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哪个朝代最郁闷》经典读后感10篇
《生活在哪个朝代最郁闷》是一本由杨念群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2.00，页数：27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生活在哪个朝代最郁闷》读后感(一)：意外
本想着书名应该是类轻松些的书，谁承想居然是本让我看完倍感沉重的书。先不说里面哪些是认同的，哪些是反对的。就视角来讲，确实是个新的体验。整本书的感觉有些书生意气的感觉。有些事吧说的在理，但也仅仅在理而已。里面说国人的教育多产生些脑筋急转弯类的小聪明，其实形象的是国人擅长找到问题，历代都是。但从来都不擅长解决问题。因为解决问题多是个得罪人的事，而中国又是个讲人情的社会。人情这个事处理不好是要出大问题的，所以到底是解决问题呢？还是看人情呢？解决了问题后果如何不好说，但对人情造成了冲击，无疑是自绝于大众的。
年代的印记，在读书多了些后越发的深刻起来。作者的背景、所思所想、屁股的位置，等等都在书中。所以书是孤独者最好的伙伴，可以从中发现太多好玩的事了。在如此的人情社会说出孤独来，无疑我已经自绝于很多人了。
又是个但是，活着若无“舒服”二字，与死何异？
《生活在哪个朝代最郁闷》读后感(二)：我们历史学家的客厅
张耐冬/文
写作非学术的专栏文章时，历史学家和其他专栏作家有什么不同？翻开杨念群的《生活在哪个朝代最郁闷》之前，这个问题一直在我头脑中盘桓。
在现代学术训练下，学者们越来越以各自研究领域内的专家形象出现，而对公众视野中的热点问题普遍失语，偶有发声者，状况也着实不佳。他们要么在自己的实验室里观测数据，要么在自己的书房里钩沉索隐或是发思古之幽情，外面的世界因不在专业领域之内，理所当然地便被拒之门外。不过，他们若是在媒体上谈论专业之外的话题，则不得不从实验室与书房走出，要么在街头与人攀谈，要么在客厅里悠闲地展开对话。
如果走上街头随便找一个话题便滔滔不绝地谈上半天，并非专业化的学者之所长，勉强去谈，见识也不会比普通民众高明——当然，深谙大众心理和传媒精髓的文化表演艺术家们除外——这是“公知”、“文化学者”这类词汇迅速走向贬义的重要原因；坐在自家的客厅里，对自己专业知识所能解答的社会话题进行讲说，学者才不会失去自己的优势。随笔集中，杨念群为我们展示的就是学者在客厅中的谈话，而非街头的表演。
这本书的内容总体来说并不通俗，和现实生活的关系没那么密切，不涉及柴米油盐，也无关金融地产，基本是对社会文化的探讨，偶有对某一时期热点话题的回应，也大多是文化心理层面的议论。书中的大多数文章，都与他个人的阅读有关，在对某些社会现象稍作描述之后，他便将话题引向某一本书或某一个学术观点，然后进行分析评论，颇有在文化沙龙上与他人交流心得的意味。
当然，他本人也清楚，在平面媒体上谈与学术相关的话题，必须考虑读者的知识结构和兴趣度。为了照顾读者的心理，他常用鲁迅的文章、京剧和电影这些受众较广的文化产物作为与读者交流的媒介，通过这些文化现象的中间效应，将专业问题展示给读者。中间媒介物只是引子，就像荆轲展现在秦王面前的地图一样，这本随笔真正的动人之处在于图穷之后拔出的匕首。杨念群一直没有放弃用他的专业思维来论说的方式，从这一点来看，《生活在哪个朝代最郁闷》与其说是文化随笔，不如说是学术随笔。
