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市民的自白读后感精选10篇
《一个市民的自白》是一本由[匈] 马洛伊·山多尔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页数：503，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我发现奈保尔和马洛伊都是一类的作家，他们都是那类天才型的，高傲又自负，生来便拥有令人艳羡的写作本书，倔强自负，可惜奈保尔除开写作天才的身份外还是个家暴男，就像寻常印度男人把虐待毒打妻子当成家常便饭。马洛伊，用翻译余泽民的话来说是那种极为罕见拥有高贵人格的作家，一生对自己要求严格，当然我看完一个市民的自白，发现中欧在性方面的约束力不像国内那么谈之色变，夜店和舞厅，中产阶级好人家未出嫁的女儿也能再这样的午夜，跟陌生骑士通宵做爱，甚至偶尔怀孕。所以马洛伊在忧郁的德国青年时代做过的不少荒唐事在他们看来并不是人格上的污点，后记中又把他称作流亡的骨头——匈牙利当局啃不下的硬骨头，人性的多面可见一斑，一个年少放荡不自知的天才少年，也是一个坚定地爱国主义拥护者。
一个市民的自白分为上下两部，上部多趋向讲述童年和少年时期在私教，天主教学校，在寄宿制国王天主教学校的生活，童年时期的种种奇思妙想和有意思的经历，以及用孩童的视角观察到身边的成人世界构成和如何周密运转。很多感悟就像重读黑塞的德米安，德米安里开头便提到，有的人终其一生都没有变成人，带着蛋壳和黏液，他们只是蟾蜍，蝌蚪，或者其他。马洛伊一出生就是市民阶级的一员。很小的时候起，生活就被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孩子就像上满发条的石英钟，每时每刻按照既定路线行走，分毫不错，可人毕竟不是大提琴一类的乐器。就像地下室手记里提到的那样。马洛伊很早就不断在尝试打破陈规。离家出走，和主教决裂，崇拜马戏团的挥辫者。另一方面，他又是个典型的市民。父母的教育他看待穷人就像看待公寓楼下那一家贫穷团结信奉东正派的犹太人一样，他同情他们并不完全出自真心，而是“穷人并不咬人”“穷人就像残疾人”。
我看的时候其实很火大，但考虑到作者年纪小时被父母引导而至，其实还是很不满。包括提到后来去瑞士咖啡馆为不知所云的酒鬼演奏音乐的埃尔诺舅舅，作者的态度也是谨慎居多，就像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里的小说家k，他害怕的不是贫穷，而是麻烦，害怕被纠缠，害怕麻烦。下部则是成年后在欧洲各国间旅行辗转定居。先是德国柏林，法兰克福，慕尼黑。法兰克福呆的时间也许最长，从作者的叙述（我没有考证过），在法兰克福（地理白痴开始总把法兰克福当成法兰西，还弄不懂为什么动不动称在德国，被自己蠢死），他写自己投稿给法兰克福日报（当时很厉害的日报），拿着蹩脚的德语文章忐忑不安送到编辑部，被通知录取时心情又是顺理成章的。大概是这时候我隐约觉得他应该是奈保尔那一类天才型的作家，在这样的报刊上发表还不当一回事。他是诗人，心思细腻，同时又几十年笔耕不辍写作。马洛伊描述自己时用“对方用难以理解的善意”（我不知道是不是记错，好像是这么说），不符合他本身的谦卑反而变现出他非逼寻常的自信，看完后记更加确定这个想法，一个少年时就敢摔校长门，跟虐待学生的教师作对的人怎么可能是谦虚的。他本人应该就是这样有光芒四射的自信的。后来又去了巴黎，在那里，他认识了和他在匈牙利的友人分手的罗拉，互生情愫并结为夫妻。这段相识相爱其实没怎么描写，寥寥几笔约会，送罗拉回家，看到她在大门口哭泣之类，但看到书页有介绍罗拉直到马洛伊去世也没有离开他，想必两人之间感情甚笃。婚后两人怀揣着对文学中的另一个巴黎的向往去了法国，却因为语言不通，在社交封闭的法国家庭前处处遇冷，新年到来时罗拉的一场内出血让马洛伊对巴黎灰心，两人打包行李返回匈牙利，但在途中，在佛罗伦萨意见发生分歧，马洛伊在佛罗伦萨找到了之前或者之后再也没有遇到过的春天，他决定留下来，结合前面的巴黎遇冷，我姑且认为他只是被重燃了内心被法国的热情。毕竟另一个温情脉脉的巴黎距离他实在太遥远但佛罗伦萨温柔得热情洋溢，他写歌德故居，写当地的风土人情，把一部分诗人归类到歌德门下，也许是那时候他在读少年维特的烦恼，不过我想还是巴黎的原因，他仍旧没有放弃，因为罗拉从疗养院回来不久，两人又重返巴黎，定居六年之久。在欧洲旅行期间，他描写德国人，说他们生活秩序分明，为内心无序而焦虑，说自己为法国人的生活无序感到头痛，却又认为他们内心秩序分明，并且在从爆发金融危机的德国抵达法国后，又对法国人惊人的节俭和富有做了大量的描述。（我没去过法国，看电影看书只觉得年轻的法国女人吃得少很苗条，年纪大的便放任自流，大腹便便，想来苗条女郎就算年老也不会和放任自流是同一类人。）读他在国外的经历，我思来想去只能用追求自由解释。
