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的退却》的读后感10篇
《大象的退却》是一本由[英]伊懋可著作，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元，页数：64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今天的中国境内，仅在云南边境的零散保护区内才能看到野生大象的踪迹，但在历史上，它的分布却广泛得多——河南省的简称“豫”，便是因远古时代有野象而得名“豫州”，殷商时代常有捕猎野象之举，但三千多年来随着土地的开发和气候变化，大象逐渐退向西南的角落。“大象的退却”（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这个书名很容易被误认为是讲述“野生动物历史变迁”，但那并非作者的重点，而不如说是把它作为一个象征和隐喻，指向那种对环境的过度开发，因为“大象的退却”所隐含对应的便是“（中国）人的步步紧逼”。
这种“人与动物此进彼退”的模式，当然不仅大象如此，因为当人类开发毁坏动物原有的栖息地时，所威胁的是生存在此的几乎所有物种，大象只是其中标志性的“旗舰物种”。在这种开发进行中时，往往会造成人与野生动物之间的激烈对垒冲突，光绪《慈利县志》载：“野猪、獾子、猴盗稼，每秋日包谷垂实，山民枞金炬火，警逐之声，彻夜不绝。”近年来有许多西双版纳人象冲突的报道，野象视村寨的田地为食堂，甘蔗、玉米、稻谷、香蕉都是它们采食的对象，偶尔甚至攻击人，这都意味着动物感到自己领地受侵犯时所激发的冲突——宫崎骏的电影《幽灵公主》更以史诗般的风格讲述了这一对垒冲突的悲剧。这些几乎可说史不绝书，而其中最典型的也许是老虎而非大象，从中国历史上看，随着人类开发的推进，人虎冲突就大大激化，宋人蔡絛《铁围山丛谈》记载，北宋末年他从江南被流放到广西博白，当地的华南虎从不伤人，只是偶尔入村盗吃猪羊；十年后大批北方人躲避战乱到此，开辟田园，老虎伤人事件渐有所闻；到后来则变得和内地一样，吃人不吐骨头了。农业开发程度大大强化的宋代，是“打虎英雄”（《水浒》中就有武松打虎、李逵杀虎）故事最多的时代，实非偶然。
但伊懋可的用意既不在“野生动物历史变迁”，也不在讨论人与动物冲突的模式，甚至不是为了探究“大象的退却”的真正原因（他几乎没提到气候变迁，而远古黄河流域远比现在温暖湿润，显然是当时大象能在此栖息的要因；在云南，大象的退却与“瘴疠”区域的缩小也同步进行），他的兴趣还是在于中国历史的发展模式，即中国人是如何认识和改造自然环境的，这种利用方式本身是否反过来造成了某种困境而使中国无法突破自身？
他在序言中对此已开宗明义提出：“本书的第一个目标是简述真实的记录，尽可能是目前所知的真实的记录。第二个目标是试图解决一个问题：为什么这里的人们会以他们的那种方式与自然界的其余部分进行互动？更想尝试回答：这种互动方式有多么独特？”在书中，他旁征博引以达成第一个目标，但所有这些文献梳理都是为了第二个目标，前者只是“材料”，后者才是“阐释”，而这阐释就牵涉到许多重大问题，比如中国人如何认识环境？如何与环境互动？是否有所谓“东方水利专|制主义”？是否导致了“技术锁定”而无法突破（这又涉及到“停滞的帝国”这个命题）？这就是王笛所曾指出的：中国学术界经常强调的是填补空白，但在西方学术界却是要看你如何参与学术对话，“哪怕你研究的是一些很小的问题，但是也需要上升到一个更抽象的层次，和大家共同关注的大问题进行学术对话”。
因此，伊懋可在此无意按时间的推移来撰写一部中国环境史（更不要说“大象的退却”的历史了），他的兴趣是截取相关的素材，来讨论一些在他看来更为根本的问题。虽然全书的各部分是不同年份写的，但仍有一个清晰的结构，从中可以看出，这写法其实是社会科学式的：“大象的退却”只是一个引子，接下来讨论森林的破坏、战争与短期效益（森林破坏的原因）、水利系统维持的代价；然后是西方社会科学方法必不可少的个案研究，讨论嘉兴、贵州、遵化这三个有代表性的地方；最后是“观念”，总结讨论中国人是如何认识自然的，为何导致了最终的“技术锁定”、环境破坏与停滞。
