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巨人》读后感10篇
《一代巨人》是一本由[美]邓恩（George H. Dunne）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79.00元，页数：39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一代巨人》读后感(一)：“开拓月球”的第一代传教士
该书作者邓恩是一位美国现代耶稣会教士，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中国传教，1949年以后他返回美国攻读历史学博士，1959年以后他终于有机会研究罗马梵蒂冈档案馆的第一手历史资料，通过潜心梳理，他用大量的鲜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为依据写出了本书。
邓恩用通俗生动、准确的语言叙述了明末清初，最早到中国传教的天主教耶稣会士的故事。由于作者是一位传教士，他研究此课题的目的无疑是为了总结西方天主教在华传播历史上的经验，但我们仍能从中认识到如何实现不同文化间的传播与融合。第一代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面临非常巨大的困难，从语言、文化背景、习俗、服饰等等方面，都对中国感到不适应，把到中国传教视为“开拓月球”：“没有士兵的介入，而希望进入中国，就等于尝试着去接近月球。”范礼安最早提出了“中国化”的传教策略，这个中国化的策略就是“文化适应”，它“是以尊重当地文化为基础的，它植根于谦虚的精神和对无论何方的人民都有同等价值的理解之中。”从利玛窦到汤若望都奉行这样的策略，努力学好汉语和文言文，适应和理解中国人的文化和礼仪规范，因而从帝国的上层得到了肯定，他们带去的西方科学文明也打开了当时士大夫阶层的视野。这一代耶稣会士面临两方面的困难和质疑，西方天主教质疑他们对中华礼仪和祭拜祖宗文化的妥协歪曲了天主教教义，而另一方面，中国的保守派士大夫则质疑他们在华传教的动机。清康熙以后天主教由于各种复杂原因，被清政府禁止，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也大大削弱，对比兰学在日本的境遇真有天壤之别，这也成为一个历史分水岭。（王绍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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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巨人》读后感(二)：他们是耶稣的门徒，也是东西方的桥梁
文/严杰夫
比起战争带来的文明碰撞，我相信，大多数人更愿选择以和平的方式，让不同国度的人能享受到不同文明创造的进步。只是，熟悉历史的人或许了解，基督教传教史不是一部完全平和的历史：从最开始犹太人和罗马帝国的被压迫，到君士坦丁堡时代后对异教徒的压迫，更不用提自11世纪末开始延续了一个半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其中无一不充斥着野蛮和暴力。这种暴力阴影一直延续到了西方教会与东方帝国早期的“亲密接触”——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的在华传教史。
明朝晚期，耶稣会士刚进入中国的时候，西方教会并没有坚决考虑用和平方式，来打开传教大门。我们最熟悉的耶稣会士利玛窦抵达澳门的那一年——1582年，另一位西班牙籍耶稣会士阿隆索•桑切斯也来到了澳门，他就认为，“劝化中国，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借重武力”。事实上，这种观点在当时的西方教会中并不罕见。出人意料的是，从意大利籍的耶稣会士范礼安开始，到他的同胞利玛窦，再到此后的汤若望，他们却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用古老的平和的“文化适应”方法来宣教。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勇气。由于这些智慧和勇气，他们被后世看作是“巨人”。现代耶稣会士、美国基督教史专家乔治•H.邓恩在《一代巨人》中，为我们讲述的就是这些“巨人”的故事。
