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花朵朵坛坛罐罐读后感10篇
《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是一本由沈从文著作，重庆大学出版社/楚尘文化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49.00，页数：49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花花朵朵坛坛罐罐》读后感(一)：文化学者与文物美学——记录一些我对本书的想法
建国后的沈从文一直以文物研究作为自己重要的课题以及生活中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从文学创作的高峰《边城》再到幕后的地方文物研究的探索，是新的转型还是个人想法的转变，这些各异的因素都并没有妨碍沈从文在服饰丝织这类边缘文物上的一些成就。在一些对于丝绸制品的断代中，文笔严谨及细微的沈从文用很驾轻就熟的方式展现了一些不同朝代，不同地域的纺织品的特点。按书中的描述，沈从文从青年时期因为在军阀中谋职，恰管古董杂件，这为他在文物断代的认知上起到了很强的基础铺垫。再加上建国后的走南闯北考察文物的经历和经验，本书既为沈从文一生的写照，也是不可多得的文物随笔。看之、虽无剧情，却也被沈从文的一些钻研精神所感动。
《花花朵朵坛坛罐罐》读后感(二)：我更喜欢沈从文 转自韩东的文章
我喜欢沈从文，喜欢他写的小说，也喜欢他处世为文的态度，在我看来，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
沈从文的小说我就不说了——既然新撰的现代文学史已有定论。沈从文的处世为人实际上我也所知不多，只是一个模糊的印象而已。正因为这个模糊不清的印象让我感到真实，就像从熙攘的人群中看见一个亲切的背影，凭借直觉我马上知道他是谁了。
每代作家都有自己身处的境遇，其中的每个人都得对此做出相应的反应。沈从文这代人身处乱世，社会生活几经变故。由于黑暗和污浊，也由于其中漾起的原始的激情，鲁迅选择了“战斗”，骂不绝口，至死方休。虽然，与那些同流合污和粉饰太平者相比鲁迅是令人敬佩的，然而我还是更喜欢沈从文。他虽然不善评断别人，但本身就是尺度。据此我们可以衡量每一位投身于文学写作的人物，甚至包括鲁迅。
鲁迅的著作虽然丰富，但大多是骂阵应战的杂文。文学创作部分（包括“故事新编”）收全后也不过一本（不超过30万字）。沈从文则不然，曾发表和出版文学作品70余种，约400万字。这是数量。就其质量而言，鲁迅的小说虽然高超，但与沈从文相比也不见得就更好。
后果。鲁迅死后即奠定了大师和思想家的地位，沈从文生前倾向于沉默。鲁迅的各种著述一版再版，受到官方和学术研究界的强力推荐。而沈从文的书建国后则很少印刷，即使印刷也是有选择的、有限的，如为人所知的《边城》。鲁迅被作为思想和言论武器使文化人和政客们打大出手，伤及无辜自是题中应有之意。沈从文被作为单纯的文学享受，温暖了多少读者和热爱文学的人的心。
沈从文生于1903年，他丰富的著述（小说）大多写于46岁前。建国后沈从文基本放弃了文学写作，改而研究文物、丝绸、文化史以及古代服饰。这是他对社会生活重大变故的应对，也是在特殊的境遇里一个对文学抱有信念的人所能做的。当然，这一选择的后果是遭到了政权的冷淡、疏远。小说不能重印，声名不能远播是必然的。沈从文既没有成为文学界的“明灯”，也没有“大师”、“泰斗”的头衔。他只是一个单纯的写小说的人，不具有任何权威性，也不德高望重。沈从文以他的写作和生平表达了一个写小说的人所应该做的和可能做的。
时代虽然不同了，但污浊和危险依旧——虽然面目不同，作为一个也写小说的人我常常想到沈从文。这个始终自觉自己是“乡下人”的人也许才是超越时间和地域的。
《花花朵朵坛坛罐罐》读后感(三)：沈从文：读展子虔《游春图》
相传隋代展子虔作的《游春图》，是一幅名画，它的经济价值，传说值黄金四百两。我意思可不在货币价值。这画卷的重要，实在是对于中国山水画史的桥梁意义，恰象是近年发现的硬质青釉器在青瓷史上的位置，没有它，历史即少了一个重要环节，今古接连不上。有了它，由辽阳汉坟壁画山石，通沟高句丽魏晋时壁画山石，《女史箴》山石，及传同一作者手笔的《洛神赋图》山水，北朝几件石棺山石，以及南朝孝子棺上刻的山水木石，及敦煌北魏前期或更早些壁画山石，麦积山壁画山石，才能和世传唐代大小李将军、王维及后来荆浩、关仝山水画遗迹相衔接。
这个画入故宫年月，或在严嵩家籍没时，或时间稍晚，约当十八世纪。流落民间却并不多久。一九二四年溥仪出宫时，带走了大几百种旧藏贵重字画，就中即有名画一堆。照故宫溥仪起居服用日常生活看来，不象是个能欣赏字画的末世帝王，所以把这些劳什子带出宫，用意当不出二事：一换钱，托罗叔言转手换日人的钱。二送礼，送日籍顾问及身边一小群遗老应时进见行礼叫一声万岁的赏赐。可是这些画后来大部分都给了溥杰，有些九一八后即流传平津，有些又在抗战胜利后，才从各方面转到当时东北接收大员手中，或陆续入关。
关于这个《游春图》的旅行经验，一定还包含了一段长长故事，只可惜无一个人详悉。我从昆明随同北大返回北平时，是一九四六年夏天，这幅画在琉璃厂玉笥山房一位马掌柜手中待价而沽，想看看得有门径。时北大拟筹办个博物馆，有一笔钱可以动用，我因此前后有机会看过六次。我觉得年代似有问题，讨价又过高，未能成交。我的印象是这画虽不失为一件佳作，可是男子的衣着，女人的坐式，都可说有问题，未必出于展子虔手笔。约过一年后，画已转入张伯驹先生手里，才应燕大清华友好请求公开展览了两次。当日展览会四十件字画中，陆机《平复帖》数第一（内中有几个章草字失体，疑心是唐人抚本）。《游春图》作画幅压卷。笔者半年中有机会前后看过这画八次，可说十分幸运。凡看过这个尺寸较高小横卷的人，在记忆中必留下一点印象：不能如传说动人，却会引起许多联想。尤其是对于中国山水画史还感兴趣的人，可能会有些意见，即这幅画在设计上虽相当古，山石处理上也相当怪，似熟习，实陌生。保留印象一面和其他一些佳迹名墨相融会，一面也觉得稍有扞格。这个“融会”与“扞格”原居于相反地位，就为的是画本身离奇。我说的是辽阳汉墓日人摹下的壁画，通沟高句丽坟内壁画，相传顾恺之《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孝子棺刻画，北魏敦煌着色壁画《太子舍身饲虎图》，高昌着色壁画《八国王子分舍利图》，世传王维《辋川图》，传世《明皇幸蜀图》（实即《蜀道图》）……以及故宫和日本欧美所收藏若干种相传唐人山水画迹，和这画有些矛盾处。若容许人嘀咕，他会发生下面疑问：
这画是展子虔画的？
