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之夏》的读后感10篇
《革命之夏》是一本由(美) 约瑟夫·J. 埃利斯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9.00，页数：316，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革命之夏》读后感(一)：论如何有效镇压革命
一
假如一本副标题是《美国独立的起源》的书只用了八页纸（第5至12页）来解释美国革命的起因，那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这里的差错出在翻译的把握上，the birth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应该被译为“美国独立的诞生”或“美国独立之时”，因为在本书中作者的意图显然不是事无巨细的交代北美人造反的缘由，而是讲述1776年夏秋那个革命关键时刻的故事。
在埃利斯笔下，那年主要发生了两件事情，一是费城的大陆会议在冗长繁琐的讨论与政治交换中得出了“美国必须独立”这个政治结论，二是华盛顿领导的“革命军队”在纽约之战吃了一个大败仗（但仍然保持战略存在）。埃利斯将主要篇幅贡献给了后者，探讨了大陆军为什么会在纽约之战中失败以及（更重要的）英军为什么没有获得更大胜利的种种原因。
埃利斯之所以重军事线而轻政治线的原因可能在于这样一个假设性问题：假如英军在1776年7月到10月的纽约之战中全歼了华盛顿指挥下的美军（英军完全有机会做到这点），历史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美国革命有可能会失败吗？
作为知名的美国革命史家，埃利斯很敏锐的把握到，纽约之战构成一个“关键时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美国革命确实有其脆弱之处——作者指出，首先，这场革命并不是一场特别同心协力的事业，革命的中心与摇篮是新英格兰地区，其他殖民地（尤其是宾夕法尼亚和纽约）多多少少有点勉勉强强。假如英军能够在纽约顺利全歼美军，继而进军切断新英格兰与其他殖民地的联系，就有可能“枪打出头鸟”；其次，当时的北美还没有统一的民族与国家认同，十三殖民地各自为政，对于组建并维持一个具有一定权力的总行政机构与统一的军队并不热心（这也是纽约之战中美军的失败之由）。假如大陆军在纽约被一扫而空，各殖民地或许会对大陆会议与大陆军丧失信心，各自为战，给英军以各个击破的良机；最后，北美事业是草台班子，没有职业军人。假如美军在纽约彻底失败，就将丧失华盛顿这个有战略眼光的将领（很可能是唯一合格的总指挥官）以及一大批更具职业水准与战斗经验的军官与士兵，也就不会为将来的战斗留下什么战斗中坚与火种。
应该说，美国革命之所以有上述脆弱之处并非偶然。据华盛顿自己的估计，整个北美社会中支持、反对革命的人以及中立者各占三分之一。现代史家的估计则稍微好一些（革命者40-45%，反对者15%-20%，中立者35%-45%）。但不管怎么样，革命者都不占绝对多数。与这种意见分裂相称的是，在费城召开的大陆会议开的磕磕绊绊，从莱克星顿枪声到独立宣言发表一共花了一年零三个月。可见美国革命绝非一人登高、万众景从的事业。
原因很简单——英帝国在北美的治理远远没有到天怒人怨的地步，轻徭薄赋、放任自流是英国政策的典型特征。本地人生活殷实、政治清明，实在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地方。1776年6月21日马萨诸塞的一个小镇托普斯菲尔德（Topsfield）的居民在一份要求北美独立的决议中追忆道：“那时（几年之前）我们还把自己看做是大不列颠国王的快乐子民，那是我们父辈的国土，也是我们的母国。我们曾认为，捍卫大不列颠王室的尊严既是我们的职责也是我们的利益所在。我们总是出自自愿这么做的，既用我们的生命，也付出我们的财富。”这大概就是一般老百姓的心声。
那为什么北美人还要造反？此处不便展开答案，但有几本书可以推荐给大家：首先是伯纳德·贝林的《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这本书叙述了美国革命思想是如何从十七、十八世纪英国的思想资源中浮现的，十八世纪中叶英国的政治与社会动荡又是如何触发了殖民地人士的“危机”想象（从而点燃了革命的导火索）；接下来是杰克•格林（Jack P.Greene)的《美国革命的宪法根源》（The constitution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和约翰•菲利普•里德的《美国革命的宪法史》（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这两本书探讨了英帝国内的宪法争议、来源与发展及具体事宜；然后是罗伯特·图克和大卫·汉德瑞克森（Robert W. Tucker, David C. Hendrickson）合著的《大英第一帝国的衰落》（the Fall of the First British Empire）一书，这本书着重介绍了英帝国统治阶层对其北美政策的评估以及其策略。最后是拙作《帝国的分裂：美国独立战争的起源》，对英国革命与美国革命之间的继承性有所阐发。
简单的说，北美之所以独立，与其说是中国式的官逼民反，不如说是帝国内的改革运动经由反复刺激逐渐恶化走向失控的过程。当时虽然还没有“陛下忠实的反对派”这个说法，但是北美有一大批抵抗者是把自己看成是合法（也许带点灰色）政治抗争运动的参与者，而非革命先驱（很多人是战打起来了才发现自己“先驱”了）。由于大家不是抱着闹革命的心态进入到英美冲突中的，带头的人就都是绅士，与无套裤汉相比，肯定是没有那么急切追求大变革的。革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73年还在对朋友说：“并不是朋友间的每一次侮辱都需要一场决斗，并不是国家间的每一次损害都需要一场战争，同样，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政府的每一个错误和对权利的每一次侵犯也并不需要一场反叛。”1775年波士顿邦克山战役之后，仗越打越大，大陆会议还在磨磨蹭蹭的向英王递交请愿书，为此还发生了严重的内部分裂，宾夕法尼亚一度扬言要率领南部殖民地同新英格兰人分道扬镳。此外，各殖民地之间的矛盾其实很有一些。换句话说，美国革命的起始压根就不是一个独立运动，从革命动员的角度来讲，自然是非常脆弱的。按道理说，对这种情况，只要英国政府应对得当，是断然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从这个角度讲，美国革命最脆弱的时刻并不是如埃利斯所言是纽约之战前后，而是战争尚未爆发或爆发不久（直至1776年7月）这段时期，革命完全可以被英国的一次政治妥协消灭掉（日后英国在加拿大就是这么干的，效果不错，加拿大现在还是英联邦国家）。
