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试着理解这个世界的读后感10篇
《我想试着理解这个世界》是一本由郭宇宽著作，台海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页数：248，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近几年，我特别烦心灵鸡汤类的读物，一听到 “不要抱怨社会，要问你的内心深处”之类的鸡汤味太浓的话，我会产生不愉悦的生理反应。生理反应这个东西很奇怪，不由理智的控制，是中枢神经的条件反射。
早在于丹之前，我们就有众所周知的鸡汤教主，我还记得他的一首诗：“不是苦恼太多/而是我们的胸怀不够开阔/不是幸福太少/而是我们还不懂得生活/忧愁时，就写一首诗/快乐时，就唱一支歌/无论天上掉下来的是什么/生命总是美丽的。”无法形容这种被称作是诗的东西，让我倒胃口的程度，这些连鸡汤都算不上，没什么营养，但又口味很重，最多算是鸡精汤。
这几年开始学习内观的方法，经常反思自己的情绪是怎么一回事，我确实有必要问一下我自己的内心，为什么鸡汤味让我如此反感。不知是不是因为我年龄长了，再读朗费罗的诗，也读出了一股鸡汤味，感觉是和李白杜甫什么的没法儿比。但其实仔细一想，美国本身就是一个鸡汤味很浓的国家，说美国文化的主流就是肤浅的大众消费也不为过。最早的《心灵鸡汤》商业模式，就是杰克？坎菲尔他们几个人搞出来的，这个家伙是世界级鸡汤教父，我在网上听了几段他的演讲，无非也就是讲几个小故事，融和了唐骏式的成功学，再加上些汪国真式的诗意，再有些于丹式的浪漫。不过确实算是个挺好的产品，我听了他的演讲，倒也并没有什么反感。
《我想试着理解这个世界》读后感(二)：富二代才该学卢安克
现在中国有些富二代，现在已经有学卢安克做善事了,比如那个卢星宇，还有听说像刘永好的女儿之类的都比较热心，当然那些有钱人的孩子穿着时尚，一条皮带可能就值几千，去做慈善，就像戴安娜王妃访问难民营一样，难免比较惹人注目。
惹人看不惯也是难免，特别是中国很多人还习惯于觉得搞公益的就该穿得补丁摞补丁的，但社会应该有个慢慢的从不习惯到宽容，到习惯的过程。同时对那些富二代也是一个学习吸收正能量的过程，他们口含银匙出生，假如这个社会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越是有钱人家孩子，越是应该参与公益，不用用卢安克的苦行标准要求大家，哪怕最初真有人是出于赶时髦作秀，也会多少触发他们对社会的思考，理解自己对同胞的责任。未来他们中出现中国的卢安克也是很正常的。
还可以吧~~在人群中，也有像这样具有大公鸡气质的人，他们在中国常常显得很孤立。像茅于轼、贺卫方这样的人。就像那只大公鸡一样，在万万人之中都显出与众不同。他们活出了体面，但真正肚子里，天地良心，没捞着什么食，跑来跑去，都是为了别人的事情在操劳。
而有的人就喜欢摆出一副在人民群众中的姿态，大家喜欢听什么调儿就唱什么歌，甚至头不梳脸不洗，打扮得比底层更底层，显得特有良知地高调唱得山响，其实暗地里一点儿实惠都不放弃，闷声大发财。在中国当下，这样的人更容易受到大众的欢迎。
我总是觉得，广大中国老百姓培养起对真正精英的鉴别力和鉴赏力，是我们谈民主和宪政的当务之急。
《我想试着理解这个世界》读后感(四)：关于美国小费问题
在美国碰到小费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几个美国人都说觉得付小费是很自然的事情，压根儿没考虑过这个问题，要的人理直气壮，给的人理所应当。
各种服务环节要用钞票来作润滑剂，这种习惯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其实并不陌生。只是我们从来不用讨好普通劳动者，我们需要贿赂的是更加强势的人物。作为中国人都知道，找政府部门办事，要给具体负责的人好处，否则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找医生做手术要给医生塞红包，否则没准把手术刀留在你肚子里；孩子上学要给老师付钱，放学以后就会给你的孩子吃小灶；记者也不是省油的灯，参加新闻发布会得拿一笔车马费，否则不发稿。这些收入完全符合小费的定义，而且大家也觉得这种收入很合理，拿得脸都不红。如果你问他们为什么收受贿赂？他们会跟你解释，中国政府官员、医生、教师、记者也是人，工资都太低，跟外国没法比，不找点外快，怎么养家糊口呀？
《我想试着理解这个世界》读后感(五)：关于我想试着理解这个世界
