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者读后感10篇
《使者》是一本由(日)夏目漱石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6.00，页数：39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使者》读后感(一)：妄自揣摩
我看到对女人的容貌心满意足的人就很羡慕；看到对女人的肉体心满意足的人也很羡慕。但无论如何，不抓住女人的灵魂即所谓的精神，我是不会心满意足的。因此，我从未经历过爱情。
——梅雷迪斯
我以为《使者》同我之前看的几本书一样，是短篇小说合集。看到第二部分时，才知道这是一本长篇！！！
上述第一段的话是书中的某个人说的（不记得是哪个了，应该是一郎），好像在告诉我，这就是一郎痛苦的原因。
嗯，怎么说呢，看夏目写的东西，感觉自己在看直播。其他人的作品像电视剧，给一个玻璃的镜头，观众们就能猜出女主的割腕自杀的。而夏目的文章，事无巨细，通通要交代清楚，尽管有的情节，我真的认为不需要。就好像我在看直播里的女主播吃饭一样，我是没有必要看人家吃饭的，可她也没法剪辑，只好播出，而我，也只能耐着性子看下去。
一向以心理活动描写著称的夏目，这本书里，并没有过多的或者几乎没有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里面的女性角色——阿兼、阿直、阿重、阿贞什么的，不用说话，一个举动，一个眼神，就能让男士们揣测，她生活简朴，她在生气，她不在乎你。女性们稍加掩饰，装作含蓄一点，男士绝不会猜出任何心思，这时他们会愤怒，会闷闷不乐。也无法理解，为什么20年过去了，女人们还会记得，男士悔婚的那个瞬间～
因为都是对人物语言、神态、举止等方面的刻画，他们在想什么，还需要读者细细揣测。恰好，我不是一个能轻易看懂别人心思的人，所以这本书，别人评论若是“含蓄”，到我这就要加倍成“模糊”了。
在我看来，“我”应该娶阿兼才对，可是阿兼成了冈田的妻；“我”和三泽是因为“那个女人”的美貌而对她动心，还是两个男生之间的较劲，后者多一些吧；三泽和疯女人互相爱慕着呀，为什么不表明心意呢？
最棘手的是，哥嫂和“我”的问题。哥哥认为嫂嫂爱上了“我”，所以嫂嫂才不理会哥哥；嫂嫂以为哥哥讨厌她，于是只能用淡漠的态度保护自己，有时私底下也会找“我”求助；而我，知道哥哥精神不正常（作者是在黑西方文学吧？），又怀疑嫂嫂喜欢自己，不得已搬出家里……
为什么都不说出来呢？
夏目漱石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希望，他们能说出来吗？我觉得是。
《使者》读后感(二)：使者乱谈
《使者》是第一部我读的夏目漱石的小说，这已经是他后期的作品了，写完这部小说三年之后，他因胃溃疡离开人世。
胃溃疡的情节，在这部小说中也有体现。
罗列情节和细节没啥趣味，总的来说，夏目漱石的作品只有让人顶礼膜拜的份儿，他把人与人之间微妙的关系写到淋漓尽致，我再没看到有人能出其右，二郎（剧中的“我”），和哥哥一郎和嫂子直子之间，看似好像什么都没发生，其实在三人内心可能已经经历了如同水火那般激烈的翻腾，如此这般，作者在叙述时始终是轻描淡写，尤其是嫂子直子这位女性，从始至终表现出的淡漠，甚至让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我翻开这本书，从第一页就开始期盼有什么能让人大跌眼镜的情节，这都是读了太多推理小说带来的副作用，可是《使者》里根本没有这样的高潮，如果勉强能算得上的，那就是H君最后写给二郎的长信，那可以说是全书的高潮，也就是结局，最后表面上作者也没给一个明确的答案，其实我再重新读最后几章，才发现答案就在其中，或者说本身一郎的精神矛盾就没有什么答案。
读完全书，再一个问题出现了，就是看起来与主线毫无关系的那些笔墨，究竟是不是闲笔呢？我从头到尾又仔细思考了一下，不仅没觉得是闲笔，反而觉得这才是作者的高明之处，在这之前的那些琐碎的描写，那些看似无关的人物，其实都是完美的铺垫，想起来还真是挺值得琢磨的。比如第一部里，谈到那么多无关紧要的人，朋友的病，同住医院的艺妓，简直不知道重点究竟在哪儿，直到第一部的最后，朋友讲到了那个精神病姑娘，直到后来哥哥对于这件事的看法，才明白所有这些都是有关联的。
昨天看完书之后我看了一小段对这本书的评论文字，其实我觉得作者在这本书中还是借H君之口给出了答案，有人说夏目漱石生命中最后几年思想已倾向于禅，我不太懂禅究竟是什么，但是书里最后给的答案我的看懂了的，而且很令人信服，对于陷入如哥哥那么思想绝望的人来讲也非常实用，一味追求“绝对”是没有意义的，最终只能把自己推向死胡同，不如细心观察周围微小的事物以致忘我的境地，自然能够达到绝对和相对的统一，这个我完全同意。