但是自由，偏偏是个虚无缥缈，难以明确解释清楚的词语。任何解释都不能更恰如其分解释这个词语。当我看到他写自己对记者工作的描述时我就知道这是个完美主义者，这也能够解释后来他为何一而再再而三拒绝重返不再自由独立的匈牙利，即使已经拥有95%的自由，他还要剩下的5%。“一个人要花很长时间才会明白自己其实无事可做，一般在这种时候，他才终于开始做些什么。”后来马洛伊跟从内心的渴望重返布达佩斯后，长期居住在布达的克斯丁娜社区，泡在咖啡馆写诗，常常被人问起将来要写什么，他心说写什么，无非见到什么写什么，内心有何感悟写下来，这样做知道生活的原始素材枯竭为止。然后他遇到真正想写的东西，穷尽毕生的工作任务。书写——当年在布吕切尔大街感受到的那样，书写的欲望始终占领主导地位。我看到自白结束四个字就合上书了（后记在烛烬中原模原样读过，不想再看第二遍），这本我读了整整三天半的书现在让我们自己讲讲自己的看法无疑是我小容量大脑的折磨，说实话很累很累，身心疲惫，但仍然不失为一本好书，当然要是看多这类回忆录的倒不必多看，免得浪费时间毕竟篇幅实在不短，上一本看这么厚的是孽子，那本故事性很强更好读。
人们总把旅行与阅读相提并论，互相作为本体和喻体。对大多数人来说，走过一座城市或是读过一本书，多年以后，回想起那些城市的街道、桥与河岸，以及书里的情节，总是与特定的感觉相互联系；当我们的脑海里又浮现出这些来自于过去时光的场景，当时自身的感受也随之被唤醒，两者紧紧相连，密不可分。
在《一个市民的自白》中，关于在此期间发生了太多故事与转变（表面的和深层的那些转变，尤其是对于一个迷茫、困惑、浪荡，一度酗酒成性的年轻人来说）的柏林时期，诗人写道：“在所有亲历了那些岁月的人们心里，‘柏林的忧郁’是永恒的记忆。”而后初到巴黎，对柏林的不舍与感激放大了在诗人眼中这座城市的混乱肮脏、那里人们的傲慢自负；他写道：“在柏林，每天都会‘发生什么’。在巴黎，什么都没发生……”；“在刚到巴黎的那几周，我就已经明白，我就是饿死在法国人眼前，他们连肩膀都不会耸一下，连一杯水也不会递给我。”（马尔克斯在《霍乱时期的爱情》里有过类似的表述）在妻子大病初愈后他们来到佛罗伦萨，佛罗伦萨突如其来的春天让诗人心潮澎湃：“这种美，我做梦都未曾梦见过，感动得我热泪盈眶……我浑身颤栗，脊背窜凉，瑟瑟发抖……我突然理解了佛罗伦萨。突然之间，那些山丘、河流、架在水上的桥梁、楼阁，以及教堂、绘画和雕塑都有了意义。”经过在意大利、以佛罗伦萨为大本营的几个月的旅行之后（“由于我既没有钱，也没有事，所以待在哪座城市都无所谓”），诗人与妻子一起回到巴黎。在意大利的“无忧无虑”的时光确实对诗人起到了治愈作用——第二次来到巴黎，诗人开始发现这座城市的人情味与它的美丽：“在巴黎，我不记得有哪个晚上我们感到无聊……慢慢地，这座城市开始变得迷人起来……她将我诱到怀抱里，像一个旧日知己，不再放我走开。”
我清晰地看到一个过程，一种身体状态和更重要的精神状态的改变；在阅读过程中，我本能地、潜意识地根据诗人的描述来赋予这些特定时期下的城市以颜色。柏林在我的脑海里呈现严谨与无序相互混合的黑白灰色调；巴黎带给我褐色、暗黄色和以及之后的明亮而柔和的米黄色；佛罗伦萨则带给我粉色，无可争议。
佛罗伦萨带给诗人的这种强烈得令人窒息的déjà vu，让诗人想起家乡，“心里怀着封冻的乡情”。我这么认为：一个人总能发现一个城市，或仅仅是一个地点，一座广场、一条街或是一家咖啡馆，能让自己想起家乡，哪怕这两者没有丝毫的相似之处……那是一种灵魂深处的似曾相识；私自以为这种似曾相识也属于诗人在前面提到过的“秘密”，是它所包含的一小部分：“那个让我不能成为别人、只能成为自己的‘秘密’。”这个“秘密”，我理解为是每个人心底最真实的自我的反映，它的形式有很多种，可能是一种精神气质、一种观念、一种隐秘的信仰，甚至可能只是几幅似曾相识的场景和画面……
关于“秘密”这样一种概念，诗人还写道：“这个秘密的揭秘，通常被称为‘艺术’。”读到这一句时，我恍然大悟。艺术家们——画家、舞蹈家、音乐家、作家们等，往往将那些最能与自己的“秘密”相似、甚至相符合的元素投入到自己的作品里；创作过程中，他们感受到精神上的极度愉悦，创作的流畅使他们心潮澎湃、喘不过气来；偶尔或有瓶颈，但毫无疑问会最终回归。许多作家都是这样，在写作中重获了童年、青年时代以及那许多只可意会的梦境般的景象。
但是，尽管如此，一个人也无法通过艺术创作完整、清晰地进行自我表达。最深处的那些具有朦胧特性的东西，一旦成为拥有表面形式的艺术，就必定会有所改变；更不用说这些艺术作品经过他人的眼睛和大脑，又不知会发生多少种变化；就好像一片有蒸汽的沼泽，一条河流从这里发源，伸展出无数条的支流。不过，作家们或许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创作出这些东西——说到底，有谁真正了解自己？——而这又往往是一种紧迫感：种种经历逐渐累积沉淀，直到某个特定的时刻，他们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他们渴望一种释放；同时，他们又感受到那股来自内心深处和四面八方的压力，感到“受强迫”而进行创作，似乎有一项命定的使命要去完成，并且自己负全部责任；可是，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直觉，作家们深深地知道，自己不能也不可能将这个隐秘的“自我”完全展示在世人面前……他们痛苦不堪，却又心甘情愿。创作的过程，很大程度上也是发现自己的过程……
很多时候作家无法知道的是，自己作品的读者们如何分享他的喜悦、分担他的痛苦，如何与他一同重新经历生活——读者获得的体验，无论如何也是一种难得的馈赠。