说到学术随笔，杨念群本人对之前流行一时的学术随笔倒是颇不以为然。他在开篇处就曾提到，自己尝试过把学术道理通俗化的写作路数，但最终感觉上下不靠而作罢，并质疑事事都以“学术”来进行解释的合理性。他的放弃与质疑，正与媒体上的文化传播方式有关。大众传媒在若干年的文化贫瘠之后，在二十世纪最后的二十年终于重新起航。从最初的理论引进与文学井喷，到了九十年代，就转向用文学化的语言对学术和文化进行扫盲式的介绍，造就了一批“文化散文”写手和学术传记作者，尤以《文化苦旅》和《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为最。简单的文化扫盲之后，就是对学院派文化的注水工作，大量出版二十世纪上半期学者们的著作，通过充满噱头的宣传语使之成为大家的必读书，并伴之以拉大旗作虎皮式的实用化教程，诸如“从历史谈……”之类。接下来，就是大同小异的学术科普，将一个个学术问题不断稀释，使用报告文学式的语言来贴近读者。说到底，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出现的扫盲与科普类作品，大多是放弃了学术立场和专业思维，单纯迎合市场、取媚读者，用米兰·昆德拉的话来说，就是媚俗。
对世俗利益的追求，再加上现今传媒领域民粹主义的强势，使学术随笔成为单纯的消费品，其中的学术含量，并非取决于作者懂得什么，而是取决于读者想要什么。在《国学热何以变成了“文化桑拿”》中，杨念群就对因推广者的无良所导致的文化“变味”现象进行了戏谑。
他也并没有倒向另一边。对媚俗的反感，不一定要导致对阳春白雪的推崇。在他看来，低姿态地做“文化桑拿”固不足取，端起架子来代普通人发声同样是滑稽的事情。无论是知识阶层试图用自己掌握的文化资源统摄一切，还是大众用自己的需求订制文化产品，都不可能实现有效的沟通和对真相的了解。《一个人的乌托邦》中，他对政治和文化上的“代他人立言”行为有所批评，对文艺的集体矮化现象也略有微词。
这样的表态方式，与很多热衷于站稳立场并坚守不怠的公共知识分子和网络评论家不同，也和左右逢源的文化学者与国学表演艺术家们迥异。他的警惕，来自于专业思维。审慎地面对观察对象这一学术态度，惯性地隐藏在活泼的比喻与轻松的笔调之间，将各类文化现象置于专业思考之下，是这本书大部分文章的共有特性。尽管他不愿意称自己的文章为学术随笔，但其中的学术敏感和专业思考，正体现了这本随笔集的学术品位，也将其与注水式学术普及划开了清晰的界限。
正因为他心里一直抱着专业历史学家的立场，所以对看似风雅实则媚俗的话题也有自己的批评，与书名同题的《生活在哪个朝代最郁闷》就是对人们热衷于讨论“愿意在哪个时代生活”的回应，但并没有意淫式的时代美化和一厢情愿的人生空想，反而认真地谈起了清代的政治与文化生态。其他几篇关于清代政坛与文化界的文章也与此相类，都是对专业研究的轻松表达。
如果翻开杨念群的专业著作，就会发现这本书里的很多内容都和他个人的学术兴趣以及近年来的研究有关。而他显然不想让随笔牵涉过多的学术内容，往往是通过比喻和感性的语言将自己的学术体悟一带而过。客厅里的清谈，毕竟和书斋中的文章、教室里的课业不同，更多的时候，需要的只是谈话者之间拈花一笑式的沟通，一般读者不难读懂文字、领悟道理，来寻求课外阅读的专业学生也能看出些门道。
作为传媒的产物，这本书和杨念群本人也遭遇了被消费。关于“历史到底有什么用”和作者个人的相貌似乎成了前段时间人们议论此书的最大标签。翻开此书，《一场消费鲁迅未遂的事件》与《从太太的客厅到淑女训练营》两篇，恰如这场消费事件的最好解释，作者本人的被消费，也好似这些文字的最好注脚。也许，进入大众传媒的圈内，就不容学者们好整以暇地停留在客厅中选择对话者与话题，只能被喷上斑马纹般的条码待价而沽。作者个人的表达在这样的环境中变得不合时宜，成为“一个人的乌托邦”。
