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学札记》读后感10篇
《讲学札记》是一本由钱穆 讲授 / 叶龙 记录整理著作，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9.80元，页数：18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笔者入读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时，受业于钱宾四师，逢有先生之堂上讲课及学术讲演，必详做笔记。爰将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三年间，凡钱师所讲，有语意精辟者，每次整理一二十条，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誊正后寄呈钱师删削斧正，或添加三两句，或增减一二字，有整条删去不用者，亦有多条一字不改者。约有百余条。暇时捧读，觉对学习文史，甚有得益，且启发亦大。遂于钱师在一九九○年八月三十日病逝后，商请师母胡美琦女士允诺后，稿送台北“《中央日报》”副总编辑兼“中副”（即“中央副刊”）主编梅新先生，亦认为此讲学札记极具价值，并同意以“钱穆老师讲学粹语”为题。遂自同年十月某日起，排日刊载于“《中央日报》”“中副”版。
钱师生前致笔者之手札中，亦曾同意未来寻索札记积累日多时，或可出书成册，以供后辈青年学习参考之用。正如钱师所云：“此类札记，如赵翼《廿二史札记》，于后人极有用。”老师生前亦有意作《新廿五史札记》，或《宋史札记》、《明史札记》等。惜笔者当年未听钱师所讲秦汉史，师亦未开宋史或明史等，不然必可寻索得甚多札记。今自老师讲学粹语所采集整理成文者，自不限于一史或众史，乃包罗经史子集各类，已成范围更广思路更阔之经史子集讲学札记。然钱师生前不愿为书名题笺者，乃纯出于自谦。然吾屡读老师札记，觉字字珠玑，极富学术文化价值，予以公之于世，以便后学参考，定名为《钱穆讲学粹语录》，当属名实相符也。
今将钱师亲笔删改“讲学粹语”刊于卷首，从钱师所删改的文句，亦可知钱师如何改文章，有助吾辈作文。寄送给钱师的粹语二十二页纸，共一百一十余条。其中一字不改者有二十五条，只改一或二字者计有十六条，两者相加得四十一条，尚不及一半。正如钱师所云，写作札记虽短，然亦非易事也。以上全卷为师删去十一条，今顺次抄列于下：
·某日余在台北购得陆贾《新语》，穷一晚一晨之力读毕此书，觉书内问题颇复杂。书中并提及公羊与谷梁。余疑公、谷二书必有所自。其始绝非汉人凭空捏造，且思如有谷梁，必当在公羊之前。
·陆贾《新语》是否可靠，颇待考证。余读此书时，随手有札记，觉其书甚为可靠，如欲为文发表，则问题颇多，牵涉颇广。
·如撇开《明夷待访录》不谈，则章实斋“六经皆史”说不能血脉相通。盖实斋此说，乃根源于《明夷待访录》。
·余尝劝青年，当先读“曾文正公家书”、“曾文正公家训”，及其所编之《十八家诗钞》。
·余甚爱好宋明理学，喜朱子，亦喜阳明；所抱憾者，厥为彼等均主力争孔孟道统一点，盖学孔孟者，均为孔孟门徒，自不必斤斤于门户之见也。
·学朱子者，未必十年能成；学陆王则更恍惚不易摸捉。余意学阳明可先读黄梨洲书，学象山当先读李穆堂书，当不失为一可行路径。为学可有宗主，惟不可有门户。
·宋史、明史、清史等正史均不甚佳，当重写。
·李叔同留学日本，习音乐。回国后，曾在中央大学任教，甚得同学爱戴。后出家为僧，过严肃清苦生活。做大和尚者，因舍弃其舒适之生活，进而过其不舒适之生活，此即宋儒张横渠①所云“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之谓也。
·关于义理之学之文，不能遽下评断，盖义理之学，甚难有是非之标准定论故也。
以上十一条，虽钱师亦在课堂讲过，但为钱师删除者，有的固然无甚意义，如“手指有长短”一条便是。又如“李叔同”一条，亦非张横渠所云人当于贫贱中有成，而并非指只限于出家信佛也。又如师云宋、明、清史不甚佳，后之史家尽可重写，但旧史亦不妨并存。此属在下浅见，不过读之仍可得益，如何揣度，随读者自便可也。
不过，可顺笔一提者，乃有关《国史大纲》一条，在下加一案语云：“今人东海大学教授徐复观②君尝为文自记，某日在大陆时，曾请教黄冈熊十力氏③，读史当选何书？熊氏答以古人著可读王船山《读通鉴论》，今人著可读钱穆宾四著《国史大纲》。又西南联大文学院长某氏，于并时学者少所许可，惟于宾四师《国史大纲》，推赞不绝口，其尊崇可知。”但为师全段删去，盖案语并非札记，体例务必严谨也。
叶龙
二○一三年四月六日写成
①张横渠：张载，字横渠，宋代知名理学家，其所著《西铭》一文，为民国时代公务员必须背诵之文。
②徐复观：国民政府时期曾任蒋中正之少将侍从官，后师事熊十力氏。
③熊十力：熊氏曾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兼任教授一门“儒学”，时钱穆师为北大历史系专任教授。
（本文为本书繁体版序二）
《讲学札记》读后感(二)：读《钱穆讲学札记》笔记
这书之前在豆瓣炒得很火，买到手后发现粹语只有一百一十条，不到六十页，剩下的是书信跟回忆文章，不免有些失望。匆匆扫完后的感觉是，前面的粹语还是有点意思，但后面叶龙先生的文章就不免尊师过誉了，以至于从吃香蕉的独特方式上都可以谈出一大通道理，颇无聊。一百五十页的书，三分之二的内容是掺了水的，打分三星不能再多。
●论学：
如撇开《明夷待访录》不谈，则章实斋“六经皆史”说不能血脉相通。盖实斋此说，乃根源于《明夷待访录》。（序二，P7）
学朱子者，未必十年能成；学陆王则更恍惚不易摸捉。余意学阳明可先读黄梨洲书，学象山当先读李穆堂书，当不失为一可行路径。为学可有宗主，惟不可有门户。（序二，P7—8）
欲考《礼记》成书之年代，有一方法，即将《礼记》拆散，就其四类再告细分，从而定其时代。余意《礼记》当出于孟荀之后。（P5）
陆贾《新语》无非喜说无为，但又不违背儒家。陆贾文中无疑存有道家意味，似将儒道两家思想汇在一起。故如肯定陆贾乃一儒家，颇有问题。秦汉以后之儒家变化极大，乃沿袭《吕氏春秋》之路而下，已杂糅融合有各家之思想。（P5）
学者苟欲懂得王学，须先读《阳明年谱》，不当先看《传习录》；阳明如不早死，可能有王学之第四步、第五步之转变。江右王门所讲，甚有道理。（P6）
学者如欲学阳明良知学，首当从自己日常生活悟起，空言无益。（P7）
阳明之学非不可讲，然甚难普遍提倡。吾人苟欲研究阳明学问，须先了解其生活历程。清儒讲阳明学者，吾最喜李二曲。二曲著作亦多。如欲了解阳明，当先读其年谱，再读其诗文，继而读《传习录》，则能了知阳明一生及其学术精神所在矣。如读李二曲书，亦当本此意寻之。（P7）
苟能精读一书，自能启发自己之识见聪明。朱子教人首先读《大学》；阳明开始亦读《大学》；王心斋成学前无师友，平时只看《大学》一篇。（P7）【入门时，导师教导我：为学而成名者，立身处往往窄，以专书研究而成名。】
讲黄梨洲思想渊源，特须注意刘蕺山，因两人实有精神相通之点，此点唯章实斋说得最明白。（P7）
余最喜黎洲《明儒学案》之自序。（P7）
每一个民族，均有其人人必读之书。自朱子起，六百年来人人必读之书为四书。《论语》、《孟子》为我国两千年来必读书。《大学》、《中庸》则为六百年来所定。余意《庄子》、《老子》亦当为必读书，固儒道两家已有两千年历史，对中国文化影响深最久。（P8）