山多尔，他能将那许多常人感觉难以描绘的复杂感受或是状态，以一种无比清晰却又略带朦胧的形式付诸笔端，并同时赋予它们诗意……
《一个市民的自白》读后感(三)：半包围的命运
我不知道写作这件事情对别人的意义，于我而言，是运用组织词语的方式来与外界抗衡，哪怕是短暂的回合交替，也可以贴上去，以减损自己的无望来写下自己的处境，自己的心情。既是叫做一个市民的独白，那独白将行进到何时才算止呢？书里的山多尔几乎只是为了巴黎而在前面铺成自己的生活，厮混的地方和遇见的人在他笔下，即使真正走进过他的心里，他也写得似乎它们都属于过去，而过去留存下来的，他只承认的自己，便是之后的那个。之前的那些个保有伤感和愧疚的青年，则可以把自己的反复无常推脱给家族，推脱给一个帝国时代末期的压抑。
山多尔的亲戚是各式各样的人，我对自己家里的亲戚没有太多感觉，只觉得他们没有太多个性，所做的选择是在维持生计，重压所迫下的生活，不会表露太多的情感，他们从不表达。而见面的时候，家庭表面上一团和气的氛围，故意避开不谈那些私下互相议论的话题，为了给餐桌上的人留体面，也加重了那种尴尬。除了场面气氛要热闹，不知道可以说什么，餐桌不是谈事情的地方，亲戚也远不是多重要的生活角色。可是山多尔有咖啡馆，有在异国的往来穿行，他说“逃离”，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每一次令他这么做的原因也不确定，有时，他不知道驱动自己离开的感情具体是什么，他也后悔过，只是在若干年的“逃离”过程中，他对这种迁徙已经习惯，以至于麻木。
他有一个喜欢数学，喜欢音乐的舅舅在国外一个宾馆里做乐手。山多尔拜访他，而后他舅舅寒碜的境地让他感觉难堪，而表露出难堪反过来又伤害了他舅舅的自尊心。从山多尔第一次去巴黎的局促和厌恶，到后来越发适应巴黎的一切，经过离开后又返回，最终发现被这城市接纳下来。人性格的完善，越发适应生活，就越发让这个人顺应自己的命运吗？山多尔也说，自己一直警醒自己不被金钱收买。收买一个人，可以用很多这个人并不真正在乎的方式，可他却浑而不觉，宁可在混乱里不知所措，承受事实从来不轻松。
今天翁贝托 艾柯死去了，本以为他会活得更久，可是说死就死了。米兰昆德拉也在一点点老去，死神总会找上来的。自白，自传是写给别人看的，想不自我辩解都难。山多尔走在街道上，穿梭在条肆坊间，听着传闻，然后大手大脚地花钱，在咖啡馆待很久。偶尔间看到克列孟梭的风采，看到历史还是雏形样子，看到故事还没被谈论、写出来之前的样子。史诗传统被《智慧七柱》保留，而山多尔写鞋柜，写市民阶层的生活和微妙的喜恶变化，写天主教传统的式微，奥匈帝国的家常残部。
像艾柯死了，若是山多尔写我们的生活，他也写不出挽歌，没什么好挽的。一个经历和感觉都比别人丰富的人，一局局坚定自己的赌局，一次次赢回筹码，再继续押注。现在这个长赌长赢的人落落大方从赌场走出去了，剩下的赌徒对他有什么好惋惜的呢？我们忘了自己不能永远是送葬者，也会有被另一些人送葬。微小的人性，耻感、秘密，在人身上作用的时候，轮回的往昔又会出现相似的符号，青春、苦厄、悔意。在年老时，等活到了那个岁数时，才发现即便是当初最有权势的人说出的话，也幼稚和做作地惹人发笑。谁不是从孩子过来的，谁又不是只能体会数十年的变迁，而一个个隐藏的权力中心居住在现世的各个地方，我们却都把它们当真，并且当作最真的东西，一批批人跳进同一个坑里，并且制度让人把这些成果当作神话来流传、信奉，谁才是顾此失彼呢？
山多尔把自己的n+1放在外面，像唐诺在面临无数种可能，只能从一而下时，通过新的选择，不断拓宽那个无限，仿佛在有限生命中开了一个口子，照进了尽头。
《一个市民的自白》读后感(四)：《一个市民的自白》：从孤独到自由，从流浪到定居
文/吴情
二十世纪的中国经历的一个重大改变是乡绅群体的消失，史学界、社会学界对此著述颇多。乡绅对中国民间社会乃至政治结构的维系，是关键环节。无独有偶，西方世界也经历了相似但不完全一致的变化：贵族阶层的消失；以自由、革命为旗帜的民主化进程打碎了其生存的坚实土壤。世界变得愈发平等，看似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对转型时期的局中人来说，却近乎无法摆脱的梦魇，德国小说家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便是对该题材的典范书写。不过，显为中文读者知晓的匈牙利著名小说家马洛伊•山多尔，其作品《一个市民的自白》，相比之下丝毫不显得逊色，甚至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个市民的自白》完成于1934至1935年，彼时，马洛伊三十四五岁，文名已经广为人知。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目前翻译介过来的，仍是该作品的删节本，全本有待再版时才能问世。在这部极具自传色彩的小说里，叙述者“我”按照记忆的逻辑（而非单纯的事件线索）回顾了自己的半生（包括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某些道听途说的故事）。小说分为两部，第一部主要是叙述者“我”讲述家族中的各色人物，上至家族中的传奇祖先，下至平辈中的兄弟姐妹；第二部则是叙述者“我”在讲述自己出走家庭留学欧洲、结婚、流浪、求职、回乡等故事。粗略看来，可以发现，它是一部包含了很多母题的长篇小说，很多部分完全可以独立成篇。
