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急》读后感10篇
《戒急》是一本由杨连宁著作，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页数：23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戒急》读后感(一)：不做官本位的奴隶，也不做它的主人
前两天和一位朋友聊天，说起了最近某位落马的高官，我这位朋友颇有些愤愤不平：难道打黑还有错吗？我说打黑是没错，但要看怎么打。朋友说，无论怎么打都比不打的好。我又说，问题不在打黑，而在唱红，如果这样的人上台，恐怕又会来一场“文革”了。朋友之后说的话让我瞠目结舌，他说：“来一场‘文革’也好，把这些贪官污吏们都打倒。现在有钱的宝马撞奔驰，没钱的睡垃圾箱，来场‘文革’，全都搞定。”此人是我最要好也是最信赖的朋友，我毫不怀疑他的人品和智慧，于是，他的这个结论只能让我感到吃惊和害怕。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的这个看法也代表了社会一些基层（且不用“底层”这个词吧）人士的想法。
柳传志说：“现在还拥护‘文革’的有三种人：第一，是投机分子，唯恐天下不乱；第二，在‘文革’中受过苦、挨过打，年龄很大的一些老同志，可能极左也是他们的信念；第三，则是无知，不知道严重后果。”
我的朋友当然不是投机分子，说实话作为纯屌丝他也没有那个能力，当然他也不是经历过“文革”的老同志，或许他父亲曾有过极左信念，但他本人肯定是没有的。他也不算是无知的人，对于中国的历史还是有一些了解，当然，了解得可能并不透彻。我和我的朋友都出生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对于“文革”的了解渠道除了少量的遮遮掩掩的书籍之外，更多的还是来自家里的老人。对于“文革”，家父偶尔会说一句“别看那时候吃上顿没下顿的，但有时候觉得挺有意思，也很容易满足”，就我的理解，这个“有意思”，其实是某种精神亢奋，而“容易满足”更是因为那个年代物质极为匮乏，吃顿饺子就过年。除此之外，家父对“文革”的回忆里就是我的祖父被无休无止地批斗，批斗时强行让家父上台去发言，我爷爷被强制在大粪场劳动“改造”，我的堂伯揭发他的亲生父亲“反革命”，吃淀粉，一位女老师因为眼睛大而被挂上“破鞋”的牌子，村里的老太太们一边批斗着“破鞋”一边猜测着“胡传奎和阿庆嫂肯定不清楚”，我爷爷在被打倒之前是大队书记并利用职权在粮食匮乏的年代帮助过一些人，“文革”中这些人整我的爷爷整得最狠，没几天整我爷爷的人也被人整并且成为了我那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爷爷的“孝子贤孙”……如此种种。要知道，家父那时候还只是生活在东北的一个小乡村，“文革”时期，东北要比中原地区收敛一些，农村更比城市要安宁很多，但是从父亲传达出的只言片语中我们还是可以感受得到那个年代的无序、野蛮、贫穷、匮乏、可笑、愚蠢，以及，没人性。
别的不说，单是“没人性”这一条，我就不想让“文革”再来一次。我前几天在微博里表达过一个观点：现在不时有扶老人却被老人诬陷的新闻出现，这些讹人的老人无一不是经历过“文革”的，正是经历过那个颠倒是非黑白的年代，一个人才有可能那么轻易地就颠倒事实，把恩人诬陷成仇人。别说恩人，在“文革”里父子成仇夫妻反目也不在话下。“文革”直接“革”掉的就是人的良知。没有良知的人是悲哀的，而如果这种“没有良知”一直传递下去，悲哀的就会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