但，哥哥的悲剧其实是必然，他的天赋和他后天的教养，以及他培养起来的完美主义倾向，我有点理解他的痛苦，不禁觉得书中那句话很有深意：
他说过，什么也不思索的人的面孔是最高雅的。你哥哥得出这一结论全凭思索，但思索却不能使他进入这一境界。他想得到幸福，一心研究幸福，可无论怎么研究，幸福还是在对岸。
所以，最天真无知的状态才是最幸福的状态，那种试图抓住幸福而拼命思索幸福是什么的行为，就好像将鱼竿钓着鱼线绑在自己身上，然后用手不停去够鱼线上那条鱼一样，不论多努力，也是够不到的吧！
想到书中哥哥的种种，不得不让我想到最近因抑郁症自杀的一位优秀的译者孙仲旭，他也是个有完美主义倾向的人，三联有一篇纪念他的文章我反复看了好几遍，我的kindle里躺着好几本他翻译的书，想来真是让人唏嘘不已。我有时会脑洞大开地想，也许神特别善于给聪明博学的人下圈套，神不时地放出一些诱饵，让聪明人觉得自己已经快要接近那个宏伟的、光明的真理，进而一步步深陷其中，可是到了某一阶段，却发现已知的足以让自己沮丧到结束生命，而未知的却迟迟没有到来，也许永远不会来……
《使者》读后感(三)：《使者》
这部作品的题目若按日语ゅきひと字面意思的话翻译成“行人”的确没错，但为了能让读者更好地理解这部作品的视角和主角的身份，翻译成“使者”，我反而认为更加妥当。
二郎“我”这个身份绝不是什么旁观者，而是推动一郎精神走向的重要人物。我就是使者。母亲一开始希望我调解一郎与阿直这对夫妻看似冷战的“不和”，我是了解阿直的，你若对她冷漠，她不会主动和你套近乎，你若对她温和，她也以温和相报。再加上文中一郎提到说阿直和我相识在她与一郎更早，或许是因神经衰弱，一郎怀疑阿直的内心是喜欢我的。
由此，上演了一幕让我试探他妻子贞操的闹剧（不是说逼其和自己发生性关系，而是希望借阿直的行为言语分析出她的真心）。母亲曾出面阻止，这点有必要先说一下。
我和阿直仅仅是在旅馆住了一晚。回家后，哥哥一郎并未因两人什么都没发生就安心，故事进展到这里出现了一个转折点：关于朋友三泽家曾经住过的一个精神病姑娘。
这个姑娘在不满婚姻现状的前提下逃走，来到了三泽家，那时，她已经被确认是精神病了，可偏偏是这么个精神不正常的姑娘，每当三泽出门的时候，总会跑到门口对三泽说，“请早点回来。”
H君是哥哥的朋友，同时也是三泽的担保人，当时不了解这层的我关于哥哥竟比我更了解那姑娘的事感到惊讶，他还说，三泽在她死后还吻了她。然后一郎便引出了这样的疑问，“是否变得神经不正常就会吐露真言呢？”
哥哥一郎无法和妻子好好沟通，因为心底是怀疑的。这时候，二郎“我”便成为了哥哥为了解妻子真心的必要工具。
以母亲为代表的大家庭最开始是厌恶冷漠的阿直的，但经过在暴雨中我和兄嫂阿直共住一处这个不寻常的经历之后，大家把怀疑的矛头更多的指向了二郎“我”，不光是哥哥、母亲、妹妹阿重，还包括朋友三泽，文章一开始我约三泽一同去登山，但三泽的胃出毛病了，所以只能住院，医院里出现了“那个女人”，关于“那个女人”，有必要说明一下。
三泽说，几天前，和朋友喝酒，偶然见到了“那个女人”，她是个艺妓，当时三泽知道，艺妓的胃也和他一样都是不舒服的，但倔强的三泽强行给她灌酒，后来两人都住进了医院，三泽认为自己是有罪的，后来向二郎“我”借了钱给“那个女人”不知做了什么，可能是付医药费吧，“那个女人”不久就死了，三泽在葬礼上的悲伤溢于言表，却被周围的人错当成了和“那个女人”有暧昧关系的人。
我因为受不了家中的压抑（夏目漱石在这里给出的原因有些模糊），选择了在外面独居，开始还和家中有联系，后来干脆就不联系了。日子过得很快，到这时故事也有了新的发展，先是兄嫂借扫墓的当来看我，后来母亲也来了，最后父亲强行把我拖到了家里。（看到这里我的想法是：家人把我当成了一个迷路的孩子，但身为父母有必要原谅子女的错误。但通过“我”的叙述，相信读者并没有发现“我”做错了什么吧。）
最重要的是，哥哥一郎精神上的困苦并没有我的离开而变得放松，反而加重了。“我”也不怎么愿意看到他。
主线上的发展是，H君带着一郎去旅行，同时通过写信向二郎“我”反应哥哥的情况。
支线是“我”的婚姻。这条线的发展也值得深挖= =涉及人物众多，包括冈田、三泽、安贞、阿重和哥哥一郎与阿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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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看出，上一部作品《春分之后》是夏目漱石的一次尝试，而且尝到了甜头，这回漱石在试图架构这样一种模式：这是一部长篇小说，但完全可以拆成两三个短篇。