对英国来说，不幸的是有一个倔脾气的国王当政。乔治三世不坏，但相当缺乏政治经验，认死理。在十数年的英美紧张关系中，不列颠的当权者首先是回避真正的政治问题，把北美问题简单归结为一小撮人野心作祟，把政治冲突庸俗化。在冲突显性化之后，却又实施“边缘政策”，又把政治斗争零和化。这些举动极严重的恶化了局势，北美独立运动是被外力硬生生的拧成了一股绳的。埃利斯在书中提到一个历史小细节——革命许多年以后，当约翰•亚当斯（美国第二任总统，美国革命的实际发起人）被问及“对于推动大陆会议关于独立的议程中谁的贡献最大”时，约翰•亚当斯回答道：“乔治三世”。确实如此。
二
本书作者埃利斯特别描述了一个争议人物——英军统帅威廉•豪勋爵，指出他在纽约之战中面对有利战机，没有穷追猛打一举消灭北美叛军，从而使得英国丧失了把独立战争扼杀在摇篮中的关键机遇。埃利斯指出，豪这么做首先是因为他觉得有必要谨慎使用手上的军事资源（远隔重洋、补给不易）；其次是由于豪的个人心理在起作用。他是一个“亲美人士”，希望打一场惩戒性的有限度战争（而非total war），通过展示英国的军事优势不战或少战屈人之兵。他认为自己执行的主要是一次“警察行动”，也负有恢复和平的使命（他反复试探过与美方媾和），覆军灭国固然痛快，却会永久性的撕裂英国社会（豪仍然把北美人看成是英国人），所以希望通过有节制的作战释放善意将北美人带回到谈判桌上来，也寄希望于如此战后重建方能收拾人心。
豪这么做对吗？历史已经告诉我们，豪的做法无济于事。豪的问题是，他低估了独立议程深入北美社会的程度，仍然是在用十八世纪战争的眼光来看问题，认为在战场上击败一支军队足以引起某种政治后果。但是美国独立战争其实是历史的先声，更类似于十九世纪之后的大众战争，理性计算并不起主要作用。豪会发现，被“命运”所鼓舞的大众对战争的忍耐程度非同寻常（尽管不足以致胜，但保持存在却不是问题）。埃利斯正确的评价道：“豪氏兄弟的军事策略的中心设想，也就是那种认为北美叛乱所得到的支持脆弱且肤浅的想法，被证明是错误的”。
那么豪错了吗？却也不能这么说。即使豪在纽约之战中歼灭华盛顿军，继而分割消灭了整个反抗力量，那又如何。须知华盛顿与大陆会议的失败可并不等于英国的胜利。正如豪本人所发现的，征服很容易，长久的征服却很难。
“单靠动武只是一时的办法。它也许能镇压于一时；却不能铲除再一次镇压的必要；一个国家，若需要不停的被征服，那是不可能统治的……我反对动武还有个理由，那就是：你虽然在试图保全它，却因此损害了它。你收复的东西，不再是你为之而战的东西……每当我想起我们之拥有殖民地，目的不在于其他，只为了有益于我们，则为驯服他们而使之变得无益，这种做法，我诚然愚钝，实在是觉得荒唐了点。……不满将随苦难而增加；所有的国家，莫不有国运危机的时刻，到了那时，他们固然贫弱，无所贡献于你的繁荣，但完成你的毁灭却有余力。……彻底铲除他们的民选议会，也不太可行。取代它们而治理美洲的军队，糜费将更大，效果则不如；事到后来，军队会变得像它们一样难以驾御，真也未可知。”
简而言之，在诸多战争中，内战的打法是最麻烦的。世人皆知，在这种战争中，攻城为下，攻心为上。大量杀伤敌人有可能引发报复心态，需要有节制的作战。豪值得同情的地方是，他有心无力，徒有军事成果却无政治安排辅之。诸葛亮七擒孟获之所以能成功，在于战后能够做到“不留兵、不运粮”，豪却没有得到内阁的授权，以提出一项对北美有诱惑力的和平建议。假如英方能够在战争初步胜利之后拿出一项对美大幅度让步改革帝国政治结构的方案（这种方案在胜利的时候拿出来才有意义），本来美方是有可能会考虑的。
所以问题的关键是，英国内阁对如何结束在北美的镇压行动这件事并没有什么高明的主意。他们的预计是，一旦英方显示出足够的强硬和优势，美方就会因为软弱而屈服。这可真是令人惊讶的幼稚。正因为如此，纽约之战打完了，在随后的斯塔滕岛和谈会议上，豪的兄弟理查德•豪只能对着美方说“你们悔悟吧，我们不会追究你们”这种话，结果只能是书中所描述的这幅场景——在会谈中，理查德•豪既是威胁又是悲哀的说道：“要是北美在战火中陷落，他将像失去兄弟一样为之哀悼。”富兰克林则回答：“大人，我们将竭尽所能，让您免受这种痛苦。”
注:已发表在《上海书评》。
《革命之夏》读后感(二)：装帧很漂亮，翻译欠通达
作者选取了美国独立时期一个重要的时间片断，即1776年夏季前后（5月至10月），介绍了北美殖民地独立的几个关键时间节点，托马斯·潘恩的《常识》对殖民地下定独立决心的影响，《独立宣言》诞生的过程，约翰·亚当斯在大陆会议中和政治上发挥的领导作用，英国政府对北美殖民地动荡局势的误判，调派重兵镇压导致的紧张加剧等。
在军事上，介绍了以华盛顿为首的大陆军与以威廉·豪和理查德·豪兄弟为首的英国陆海军在纽约长岛和曼哈顿的战斗过程。分析了豪兄弟对北美独立局势的判断，对战争目标的选择，对战斗时机的把握，以及对战争进程的影响。介绍了华盛顿对大陆军战斗力的无奈，纽约战守的举棋不定，对大陆军的未来和独立事业的前途的担忧，以及独撑危局的坚毅等。
纽约战役是一场有违常规军事常识的奇特战役，是一系列偶然因素机缘巧合的结果，大陆军的运气，英军指挥官的自信和放纵，使大陆军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命运，从而保存了殖民地与大英帝国长期较量的实力，同时也揭示了美国独立的必然性和不可逆转性。
大英帝国与北美殖民地的矛盾由来日久，从“汤森法案”、“印花税法”，到开征生活必需品的高额关税，殖民地人民已经反感至极，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一意孤行，宣布殖民地人民已处于叛乱状态，扯断了温和派的感情依赖，乔治·杰曼拼凑重兵镇压的军事行动，葬送了大陆会议温和派的和解计划，从而进一步促成了各派的同仇敌忾，增强了殖民地人民独立的决心。
从大英帝国的角度，殖民地应该向母国交税，尤其是经过“七年战争”，母国为巩固、扩张殖民地已经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殖民地理应为母国分担费用。而殖民地对其母国只有感情上的联系，但没有交税的义务，因为其信奉“无代表，不纳税”的政治信念。
《革命之夏》读后感(三)：线索清晰，语言平实
这本书填补了以往本人对美国独立史的一些认识空白，作者从政治阵线与军事阵线交叉叙述了美国独立的历史过程。以平实、冷静的笔调向我们呈现了美国伟大的独立事业是如何一度面临崩溃。