若说是真的，证据在什么地方？从著录检查，由隋郑法士《游春山图》起始，唐宋以来作春山图的名手甚多，通未提及展作此画，谁能确定这幅画恰恰是展子虔手迹？就是有个宣和题签，也并不能证明画的真实可信。从《贞观公私画史》到《宣和画谱》，这画似均未入录，装裱也非《云烟过眼录》所谓中兴馆阁旧式。认为展子虔作《游春图》，实起于元明间。然而元代专为大长公主看画作题的冯子振辈，虽各有几行字附于卷后，同是侍奉大长公主的袁桷，于至治三年三月，在大庆寺看画三十六，却不记《游春图》。明茅维、詹东图、杨慎，都似乎看到过这幅《游春图》或相类而不同另一幅，当时可并无其他相关比证，证明的确是展画。若说它是假的，也很难说。因为画的绢素实在相当旧，格式也甚古。从格式看，可能是唐人画。即或是唐人手笔，也可能属于《宣和画谱》记载那四十多幅《游春山图》中之一幅，还可见出隋人山水画或展子虔画本来样子。尤其是彦悰、张彦远意见，有些可以作为展画注解。
也许我们得放弃普通鉴赏家所谓真假问题，来从前人画录中，试作点分析检验工作，看看叙录中展子虔作过些什么画，长处是什么，《游春图》和他有无关系。可能因为这种分析综合，可以得到一点新的认识；也可能结果什么都得不到。
我的意思是这种分析虽无从证实这幅画的真伪，却必然可以引起专家学人较多方面观摩推论兴趣。我不拟涉及收藏家对于这个画所耗费的经济价值是否值得，也不打量褒贬到鉴古家啧啧称羡的美术价值是否中肯。却希望给同好一种抛砖引玉新的鉴定工作的启发，我相信一部完善的中国美术史，是需要有许多人那么从各种角度注意提供不同意见，才会取得比较全面可信证据并相对年代的。
试从历史作简单追究，绘画在建筑美术和文学史上实一重要装饰，生人住处和死者坟墓都少不了它。另有名画珍图，却用绢素或纸张增加扩大了文化史的意义。它不仅连结了“生死”，也融洽了“人生”。它是文化史中最不可少的一个部门，一种成分。比文字且更有效保存了过去时代生命形式。
宫阙祠庙有画饰，史志上著录明确。孔子如周观明堂画，徘徊不忍去，欣赏赞叹不已，很显明这些画必不只是史迹庄重，一定还表现得十分活泼生动。王逸释《天问》，以为屈原所问关系根据于楚民俗习惯，先王公卿祠堂无不有前人彩画，包罗广大而无所不具。秦每破诸侯，必仿写其宫室于咸阳北坂。（此说历来有分歧，若连缀后边记载，有饮食歌舞不移而具，及近年从咸阳北坂所发现的各种瓦当看来，所谓“仿写”，实仿造诸国建筑而言，和画无关。）汉未央、甘泉、建章、寿宫、麟阁……无不有彩画。《南蛮传》且称郡守府舍也有画。这些画的存在意义，都不仅仅作为装饰。至于西蜀文翁祠堂之画，到晋代犹好好保存，使王右军向往不已。从古乐浪川蜀漆器彩画之精美推测，文翁祠壁画，可知精美活泼必不在漆器下。
宫观祠庙由隋入唐，因兵燹事故名画珍图毁去虽不少，保存下的也还多，尤其是当时的西京长安，南方之江都，唐人笔记常多提及。隋之工艺文物有一特点，以雕刻为例，似乎因南朝传统与女性情感中和，线色明秀而纤细，诗、文、字，多见出相似作平行发展。画是建筑装饰之一部，重漂亮也可以想见。这种时代风气，是会产生《游春图》那么一种画风的。彼时如《天问》所涉及古神话历史屋壁式刻画已不可见，汉代宫室殿堂画名臣，屏风图列女，亦渺不可见。然汉代石阙坟茔刻石规模，犹可以从武氏祠及其他大量石刻遗物及《水经注》纪录得知一二。唐裴孝源论画，谓“吴、魏、晋、宋世多奇人，皆心目相授……其于忠臣孝子，贤愚美恶，莫不图之屋壁，以训将来”。隋《经籍志》且称大业中尚书省即有天下风俗物产地图，隋宫室制度，既因何稠等具巧艺慧思而大变，具装饰性并教育意味壁画，已不再谨守汉晋法度，局限于作忠臣列女，或其他云兽杂饰，具区域性之奇花美果，风俗故事，已一例同上粉壁。五代西蜀江南花果禽兽之写生高手，宣和画院中之同类名家，可说原来即启承于隋。至于寺庙壁画，由名手执笔，产生时且带比赛意味，各尽所长，引人注意，则自晋顾恺之瓦棺寺画维摩募缘时，似即已成风气。
陆探微、张僧繇著名遗迹，当时即大多数在庙里，隋唐时犹把这个各竞所长制度好好保存，且加以扩大，所以段成式《酉阳杂俎》记庙中观画，张、陆、杨、展名笔，与阎立本、吴道子、王维、尉迟乙僧等名墨妙迹相辉映，罗列廊壁，专家批评得失，有个共通印象可以参校。入庙观画，也成为庙代士大夫娱乐之一种。段成式或张彦远等所记，不仅可以见出壁画格式位置，且可明白内容。当时已多杂画，佛神天王之外，花木竹石，飞走游潜，无所不具。说法变相，且将画题扩大，庄严中浸透浪漫气息，作成一部具色彩的平面史实或传奇。唐代又特别抬举老子，据《封氏闻见记》所述，听吉善行一片谎言，唐王朝就把老子认作祖宗，天下诸道郡邑都设立玄元皇帝庙，除帝王写真相外，铸金，刻石，及夹糦紵干漆相，同有制作，当时都供奉入庙，听人进香。此外按乐天女，仙官道士，当时摩登行列，也都上了墙壁（敦煌且有合家参庙壁画，如《乐廷瓌夫妇行香图》）。至北宋真宗祥符间，供奉天书的玉清昭应宫的兴建，由宰相丁谓监督工事，集天下名画手过三千，选拔结果，还不下百人，分为二部（见《圣朝名画》评《武宗元传》），还收罗天下名画师，各竞表现，昼夜赶工，二烛作画一堵。西蜀江南之黄筌父子侄，徐熙祖孙，以至于李方叔所称笔多诙趣之石恪，无不参加，各在素壁上留下不少手迹。若非后来一把无名火将庙宇焚去，则这个大庙墙壁上留下的数千种名笔妙墨，拿来和较后的《宣和睿览集》千余册纸素名画比较，将毫无逊色。调色敷彩构图设计新异多方处，且必然会大大影响到后来。别的不提倘若当时有一个好事者，能把各画特点用文字记录下来，在中国中古绘画史研究上，也就必然一改旧观，不至于如当前一片朦胧景象了。
由晋至宋所谓名笔还多，从壁上作品记载看来，展子虔画迹也多在寺庙中保存。
在宫观庙宇壁画上，唐人记述展子虔遗迹的，似应数唐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和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二书，比较说得具体。
江都东安灵宝寺、光明寺，洛阳云华寺，皆有展子虔画（《贞观公私画史》）。
上都定水寺内东西壁及前面门上，并似展子虔画。海觉寺双林塔西面展画，东都龙兴寺西禅院殿东头，展画《八国王子分舍利》。浙西甘露寺，展子虔菩萨两壁，在大殿外（《历代名画记》）。
所记自然未尽展留下笔迹全部。唯就部分看全体，也可知展于南北两地名刹大庙中，均有遗作。这些画可能有普通故事人物，大多却必然与佛教相关。又《公私画史》另载展画计六卷：
法华变相一卷
南郊图一卷
长安人物车马图一卷
杂宫苑图一卷
戈猎图一卷
王世充一卷
《历代名画记》则称：
展子虔历北齐、北周、隋，在隋为朝散大夫，帐内都督，有《法华变》，白麻纸《长安车马人物图》，……《朱买臣覆水图》并传于代。
又可见用纸素的作品，世俗故事即多于宗教作品。
这些画很明显是纸或绢本，所谓“并传于代”，照唐人习惯，即不仅有真本，且还流传有摹本，其《长安车马人物图》，且注明是麻纸，同时有杨契丹作，与六朝以来名手所作《洛中风物图》及相似题材，到后来，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设计，可说即从之而出。《杂宫苑图》，又必为唐之二李，宋之二赵，及宣和画院中专工木屋楼阁的高手所取法，但不及山水，只除非《南郊图》也有山水。