第一部侧重写叙述者“我”家族中的各色人物。在讲述这些人的经历时，叙述者“我”多半处于隐身状态，负责描述而不过多评价，偶尔才涉及跟这些人物之间的彼此往来和经历交集。这些人当中，有“一位非常有钱的亲戚”马伽什大伯（叙述者“我”母亲的叫法，实为“我”的大舅公），他“从来不做任何生意，而是靠抽象的哲学和教书挣钱”，认真谨慎、高贵敏感，也有“像鸟儿一样生活，过着节俭的日子，在希特金区的公寓里叽叽喳喳，等待幸运降临”的穷亲戚弗朗茨一家，有“住在佩斯，在大学里教法律”的叔公，也有一生优雅的莉茹表姑……他们的一生，彼此区别而又紧密连接；而最让“我”始终牵挂的则是家族中一位放弃“正经事业”选择当屠夫的叔叔和一位为上前线而无法从事艺术创作的叔叔，尽管原因一时不明。
在第一部里面，叙述者“我”对昔日贵族家居的描写刻画几乎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窗户、窗帘、床铺、书架、地毯，墙壁以及各种各样的繁冗摆设，都让人窥见到昔日贵族的侧脸。精致。品味。挑选。艺术。“整个这布尔乔亚一代都是在这种室内陈设的环境下长大的”。
庞大富有的家族，在某种程度上是荣耀，但对生活其中的个体来说，有时候也是一种负担，有时候是一种竭力疏远但始终无法摆脱的“原罪”，在第一部第三章的结尾，“有一天早晨，我离家出走。那年我十四岁。”那时，“我”面对的是古板的教师、欺骗、敌意和亲情抢夺。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一种不可名状的孤独感也在生长，直至将“我”整个人完全吞没。在热闹的聚会场景中，在欢欣的家庭晚餐上。“我”真切地感受到，“我不属于任何人。我没有一个自己人，没有能在一起相处长久的朋友、女性朋友和亲戚，没有我能够跻身其中的人群、团体或阶层；在我的处世态度、生活方式和精神气质上，我是一个市民，但我不管到哪儿，都要比在市民们中间更快地找到良好的感觉；我生活在感觉缺少道德规范的无政府状态，又很难忍受这种状态”。“我”在出走之后来到亲戚家，后被送往寄宿学校，体验了人间友情，也认识到了复杂的人性，直至前往德国留学。
德国留学生活以及在欧洲的流浪之旅构成了小说第二部的主要内容。在这一期间，叙述者“我”发现了卡夫卡、发现了歌德，逐渐开始了自我精神上的成长，前者“是我自己为自己发现的作家，就像梦游者发现了笔直的路”，让“我”内心的能量获得释放，并以一种“惊恐不安”的情绪紧紧抓住了“我”，而后者则是“我”在魏玛的重大收获，并感叹道，“一个人要么遇到歌德，要么遇不到；我很幸运，很早我就遇到了他”，歌德“陪伴着我的一生，就像是身体成长的物质阶梯，不可能‘跳过’某个阶段，不可能抗拒，必须走完整个旅途”。但同时，“我从歌德那里什么也没学到”，“只在想摆脱他的或否定他时，才会想起他”。在卡夫卡的作品和经历的双重激励下，“我”开始从文字中建立自己的艺术世界，表达“我”对世界的体悟和思考，其文章时常甚至登在《法兰克福日报》上，与托马斯•曼、安德烈•纪德比肩。
在“我”孤独的世界里，从前容不下任何人，然而在意外接触了罗拉之后，“我们”很快便走进了婚姻。一个人的空间内，突然多出了另一个人，原先自在（有时不免“放荡”）的生活不经意间发生了微妙变化。两个人的世界涉及表达、沟通、交流、分享以及一定的保密。但是对“我”来说，“我习惯了爱上一个人，然后忘掉她。当然，我不可能把罗拉忘掉。从第一天开始，我就惶惑不安。我不知道我该相信什么，该渴望什么——我非常渴望罗拉、我的家人和熟人能把我当成‘名副其实的丈夫’，但是与此同时我又心怀疑虑，担心这种努力维系出来的状态有一天会告终，就像迄今为止所有人际的、爱情的关系一样……”所谓成长，很大程度上要求让渡部分自由，给外在的社会、他者以进入的渠道和空间。“我”和罗拉，从相识到相恋，再到结婚以及在欧洲多国旅行，一路磕磕绊绊，便是成长给予的种种考验。
在欧洲的旅行中，“我”见识到了德国人表面井然有序背后的无序（或者说对无序的焦虑）、见识到了英国绅士礼貌待人背后的枯燥无聊，还见识到了法国人的复杂性（单纯的民族性格根本无法解释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悖论），但遗憾的是，没有接触到文学作品中期待的巴黎。但是，“我”收获到了不少心得，从之前的极度孤独感中慢慢得到解脱（或者说是和平相处），体会到了艺术创作中的身心自由，并最终如《荷马史诗》中的奥德修斯般踏上了回乡之旅，以文学作为终生的事业。