朱子定《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为四书。四书固当读。余意今日人人当必读《论语》、《孟子》、《庄子》、《老子》四本书。姑名之曰“新四书”可也。（P8）
中国人之道理，万变不离其宗，均包含在《论语》、《孟子》、《庄子》与《老子》四本书中矣。（P8）
凡一著作，其序与凡例极重要，当先注意。（P47）
任何学问，均须考据，然于微言大义，学术源流及正变得失之三者，实为首当注意之事。（P48）
初做学问，当先以别人之学问为主。如此始有传统师承。（P48）
学问似有两途径入：有凭空盘旋而入者；有得古人一语勤加钻研深究而入者。（P49）
余自动做学问无师授，引我入门者，乃自读韩（愈）欧（阳修）文始。（P49）【钱穆学术自古文入，可见《宋明理学概述•自序》。】
做学问须有良师启导，益友切磋，无师友乃人生一大苦事。（P50）【自有豆瓣，无复有此苦。】
孔子论学问，约之可有三途径：—为历史文献之学，子夏子游是也；一为政治之学，此即行道淑世之学，子路子贡是也；一为修己立身之学，此即传道待后之学，颜渊闵子骞是也。唐宋八家虽主文章，然其所抱修齐治平之道，亦已均在其中，实不出上述孔子之三途。初学读古经籍，不如先读姚鼐《古文辞类纂》较易得益。（P51）
做学问犹如经商。须谨慎，不迈大步，不使亏本。遇有机缘,亦可发财。人生最佳之训练莫如做学问，人生最大之野心即在做学问。（P52）
学者当虚心服善，尤不可文人相轻。尤以人文学者，更当虚心，更当服善。切不可以学阀自居。做学问已达某一境界者，当抱老子所谓“知我者稀，斯我贵矣”之态度。亦即孔子所谓“知我者其天乎”之意。（P52）
为学着重积累功夫，不可自欺，不尚空论，亦不当跨大步。（P53）
余于清儒，颇不欣赏龚定庵、康有为；而喜章实斋、陈兰甫。（P57）
余于清代学者，最所欣赏者，厥为顾亭林、章实斋、陈澧甫三人。顾氏生于明末，能洞见当时学风之弊，并加挽救；章氏之可贵，在其不专主考据，不追随当时风气，而能加以矫正。陈氏指示后人做学问之道，甚见功绩。此三人所著如《日知录》《文史通义》与《东塾读书记》，皆不朽之作也。（P57）
清初有三大儒，为孙夏峰、李二曲及黄梨洲，三人均为豪杰之士，其中最伟大者，厥为李二曲。（P58）
刘蕺山为挽救王学流弊，所论诚意之学极扼要。（P58）
余特欣赏章实斋讲学术源流。章氏论学，得力自《明儒学案》各篇之序，此为其大史识。（P58）【与本类第一条参看。】
●批门户之见：
余甚爱好宋明理学，喜朱子，亦喜阳明；所抱憾者，厥为彼等均主力争孔孟道统一点，盖学孔孟者，均为孔孟门徒；自不必斤斤于门户之见也。（序二，P7）【学可有宗主，不可有门户，此意书中屡屡申之。】
近八百年来，学术上有程朱陆王之争，有汉宋之争，而所争均以朱子为中心。陆王反朱子，然并未触及朱子之真面貌；汉学家反宋学反朱，亦未能说出朱子真相。黄梨洲、百家父子及全祖望三人完成《宋元学案》。然黎洲属王学，其讲述朱子便有所偏；全祖望亦偏于陆王，故《宋元学案》乃以陆王立场反朱子者。学者苟单从《宋元学案》来了解朱子，便难免有所偏。（P6）【此条可与《文史通义•朱陆》参照。】
学者如单从陆王研究理学，便不能了解朱子；然如本朱子立场来反对陆王，亦非是。盖朱子讲学在前，本不为反陆发也。又如站在朱子或陆王一边来看宋学，亦不能得其全，学者不可不注意。（P6）
讲义理之学，各有各的讲法；有程朱亦可有陆王；即一师之下，其从学者，亦可各有不同。如求见解之—致性，则义理不如史学；史学又不如训诂考据之学易得一致。（P49）
孔子之道，人人均可学；可有异同，然却不可可有门户。（P49）
陈澧兰甫谓为学可以有宗主，但不可有门户之见；世有所谓截断众流之说。如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之道，迨孟子之死而不得其传。今世持此单传之浅见者，比比皆是。余喜前者而恶后说，盖狭隘门户陋见，非儒者为学之态度也。（P50—51）
●论义理、考据：
关于义理之学之文，不能遽下评断，盖义理之学，甚难有是非之标准定论故也。（序二，P8）【义理之学，在钱穆看来是有关思想的学术，故难讲是非。】
讲义理之学，不可一概避开考据不谈。如姚际恒作《礼记通论》，将《小戴礼》四十九篇一一找出证据，是其精细处。此即义理与考据并重也。（P5）
王阳明讲良知，并非讲大学；刘蕺山讲诚意，亦非讲大学。我所谓讲义理，不必兼讲考据者在此。（P6）【义理是生发性的，借助已有的思想资源，产出新的思想，故不必以旧说为的。】
读古书当考究古代文字之用法。识字是小学，训诂、考据亦是小学。故先应读文字学，读通古文，才能通古代典籍。（P12）【文字、训诂、考据是小学，不提音韵。】
清代讲汉学最有名者当推王怀祖、引之父子及俞曲园。王氏父子有《经义述闻》及《读书杂志》二书，俞曲园仿《经义述闻》作《群经平议》；仿《读书杂志》作《诸子平议》。上述四本书乃研究国学者所必读。（P12）【不提惠栋、戴震、段玉裁，却捧王念孙父子及俞樾，钱氏所持的评价标准很有意思。】
胡适之先生写《中国哲学史大纲》，说要感谢王、俞诸先生，否则读不懂古书。故读古书当先学小学，才能明思想义理。（P12）【上一条可是受了胡适之的影响？】
余谓：“训诂明而后义理明”一语亦不很对。如“诗言志”一语，其意义并非如字面般简单。“言志”两字有问题。倘使不作诗而作别的更能言志，则不必作诗。故“言志”二字并不简单。故光是通小学与训诂仍是不够，当再学考据，扩大其研究范围。（P12）【钱穆认为文字、训诂、考据的范围是逐步扩大的。】
又如“学而时习之”、“颜回好学”，照训诂言，“学”者，“效也，觉也”。单是作如是解释，已嫌不足。应进一步作考据。宋小程子十八岁时出“孔颜所好何学”一题，直传至今。但此题已非单凭训诂所能讲得明白。吾人当读通全本《论语》才能找到答案。故论义理之学，清不如宋。（P12）
又如老子所言：子所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当读通《老子》五千言才能明白。已非单纯靠训诂所能解释，王、俞诸先生亦未能讲明也。（P12—13）
做学问当分考据（含训诂）之学与义理之学二途。如《论语》中论“仁”，当将《论语》全书归纳之才可解释，不能单靠训诂。清人阮元作《论语论仁篇》《孟子论仁篇》，此法仍是不妥。朱夫子曾说，难道不讲到“仁”处，便与“仁”不相干吗？因此当读通《论语》、《孟子》全书，才可作解。故释“仁”字，清不如宋。（P13）
太偏重汉学，则成为科学的死头脑，不会活用。但宋学家专重义理，则头脑失之粗疏。故今人做学问，当兼重两者，始可进一步发挥更佳之成绩。（P13）【汉学具有科学的性质，是当时的普遍看法，现在已不能这样认为了。】
学考据之学较易，学宋学则较难。即使兼学考据与义理，亦仍有不足之处。清人云：“积字而成句，积句而成篇（章）。”此言乍听颇对，但一个字不止一种讲法，乃有两种或多种讲法。故必须先懂全篇大意，再解释个别之字，才可讲通。故姚鼐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也。（P13）【念念不忘姚鼐，钱穆受益于桐城古文深矣。】
读古书当具备三条件：一考据，科学头脑是也；二义理哲学思想是也；三辞章，文学眼光是也。（P14）