又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载：隋展子虔《大禹治水图》。从山石嶙峋如斫削而言，后世传周文矩《大禹治水图》，行笔均细劲，也可能从之而出。这个图上的山石画法，和《游春图》不相近，然更近展画。（后面当可说及）宋代著录展画较详的，当数《宣和画谱》。在《道释部》计有十二种，共二十件，计有：
北极巡海图二
石勒问道图一
维摩像一
法华变相图一
授塔天王图一
摘瓜图一
按鹰图一
故实人物图一
人马图一
人骑图一
挟弹游骑图一
十马图一
北齐主幸晋阳图六
从名称推测传授，则唐宋画人受展子虔影响的实在很多，如《维摩像》、《摘瓜图》、《石勒问道图》、《授塔天王图》、《挟弹游骑图》、《十马图》……唐宋若干名世之迹，或有不少即出于展画粉本。周密《云烟过眼录》称：“宋秘书省有展子虔伏生”，或者也就是世传王维《伏生传经图》所本。《中兴馆阁续录》记宋中兴馆阁的储藏，计古贤六十一轴，中有展子虔画梁武帝一，佛道像百二十七轴，中有展子虔伫立观音一，太子游四门二。若阎家兄弟及吴道子笔法师授，实从展出。我们说传世《帝王图》中梁武帝，及吴画武帝写真，还依稀有展子虔笔墨影子，说的虽不甚确实，却并不十分荒谬。
就叙录论展画长处，特点实在人物。画像与普通风俗故实，都必然以人物作中心，米疯子《画史》中早说到：李公麟家有展子虔小人物，甚佳。系南唐文房物。
然并未限于人物，唐沙门彦悰《后画录》论得很好：“触物为情，备该绝妙，尤善楼阁人马，亦长远近山川，咫只千里。”
文章作于贞观九年三月十一日，可算是叙及展画兼善各体的最早证据。后二语且似乎已为《游春图》预先下了注脚，倘若说《游春图》本是一无名人画，由于宋元人附会而来，这附会根据，即因彦悰《叙录》而起。
唐张彦远《论画六法》，也批评到展子虔，语句虽稍抽象，和《游春图》有点相关：“中古之画，细密精致……展、郑之流是也。”
展即子虔，郑即同时之郑法士。《宣和画谱》人物部门无展之《游春图》，却有郑法士《游春山图》二。这个题目实值得特别注意。因为假若我们肯定现在《游春图》是隋画，可不一定是子虔手笔，可能移到郑法士名下去，反而相称一些。
若说是唐宋人本，非创作，实摹抚，说它即从郑画摹来，也还可以说得去。
又张彦远论山水树石，以为“二阎擅美匠学，杨、展精意宫观，渐变所附，尚犹状石则务于雕透，如冰澌斧刃，绘树则刷脉缕叶，多栖梧苑柳，功倍愈拙，不胜其色”。彦远时代相近，眼见遗迹又多，称前人批评意见，当然大有道理。所以论名价品第，则以为：“近代之价，可齐下古，董、展、郑、杨是也。……若言有书籍，岂可无九经三史。顾、陆、张、吴为正经，杨、郑、董、展为三史，其诸杂迹百家。”
唐李嗣真《后画品》，中品下计四人：“杨循、宗炳、陶景真、展子虔。”朱景玄《名画录》展子虔不在品内。
同出于唐人，价值各有抑扬，所谓选家习气是也，方法多从评诗，评文，评字而来，对于画特别不合式，容易持一以概全体，甚不公平。所以到明代杨慎时，就常作翻案，对于唐人“顾、陆、张、吴”，以为宜作“顾、陆、张、展”，用子虔代道子，对于时代上作秩序排列，意见也还有理。
彦远叙画人师笔传授，即裴孝源心目相授递相仿摹意，以为田僧亮师于董、展，二阎师于郑、张、杨、展。又谓：……田僧亮、杨子华、杨契丹、郑法士、董伯仁、展子虔、孙尚子、阁立德、阎立本并祖述顾、陆、僧繇。
……展则车马为胜。
……俗所共推，展善木屋，不知董、展同时齐名，展之木屋，不及于董。李嗣真云“三轮休奂，董氏造其微，六辔沃若，展生居其骏。而董有展之车马，展无董之台阁。”此论为当。又评董、展云：“地处平原，阙江南之胜，迹参戎马，”如此之论，便为知言。
张引李所言董展优劣，措词甚有见地，唯时间一隔，无迹可作参证，自然便成悬宕。谈展画马较明确具体，还应数欢喜用《庄子》笔法题画的宋董逌《广川画跋》：“展子虔作立马而具走势，其为卧马，则腹有腾骧起跃势，若不可覆掩也。”米疯子素号精鉴，亦称许展画《朔方行》小人物佳甚。
画为李公麟所藏。
至于涉及展的山水人物，比彦悰进一步，以眼见展之遗迹。说得十分具体，也极重要的，却应数元汤垕《画鉴》：“展子虔画山水，大抵唐李将军父子宗之，人物描法甚细，随以色晕开人物面部，神采如生，意度具足，可为唐画之祖。”
二李山水得展法，世多知之。世称张萱画美妇人明艳照人，用朱晕耳根为别。原来这个画法也得自子虔，并非纯粹创造，这一点说到的人似不多。
明杨慎喜作画论八股，翻旧案，谈丹铅。《丹铅总录》称：“画家以顾、陆、张、吴为四祖（用张彦远语），余以为失评矣。当以顾、陆、张、展为四祖。画家之顾、陆、张、展，如诗家之曹、刘、沈、谢，阎立本则诗家之李白，吴道玄则杜甫也。必精于绘事品藻者，可以语此。”虽近空论，比拟还恰当；唯说的似泛指人物画，即从未见过展画，也可如此说的。
《艺苑卮言》谈及人物画时，则谓“人物自顾、陆、展、郑以至僧繇、道玄，为一大变。”指的方面虽多，用笔粗细似乎是主要一点，其实细线条非出自顾、陆、展、郑，实出汉魏绢素艺术（顾之《洛神赋图》与《小列女图》线条并不细）。至唐号受到吴道子莼菜条革命，至宋又有马和之兰叶描革命，然细线条终为人物画主流正宗。王维，郭忠恕，李公麟，王振鹏，尤求，一路下来，俱有变本加厉，终至细如捻游丝者，过犹不及，因之游丝笔亦难有发展。道子一路，则始在宗教壁画上发生影响，沿袭直到元明，从敦煌及山西宋元以来大量壁画看，虽若难以为继，尚可仿佛二三。且因近代坟墓发掘，汉晋壁画发现，陶瓷砖甓比证，才知道子的雄劲粗矿，亦非自创，很可以说从彩陶时代工师即有这个作风，直接影响还本于魏晋以来圬壁方式，不过到彼手中，下笔既勇猛凌厉，天分才赋又特别高，实集大成。圬壁出于工艺，绢素本不相宜，起此笔墨竟作成前有古人而后无来者趋势。至宋元代，即有意为云水壮观如孙位，画鬼神如龚开，作钟馗如颜辉，笔均细而不悍。石恽牧溪又近于王洽泼墨，有涂抹而无点线，嗣胤寻觅，却唯有从磁州窑墨画刻镂水云龙人兽，吉州窑的水墨花鸟虫鱼，尚得一脉薪传。直延长到明代彩绘及青瓷，勾勒敷彩，面目尚具依稀；至于纸素艺术，虽会通于王洽泼墨与二米云山，衍化成大痴、仲圭、方壶、石田、青藤，有意认亲，还是无从攀援，两不相关也。吴生画法，在纸素上已可说接手无人，如不嫌附会，可说直到千年后，才又有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居然敢纵笔作人物，写草字，画花鸟虫鱼。但几人能把握的，已不是具生命机动之线条，来表现人物个性或一组故事。伯年画人物员比吴伟、黄瘿瓢见性格，着色又新鲜大胆具现代性，比吴彬、陈老莲活泼有生机，其实用线造型亦不佳，带俗气，去古人实在已相距千万里。吴老缶笔墨淋漓，在六尺大幅素纸上作绛梅，乱点胭脂如落红雨，十分精神。其特别见长处，还是用石鼓体作行草字。白石翁得天独厚，善于用墨，能用点代线，会虫禽骇跃之理，花果生发态度。然与其说是由道玄笔迹而有所悟，不如说两人同是圬壁手，动力来源相同，结果自然也有些相似成就。唯一则身当开元天宝物力雄厚宗教全盛时代，作者生于这个豪华狂热社会背景中，自然全生命能奔放燃烧，裴鬻舞剑略助其势，天王一壁顷刻即成。一则生当十九、二十世纪间外患内忧时代，社会一再变革，人民死亡千万，满地为血与火涂染，虽闭门鬻画，不预世事，米盐琐琐，不能不分心。因之虾蟹必计数论价，如此卖画四十年，即或天赋高如道玄，亦难望有真足传世伟构。老去作菊虾，极生动然亦易模仿。因之多伪托，真赝难辨。