《一个市民的自白》内涵极为丰富，第一部家族叙事的部分中穿插了不少个人的随想与感悟，同时也稍带提及了叙述者“我”在现时世界的某些经历，也以家族多代人的各色人生为背景，逐渐开启第二部“我”的个人精神成长的优秀篇章。第二部则展现了一个作家的心路历程，或者不妨将其视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真诚自白。“我”的家族中有许多从事律师行业的杰出者，比如“我”父亲，然而，一生叛逆的“我”，最终还是违背家长选择了文学这份忠于思想、忠于内心的事业为终生志向，逃离了这个家族，最后却又在种种因素的作用下回到了故居。从孤独到自由，从流浪到定居，尽管艰难曲折，但“我”还是回应了这份颇显微妙的召唤，当然，现在的“我”，早已不是十四岁时离家出走的“我”。有感伤，也有遗憾，但更多的，或许是对生命日益充实、目标愈发明确的欣喜与安慰，尽管创伤与痛苦与之紧密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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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市民的自白》读后感(五)：文化认同感
零散地记了几条读书笔记：
“一名符腾堡的德国学生对歌德的一行诗所产生的内心情感，跟我或我在考绍和佩斯学校的同学心里唤起的共鸣是一样的。”（225页）
山多尔是最早意识到自己是”欧洲人“，而不仅仅是“奥匈帝国”“匈牙利”或“中欧”子民的知识分子之一。这句话直接击中的我内心：这两年中与一位台湾朋友相处的时间很长，我们之间的友情让我深深的体会到，大部分大陆和台湾人归根到底还是有很大的（传统）文化认同感的，我们之间的关系可以把民族大义、家国情怀这些表面上冠冕堂皇，实际上可以等同于Bullshit的东西抛之脑后。这句话之于大中华文明圈的人，可以改成“一名高雄的TW学生对苏轼的一行诗所产生的内心情感，跟我或我在郴州和北京学校的同学心里唤起的共鸣是一样的。”值得警惕的一点是，某些人将这种纯粹的文化认同感包上一层民族主义（共产主义）的外衣强加到弱势的一方。文化认同一定就要带来身份认同吗？
quot;生命在懵懂中悄然流逝，说不出的话语、我们当时的举止、沉默与恐惧，这些就是生命，真实的生命。" (90页)
“那条从世界通向我们自己的道路，漫长而坎坷，充满了这样折磨人的歧途，我们只在很久之后才懂得它的意义与意味。”（88页）
作为一名作家，山多尔可能从没想过要用笔记录大时代变迁，记录家国兴衰。他只是敏锐的捕捉到了自己生命中一个个难以让人察觉的瞬间，顺便也记录下了他住过的楼道、经过的街道、坐过的咖啡馆“发生的一些什么”。对市井生活的白描和慢镜头，有一点让我联想起《金瓶梅》。
“家乡只有一个，那个讲匈牙利语的地方。和文字命运相系的人不可能有别的家乡，只有母语。”（408页）
和我一样，家乡只有那个讲郴州伐的地方。
《一个市民的自白》读后感(六)：废墟上的亡灵（短评）
一个能够向读者把自己和盘托出的作者，无疑，某种程度上滋长着他想把读者据为己有的野心，恰如纳博科夫（？）评价詹姆斯.乔伊斯"希望读者把他们的余生都献给他的作品"。言语是沉默之中可以说出的那部分，一个没有秘密的人，通常意味着他不能把持自我抑或极度自我，前者遁迹为盘旋在废墟上的亡灵——终其一生渴望获得被献祭的形体，但他们炙热的坦诚灼烧着旁者的每一寸目光。后者，令自己想到布罗茨基，张扬极致的王者的骄傲。
译者余乐民先生评价“《一个市民的自白》以宏大的篇幅记录了一位东欧年轻知识分子的生理和心灵成长史，对内心世界的变化刻画得毛举缕析，委曲毕现，其揭露之酷、剖解之深和态度的坦诚，都是自传作品中少见的。”令余先生想到了萨义德的《格格不入》，这是我最不堪忍受的想象。两者确实有太多相似之处，沉湎于对童年和青少年事无巨细的回忆，浸溺于与母亲的种种宠爱与隔阂。一位世纪初的外省青年，面对着百年前的匈牙利，一位以精神贵族自诩回眸家族史和青春成长史的文本，哀叹欧洲文明的陨落，于我，是时间与空间的双重重负，情感与身份的双重疏远。而作者意欲力透这阴郁的光线，以“精神的抵御力”保持着对道德的忠诚，这份忠诚经过想象的联姻，尔后又与焦虑欧洲衰退的悲号交媾，炮制出一张美丽哀愁之网捕获读者，向作者的想象力效忠。在效忠之前，我已经在150页处，被这张无一遗漏的网勒得口干舌燥。
这样类似的日记体写作最好的归属就是锁在抽屉里。
《一个市民的自白》读后感(七)：马洛伊· 山多尔，一个匈牙利作家的诞生与死亡
1989年2月21日中午，美国圣地亚哥警察局接到一通电话，一个自称马洛伊· 山多尔（ Sándor Márai ）的人说要自杀，他告诉警察家里的具体位置，让他们来收拾遗体。然后，他用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88年的生命。
我试图找出他老年生活的一些片段，但是资料非常少。在1986年，死亡围绕着他，在妻子、养子、兄弟姐妹相继死去后，他陷入了一种死亡的气氛中。他的几个孙女，对于这个老人一无所知，只是周末的时候去看望他。
他的一个孙女说：“我们不说匈牙利语，我们不知道他的曾经，不知道他的影响力。”
的确，在2001年之前，没有多少人知道他。直到2001年，《烛烬》被翻译成英文小说，一举成名后，世界才知道这个匈牙利作家，马洛伊· 山多尔。而在此之前，他一直是隐形的。
1949年，马洛伊· 山多尔在日记写到“世界不需要匈牙利文学”，他认为人们喜欢外国口味的小说，而匈牙利人们是聋子。
在他的小说中，可以知道他可以德语写作，但是他一直没有放弃用匈牙利语写作，这个也是他不被广泛阅读的一个原因。即使是精通英语的帕慕克，在提问为什么坚持用土耳其语写作的时候，他回答“我只会土耳其人写作。”对于一些作家来说，母语是他灵魂。