作者认为，使用美国革命来描述美国独立是不确切的。北美殖民地人民利用辉格党原则，反驳了英国议会对北美的征税、司法权力。该原则认为，除非是得到被统治者的认可，否则所有的政治权力都是专制的、非法的。然而，这条原则隐含了对于北美整个独立事业极大的道德风险，即奴隶制，这让北美的独立陷入了道德悖论！奴隶制成了对北美独立所宣称的价值最有力的否定，而这正是约翰·亚当斯最为忧心忡忡的地方。尤其是，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在北美的代理人邓莫尔勋爵发布了一条总令，宣布解放所有加入他阵营的奴隶，更让北美的种植园主们陷入了道德的自相矛盾！
亚当斯同时也收到了许多请愿者的请求，这些请愿者认为，对奴隶制的忽视将会暴露整个反抗英国暴君事业的欺骗性和虚伪性。从中，我们看到北美对于奴隶制两种对立的观点已经萌生了日后美国内战的主要因素！亚当斯很清楚，如果奴隶制成了大陆会议的首选议题，波多马克以南的每个殖民地都将重新思考独立的问题，这正是他所应当竭力避免的。
虽然，奴隶制问题被搁置了，各殖民州达成了独立的共识。然而，杰斐逊却在无意中将美国革命的隐含意图悄悄放了了《独立宣言》，即：
“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利，则是经被统治者同意授予的。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对这些目标的实现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予以更换或废除，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
从军事阵线来讲，大陆军是由美国的边缘人、失业者组成的。他们违抗几乎所有形式的军事纪律，这曾让华盛顿怒不可遏。共和支持者信奉民意赞同原则，而军队则是强调不容置疑的服从与纪律。并且，华盛顿认为要打败英军，大陆军就要被打造成英军式的常备军。这让大陆会议的议员们惊恐不已，这正与他们所宣扬的共和理念格格不入，强有力的专制政府与军队是对共和价值的巨大威胁！
纽约保卫战是华盛顿军事生涯中的重大失败，这场战役差点葬送了美国的独立事业。原本应持谨慎的华盛顿带领的北美大陆军采取了冒进的方案，而英国的豪氏兄弟两将军却吊诡地放弃了主动权，并数次拒绝亨利·克林顿将军提出的断绝大陆军后路，一举围歼大陆军的方案。在大陆军濒临全军灭亡之际，华盛顿将军接受了格林将军的建议，乘夜色全军撤退，而巧合的是当夜长岛浓雾密布，英国舰队要求巡逻的建议恰好被豪将军拒绝了。正是以上的巧合，挽救了大陆军，挽救了北美的独立事业。
独立战争期间，出于征兵的考虑，政府做出了对于包括向军官发放终身半薪退休金的承诺。然而，战后各州拒绝为此承诺进行征税。美国民间、媒体集体将大陆军描绘成一无是处的无赖，却将民兵塑造成独立战争的英雄！这正应证了亚当斯的远见：“人民”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有着多种声音和多副面孔的东西。
在独立的进程中，美国急于建立与法国的联盟。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将起草报告的任务委托给了亚当斯，亚当斯凭一己之力写出了《条约计划》。《条约计划》条理清晰，思想统一。几乎是在不经意间，它就确定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框架，而这一框架存在了一个多世纪。“《条约计划》是对中立和孤立主义立场的首次规范化，这种立场后来在华盛顿的离职演说(Wsshington’s Farewell Address, 1796)中得到发扬光大。这一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立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都占据着主导地位，并且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被官方放弃。它的通过造成了一个非常不合常规的局面，即这个名为“美国”的新兴实体对于自己希望如何与世界各国交往有着清晰合理的认识，但是对于“自己是不是一个国家”却缺乏某种一致认识。”
《革命之夏》读后感(四)：历史可以如此精彩
任何对于历史感兴趣的人，都应该看看这本书。表面上它讲述的是美国独立战争开始最关键的几个月，但实际上它颠覆了传统历史的讲述方式，质疑历史是否像人们习惯理解的 - 线性方式前进？还是充满了偶然和不确定？
作者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可从字里行间，你能看到他的倾向。
推远开来，想想中国历史，或者其他国家的历史，是不是我们被洗脑，接受了有人故意想要我们接受的东西？ 本书以精准的史实资料，描述了一个不一样的美国独立战争。在好几个关键时刻，任何一点偶然因素的改变，就可能改变历史。比如，在美国大陆军对撤离布鲁克林岛时，如果不是突然的大雾，英国舰队很可能发现美军的动向，把美国船只全部击沉海底。没有大陆军，美国独立势必被扼杀。
华盛顿曾经预言说，关于美国不可能的胜利的真相将永远不会写进历史书里：
“如果历史编纂者有魄力在史书中记录下这场战斗过程中不对等的军力（就美国而言）获胜，并试图把过程中令人沮丧的环境联系起来，后人多半会将他们的工作戏虐地称为虚构；因为人们不会相信，大英帝国动用了这样一支庞大军队，征战8年，居然会失败 …… 而且将他们打败的军队在人数上少得多，它的士兵总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没有报酬又缺乏经验，时不时还要经历人性难以承受的各种悲痛。”
最后说一句，本书翻译还算OK，但有几处明显错误。
第六页页首，”该原则认为，在没有得到本人同意的情况下，不得对任何英国公民征税或要求他们服从法律。“
这像是明显的错误，英文原文应该是： 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想收税，得先选出代表我们的（国会）议员）。这句话非常著名，英国的宪章革命，主要围绕着这一点。1689年的《权利法案》限制国王权力，保证平民利益。
49页，帮克山战役，”被消灭的一万多名士兵。“
这个错误有点不可原谅，Bunker Hill 战役，英国损失一千多人。这一点前文也提过。
总而言之，如果你不方便阅读原文的话，本书值得收藏。
《革命之夏》读后感(五)：《革命之夏》读后