展子虔之《游春图》见于著录，不在中古，却在近古。
明茅维《南阳名画表》，记韩存良太史家收藏山水界画目中，首即著录一行：“南北朝展子虔《游春图》，宋徽宗前后小玺，元人跋名《春游图》，非《游春图》，是则画在明代即已著名，茅维所记犹旧名。”只云“宣和小玺”未云“题签”，私意当时列缀于前，正如阁帖诸迹与《平复帖》及其他名笔，还象秘阁官库本藏字画习惯。
张丑《清河画舫补》称：
“展子虔者，大李将军之师也。（近人傅熹年先生评此画年代有极好意见——从文注）韩存良太史藏展子虔《游春图》卷，绢本，青绿细山水，画法与李思训相似，前有宋徽宗瘦金书御题，双龙小玺，政和宣和等印，及贾似道悦生葫芦图书曲脚封字方印，第其布景与《云烟过眼录》中所记不同，未审何故。”
又传严氏藏展子虔《游春图》。
詹景凤《东图玄览》复称：
“展子虔青绿山水二小幅，致拙而趣高，后来二李将军实师之。”
又言：“李思训绢画山水小幅，布置溪山、村落、人家，大与今画布置殊，殆是唐无疑。”
明《严氏画记》则载《春山图》，大李将军二卷、小李将军二卷。
张丑所见作《游春图》，且明说是青绿细山水，笔与李思训近，有徽宗题，唯与《云烟过眼录》所记不合，《云烟过眼录》：画为胡存齐咏所藏，徽宗题，一片上十余人。
詹景凤则见二小幅，内容“致拙趣高”，以为“二李实师之”。又言“李绢画布置有古意，是唐无疑”。不及题跋。又言“唐人青绿山水二片，行笔极轻细”。很显然，同时实有好几件不同小幅画，或署展名，或署二李，或无名，格式却相差不甚多。詹景凤识力极高，所言必相当可信。
王世贞《艺苑卮言》谓：“画家称大小将军……画格本重大李，举世只知有李将军，不尽其说。……大抵五代以前画山水者少，二李辈虽极精工，微伤板细……”所言精工而伤板细，易作目前所见《游春图》评，或有首肯者。若有人觉得这画实细而不板，则应明白明代人所谓“板”，院画一例在内，和现代人观点本不甚合。
《云烟过眼录》称宋秘书省藏有展子虔伏生，涉及装裱，阅秋收冬藏（四个字号）内画，皆以鸾鹊绫象轴为饰，有御题则加以金花绫，每卷表里皆有尚书省樱且说关防虽严，往往以伪易真，殊不可晓。今所见展画装裱似不同，有人说是宋装，有可疑处。
我们若假定不是展子虔画，有许多画可以伪托。
宋《宣和画谱》下，黄筌有《寿山图》七，黄居宝《春山图》二，黄居宷《春山图》六，燕肃《春山图》六，李昭道《春山图》一，李思训《春山图》一。在人物部门，则有隋郑法士《游春山图》二。《南阳名画表》还有李确《春山游骑图》。
其他画家高手作春山图尚多，因为作风格致不近，不宜附会到传为展作之《游春图》，所以不提。
张丑又言：“庚子宷日偶从金昌常卖铺中获小袖卷，上作着色春山，虽气骨寻常，而笔迹秀润，清远可喜。谛视之，见石间有‘艳艳’二字，莫晓所谓。然辨其绢素，实宋世物也。
越数日，检阅画谱，始知艳艳为任仲才妾，有殊色，工真行书，善青绿山水。因念仲才北宋名士，艳艳又闺秀也，为之命工重装，以备艺林一种雅制云。”此明言袖卷，和本题无关。
《游春图》既题名展子虔作，树石间即或有艳艳字样，也早已抹去。然从装裱上，却似元明裱，非宋裱。有同是东北来一军官，藏元人裱同式裱法可证。世宜另有其他明季装裱横卷，可以参考。
从著录掇拾材料，我们可以知道几件事：一、隋郑法士有《游春山图》，唐宋名家有许多《春游图》；二、《春游图》本来可能为茅维所见《游春图》。或“游春”，或“春游”，明人记录已不大一致，且当时有画迹相似而署名不同或无作者名若干画幅。三、本画可能是詹东图所见称为展画之一幅，或王世贞所见大小李画之一幅。（也可能即张丑所见艳艳临抚唐人旧迹）又或者还只是宋画院考试国手时一幅应制画，画题是唐人诗句“踏花归去马蹄香”，《萤雪丛说》说，徽宗政和中设画学取士，即有这个画题。又詹东图传闻文征仲家曾藏有右丞“花远重重树，云深处处山”纸本小帧，布景极美，落笔精微。笔记传闻有不可靠处，惟把两句诗作目下《游春图》题记，却也相当切题。又好象为刘禹锡“紫陌红尘”诗作插图，不十分切题，却还相关照。
一面把握题旨，一面遵守宋人画诀，“春山艳冶而如笑……品四时之景物，务要明采物理，度乎人事，春可以画人物欣欣而舒和，踏青郊游，翠陌竞秋千，渔唱渡水……”《山水纯全集》作者意见或在先或在后，都无关系，就画面空气言，却可帮助我们欣赏《游春图》，认为是唐诗格局。
这点印象宜为对绘画史有知识的人所同具。
又张彦远论山水树石，多根据当时存下名笔而言，批评杨、展画迹时，他曾说：“状石则务于雕透，如冰澌斧刃。”
冰澌斧刃如可靠，则展画石方法，宜上承魏晋六朝，如通沟坟墓壁画山石，敦煌北魏壁画《太子舍身饲虎图》山石，六朝孝子故事石棺图山石，以及《洛神赋图》山石，山头起皱，必多作方解矾头式，下启大小李衍变为荆、关、马、夏直到蓝瑛，用作花鸟配衬物则影响黄居宷。居宷迹不易见，林良吕纪画石还可依稀仿佛，作山或金碧堆绘，或墨笔割切，方法上终属于北派。《容台集》说：“李昭道一派为赵伯驹，伯驹精工之极，又有士气，后人仿之者得其工而不得其雅，若元之丁野夫、钱舜举是已，五百年而有仇实父。”一脉传来，均不与王维细笔山水相通。
现存传称周文矩《大禹治水图》，山头方折如大小李，从史志看同一题目名迹，吴道玄、展子虔、顾恺之均有作品，《历代名画记》谓，“古时好拓画，十得七八，不失神采笔踪。
亦有御府拓本，谓之官拓。国朝内库翰林集贤秘阁拓写不辏承平之时，此道甚行。”此《大禹治水图）作山方法，似稍近冰澌斧刃，不仅有子虔板处，还有顾虎痴精微处。《游春图》却大不相同，因之就《游春图》作山石笔意言来，这幅画作展子虔，反而不称，估作与子虔作风不同之唐五代或宋人画迹，均无不可。《宣和画谱》称西蜀黄筌、黄居宷、居宝三人曾共有《春山图》计十五幅，如说这画是十五幅之一，可寻出下面几点例证，补充解释。
一、画中女人衣着格式，似非六朝格式，亦不类隋与唐初体制。淡红衫子薄罗裳，又似为晚唐或孟蜀时妇女爱好（风致恰如《花间集》中所咏）。世传五代画纨扇小人物，与董源《龙宿郊民图》，及松雪用摩诘法所作《鹊华秋色》卷子上人物，衣着均相近。直到实父仿赵伯驹画五丈长《子虚上林赋》画意，妇女装扮还相同。而山头着树法，枝柔而欹，却是唐代法。宋元人论画，即常说及蜀人得王维法，笔细而着色明媚。
二、黄氏父子侄本长于花鸟，用作花鸟法写山水景物，容易笔细而色美，格局上复易见拙相。唐人称展特长人马故实，宋米芾且为目证。凡此诸长，必特别善于用线，下笔宜秀挺准确，不过于柔媚。此画人马均不甚佳，衣着中的幞头和圆领服，时代都晚些，建筑时代也晚。山石树木亦与冰澌斧刃、刷脉缕叶也不相称。张彦远叙六朝杨、展山石作法时，还说及如“细饰犀栉，冰澌斧刃”这种形容，若从传世遗迹中找寻，唯敦煌隋代洞窟壁画中维摩五百事小景足当此称呼。（画录中则称陈袁蒨绘有此图）
三、从绢素看，传世宣和花鸟所用器材多相近，世传黄氏花鸟曾用细绢作成，不知世传李昭道诸画及某要人藏周昉士女用绢如何，若说展画是隋绢，至少还得从敦煌余物中找出点东西比较。若从敦煌画迹比较，如此绵密细笔山水，至早恐得下移至晚唐五代较合适。
我们说这个画不是展子虔笔，证据虽薄弱近于猜谜，却有许多可能。如说它是展子虔真迹，就还得有人从著录以外来下点功夫。若老一套以为乾隆题过诗那还会错，据个人经验，这个皇帝还曾把明代人一件洒线绣天鹿补子，题上许多诗以为是北宋末残锦！