无论面对任何赞赏推崇或是误解敌意，我只有一个态度——将心比心；无论研究任何群体，农民工群体还是商人官员，我不在乎阶级,我只有一种立场——将心比心；无论对任何文化现象作解读，儒家，基督教 还是穆斯林，基督教新教还是哲合忍耶，我只有一个窍门——将心比心。
众生都是平等的，只不过我们的习惯、价值观乃至灵魂被不同的环境塑造，这是我们每个人各自背负的业力。
感觉书没什么新颖点，从南都报上都能找到。写了很多年的社会现状，集册成书的~不过读读，回忆回忆过去的社会热点，还是可以的。生活总是前进，省的忘记了过去~~总之，改书还是可以吧，一般吧。。希望作者能写出更多更好的书。。还是挺期待新书的~~
《我想试着理解这个世界》读后感(六)：图书中的一些观点我还是比较喜欢的
一：
生存的压力和竞争几乎是残酷的，如果你要投身的事业不是有很好的赚钱前景，你就不得不做好“你以为你做好了，但其实还不够”的思想准备。未来家里的开销怎么办，除非你干脆出国去，否则这些都是坚守在这个国家的人所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二：
中国老百姓上访都是穿得越破破烂烂越好，以唤起社会的同情。而一百多年前的英国，看那时候的图片，哪怕农民要是请个愿，也是西装革履戴着礼帽的，这才叫不卑不亢，什么时候中国到了这么一天，咱们千万别大惊小怪。
三：
在西方社会里，最优秀的学生都去经商，其次是做学问，再次才去当公务员；而中国是完全颠倒的，最优秀的学生去考公务员，其次往学校里挤，最差的只好去经商。大学市场成为一个高度封闭的高福利市场，缺乏有效的竞争。
四:
中国当前的土地制度不承认私人是土地的所有者这一延续了几千年的最自然的产权安排。对政府来说固然有其好处，政府成为了垄断性的一级土地开发商，这个如意算盘打得很好，无论是城市和乡村，只按照地上建筑面积给予补偿，而不承认在居民手中土地的价值。
五：
我年幼时也曾觉得孔乙己可笑，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更能感受到作为知识分子的标准，孔乙己身上固执的、纯洁的、银子一样可贵的品质。鲁迅的作品，让我很明显地感受到尖刻而不是深刻，因为鲁迅明显缺乏感同身受地理解一个在天翻地覆的时代坚持自己的读书人。
六：
今天出来一些年轻人做新红卫兵和新纳粹，并不太可怕，常常是一些头脑简单的情绪爆发，浇两瓢冷水就好了，而一个教授，一旦走火入魔，爱上“文化大革命”，把一些偏执的个体经验，转化为学术追求，除了指望其内心的自省和超越，别人都无法帮得上忙。
七：
我所感受到的交大最宝贵的传统就是教授可以“骂校长”，我读大学的时候并不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地方，我心目中的大学就该是这个样子。我经常知道有教授对学校的管理提出很尖锐的意见，搞得校长书记很难堪。
八:
什么事也不干，找一个地方，脱光了膀子晒太阳的，肯定是北欧人或者英国人；带着遮阳帽从事户外活动，或者喜欢在树荫下看风景的，一般是平时不缺太阳的美国人、澳大利亚人；排着队，安静地观看风景的，肯定是日本人，到了一个地方，狂拍照片的，一定是中国人。
《我想试着理解这个世界》读后感(七)：救救教授吧~
人格分裂并不是一种罕见的现象，只要有足够的自省意识，几乎每个人身上都会找到人格的自我冲突，只是程度有差别。很多人如果对自己并不较真儿的话，两种甚至更多重人格可以同时存在，人格分裂而互不冲突。
但是，对以思想作为志业的知识分子而言，这种人格分裂带来的折磨就会非常地痛苦。
这些知识分子的思想缺陷不像一个卷着胳膊上阵的红卫兵或者纳粹冲锋队员，他们的非理性很容易被识别，而知识分子却往往会把其非理性深深地掩盖在理性和学术的包装之下。红卫兵和纳粹冲锋队只会大声喊口号来表达自己立场的坚定，而一个知识分子会写出厚厚的著作，以庞杂的引经据典，以客观的姿态来论证其其实像红卫兵一样充满偏见甚至邪恶的立场，并巧妙地掩饰自身的矛盾。
今天出来一些年轻人做新红卫兵和新纳粹，并不太可怕，常常是一些头脑简单的情绪爆发，浇两瓢冷水就好了，而一个教授，一旦走火入魔，爱上“文化大革命”，把一些偏执的个体经验，转化为学术追求，除了指望其内心的自省和超越，别人都无法帮得上忙。
《我想试着理解这个世界》读后感(八)：郭宇宽：广场舞与群体性性格
最近到公园散步，经常能看到很多中年以上的人占据着公园的各个角落，唱歌、跳舞、扭秧歌，往往声势都非常浩大，有些群体达到上百人。这种现象最近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因为中国现在有很多人移民到国外，在广场上跳舞唱歌的节奏已经蔓延到了纽约。有一些年轻人很看不惯这种现象，把这些人称作“大妈”，一个非常有特色的称呼。