何谓“革命之夏”？约瑟夫·埃利斯在其著作《革命之夏：美国独立的起源》的开篇如是说道：“如果赋予夏天以更为宽泛的定义，那么1776年的夏天可以说正是美国历史即将展开的时刻。在那一年5月到10月这段时间里，人们达成了对于北美独立的一致意见并正式宣布了这一决定。他们首次提出关于美利坚共和国的蓝图设想，直面并巧妙应对了足以影响这个国家未来的那些难题。而有史以来最庞大的海上舰队也不远千里跨越大西洋来到这个地方，打算将北美的叛乱扼杀在摇篮中，它们后来差那么一点点就成功了。”从这个层面上来说，“革命之夏”指在这样一个紧张的时间节点上，大陆会议的代表们和大陆军的军官们作出了一系列决策，在后果难料的情况下，这些决策并非经过深思熟虑，而是被迫做出的。这意味着，一场革命正在酝酿和发生。
这个故事有两条相互交织的叙事线索，通常它们因为各自不同进展而被独立记述。第一条线索是政治方面的，它讲述了北美十三个殖民地是如何联合在一起，并一致达成脱离大英帝国的决定，主要角色有约翰·亚当斯、约翰·迪金森、托马斯·杰斐逊、本杰明·富兰克林等。第二条线索则是军事方面的，它讲述了长岛和曼哈顿的故事。在这两个地方，英国职业海陆军给由业余人员组成的北美军队以一系列毁灭性的重创，却错失终结美国革命的良机，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主要有北美殖民地的乔治·华盛顿、纳瑟内尔·格林和英国的理查德·豪、威廉·豪两兄弟。作者认为，事实上发生在同一时间的政治和军事这两条主线相互影响，必须放在一起才能理解当事人经历的一切。在6-7月间，出于对英国准备入侵纽约行动的憎恶，政治上北美达成了一致意见；对长岛和曼哈顿的争夺不仅仅局限于军事行动，更重要的在于争取民心的舆论和政治竞争。
随着革命的展开和进行，“英国的陆海军是不可战胜的”和“北美独立的事业是不可避免的”这两种信念彼此产生了冲突。从今天来看，这两种信念都是正确的，但是放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之下，则没有如此一目了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拥有绝对优势的英国陆海军在将领豪兄弟所制定谨慎而局限的目标，以及对所面临的挑战从根本上的错误理解中，屡屡错失良机，在长岛和曼哈顿战役中永远地失去了彻底摧毁大陆军的机会；大陆会议为确保在独立问题上达成坚定的一致意见，在一些原则性问题上作出了妥协，譬如奴隶制问题等。《革命之夏》便是埃利斯尝试讲述美国革命诞生的故事，在革命初期一系列政治和军事事件，随着革命的推进不断影响了领导者们的所有决策。伴随革命始终的有两个显著特点，即一种源于中世纪骑士的独特的荣誉感，以及“一片空白之地”，在统一民族国家建立前的地方性和区域性的忠诚，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美国革命”是一种具有误导性的说辞，它有意无意地强化了政治统一性，低估了计划以北美人民为名义从军事和政治上作出集体回应的大陆会议和军队领导者所面临的困难。
到1776年春，英国军队与北美殖民地军队已经交战整一年，双方伤亡惨烈。5月，华盛顿领导的人员混杂的民兵——此时已称大陆军——迫使威廉·豪从波士顿撤退，华盛顿业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英雄。远在费城的大陆会议则是另一幅景象，会议代表们的态度极为奇怪，大部分代表认为撤退的英军并非乔治三世的军队，而是“内阁的部队”，“英国政府内阁在采取行动时并未让国王知道”，这种虚构性说辞实际上维持了殖民地与英国王室之间的联系，为和谈的开启提供了可能性。不同于大陆会议中的迪金森为代表的“温和派”，华盛顿和他的军队为之献身的，唯有北美独立“这项事业”，它是对既成事实的合法化，他坚信大陆会议的同仁迟早会明白和认同这一点。英国政府内阁的策略则是，对大英帝国进行局部重组，给予北美殖民地一部分对自身事务的控制权，作为回报要求北美殖民地重新对国王宣誓效忠。尽管这种方案在两年后进行了实践，却已失去了最佳时机。
冲突源于1765年的印花税法案，实质是统治权问题的分歧。大英帝国认为议会拥有向北美殖民地征税及为它制定法律的权力；北美殖民地人民则通过半神圣的辉格党原则进行驳斥，他们指出在没有得到本人同意的情况下，不得对任何英国公民征税或是要求其服从法律。支持这一点的现实情况是，北美殖民地在英国议会并无一席之地，因此议会通过的法令对其无效，北美殖民地人民只需遵守本地通过的法律即可。两者各执一端，争论在1770年代早期陷入了僵局。1774年波士顿港的“茶党事件”给英国在马萨诸塞实行军事戒严的机会，也缓和了两种对立观点。英国议会彼时最有影响力的议员都反对和北美殖民爆发军事冲突。上议院意见领袖威廉·皮特谴责将冲突军事化的决定，他认为北美殖民地十分珍贵，应当撤出英军，给予北美殖民地人民所需一切；带有辉格党价值观色彩的英国下议院的埃德蒙·伯克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指出北美殖民地人民仍拥护英国内阁政府所提倡的价值观，北美人民在冲突中更占优势，甚至会赢得可能爆发的战争，因而英国政府应该极力避免这样一场注定失败战争的爆发。
在北美殖民地的大陆会议内部，由于种族构成、宗教信仰和政治上都更为多样化，“和平共存”的宽容原则得到普遍重视；加之英国政策直指马萨诸塞，大多数温和派代表来自宾夕法尼亚和纽约等中部几个殖民地。大陆会议激进派代表约翰·亚当斯对温和派代表迪金森建立在期待有一位能够接受和解的国王的思想嗤之以鼻，而1775年末至1776年初一系列事件表明，乔治三世并非这样一位国王，正是他的一意孤行断送了大陆会议中温和派的和解计划，在他发表自己要“脱离”北美而“独立”时，他的朝臣亦步亦趋支持自己的君主，至此任何政治和解的道路都不复存在了。1776年1月，英国人托马斯·潘恩的《常识》的出版，在殖民地引起轰动，它直指英国王室，是对乔治三世的总起诉书，昭示了彼时英王计划大规模入侵北美的计划。正是这本小册子让大陆会议中支持宣告北美独立的人从少数发展为多数，为取得北美人民支持革命的公开共识，约翰·亚当斯这位脾气火爆的激进派展现出了谨慎和保守的革命派的真正本色，他想要精心策划一场史无前例的由他自己引爆的革命。
但是，亚当斯的妻子阿比盖尔首先预见到，在正式宣布独立之前，北美殖民地先得建立一套新的政治体制，以避免独立后的无政府状态。各个殖民地的首要任务是调整各自政府体制，以适应共和制原则。亚当斯起草的《关于政府的思考》的章程，提出了一个英国式的“混合制宪法”的共和制版本，蕴含着的制约平衡原则与三权分立原则，是后来联邦宪法中核心特征的早期雏形。5月12日和15日，大陆会议分别通过了由亚当斯起草的正式决议和序言，这是走向独立的重要一步，它不仅仅是对于大英帝国权威的拒绝，而且对于创立新政府以取代不合理的英国统治这一需要进行了肯定，因而鼓励人们公开宣布一个独立的北美共和国、共和制联盟的具体形态。但是，亚当斯同时也害怕独立战争会在事实上成为美国革命。这种担心源于，殖民地以方坚持认为，除非得到被统治者的认可，否则所有的政治权力都是专制的和非法的，奴隶制、女性权利、劳工阶层的工匠和技术工人等议题的提出，都是革命的构成因素。华盛顿将部队从波士顿调往纽约，以抵抗英军的进攻；弗吉尼亚代表托马斯·杰斐逊站到了亚当斯阵线，构成了革命的最后一块碎片。