在《一个人的乌托邦》中，杨念群说过一段话：“只有允许品味的庞杂多样，各安其位，才能使其不至堕落到只有爬上媚俗这条窄道才能生存的地步。否则，国人民主未获，品味早失，德行滋养更是谈不上，这才是未来让人忧虑的焦点所在。”这段话今日读来，更像是对他个人被消费行为的批评。但这样的消费每天都在发生，如果真要摆脱这种境地，脱离从“代他人立言”和“媚俗”中二选一的愚蠢行为，到历史学家的客厅里去坐坐是个不错的选择。这不是，这几天我们讨论最多的，就是“乌克兰玫瑰”季莫申科从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变成尘满面鬓如霜的花边新闻，似乎相貌是比天还大的事儿一样。
《生活在哪个朝代最郁闷》读后感(三)：小引by杨念群
小引
几年前匆忙答应媒体朋友约稿，实在是源于对“随笔”这一文类如此魅惑众生流露出的一份好奇。照理说，学院中人应恪守本分如寺庙老僧入定，枯守青灯古卷了此一生才是正理，不得心神荡漾，破了戒法。可我终究还是经不住诱惑，理由是，操弄随笔犹如孤身入室作案，精心布置一个悬疑的犯罪现场，案发后能躲在暗处偷看观众陷入案情迷思后的种种反应，正如社会学家戈夫曼所云，多少带点儿阴谋家的甜蜜犯罪感。危险也是常有，一旦技艺不熟，会把作案现场搅得劣迹斑斑，狼狈不堪。
涂抹随笔又如即兴表演，在剧场投射的光影中要预知观众的情绪，不像撰那学术文字，可以自诩清高，假装蔑视大众，穿上一层“规范”的隐身衣，躲在小众圈子里自说自话，咀嚼那份疑似孤寂崇高的安全感。
也许就是这妄想“作案”的心理在作怪，恍如青春期冲动的死灰复燃。我曾斗胆在前贤那有名的对联上添枝加叶，刷出一道横批。这原对联历史系学生大多奉若神明，说的是板凳坐冷十年磨破几条裤子与文章不写一字之空隐忍成精的大道理，新增的一条横批叫“感觉主义”，在盛产专门考索人才的史界大谈“感觉”，无异于忤逆谋反。打劫后不免心虚，料想招牌打出来容易，“感觉”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闹起来如何收场？
一旦真操练起来，才知“感觉”融入随笔的不易。说理不当遭人嫌恶，煽情过度让人生腻，伪充一张“公共”什么“分子”的脸更像铺上厚粉走秀T型台，自忖没那份舍我其谁的心理承受力。更可怕的是，脑子里既没老知青下乡故事的海量储存，可以不间断地絮叨怀旧；也无记忆史实的超常能力与索隐派的执著热度，偶然起意想幽默一回还得借助古人附体助兴，比如要不时翻检些《笑林广记》之类的古书为自己壮胆。一篇操弄下来，狼狈辛苦似乎还要倍于那学术撰写的从容清雅。
最后我要感谢曾坐镇《新京报》“大家”版的绿茶，是他首先起意让我生了这份不安分的心，还有《南方都市报》的刘炜茗和《经济观察报》的杜然，他们都是我在“随笔”这行当里鼓勇支撑下去的给力朋友。
《生活在哪个朝代最郁闷》读后感(四)：希望多加点干货，毕竟不是来喝清汤寡水的
“随笔不是知识的堆积，学问的稀释，而是率性感觉的表述，来不得那么多温良恭俭让”。随笔是允许随性，但若因此而失了专业性，得不偿失。通观全书，看到更多的是文字飞扬，却少见思想火花。
为证明不是无脑黑，列出书中干货如下，至于非干货请自己寻找。