一九四七年七月作
《花花朵朵坛坛罐罐》读后感(四)：坛坛罐罐里的“名物”
沈先生作为作家其才名被笼罩在小说的光环里，但他的出现却是文化界的一个异数，尤其是史学界的一个异数，这位被称为古典自由主义化石的大师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一生被分成了两截，1949年以前他是作家，写了四十几本小说和散文，1949年以后他又变成了一个文物专家。他在史学界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经院哲学的倾向，注入了一个乡野作家独有的清澈与纯粹，文学家的浪漫与生动，使他的文字呈现一种大化天成的气象。
读他的艺术与文物研究文集《 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 》，何止是受教，简直是如看一种美，而这种美是与他的小说、散文一脉相承的，总有那么一种隔水听箫的凄清和空旷，行文中又散布着淡淡的哀愁，令人低徊不能掩卷。正如沈先生自己说的：美总不免让人伤心的。
这本共收录沈先生近50篇研究论著的集子，是他后半生有关文物与艺术的文集，它包括在文物领域涉及的方方面面：古代的镜子、瓷器艺术、花边金锦、古人穿衣打扮、龙凤艺术、图案颜色，陶罐绢纸……，林林总总，包罗万象，这种充沛生动的感受及轻松自然的表达俯拾皆是，似泉水一样从他的笔下汩汩流出来，让我们感觉那50年前的边城的足迹虽然已渐行渐远，却还有余韵在他的论文集中袅绕。
沈从文先生的目光就这样一次次穿透文物与艺术的珍宝，把对古代艺术的真实面貌绚丽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譬如从几件民族艺术的龙凤图案中，就能够追寻出该种事物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对于一个写了30年小说卓有成就的作家来说，不知是幸抑或是不幸。“我和我的读者都行将老去”。多少前尘后事，空让人生出“谁为为之，孰令致之？”的感叹。
沈从文先生不写小说而去研究文物，始终是一个难以说透的谜。沈先生自己曾说：“我仿佛不知道做哪一个更适合自己。我总觉得有一个目的，一项事业，让我去做，这事情是合于我的个性，且合于我的生活的。”汪曾祺写的代序《沈从文专业之谜》中写道：“不断挨骂，是其客观原因；不能适应，有主观成分，也有客观因素。解放后搁笔的，在沈从文一代人中不止沈先生一人，不过不像沈先生搁得那样彻底，那样明显，其原因，也不外是‘思’与‘信’的矛盾。”
所谓的“挨骂”是1948年这时的香港《大众文艺丛刊》刊发了郭沫若攻击沈从文的文章《斥反动文艺》，说他“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着，这是对沈先生最致命的一击。此时的沈从文，还能再从事“人学即文学”的工作么？他已经清楚地认识到：20年30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需用“信”字起步……那些不肯盲目地“信”，偏要用自己的头脑“思”的人，在那个时代，或肉体毁灭，或遭到精神摧残，如老舍如傅雷，自然也有抱持理想，斧刃加身而不惧的在精神上足以傲立于天地之间的学者，如章太炎如陈寅恪……
但沈先生不是冲冠一怒的人，他不习惯金刚怒目、刑天舞干戚，但他也不是唯唯诺诺、柔若无骨地随时转变风向的人。他倒是合乎老子的“不争，则世莫与之争”的柔弱论，比若水，就算蒸而为汽，凝而为冰，终究是水。所谓“矫矫者易折，皎皎者易污”。他的观念和情感没法分开，他没法抛弃一个乡野作家那种骨子里的求真、求美、求善的信念和人格力量，于是他一头扎进了文物，并且“越陷越深”，汪曾祺先生说，就一个国家来说，失去一个作家，得到一个杰出的文物史研究专家，也许是划得来的，但是从长远的文物史角度来看，这算不是损失？这确实值得人去思考。
《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所反映出来的治学方式，即便放在今天仍不失为专研学问的不二法门，他认为文史研究必需结合文物，“文学、历史或艺术，照过去以书注书方法研究，不和实物联系，总不容易透彻。不可避免会如纸上谈兵，和历史发展真实有一个距离。”对于古代文物的研究，其“学习思想方法不失单纯从经典中寻章摘句，称引理论。主要是从实际出发，注意材料的全面性和不断发展性。若放弃实物，自然容易落空。”因此，他的文史知识都是考实践得来的。他18岁时在一个统领官身边做书记，给他把几十副铜器及古瓷，还有十来箱书籍，一大批碑帖以及百十幅宋元明清的字画进行归类整理，对照《西清古鉴》、《薛氏彝器钟鼎款识》进行比较。
一切常识就是那么通过实践学来的。“我从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份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做成的艺术，皆得到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些初步的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人类智慧之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而这种知识的积淀，对他以后从事文史研究产生额极为深刻的影响，他给中央美院的学生上古代丝绸课，只带古代丝绸的原件，其他什么也没有，但是却能轻松把近百种分期和断代信口说出来。他自己也坦言：“……我都有机会十万八万（指文物）的过眼经手，弄明白它的时代特征，和在发展中相互影响的联系。
特别是《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 》，为正统专家学人始终不屑过问的，我却完全像个旧北京收拾破衣烂衫的老乞婆，看得十分认真，学下去。”沈先生就是这样以大悲悯之心完成了他内心的有情世界。他的发现有许多是激动人心的，比如镜子，过去多认为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现在发现出土的商朝镜子就有七八面，在3300年前就有镜子了，从实物印证，再根据古籍，就知道磨镜药是用水银和锡粉作成的。由此可以判断战国时期就已经掌握了烧炼水银的新技术；再比如铜器上的镶金银，原以为源于春秋战国时代，现在知道商朝就有了；再有更有趣的例子，商朝时妇女们的头发就是卷的，封建社会中的历朝历代常将前一朝代最高贵品级的服饰，规定为本朝最低贱人的服饰，表示对于前一朝代的凌辱。