文章自始至终都是在以“我”的视角描述，这点上和《三四郎》很像，不同在于周围人物的描写要远比《三四郎》丰满得多。因为这层视角的关系，故事值得玩味，但与此相对，读者也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
最后补上这么一段，想是在理解本作的一郎上会所帮助：前作《春分之后》中，文章后半段的主角是须永，千代子，配角是高木。须永和千代子的爱情即使结婚也将会是不幸的。
《使者》便是建立在了这种假设上：如果须永和千代子结婚会发生什么，而高木是须永的弟弟，这个弟弟又比哥哥更了解千代子。
《春分之后》的须永和《使者》的一郎，其内心完全是一个人，只不过后者的感情更加的强烈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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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能买到的均为赵德远的译本。
李永炽的译本则未对题目加以改动，仍是《行人》。
关于行人二字的由来，出自《列子·天瑞篇》：“古者谓死人为归人。夫言死人为归人，则生人为行人矣。行而不知归，失家者矣。”
偶然看到的一份文献，才知道的，但里面还说失家者是一郎，这一点我是不认同的，从故事的视角来看，怎么想都是二郎，也许还需要我更多地去体会吧。
《使者》读后感(四)：一郎的洁癖
为什么会有这一转变？
是妻子的冷漠？还是弟弟的躲闪？家人的回避？
使者/行人？以旁观者的身份写朋友及一郎？
那件作为一郎的人生拐点的事件，并非像狗血套路剧情般展开下去，一切都在淡淡的情绪下掺杂着内心的徘徊不定。拐点，也是个契机，一个正视自身，以及正视对外人际关系的契机；但也可能是另一种契机，末路狂奔的那种。
一郎的道德观念较高，但自身行为又无法达到那种高度，所以必然导致自省，而非浑浑噩噩地满不在乎。可是无时无刻的反省超出了忍耐极限，一郎被绊住了，阴霾散布于周围，成为移动的低气压中心。无人敢靠近，家人疏远，大气不敢出。
所幸有友人H君，否则疯子这个标签或早或晚会烙在一郎身上。H君说过，他比一郎更具有接近普通人的心理状态，作为朋友，他对一郎起的作用只是把一郎拉回到他这样的普通人的立场上来。换句话说，就是把非平凡变为平凡这种荒唐的意思。H君所做的是为乌云蔽日的友人驱散阴云，而不是一味地指责无法从乌云蔽日中获取阳光。
H君说：“你哥哥是位敏感的人。由于在审美、伦理、智力等方面敏感过人，就陷入了仿佛为折磨自己而降临人间的境地。”
对于一郎来说，无欲无求时，是伟大的时刻；天真纯粹，是神圣的面庞。无索求的人是高雅的，无索求的时刻是高雅的。高雅，来自于内心的满足。
一郎追求的是一个真诚的不虚伪的社会，但当时的社会远达不到那种高度。社会的虚伪，他独自无力抵抗，勉强接受。然而，戴着面具社交、应酬，渐渐地在家庭中也是，面具已摘不下来了。夫妻间的冷漠距离感，父子间的顾左右而言他，以及兄弟间的回避打哈哈，家中渐渐地出现了罅隙。家人愈发地不坦诚，使得自认为的最后的那片净土的污染，让一郎已无立锥之地。洁净已被侵占，无处可逃。是无时无刻与虚伪争斗；或是甘心俘虏；又或是构建一个虚幻的世界来膜拜，创设一套虚幻的法则，掩耳盗铃般甚至坚信不疑地活在这个虚幻的世界；又或者是不贪恋世事，自我了结。
一郎也曾说过自己的出路无非三条：死、疯、入教。但其中两条他无法接受，剩下的那条路即是——疯。他无法接受现行社会的法则，而现行社会的法则也对他颇为苛责与苛刻。主动与被动，无一条路顺畅，内心煎熬可想而知。
宗教的本义，穆罕默德呼唤山的故事提到了，可以理解为：无法改变的事就去适应他。问题是，这个真的是无法改变的？或许只是部分人心中的不可动摇的“真理”，而非绝对的“真理”。所以一部分人选择信仰宗教，而一部分人选择挑战“真理”。无奈与无力感是遁入宗教的本因，而且需要有一种信念——无论是哪种——去填补那一块空洞，来支撑起人生。
当然，一郎也可以放弃高标准的道德感来生活，这样与周遭会相处愉快些，去追求幸福。但一郎无法做到，过去的道德观念、思想理念、文化修养无法抛弃，生活在一个三观不同的世界，每一刻都感受到外界的侵袭与被侵袭。可以这么说，一郎在精神、道德、以及美学方面的洁癖，可以类比于：有洁癖的人，生活在肮脏的居所，但又无法根除满世界的污垢，更糟的是，发现自己也已然是污垢的来源。两者所不同的仅是，一郎的洁癖是精神层次的，而非物理层次的。
【注】禁止转载
《使者》读后感(五)：夏目漱石长篇小说《行人》解说 小宫丰隆/文
《行人》解说
小宫丰隆/文
于婧/译
根据《漱石全集 第十一卷》（1979，岩波书店）版本翻译
作者简介：