从军事上来看，三倍于英军的北美大陆军最终迫使英军从波士顿围城撤退，终打破了“英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这被北美新闻界视为一场重大胜利，其象征便是华盛顿。人们自然对率军南下纽约的华盛顿英雄抱有期待，无论从外形还是心理层面来看，这种期待都是合理的。不过，一个始终萦绕在革命始终的矛盾开始显露出来，即北美爱国者所宣称的为之战斗的价值观，与职业军队所要求的纪律文化互不相容。前者信奉“民意赞同”这一核心原则，认为“常备军队”会严重威胁之；后者制度化的不容商讨的服从精神和常规化的压迫思想，则让华盛顿意识到必须采取英军的职业军队模式才有机会去的战争的胜利。这对矛盾虽始终无法得到解决，华盛顿却化身北美走向共和制的象征，他本身即意味着不言自明的真理，任何争论显得不必要。
不过华盛顿从持续九个月的波士顿围城中认识到，他所率领的大陆军既未体现出大陆性，也不是严格的职业军队。最狂热的爱国主义者新英格兰人构成了大陆军的九成人数，但是也对剩余来自其他殖民地的一成同伴产生了不信任感，显然不利于军队的团结。大部分参军的是拥有自家农场和家庭的人，包括自耕农，以及社会最低阶层的前契约制佣人、失业的工匠和新来的爱尔兰移民，无论从着装还是行动上来看，他们都难称职业军人。从技术层面上来看，他们缺乏纪律和团队凝聚力，也无任何作战经验；但是作为志愿者，他们满怀热情，爱国和爱自由的思想，让他们立志为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而献身。这种当时被叫作“军事狂热”的思想后来被称为“76年精神”——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种精神后来在大陆会议公开宣布北美独立之前便消散了。
抛开大陆军表面显示出的爱国言辞，及对其业余军队身份浪漫的光荣化表达来看，成立不足一年的大陆军尚未建立起一套供应食物的集中制军需系统、输送战备和衣物的军需部门、制定卫生医疗等细节事务的规章制度，乃至军官的待遇问题、军事法庭的程序和行军训练的统一规定等标准化程序。寻求大陆会议支持的华盛顿不出所料地碰了壁，因为他力图建立的永久常备军让大陆会议感受到了威胁，因为它是北美人民强烈反对的典型事物。由于各殖民地的联盟是地方性的，参加大陆军成为人们服役的最后选择，因为大部分人效忠于自己所在的殖民地，并且能获得更高的待遇。受制于军事经验的缺乏，北美大陆军选择军官的范围极为狭小，华盛顿和查尔斯·李这两位经验最为丰富的将领之间爆发了冲突，通过不断积累实战经验而获得晋升的纳瑟内尔·格林和经由书籍获得聪明才智的亨利·诺克斯，被华盛顿挑选出来，委以重任，尽管彼时他们经验严重不足。对于他们所要防守的纽约，尽管它的战略意义极为重要，却也是一个极难防御的地方，完全掌控海洋的英国海军可以肆无忌惮炮轰纽约港的任何地方，加之纽约是北美殖民地中亲英派比例最高的地区，美国革命从叛乱走向了全面战争。
英国的乔治·杰曼勋爵对北美殖民地的叛乱有敏锐的感知力，若能占据纽约港则可以从陆地上彻底摧毁北美叛乱，他唯一担心的是一旦形成持久的拉锯战，分散的英军的力量将会被慢慢耗尽，因而选择了将新英格兰作为集中攻击的目标。他选中了豪兄弟从海陆分别发起攻击。而此时，波士顿的大陆军尚未形成全面的作战方案指挥作战，华盛顿甚至隐晦地承认，北美战略方案将会由英国的战略方案所决定。无论英国方面选择什么样的战略方案，华盛顿都需实施防御。随着时间的推进和英军的近逼，华盛顿从种种“不详”中开始期待奇迹的降临。5月底6月初，华盛顿应邀参加费城的大陆会议，得知魁北克的北美军队首次遭受完败的消息，五人委员会对理查德·亨利·李于6月7日所提交的决议进行商讨后，建立了新的战争与军需委员会，任命约翰·亚当斯为委员会主席，亦即事实上的战争部长；此外，还重点关注华盛顿阻击即将来临的入侵所需的额外援助，而忽略了对纽约是否需要守卫的探讨这一根本性问题。华盛顿深知，大陆会议对大陆军的溢美之词早已超过了言过其实的程度，豪的军队可能会在北美独立问题得到决定的时候到来，要求独立的政治力量不断高涨，促使人们守卫纽约的信心进一步膨胀。在返回纽约前，华盛顿从费城得到了派兵增援的承诺，并且受命逮捕长岛的亲英派，在哈德逊河和伊斯特河制造防御工事；返回纽约的第二天发布给缺枪的民兵以长矛的命令。
一边英国军事力量不断集结，它所展现出来的迅猛有力证明了英国皇家海军无与伦比的强大实力；另一边，北美政治力量则在不断发力，敦促殖民地议会就独立问题进行直接表决。英国内阁和北美大陆会议看待这场危机的方式是不同的，前者是帝国式的，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后者则是民主制的，是自下而上的，仰赖基础广泛的大众的支持，从实质上来看，这是帝国的压制性力量与羽翼渐丰的共和国的民授权力之间的对抗。北美殖民地的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7月9日宾夕法尼亚和纽约终于决定同意独立，大陆会议最终为支持北美独立的忠实爱国者所掌控，独立被代表们视为最紧要的事情，其他问题留待日后讨论。在此期间最重要的行动则是6月中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6月28日被五人委员会呈送给大陆会议全体议员，除了纽约弃权外，其他12个殖民地代表一致通过了弗吉尼亚决议，7月4日通过了修订草案，8月2日多数成员签署自己的姓名。颇有意思的是，代表们将辩论的重点放在了对乔治三世的控诉上，而并未对《独立宣言》文采斐然的起笔做任何讨论，而这段文字则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55个字：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利，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
这段话被视为“美国信念”的起源。直到1859年，亚伯拉罕·林肯对这份文件的阐释达到了顶点：
“向杰斐逊致以最高的敬意——在一个孤立民族为争取民族独立而进行斗争的真实压力下，他有着充分的冷静、远见和才能，在一份仅仅旨在革命的文件中，道出了一条抽象的真理，并因此让它备受尊崇。它认为，无论是在当前还是在后世，它都将对暴政和压迫再次出现的征兆形成谴责和阻碍。”