对于故宫花了几百两黄金，收了幅乾隆题诗认为是隋朝展子虔手迹的《游春图》，他认为不可能是真迹，只要懂一点历代服饰冠巾的衍变，马匹装备的衍变只从这占全图不到一寸的地位上，即可提出不同的疑点，衣冠似晚唐，马匹似晚唐，就不大可能是隋朝战之前的手笔。……所有这些，都用了最细致贴切的实物求证方法，最负责任的实事求是态度，条分缕析，材料详尽，能发前人之未见，不附会所谓专家权威意见，也正符合沈先生一贯的主张。像这样的真知灼见在本书中随处可见，他改变了史学界过于考据化、单一化和集释法的缺陷，他的思考和观点是如此具有前瞻性和洞察力，能直抵问题的本质。
尺牍书疏，千里面目。《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让人能够透过这些干净的文字，神思着遥远的古名物，回溯到到历史的长河中。沈从文先生有句名言：“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如果说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我们时刻能见到人性美，那么，在他的文物研究中，我们同样能时刻见到一种性情美。正如他的墓志铭：“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其实，沈先生真性情，都留在凤凰古城的箫声里，留在古代服饰的华彩里，更是留在了《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里的“名物”中。
《花花朵朵坛坛罐罐》读后感(五)：改行----读沈从文《花花朵朵瓶瓶罐罐》
（一）
“吊炉烧饼扁又圆，那油炸的麻花儿脆又甜。粳米粥贱卖，两子儿一碗，煎饼大小你了看看……”
相声迷都知道，这段儿出自侯宝林的《改行》。说的是光绪皇帝驾崩，一百天国服，禁止娱乐，吃开口饭的艺人们无奈纷纷改行。鼓书大王刘宝全改行卖早点，老旦名伶龚云甫改行卖青菜，“十大全净”金少山改行卖西瓜。
“明代用于佛经封面的丝织物，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因为这是目下我们知道的，唯一研究明代和唐宋以来丝织物的重要材料……”
时光倒退六十年，在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里，如果你看到年龄最大的一个讲解员，语气谦和，讲解详细，那，就一定是沈从文。因为1948年左派文化旗手郭沫若发表的《斥反动文艺》中指名点姓骂沈先生是桃色小生，“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着”，迫于环境和内心的双重压力，沈先生辞去北大教授，选择改行研究文物。
不知道算不算因祸得福，沈先生在博物馆里挨过了十年动乱，而老舍先生早就跳了太平湖。
（二）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是沈先生在建国以后最重要的文物研究著作。这本《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是一本谈艺术与文物知识的杂文集，内容包括器皿、织锦、服饰、书画等方面。透过这些文字，我领略了中国古人优雅的审美和精湛的手艺，同时也感受到沈先生在动荡年代的惶惑中竭力自安的定心。
整本书大部分文章是专业考据论证，我作为门外汉只好一掠而过，不求甚解。但看得懂的部分也还不少，确实有趣。
沈先生长于织物服饰研究，而且把这一研究，活用到其他领域。比如稍微懂点中国美术史的，《洛神赋图》的大名无人不知，公认是东晋顾恺之的名作。沈先生却偏要生疑：“其实若果其中有个人肯学学服装，有点历史常识，一看曹植身边侍从穿戴，全是北朝时人制度；两个船夫，也是北朝时劳动人民穿着；二驸马骑士，戴典型北朝漆纱笼冠。那个洛神双鬟髻，则史志上经常提起出于东晋末年，盛行于齐梁。到唐代，则绘龙女、天女还使用。从这些物证一加核对，则《洛神赋图》最早不出展子虔等手笔，比顾恺之晚许多年，哪宜举例为顾的代表作？”不知道马未都对沈先生的这一观点会做和评价？
《[商山四皓]和[悠然见南山]》一文中说到：《史记》、《汉书》里提到的四位出山辅佐刘邦的高士称为“商山四皓”，在后来朝鲜发掘的汉墓以及河南邓县的南朝画砖大墓出土的文物中，却又被称为“南山四皓”。沈先生从而联想到，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表达的也许并不是单纯的闲情逸致，很可能是陶公想起来隐居南山的四位辅政老人。
《从文物来谈谈古人的胡子问题》一文中，沈先生从商周到唐宋，从雕塑到绘画，举了大量文物例证，来说明在古代也并不是男人除了太监都留胡子。用丰富的文物考证知识，来解决一个古代男人是否都留胡子的心结，“大材小用”，也是有趣。
《玻璃工艺的历史研讨》大致论述了中国的玻璃工艺从战国，到明清的发展过程、分类、用途。作为容器，中国人选择了物美价廉的陶瓷，放弃了玻璃；作为窗户，中国人选择了轻容细薄的纱罗，放弃了玻璃；作为镜子，中国人一直沿用工艺纯熟的铜镜，放弃了玻璃。中国人虽然很早发现了玻璃，但是一直只用作玩器，没能像欧洲人那样用于望远镜、显微镜等科学用途，这也是近代导致中西方文化差异日渐增大的一个物证。
（三）
除了四十多篇论述文物的杂文，书中收录的沈先生1968年写的《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一文，描述了他在那个年代的心境，读来令人唏嘘。
“从生活表面看来，我可以说“完全完了，垮了”。什么都说不上了。因为如和一般旧日同行比较，不仅过去老友如丁玲，简直如天上人，即茅盾、郑振铎、巴金、老舍，都正是赫赫烜烜，十分活跃，出国飞来飞去，当成大宾。当时的我呢，天不亮即出门，在北新桥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晚上回家，有时大雨，即披个破麻袋。我既从来不找他们，即顶头上司郑振铎也没找过，也无羡慕或自觉委屈处。”
“人老了，要求简单十分，吃几顿饭软和一点，能在晚上睡五六小时的觉，不至于在失眠中弄得头脑昏乱沉重，白天不至于忽然受意外冲击，血压高时头不至于过分感觉沉重，心脏痛不过于剧烈，次数少些，就很好很好了。”
“正因为对世事极端无知，我十分害怕说错话。写这个材料出来，究竟是不是会犯大错误？因为若不写出来，即或我家中也不大懂得我这十多年在博物馆，究竟为什么而学，学的一切又还有什么用？”
这本书是汪曾祺于1988年代为写的序。他在序言的最后写道：“从写小说到改治文物，而且搞出丰硕的成果，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就沈先生个人说，无所谓得失。就国家来说，失去一个作家，得到一个杰出的文物研究专家，也许是划得来的。但是从一个长远的文化史角度来看，这算不算损失？如果是损失，那么，是谁的损失？谁为为之，孰令致之？这问题还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我们应该从沈从文的转业得出应有的历史教训。”