小宫丰隆（1884－1966）：漱石门下“四天王”之一，德文学者，文艺评论家，岩波书店版《夏目漱石全集》主编。著有《夏目漱石传》、《漱石的文学世界》等，被誉为“漱石研究第一人”。
明治四十五年（1912）漱石四十五岁，这年的元旦到四月二十九日，他在朝日新闻上分一百一十九回连载了《春分之后》。同年的十二月六日（此时已改元大正）开始，又在同一报纸上发表《行人》。他和朝日新闻在合同上约定，一年写一部可连载百回的长篇即可。然而漱石在写完《春分之后》的同年便着手《行人》，大概是觉得自己前一年因胃溃疡多次到下，虽也写其他短篇，或到关西一带演讲，为报社干了不少活，可明治四十四年到头来一部长篇也没写成，为了“还旧账”才这么做的。
漱石在执笔《行人》的过程中，同样因胃溃疡三次倒下。在翌年（1913）四月七日开始的第三章《回来之后》的写作过程中，《行人》的连载一度中断①。为了在《回来之后》一章中把故事脉络交代清楚，卧病在床的漱石曾硬是起身，勉强写上够连载一回或两回的稿子，送去报社，然后躺在床上两个月都起不来。最后一章《烦恼》初回见报，是当年的九月十六日，共写了五十二回。最后，《行人》共连载一百六十七回，对漱石来说是从未有过的长篇②。
漱石在《春分之后》中花心思创造了一种新的创作形式，先写几个独立的短篇，放在一起，就成了一部有头有尾的完整长篇。《行人》也采用同一形式，由《朋友》《哥哥》《回来之后》《烦恼》四章组成，但这四个短篇并非完全独立。当然，《朋友》一篇可认为是独立之作。另外三篇，虽说描写主人公一郎的角度各不相同，但全都着眼于描写同一点，即威胁大学教授一郎的生活的巨大烦恼；且三篇相互承接，从总体上看具有明显的一贯性。我认为，这种连贯性也是小说主题的性质自然早就的。
在《哥哥》的第二十节，一郎曾与弟弟二郎谈到梅雷迪斯的书简。一郎引用了梅雷迪斯的话，“我看到对女人的容貌心满意足的人就很羡慕；看到对女人的肉体心满意足的人也很羡慕。但无论如何，不抓住女人的灵魂即所谓精神，我是不会心满意足的。因此，我从来经历过爱情”。讲完这段话，二郎向他发问，“这么说，梅雷迪斯这个人一辈子就是过独身生活喽”，一郎回答，“这我不知道，而且此事也无关紧要。然而，二郎，我同一个既没抓住灵魂也没抓住所谓精神的女人结了婚，这一点可是千真万确的”。——这一段可视为《行人》全书的主旨。一郎想抓住妻子阿直的灵魂，他认为，要是做不到这点，就没法静心静气地生活。然而或许是因为阿直没有精神，或许是她只有肉体，总之一郎无论如何也抓不住。他为此快要疯了。
精于世故的男人认为，女人只有肉体，她们身上不可能有精神之类。如果一郎也能站在这个角度，简单地将女人看做动物的话，他为想要抓住阿直的精神而作出的努力，也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可一郎始终认为，如果把阿直看做动物，就相当于必须把自己也当成动物。他做不到轻易对阿直断念，或是轻蔑她，也不想这么做。因此，一郎必须把阿直看做是有灵魂的，他必须把阿直当成一个人，而非动物，而且是一个具有人格的人。然而，从这样的角度看待阿直的话，阿直在一郎眼里就成了矛盾体，没有定数，且没有连贯性。比如：阿直对弟弟二郎显得亲密无间，跟自己却常常闹情绪，态度冷淡，一副“随你便”的样子。可让人纳闷的是，她有时会像个温柔的主妇那样关心自己的起居，可有时一句话也不听自己的，那样子好像在说“你说什么呢”。一郎常感寂寞，而且造成他寂寞的原因，是他在妻子身上找不出一贯性的东西，每当这时，他变得更加孤独，而且更加心烦意乱。
《烦恼》一章中，H在给二郎的信中这样评价一郎，“你哥哥是位敏感的人。由于在审美、伦理、智力等方面敏感过人，反倒陷入仿佛为折磨自己而降临人间的结果。他没有甲乙都无所谓的迟钝之处，一定是或甲或乙，二者必居其一，否则便不答应。而且，如果是甲，甲的形状、程度和色调不同他的想象吻合也不行。正因为他十分敏锐，所以，他常在自以为的危险的钢丝绳上迈着生活的步履。与此同时，他要求对方也得踩着同样危险的钢丝绳稳稳当当地走过来，否则他是无法忍耐的。然而，如果认为这来自他的任性就错了。想象一下你哥哥所期待的、对他有所作用的社会，可以知道，这样的社会必须比当今的社会先进得多。因此，你哥哥才憎恶在审美、智力以及伦理方面不如自己先进的社会”。说得完全正确。不仅是阿直，在一郎眼里，自己的父亲、母亲，包括弟弟二郎，都是虚伪的集合体，所以天生暴躁的他才隔三差五地发脾气，有时甚至惹对方讨厌。从另一方面来说，一郎周围的人却不似一郎般“敏感过人”，反倒多少有一些“甲乙都无所谓的迟钝之处”，即便没有半点“虚伪”的意志，可在一郎眼里仍是虚伪之人。可以说，一郎是孤零零活在不同人种中的异乡人。从这一点来看，阿直可说是与一郎最最无缘的一种人。