做学问必须知有一条路，此路乃为康有为所破坏，康氏不讲义理，而讲经学。讲经学，又是纯为发表己见。吾人不可走康氏此路，而仍当讲义理。（P47）【钱氏看来，义理是思想的学术。谓康氏不讲义理，讲经学，是不以康氏所作所为为学术，只看成政治上的别有用心或价值判断先于学术。】
义理之学之价值远在考据之学之上，然求义理亦不能废考据。（P48）
清儒姚鼐惜抱、戴震东原均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此意甚是。余意讲义理，亦不可撇弃考据。孔子尝谓《周礼》吾能知之，《殷礼》则文献不足。可见孔子办亦讲考据。阳明作《朱子晚年定论》，亦是考据，只所考疏略而已。故余谓考据之学不能无义理，义理之学不能无考据。又当讽诵文章，为学庶不致多有偏倚。（P49—50）
今人研究学术，考据必不可少。且当知今人为学，考证已超清人之上，此点亦当注意。（P51）【在获取文献、摆脱价值判断等方面，现代人确实胜过清人。】
●论文：
余尝劝青年，当先读“曾文正公家书”、“曾文正公家训”，及其所编之《十八家诗钞》。（序二，P7）
八股文巧妙处，在能扣准题目，正反均不离题；桐城派古文最大巧妙亦在此。（P43）
八股文有一特重之点，即全文均须切题，一字不可支蔓；世有蔑视桐城派文者，以归有光、方苞均为八股文名家故也。近人如章太炎最不屑桐城文，然其晚年主张为文须学桐城。因桐城派古文，凡作一题，必能扼要深入题旨，却无支蔓之病。（P44）
作文当善为剪裁，只说一题旨中心。如欧阳修写《新唐书•艺文志》序，全文中心仅得一句。（P44）
开始学写论文，不可太简要，当详细考订辩论。（P47）
初学写论文，题目宜小，且不可可牵涉太广。（P47）【硕论就是好高骛远的实例，吃亏大了。】
写论文当兼重义理与考据。（P47）【文献学亦要讲理论、讲思想。】
今日当重通才教育，宜教学者多读书。写论文只是一种写作之训练，而做学问则不宜专重此点。（P48）
●论史：
宋史、明史、清史等正史均不甚佳，当重写。（序二，P8）
刘知几评《史记》甚幼稚。（P18）
研究历史，不可忽略人。当知有五度空间。即在四度空间上再加进人的精神，至于第六度，则属神的方面，然此已非史学观点矣。（P20）【四度空间是长宽高加一维时间。又钱穆还是相信神在一定领域下可讨论？】
商在安阳（河南）。周在丰镐（陕西）。自周赴商要从黄河摆渡。周击败商后，商之箕子逃往今之韩国。此事虽难找得证明，但绝对可信。韩国人亦自知。可见中韩早有关系。（P21）【传说故事，不宜当真。】
商代之政治势力东至今日之韩国，西可管辖周侯。由此可推测，此时商在南方当亦有其政治势力。为时约有三百年，可见商规模之大，文化之高了。盖政治亦文化表现之一，进步到如此状况，至少要几百年。（P21）
周朝人跑出东方有两条路线：一条出函谷关，可到洛阳；一条出武关，可到汉水、淮水。再而可到南阳（湘）、襄阳（鄂），再经汉水、淮水到长江流域。故周是“剪商”。周推翻商政权后成为新王朝。但仍封商后裔于安阳。（P21—22）【湘字疑误，或当作豫？】
武王灭商后二年崩。其子（成王）年幼，仅十余岁。中国古代传帝位，一为立弟，即兄终弟及；一为立子，即父子相传。武王以成王太年轻，而管叔不才，乃属意周公继位。周公以为不可。按理应让其兄或侄儿继任，故周公仅担任摄政，代理而已。七年后还政于成王。此周公之所以为圣人。亦即中国文化精神之所在，与西方文化有所不同。（P22）【强调中华精神，亦是当时时代条件下的应激反应。今日看来，这更多的只是一种自我心理暗示，不可当真。】
历史注重以史学之观点方法，作材料之鉴别考订。如研究井田制，先应鉴别是否古代有此制，是否可信。第二步，即要作出史学之解释，并加以评判：井田制如何产生、影响如何、何以不能继续于今日、井田制在当时之时代意义为何。此即是史学。（P27）
讲经济史须具备两条件：一、鉴别的方法；二、解释其意义及评判其价值。学历史前应先了解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人文科学是根据历史材料。中国经济史长达两千年，历史演进之记载极详，西洋仅数百年而已。（P27）
王国维先生作《古史新证》一篇，证明“夏禹”在钟鼎文中已有。因而否定了顾颉刚先生所著的《古史辨》。（P38）
吾人谓中国之老祖宗为黄帝，并非谓黄帝之前无中国人，乃因黄帝以前之人不值得提也。（P38）
吾人不能单靠古代器物来讲中国历史，犹如不能只靠金字塔来讲埃及史。欲研究埃及，必须读通以埃及文字所记载之埃及史。故研究中国古代史之大方向，亦应该主要靠以中国文字记载之中国典籍。（P39）【此条应是为古史辨辨伪而发。】
春秋时代之诸侯受封在平原上。于其上筑城两套。内曰城，外日郭。以防御城郭外之人入侵。城圈面积，直径不过二里，其长度有三里、五里或七里者，此城圈即一小国，居城内者为耕稼之民。以城郭为中心之郊野之直径为一百里，半径五十里。封疆以外，即为弃地。国与国（即城圈）之间是未开垦的草地。因当时人口少，此空置之草地面积约莫有数十方里或一二百方里之大。（P40）
中国古代在城圈之封国内之民众以耕稼为生，是为农民；在城圈外草地之民众，以游牧为生，叫游牧人。故中国古代，耕稼与游牧同时并存，两者并非有先后阶段。正如香港在市区为—工商业社会，而九龙新界之乡村则以农耕为耕为生之人一般。（P40）
所谓华夏与戎狄，前者以耕稼为生，后者以游牧为生。大家同是中国人，等于一家人中有两兄弟，一为教书，一为经商。并不能视华夏为高尚民族，戎狄为野蛮民族。所分别者，乃华夏民族之生活、文化程度较高，戎狄较低而已。周实施封建后，戎狄遂被迫进入山区。（P40）
有眼光的历史学家，决非守旧者，乃是维新者，革命者。（P40）
诸君如能详读《史记》、《汉书》，便能知尔能知余所著《秦汉史》如何取材，如何写法，能将三书参互并读，便可知知写史之法。（P50）
●论《庄子》：
《庄子》有三十三篇，此书最难读。如能读通此书，其他书亦易读了。故读《庄子》可训练读古书之能力。（P8）【书中论庄子甚多，或许是钱穆当时写了《庄子小传》、《庄子纂笺》等的缘故。】
余在香港，于一九五三年用白话撰《庄子小传》，述说庄子事迹，自认系惬意之作。（P9）
一般言之，《庄子》以《内篇》七篇最好。《内篇》亦最难读；《外篇》较易易读；《杂篇》有的亦难读，内容精要，但甚杂乱。（P10）
人谓郭象人品差。据说其所注《庄子》乃剽窃自向秀之注。其实，郭象乃依循向秀讲法，即读通了向秀注再重写一部，袭取其观点之谓。（P11）
唐代帝王姓李，老子亦姓李，故唐代特重道教。有成玄英作《庄子疏》。疏以解释注，不懂注，可读疏。今日有人将郭注、成疏及陆德明《经典释文》中之《庄子》意义合而读之。（P11）
历来注《庄子》可分三个时期：第一期以晋郭象《庄子注》及唐初陆德明《经典释文》为主。汉人讲黄老之学，魏晋人则讲老庄之学，再加《易经》，为三玄之学。当时有人将陆德明《经典释文》中释《庄子》文字之意义合并入郭象《庄子注》中。陆氏之意义乃汇集多人之解释，由读者自己选择。注《庄子》第二期为明代焦竑作《庄子翼》、《老子翼》。“翼”者帮助之意。此书采集多家意见，很重要。注《庄子》第三期则在清代。如王先谦撰《庄子集解》等。（P11）
清人重考据，故能注释古书，惟注不好《庄子》。清人注诸子最佳者为《墨子注》及王先谦之《荀子集解》。但王著《庄子集解》则并不佳。盖王氏专讲训诂考据，而不懂庄子之辞章故也。其实，王先谦之文学修养已不俗，曾编《续古文辞类纂》一书。郭庆藩《庄子集释》，则较王著尤劣；而桐城马其昶通伯作《庄子故》，则优于王著。（P14）