读《烛烬》的时候，有一种衰亡、时光消逝的感觉，故事缓慢而压抑，一段跨越41年的友谊， 在垂暮之年，两人再见。通过将军的大量自述，一段埋藏在心底的秘密如同沉睡千年的火山爆发，燃烧回忆的愤怒，走向熄灭。对于友情，爱情的最后道别，是将军生命最后所剩下的灰烬。 因为这本书，记住了这个名字：马洛伊· 山多尔。
我以为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应该是一位饱经沧桑的老者，但一查记录，他在40出头就已经完成了这本书，而自传式小说《一个市民的自白》是他在30多岁出版的，这本会让人想到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海明威《流动的盛宴》，那是一个光芒万丈的20年代。欧洲从一战复苏，大批思想涌现，巴黎聚集了一批艺术家，那时的马洛伊就只是一个无名小卒。
1900年出生的马洛伊，出生在一个有钱，有地位的大家族，妈妈即使是商人出身的家庭（商人当时是被歧视的小市民），但是受过很高教育，父亲更是有名望的律师。他从小就接触各种文化教育，在最好的教育环境中成长。这种得天独厚的生活环境，的确给予他很大的成长空间。14岁的时候他就说“一开始就读莎士比亚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们藐视一切不纯的文学。”
成年后，辗转在很多个城市，进行着“流亡”的生活。年轻时候有过非常荒唐的日子，酗酒，不断的参加派对，每天醒来身边躺着没有名字女人，“一段青年时代的爱情记忆，就这样由大腿、胳膊和动作组成。”
23岁，他结婚了。他说自己生活也有出现拮据的时候，但是对于别人一个月才吃5个鸡蛋，而妻子做一个蛋糕用5个鸡蛋的大萧条时代，他的拮据可能只是“月光族”形式。他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生活随意，世界在他眼里是自由的，除了故乡。
小说的后面大部分都在讨论一个问题，为什么写作。30岁的马洛伊基本是焦虑地度日，失眠、焦虑、酗酒折磨他，他极度空虚，于是开始思考写作。
我不知道他们对我抱着什么期待，而且我对此不感兴趣，大概等待我的也没有什么，只有自我毁灭。一个人拥有过多思想，而又不迫于生活，我想他大多会成为一个作家。写作是他唯一的技能,他的成长充满了阅读和写作，他只能写作，只剩下写作。
现在，他的书被翻译成各种语言，他成为了全球畅销作家，被追赠匈牙利文学最高荣誉“科舒特奖” 。但是，他一无所知。
《一个市民的自白》读后感(八)：确认，且担荷自己的命运
在读第二部分的时候，我常常想起《布达佩斯大饭店》，想到那句经典的台词：“那个世界早在他进入之前就已经消逝了，只不过他极为优雅地维持了那个幻象。”
显然，“那个世界”指的是欧洲，战前的欧洲。海明威《流动的盛宴》里的欧洲，茨威格《昨日的世界》里的欧洲。所有这些人描述它的方式，仿佛欧洲是一个业已逝去的人类所能拥有的最美好的精神家园，梦想家的天堂。人们尊重知识和文化，年轻人聚集在咖啡馆里日夜不分地讨论文学和艺术。
“市民”阶层有点像我们现在所说的布尔乔亚。有一定的资产使他们能体面地生活，也有对精神世界的追求。马洛伊·山多尔笔下的父亲就是一个理想的“市民”代表。他写到他的死：平静，郑重，充满尊严。在病床上打理好一切，不给生者增添哪怕一点麻烦，一个真正的绅士。贵族，作为一种品格，从来不与血统和资产有必然联系。
[我们家对书籍抱着虔诚的态度，关注每本新书，而且有一本‘藏书目录’那是一个麻布封皮的硬皮本，里面记下了每本借出去的书的名字。在当时，一位市民阶层的女士一旦感到无聊，既不打牌，也不去电影院或咖啡馆，而是取出一本书阅读。我毫不夸张地说，在我们那座小城里，书籍对于世纪末的市民来说，就像面包一样必不可少。]
这样的年代我们也曾有过。人们朴素而虔诚地信仰书籍，文学，知识。90年代的畅销书可以是米兰·昆德拉，今天的畅销书，则是王后雄、俞敏洪、张悟本。从未见过反智主义像今天一样盛行，人们更愿意相信道听途说而不愿意花时间去学习最基本的知识。各领域的科普都进行得非常艰难。“民科”甚至可以成为一种职业。电视上的养生专家 ，文化学者，都是绝佳的喜剧演员，用信誓旦旦的口吻说出最荒谬的话语。
我不想简单地下结论说这是一个粗鄙的时代，但许多人确实对知识缺少基本的尊重。面对自己不了解的事物缺乏一种谦逊的学习心态。当有人表达他们不能理解的观点，用了他们没听过的词语，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这个东西我没见过，我要想办法弄懂，而是：装什么逼。这也许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自我保护，继续维持现有的状态，蜗居在既有的、熟悉的壳里。
[我所出生的那个阶层，它的文化层次在最后二十年里令人震惊地坠落，文明人的需求岌岌可危。我所学习并笃信的思想，日复一日地像一钱不值的破烂被扔进垃圾堆；从众本能的恐怖统治，笼罩在昔日文明的辽阔领域之上。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不仅已对精神的伟大造化不屑一顾，而且还把它跟日常人和市井精神的风格相对立。能够显著、有效地影响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充满了绝望；我对同时代大众的庸俗品位、娱乐与需求感到不屑，我对他们的道德观持怀疑态度，那些完全满足大众欲望的当代技术与称雄的野心，在我看来都是悲剧。]