作为对美国最根本原则的核心表述，《独立宣言》中关于天赋人权的部分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在起草委员会将《独立宣言》呈给大陆会议的同一天，即6月28日，威廉·豪将军率领首批9000人马出现在长岛海面，极大地震撼了北美军队；7月2日在大陆会议开始就独立进行投票的同一天，豪的军队开始登陆；7月4日，登陆行动完成，同日《独立宣言》向全世界宣布。由于消息的滞后性，华盛顿并不知晓费城的投票事宜，而是在7月2日总动员中集中展现自己的个人风格和修辞技巧，可与杰斐逊相媲美。
英国军队和北美大陆军虽都是志愿者参军，却有着极大的不同，主要区别在于年龄和经历。英国军人平均比北美民兵大8岁，且有7年的从军经验，远高于北美君的不足6个月，有的甚至没有任何从军经历。真正开始战斗的时候，没有经历的北美军士兵很难经受住残酷的场面。华盛顿为了鼓舞自己的军队，从参展动机上做文章，指出英军不过是为了金钱而战斗的雇佣军，北美的士兵则是为了独立这一崇高的事业和目标而奋斗的爱国者。显然，这种半宗教式的舆论宣传并不符合事实，尽管英军中有黑森雇佣军，但是英国士兵们之间是兄弟团队，准备好迎接共同的敌人，部队代表的就是他们的家，他们已经做好了不惜一切代价捍卫荣誉的准备。这里只是战争中对舆论的控制和利用的一例。
在豪率领2万英军到达长岛之后，派信使将乔治三世和英国内阁的进行外交谈判的提议信件交给华盛顿，但是在与华盛顿的助手约瑟夫·里德相遇之后，因为信件称呼“乔治·华盛顿先生，或诸如此类”，不符合实际，因而被拒收。豪未按照职位等级称呼华盛顿尽管是一个象征性事件，却准确反映了这次外交困境的本质。杰曼明确指示禁止豪将北美人视为与自己平等的人，甚至从根本上来说是在缴械投降前禁止和谈。这些都未能削弱华盛顿坚定的反抗态度，反过来惹怒了豪，一方面是杰曼给予其权力空间过于狭小，另一方面则受到了华盛顿的公然轻慢，后来他再一次做出尝试，未能成功阻止双方的开战。作为18世纪最广为人知、最著名的美国人，本杰明·富兰克林通过极具个人特色的信回复了豪，巧妙地对调了英国和北美殖民地的角色，兼表达了理查德·豪所处位置的无望的同情。此时乔治三世展现出自己对北美的臣民尚保留着的一种充满仁慈的好感，只要他们撤销独立的决策，解散自己的部队，拒绝承认大陆会议和大陆军中的激进头领，就给予北美殖民地大多数民众以宽容，并准备聆听某种合理的政治改革框架的提议，以满足自己的臣民。这当然未能被北美殖民地人所接受。
在战备过程中，北美大陆军遇到了巨大的麻烦。时值收获季节，许多农民出身的士兵拖到很晚才现身部队，有的甚至根本就未出现；在集结的部队中，因为水源污染，曼哈顿和长岛的士兵接连爆发痢疾和天花。为重振旗鼓，华盛顿再次发出动员令，以提振士气。为配合军事行动，约翰·亚当斯准备在北美独立运动发起前为各殖民地联盟制定一份稳妥地政治纲领。这份完整合理的计划的本质缺陷在于，在确保统治独立自主的国家之前，便可建立独立自主的政府。这种不合逻辑的推论准确地反映出了伴随独立问题的巨大胜利而来的人们的自信，这种过度自信源于无知，以及对华盛顿能力的错误信任。当时的大陆会议代表中很少有人能接触到真正的信息，普通大众则更无途径打探消息，坊间传闻华盛顿极好掌控纽约局势，对北美大陆军源源不断地补充兵员等信息，实际上都是谣言。两边对军事胜利的看法也截然相反，英国只需在纽约取得一场决定性的胜利，让自己的两支部队在哈德逊河会师即可结束这场战争；而在北美看来，除非将自己所有人口征服，否则英国无法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在军事行动展开的同时，大陆会议从每个殖民地指定代表加入委员会，商讨《迪金森草案》，并制定《邦联条例》，组建各州有主权的资源联盟。代表们在三个问题上存在根本分歧。其一，北方各殖民地与南方各殖民地之间在奴隶制问题上存在的地区对立；其二，大小殖民地在代表权问题上的分化；其三，支持建立主权州联盟的人与拥护建立更为稳固的国家联盟者之间的论争。这些政治和宪制等根本性问题的讨论一直持续到了南北战争。1776年盛夏的对立争论标志着，在大陆会议中左右争议的的影响性因素已由道德转为利益。换句话说，一定要打败豪兄弟，一定要赢的美国的独立。仅凭一己之力，恐怕很难完成这个目标。
7月18日一个负责规划美国外交政策的委员会公布了由亚当斯起草的条理清晰、思想统一的《条约计划》，确定了未来一个世纪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框架。而在当时，希望得到法国的援助。令人意外的是，《条约计划》反对任何与法国的外交和军事结盟，这源于在1776年7月亚当斯和费城的其他代表并未认识到法国的军事和财力支持是击败英国的必要条件，对大陆军盲目自信和补给方面的错误估计，尚未展现出来。此外，亚当斯还担心法国想要重新取得之前失去的北美殖民地，因而提前堵塞这种可能性。因而除了1778年不可避免的法美同盟之外，美国外交政策的立足点是中立，这是《条约计划》最具远见性贡献，在华盛顿告别演说中得以发扬光大，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为官方所放弃。
英国方面，豪兄弟采用拖延战术和分化战术，为取得完全制海权与对手周旋，华盛顿被迫分散军队。英军副司令亨利·克林顿建议从曼哈顿发起进攻，从而阻断大陆军的逃生路线，全歼大陆军，这个绝佳策略被豪所否决，从后来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这也意味着英国丧失了在北美叛乱初期就将其终结的机会。对于以领土而非大陆军为目标的豪来说，他在本该主动进攻的时候选择了谨慎的策略；意在保卫纽约的华盛顿则恰恰相反，本该谨慎的他选择了冒进的策略。
当战争真正打响的时候，大陆军士兵的普遍反应是恐惧和逃离，在某些角落，驻守的大陆军士兵顽强作战，连英国人也承认他们的战斗气势令人印象深刻。初战过后，双方都夸大了对方的伤亡情况，比较准确的估计是，双方各有三四百人伤亡，大陆军的死亡人数更高。经此一役，大陆军的斗志已经完全崩溃，军纪难存，战争优势已经完全倾向于英军。豪并未乘胜追击，他倾向于将叛乱看作一种不幸的误会，费城激进者和英国政府不了解情况的官员，共同将这种误会升级为流血事件，他更希望成为一位与北美殖民地兄弟达成和平协议的政治家，而非纵横沙场的英雄。尽管华盛顿与大陆会议回绝了这种可能性，但是“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始终是豪所希望的途径，他希望在英国胜利不可阻挡的前提下，有限度地展现英国的军事优势，“有节制的作战”，减少自身伤亡，而非克林顿所希冀的迅速摧毁大陆军，从而避免之前与爱尔兰和苏格兰的野蛮冲突所造成长达几个世纪的仇恨。大陆军在英军的包围中挚友三种选择：要么投降，要么接受全军覆没的命运，要么跨过伊斯特河逃亡曼哈顿。出于个人荣誉，华盛顿很难接受逃亡这唯一的选择，他宁愿战死，也不接受撤退。