从总体上来，他关注的重点并未突破自己在1973年出版的成名作《中国历史的模式》（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在那部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假说“高水平均衡陷阱”，认为明清时期的中国虽然运作良好、管理有效、人工便宜，但也正因此而缺乏投资于技术突破的驱动力，其结果是导致一种维持在停滞状态的高水平上。这里所说的“均衡”与“内卷”（involution）都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指社会体制和社会生活形式不断自我维持和自我复制，从而其经济发展处于长期停滞状态。不难看出，这种假说与“大分流”等理论不同，它对帝制晚期的中国自身实现技术突破、产生“资本主义萌芽”抱有一种非常怀疑和悲观的态度。
正由于他认为当时的中国社会无力实现那种工业革命式的突破，所以他的阐释往往与“停滞的帝国”、“东方水利专制主义”等以往的论调暗通款曲，只是这些观点已受到严厉批判而极具争议，他不得不委婉其辞：“虽然‘水利专制主义’并非全然的子虚乌有，但……它是对一种更为复杂之形势的不恰当的描述，而这种形势也在因时而变”（中译本p.130）。在他的阐释中，“大型水利系统是前现代中国技术锁定的主要形式之一。对它来说，每一种成功的解决方案往往都会引发新的问题”（p.176），也就是说，作为中国农业之本的水利经济，本身导致了为维持它而过度投入资源和劳力，反倒使全社会受制于它，“最终则阻碍了经济结构的任何轻易的变革……没有哪个社会像中国这样不遗余力地、如此大规模地重塑它的水利景观，但是长期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辩证法，却将从前的某种力量转化为虚弱之源”（p.178）。《大象的退却》这部书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为了重复他以往的核心观点，只不过这次是从环境史的角度出发来看问题，即：明清中国在人口压力下导致环境的过度开发和资源衰退，传统农业已到了“前近代的技术顶限”（had hit a pre-modern technological ceiling），经济增长事实上已经“不可持续”。
这个精巧的理论模型，其问题在哪里？在我看来，其要害在于：伊懋可过多地聚焦于“技术突破”和“变革”上，仿佛那是理所应当的，而中国没能做到就是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但这和著名的“李约瑟问题”一样是个伪问题，同样是潜在地把西方的情形视为普遍，而视中国的不同情形为特殊。但中国未能实现突破是不足为怪的，值得惊奇的真正问题是欧洲竟然成功了——它才是特例！
正由于他潜在采取的是一种从帝制晚期中国“停滞”状态的回溯视角，所以在他的论述中，一部中国环境史差不多即是“中国环境的破坏史”，并假定这与中国无法自我突破之间存在关联甚至因果关系。但问题在于，全世界率先实现工业革命的英格兰也曾是欧洲各国中环境破坏最剧烈的国家，这两者真的一定有关吗？在英格兰的案例中，甚至正是由于木材等资源的耗竭，才促使人们很早使用煤炭，并推动了技术发展。从中国的状况看，农业开发的深化从宋代开始（梯田这种山区开发的形态始于此），而宋代也正是一个伟大的技术变革时代。这其中实难完全塞入一个理论模型。
在将历史材料用现代理论重新阐释时，理应加倍警惕。因为我们在“理论之眼”中看到的，往往与古人截然不同。更有甚者，不同的学者很容易找到彼此不同、乃至完全对立的理论佐证：一些人从“天人合一”中看到中国人对自然的尊重；一些人从“风水”、“山水”观念中看出中国人对环境的神秘主义或人文观念的影响；还有些人则认为中国传统中森林之神的缺位表明他们对森林并不敬畏。的确，中国文明并不认为自然界的生物都是上帝的造物，其对自然环境的看法往往是人文的，因此并不欣赏荒野，但对“环境”的许多观念即便在西方也是新现象。汉语中的“环境”一词其实是由日本输入的，近代日本人用“環境”（kankyō）一词来对译英语的environment和circumstance，该词典出《元史•余阙传》：“乃集有司与诸将，议屯田战守计，环境筑堡砦，选精甲外扞，而耕稼于中。”但原本的含义仅是“环绕居住地”而已。同样的，现代汉语中的“自然”一词，也是日本人截取《老子》“道法自然”中“自然”（日语shizen）一词来对译英文nature的结果。在英语中，environment（环境）要到1827年才用以指“人或物居住在其中的情形总和”（the aggregate of the conditions in which a person or thing lives），专指生态观念（specialized ecology sense）则晚至1956才出现。或许可以这么说，“环境史”的出现，意味着人对自然环境的优势已完全确立，而这种“人-环境”的主客二元对立，本身就源自西方文明中的那种上帝视角，这是传统中国文明所没有的。