在邓恩看来，范礼安、利玛窦等人之所以选择抛弃傲慢的“欧洲人主义”和简单粗暴的手段来打开中国的传教大门，在于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深刻洞察。邓恩写道，在1577年来到澳门以后，范礼安在9个月的时间里，“通过观察和询问就对中国人产生了崇高的敬意”。利玛窦则更进一步，他在1592年自澳门来到广东肇庆后，就一直致力于“掌握中国的语言，了解中国人的风俗和心理习惯，增进与中国人的友好联系”。于是，在有意和无意之间，利玛窦以及他的继承者们，在传教的同时也打开了16世纪-17世纪一段漫长的也是激动人心的东西方交流乐章。
我们今天再回顾这段历史时，总是习惯于过多地将目光停留在利玛窦、汤若望等人带来工具性的科技交流之上，却甚少关注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在华传道期间，中西文化在宗教、思想等更深层次方面的交流。事实上，正是有了这种深层的交流，才令“利玛窦们”采取的“文化适应”的传教策略获得成功。邓恩在《一代巨人》中记录道，从范礼安开始，这些耶稣会士们就注意到，天主教“要回归到最初的、发生潜在作用的角色，悄悄进入中国文化的躯体，并尽力使之发生内在变化”；利玛窦也同样认为，“如果天主教想要深入地进入到中国的生活，就必须从儒家学说中寻找一些接触点”。
由此，我们就不能仅仅将“利玛窦们”看作是日本幕府聘请的沙艾尔格兰，或者是近代盛名的“阿拉伯的劳伦斯”：他们给中国带来的不仅是数学、天文等科学常识或军事技术，而且还有哲学上的观念冲击。看看利玛窦交往的群体：李贽、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这些名字代表的是明帝国知识分子群体中最精英的人物。明末清初的耶稣会士与东方古老帝国的知识分子们之间的“火花”，可以算是继汉代佛教传入中国、唐玄宗时代万国来朝之后，又一次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高峰。而且与此前两次不同的是，此时的欧洲已经经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西方文化将人类文明带到了新的高度。它也就拥有这样的能力，为古老并且已显出衰老迹象的东方文化，提供新的发展可能。与利玛窦有着密切交往的李贽，这个儒家的“叛逆者”就不用说了，谁又能说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生出的反抗专制皇权的思想，没有受过耶稣会士们的影响。
当然，还有一些有趣的历史细节不容忽视。如果邓恩在《一代巨人》中的文献考证是准确的，那么崇祯皇帝就有过让军队向西方学习的考量，西方军队出现的可能要比晚清早的多；另外，西方传教士带来的“红夷大炮”，也延缓了东西方军事上差距拉大的速度，从而令东方第一次遭受西方的军事羞辱迟至19世纪中叶，而不是发生1661年的热兰遮。
邓恩将范礼安、利玛窦、龙华民、金尼阁、汤若望、南怀仁……这些“摩肩接踵”进入中国的耶稣会士称为“一代巨人”，自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传道角度评价；然而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耶稣会士带来的东西方文明间的和平碰撞，也令他们足以配得上这个称号。正如《一代巨人》最后所说，“这为数不多的一伙人，几乎以他们所创建的中国与欧洲的思想联系，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也改变了自那以后的世界”。
《新约圣经》里写道，耶稣在复活后告诫门徒，“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利玛窦们正是带着这种信念，重新拾起了初期教会曾倚重的传道方法，并意外辟出了一条文化交流的通衢。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一代巨人》讲述的是，保罗进入罗马的故事在一千多年后的东方再度重演，但对于更多世俗的人来说，邓恩则是将历史作为现实的镜鉴：用同情和理解之心来看待各种文明间的差异，才能在不同文明间建立起真正的桥梁。
《一代巨人》读后感(三)：一代巨人，光耀史册
明末清初，一批特殊的外国人来到中国，他们是传教士，但出于对不同文明的尊重，以及人类大同的美好理想，无私地将西方科技、文化等最新成果传入中国。
明末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知道地球是圆的，听说过谷白尼（哥白尼），看到过精细准确的世界地图。最盛期时，金尼阁从欧洲带来7000册书籍，其中不少后来被翻译成汉语，收入《四库全书》中。1609年，伽利略宣称发明了望远镜，不出20年便被带到中国。