二郎如此评价阿直，“从她嫁过来那天，她就超越了某些连男人都超越不了的事情。或者说，她身上一开始就没有需要超越的墙壁。她是一个不受拘束的、自由的女人”。我不知道这句话具体是什么意思。不过夏目家至今流传着这样一段轶事，过去，漱石在与漱石夫人相亲见面过后，曾对自己的哥哥说，那个女人齿列不整，牙脏兮兮的，可她并不故意掩饰，显得落落大方，自己很中意她这一点。了解了这件事，就能相当具体地理解二郎的话了。二郎还说，“她这个女人，天生有一种独特的宗教心里，她认为，若是命运，便无需恐惧。她的个性让她也从不畏惧他人的命运”。再联想到那段牙齿轶闻可知，在阿直眼里，一郎既没有伤害他人的神经，也从不反省让自己变得更好，只是冲动自我地行动，且对此无动于衷。从这个角度来看，阿直确实是“不受拘束的、自由的女人”，这既是她的长处，也是她的短处，而且更加证明，她是一个与一郎种类完全不同的女人。这点既让一郎对阿直表示尊敬，也让他不知该如何对待阿直、并因此走投无路。漱石在《春分之后》一书中，曾用过“害怕的男人与不知畏惧的女人”这个表达方式，在这里，虽说意思多少不同，但可以确定，一郎正是那位“害怕的男人”，而阿直恐怕就是那位“不知畏惧的女人”。
一郎为此痛苦不已，他甚至怀疑，阿直或许爱着自己的弟弟二郎。他向二郎提出，要他帮自己试探阿直的贞操。一郎超乎寻常的想法和行为已然病态，可他跟Ｈ一起旅行的时候，内心得到些许平静，他终于意识到：不是别人不好，而应归结于自己不好；自己如果能像Ｈ那样做个“大悠之人”，不管对方有什么缺点或弱点，就能在憎恨之前先生出怜悯之情了。一郎下决心进行“深入绝对境地”的修行。当然，《行人》一书并没有一郎已达此境的描写，反倒是他为了到达那种境界而挣扎的姿态，写得最为真实。在《行人》最后，一郎这样对Ｈ说到，“不管嫁到什么人家，只要嫁出去，女人就会因丈夫而变坏。我真不知道把我的妻子惯坏到何种程度。我哪有脸从我惯坏的妻子那里得到幸福呀？幸福是不能从出嫁后失去天真的女人那里得到的”，可以说，这段话暗示了一郎的救赎：他只要朝着这个方向走下去，必然会得到救赎。他认识到，对方有错，自己也有相当大的责任。
《行人》发表之后的第二年，即大正三年（1914），舞台协会的人在帝国剧场上演了斯特林堡的《父亲》，由我担任导演。当时，我邀请漱石观看，并在演出后听取了他的批评。《行人》的主题与《父亲》有很多共同之处，所以我对漱石的看法怀有很大兴趣。漱石说，看完感觉就像在亲人的灵前守夜似的，不喜欢。他说，首先讨厌那种没有“救赎”的东西。当时年仅三十岁的我，并不认可他的评价。斯特林堡因为爱女人，所以无时无刻都在憎恨女人。在控诉女人强烈的“自我”，以及女人无论采用何种手段都要赢过对方的劣根性等方面，《父亲》的作者斯特林堡恐怕要敏锐且彻底得多。当时，我反倒认为，漱石虽然同样憎恨女人，可他并没有狠心大胆抨击阿直。后来深入思考后发现，他对阿直的刻画方式虽然在我看来有些力度不够，但那无疑率直地表现了漱石的真实。漱石（在写作时）听随自己的感情，不仅没想过偏颇地憎恨阿直，就算一时脾气上来，把手伸到了对方头上，可事后必定在憎恨对方之前，先反省自身，认为憎恨的或许该是自己。通过这种反省，他才能从理性的角度怜爱阿直，同时怜爱自己的“人性”。
斯特林堡在最后一部戏剧《到大马士革去》的结尾到达的，不是或甲或乙的选择的世界，而是甲乙均可的包容的世界，是建立在断念与人性之上的世界。进入这个世界以后，斯特林堡终于希望和之前一直憎恶的女性和解，并与人生得到和解。当然，斯特林堡确实亲自走上过这条道路，然而在深入的过程中，是否得到了充分的“救赎”，我无法知晓。不过，当斯特林堡的眼前清晰地出现了自己接下去应走的道路时，已经证明“救赎”的微光射向了他。从这个角度看，《行人》的尾章《尘劳》结尾也表明，“救赎”的光照到了漱石身上。可青涩的我当时竟然没参透半点。
大正二年（1913）七月十八日，据漱石大病初愈后头一次出门刚过去一个半月，他给中村写了一封信。信中写到，“收到您询问《壳》的来信。其实，收到您的上封信之后，我没有向任何人交涉过。在下眼下有一件必须要做的事，心思都用在那上面，因此其他任何事既无勇气也无精力为之。我虽然挂念《壳》的进展，但目前无能为力。写《行人》的稿子不是为了别人，在我已成了自己的义务，必须先处理掉，所以我得把它写完，这点务请理解。这本书与社会和家人等没有任何直接联系，因此在外人看来是愚蠢甚至疯癫的，但对在下的生活而言是必须的。况且，这件事不做个了断，什么事都不想做，我这么说听上去也许不近人情。您也许觉得奇怪，但于在下却理所当然”。漱石的《行人》开始连载之前，朝日新闻曾连载了中村古峡③ 的《壳》。中村想就该书出版一事，托漱石与春阳堂斡旋，可这件事始终没有结果，他便写信催促。这封信是漱石的回信。同年九月一日，漱石在给沼波武夫④的信中写到，“《第一次确信并得到的实在》在收到的那天就拜读了。我对你的意气与想法最为感动。最近的小说和评论出了不少，可谁都从未就此有过思考。然而，多到了一定程度，思考就成了必要。这不是别人的事，而是悬在每个人脑袋上的事。从这个层面来说，我感到了切实的必要，且仍在未定之地迷茫。我必须做点什么，但做什么都无济于事。平生一门心思认定的事，到了关键时刻却一下子完全颠覆，我想这全是因为我没有定力”。我没读过沼波琼音的《第一次确信并得到的实在》，所以对其内容没有足够正确的理解。可从这篇文章的题目想象，应当是描写的是个人体验——沼波到达了某种开悟的境界。漱石应是在获赠该书的当天便迅速读了，并且大为满意。他在同年十月五日写给和辻哲郎⑤的信中写到，“现在，我正要入道。我漠然地觉得，正要入道者不是冷淡的。没有谁能够冷淡地入道”。