刻薄一点说，学者们自身往往也有某种“高水平均衡陷阱”的现象，即不断地维持一个自洽而精巧的理论模型，但很难改换自己的观点和思维定势，实现理论上的自我突破。经济学家使用的“均衡”一词，原本就是指：一旦人们“达致这一状态，就不会给我们留下这一状态会发生改变的任何合理理由”；而学者有时常常正是因为自我构筑并保持了一个精巧的体系，才使得很难进一步改进和自我突破。
伊懋可在书中说，“历史资料是一面镜子，它们不仅仅能照出我们自己的脸庞，还能照出我们的偏见，甚至照出我们自身的反面”（p.12），但这整部书的旁征博引，实际上都是自己以往观点的进一步论证——或许可以说，不了解他那本《中国历史的模式》的主要观点，就很难真正看懂《大象的退却》。他所说的都是为了反复论证明清中国已到了既无法持续、也不能自我突破的境地，“环境”在此只是用于说明人们过度消耗了资源和劳力，最终阻碍了变革——从他的论述结构和讨论重心来说，甚至这能不能算是一个“环境史著作”都很难说，因为作者的兴趣并不在“环境”和“生态”本身。
商榷
伊懋可曾师从蒲立本、杜希德、龙彼得等西方汉学大家，有深厚的汉语功底，他在书中也乐于展现这一点，释读了许多冷门文献材料。不过在论述“大象的撤退”等问题时，可能因为原始材料的极其零散，他主要依靠的还是二手文献，特别是文焕然关于古代生物历史变迁的著作——这里也可看出中西学者之不同，文焕然毕生致力于此，但对伊懋可来说那只是可资利用的材料，他一定要上升到一个理论抽象阐释的高度。虽然他对文言文下过苦功，但在某些方面，还是不免流露出对中国文化的隔膜，这里译者已校订出不少，但偶有疏漏。
举例说，他把汉语“公元”解释为“公共起源”（p.4），但这本应是“公历纪元”之意；在引文中提到“淮海惟扬州”时，他注解“在长江北岸的江苏省”，但问题在于，1741年《贵州通志》在说到这里时，乃指禹贡九州之一的扬州（“淮海惟扬州在《禹贡》，厥田下下，厥赋下上”），其地域远比清代扬州城大得多。有时似乎对中文字也理解有误，如p.260引田雯《黔书》文“……必达尔后止。有狻猊焉，象[佛的象征]王焉，于菟[凤凰]长离焉，则大幸矣”，“於菟”本指老虎，此处不可解，查英文原文是：If there are semblances of lions, great elephants [symbols of the Buddha], tigers, or vermilion birds [phoenixes] in the shaft this signifies great good fortune.可想是伊懋可将“长离”的繁体字误认作了“朱雀”，而译者又出了错；这段引文中“尔后”也应作“而后”，下“投潴水”，本作“投诸水”。
在遇到有些较生僻的典故时，则可看出他的解释过于表面。如p.71-72：“苏东坡的确在意松树。他说，湖北汉口东北的麻城县县令（即张毅。——译注）曾‘植万松于道周以庇行者’。不到十年，由于斧斤和野火的破坏，幸存的松树十之不及三四。为此他作了一首诗来加以谴责，说：‘伤来者之不嗣其意也’。（见《万松亭》一诗。——译注）不过，很显然，这关系到的是生活是否舒适，而不是森林是否恢复，也扯不上什么长生不老。”按，这里苏轼所说的其实是《国语•周语》中单襄公的典故，他出使回来向周定王报告，认为陈国将亡，因为周制强调“列树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今陈国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间，功成而不收，民罢于逸乐，是弃先王之法制也。”所以苏轼所讲的其实是为政之道，而非什么“生活是否舒适”。此外，汉口是明代才兴起的，理论上说，用于宋代也有点时代错乱之嫌。