托马斯·米夫林将军等迫使华盛顿作出撤退的决定。一万人要迅速通过一英里宽的水流湍急的河流，堪称战争史上最高明的战略撤退，其核心在于使诈。只有少数军官知道真正计划，大部分士兵以为要去进攻英军驻地。期间本应最后撤退的米夫林军队被意外下达命令在中途撤退，差点葬送了原本有序进行的计划。英军对此毫无察觉，并且对风向的转换也未注意，亦未派军舰出航巡查。理查德和他弟弟威廉一样，此时将全部精力放在如何同北美达成外交协议。最后在大雾的掩盖下，大陆军以3人中途落伍的代价，实现了从三倍于己、训练有素的英军眼皮底下神奇撤退一万人的壮举。除了诧异，英军普遍印象是，大陆军的斗志被彻底击垮，豪将军的所有行动目标都已达成。美军战败的消息缓慢传到了大陆会议，但是在随后的总动员中，爱国主义说辞并未发生改变。
大陆军显然经历了一场耻辱性的惨败，在政治和心理层面对北美叛乱的领导集体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战后大概有一万大伦民兵做了逃兵。华盛顿则对报告进行了处理，隐瞒了受损的程度，尽量控制军事溃败给舆论造成的突然冲击。尽管未能控制自己部队在战场上的行动，华盛顿将希望寄托于更广阔的舆论战场上的人们对战争的影响的认知。约翰·亚当斯、本杰明·拉什、本杰明·富兰克林等人努力掌控政治趋势。豪在驻地迎接了亚当斯、富兰克林和拉特利奇组成的大陆军使节团，终未能改变北美大陆军的态度。威廉·豪明显缺乏主动性，源于他战略优先，而且华盛顿斗志涣散的军队已经无处可去了，在英国人看来，北美的叛乱已然被镇压，剩下的就是一些清理行动。
此时休整过来的华盛顿才意识到决定守卫纽约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他不知接下来该做什么。纳瑟内尔·格林请求华盛顿接受两个现实：其一，保卫纽约的决定是一个错误，现在需要意识到这一点并阻止北美继续蒙受损失；其二，华盛顿需要放下荣誉感驱使的“坚守作战”的本能，服从于更大的政治需求，即大陆军存活下去。9月7日，华盛顿召集战时会议，决定守卫曼哈顿，这表明他已经决定牺牲自己和大陆军、以身殉国了。不过一周后，情势的变化让华盛顿改变了主意：其一，大陆会议明确了不准烧毁纽约市的命令，并将是否守卫纽约的问题交给华盛顿进行思考；其二，豪将军仍在等待他哥哥的消息，并未表现出要在华盛顿唯一逃跑路线集结的意思；格林说服了军官另召开战时会议，以重新考虑守卫曼哈顿事宜。这次会议最终决定放弃纽约市的所有防御，集中兵力于国王桥这唯一逃跑路线。这意味着新的首要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让大陆军保存下来。华盛顿很不情愿接受之。因为比起他自身荣誉，大陆军的覆灭可能会让北美独立陷入危险，因而华盛顿必须让自己的本性服从于这个更大的目标。
9月16日大陆会议经过投票，给予华盛顿和格林以所需一切，这一集体承诺，为华盛顿提供了一支必不可少的常规军，作为一份象征性的政治决议声明，无论华盛顿的军队在曼哈顿发生了什么，北美的事业所具备的兵力来源都是永不枯竭的。这足以给英国政府造成了极大的震动。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个承诺是无法遵守的，因为它的实施仰赖于各殖民地的通力合作，而各殖民地倾向于支持自己本地的民兵部队，因而无法征集到6000人的大陆军，而且一份强制性的草案违背了大陆会议代表为之奋斗的共和原则。从根本上来说，所有殖民地政府在北美独立问题上是十分坚定的，但是涉及到为大陆军出钱出力的时候，各殖民地优先保护自己的公民，它们不愿再将主权交给大陆会议，好比抗拒英国议会的统治权，各殖民地只有在追求自己的合适目标的前提下，才会在独立问题上达成一致。
争取民心是双方都力图达到的目标，在北美，新闻界在报道时有意选取了有利于大陆军的报道，而且刻意更改、虚构了一些不存在的战况，重点报道大陆军英勇善战，少有报纸提到从伊斯特河逃亡曼哈顿的情况。新闻界并未客观公正报道长岛战斗情况，也未揭露大陆军内部的突出问题，对于“这项事业”的忠诚完全战胜了传统对真相的定义，甚至导致新闻诚实成了叛国罪行。这样，除了置身事中的纽约之外，其他殖民地的美国信念完全没有发生动摇，普罗大众完全不知道大陆军士气低落，更不知道他们正在输掉战争。
在逃离曼哈顿中，英军和大陆军双方的统帅都选择不听从自己部下的建议，选择了错误的战略。大陆军向北逃亡的过程中，恐怖笼罩的大陆军混乱不已，在基普湾华盛顿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军队，要不是里德强行把他脱离混乱的现场，华盛顿几乎被英军俘虏。尽管逃亡极为狼狈，大多数大陆军还是抵达了安全阵地，死伤、被俘虏的大陆军仅占少数。豪兄弟则轻而易举占领了纽约市和纽约港。在后来战斗中，英军在哈勒姆高地遭受到了纽约战役中的第一次失败。这也帮助华盛顿在动员中提振自己手下士兵的士气。再一次，北美报纸略过基普湾惨败不提，大书特书哈乐姆高地的光荣胜利。战败的情绪终得以平息。
尽管大陆会议再三重申不允许烧毁纽约市，9月20日晚，1/3的纽约市化为灰烬，一群自诩为爱国者的人烧毁了这座城市，华盛顿表示自己对此一无所知，可能只是一场意外。大陆会议在理解了基普湾溃败的含义之后，得出结论，大陆军实际上已经不能再被称为军队了，迅速取胜也毫无希望，要取得胜利，须得依靠一支有能力与英军一决高下的军队，因而须有一种“新模式”、“新的组建”。要实现这个目标，大陆军需要扩大到至少拥有6万士兵，且大多数人必须承诺“在整个战争期间”服役，以消除对民兵的需求；要华盛顿呼吁的维持持久战争，必须沿用英军的模式实现制度化；鉴于上层和下层军官团队严重不足，需实现华盛顿及其手下所提议的所有改革。同之前的情况极其相似，现实情况正好相反：这种提议无法获得实现，华盛顿只能依靠民兵，体制改革也无法一蹴而就，高级军官缺乏的问题尽管突出，也无法迅速解决。
随着夏季转入秋季，大陆会议继续充当临时国家政府的角色，决定着关于战争的所有事宜，随时准备支援华盛顿；但是，这种支持仅仅存在于口头层面，无法转化为现实。造成这样结果的原因，部分源于殖民地会议权力不受大陆会议的约束，大陆军本身存在的问题亦欠缺迅速有效的政治手段。华盛顿了解并理解这种现实；更糟糕的是，一些逃兵开始投奔英军，看起来豪的策略开始产生效果，美国独立事业也开始出现裂缝。豪迟迟不动手彻底击溃大陆军，因为他认为这支军队定会不攻自破。恐怖和失望的情绪迅速蔓延，眼看漫长的战争即将到来，大陆会议的领导们达成了共识：对华盛顿的支持，以及北美独立不容谈判。代表们还得展现出他们对于这种情绪的免疫力，亚当斯从历史寻找依据，富兰克林力图寻求法国的援助，拉什从精神病学的角度引导信念，威廉·威廉斯通过神学展现精神力量的作用。