1，“凡是老想着把汉人与夷狄的界线画得分分明明，制造互相仇视的时期，一定是个不自信与国土萎缩的年代”。——《代战公主好威严》，讽刺明朝文人意淫“番女嫁汉将”，另外，清朝到底是奴化还是汉化？
2，“和议成本要远低于军事远征的投入”，好战的也许是道德呐喊的文人，所以不要单纯从和战态度来判断忠奸。——《为什么有人要为秦桧翻案》，想想鸦片战争时期主战派战前的无知狂妄和战后的战战兢兢，不否认他们的满腔热血，但要合理分析形势。
3，“人的尊严不应因任何廉价或高尚的替代品出现而遭随意践踏，否则我们将会永远生活在乾隆淫威的阴影之下”。——《生活在哪个朝代最郁闷》，想当奴才而不得，最为郁闷。
4，“如何在一种旧制度的延续下重新安排个人自由的现代性问题”，答案若是太过激进狂躁可能留下的只是无奈。——《大清亡了有点冤》，清末新政说十年后给你自由，辛亥革命说当下就给你，不过要忍十年动乱。选哪个？
《生活在哪个朝代最郁闷》读后感(五)：生活在这个朝代最郁闷
抓起微信读书上的一本电子书，看名字以为是哪个野史作者写的一些畅销读物，随便翻看了一下，觉得还非常有意思，读了几篇之后，竟然爱不释手起来。
《生活在哪个朝代最郁闷》是50篇短小的历史随笔，没有注意到作者，回头一看原来是杨念群，简介上提到晚清宪政学家杨度之曾孙，梁启超之曾外孙，已经让我等草民之后自愧不如。但作者并没有依着祖辈的名声招摇过市，也不像一些大院里长大的显贵，炫耀并八卦着名家的一些琐事。
可惜在豆瓣上的评分，已经被愤青的智商拉低了很多。
每篇读来都觉得杨先生学术功力深厚，又不似某些学者，倚老卖老或者霸占学术权威，也绝不敢称杨先生为大师，毕竟他在其中一篇文章里对大师极尽了嘲讽。
一本书为什么耐读，大概有人说过是因为作者说出来你一直以来的想法。觉得说的有道理，不免拍手称快。
读“为什么有人要为秦桧翻案”一篇时，立刻想起了自己在高中历史课上，拿着历史课本上学的内容却发现课本里不能自洽的理论，比如民族大融合的趋势是历史课本强调的主题，但遇到岳飞抗金就偏偏给他冠上民族英雄的头衔，按照趋势，岳飞这不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嘛，反而秦桧看起来才顺应了历史潮流。
在课堂上和历史老师这样的事情时，那位女老师面红耳赤不知如何应答。之后，就很少再提到过此话题，最多也是喝了几杯之后和朋友聊天时的吹牛。而读了杨老师的这篇文章时，才会有拍手称快之感。只能用，“简直说的太好了！”来形容。
杨老师如此说到，“再看历史上，凡是老想着把汉人与夷狄的界限画得分分明明、制造互相仇视的时期，一定是个不自信与国土萎缩的年代。”
除此之外，其他篇篇也都有惊喜。
对于杨老师佩服之处在于，善于深入浅出的讲故事。以前老评价一个大师的写作深入浅出总是不以为然，当自己读书写作之后，才发现，深度是有的，如何浅显的写出来让普通读者能够读下去，却是另一种功力。
现在不缺乏明明没有深度，却非要拉上几个理论家装作有深度的样子。文科生的硕士博士论文动不动来一个福柯或者后现代理论，深度是有了，但写出来的文章除了应付一篇毕业论文或是发几篇C刊作为评职称的条件，除此之外，对于普通人或者民众无关痛痒。
自己之前也写过类似的文章，学术理论一大堆，最后恐怕只有自己看得懂。杨老师的这些随笔，功力就在此与我等之辈高出了一筹，即便是你不是京剧迷，也看得懂他关于宋代军人武力值太差，只能弄个戏文来自慰的文章。
即使没读过赛义德，不知道东方主义或者后殖民理论，但也对于“西方性想象中的中国腔调”一文深有同感。或者你不了解福柯，更不知道《性史》，不知道身体理论或者没看过黄金麟的《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但读起杨老师的文章也能明白他对当代史学的反思。