幸运的是，同时期的中国也涌现出一批伟大人物，孙承宗、叶向高、袁崇焕、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瞿式耜……他们勇敢地战胜偏见，积极接纳与吸收了这些成果，他们无私地为海西客们提供帮助，展现出一个古老文明对新生事物的包容、开放与善意。
但，这条沟通东西方文明的桥梁始终立根不牢，以魏忠贤为代表的阉党，乃至后来以鳌拜为首的小集团，与保守、偏狭、愚昧的国民性合流，他们打着爱国、保传统的旗号，肆意绑架权力，以为私利服务，甚至发出“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这样反智的呼声。在他们的努力下，汤若望差点被凌迟处死。
人性的高尚是共通的，卑劣也是共通的。在西方，也出现了一股反交流、反对话的愚昧势力，在他们的努力下，东西方文明遗憾地擦肩而过。到了清末，已很少有中国人知道地球是圆的，大家皆沉浸在天朝为世界中心的幻觉中。
回望历史，感慨系之。
为什么光明常常被黑暗所遮蔽？为什么最起码的常识，竟会被如此扭曲？为什么我们不能更宽容一点、开放一点？为什么会有人自己封闭自己的未来之路？因为，利益集团的天性是绑架民众福祉，只要他们得利，哪肯理会苍生苦难？可当切身利益被出卖时，又有多少被愚弄的人还在高声喝彩，以为得到了拯救？
一代巨人终于凋谢，他们将尸骨留在这片土地上，义和团捣毁了他们的墓地，重修后，“文革”时再度被毁，虽经重修，所余已无几。
今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史家邓恩的《一代巨人》，该书全面记录了那一代巨人的奋斗、功业与失败，“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好在历史最终会论定：谁是丑类，谁才是英雄。
利玛窦迈出了勇敢的一步
1583年9月10日，利玛窦来到中国，他几乎没有任何资源，寄身在广东肇庆一处带教堂的小房子中。此前，传教士们多次尝试进入中国，均告失败，他们只好自称来自天竺，穿佛教服装，以求当局许可传教。
与正常人一样，利玛窦心中也有偏见，但他始终坚信：人的基本层面是一致的，美德并不以种族、国家、地域为限，总有一种爱，属于全人类。
利玛窦很快发现问题：那些对中国抱怨最多的传教士，往往是对中国文化了解最少的，甚至连中文都说不好。利玛窦毅然抛弃意识形态的束缚，主动向中国文化学习，通过深入了解，他说“中国的伟大乃是举世无双的”“中国不仅是一个王国，中国其实就是一个世界”。
好学、多才、温和的利玛窦得到士大夫们的尊重，利玛窦毅然改换儒装，混迹于士人圈中。经费甚少，后援乏力，文化隔阂，可这些没能难倒利玛窦，他一点点被认可，最终得以常驻北京，与高层往来甚殷。
祭祖成了大问题
利玛窦最大的成绩，是吸收并培养了“三柱石”，即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他们不仅精通旧学，对西方科学亦兴趣浓厚，他们对知识的尊重与向往，与利玛窦产生共鸣。
但，利玛窦之路从一开始就备受质疑，同僚们认为他不务正业，谈教义太少，讲科学太多，总对“野蛮人的习俗”让步。
所谓“野蛮人的习俗”，指的是中国人的祭祖和拜孔子，涉嫌迷信与偶像崇拜，与西方宗教有原则性冲突，但徐光启争辩道：中国人祭祖并不是认为祖宗还活着，仅仅是为了表达敬意，并非迷信。
利玛窦通过亲自观察，发现祭祖、拜孔子的中国人很少陷入迷狂，大家不过是把它当成一个仪式。但利玛窦很难说服高层，在西方文化中，确有祖先崇拜的迷信，它与中国人祭祖本不相同，可表现形式近似。
每个人都在以己度人，只有巨人才能自我矫正。利玛窦想不到，这后来竟成为东西方交流之门关闭的主要原因。
为了争权，宁可亡国
随着儒士们对利玛窦越来越认同，利玛窦们被动地卷入到权力斗争中。
绝大多数东林党人支持传教士，希望用西方科技对抗清军，但阉党们却持相反态度。一方面，利玛窦鄙视太监，引起他们不满；另一方面，西方历法优势明显，钦天监的官员们为保住职位，主动投靠阉党，蓄意妖魔化西方人。
其实，一个人的祖国、出身、文化不同，就等于是恶魔吗？就天然该受歧视？
但，屑小们总能找到浮云蔽日的好办法。明朝皇帝知道西洋大炮厉害，想让传教士们帮忙铸造，可兵部尚书沈㴶在试炮时不让西洋炮手上阵，故意派几名技术不熟练的明军充数，果然出现炸膛事故，这下他可找到借口了：看，西洋科技果然不能信任吧？
在大明江山岌岌可危时，在徐光启的主持下，明朝曾组建一支登州火炮营，完全由西洋炮手训练而成，可阉党暗中操纵，就是不发军饷，最后士兵哗变降清，成为敌手的劲旅。