此外，他有一种汉学家常有的问题，即惯于从非汉族的视角来进行阐释，这在学术上有助于将问题客体化，但这种非汉族中心的历史观有时也会曲解历史。例如，p.62引用湖南通道县侗族地区1851年的碑文：“公议保山寨水口树木乃是一团之保障，俱要蓄禁，不许妄砍，违者责罚。”他在下页解释：“这里的人们似乎不仅仅关心有用的树木，而且热爱森林。……它们隐含的情感别有来源，那是一些少数民族的传统，一种想要维护森林的传统。这种传统认为，人类的道德福祉与身体健康以及森林的良好状况是相互依赖的。……人们能够觉察碑文中洋溢着对森林的真挚热爱，这似乎并非花言巧语。”考虑到书中他不时批评汉文化破坏森林和环境，这里似乎暗示少数民族比汉人更发自内心地热爱森林，但问题在于：这一碑文中所表现的，其实完全是深受汉文化影响的观念——所谓“水口树木”，是中国风水观念中念兹在兹要保护的（因“水口”切忌直露），以“藏风聚气”，确保所在聚落的繁荣，它本非“少数民族的传统”，而风水观念所着眼的，也无疑与他这里“热爱森林”的解释颇有不同。
在体现中国文化最深的诗歌中，他的阐释遇到的困难最大。在提到《九歌•山鬼》中“思公子兮突离忧”一句，他认为“‘公子’指山鬼本人”（p.340），但“公子”应是山鬼的思念对象。最可议的是p.299对14世纪末潘伯修一首诗的解读，其阐释有时过度，有时则误解典故。诗句是：“辽海东空鹤不归……寒天霜静雕鹰没，沙苑秋高牧马肥。落日美人歌玉帐，西风猎骑拥金羁。豪猪猛起当前立，曾冒鸣弓脱晓围。”他说：“我将‘美人’译为‘fair lord’，其单数通常指‘君王’，这里改成复数，以更加切合该词的西方语源。‘金’暗示女真族的‘金’国，它在12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统治着中国北方。……这里的‘猎骑’象征入侵者。另一方面，‘鹤’是中国‘神仙’的坐骑。……‘雕’可能暗指汉族英雄。最古老的特点是用‘豪猪’代表汉人对异族占领的抵抗。”显然他并不懂“辽东鹤”的著名典故，对“雕鹰”、“美人”、“金羁”、“豪猪”等的解释则是很难令人苟同的过度阐释。说实话，我觉得全书完全没必要提到这首诗歌，它除了炫学之外，对作者的问题论证无甚用处。
已刊2015/9/13《东方早报》，此处略有改动
----------------------------------------------------------------------------
译文勘误：
梅雪芹先生在译后记中说“这一年里，我自己译出了封面、封底、目录、致谢以及序言的部分内容”（p.482），“需要还原的人名、地名、文献名以及文献本身就非常之多。在做这一工作时，我本人的心态一直是战战兢兢的，害怕稍不留神，出了什么岔子，从而造成难以原谅的错误，并贻笑大方。于是乎，为了做好相关的还原工作，尽可能不闹出误读、错译作者涉及的中国历史、地理、文化等等内容的笑话，我们使出了浑身解数”。翻译此书的确可想是非常艰苦的，译者在许多地方校对出了原作者的小疵，译句也颇通顺。不过令人费解的是有些似属常识的地方又出了错，p.492提到推敲译文时有人告知Nicola Di Cosmo有中文名“狄宇宙”，因而“音译他的原名是不合适的”，这一处在书中已更正，但狄宇宙的中文名也并不算是冷知识吧？
有些地方还是留下了些许遗憾：
致谢p.1-2：感谢那些在我从剑桥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教会我阅读文言文的人，他们是泰德•普雷布兰克（Ted Pulleyblank）、丹尼斯•特维希特（Denis Twitchett）和皮埃特•范德隆（Piet van der Loon）：按：这三人都是知名学者，其中文名分别是：蒲立本、杜希德、龙彼得，蒲立本的英文名一般作Edwin，Ted是Edwin的昵称
致谢p.3：感谢比尔•斯金纳（Bill Skinner），三十多年前他组织了关于帝制晚期中国城市的会议：此是施坚雅，同样，Bill是其正式名字William的昵称
致谢p.5：戴安娜•耶尔（Diana Yeh）：Yeh应是汉语姓氏“叶”
中译本序言p.14：他在《序言》中指出……：按，自此以下9行文字，其实都是伊懋可序言的引文，宜加引号或变换字体
.6：简图上的英文字母缩写未译，如FW应是far west，西域
.47：已有100多年历史的翟里斯的《辞典》（Herbert Giles, Dictionary）：翟理斯