我从中得到的一点浅薄教训是，在社会变革剧烈的时代，人应该准备好两个以上能够维持生计的本事。一看大事不好，马上掉头改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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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花朵朵坛坛罐罐》读后感(六)：心 路 绝 尘——读沈从文文物艺术文集《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
作者：王 俊
当代国学大师王力先生将书房命名为“龙虫并雕斋”。意为学术研究上屠龙、雕虫皆不放过，倾力而行，殊途同归，皆可功成。天分高，学养深是学者安身立命的根基。融会贯通者，必有专注之力，惟其专注，才能传递出希望之光。
自评为“中国契诃夫”，以文学名世的沈从文，解放后收敛文学的锋芒，急转投入历史文物研究之中，也同样将他的彗心发挥到极致。谁曾料想，他的文物与艺术研究文集《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信手拈来，在擅长的文学之外，另辟蹊径，为一块花布、一尊雕塑、一块碑版追根溯源，也同样精彩绝伦。
沈从文先生（1902-1988）一直自称“乡下人”。在家乡湘西当了五年兵后，为了实现心中的文学理想，二十出头只身闯荡北京，侧身“窄而霉小斋”，决计“靠一支笔打天下”，尝尽苦辛，方入文学门径，以湘西为背景创作小说，立足文坛；并以小学毕业之学历擢升为专授小说创作的北大教授，与新文化运动主将胡适之、美学大家朱光潜成为同事。奇人奇才，成为民国文坛一道独特的风景。
“就连印象中一点儿小雨，仿佛把心也弄湿了”。多么敏感的文字，他的天分就体现在“心”与“梦”的敏感上，深得湘西风物之灵秀气息，叙事永远是自在的，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笔下人物的原始生命形态、情节的扑朔迷离与湘西的自然场景皆浑然一体，暖意融融，诗意文字撩拨人心。鲁迅评台静农小说：能够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沈从文先生自然也有这样的大家风范。他是用文字将神秘的湘西推向世界的第一人。但凡去过湘西凤凰的游子都会想到沈从文先生。
沈先生笔下的湘西与老舍笔下的北平，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波德莱尔笔下的巴黎、乔伊斯笔下的都柏林、卡夫卡笔下的布拉格、荷尔德林笔下的图宾根一样，都已成为作家独特的精神栖息地。
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对人民、对乡土的至爱至诚，处处照见沈先生书生意气，襟怀坦荡，文采斐然，灵气弥漫。东方哲人季羡林曾说：在现代作家中，人们读他们的文章，只需读上几段，而能认出作者是谁的人，也不过几个，极为稀见。鲁迅是一个，沈从文是一个……。可见，文字之重，不重于名冠一时，而重于神留千古。鲁迅也评价沈从文：在中国有数的好作家之列。其妻妹张充和先生对其评价最为点睛：不折不从，星斗其文；亦慈亦让，赤子其人。四句最末一字恰是：从文让人。一个“让”字贯穿其仁慈宽厚的内心世界。我想还需要加上一个“真”，是真性情的汉子，永远拥有无私与爱，活在苦味的世界中，让他的想法总会与众不同。
解放后，他又陷入历史造就的窘境，逼迫他折断手中妙笔，成为中国历史博物馆讲解员，转向历史文物研究。好在“他揪住什么东西，就不轻易放过”（金岳霖语）执拗的个性，让他百折不回，于乱象中在文物研究中觅到一片净土，找到了精神寄托，实现人生的二次跨越。遥忆当年，刚到北京从事文学创作时，连标点符号尚不知道，唯一可信的就是自己的双眼和大脑。仅用四年时间，遂开始发表小说，一举成名，成为文学青年之楷模，其作《边城》、《长河》、《湘西》等成为现代中国小说史的名篇。如今的他，虽身处逆境，禀赋湘西人的“憨厚朴质”（夫人张兆和语），脊梁从未弯曲。他曾坦言，昔日好友茅盾、丁玲、巴金、老舍、郑振铎，个个声名赫赫，叱咤文坛。于他而言，并无羡慕和自觉委屈处。从不邀誉于一时，自得其乐坐冷板凳研究故物，明珠暗投，倒也别开生面，乐在其中。于是，多年静寂以后，也就有了这部考证严谨，描述生动，见解独特的文物研究文集问世。可贵的是，同一时间内，他也完成了周恩来总理所嘱托的古代服装考证工作，一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诞生，对中国历代服装研究起到拓荒作用，沈先生也完成了从文学大家到文物研究大家的角色转变。也印证了沈先生在《边城》中所言：凡事都有偶然的凑巧，结果却又如宿命般的必然。所幸这一切并没有如尘土般，被时间轻易抹去，他用详实而严谨的考证文字为我们记录了一个我们不曾了解的陌生世界。
在文物与艺术文集《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中，可以看见作者研究领域的广度与深度。除陶瓷、丝绸、书画、服饰、铜镜、漆器外，也对民间的花灯、窗花、龙凤图腾之物悉数投以关注的目光，旁征博引，多有创见。那是一种可贵的对文物细节着迷和出神的状态。如在中国服饰领域中，他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中国历朝各代常将前朝最高贵品级的服饰，规定为本朝最低贱人的服饰。他还质疑早有定论东晋顾恺之所画《洛神赋图》，从画中人物曹植身边侍从的着装风格，推断此画最早不出隋代人之手。
他在文物研究中提倡实践重要性，他常常指导助手按照古法复原一些文物，注重“常识辅助”与“专家知识”知行合一，以防挂一漏万的缺憾，这当然需要天才的创造精神。繁杂的考据是琐碎的，每一个新发现的细节都让他痴迷。经他法眼考证，数度避免国家花重金购买欺世膺品之失。甄别真伪，传承经典，是传承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之基石。读懂这些古物可比读人读书都困难多了。想想当年出土的殷墟甲骨被当做龙骨和中药来卖掉吃掉，也就知道古物考证之重要了。鲁迅先生酷爱收集古代碑拓，常常以临摹古碑为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真正搞懂了古物的来龙去脉，才能让传统文化的薪火相传，不至迷失。
沈从文先生在历次运动中，均受到冲击。收集的上万张研究资料，都被无情的扔进了垃圾堆。辛辛苦苦撰写的服装史研究的三十万字的初稿被扣、遗失，他都能另起炉灶，重新编写。天安门历史博物馆的女厕所，他也曾风雨无阻地清扫过，弟子的背叛、无数次的批斗他也挺了过来。他深晓一切会来，他在等待。