余十七岁读《庄子》，初不明考据，先爱其文章，后再读宋义理之学，及撰《庄子纂笺》，乃博采百家之注疏，兼收考据、义理、辞章三方面，自忖取舍得宜，简明扼要。（P14）
●论中西：
近两日胃疾，卧床读崇祯时僧人释梦华《逆言》，书中批评儒道各家如庄老孟子及宋明孟子及宋明理学诸家，皆甚佳，彼以佛经观点批评儒道，唯不限于某宗，评得语语中肯，实为一读通佛经及诸家学说之大哲通人。吾人如读通中国书，以之评核西方学说，亦无不可。（P6）【书中钱穆论中西，屡屡见出其强烈的文化自尊心。】
余意：老子在庄子之后，孔、孟、庄、老四人，孔子最早，孟子庄子次之，老子最后。但《庄子》之《外篇》中亦有较老子为迟的作品，因很多非庄子亲撰。其中《马蹄篇》，鲁索最为爱读，其实此文非庄子所作。但此文短而容易讲解也。（P10）
汤恩比之历史学观颇为浅见。彼收集第一次大战之史料，鉴于大英帝国之没落衰败而深受刺激，彼亦深知今日世界中心在美苏，而世人已唾弃西方文化，然彼不能对西方将来提出一中肯而可宝贵之意见来。（P20）
过去我国学者研究历史之缺点为：一、史学与经学不兼通。二、用西洋历史模式结论套入中国历史中。如西洋有罗马奴隶社会，但中国没有。又我国之皇位为世袭，传其子孙；罗马则不然。英国则可传女儿。故中西历史大相径庭，我国之历史实应让西方人作参考。（P27）
吾人为学，如欲汇通中西，实无急切之法。其唯一之法，厥为先读通中国书，再读西方书，始能真了解，真汇通。（P47）
中国人讲道理简单，讲方法则不简单。西方人反是。（P52）【我看西方人的方法也比我们复杂。】
●借古讽今：
当齐桓、晋文等轮流担任霸主时，主张城郭联盟。如有一国受侵，联盟各国由霸主统率出兵增援解救。历史亦会重演。今日世界上之局势犹如春秋时代一般，在联合国号召之下，由美国为盟主出兵助韩国以抗朝鲜，英法等多国亦派兵助之。（P23）【援韩抗朝。】
讲道德之人亦可使用手段。如周公封建，即是用手段来完成其道德之目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手段好，但道德不足。他故意引日本偷袭珍珠港，以便师出有师出有名。故以道德言，则罗斯福不及威尔逊总统。（P40）
今人称博士为洋八股，其实，博士不即是学者。如中进士，做翰林，亦非一定是学者。（P49）
学问中有士大夫之学，可对社会人生有贡献；又一为博士之学，只在大学任教或写书，此为一专门之学，其贡献乃是间接的。（P49）
《讲学札记》读后感(三)：读大师的课堂笔记
读大师的课堂笔记
《讲学札记》/by烟波浩渺1980
钱穆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史学大家，偶然在网络读到这篇他的《谈诗》就觉得作为史学家跨界作诗的法门，同时还解读了《红楼梦》中林黛玉与香菱的学诗心得，用黛玉教香菱作诗的故事，来表达出他对自己诗作理解，同时也是探讨曹雪芹的诗论见解。你会读到曹雪芹对于新手学诗应该从王维、杜甫、李白和陶渊明的诗读起，要是跟陆游学就要坏事，失之作诗的本意。犹举王维一联：雨中山果落 ，灯下草虫鸣 ，示意在诗中如何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意境。当我再读到《红楼梦》这段时，对于学诗有了新的理解。
1986年6月，钱穆在家中为弟子们上“最后一课”。课要结束时，钱穆说：“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不要一笔抹杀、全盘否定自己的文化。做人要从历史里探求本源，要在时代的变迁中肩负起维护中国历史文化的责任。”本书作者叶龙在书后这样写道：钱穆曾说：“能得古人一语，便课深入研究。”实在钱师的每一语句，也犹如大海航行中的舵手，引导我们做学问的正确路向。国人自古就有弟子为老师记录言行的习惯，远的《论语》就不必多说了。如今本书也是如此，除了记录钱穆的讲学粹语，还有与老师间的交往，书信往来。作者把这些过往的资料整理成册，汇成此书，即是对老师的纪念又是对知识的汇总，如今读来很有怀旧的感觉。
本书的上篇，是叶龙对恩师钱穆授课的记录，涉及的内容主要分为思想与学术、历史讲论、文学评述、为学与做人、人物点评等五大类。这一部分。这一部分也是我最喜欢的部分，十分涨知识，尤其喜欢历史讲论和文学评述这两部分笔记。但是我更想知道每份笔记是钱穆讲什么课、什么时间段，什么历史背景下，这样可以帮助我了解这些笔记的来历。这部分“讲学粹语”是钱穆之前未曾出版过一些知识段落，虽是以笔记的形式呈现，也是钱穆治学严谨的表现之一。
本书下篇是作者叶龙先生和钱穆之间的书信往来和叶龙与老师之间的交往记事，有对老师的怀念，有对老师的作品的分析解读。每每书信交流，钱穆都有回复指导。叶龙把相关方面的书信以扫描件的形式，汇编成书信往来札记，以此帮助读者了解二人生活方面的资料。书信在当时也是交流手段之一，没曾想到如今读来便是历史的纪念，生活的反映。当我们面对书信，写满了知识和情感，纸短情长。当我们面对电子屏，写满了片段五彩斑斓，情感略有浮躁，不禁心中感慨万千。
2015年3月18日星期三
如需转载请豆邮联系笔者2933702061@qq.com。
《讲学札记》读后感(四)：为学与做人
我与钱穆宾四先生的第一次相遇是在他的《论语新解》里，当时我研三，面对着来自考试、工作、毕业论文的多重压力，身上还背负着为六七个人追讨一万元债权的枷锁，心中苦闷，常常无人可说，抄写了心经，背了“无挂碍故、无有恐怖”，也不过如此。
一个人如果够幸运的话，他可以在最需要的时候遇到最合适的书。我和《论语新解》也是如此，当时深深感受到论语真是一本充满了力量的书，从而我就很关注宾四先生的作品，像《阳明学述要》、《宋明理学概述》、《国史大纲》等等，都开始接触，从而一步步地对古典文学越来越有兴趣。
《讲学札记》是先生的学生叶龙在新亚书院听课时对其一些讲课时的偶然评论的记录，内容亲切易懂，格言式的篇幅类似《穷查理年鉴》，而这种听课记录的形式又类似于《歌德谈话录》。书中有对经典古籍的简单评论，对古典文学感兴趣者可以按图索骥去找书看，在“思想札记”里有对《庄子》的推崇，以及评论为何清人注不好庄子；
也有对历史的独特见解，如其认为《史记》里苏秦游说六国抗秦、张仪为秦破坏合纵的史实失实，因根据《孟子》、诸侯称王的顺序来看，苏、张等纵横家活跃时期，强国乃魏与齐，而非秦；
还有为学与做人札记，先生几十年教学经历，从小学教到中学，又从中学教到大学，在中学执教的时候因《刘向歆父子年谱》一书震惊全国学术界从而得到顾颉刚的推荐到燕京大学执教，而他曾在他书中自述可能个性使然，他从小对做人的道理很有兴趣，因而札记里有很多对青年人的教诲，如“做学问犹如经商。须谨慎，不迈大步，不使亏本。遇有机缘，亦可发财。人生最佳之训练莫如做学问，人生最大之野心即在做学问。”等等。
本书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先生的语录，另一部分则是作者的评论和他人的怀念文章。怀念文章里有一些帮助读者了解先生生平，其他之外倒没多少好的。个人总觉得记录者实在是功利场人、有失端庄。
《讲学札记》读后感(五)：读钱穆《讲学札记》