.76：那里的人们将空心菜（即《南方草木状》中提到的“蕹”。——译注）种在竹排上：按《南方草木状》：“蕹菜，叶如落葵而小，性冷味甘。南人编苇为筏，作小孔，浮于水上，种子于水中，则如萍根浮水面。及长，茎叶皆出于苇筏孔子，随水上下。南方之奇蔬也。”英文原文是tethered rafts，不是竹排
.99：基德炜著：《商代史料：中国青铜时代的甲骨文》：吉德炜
.104：甚至更早在河南（在东北部）的一个地方，公元前六千年就出产绿松石，而这个地方与任何一个知名的地质上的源头都相去甚远：按许进雄《中国古代社会》p.359：“在河南新郑裴李岗一个测定为西元前五千九百年的遗址，发现了绿松石。绿松石主要出自湖北等地，距新郑有好几百里之路程，或以为产于新疆及小亚细亚，距新郑更远，应该是从远地交换得来的。”此处from the sixth millennium bce has yielded turquoise，应是“公元前六千纪”，又作者注解标错，不是在p.358
.109：公元前两千年来，商、周更替，周对动物世界缺乏同样的关注：原文为：The transition at the end of the second millennium BCE from the Shang to the Zhou dynasty，“公元前第二千纪”
.110：在公元前两千年的中国，王家生活中每天都要花上几个小时来占卜；其结果，差不多是以科学家重复试验的方式被翻来覆去地复核着：原文：Royal life in second-millennium-BCE China consumed hours every day in divination. Results were repetitively rechecked almost in the manner of a scientist duplicating an experiment. “公元前第二千纪”
.119：虚拟的历史人物对同样是假想的齐桓公建言，不过这确曾是一位统治者的名号：The fictional simulacrum of the historic Master Guan is presented as speaking to an equally imaginary pasteboard Duke Huan of Qi, the title of a once-real ruler.原文应指“这假想了历史上管子对齐桓公的建言”
.213：万历[1573年]中：原文：Some time after 1573，故应译为“万历（1573年起）中”
.234：当夫庄跷：庄蹻
.292：在崔浩谏言的七十多年后，因粮食短缺和“野无草青”，最终迫使拓跋部于487年南迁至汉人的古都洛阳。其决定因素是，都城必须靠近廉价的物资运输地点：按，孝文帝迁都洛阳在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年），迁都的决定性因素也很难说仅是这一点
.292：从《隋书》对齐人，也及即契丹族的一支的描述中，我们可以一窥公元500年左右的早期契丹族的生活方式：原文：We can glimpse early Qidan ways of life around the middle of the first millennium CE from the deｓｃｒｉｐｔion of the Qi people, a branch of the Qidan, in the History of the Sui Dynasty. 按，此处指“奚”，原文说的是第一千纪中期，译文作“公元500年左右”其实也不准确。这里注脚说“引自陈述著：《契丹社会经济史稿》”，查陈氏书p.7，注脚作“隋书八四奚传。唐书一九九下奚传。新唐书二一九奚传。并参五代会要二八”，问题在于，陈氏所引的这一段文字出自《新唐书》，在《隋书》中是没有的，《旧唐书》则字句略有不同，此处可见伊懋可对引用材料并不严谨准确
.297：旧传为契丹萧后围场；下原注：很可能是983-1030年在位的辽圣宗的妻子。……不过，另有两位契丹皇后也是这个姓。按，此处是19世纪末丁炜著《后湖考》中的引文，应指萧太后，即辽圣宗的母亲。
.299：在北宋时，辽国统治满洲里和被割让的燕云十六州：满洲