他常常感叹：有许多事情要做，一个一个题目做下，十辈子也做不完，我们都来干。从天才的小说家到一个平平实实的文物工作者，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领域中，取得如此骄人的成就，离不开他执拗的“痴劲”与宠辱不惊的人生境界。我常常揣想，先生是今世中最得陶渊明士者之风的隐者。虽未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实境相伴，却也能在小说创作与文物研究的世界中体悟到不同的人间桃花园，也唯有高贵的灵魂常常可以在耿耿不寐的长夜里仰望星空。
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的沈从文，终于在“文革”数年后，拔云见日，享受政府副部长级待遇，出国讲学，安度晚年，自然也就顺理成章了。劫后余生的故乡之行也常让他感怀不已：真的历史却是一条河。从那日夜长流千古不变的水里石头和砂子，腐了的草木，破烂的船板，使我触着平时我们所疏忽了若干年代若干人类的哀乐。
往事如风。忆见1923年冬，生性纯朴、略带腼腆的他，独自在北京漂泊，穷困潦倒，郁达夫雪中送炭。文学青年沈从文写信向文坛名家郁达夫请教文学创作，郁达夫先生亲自到湖南会馆看望默默无闻的沈从文，解下自己的围巾替他系上，并请他吃了一顿饱饭，并将所剩钱款悉数给了他。这件事，沈从文先生常常提及，言语激动而沉静。
友情如灯，煜煜照人，激越生命，如烛如金。
《花花朵朵坛坛罐罐》读后感(七)：评论花花朵朵坛坛罐罐
一本很奇怪的书。
1、价格很贵；
2、文字部分都是沈从文写的，收录了沈从文各种文物研究心得。绝大多数发表在文革前各种公开媒体，据不完全印象统计，《光明日报》偏多，但也有少数生前未发表的，极少数49年前发表的；
3、应该是有编辑重新编辑的，主要是配了大量和文字相关的精美文物图片，但全书（包括版权页）并未指出是谁（或机构）编辑的；
4、印刷精美，装帧合适，窃以为应该值得票价。
结论：
从内容上，大概可以读出两种心得：
1、从文物或实物入手，如何研究和考据历史，尤其是沈从文后来被推认为中国服装服饰研究的第一人。这部分相关文字（服装和服饰）相当丰富，但也比较专业，很多专业术语需要新华字典才能识别正确读音（就我的水平而言）
2、沈从文在解放后和文革前，是如何在政治环境下研究专业问题的，简而言之，还是尊崇了“古为今用”的。
所谓“古为今用”，语出领袖，领袖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领袖又曰，文学艺术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领袖还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总之，从这本书上看，沈从文先生无论是从专业角度还是政治正确角度，都是做到了的。今天，被不知名的编辑配了大量图片和精美的印刷下，值得文物爱好者们翻一翻。
《花花朵朵坛坛罐罐》读后感(八)：“我心匪石，不可转也”
沈先生的改行并不是没有准备、没有条件的。据沈虎雏说，他对文物的兴趣比对文学的兴趣产生得更早一些。他18岁时曾在一个统领官身边做书记。这位统领官收藏了百来轴自宋至明清的旧画，几十件铜器及古瓷，还有十来箱书籍，一大批碑帖。这些东西都由沈先生登记管理。由于应用，沈先生学会了许多知识。无事可做时，就把那些古画一轴一轴地取出，挂到壁间独自欣赏，或翻开《西清古鉴》、《薛氏彝器钟鼎款识》来看。“我从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份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做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见《从文自传•学历史的地方》）。沈先生对文物的兴趣，自始至终，一直是从这一点出发的，是出于对于民族、对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深爱。他的文学创作、文物研究，都浸透了爱国主义的感情。从热爱祖国这一点上看，也可以说沈先生并没有改行。我心匪石，不可转也，爱国爱民，始终如一，只是改变了一下工作方式。
沈先生的转业并不是十分突然的，是逐渐完成的。北京解放前一年，北大成立了博物馆系，并设立了一个小小的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是在杨振声、沈从文等几位热心的教授的赞助下搞起来的，馆中的陈列品很多是沈先生从家里搬去的。历史博物馆成立以后，因与馆长很熟，时常跑去帮忙。后来就离开北大，干脆调过去了。沈先生改行，心情是很矛盾的，他有时很痛苦，有时又觉得很轻松。他名心很淡，不大计较得失。沈先生到了历史博物馆，除了鉴定文物，还当讲解员。常书鸿先生带了很多敦煌壁画的摹本在午门楼上展览，他自告奋勇，每天都去，我就亲眼看见他非常热情兴奋地向观众讲解。一个青年问我：“这人是谁，他怎么懂得那么多？”从一个大学教授到当讲解员，沈先生不觉有什么“丢份”。他那样子不但是自得其乐，简直是得其所哉。只是熟人看见他在讲解，心里总不免有些凄然。
——摘自汪曾祺先生为本书写的序
《花花朵朵坛坛罐罐》读后感(九)：沈从文离诺奖只差几个月
在中国作家中，曾经距离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人是沈从文。沈从文于1988年5月在北京辞世，距离当年诺贝尔奖评选揭晓仅剩几个月。
“诺贝尔文学奖只能颁给依然在世的当代作家。” 82岁的谢尔•埃斯普马克是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五人评选委员会成员，他表示，以湘西凤凰为文学故乡、作品充满浓郁中国情怀的沈从文深受评委会成员喜爱。“沈从文不仅获得提名，而且已经通过初评，出现在仅有5位作家名字的‘短名单’上。有足够多的信息和证据表明，中国作家沈从文是当年最受五位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成员喜爱的候选人。”
2012年诺奖解密，尘封的结果让人再次感叹。如果沈从文继续小说创作，中国作家会不会早就与诺奖结缘。当然了，如果沈从文能够继续小说创作，那么《花花朵朵坛坛罐罐》这本中国最美的图书，也就很难问世了。沈从文封笔小说，将心血全都投注到考古研究上，写织锦，写书画，写器物，写民俗，以沈从文的文笔做出来的研究，辅以故宫博物馆大量精美的图片，真的是两美并，举世无双。
《花花朵朵坛坛罐罐》读后感(十)：那段花开花谢的时光
名岂文章著，让人记住沈从文不仅仅是《边城》，还有他和张允和的一段佳话。他写给张允和的那段“我看过很多地方的云，走过很多地方的桥，喝过很多地方的酒，但只爱过一个正当好年华的女子。”，让我等晚辈对那个年代心生向往。民国控无法抵御这本书的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