日，读钱穆学生叶龙整理的《讲学札记》，是书包括钱穆讲学语录、与叶龙若干通信函和叶龙回忆文章几部分。最好的是110余条讲学语录，且已经钱穆本人删削订正，可算作他本人作品。通信中亦有若干八卦可观，叶龙回忆文章则不甚有味。下面，将选择若干条钱穆讲学语录里言之不详，或只言其一未言其二者，略作评论。
一、
“崇祯僧人释梦华《逆言》批评儒道各家如庄老孟子及宋明理学诸家，皆甚佳，彼以佛经观点批评儒道……实为一读通佛经及诸家学说之大哲通人。”p6
笺：求此僧此书信息，我找了半天没有找到。
二、“其中《马蹄篇》，鲁索（卢梭）最为爱读。”p10
笺：余目力所及，从未听说卢梭最爱读《庄子》的《马蹄篇》，在启蒙时期，《庄子》尚未被译介到法国。当时被译介到法国且与《庄子》有关的，只有“庄子鼓盆”的小说。但是，从卢梭的思想传入中国以来，就有很多学者认为卢梭的“原始主义”和庄子“相似”。特别是严复就在《庄子评点》中评《马蹄篇》道：“此篇之说，极似法之卢梭，卢梭《为民约》等书，即操此议” 等。百年之后再看此种观点，就像清末有人认为“自由”就是道家的“逍遥”一样可笑。当然，在初次接触一种新思想时，很多人都免不了此类随意的比附，只是自己应切记，在不同思想的比较分析上，应该多“求异”，千万不要走“求同存异”的不归路。
三、“《庄子》含有高度文学技巧，如不通文学，便不能通《庄子》书中之义理。”p13
“八股文有一特重之点，即全文均须切题，一字不可支蔓。近人如章太炎最不屑桐城文，然其晚年主张为文须学桐城，因桐城派古文，凡作一题，必能扼要深入题旨，却无支蔓之病。”p44
“余自动做学问无师承，引我入门者，乃自读韩欧文始。”p49
“初学读古经籍，不如先读姚鼐《古文辞类纂》较易得益。”p51
“能精读姚纂，先从昌黎入门，依次可读柳欧王曾四家，然后再读苏氏父子。读过姚纂，则曾钞已得其半，即从此两书入门，亦是学问一大道。”p65《给叶龙信》
笺：以上五条，俱见钱穆“文学青年”本色，钱穆是自学成才，未上过大学，也未拜过名师，从集部入门是很自然的事情。“柳欧王曾”，大家都很熟，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后文的“曾钞”是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
以上可知，第一，钱穆入门是通过集部，起点不可谓高，然后世成为史家巨子，可知其天分勤勉皆过于常人（做不到这两点的，干脆不要读书好了，比如我）；第二，钱穆既然熟读古文，又深许理学，认可桐城派乃至八股文，当然是意料中事。这里主要谈及的是写文章，有助于做到言简意赅，不支不蔓；第三，钱穆虽然从集部入手，但他谈论《庄子》时提到的“文学”，似乎并非集部之意，他说《庄子》的“文学”里有“义理”，也不是桐城派古文“辞章义理”的意思，我以为是“修辞”之意，即钱穆认为《庄子》懂得如何在文章里抒写“微言大义”。所以，钱穆虽然从集部始，却绝非“文学青年”。
四、“刘知幾评《史记》甚幼稚。”p18
笺：此条不知所云。我选这一条的意思是说，记笔记的时候，一定要记清楚啊摔！刘知幾论《史记》那么多观点，到底指的哪个哇？有些学生记笔记，光知道记结论，前因后果都不记！
五、
“做学问必须知有一条路，此路乃为康有为所破坏，康氏不讲义理，而讲经学，讲经学，又是纯为发表己见。吾人不可走康氏此路，而仍当讲义理。”p47
“今人读书，不可不求甚解。盖其目的乃在做一经师。”p52
笺：此两语甚奇，对观更奇。因一般来说，学者治学，也可治“经”，但“经师”是专讲“经学”的“非学者”，换言之，经师讲的是“通经致用”的道理，而不是“唯物辩证”的学术。例如，蒋庆就不是学者，而是经师；彭林就是学者，不是经师。
所以，钱穆的“经学”和“经师”，与上面不同，而是别有一番意思。钱穆对康有为不满由来已久，在其《先秦诸子系年》中对康有为乃至之前的常州学派不少人如宋翔凤等，皆不吝诋毁。在这里，他说康有为“讲经学不讲义理”，直接来看就是说康的今文经学荒诞无稽，且没有理学精神；因此后文说读书要“做经师”，指的就是“讲义理”。
钱穆对经学的态度，与其说是反对，不如说彻底接受了经学已经崩溃的现实。所以，他的目的是用史学来代替经学，作为中国现代化之后形成的“民族国家”的新“教化”，继承经学被赶下神坛的王位。那么，钱穆所建立的史学，必然不是现代学科体系中的“历史学专业”，也不是经学的附庸，而是新的、贯穿了理学“义理”的有“修辞”的史学。用“文学”的修辞来表述新的“史学”，用“史学”来阐发“义理”，从而在经学崩溃后，重新为中国人、“中华民族”（注意我打了引号）甚至国家的统一提供有凝聚力的资源。
当然，他是否成功，经学是否真的已经崩溃，此为另一个问题了。
六、
“学问似有两途径入：有凭空盘旋而入者；有得古人一语勤加钻研深究而入者。”p49
笺：此老果真“文青”，此语又何解？个人认为：所谓“凭空盘旋”，是指要有鸟瞰的功夫，先学点“概论”“文学史”“哲学史”一类。掌握了大概之后，可根据自己兴趣，钻研其中一门，一段，或一人一书。
后半句不难理解。其实，治学之法千万，方法越多，反易歧路亡羊，只认准一种方法下功夫，不失为上策。
七、
“做学问须寻路脉，有师承。学者如自进修陈兰甫、章实斋、颜习斋诸儒之书，再循此上溯，始不为嫥嫥于考据之业所拘。”p51
笺：钱穆不止一次推崇陈澧和章学诚。有时候会加上颜元，有时候又提顾炎武。那么，就他多次推崇的陈澧和章学诚而言，所取的是陈澧的“汉宋兼采”和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这两点，在钱穆的作品里都能寻到。
《讲学札记》读后感(六)：从听钱穆老师讲课说起（叶龙）
在新亚最初的四年中，从一九五三年秋季入学始，四年八个学期，我每年总会选读钱穆宾四师的一至两门课，我获发一本足够用四年以上的学生证，每一学期要在修习课程表上填妥所选修的课程、学分与周时，并由担任教授签名。我在头两年四个学期都请钱师签了名，第三年起由于偷懒，没有再请教授签名。但这“修课表”已成为饶有意义的历史文献，因为有钱穆老师的亲笔签名达七次之多。实在弥足珍贵。数月前，我整理旧书和文稿，偶然发现我的“修课表”，第一年选了钱师的“中国经济史”和“中国通史”；第二年是钱师的“中国文化史”；第三年是钱师的“庄子”和“中国文学史”；第四年是钱师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所时，钱师开的“韩（愈）文”及“诗经”是全体研究生必读的。我在大学部选读钱师的六门课都有详尽的笔记。
可幸的是，在一九九一年时，我把钱师所讲“中国经济史”及“中国社会经济史”整理汇编成《中国经济史》。《信报》创办人林行止先生认为既然尚未发表，便有发表价值，于是在《信报》辟一“钱穆讲中国经济史”专栏，自一九九一年八月十四日刊出首篇，题为《国学大师钱穆讲中国经济史》，这题目还是林行止先生拟的。下署“叶龙笔录”，直至一九九三年一月五日全稿刊完。至于最后一章《中国的水利问题》，则刊载于一九九一年八月的《信报月刊》。中国水利一文，一九九二年十月政协无锡县文史资料委员会出版的《乡思集》亦予以转载。后来壹出版的周淑屏经理认为值得将此专栏刊印成书，遂成《中国经济史》上、下册，蒙林行止先生慨允出版此专书，不久销售一空，可惜未见再版①以致缺售十余年至今。