.301：入关前的七位满族统治者被葬在满洲里靠近奉天（今沈阳。——译注）的三个地方，而第一位埋葬在遵化的皇帝则是1643-1661年在位的顺治帝（虽然人们通常认为他在位的时间始于1644年）：应作“满洲”；原文though the reign-period by which he is usually known did not start until 1644，指顺治虽然之前已即位，但他为人知的统治时期通常自1644年（在北京即位接管天下）算起。
.357：下面段落中有一个词（li）在字典中是查不到的。它很可能出自如今已被遗忘的方言，而且很可能像这一地区的一些地名一样，起源于越语而不是汉语。（根据英文原著所附的拼音“li”猜测，作者这里所说的是“两”。——译注）谢氏将其注解为“长溪”……近北则二巫结湖，两智通沼：按，这里指的不是“两”，而是此处误作“智”的那个冷僻字，作“上利下曰”
.431：惟宣化、怀来、宝安三州县……宣化、怀来、保安等处：前一处应为“保安”，宝安县在广东，即今深圳
.440：[各省官员]驰奏：黄河自陕西府谷县，历山西、河南、山东，以至江南之桃源，冰开水清，湛然澄澈：原文p.435-436：[Various officials] have memorialized that, following the breaking up of the ice, the Yellow River ran clear from Fugu county in Shaanxi province, passing through Shanxi, He'nan, and Shandong provinces to Taoyuan in Jiangnan, being limpidly translucent.英文原文的理解有误，因为黄河不可能流经“江南之桃源”，这里奏折原文只是统述各地“冰开水清”
.454：[《三中丞诗》中“豫州擅中区”]豫州大致说来是今天河南省的某个地方：Yuzhou … is, roughly speaking, what is now He'nan province.，指“豫州大致说来就是现在的河南省”
.457：满洲里的艾虎河（the Aigun River），别名阿穆尔河（the Amur）（即黑龙江——译注）：当作“满洲”、“额尔古纳河”
《大象的退却》读后感(二)：客观的学术之风应无国界无关
客观的学术之风应与国界无关
—《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读后感
《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是英国环境史教授伊懋可的大作，而看到作者之名时的我却想到了三毛。原名陈懋平的三毛，因嫌原名中的"懋"字太难写而改名为陈平。如今，一名英国人却起了个包涵"懋"这个难写之字的名字，究竟他是在哗然取宠还是真刚不怕火炼呢？
序中说到:"本书是一部中国环境史概述，全书以中国、日本和西方其他学者的成果以及我自己的研究为基础，这些成果涵盖历史地理学，地方史，环境诗篇，关涉并反映自然的信仰体系、地方人口构成以及水利制度等方面。"
哟，口气还挺大。一般来说，涵盖了各类学科的著作无非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实有据有条有理层次分明搭配合理的翔实之作，一种则是夸大其词胡拼乱凑雷声大雨点小的敷衍之流。所以一开始我对这本书保持怀疑态度。
然而，看到引言的后半部分:"所引的原诗大都押韵。除了那些采用纵情恣肆的散文诗体裁或赋之外—有少数的例外—中国的古诗一般都是如此。在本书所做的翻译中，我会在每行诗最后的重音上使用元音以示押韵这一特征。更古老的中国诗歌还有一种清晰的音律结构，通常在每行的中间或其附近有某种停顿。这种规律无法在在多音节的英语中再现，但我会试图去表明停顿，有时候用一个破折号—标出。"时，我心念一动:仅是一部环境类的书籍，居然精细到要把所引用诗文的押韵与停顿都研究得如此透彻？说不定这真是一本翔实之作。