从Ｈ在《尘劳》的报告中可以看出一郎追求的东西，再结合这封信思考便可想象出，漱石在给中村的信中所说何意——“眼下有一件必须要做的事”，“与社会和家人等没有任何直接联系，因此在外人看来是愚蠢甚至疯癫的，但对在下的生活而言是必须的”，“这件事不做个了断，什么事都不想做”。漱石为了“做个了断”，恐怕从七月初便开始认真思索这一问题了，但到了九月一日仍未找到圆满的解决，只得说，“我必须做点什么，可做什么都无济于事。平生一门心思认定的事，到了关键时刻却一下子完全颠覆，我想这全是因为我没有定力”。然而在《尘劳》开始于报纸上连载的九月十六日的二十天后、即十月五日，他终于对别人说，“现在，我正要入道”。我想，这给了我们足够的暗示：光明普照着漱石的世界。当然，“我正要入道”这句话的意思与“第一次确信并得到的实在”不同，至少主观上并非宣告自己已经“入道”。不过，既然“正要入道”，便可以理解为，只要这么做终会“入道”，这是个“定向运动”（orienteering）。这条“道”想来应当通向漱石后来所说的“则天去私”。
就一郎所说的“绝对”一词，Ｈ在报告中明确提到，“你哥哥说，心灵完全平静的人，即便不主动追求，也会自然而然地进入这种境界。一旦进入此境，天地万物之所有对象将全部消失，唯有自己存在。那时的自己没法说有还是没有。看似伟大实则纤细，且无从命名。这就是绝对。你哥哥说，体验到这种绝对的人，如果突然听到钟鸣之音，这声音就是他自己。换言之，绝对即相对。因此，除自己外，没有必要为外物和他人而自寻烦恼，也不用担心受外界折磨。其根本意义在于，若不把生和死当成一码事，就无法获得安心。那种必须超越现代的才子另当别论，我是笃定要超越生死的”，他还说“你哥哥几乎是咬紧牙关说出了这句话”。一郎之后的路，应当是一条“超越了生死”、想要获得“绝对即相对”境界的“道”。
《行人》这个题目究竟何意，我忘了直接询问漱石先生。“行人”这个词意思是“行道之人”，也有“掌管使者的官员、或使者本身”之意。我认为，用这两个意思的任何一种解释《行人》都是不确切的。不过，《列子》的《天瑞》一篇中，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死也者，德之徼也。古者谓死人为归人。夫言死人为归人，则生人为行人矣。行而不知归，失家者也。”我想，漱石的“行人”，恐怕指的是与“归人”相对而言的“行人”吧。不过，没有证据表明漱石读过《列子》，有人也对这个看法提出了批评。然而，漱石的藏书中没有《列子》并不一定代表漱石没有读过《列子》。比如，漱石的藏书中没有《老子》，可他却在大学时代针对《老子》发表过论文。再说《老子》《庄子》《列子》是属于同一系统的思想著作，因此不能完全断定，读过《老子》的人却没有读过《庄子》和《列子》。不过，将漱石的《行人》一书的题意与《列子》的“行人”联系起来，多少还是让人难以一下子认同，这大概是因为漱石小说的起名方式向来简明清晰，而《行人》一名却给人拗口之感。也有人说，应当理解为“经历难行苦行的行人”，我认为这个说法有待商榷。因为这样一来，“行人”这个题目应当读作“gyonin”，而不是“koujin”。然而，漱石一直把《行人》读作“koujin”，却从未读过“gyonin”。
译者以为，《行人》还是直译为“行人”最好，“使者”已经主观局限了作者原意（虽然这原意已无从知晓）；且第四章《塵労》亦是“尘劳”为佳，一说“烦恼”，岂不失了主人公决心修行的佛味？再说，“尘劳”一词后来在《道草》（路边草）一篇也用过。
译注：
①《行人》的连载曾在1913年4月至9月中断五个月。
②《行人》的连载结束于1913年11月5日。
③中村古峡（1881－1952），日本明治、昭和时代的小说家，夏目漱石的门生。
④沼波琼音（1877－1927），日本明治、大正时代的国文学者、俳句诗人。本名武夫。
⑤和辻哲郎（1889－1960），日本近代唯哲学家、伦理学家。
《使者》读后感(六)：“则天去私”私不尽