然而，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我那位朋友以及像他那样的人并不这样看。原因首先就是柳传志所分析的那样：“无知”。无知并不等于无智，只是他们并不了解当时的那段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朋友的父亲是“文革”的受益者，老人家是工农兵大学生，并以此改变了人生轨迹。所以我不知道这位老人对我朋友是如何讲述“文革”这段历史的。可以肯定的是，我朋友对“文革”的印象没有我那么坏。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让我朋友这样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期待”（也未必是真的“期待”）“文革”，也是因为中国的那个历史周期率：“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黑格尔语）为什么？因为所有的君主都会导致官民相对，官大欺民，最后只能是官逼民反。期待“文革”，也是官逼民反的一种形式，有一些社会底层人就想再来一次“文革”“打贪官分别墅”，然而这么做的结果，无非就是让历史周期率再来一次。
这种历史周期率真的不能跳出去吗？杨连宁的新书《戒急》在第一页就转引了毛泽东的话给出的答案：“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一点毛泽东看得很明白，却发动了一次“文革”，把从梁启超开始到毛泽东本人几代人的努力全部付诸东流。从1978年开始，中国渐渐走上了一条与历史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如今中国在这条道路上已经走得很远，而如果再来一次“文革”，中国就会再次倒退回去。所以，杨连宁才一再告诫要“戒急”。
那么为什么要“戒急”？官逼民不反，只是忍气吞声做屁民就会跳出历史规律了吗？当然不是这样。“戒急”不是不作为，而是不能胡作非为。我生活在东北。二十年前的东北人，两句话说不到一起去可能就会抄家伙动手，最后除了徒增一些伤痕和医药费之外并没有任何的好处，现在的人们都学聪明了，遇事先学会理论，先找出解决的办法。这就叫“戒急”。杨连宁并不是保守主义，也不是妥协主义，他很尖锐地指出中国的现状是“国富民穷，城富乡穷，官富民穷”，其原因就是“官治、官有、官享”。其实这种“官治、官有、官享”也不完全是官员的责任，它是根植于我们文化中的一种痼疾，是“见官矮三分”，是“官大一级压死人”。直白点说，如今的“官威”都是老百姓惯出来的。君不见，每一个人都想当官，又都畏官，最后仇官。什么时候我们的官本位思想淡化了、虚无了、消失了，“官治、官有、官享”的局面也就会消失，官员才会真正的成为“公仆”。那么，什么时候我们的“官本位”思想才能淡化消除呢？那就是人人都去做自己有兴趣的事，去做自己该做的事，而不是人人都想当官的时候。也就是要让“看不见的手”不仅运行在经济层面，也要运行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做，而不是每个人都想当官；每个人都会围绕着自己的事忙活，而不是每个人都围着官员转，那样，我们的社会就会渐渐脱离官本位。
再明白点说，当社会每个人都去追求权利而不是追求权力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会进步，就会脱离官本位思想。不过反过来说，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官本位思想限制了人们去追求权利，权利已经严重被权力绑架，所以人们才会有透不过气来的感觉。但好消息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语），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水平的提高，社会的开放度和自由度也越来越高。普通百姓至少不必像“文革”时期那样靠“大人”的施舍才能吃上饭，对于官员的依存度也就越来越低。不指着官员吃饭，也不怕官员随便打板子，人们对于官员的敬和畏自然也就越来越少，官本位思想也就越来越淡。
“戒急”，就是凡事不一定非要革命才行。官员让百姓做奴隶，“革命”的办法是把官员都打倒，然后打倒官员的革命者又成为了官员，又把被打倒的人变成了奴隶，然后奴隶又起来打官员，循环往复，就像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场》；而“戒急”的办法则是，官员让我做奴隶，我不做，至少首先在思想上就不做，慢慢就化解了矛盾。这样很慢，也不过瘾，但却是根治官民矛盾的根本办法。把官员打成民，自己反过来再当官，其实不过是把硬币翻了个面而已。而让官化成民，不再享有“官”的福利，才是真正砸碎了硬币。当然，这很漫长，非常漫长，但是，如果是一条正确的路，再漫长也要走，终有走到头的时候。谁都知道，当下的中国已经走到了最为关键的十字路口，不能盲目地随便找个方向就走，更是万万不能再走回头路。