果不其然，光是从第十到十八页这短短的用以简述大象几千年来的变迁过程的八页之间，作者所引用的文献就包括了文焕然的《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柳阳和E.凯鹏的《神秘的面具:三星堆中的中国古代青铜器》、《孟子》、《淮南子》、《宋史》、伊懋可的《中国历史的模式》和V.V.哈格尔斯特罗姆的《中国清末政治组织》等涵盖古今中外，包括历史学、动植物学，文学、政治学等方面的著作。不得不说，作者伊懋可对于学术一丝不苟的探究精神着实让人深感震撼。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本书被誉为中国环境史的奠基之作。
然而，这就暴露出了一个大问题:为什么这么一本关于中国环境史的奠基之作是由西方学者撰写，而不是由从小就耳濡目染中国文化的东方学者编写呢？
问题的原因，我认为可以用后晋刘昫的《旧唐书·元行冲传》中的一句话来解释：“当局称迷，傍观见审"。这就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一句成语: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有时我们往往会因为深处问题之中而一叶障目，无法做到全面而客观地看待事物，自诩"天朝地大物博"的清政府就是一个很好的前车之鉴。做不到客观看待事物，便也就失去了学术最重要的特性—客观性。
前段时间学校里的大一学生几乎都在忙着做同一件事:学习网络课程。我在学习过程中特地看了看同学们对于各学科的评价，虽然对于大多数学科的评价都是好坏各一，但《军事理论》这一门课程的评价却是统一的低。我问了几位给出低评的同学，他们的回答惊人地一致:该课程的老师上课过程中参杂了太多的个人情感，每当谈及中国总是激情澎湃热血昂扬，而谈到美国则是妇人嘴脸诋毁为主。
没错，美国确实施行了不人道的霸权主义，但这并不能就此一棒子打死美国其他优秀的方面；作为中华儿女，我们确实希望听到中国国力富强明主和谐的消息，但这并不能掩避了其不足之处。一门失去了客观性的学科，连听者都会感到厌烦。
真正客观的学术应无国界无关，有关的只是一种脚踏实地的专研精神。
伊懋可在序言中提到:"对于不会说汉语的那些人来说，要消化和理解中国历史，一个最为困难的实际障碍，即是那种似是而非的、既微不足道又却又难以逾越的障碍。记中国的人名和地名即是如此。"
然而伊懋可成功克服了这些障碍。遵循泰德·普雷布兰克、丹尼斯·特维希特和皮埃特·范德隆苦学文言文；身为职业历史学家，却能在某些领域具有足以同专业科学家合作的科学知识；匠心独具地将书中引文以自己的方式翻译成英语，并着眼于韵律，停顿，音节，甚至度量衡等细节之处，这就是他能写出这部中国环境史的奠基之作的原因。
最后，仅以书中作者的一句话与各学者共勉:"这些世界并非壁垒分明，多半是有路可通的。依靠努力和用心，人们就可以学会如何在它们之间走动，这与孩童成长时靠'自力更生'学会他或她自己的文化并无本质差异。"
《大象的退却》读后感(三)：大象快被中国人吃完了？（原题：大象去哪儿了？）
英国环境史教授伊懋可的大作——《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出版了中文版。看名字就让人兴味盎然，大象是有趣的动物，甲骨文里就有“象”字，《吕氏春秋》里说“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说明至少在商代时黄河流域还生活着众多大象。另外，河南省的简称“豫”字，就是一幅人牵大象的象形画。
我们还知道，大象是一种温暖的动物，想想今天《动物世界》里播放的非洲象、亚洲象都生活在热带地区。历史上存在的猛犸象除外，这种长毛巨兽其实和大象并不是亲缘很近的生物。但今天中国大地上大部分地区已经见不到野生的大象了，只在中缅边界的几个小块自然保护区里和缅甸、老挝共享了几群亚洲象。如果哪天越境移民了，就真的没了。
大象是怎么从中国中心地带一路向南消失无踪的，的确是个有意思的题目。伊懋可说，在周代时，大象就已经从河南北部，退到了淮河北岸。《诗经·鲁颂》里的：“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表明，淮夷的贡品就有象牙。汉代时的《淮南子》提到，长江流域，“地宜稻，多兕象”，说的是南方不但有犀牛还有大象。