不止一次，我在电影院里，听到有人用周围人都听得到的声音说：“这拍的什么鬼东西啊，谁看得懂啊。”通常都是一些叙事节奏慢的，不够抓人眼球的，不同于好莱坞“大片”范式的影片。这么做显然不是说给自己听的，而是为了期盼别人的认同，希望通过别人来确认：有问题的不是我，不是我的知识水平不够理解不了。有问题的是这个电影，是外部世界。他们的语气里有一种显而易见的愤怒，人感受到挫败之时的愤怒。
最近有一个教授说得很直接：“看不懂就回去惭愧、回去学习，有什么脸在这儿喊‘看不懂’？你在告诉全世界你的低能、弱智和愚蠢吗？”这当然不是说每个人都需要看懂艺术电影，这种愿景显然不切实际。愚蠢不是看不懂艺术电影，而是以看不懂为荣。
“随着时光流逝，我们变得更愚蠢了，不光更愚蠢了，同时我们更自以为是了。”
关注社会事件，却被网络热搜和意见领袖牵着鼻子走。在一本系统的、成体系的大部头和140字的只言片语里，人们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我们向来有相信“高手在民间”的传统。再加上对“官方”“正统”日益增长的怀疑和不信任，使得许多人相信“野路子”才是最好的，自学成才才是最棒的。人们不再追捧学院派的古板和高不可攀，转而追随“接地气”的公知。民众喜欢的故事是大学辍学却能创业成功，自闭症儿童画出天才画作，没受过教育的农妇写出最有想象力的诗歌。一方面这样的传奇故事让人觉得成功没那么难，别人可以，我也可以。另一方面，这也是对“权威”的潜意识抵抗。
[只要我还能写下一个字，我就会见证：见证曾有过这样的一个时代，生活过这样几代人，他们蔑视本能，高唱理性的凯歌，他们相信精神的抵御力能够遏制芸芸众生的死亡欲望……是的，我耳闻目睹了欧洲……我就像一名从惨败的战役中幸存的讲述者语调沉重地说：我想要记住，我想要沉默。]
在第一次古斯塔夫带着Zero穿过边境的时候他仍能骄傲地宣称：“在野蛮的屠宰场上还是存在文明的微光的。”第二次他就用自己的生命证明了最后一点光亮也已经不复存在。
这也很容易让人想到北岛那句著名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和马洛伊·山多尔一样，北岛也是时代的证人。在散文集《蓝房子》里，他描绘了更多和他一样的见证者的群像。这些人当然都曾是最狂热、最纯粹的梦想家，后来呢？更多的人选择走出那些疯狂的梦境，和生活和解。他们把“以后”，“有机会”挂在嘴边，认为庸庸碌碌的今天是在为将来“赎身”。可也许没有人比他们更清楚：这一天永远也不会到来了。
[我写作，因为我有话想讲出来；我写作，因为这种“生活方式”适合我的性格和精神境界；因为作家的表述能够达到最高层次的、永远无法通过生活事件传递的生命感受；因为这种生命感受也不可成为作家的目标，他必须否定它，必须将这一切抢救下来并藏到一个封闭的形式里，在那里，作品本身也有了生命，无须从周围世界汲养，也不需要亲属和信徒、成功和反响。]
我很喜欢的一个比喻：世界是一棵倒长的树，我们走不同的路，都有到达的可能。
但你总得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入口，对吗？
因此《一个市民的自白》最令我感动的不是一个人内心暗潮和时代浪潮的暗合，而是一个作家对自己命运的确认和担荷。每个人的一生中或许都有一个时刻，你终于意识到自己来到这个世上想要做什么，适合做什么，应该、必须做些什么。这个时刻可能来得早，可能来的晚，也可能永远不来。
李白写“天生我材必有用”。真的吗？用到何处去？要回答这个问题要对自我有多深的了解，对自己的力量有多少的信任，以及持续地付出，哪怕看不到任何结果。
最后希望每个能看到这里的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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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市民的自白》读后感(九)：精神世界里永远的流民——读马洛伊.山多尔《一个市民的自白》
有一类作家，他们的作品与写作的年代全无瓜葛，因为“太阳底下无新事”；而与之相反的另一类作家，要读懂他们的作品，就必须了解他的生平年代。马洛伊.山多尔属于后者。他出生于1900年奥匈帝国的贵族家庭，族谱中出过许多名声显赫的学者、官员、律师，从小受到贵族式的精英教育。1918年，山多尔正式成年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山多尔因身体孱弱未上战场，随后在德国、法国、英国求学、旅行、居住，并从事新闻写作。1928年，山多尔回到匈牙利布达佩斯居住，但其童年时代的家乡考绍和班库已在匈牙利战败后划入他国领土。1939年到1945年，二战爆发。1948年，在前苏联的文化管制下，山多尔因其左派作家身份流亡欧洲和美国，从此再未回到祖国。《一个市民的自白》成书于1934～1935年，山多尔在布达佩斯居住时期，也是一战与二战之间的时期。