事实上，历史都不是设计出来的，并不是屌丝们想“文革”就能“文革”，也不是官员们想不被革就不被革的。历史发展到那个程度了，想阻挡也阻挡不了，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则是想推动也不太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对未来还是有信心的，当微博上越来越多的人骂官员而不是夸赞官员，当官员表现他的强硬的时候会引起越来越多的人愤怒和不屑而不是敬畏，当毛泽东说的“人人起来负责”成为现实，这个社会和国家还是有希望的。
《戒急》读后感(二)：把激进冷藏起来
杨连宁的前几本书，讲的都是经济问题，而在本书中，他终于开始涉足政治领域。这也难怪，毕竟当今中国，连改革都已经进入”深水区“，要针砭时弊，又怎能只说经济而对政治避而不谈呢？而杨连宁在本书中也并非老生常谈什么”民主“”自由“之类，而是批判”激进主义“。
书一上来，还是杨连宁的一贯风格：旁征博引。读过其作品的读者应该对这种”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的行文不陌生。一段话里，可能就有数个引用。对于并非书斋学者出身的杨老来说，这种知识的广度和钻研的认真精神值得钦佩。当然，如此行文，也是有优势有劣势。旁征博引、有理有据，固然能增加文章说服力，但也有断章取义之嫌。关键还看能否有利于文章的主旨。从这一点看，杨连宁做得还是不错的。
既然是批判”激进主义“，那么自然要回答这样一系列问题：什么是激进主义？中国如今为何会有激进主义？为什么要批判激进主义？不用激进方法，我们又如何解决当前遇到的问题？应该说，作者给出的回答思路是清晰的。国内如今重又抬头的激进主义，其肇因正是国家发展过程中愈发激烈的社会矛盾。激进是被”撩拨“出来的，这一点错不在激进者。但激进本身却也是错误的选择，为什么？杨连宁从历史的角度，历数国人因激进而载的”跟头“，并指出中国社会向来过于依赖”人治“而缺乏”法治“的根本缺陷，清晰地揭示了激进革命”破有余而立不足“的实质，以及由此造成的中国历代”推倒重来“又“重蹈覆辙”的历史周期律的根源所在。
书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结合自身“文革”经历而做的自省和反思。十年浩劫，创痛伤剧，其流毒至今尚未清除。可虽然文革性质，早已盖棺，亲身经历的上一辈人谈及往事，却仍然遮遮掩掩，讳莫如深。最多说说自己的“知青”生涯，对“红卫兵”经历却缄口不言。还有些人，甚至弄了个“青春无悔”的说法，一味美化回忆，搞得好像年轻就是犯错的理由一样。而杨连宁不仅坦承自己当年的“荒唐行径”乃至“罪行”，更以身说法，强调痛定思痛，反思历史是何等重要。光是这份为他人所不为，自我批判的勇气和良知，就值得为其竖起大拇指了。
“我们不能没有历史地活着”，这是作者的呼声，却往往是国人的生存状态。刚刚过去没多久的巨大错误，就被有意无意掩盖和淡忘，其结果就是新一代人对历史的懵懂，对激进危害的缺乏认识。难怪杨连宁要说现在的激进主义是历史的残毒了，因为既然不曾反省，也就不会吸取教训。如今还有人叫嚣要为文革“翻案”，其无知狂妄，不恰恰是当年红卫兵的翻版吗？尤其是对年轻人而言，本就血气方刚，喜欢看似更加省事的“推倒重来”。记得大学里用电脑，一旦有了系统问题，许多人第一反应就是“重装”：不注意寻找问题并改正，而是图省力重装，这大概就是国人喜“激进”而舍“渐进”的典型体现。只是电脑系统重装容易，整个社会的“重装”将会是何等艰难，代价何等巨大而后果又何等不堪？这本该是历史要回答的问题，可历史的缺位下，“激进主义”的死灰复燃又有何奇怪？
当然，作者在书中对中国文明的批判，有些我并不同意；对西方民主的推崇，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激进需要冷藏”这一点，我是双手赞同的。如今的中国，需要的是脚踏实地的改革，而不是来回反复的折腾。只是正如书中的比喻，激进不过是引爆火药桶的雷管，而不是火药桶本身。只有根除了激进产生的社会土壤，才能真正“戒急”。如何根治？一本书的呼吁是远远不够的，但不啻为一个开始。但愿能有更多如作者这样有理性、有良知的思想者和行动者站出来，让中国真正跳出”治乱循环“的周期律。