杨先生的书，其史学理论功底深厚，阅读量庞大，即使没读过其中他提到的书，也不妨摘抄出来作为一个书单，细细不上，虽然其中并没有提到作者或者书名，但懂得人自然懂，内行也知道他批评挖苦的是谁，没多少理论素养的也能对他的随笔拍手称快。
有自己理论体系或者成熟思考的学者，不会跟风去大谈特谈“学术时尚”，但对这些“时尚”也都保持都敏感与关注。
都说书如其人，读了这本也明白杨念群也是真性情之人。还有比生活在这个朝代最郁闷都吗，以此来回答本书的提问，相信这也是杨先生所暗示的回答。
《生活在哪个朝代最郁闷》读后感(六)：当历史“小清新”遭遇“甜蜜犯罪感”
在中国当下的历史学界，杨念群一直是以大胆引进、采用西方新潮理论著称的，其张扬个性下“强悍的解释能力”与“粗糙的实证能力”齐飞，也一直是读书界的有趣话题。为此他受到一些年轻学子的崇拜（有崇拜他的研究生就以美文体写硕士论文，结果被学校退出要求重写），也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沈登苗批评杨著《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多处逻辑不通，观点站不住脚；雷颐认为杨著“观念大于史实，有些非常生搬硬套的东西”；谭伯牛批评杨点校的《杨度日记》错误百出。）。可尽管有争议，我仍然认为杨先生是一位有才气的学者，《再造病人》等著给史学界带来的新风且不说，他主编的《新史学》比起陈新主编的《新史学》，其问题意识的高明也是显而易见的。
更难能可贵的是，杨先生并没有满足于“ 以‘问题意识’为范导、以社会理论作依托的历史诠释路径”，近年来又鼓吹起“感觉主义”，即在“问题意识”越来越专门化的状况下，要锤炼一种“对‘问题意识’的丰满和对历史细节选择的精致起到导引作用”的感觉，让历史感知变得丰富有趣起来。而他新近出版的《生活在哪个朝代最郁闷》无疑就是这一优雅“野心”的展示，该书不是论著，而是随笔集，但正如他自己说的：“操弄随笔犹如孤身入室作案，精心布置一个悬疑的犯罪现场，案发后能躲在暗处偷看观众陷入案情迷思后的种种反应，正如社会学家戈夫曼所云，多少带点儿阴谋家的甜蜜犯罪感。危险也是常有，一旦技艺不熟，会把作案现场搅得劣迹斑斑，狼狈不堪。 ” “随笔不是知识的堆积、学问的稀释，而是率性感觉的表达，来不得那么多温良恭俭让。 ”
杨先生所谓的“感觉“到底是什么呢？首先是尊严感。在一次朋友圈讨论“ 你最喜欢生活在哪个年代？”时，杨先生回答是：“晚明”，理由是“和明代比，清代获得了大一统的地盘，也拥有维系这个局面的超级能量，正因此，清代皇家为维系这个放出的大烟花不破灭，终使清朝变成一个千方百计让人活得难受的朝代。难受到什么程度？不是一般的打杀和廷杖，而是用无穷尽的洗脑暗示杖杀你的心灵，过程犹如慢工出细活般小火煎熬，最后过滤出的，是一个个精神药渣。”。“一脸真诚的扇起自己的嘴巴，那情形就像大粪浇到自己头上还以为在洗热水澡，一脸扭曲的舒服相。”想想文革时“灵魂深处闹革命”和现在薛蛮子等大v的可怜相，你就不得不对这段话感同身受，因此，一个人有了尊严，才会有对历史的健康评判，奴才对自己被奴役的历史是不会郁闷的。