其实，崇祯对传教士尚算宽容，他三次主持传教士与钦天监的比赛，看谁预报日食更准，并承诺新历如取胜，将立刻颁布新历。虽传教士次次都明显胜出，可崇祯优柔寡断，始终不肯践行承诺。
崇祯当然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但官僚体系已近瘫痪，号令难出宫门，他没有勇气再做大的变革，南明最后几位皇帝、皇后均曾入教，可已无力挽回败亡的命运了。
明亡清兴，散兵四处抢掠，汤若望手持巨剑，保护教堂中金尼阁从欧洲带来的数千册西洋书和科学仪器，汤若望是德国人，身高1.9米，孔武有力，果然震慑了强盗们。
清军入城后，按计划，内城全部让给八旗，教堂亦需搬迁。汤若望只好到范文程的衙门求情，很快便得到特许令，不久，多尔衮宣布执行新历，汤若望亦被任命为钦天监最高官员。
专制之下，伴君如伴虎
汤若望与顺治皇帝达成了深厚友谊，顺治尚未成年时，一年间曾24次直入汤宅，有时直接躺在他的床上，和他闲聊。汤若望学问深厚，语言极富个性，喜欢挖苦人，却又内心充满慈悲，顺治坦然将许多个人隐私告诉汤若望，比如他爱上了某贵族的夫人，并为此感到痛苦。如果不是好色，受不了一夫一妻制的约束，顺治很可能会选择入教。顺治还不顾汤若望反对，强行让他领养了一名义子潘尽孝。
汤若望在两点上改变了中国历史：一是他提出建议，让顺治选择康熙为接班人；二是他官居一品，成为顾命大臣，可谓史无前例。
虽然如此，汤若望下场却并不美妙，杨光先为攫取钦天监职位，暗通鳌拜，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汤若望下狱，差点被凌迟处死，虽未执行，但汤若望最终瘐毙狱中。
无敌的阴谋论者们
虽汤若望案后被清廷平反，却也足见当时东西方文明交流环境的险恶，自私、愚昧、狭隘如乌云，压抑着人类理性的成长，这让先行者们不得不承担生命危险。
不仅在东方有一批出类拔萃的蠢材，西方亦不甘落后。
在来华传教士中，不乏艾肋德式的奇葩，他们自以为“坚持原则、立场坚定”，时时刻刻从意识形态出发，妄下断语。艾肋德来华时间不长，基本不懂汉语，却天性喜欢指挥别人，他不仅想出身背十字架游行传教的“绝妙主意”，而且自认为“信仰的力量”足以对抗官吏们的干预。
可就是这样的“真汉子”，一旦进了监狱，立刻叩头如捣蒜，喊了无数声：“老爷！将我们平安地放了吧！”汤若望好容易将他营救出狱，艾肋德却反咬一口，认为是汤若望为排除异己，故意串通官家来折腾他。
事实证明，阴谋论者是无敌的，他们不需要任何证据，只要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发明一套逻辑，将前因后果串联在一起，就算大功告成。正是在艾肋德们的努力下，罗马教廷对一代巨人们产生了怀疑。
文化沟通之桥的坍塌
经历一番激烈的权力斗争，最终罗马教廷裁定：中国人祭祖、拜孔子是典型的迷信，应予禁止。康熙在几番解释无效后，也愤怒地回应：彻底禁止在华传教，以免多事。
“礼仪之争”本是基于无知做出的误判，只要保持起码的诚实、谦逊，问题不难澄清。可麻烦的是，一代巨人已逝，在西方，再也没有利玛窦、龙华民、汤若望、南怀仁、郭居静、阳玛诺、熊三拔、金尼阁、罗雅谷、邓玉函、王丰肃等温情、善意、宽容的智者了，在东方，也再没出现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这样的知识精英。
东西方文明因愚蠢、狭隘而擦肩而过，它们背离了自己最优秀儿女们的努力，而当彼此再聚首时，只好用鸦片与大炮来完成对话。
谁是真正的爱国者
令人唏嘘的是，那些力主向西方学习的先行者，当年都曾背负“卖国者”的罪名。
表面看，他们当众夸赞洋人，学习洋人文化，还批评同胞，实在是太缺乏民族立场了，可真到天崩地解时，这些人却个个慷慨赴难，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反而是那些天天高呼爱国、爱皇帝的阉党、当权者们，却不计廉耻，甘于助纣为虐。
爱国是美好的情感，是道德的追求，但道德需要践行，作为口号，人人能喊，怎么辨别真伪？事实上，真正的爱国者从来不狭隘，他们尊重普遍价值，关注人类整体命运，正因为他们有更大的关怀与焦虑，才能不断砥砺节操，才能有所担当。
但，道德的高峰下总是站满了演员，他们把口号喊得山响，随时涕泗横流，可事实上，他们的目的不过是绑架社会，以从中渔利。就像艾肋德那样，当一个人空疏、无能、懒惰、愚昧时，最好的法门就是口念大词、扮演虔诚，他们不建寸功、专职捣乱，人世间再美好的事业，也会被他们彻底败坏掉。
一代巨人已矣，但东西方交流的伟业仍在持续，而这本充满敬意与激情的书不仅告诉我们什么是历史，更告我们该怎样面对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