《戒急》读后感(三)：戾气不能靠压 贪官不能靠杀
读此书有段时日了，但迟迟未动笔写评，这大抵是受了作者的毒：本书就叫“戒急”嘛！
开个玩笑先，因话题实在巨大。
不可否认，我们的周遭戾气弥漫：十字路口常见挥拳相向，华厦顶上总有黯然销魂的民工。看看台北街头的温文尔雅，我们不得不抛出疑问，都是中国人，区别咋就这么大呢？
寻根溯源，这正是邓公临终前最担心的：半吊子市场经济使中国诞生了举世无双的贫富分化。伟人从不杞人忧天，我们看到，今天的中国，两极分化已愈演愈烈，成为一个加速度膨胀的社会顽疾。而这个病灶的致命之处亦即病根，则是“强政府、半市场、弱社会”的既有政治体制。当政府用四重赋敛使国富民穷的中国成为一个大头人的今天，国歌中所唱的最危险的时候，无疑到了。
于是举世纷然。化疗之？切除之？中药之？而在这最危险的时候，最普遍的反应，则是有太多的人被激起豪情壮志，“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意识和话语开始大面积泛滥，好像国人各个都深谙了民主的内涵，上街游行、砸车砸人、网络攻击、大谈主义，种种看似自由、其实无序的乱象，被一些人当作是国人公民意识的觉醒而大加赞叹，但理性的声音必然会在同时，从极少数的人嘴里发出：在《戒急》一书中，这些乱象被杨连宁称为“激进”，而且是最要不得的激进。
没错，我们同情并理解身边的狂狷之举，但作为经历过文革暴乱的过来人，杨连宁告诉我们的，不仅仅是荒唐、残暴的往事，更有文革诞生的思想基础、百姓疯狂的人文根源。这一辈人是“往事不堪回首”的，但如今社会戾气的不可承受之重，已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一部分有意或无意的公知的引导下，成为暴力大军的成建制储备。假如文革真如毛公说过的“过七八年再来一次”，不敢想象中国将向何处去。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谁都喜欢这种快感，何况这样做，就等同于将一只脚踩在了道德制高点，但谁曾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用动荡的路径，能否换来平稳着陆？
因而感觉，老杨还真是非常务实的一个学问家，就像其文笔虽然絮絮叨叨，但绝无废话和口号，相信会有很多读者对之前的“意气风发”幡然悔悟，用更加理性的态度看待社会现象、看待社会发展。这应是本书的一大历史功绩。
《肖申克的救赎》里，被监狱释放的老布因为无所适从而自杀身亡：他已习惯了卑躬屈膝的奴隶生活！而在《被解救的姜戈》中，老黑奴对白人主子的谄媚、对黑人同胞的欺压，让你在愤恨的同时丧失了对其的一丁点同情，长久的奴性变成真奴，令人唏嘘，正如老摩根在第一个片子中所饰演的犯人老瑞德所说：“起初你讨厌它（监狱），然后你逐渐习惯它，足够的时间后你开始依赖它，这就是体制化”。这无疑应该引起我们深思，并对奴性的形成过程保持足够的警惕。但在另一面，我们看到陈胜吴广这些曾经的“奴隶”，一旦当了王，其野蛮残暴跟始皇比有过之无不及！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正是杨连宁要告诉我们的。《戒急》一书，以文革往事为参照物，以民怨沸腾为切入点，以理性思考为落脚点，给予读者最具长者风的忠告：过犹不及，激进比保守更容易变馊！
当然，我们稍稍思考一下，看完本书就将明白，民众的戾气，来自法纪松弛导致的广泛的道德沦丧，如果政治体制依然维持现状，而不是加以真正的改革，权力寻租必然继续导致贪腐横行，以当前轰轰烈烈的反腐大戏来看，脑满肠肥的贪官倒下去了，面黄肌瘦的新贪官站起来了，中国人这么多，杀得完吗？而监狱人满为患，怕也是政府不想看到的吧？
全书可以用亨廷顿的一句话做高度概括：传统社会是高度稳定的，现代社会也是高度稳定的，唯有从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是高度不稳定的；必须先有权威，然后才能对它加以限制。你必须首先使政府能控制被统治者，其次还需迫使政府能自我控制。