优秀的历史学者不只能解释过去，也能理解活生生的现实。针对国学热，他调侃道：“虽然早有人从心灵鸡汤里喝出了禽流感的味道，可就是火得不行，鸡汤照样好卖”。对于抗日愤青的好战叫嚣，杨先生告诫说“与唐代比，宋代气量狭小，最讲华夷分界，结果界线分得越清，文人叫嚣打仗的声音丝毫不弱，仗却越打越臭，徽钦二宗被掳去不说，连寡妇出征都入了戏文。”更讽刺的是，当年日本牧歌式的庭院因为梁思成给美军轰炸画了地图而幸免于难，中国的北京城老建筑却被拆得七零八落，杨先生是以愤愤道：“自己的文化被邻居拿去后成了真正的文化资源，而我们却通过破坏不断的作践自己，在这种自杀式或自我阉割式狂欢中还冠冕堂皇地大谈民族振兴。”如此鲜活的“现实感”就是在时评作者里也不多见。
杨先生毕竟是历史学者，其充沛灵动的历史感自然也为此书增添了不少风采。比如，对于黄仁宇“中国应该走西方数目字化管理道路”的主张，杨先生认为中层架构不只是技术制度问题，中国革命破坏了传统的文化网络，导致中间架构难以生长。这明显是借助了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的观点。而更巧的借助在《炮灰史观的煽情与阙失》一文里，龙应台那本享誉华语读书界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以前就被台湾作家张大春批评是“空洞而虚无的史观”，可具体怎能“空洞虚无”，作为作家的张大春却没有论证。而杨念群则借助现代史家杨奎松的研究道出，黄仁宇龙应台以“解放军士兵构成密集方队，在机关枪密度极大的扇面扫射下，成排冒死冲锋”来推断“林彪的残忍和共产党的无情。”可林彪队伍中有不少新入伍的士兵，他们没经过多少训练就上了战场，何以却表现得毫无胆怯异常生猛？“龙应台没有想到，也许正是这些玩命扑向枪眼的士兵，某些人刚刚分得了土地，他们是在以血肉捍卫刚刚获得的利益。这些绝非简单的‘炮灰论’所能解释。”于是乎，杨先生提出了比张大春更让人信服的批评：“无疑，我们从小受到过太多的‘正义’教育。是非的边界像刀刻在心里的纹身，似乎终身都涂抹不掉。龙应台提供的‘人道’药水似乎可以擦洗掉心灵被‘纹身’的耻痛。但我以为，龙应台的‘炮灰论’让失败和胜利者并排站立，然后让他们相互煽情地搂搂抱抱，用‘人道’的眼泪黏合剂把他们强行粘在一起，这当然让两岸的政治家和民众听着受用，有皆大欢喜的催泪效果，但对那些笔下的小人物而言，却又等于是把他们统统抛回到生存的虚无中，恰恰遮蔽了历史发生的线索和真实原因，也可能恰恰给发动战争者一个开脱自己的理由。对牺牲价值高低的确认永远都会是见仁见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不努力去厘清牺牲付出的缘由和区分信仰不同的价值所付出的代价。”在这里，“感觉”帮助了“规范”精确制导，专业“规范”则对煽情和想象进行了解毒，两者相得益彰，历史解释能力大为提高。
杨先生说龙应台是“历史小清新”， 所谓小清新，就是消费情绪和好奇，“大众喜欢什么就提供什么的，有服务性，让人觉得舒服，提供娱乐却未能引导读者深层思考”。其实，回望近几年的“民国热”，陈丹青、章诒和等人又何尝不是历史小清新？套一句张晓舟语式——他们要的仅仅是一个小清新的民国，一个陈寅恪、胡适的民国，一个斯文未坠、人文飘香的民国，一言以蔽之，要的是一个没有政治腐败、民生艰难的民国镜像，作为当下的“他者”而清新绽放。而杨先生的“甜蜜犯罪感”显然冒犯了他们的玫瑰色想象，这是历史小清新的不幸，却是大多数读者的幸运。
刊于12月23日《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