由于我闲时翻阅钱穆老师历年来的讲课笔记，发觉笔记稿本中，钱师偶有谈及讲题以外的插叙，有时加插几句与主题无直接关系的独白，有时则插叙一段钱师多年来总结一个学术问题的结论，有的则是告诉我们如何做学问或如何做人。我觉得如果把这些题外插叙一条一条的抽录出来，整理编写，最后再请宾四师删改润饰，编印成一本《钱穆先生讲学粹语》，那将启发我们后学，读之得益必宏。于是我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某日写信给钱师，讲出上述一番计划。钱师首先回信答复的大意是：
整理笔录往年讲课的札记固是佳事，但年湮代远，恐记忆不清，仅凭当时笔记，恐难整理。若时将笔记玩看，或可有益，若谋成书出版，此非易事。或便中就自己认为较有把握者，先搜索整理出两三则寄来一阅，再论其是否值得继续写下，如此庶不致浪费笔墨也。②
钱师此函之意，谓：抽摘笔记恐不易臻于完美，不妨先试写数则寄阅，如值得才继续再写。写到此不妨谈一则轶事。此函之末，钱师有两行字责备我，道：
不知穆之通讯地址，何不一询他人，岂有即写台北即可投递之理。可见弟之处事仍有毛病，可以推之也。
笔者受钱师之责备，十分有理。可是，钱师有所不知。此前，我住九龙美孚新邨时，“贪得意”试写一函。信封面只写“九龙叶龙收”，邮差先生竟然准确无误地把信送到我的美孚住所。一个不知名的小人物，竟然可收到无详址的信，何况是钱师，堂堂一位国学大师，如果台北邮差先生投寄不到，那岂不是太弱智了？（一笑）
言归正传，我便搜索钱师历年讲课笔记本，用两张没有格子的道林纸，精心摘录整理了多条寄奉钱师审阅过目，看看是否能通过老师的慧眼道心，来函道：
吾弟十五日来书已到，所寄各条已逐条改易数字，试细玩之，自可知写短篇札记亦殊不易。盼细加寻索，此后若络续写来，当为络续改正。
整理钱师讲学札记，终于得老师允诺，可继续用心寻索摘录，寄奉钱师改正，约有十数通之多。钱师其中一函云：
归后得弟书，关于前寄笔记稿，久已改过，而忘未付邮，今不知放何处，俟检出即当寄回，勿念。
老师在百忙中仍不忘络续改正笔者寄去的讲学札记，十分难得，可见老师的重视。记得老师一九六四年新亚辞职后，他并未拿过新亚加入中文大学后的优厚薪金。但他辞职时坚拒以申请退休方式取得一笔可观的退休金，坚持以辞职方式离开新亚，不带走一分一毫，这种读书人的硬骨头精神，今日已不多见。钱师辞职后，曾往星马任教一个短时期，当时彼方曾欲以国立大学高职聘请他，但师以水土不宜、胃部宿疾而返港，最后于一九六六年由港迁台北定居。
钱师定居台北后，经济十分拮据。当时，台北故宫博物院蒋复璁院长给他半天作学术研究的一个职位，月薪一万元台币；另一兼职是文化大学董事长张其昀晓峰先生请他教导该校文史哲研究所的博、硕士研究生，每周末下午到钱师府上听课一次，每月薪酬同上。可见老师生活的清苦，但老师在百忙中仍抽空改正寄给他的讲学粹语，使我感念师恩，何可忘怀。
至于复函中提及的“此次得获晤面，见弟神色尚佳，不为遏逆所摧折，深以为喜，盼自求进益！……人事时在变易中，惟贵能自有把握，则目前小小得失，终不足以限弟之前途也。”顺便简单一提，此事指一九六六年，新亚成为中文大学一员时，李卓敏校长爱护新亚研究所毕业旧生，准许重读一年，修几门课，写一篇论文，通过后可获中大之硕士学位以方便就业，因先前新亚大学部及研究所毕业的均是非英联邦承认的学位。此时哲学系唐君毅主任外游，由谢幼伟教授全权代理系主任，并为我拟定《孟子哲学及其文学》论文题目。半年后，我的论文已完成，所修英文及数门哲学课程亦修读了一半，但唐教授回港后取回谢教授之职务，并无同意我之重修硕士。幸而钱师多次函请罗慷烈③师及港大马蒙④系主任，又得岭南书院黄丽文院长之助，终于完成了香港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但最应感谢的是钱师和慷烈师；也得感谢何沛雄⑤教授和马蒙主任及黄丽文院长。
再谈到钱师的讲学笔记，我曾函请钱师题为“讲学粹语”四字，以便将来出专书时作封面之用。但钱师覆函云：
弟若寄笔记来，仍当代为过目删正。至于题笺，不欲下笔，其意乞谅。
不愿称为“讲学粹语”，这是钱师为人之谦虚美德，在他心中，如将来能成书，只称“讲学札记”便可。月前我认识一位美国朋友，其父祁士德博士（Dr. Melvin Kieschnick）一九五七年时担任协同中学校长，曾亲自来九龙农圃道新亚书院邀请我到协同任教，今其哲嗣柯嘉豪⑥先生受邀来港任教于理工大学文化系。他是斯坦福大学博士，曾任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达八年，说得一口流利的国语。他研究中国佛学史，早就听闻钱师的大名。当年我约他午膳，谈及如果有书店愿为钱师出版讲课中所摘录的笔记成专书的话，他毫不犹豫的答道：“应该名为《钱穆先生讲学粹语》才对。”他还说：“此书如出版，对后学必有启发，将来为中国学术必有贡献也。”
钱师虽然不欲以“讲学粹语”之名出书，但其中有一函曾亲笔写及此四字。不幸钱师八十四岁时病目，十分惋惜，此后他老人家已不能再删正我的笔录稿，但所幸钱师留下的数百条宝贵粹语，已足够为后来者学习研究提供莫大的启发。
叶龙
一九九五年成稿
二○一三年三月二十三日订正
①编按：二○一三年一月由商务印书馆再版，书名为《钱穆讲中国经济史》，二○一四年一月由后浪出版公司出版简体中文版。
②拆此航空信时，因纸薄大意撕去两角，已无法寻得，所幸仍不失大意。
③罗慷烈：罗教授解放前与钱穆师同任教于广州王淑陶校长创办的华侨大学，一九四九年同来香港。罗师先在培正中学、罗富国师范任教，后任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直至退休。
④马蒙：时任港大中文系主任，颇得黄丽松校长之器重。马主任退休之年得以延长任教五年。马主任曾慨叹得不偿失，盖五年后之楼价大升逾倍也。
⑤何沛雄：毕业于培正中学后再入读港大，三十岁并获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再回母校中文系任教，升至教授。二○一三年病逝前担任珠海文史研究所所长及文史系主任。
⑥柯嘉豪：于二○一一年初任教于香港理工大学中国文化学系，不久返美出任斯坦福大学讲座教授矣。
（本文为本书繁体版序一）
《讲学札记》读后感(七)：神州陆沉 海外传薪有斯人
在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檄文，其中就点到了三名著名的学者胡适、傅斯年、钱穆，将其视作帝国主义与反动政府控制下的小知识分子。于是，钱穆也因此成为当时著名的文化战犯，不得不逃离大陆。对此，钱穆是早有准备的。在解放前，汤用彤曾经到江南大学对钱穆讲，胡适要他一路到台湾去，问钱先生看法咋样。钱先生就说你去干什么，你是教书的，就只晓得做学问教书，哪个不晓得，众人都晓得的。共产党来了要办大学还要聘你。胡适这些人都靠得住啊？他要你的时候就要你，他不要你的时候就把你甩了。你跟他到台湾去干什么。但钱先生又说：“我就不同了，我以前是骂过共产党的人，所以我非走不可，但是我不到台湾去。”