看到了吧？没有秩序比没有自由更可怕，而最关键的，是作为权威核心的政府，真的需要能够自我控制啊！籍此，本书与其说是写给暴民或准暴民读的，不如说是写给政府读更合适，需知，没病不死人，政通才能人和，自古皆然！而杨连宁所说的“来自上层的革命”，应是避免再次出现暴民和乱世的真正良方。
《戒急》读后感(四)：杨连宁的“落水之作”
据说，一个人落水之后，眼前会闪现出人生的整个历程。而这种下意识，其实是努力在自己的经验范围内寻找摆脱险境的方法。从某种意义而言，《戒急》就是杨连宁的“落水之作”。
《戒急》是杨连宁先生多年来关于中国改革的时政文集。在关于时政的讨论中，现在有一个起码的共识就是，“中国已经到了不得不改革的时候”，然而关于如何改革却成为争论各方讨论的焦点。而对比其他文章最大的区别，杨连宁始终是建立在对于过去的反思之上提出改革的设想。在书中，杨连宁既回顾了文革之前的动荡岁月，也回忆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幻变，正基于过去的反思，杨连宁提出了关于建立一个“和平、轻税赋和公正廉明的政府”的可能，正如德日进所言：“过去已经向我显示如何建设未来。”
在文章中，我们不难发现杨连宁先生最为反对的就是激进主义。激进主义藐视秩序，也藐视权威。对外，是喊打喊杀的强国梦，对内，是打倒一切的重新再来。然而，作为一个过来人，杨连宁显然有种“年轻人得来容易，不知眼前幸福来之不易”的亲者痛感。
一方面，从历史上看来，“富国强兵梦屡屡碰壁，是有统计数据佐证的：两千多年来貌似强盛的盛世，所占年份的比例连20%都不到”，从商鞅时期确立的通过鼓励耕战吸收民脂壮大的大国，不过是“一推就倒的泥足巨人”。而另一方面，经历过文革的杨连宁认为现在的安宁来之不易，而“革命最大的教训，在于离开法律与制度去寻求公平正义，不依赖程序正义去追求内容与结果正义，往往种下去龙种却收获了跳蚤”。
不过，从自身的经历出发讨论时政，杨连宁先生有时候坦诚得有些“过分”。在论述改革开放以后从国退民进到国进民退的过程时，杨先生干脆以自己做典型：“1992年下海时，我告别的是月薪248元的厅级工资……2006年我回头是岸，重获的厅级工资已经超过6000元”。可以说，杨先生的经历很具代表性，“92南巡讲话”以后，社会上最大的改变就是不再以当官作为唯一出人头地的出路，众多体制内的人走出体制“下海”经商，然而近年来的国进民退又使得不少弄潮儿重新上岸，按杨先生自述，低三下四为他人服务哪有自己安排别人舒服呀。
而这种“国进民退”的反复，或许一直深植于体制之内，正如杨先生转述同僚的一句话，改革开放初期的放权不过是“先把它们（指私企）养大了再说”，这种看法显然还是将当官的视为集生杀予夺于一体的牧羊人。而唯有打破这种思想和体制，才能真正从“官治、官有、官享”变成“民治、民有、民享”。
只是，我担心这样的坦白反而会招来 “屁股决定脑袋”的指责，毕竟杨连宁先生赞同的是以和平的方式来循序渐进。这也正是书名取“戒急用忍”的含义所在。落实到行动上，杨先生或许没有明确的提出要怎么办，但却提出了不能怎么办。拜读此书时，正值《南方周末》深度报道“唐慧案”引发新一轮争议。支持唐慧一方认为，即使唐慧有错，那首先也是官员的错，而批评唐慧的一方认为，官员有错，不代表唐慧可以以官员的错误来谋求自己的私利。这使我想起了杨先生在书中的一段话，“老百姓一旦把维权当成了谋利，关员也就把维稳当成了花钱买平安。用钱化解的冲突，还会为钱再起。维权与维稳就退化为利益决定立场，屁股决定脑袋的上了瘾的低级游戏。”
唐慧案和瓜农案似乎都在上演这样的低级游戏，先是出现错误，然后扩大影响，最后以利益来息事宁人。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人试图去解决错误。而要想最终塑造一个“和平、轻税赋和公正廉明的政府”，至少这种低级游戏是不能继续了。
《戒急》读后感(五)：拒绝革命的三条理由
当前，中国正处在急剧由穷变富的过程中，社会正在经历转型，各类矛盾集中爆发，民怨、恨愤、民怒前所未有的四处蔓延，维稳压力持续升高，整个社会位于革命与改革的临界状态。作为一名很有现实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杨连宁先生基于自己先从政、后从商、再从政的丰富经历，基于自己常年坚持学习、观察、思考的深厚积淀，对激进的暴力革命进行了深入探讨，旗帜鲜明的指出，中国需要的是渐进的改革，而不是激进的革命，必须戒除暴力革命才能化险为夷。行文之间不无恐惧——对在中国已经神圣化的“革命”二字充满了惧怕，竭力抗拒。梳理全书，他的革命有害论大概有这么三条理由：