夏目漱石的《使者》于近30年后重印，我多少有点感慨。记忆中念大学时曾在校图书馆中瞄到过一套《漱石小说选》，但实在记不清当中是否有这本《使者》，后来通过网络搜索，才确认收录了这个小说。不过尽管如此，勿说今天，就是当年，这套书也已置于一人多高的书架上堆灰很久了。彼时大家开始迷恋村上春树，只是没有像现在这样对他抱以那么大的热情（每年诺奖他必是话题），不久以太宰治为代表的“无赖派”作家也被从故纸堆中挖了出来，一书多版，风光无限。
事实上，漱石对日本“私小说”影响很大。“无赖派”自不必说，村上这样看似剑走偏锋（当然现在成了热门）的作家，也多少有点“私小说”的痕迹。漱石的影响在于，他写的不是“私小说”，而是“反私小说”，或者“去私小说”，这类小说，不是他的前期创作（如《我是猫》、《哥儿》等），而是“后期三部曲”《春风以后》、《使者》和《心》。当年初露萌芽的“私小说”，经由他的“反”与“去”，顿时像被打了鸡血似的成长起来，而蔚成文坛的一大潮流。
漱石是日本最早受惠于明治维新的一代知识分子，同时，也是维新及其成果——发展严重失衡的国家和社会——批判最为激烈的作家之一。漱石前期作品专务针砭时事，风格洒脱不羁、诙谐辛辣，后期思想突变，从外部的社会批判，而转至内心的省察，风格渐趋沉郁、苦闷。漱石思想易帜的分水岭，为1910年“修善寺大患”，漱石因胃溃疡至伊豆修善寺疗养。逗留期间，他意识到想要获得人生幸福，关键不在社会批判，而在于改造人的灵魂，“顺乎天道，舍弃自我”。漱石去世前提出“则天去私”，即是这种观念的结果。
后来的文学史家，多把漱石这次转型，解读为“精神臻于化境”，国内的《辞海》等书，则干脆用“消极”、“局限”来评价漱石转型之后的作品。这里需要说明，漱石常年受胃病困扰，稍有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慢性肠胃病与人的精神大有关系，暴躁、焦虑、忧郁、猜忌，等等，都会不同程度地加重病情。所以医生总要提醒，养胃（肠）即是养心，凡事想开看开，即是最好的药物。漱石脾气多少沾染暴躁焦虑之类，他想必亲身体验到了何谓“病由心生”，因而，他信奉“去私”，恐怕还有拯救肉体的迫切需要。漱石最终死于胃溃疡（1916），看来心病难治，“去私”、“忘我”、“灭己”亦更难践行。个别学者从漱石后期作品（如《使者》）中读出“禅机”，我总觉得他们搞错重点，漱石的确心系于此，但又从未参透，“禅机”之说，不提也罢。
《使者》昭示了“去私”的破产。小说讲述中产人家的长男怀疑妻子与弟弟有染，他出了个馊主意，让弟弟试探嫂子的贞洁，结果造成了持久的误会、伤害和隔阂。长男深谙疑神疑鬼的害处，通过各种方法排解，终于失败，而沉陷万劫不复的精神苦闷中。书中的弟弟俨如《哥儿》中那个粗野直率的“江户儿”，而作为知识分子的哥哥则明显是漱石本人的写照。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以弟弟“我”的口吻讲述，显见漱石欲拉开距离、通过弟弟的眼光来观照自身。不幸的是，作为旁观者的弟弟，却不知不觉卷入了哥哥的烦恼。漱石原本通过他来诊察哥哥的毛病，结果一并连弟弟都感染了。小说结尾弟弟的精神状况堪虞，无奈之下，漱石以另一位“使者”H君的书信，代替了弟弟的观察。
漱石后期作品，常以婚恋、家庭为主题，材料虽小，却能做出大文章，《使者》也不例外。怀疑妻子与弟弟通奸，放到别的作家那里，可能就是个狗血小说，但漱石写出了境界。原因就在于，漱石将个体的精神，置诸时代与社会背景中连带考量，所以他的作品，看似刻画细腻的心理小说，实为更具广泛意义的社会小说、时代小说。《使者》中的家庭，就是一个典型的、三代同堂的东方家庭。之所以强调地域，盖因西方的人伦关系，远没有东方世故复杂，后者着眼于调和个人与群体，而非个人与个人的关系，并且个人的幸福，常常湮灭在集体利益的大旗之下。小说中，哥哥怀疑妻子，妹妹忌惮嫂嫂，弟弟对哥哥既敬又怕，父母担忧一家老小……私下里大家你找我我找你议论家中怪状，一到台面上又装没事人，净说些天真无邪的话，但又没有一张脸“看上去是真正天真无邪的”。
漱石揭示，这种扭曲的人伦道德，是多么残忍地支配人的生活，扼杀人的天性。经此，我们可以理解，哥哥与嫂子何以在人前人后，近乎脱胎换骨地判若两人。嫂子与“我”出游，因海啸滞留旅馆，黑灯瞎火中，一向矜持的她又是换浴衣，又是抹淡妆，还说男人一到关键时刻就是胆小鬼；哥哥痴迷“心灵感应”和精神病患者，因为后者从来都会直白地表露心迹而非矫饰欺瞒。“我”、嫂子、哥哥之间的微妙关系，在旅行归来后“我”向哥哥汇报的那一刻，达到顶峰。“我站起来时瞥了嫂子一眼”，“嫂子同我眼光相遇时绽出一个酒窝笑了笑”——这一瞥，究竟是超然淡定、还是蓄意共谋的一瞥？这一笑，究竟是凄凉悲伤、还是对共谋有所应承的一笑？两人之间的情愫从未说破，这瞥与笑又不经意为母亲捕捉，母亲也从未说破。而人的不幸，正从这看似默契的不言中，潜滋暗长。