钱穆是不能去台湾的，毕竟在抗战胜利后，昆明盛呼北大复校，聘胡适为校长，当时胡氏尚留在美国，由傅斯年暂代，旧北大同仁不在昆明者，皆函邀赴北平，但先生并未得来函邀请。昔日的积怨，在钱穆撰写《国史大纲》时便有端倪，只不过傅斯年借机将钱穆清除出北大而已。昔日，胡适也用同样的伎俩将蒙文通清除出北大。并且，中央研究院评选第一届院士时，也是由傅斯年等操纵，致使钱穆被排斥出主流学界近二十余年。从此处不难看出钱穆与胡适傅斯年等人积怨颇深，却不料被点名与此数人并列为文化战犯。对此，钱穆心中不免委屈。五十年代初，吕思勉先生与钱穆先生曾有几次书信往来，劝其可以在沪港两地教书讲学。钱穆在复信中拒绝了此事，认为虽无刀镬之刑，但需改变文化信仰，这是他所做不到的。另一方面，他也不愿意去台北再受胡适、傅斯年以及李济等人的羞辱，所以决计留在香港，愿效法明末朱舜水流寓日本传存中国文化，也很希望在南国传播中国文化之命脉。不意被香港报纸谩骂为封建余孽、帝国主义走狗。对此，钱穆不免抱冤，认为其自读书懂事以来，就深知要爱国爱民族，爱国素不后人。却不知何以至此，并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到这个地步，实在是知识分子没有承担起应尽的责任。
然而钱穆去香港办学，也不过是机缘巧合，本来因为战事日紧，钱穆与江南大学同事唐君毅，应广州私立华侨大学聘，由上海同赴广州。在街头遇到昔日老友张其昀，声言要与谢幼伟、崔书琴等人在香港办学，并邀请钱穆与唐君毅一同前往。1949年秋，钱穆随华侨大学迁往香港，不久便与张其昀、谢幼伟、崔书琴创办之亚洲文商学院，钱先生出任院长。一年后，学校改名为新亚书院，钱先生出任常务董事、院长。但到了冬天，新亚书院已达山穷水尽之绝境，同仁等皆盼先生赴台寻求支持。后得到雅礼协会的支持，新亚书院才能够顺利主办下去。当时书院的学生对新亚初创时有深情的回忆。
当时新亚书院初创，学生一共不超过二十人，而且绝大多数是从大陆流亡来的难民子弟，九龙桂林街时代的新亚更谈不上是“大学”的规模，校舍简陋得不成样子，图书馆则根本不存在。整个学校的办公室只是一个很小的房间，一张长桌已占满了全部空间。
在这样的环境中，钱穆先生孤身一人在香港支撑着书院的工作，由于长期的劳苦，昔日的胃病又发作了，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间空教室的地上养病。余英时在看望他的时候，向其询问有何要帮助做的事情。钱先生说，想要读王阳明的文集。在余英时回来的时候，他仍然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仿佛整个新亚书院都是空的。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钱穆依然舌耕不辍，立定讲坛。当时就读新亚的学生叶龙曾翻检“修课表”，发现钱先生当时所开设的课程。
第一年选了钱师的“中国经济史”和“中国通史”；第二年是钱师的“中国文化史”；第三年是钱师的“庄子”和“中国文学史”；第四年是钱师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所时，钱师开的“韩（愈）文”及“诗经”是全体研究生必读的。繁体版序一001
除了平时的行政和教书育人外，钱穆还笔耕不辍，撰述不绝。通过翻检韩复智编著的《钱穆先生学术年谱》，抄录了这十五年间其学术研究的简单情况。
一九四九年 己丑 五十五岁五月，《中国人之宗教社会及人生观》，由台北自由中国社出版。是年，撰《人生三路向》等论文五篇。
一九五O年 庚寅 五十六岁成《人生十论》。是年，撰《中国传统政治》等论文十七篇。
一九五一年 辛卯 五十七岁成《中国思想史》。十二月，《庄子纂笺》，由香港东南出版社初版。是年，撰《中国民族之克难精神》等论文二十二篇。
一九五二年 壬辰 五十八岁一月，《文化学大义》，由台北正中书局出版。十一月，《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于香港自印出版。十一月，《中国思想史》，由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出版。是年，撰《唐宋时代文化》等论文十一篇。
一九五三年 癸巳 五十九岁六月，《宋明理学概述》由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出版。六月，《四书释义》由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出版。是年，撰《朱熹学述》等论文二十二篇。
一九五四年 甲午 六十岁为《中国思想通俗讲话》。是年，撰《孔子与春秋》等论文十二篇。十月，并将《王守仁》—书略加改定，易名为《阳明学述要》，交台北市正中书局重排出版。
一九五五年 乙未 六十一岁三月，《阳明学述要》台北正中书局再版。四月，《中国思想通俗讲话》，香港自印行。五月，《人生十论》，香港人生出版社初版。是年，撰《中国思想史中之鬼神观》等论文二十二篇。
一九五六年 丙申 六十二岁十二月，《王阳明先生<传习录>及<大学问>节本》，香港人生出版社出版。是年，撰《中国古代北方农作物考》等论文十八篇。
一九五七年 丁酉 六十三岁四月，《秦汉史》，于香港自印初版。十月，《庄老通辨》，由香港新亚研究所出版，计收文十五篇。是年，撰《春秋时代人之道德精神》等论文十八篇。
一九五八年 戊戌 六十四岁六月，《学籥》于香港自印初版。八月，《两汉经学古今平议》，由香港新亚研究所出版。是年，撰《读文选》等文二十四篇。
一九五九年 己亥 六十五岁是年，撰《从董仲舒的思想说起》等文二十一篇。
一九六O年 庚子 六十六岁一月，赴美国耶鲁大学讲学，课余撰《论语新解》。五月，《湖上闲思录》，由香港人生出版社出版。六月，《民族与文化》，由台北联合出版中心出版。是年，撰《新亚书院十年之回顾与前瞻》等文二十一篇。
一九六一年 辛丑 六十七岁十二月，《中国历史研究法》，由香港孟氏教育基金会出版。是年撰《关于学问方面之智慧与功力》等文二十一篇。
一九六二年 壬寅 六十八岁十月，《史记地名考》，由香港太平书局初版。是年，撰《学问与德性》等文十八篇。一九六三年 癸卯 六十九岁三月，《中国文学讲演集》由香港人生出版社出版。十二月，《论语新解》，由香港新亚研究所初版。是年，撰《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等文十五篇。
一九六四年 甲辰 七十岁是年，撰《中国文化体系中之艺术》等文二十篇。
一九六三年十月，钱穆先生向学校提出了退休申请，次年夏日正式退休。后来，钱穆先生为了就读的学生考虑，所以毅然决定加入香港中文大学（由新亚书院合并而成）。当时，学校内对于合并，多有异议之声。昔日好友多因此怪罪先生，并鼓动学生风潮。以致钱先生作退休演讲时，并无学生从旁记录，反而钱先生在次日得知后，凭记忆将演讲复述一过。为此，他辞职时坚拒以申请退休方式取得一笔可观的退休金，而坚持以辞职方式离开新亚，不带走一分一毫。那么，究竟是什么使钱穆产生了辞职的念头，并决议不接受任何的馈赠呢？
关于新亚书院的人事纠葛，当事人对此讳莫如深，我们只能从旁人记录中寻得蛛丝马迹，也未必能完全了解真相。不过，此事体大，还是应该认真考察。如余英时在钱穆过世后，曾撰写《钱穆与新儒家》一文，揭示了钱穆与唐君毅、牟宗三等人的学术品质的差异。然而，余英时毕竟是钱穆的弟子，此文未尝不会为门户之见所囿。所以，我们还是应该有更深入的判断。
钱夫人胡美琦女士对此曾回忆道，