可惜作者的观察不太尽责，从汉代一下子就跳到了唐代，这时的大象只分布于中国东南地区，唐朝人刘恂《岭表录异》说潮州、惠州一带，“多野象，潮、循人或捕得象，争食其鼻，云肥脆，尤堪作炙。”虽然鼻子很好吃，但大象到南宋时还没有因为味道诱人而消失，南宋洪迈的《夷坚志》里，潮州有一群大象曾经围困过地方长官。这时甚至在湖北黄陂还有人目击到大象“匿林中，食民苗稼”。再往后，守卫西南的蒙古军队曾经率领由大象组成的部队对抗过明朝的大军，骑在大象而不是马背上的蒙古部队可能是有点“混搭”。至于明末抗清过程中用大象抵抗满清南下的尝试，是中国最后一次有关大象的军事化应用了。
然后，中国就见不到大象了，只有云南边境上那一点。可到这段时，这本正文将近500页的《大象的退却》才说到20页啊，大象在书里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作者话题一转，讨论起另一个沉重的问题，大象为什么会消失？倒不是纯粹因为象鼻好吃，被古代中国人给吃完了，而是因为大象需要温暖的森林，而人类的生活需要农田。正是千百年里中国古人毁林造田的行动，把大象生活的森林改造成了田园，森林的对水分的涵养功能下降，原先散布在华北平原上的九个巨大湖泊都大部分干涸。森林和巨大水体的消失，造成了江淮流域从商代至今的年均气温下降了好几摄氏度。这才是热爱温暖环境的大象真正消失的原因。
作者在这本名为“中国环境史”书里花费剩下的巨大篇幅里，讨论起了中国农业开发史，让人觉得有些乏味。相比之下，我更希望看到“老虎的退却”“鳄鱼的退却”“江豚的退却”“猩猩的退却”“蟒蛇的退却”“熊猫的退却”。如果作者能确确实实花些心思好好写一些动物与人的互动，这本书还能变得更好看一点。毕竟，这些富有灵性的动物在中国古代的笔记、小说、评话、演义中占据了相当的比例，大象在《西游记》中经常出镜，老虎们在《水浒传》中是不亚于武松、李逵的重要主角，而韩愈写的那篇《祭鳄鱼文》给我们留下了唐代潮州另一种动人的生态情景。关于大象的故事怎能就这么结束了呢？
说实话，我甚至想到了为《大象的退却》写作一个续篇的框架：随着中国本土大象的退却，明代日益罕见的象牙制品数量，在清代中期后却突然爆发。广州陈家祠博物馆里展出的大量精美象牙雕刻制品，就出自清代广州雕刻家之手。另一方面，在19世纪波兰裔英国作家康拉德小说《黑暗的心》当中，深入非洲内陆的欧洲探险家正驱策着非洲土著，跋涉在黑暗的象牙之路上，甚至在非洲留下了后来易名为科特迪瓦的“象牙海岸”。
什么都不用说了，正是来自中国的物质需求，乘坐着早期“全球化”的快船，再一次开启了“大象的退却”，不过这次轮到了非洲大象。好在，国际组织对象牙交易的禁令，已经遏制了大象的消失。（现在还在私下交易的象牙制品，基本都是俄罗斯发掘的猛犸象牙化石）人类收敛了自己的欲望，动物就能获得喘息的机会。这对“消失的大象”算是个好消息吗？
本文来源于南都周刊2015年度第8期 发行日期：2015年04年16日
http://www.nbweekly.com/culture/books/201504/38709.aspx
《大象的退却》读后感(四)：Topophilia of Chinese
中国环境史专题著作，十分宏大的主题，作者文献意识和材料搜集能力令人佩服，从上古诗经尚书到诗词歌赋再到地方志以及当代的地学论文，从梅雪芹老师的后记中也可以看出，翻译是个艰巨的任务。
作者从环境史的明星动物，象，入手来述说人类在中华大地的扩散，而更为敏感的是，汉人在边陲的扩张（“冒险家”字眼十分刺眼）。用力颇多的还有中华大地上的森林砍伐史和水利工程背后的社会控制。关于杭州湾的章节是作者原有论文改编而来，不过令我印象颇为深刻，一个外国人对我成长起来的土地竟然那么熟悉并给予了莫大关注。
贯穿中国环境史的是中国人对于土地的无尽欲望，中国人不断垦荒，将危害人畜的动物杀害赶走，将边疆地区圈为己有，将沿海滩涂地嘉兴改造为富饶的农业区，将山川河流改造为可以利用的水利资源，中国人摊大兵式的农业扩张没有导致农业的科技进步，反而出现了农业经济的“技术锁定”，从而在土地无法进一步增加之时，使农业劳动密度必须不断加大以增加产量供应人口，增加的人口则再次投入农业生产，这类似于黄宗智的内卷化概念。
作者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对于土地的野蛮掠夺使得中国资源负担在19世纪极为沉重。
不过和不少西方中国研究著作一样，作者对于文本的利用方面有过度解释之嫌，比如猿猴的故事。我认为这是不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