翻译者余泽民先生在后记中写道，书名中的“市民”并不是现代汉语中普遍认知的那个“市民”。看完书后，我也这么认为。“市民”一词并不准确，但是如果让我提出一个更为精确的名词来代替，我却说不上来。书里的这个“我”更像是一个代表逝去的希腊精神的欧洲人，在山多尔的那个年代，许多知识份子都有着精神上的血缘关系，比如斯蒂芬·茨维格和托马斯·曼。
书中“我”在谈到自己对写作萌生兴趣的时候，写到了班库的教堂：“这座有六百年历史的教区大教堂卓尔不群地矗立在城市上空，像是几百年来围绕它涌流的一切生命与思想的核心，仿佛穿越了时光和时代，维持着城市的平衡，犹如物化的思想，远远就可以看到它在日常的喧嚣、混乱和城市噪声中昂首站立。”童年时的家乡——班库的教堂，对于成年后的山多尔，是一个维系着整个欧洲的平衡的象征物，象征着在一战后逐渐消逝的希腊精神——崇尚理性、智慧、美德。一战后欧洲旧秩序坍塌，山多尔再也无法回到童年的家园，整个欧洲也失去了这座维系往昔平衡的教堂。
对旧秩序，山多尔不乏批判，比如他对奥匈帝国阶层固化、宗教神职人员的腐朽、精英教育的僵化、上层对底层的压榨等，都有较为清晰的认识。但作为贵族家庭的末代后裔，山多尔认为自己始终“走在亡人中间”，受到家族血缘中流淌数代的“个性”的影响。山多尔在自己的家族中是个年轻的叛逆者，没有拿到大学文凭就辍学，从事“不够体面”的新闻记者工作，在欧洲漂泊十年居无定所，他过着与父辈们完全不同的生活，即便如此，他仍然是属于旧秩序中的一员。
在欧洲的十年经历，是书中难得一见光明的段落。“我”用一个旧式知识分子和异乡人的目光，审视着一战后的欧洲各国，从一个城市到一个城市，从一个民族到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这些段落中处处展现出理性和智慧的光彩。
“德国是国家秩序的经典样板，正像我们在家乡和学校学到的那样。在博物馆、火车站上，百姓家中，到处秩序井然。只是在精神世界，在德国人的心灵深处，并没有‘秩序’……”
“我钦佩他们能对生活中最轻微、最细小的触动敞开胸襟并暖流暗涌，他们懂得为自然与文明感到欣喜；我钦佩他们敢于承担情感，敢于欣赏和感动；我钦佩他们不为任何人性之事感到羞惭，不为在共同生活中的任何刻意所为和被迫之事感到羞惭；我钦佩他们敢当法兰西人，除此之外，他们敢于且能够站在怯懦硅行的欧洲人前头。”
“（英国人）他们不能忍受，因为他们感到无聊。他们的无聊是那样地自成体系，那样地神志清醒，无聊得全副武装，粮草充足，仿佛无聊就是这个民族的首要职业。……英国人无聊得就像关在笼中的高贵野兽。”
“我”把巴黎当成了第二个家，但是突然有一天，“有什么东西结束了，获得了某种形式，一个生命的阶段载满了记忆，悄然流逝，我应该走向另一个现实，走向‘小世界’，选择角色，开始日常的絮叨，某种简单而永恒的对话，我的个体与命运的对话，这个对话我只能在家乡进行，用匈牙利语。”山多尔于28岁时深感自身肩负着“精神的命运”，就是必须用匈牙利语写作，于是回到了布达佩斯居住。“我”在书中谈及许多关于写作的问题，有些观点至今仍是十分激进的，比如：作家不必真正地生活而只需“在场”，成为思想与文字的载体。
战后的布达佩斯并不是山多尔真正的故乡。“在家乡，肯定不是所有一切我都能理解；我回到一个全新的家乡，在我看来，家乡总有点像同谋犯团伙，新入伙的成员必须学会同谋式的家族黑化。”“我”在欧洲旅行时是个异乡人，回到家乡，受到法兰西自由主义精神熏陶的“我”仍然是个格格不入的异乡人。
“我所出生的那个阶层，跟迅速攀升的阶层混淆到了一起；它的文化层次在最后二十年里令人震惊地坠落，文明人的需求岌岌可危。我所学习并笃信的思想，日复一日地像一钱不值的破烂被扔进垃圾堆；从众本能的恐怖统治，笼罩在昔日文明的辽阔领域之上。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不仅已对精神的伟大造化不屑一顾，而且还把它跟日常人和市井精神的风格的对立。能够显著、有效地影响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充满了绝望；我对同时代大众的庸俗品位、娱乐与需求感到不屑，我对他们的道德观持怀疑态度，那些完全满足大众欲望的当代技术与称雄的野心，在我看来都是悲剧。有灵魂的人是孤独的，他们被迫钻进各地的茔窟，就像在中世纪怀揣密文、到处藏身的僧侣们躲避征服者的迫害那样。确定无疑的悲剧性惊恐，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一段来自本书的结尾处，大约是笼罩在一战阴影下的欧洲人真实生活的写照。人人都知道会有第二次战争，但不知道何时会来，在这样一个充满危机的关键下，精神生活的追求最先坍塌，欧洲已不再是原来那个追求“理性、智慧、美德”的欧洲。
“在社会鼎革变迁之际，不同价值观混合并行之时，有人能抓住主流意见与权力价值，而得以顺利升迁，荣华富贵也纷至沓来；而对于那些坚守旧日道德与价值观的人而言，所感受到的是格格不入的痛苦，和精神源流消逝的无奈。”（陈寅恪）马洛伊.山多尔将自己所感受的痛苦和无奈，写成了这本书——《一个市民的自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