一是中国以暴制暴改朝换代的历史，从来没有催生新的社会形态与政治制度。他借用了黑格尔的那句对中国历史很有名的断语，认为中国5000多年来只有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只有治乱相循的周而复始，而没有制度的创新与创造，所以也就没有历史。必须承认，他为了给自己的观点提供论据，对中国历史的解读是非常片面的，评价也非常负面，很多地方值得商榷。但是，我们仔细反观自己的历史，一次又一次伏尸百万的农民起义，一次又一次血流成河的王朝更迭，带来的只是简单的路径因循，确实没有带来实质性进步——百代皆行秦政制，从秦至清的政治架构、官僚制度、统治手段、社会形态，全都是在原地踏地。而百年多来暴风骤雨式的革命也并未对中华民族的复兴有实质的助益，从而得出结论——暴力不可能带来社会进步，中国只有走出这种治乱循环的怪圈才有希望。
二是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创巨痛深的经历和体验，为他对暴力的恐惧提供了绝佳的注脚。杨连宁先生生于1952年，文革时正值青春年少，却在“革命理想”的指引下成了一名暴徒，拎着棍子像赶牲口那样押着老师去游街，给女老师头上挂破鞋让她敲着尿盆去示众，拖着自杀老农僵硬的尸体去开批斗会……在那样一个秩序荡然无存，野蛮残暴之事时时发生、处处存在的混乱年代，社会上“全民良知混沌、道德沦丧、人性泯灭、残忍互斗，尊严扫地、人权尽失”，人人都“充满了恐惧、劳役、饥饿、禁锢与惶恐的亲身经历”，人们收获的不是富足、自由与幸福，而是贫穷、凌辱、混乱与恐惧，社会发展陷入十年浩劫。这样惨痛的经历使年过六旬的他仍然心不能安，对暴力充满恐惧，深恐再次陷入秩序混乱的深渊。
正如书名一样，杨连宁先生摆出这么三条理由，除了要证明自己对暴力革命的深戒恐惧，除了警示社会大众革命非常不靠谱，更是要为中国找出一个避免暴力革命的办法。他认为，当下中国之所以还有可能爆发激进的暴力革命，是因为存在有孕育激进思潮的温床与种子——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处世哲学是行动基础，走投无路揭竿而起的治乱循环是历史传统，人治格局下官治、官有、官享造成的贪腐盛行、社会不公、贫富分化是强力催化剂，而百年多来的屈辱酿就的历史受害者情绪激发的暴力革命主义和民族复仇主义更是神化了革命。针对这些一个个有可能引爆火药桶的雷管，他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那便是以民主化的民治、民有、民享来打破权力资本化的官治、官有、官享的政治格局，用现代文明来降解自己体内的历史毒素，从分享公产权益入手来制约公权力以建设公民社会等等。
杨连宁先生对暴力革命深恶痛绝，疾声高呼要改革，不要革命，但我以为他的这本书却可能会势得其反，收到相反的效果，真的会种下龙种收获跳蚤。这一是书的副标题是“成功的变革其实最平静”，但全书只见他尽力解释暴力革命为什么不好，却并没有说明渐进的改革为什么好，两者之间缺乏对比，恐怕很难让革命派转化为改革派。二是因为他在书中对目前正在进行的缓慢的社会改革陈述太少，而对社会负面事件议论太多，表达了太多的义愤，无形中会激发甚至强化读者对现实的不满，从而由改革倒向革命。三是书中所用图片，且不说因不是彩印而丧失效果，显得画蛇添足，更为严重的是图片内容多是热点事件中弱者一方，催生了激进的革命情绪，更加坚定革命派不打烂一个旧世界就无法建设一个新世界的信念，作为一个坚定的改革派我都产生了这样的感觉。
最后，不得不说几句题外话。虽然作者的观点并没能完全的说服我，但他的博学彻底的使我折服了，还有他的文笔。另外，这本书的装帧也很有特色，上窄下宽侧斜的封套是明黄色的，与封面的浅灰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能正是当下社会上革命与改革两种思潮的象征；而露出来的封面上正好显出一溜沙滩上的脚印，则暗示了只有渐进的、稳步的改革才能稳步的走向远方，才能真正的推动社会进步，很好的契合了作者的主题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