把“参考线索”延伸到这样的地步,请问这到底还是不是《严耕望编年事辑》?简直可以改名《钱穆、严耕望师生编年事辑》了!(事实上从民国十九年到民国三十年,已经几乎年年有记叙钱穆,更令我无言以对的是:几乎全部与谱主毫无关系!如此繁琐的记叙,难道就不能在二十九年处置一小传简叙?像这样写编年事辑的撰写体例何在!)

  同样的问题也出在史语所上,然而史语所的繁冗相对于钱穆真是小巫见大巫,此处从略。

  对于前面书评已有朋友提过写年谱类著作应该看看王懋竑的《朱熹年谱》是怎么写的,确是实情。《严耕望编年事辑》如此撰写,体例上实在是惨不忍睹。

  《严耕望先生编年事辑》读后感(六):閒來翻書(九十五):林磊《嚴耕望先生編年事輯》

  嚴耕望先生是近世史學大家,但因個人興趣,於其著述所讀甚少。惟最初讀《治史三書》,中有《宋史是青年可大展拳腳的園地》一節,於自己後來之治宋史頗有推動作用。其他所讀者,亦惟《唐人讀書山林寺院之風尚》等少數文章,於其制度史、歷史地理之作,殊少研讀。先師曾推許之,又以爲錢穆之學生如嚴耕望,如余英時,如逯耀東,均超過乃師。然鄙見實不以爲然。本書中提及楊蓮生許其博通,而錢穆先生以其爲專家,嚴先生自己則知乃師所言不繆。

  翻畢本書,於嚴先生多一分了解,印象尤深者有二:其一,先生爲純粹之學人,不計一切名利,幾斷絕一切應酬,而專志於學,實非常人所可及。今之學者,予所見者,二三而已。然且常被指爲不思進取,不近人情,嗚呼哀哉!其二,先生於所作文字,極爲認真,反復修訂,每再版再刊亦再結合新材料而改寫,亦極難能可貴。予心尤覺慚愧,以文成多不願再觀也。此二者,當自勉!

  正題已畢,復綴點題外話。最近剛看到陳福康在《中華讀書報》講年譜長編之文章。今人每不知“長編”爲何意,而年譜之作,乃竟以“長編”爲高,至可笑也。又有所謂“編年事輯”者,本蔣天樞先生不敢當“年譜”之作,故藉此謙退之名。今乃有繼此名而起者,是爲中華書局之“編年事輯”系列。

  《黃永年先生編年事輯》前已讀過,當時即指其蕪雜。而此書脫胎於作者碩士論文,本題作“嚴耕望學術年譜長編”,則亦爲“長編”之一,且本爲“學譜”。今改題此名,作者復言多作修訂,以與已有之二種同類相統一,則似此“編年事輯”亦有體例也。

  兩種翻下來的感受,是多引回憶文章,有的甚或不嫌其長。此是其同者,則爲“編年事輯”之通例乎?此類文字本非不可用,若作“長編”,本寧缺毋濫之原則,大幅收入或亦不妨(然當此通訊極發達之時代,除少數外,多數亦非難見,皆收似有故意增長篇幅以表其全備之嫌),若求“著述”,則年譜當有所別擇,要言不煩,提示數語,標其出處,似已足夠。

  又,日記、書信乃至譜主個人著述等資料,於編纂年譜之際,究當全文引用,抑或刪繁就簡,似未可一概而論,要以見其中要義者爲主。本書於胡適、錢穆等來信全文引入,如全錄胡適與譜主反覆討論《能大師碑》一事之多封信札,即似冗長無當。

  本書於嚴耕望先生所作文章,其初草、修訂、出版等事,極其詳備,雖可見嚴先生之不苟與謹嚴,然亦似過於繁冗。

  又書中徑呼譜主爲“耕望”,以爲不敢妄稱“先生”,則“先生”之名,乃僅限於家人弟子乎?徑稱名字,豈見敬意?

  又,本書開篇第一年,竟將民國五年作十四年,令人大跌眼鏡。

  又,書中略附相關人物行跡與時事,前人之作,或有隨文插入者,或有附於年末者,於格式上似皆未善。惟鄙於此類亦未能有恰當之處理,容細思之。

  總之,年譜、學譜之作,非盡搜材料即可之事,要亦見編者之卓識,譜主之精神、學問乃得彰顯。不然,一大雜燴而已。

  2016年3月30日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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