正是因为无法破除这由道德和人情编织的假面，才使漱石想到“则天去私”。既然痛苦来自“私我”的禁锢与表达的无望，那么，“去私”就能无痛。小说中的哥哥的确作了一番努力，他压抑对女儿的爱、藏起对妻子的醋意，甚至，用达尔文学说“自然的爱”比社会契约（婚姻）规范的爱，更伟大，来慰藉和开解自己。但他终归还是失败了。人毕竟不是草木和浮云，更不是铁板一块，理智上的逻辑无法欺骗情感，正如漱石一样，他的精神无法骗过他的胃。有意思的是，作为一种意外，漱石没有成功的地方，倒是启发了日后的“私小说”写作，“私小说”正是从张扬“私我”、摆脱禁锢中起航的。
《使者》读后感(七)：《使者》，问君能有几多疑
把夏目漱石后爱情三部曲读完，算是探寻到其称为后三部曲的原因。
三本书分别讲述的故事：
《春分之后》，以敬太郎的眼光，讲述须永敏感内敛的心态对生活爱情造成的困境；
《使者》，讲述一郎勤于思考以至多疑的性格对家庭和自我造成的伤害；
《心》，讲述“先生”厌恶自己以至厌恶整个社会，走向自杀的故事。
这些主角的形象与前爱情三部曲中的主角代助、门助、三四郎有着明显的不同，他们的内心都存在着问题。如果说在前三部曲中，夏目漱石探讨的是外在问题造成的悲剧，那么在后三部曲中，他着重讨论了悲剧的另一大原因——知识分子的内心问题。
在《使者》一书中，一切问题都源于主人公一郎的多疑。
问君能有几多疑
《使者》一书有着与三部曲另两本相似的套路：通过结构主角的眼睛，来观察实质主角的内心，再将实质主角的问题，反映到结构主角身上。
一郎的弟弟二郎是整本书的结构主角，书的四个短篇《朋友》、《哥哥》、《回来之后》、《烦恼》都是二郎知晓的事情，《朋友》的故事甚至完全和一郎无关。
但从内容上分析，每个短篇都与一郎有联系。
后三个短篇很好理解，重点在于为什么第一个短篇也和一郎有关？
这需要从故事内容分析。《朋友》的起始是二郎到大阪给家里的女佣相亲，期间他和朋友三泽约好游玩大阪，不巧三泽得了胃病住进医院。在医院，三泽对一位同病的艺妓产生极大的关注。后来，三泽道出关心艺妓的深层原因——艺妓与他之前认识的一位“姑娘”极像。
这位“姑娘”是短篇的重点，她经长辈安排嫁给不关心她的人，失败的婚姻让她得了心病；“姑娘”选择从夫家出走，却回不了娘家，最后早早因病身亡。她可以看作是一郎夫人阿直的一种结局，阿直与“姑娘”有相似的情况，遭受丈夫猜忌，得不到理解与关心，内心苦楚绝望。
阿直曾对二郎说过这样的话：
男人若是腻味了，就可以像二郎那样远走高飞，可女人就不行呀。像我这样的，正如父母亲手栽的盆花一样，一旦栽上就完事大吉，只要没有人来挪动就再也动弹不了啦，而且只能一动不动，直到枯死。此外，别无它法。” 我强烈地感到她这番可怜的倾诉的背后有着女性难以估量的倔强。当我想到这种倔强将对哥哥产生什么样的作用时，不由得打了个寒噤。
在她心中，有着出走的想法，却也料到出走得不到好结果。
一郎疑神疑鬼的心思不仅使婚姻波折重重，也使家庭阴云密布。一开始，他的猜忌既伤害阿直的感情，又迫使弟弟二郎自立门户；后来，身为长男的他日渐少语，使整个家笼跟着坠入深渊，以至于父亲不得不亲自邀二郎回家，活跃气氛。
众人费尽心思帮一郎走出心理困境，但最后的结果反倒是二郎也受到一郎的影响。本性直爽的二郎也陷于疑心重重的境地，他疑惑“哥哥是不是一直都对自己抱有偏见”。
于是到整本书结尾，夏目漱石抛弃了二郎这个“眼睛”，通过一郎好友H君的口，道出一郎心病所在：
一种劳累过度的理智，将思维扩展的极大，却反过来困住自身的步调。
说浅白点，就是想得太多，以至杞人忧天。
熟悉而真实的夏目漱石
当这位作家的书看得愈多，就愈发对他熟悉。在他的书里，一个常有的细节就是“抽香烟”：
我在借来的单衣腰上只围了一条三尺腰带，怀里揣上“敷岛”牌香烟和火柴到廊子里去了。走廊上放着两把套着白罩的椅子，我拉过来一把就坐下了。
每次看到“敷岛”牌香烟，总会会心一笑，既感到作家也是一根一根抽着“敷岛”，写下这些大作，又忍不住也想抽一抽这种烟。
作家的灵感来源于生活，也来源于自我，于夏目漱石而言尤其如此。无论是《三四郎》中的广田先生，《门》中的宗助；还是《心》里的“先生”，《我是猫》里的“主人”，你都能从他们身上看到一部分夏目漱石。
同样，《使者》中的“夏目漱石”也非常鲜明——这个人就是一郎。
一郎拥有明显的大男子主义认知，他认为夫妻之间应该先由女方关心男方；当实际并非如此，家庭不顺诱发了一郎的神经衰弱；处于内心煎熬的一郎难以自拔，最后对夫人进行了家暴。
实际上，这都是漱石本人的真实写照。
那么，一个持有不平等观念的人怎么能成为日本的国民大作家？
我想，正是因为“作家虽处于时代所给予的局限中，却能将自我和这个时代真实体现在文字中，留给后人评述，阅古知今”，使他能够得到这一崇高地位。
总的来说，这是位值得阅读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