10月24日，大陆军最后一批落伍士兵逃出了包围圈。本来守卫纽约是一场本质的决策错误，给美国造成了一场潜在的大灾难，但由于豪兄弟外交优先的考虑，迟迟不肯发起进攻，给了华盛顿足够的时间撤退、布置防卫，这场灾难终得以避免。对北美来说，这是战争初期的结束，大陆军从最艰苦的时期存续下来，华盛顿在随后的行动中再未将大陆军置于如此险境。华盛顿终于意识到，他的目标不是赢得这场战争，而是不输掉它。对英国来说，这是战争末期的开始，豪兄弟战术高明，却贻误战机，有意识地未将叛乱扼杀在襁褓之中。经此之后，大陆会议不再接受任何来自英国的和谈提议，北美独立的信念并未受到战争不利的影响，只被视为短暂的挫折和上帝的安排。但是，对独立的一致意见尚未转化为对于建立联邦的一致同意，地方性、各殖民地之间以及地区性的联盟仍然是首要形式，国家政府和大陆军体现出的统一的政治军事权力，是与美国革命的根本原则背道而驰。这样，始终处于边缘地位的大陆军是难以取得战争胜利的。革命之夏造成了后来长久冲突，英国因为政治原因无法获胜，北美因为军事原因与胜利无缘，后来的发展过程即建立在1776年夏天所形成的战略框架之中。
华盛顿指出，大陆军的坚忍不拔精神是北美最终取胜的根本因素，大陆军才是北美叛乱的战略中心。经历纽约守卫战，华盛顿开始深信天意，他笃信上天掌控事态的发展，这是一种天定论的认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支持着他的行动。事实上，大陆军勉强生存下来，各殖民地出于自己利益需求，对共和原则的坚持，从未提供给华盛顿所需的人力和财力支援。与战时报道中极尽渲染大陆军的英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战后养老金补偿问题成为新闻界关注的焦点，他们文辞激烈，几近污言秽语，抹黑身经百战的军官和士兵，甚至直言“如果他们真如自己所称是有道德的人，那么用道德作为对他们唯一报酬就可以了”，大陆军的重要角色是大多数美国人最不希望去纪念的东西。
事实上，1776年夏天所发生的一切，我们无法知晓全部细节，无论是大陆会议就某个问题的辩论，还是发生在战场上的所有细枝末节，鲜有被完整系统记录下来的。为数不多的材料，包括当事人的笔记、手稿、书信、回忆录等，除了对事件的记述之外，还夹杂着相当多的虚构成分，正是在这种虚构外表下，民兵被描述成了这个故事里的明星。通过这些夹杂虚构和真相的史料和作者的想象，为我们呈现出1776年夏英国和北美的政治和军事较量，以及这种对抗背后的原因和影响，所有的细节和事件都有可能改变历史进程，遭受意外失败的英国方面甚至采取了强行遗忘政策，他们希望时间可以让伤口自行愈合。后人出于各自的立场和所掌握的材料以及自己的史观，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叙写这个夏天的故事，因为它实在太重要了，也体现出太多的信息和原则性问题，这是埃利斯将《革命之夏》以军事和政治两条交织的线索呈现给我们的重要原因吧。
《革命之夏》读后感(六)：一个“标准的奇迹”
本书再次揭示了一个道理，即事情的经历者和事情的回看者得出的结论，往往有着天壤之别，亲历者并不知道结果会怎样，回看者是由结果倒推原因。然而很多历史事件，它就是没有原因的。
八年北美独立战争，令人关注的往往是波士顿倾茶事件、萨拉托加大捷、以及最后在约克镇的胜利，但是这本书却将视角投向了1776年夏天关于纽约城的防守，并以此为切入点，概括了北美大陆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分歧与结合。
华盛顿率领着一支兵力严重不足、武器装备落后、未经科学训练、军官几乎没有的所谓大陆军，在纽约城展开了防守，他本人将其视为军人至高无上的荣誉，甚至于做好了为即将建立的美利坚合众国捐躯的准备。但是另一方面，英国的豪氏兄弟，却将政治谈判视为第一选项，一再错失全歼大陆军的机会。与此同时，大陆会议也正在召开，在这次会议上，亚当斯等人虽然表现出了对华盛顿军事行动口头上的无限支持，但另一方面却为"要保持州的独立，还是建立更加团结的邦联"争执不休，并且基于自由和开放，建立一支常备军在当时成为违背了这一理念的想法，实际行动上的支持也几乎是零。
英国想要的是赢，美国需要的只是不输，但按照当时双方天差地别的实力，仅凭这一点似乎也难以解释北美独立战争为何最终的结果是美国真的取得了独立。英国将其视为莫大的屈辱，而华盛顿自己也将其解释为上帝的意志。
该书利用了一名纽约战争的亲历者，当时只有15岁的马丁的回忆录，通过一个普通士兵的视角，描述了战争发生时，参与者的迷茫无助。事情哪有回看者分析的那么理所当然，历史永远是存在无尽的变数。
《革命之夏》读后感(七)：大国的诞生
“要是北美在战火中陷落，我将像失去兄弟一样痛苦。” “大人，我们将竭尽所能，让您免受这种痛苦。” ——1776年9月11日，斯塔滕岛谈判上理查德·豪勋爵与富兰克林的这段对话，也许已经预示了英国武力镇压北美独立革命的军事行动注定要失败。 北美大陆具有极为广大的战略纵深，要通过武力征服这样一片大陆就不可避免地会将战线拉长，随之而来的就是军需补给难度的直线上升，直至崩溃。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翻越阿尔卑斯山兵临罗马城下的汉尼拔就遇到了这样的难题；而拿破仑战争期间俄罗斯巨大的战略纵深同样让拿破仑吃尽苦头最终铩羽而归。 而战争的性质也决定了英美双方的不同处境：美国大陆军只要不输掉战争就意味着胜利；而英国军队作为进攻方则必须赢得这场战争。 因此纵使具备军事实力上的优势，英国要纯粹通过军事行动赢得胜利也会非常困难，这也决定了英军在北美的这场军事行动的目的是以强大军事实力作为威慑的局部战争，而不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全面战争，以武力征服这片大陆。 一生戎马的理查德·豪勋爵深知这一点，他从始至终都没有放弃通过外交谈判手段达到他的政治目的。然而他严重低估了独立思想在北美的深厚基础，斯塔滕岛谈判上的那段对话也没有给他带来清醒的认识，并最终将他拖入全面战争的泥沼。 这场战争中最大的争议点就是如果在纽约战场上理查德·豪一鼓作气追击并重创溃败的大陆军，是否能够动摇独立思想的根基，进而改变战争的走向？可惜，历史不会给我们答案。 直到这场战争的结束，美国的政体仍处于初始阶段，13个自治州各自为政，联邦政府的力量十分有限，这也是华盛顿难以组建一支专业化常备军的原因。不过关于美国政体完善和成熟的过程，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让我们把话题交给托克维尔，用他的著作《论美国的民主》来作为这个故事的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