这些人为什么特别容易在广场上聚集起来呢？在我看来和中国的另一个现象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在这个知识爆炸时代，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化古国，人们却不爱读书，这是一个令人尴尬的现象，但背后却有更深的原因，就是人们只是单纯为了获取知识功利性地读书，而没有独立的思想。
爱读书的人是能够耐得住寂寞的人，一个人在孤独的时候能够安静下来，使自己的心灵有所寄托，也是人的一种能力。而广场上聚在一起的人们，应对孤独的能力就稍微差了一些。但是，如何理解为什么被我们称作“大妈”的这个群体特别不能面对孤独？我觉得跟她们的成长经历肯定有某种内在关系。
这种现象在下一代中会不会改变呢？我觉得未必，现在的中年人、青年人也许看不上这些大妈们在广场上跳舞，他们现在可能是在跑马拉松、登山、打牌，然而，这些同样是一种群体性行动。我甚至想，如果中国人持续一代一代的阅读量低、不爱自己独处思考的民族性格，过几十年也许会出现这样一种景象：在公园里一群现在的新兴人类变成了“大妈”后，也在跳群体舞，差别只是可能伴奏的不是东方红而是双截棍，未来会不会这样呢？
《我想试着理解这个世界》读后感(九)：1.我们住的不是房子，而是建筑面积
中国当前的土地制度不承认私人是土地的所有者这一延续了几千年的最自然的产权安排。对政府来说固然有其好处，政府成为了垄断性的一级土地开发商，这个如意算盘打得很好，无论是城市和乡村，他们可以强制征收居民的哪怕世代居住的土地，只按照地上建筑面积给予补偿，或者以青苗费的名义象征性补偿，而不承认在居民手中土地的价值。国家所有，其实就是地方政府所有，这些土地到了政府手里，转手卖掉，就可以获取暴利。
为了和这种荒唐的体制博弈，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养成了疯狂盖房的习惯，他们忘记了泥土的气息，忘记了什么叫“留白”，只有他们所占据的每一寸土地都变成“建筑面积”，他们才会产生产权意义上的相对的安全感，不会在拆迁征地时吃亏。为了这种安全感，他们愿意牺牲生活质量和幸福，因为在拆迁和征地的不安全之下，幸福是一种奢侈品。
渐渐地，这个习惯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传染到了坐奔驰住别墅的大款们，追求建筑面积成了一种中国特色的心理强迫症，中国的商品房都以建筑面积为单位来销售。
如果没有在中国生活经历的人，会很难理解，为什么中国人现在近乎歇斯底里地追求房屋建筑面积。而这些和住宅的幸福、舒适程度并没有直接关系，那些主人通常一年都住不了几天的别墅，也抢着要再扩建，似乎眼前有一块花园绿地，就让他们感到不踏实，非得全盖满房子才能睡得着觉。
让这种私人不能拥有土地产权的制度继续下去吧，渐渐地，我们中华民族会成为一个和世界上所有民族都不一样的特殊物种。
在我们中国人的概念中，我们住的不是房子，我们住的是建筑面积。
《我想试着理解这个世界》读后感(十)：为什么这一代人不乐意为知识付钱
关于这一代人不乐意为知识付钱，回望历史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这种习惯与历史上曾走过的极左路线有某种关联性，当时有些人通过一系列言论在道义上给体力劳动者一个情感上的吹捧，把他们抬到一个很高的地位，而与此同时通过攻击知识分子进行层层贬低，创造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对立，从而否定知识工作本身也是通过劳动来创造价值这一事实。
其实做知识工作并不比农田或工厂中的体力劳动轻松。这一点我深有体会，要写好一篇论文，需要查阅大量资料，花费大量时间思考分析文章的内在逻辑，那种伏案工作的辛苦并不比在田间地头或是工厂干活轻松。由于知识分子所做的这种工作，在过去一段极左的岁月里被刻意贬低，导致社会产生了一种反智倾向。所谓反智倾向，就是嫉妒甚至贬低别人的才能，以及对勤勉、修养与智慧的不屑，具体表现在人们认为获取知识是一种非常轻松的事情，也正是如此知识工作由于不像体力劳动那样需要流汗，所以被认为是没有价值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