有关海外“现代新儒家学派”的由来，据说起因于1958年张君劢、徐复观、唐君毅、牟宗三四位先生在《民主评论》上发表的一篇宣言，题目是“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当年宾四曾坚拒在此“宣言”上签名，写有一封《复张君劢先生论儒家哲学复兴方案书》，此函刊载在当年香港《更生杂志》上，这本杂志少为人知，所以这封信也少人注意到。
其实，在《宣言》起草时，唐、徐两先生皆曾与钱先生商谈过，钱先生已经明确表示反对的立场。所以，张君劢先生远从美国来函劝签署的事。在1960年，钱穆赴美讲学，曾去过旧金山，再就此事进行过探讨。
1960年，宾四应耶鲁大学聘，赴美讲学，我们曾到旧金山。君劢先生因病在家休养，请人来接我们夫妇去他家餐叙，并无外客。谈到“宣言”事，两人起辩论，宾四曾直率说明拒绝在“宣言”上签名的理由。他当时的话，我现在已无法原句重复。就记忆所及，宾四认为知识分子对外公开发表意见，政治与学术两者应有分别。政治有政治的方式，学术有学术的做法，两者混淆不分，对国家社会只会造成伤害。他同时认为，发表“宣言”的这种做法，极不妥当。这种姿态，像是对世人宣称“‘道’只在我辈”，恐易引起海外学人的更分裂。宾四说：“国家已到这种地步，此时此刻，大家应该相忍为国，万不宜再在学术上分党分派。”君劢先生曾力辩，说发表“宣言”正是为救国。两人当时都有些激动。宾四举出许多流亡前大陆学界的实例，并十分感伤地说：“大陆之失，我辈知识分子应负绝大责任。”君劢先生听后，不再多辩。宾四这句话，我一直牢记在心。那晚从张府返回旅店，他的情绪久久不易平静，继续对我讲及大陆学术界种种情况，并重复说了几遍“大陆之失，知识分子该负最大责任”。胡美琦《也谈现代新儒家》27
很明显钱穆对于海外新儒家在《宣言》中“以道自任”是颇不以为然的，并且认为这样做无益于传统文化的传扬，反而会在海外知识界造成分裂。这种思想学术上的分裂，恶果已经在大陆发生过，如果因此《宣言》而造成再次的分裂，那么就是罪上加罪了。显然，张君劢是不同意钱先生的看法，并认为这种以道自任是一种士大夫的承担精神。可惜，60年代台湾爆发的文化论战，就是再一次的知识界的分裂。而其中论战的一方，恰恰正是签署宣言的徐复观，其在论战后离开台湾赴香港任教，成为中文大学哲学系新儒家的支柱之一。说这么多，只是向大家展示新儒家学者与钱穆先生的学术分歧。下面，我们不妨再看一下校园内的行政分歧。叶龙曾经对新亚书院文史与哲学的矛盾有所记录。
顺笔一提，当时研究所之指导教授，规定每指导一名研究生，可每月发给二百元薪酬。此事可造成指导研究生多寡而月薪有所差异，而每年招生往往是投考文史者多而哲学者少，致使唐君毅教授不满，而向钱穆所长投诉。此后，钱师遂将指导费取消。此事由钱师曾向刘百闵教授谈及而转声转于我，亦算一轶事。此举可能于牟润孙教授有所不悦，惟未有所闻。叶龙下篇《钱穆信函遗墨 》67
尽管唐君毅与钱穆早在江南大学时期就已经是同事，但是在新亚书院共同任教期间，唐君毅就曾因待遇问题向钱穆发难，当然，深层一些的原因，肯定是不满当时文史专业的学生更有优势，而哲学方面则不免零落。所以，当钱穆离开新亚书院后，唐君毅便邀请牟宗三与徐复观两位联袂来港任教，形成了著名的新儒家学派。随着哲学系实力的增加，对学校的要求也就增多。所以，当新亚书院由农圃道迁到沙田新址后，哲学系因不满办公室待遇，所以就向任副校长不久的余英时发难。余英时是这样回忆的。
1973年秋季，我刚刚任事新亚书院，忽然收到牟先生一封亲笔长信。我当然很诧异，因为我和牟先生还算是初识，而且私人间并无交往。但读下去我才知道，这并不是一封私函，而是哲学系主任给新亚校方的公文。信中所谈的是一件小事。当时新亚书院刚从农圃道迁到沙田新址，哲学系所分配到的办公室恰恰是在一个最不理想的地方。牟先生认为这不是偶然事件，而是新亚总务处方面对哲学和中国文化完全不知尊重的表现。信中的语气相当严厉，并且连带指出了哲学系为何受歧视的种种事迹。我当然赶快请他前来，一同去察看实况，然后作了使他满意的处理。余英时《追忆牟宗三先生》
叶龙与余英时对于新儒家诸哲的回忆，都不免强调唐、牟等人发难的一面，身临其中的钱穆却很少有此言论。这些记录，也不妨看作是学生替钱先生所以离开新亚书院注解的一些片段之辞。然而从其中，我们也能感受到钱穆不单单受到台湾学术界的压抑，也要处理新亚书院内部的矛盾。当新亚书院有了更好的发展后，钱穆先生便翩然而去，不再留恋回头，可谓功成身退。
叶龙这部钱穆先生在新亚书院任教时期的讲堂语录，既可以视为学术研究的语粹，更可以视作钱先生在新亚时期的实录。当时，讲学的内容必能够反映出钱先生当时所思所感。
做学问固有不同之门户，不同之研究领域。然决不可有门户之见。苟有门户之见，便易轻视甚或排击对方。研究各种学问，固有不同之门路；然各种学问仍可相通。如史学可与哲学通，哲学可与文学通，文史哲可互通共济。吾人固不否认今日研究学问各有不同之领域与门路，然若固执以为互不相通，则成为陋儒之见矣。肆 为学与做人札记050
此条与其说仅仅为讲学所需的话，不如是为当时国内与校内的学风所发，所谓门户，岂不是为胡适、傅斯年、李济，抑或是唐君毅、牟宗三等人所发。无论是针对何事所发，都能感受到钱穆先生一生的学术理想与抱负所在！从这个角度，叶龙这部记录虽然短小，但价值依然有在，只不过仍需要反复沉潜玩味，才能心知其意，方能更有所收获。
《讲学札记》读后感(八)：凭空盘旋而不入
主观地说，凭借札记这点内容要敷衍成一本出版物还是比较困难的，尽管钱宾四先生江湖地位绝高，尽管叶龙先生速记能力超凡，但毕竟札记或曰粹语的内容只是一百余条课堂上枝蔓出的言论或灵感骤至的现场发挥，实在印成小册子一本足矣。
若能再版，倒是希望将札记中涉及到的人物和书籍整理到一处，最好做成索引，对于喜好按图索骥的读者倒是一大功德。
书的附录部分收集的文章不客气地说全是无营养的水文，尤其以《钱穆先生轶事》一文最后一部分“独得的吃香蕉方法”为甚，此段上来先统计了海内外人士对钱先生的各种谄媚称呼，看得人脸红耳热，而末了竟无限赞美先生“吃香蕉必先尽剥其皮，以手横持蕉肉啖之”这一个人习惯，以证明其生活小节亦值得学习……先不说此举是否真的利于食蕉（又不是女优……），此种内容放到悼念文字里显然没有问题，但收入与此无关的札记后就纯属凑字了。
倒是书的下篇收了些钱宾四先生信函遗墨，若从内容和案语详加索引，当可挖出不少八卦。叶氏案语中提及阿扁迫先生迁离素书楼一事毫不客气，但涉及当年新亚旧人旧事则语焉不详。书中只说受排挤离开，而对新亚书院教务长唐君毅只涉及其当年阻碍叶龙拿到学位，对钱先生与唐氏不和最终去职一事并未述及。
其实叶龙在接受采访等场和已经多次详述过此事，后浪的微信平台最近也发表了《叶龙口述：钱穆遭排挤离开新亚书院内幕》，其中将钱唐之争的肇始归结为海纳百川与门派之见的不同，又翻出自身亲历的种种遭遇与不公，有兴趣的可以自行检阅。（不知此二位后来可还有交集？七六年中大改制九董事退出事件中两位的名字似乎同列其中……）看上去其中也无多大人品情仇之事，文人政客见游走，相互轻贱十分正常，但不管怎么说，八卦还是比工整的信函和高大上的悼文有看头。
札记内容简单但包罗万象，有兴趣的可以当做小块玉石把玩之，价值不一但终究与心灵鸡汤类的新八股不可同日而语。
关于内容楼上danyboy兄已大略述及，其中“学问似有两途径入：有凭空盘旋而入者；有得古人一语勤加钻研深究而入者”确实神奇，估计应该结合当时授课的前后篇章才能明白所指，但不管怎么说，这给后进们指出了一条新路，凭空盘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