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的世纪经典读后感10篇
《儿童的世纪》是一本由菲力浦•阿利埃斯（Philippe Ariès）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元，页数：34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儿童的世纪》读后感(一)：为什么打四星
以我一贯打分的习惯，凡是学术大师的著作，都是要打五星的，甚至连看也不用看，毕竟人家的知识水平摆在那，毕竟是人家辛辛苦苦写出来的。。。但这本只打四星，为什么呢？原因简单，书里的绘画啊、日记啊等史料对我这种缺少艺术细胞的人来说，看着费劲，一遇到作者解说这些，都自动略过。若略去这些史料，剩下的虽不多，但还好都算精华，尤其是序言、总结和每一章的开始及结尾部分。反过来又想，学术著作不都是用一堆罗里吧嗦的文字论证出一个简明的理论甚至常识吗？这本书不像很多的国外著作，篇章结构还是很清楚的，对我这种单线思维、不喜绕圈的人来说最合适了。
这是我读的第一本儿童史著作，感觉很新奇。原来17世纪前（时间存疑）的欧洲，儿童是不受重视的，直到学校教育开始替代学徒制，转变才开始。以学校教育的出现为契机，家庭生活的情感性和隐私性增强，阶级差异也开始凸显。另外，需要说的是，这场家庭革命风尚始自中产阶级，后来才被贵族和下层人民接受，时尚如何流行看来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菲大师做学术的态度应该是很严谨的、不糊弄人的，大师的思想灵光频频闪现在书中，比如社会关系的远近、家庭隐私性的增强以及在总结部分强调的阶级话题，其中前两个话题分别类似于费老的“差序格局”和阎云翔教授的“私人生活的变革”，不知两位学术大师有没有看过此书。
看毕此书，还是挺痛快的，有启发、并且留下思考，没有被坑的感觉 。总之，这本书还是很不错的。
（好久没写文字，语句都不通了。另，断断续续两个月才看完，真想拍自己，唉。）
《儿童的世纪》读后感(二)：儿童是如何被“发现”的
在我们一般人的观念中，“儿童”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人生阶段，其相对于“成年人”的含义几乎不言自明。但在法国历史学家菲力浦•阿利埃斯看来，“儿童”观念并非自始就有，而是随政治、经济、宗教和道德发展形成的一个现代性概念。在《儿童的世纪》一书中，阿利埃斯通过考察13－18世纪西欧社会、家庭、风俗、教育方面的历史，向我们展现了西方是如何定义和“发现”儿童的。
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小孩只要一断奶，就和成年人混在一起了。他们的穿着、职业、娱乐、社交，几乎与成年人无异，童工是普遍现象，劳动条件也相类成年人。而在当时涉及儿童的绘画中，他们大多被画上成年人的肌肉，也就是说，儿童只是小上几号的成年人而已。
这种对儿童权益的漠视显然会遭到现代社会的口诛笔伐。但阿利埃斯认为，拿今人的标准去衡量古人，既无必要，也欠妥当，因为一切还要从当时的社会条件出发，方能理解人们在处理儿童问题上的观点。彼时封建主义尚未被资本主义替代，一切都打上依附关系的烙印，家庭亦未从家族的势力范围内脱颖而出，而家庭本身，其最大要义只为维系财产。因而当时厘定“儿童”概念的依据与其说是年龄，毋宁说是财产关系，在此语境中，“儿童”意指“男仆”、“服务生”、“侍从”、“徒弟”等，这种依附伦理产生的“学徒制”，使儿童过早离开家庭，更难维系家庭亲情关系。此外，当时医疗水准落后，儿童死亡率偏高，客观上造成父母因“儿童死亡不可避免”而对子女无法倾注更多心力，其对子女的冀望，也只停留于子女在完成共同任务、建设家庭方面所能给予的帮助。因此，阿利埃斯总结说，中世纪的家庭，是“一个道德的、社会的，而不是情感的实在”，换言之，儿童观念的萌芽，与家庭观念的兴起是分不开的。
13－18世纪是西欧封建主义崩溃、资本主义逐步建立的时代，人身与经济依附关系的松弛乃至终结为家庭摆脱家族束缚创造了有力的条件。随着产业扩容、技术提高、贸易频繁和民族国家的兴起，家庭开始成为社会的细胞、国家的基础和君主权力的来源，其重要性日渐彰显。在此基础上，宗教改革为儿童观念的萌发打上了一针强心剂。阿利埃斯认为正是基督教促使人们“先发现了儿童的灵魂，然后才是他们的身体”。宗教绘画中出现的小天使、圣母圣子图，经由文艺复兴艺术大师们的努力而进入千家万户，儿童观念遂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集体意识中扎根，人们不再简单地将儿童视作“稍纵即逝的过渡时段”，而是赋以更多的关注了。
但是，阿利埃斯也强调，这种对儿童的关注并非一蹴而就。在书中，他援引法国王室的御医回忆录，讲述路易十三的童年故事。我们惊讶地读到，路易十三穿着裙子，混迹在大人堆里，而大人并不在他面前讳言各种荤段子。阿利埃斯提醒现代读者，路易十三穿着裙子意味着人们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将他从成年人中剥离出来；男孩子穿裙子而不是其他服装则是当年对儿童的关注尚未提升至一个新的层次，在这个层次上，以儿童为目标顾客设计服装将成为新的时代风尚。而大人不忌讳性话题，则代表着漠视儿童的传统观念仍然十分强大。
如果说17世纪是新旧两种儿童观搏弈且保持平衡的时代，那么，从18世纪起，天平开始明显倾斜。随着社会启蒙和道德运动的展开，新的教育观催生了大量面向儿童的学校，因材施教的理念也开始出现。阿利埃斯指出了其中的吊诡面，即教育工作者一方面竭力使儿童远离“社会中污秽的东西”，一方面又通过培养儿童的理性精神来强化和巩固第一方面。这种既希望保留童心又促使儿童老成的观念在今人看来十分矛盾。阿利埃斯再次提醒我们须从时代背景来解读其中的奥秘，因为“把儿童与原始性、非理性和前逻辑阶段相联系是我们当代儿童观的特点”，而在当年的人们看来，“童心”和“理性”是并行不悖的。
事实上，这个问题至今悬而未决，中世纪小上几号的成年人，如今进化为各种早熟的“小大人”，这一点，阿利埃斯因受时代所限而没有谈及。但《儿童的世纪》的可贵处在于，作者并非单纯埋首史料堆里爬梳儿童概念的演变史，而是揭示社会价值观之于这个概念的影响，“根据环境而有所不同，因时代和人们心态的变化而变化”。这既是治史应有的态度，也是我们观察当下的一个切入口。按照这一思路，我们或可从“小大人”的表述中，窥视到现时代整个社会的风貌及其潮流。
：非常重要的历史书。因篇幅原因书评里没有提到的是，儿童是许多民俗传统消逝前的最后承继者，其表现形式就是各种游戏。作者的这个观点很有启发性。不需要考虑篇幅原因所以让我不解的是，这么重要且难得的一本史书，出版社竟然出了个删节本。
《儿童的世纪》读后感(三)：远去的儿童印象
从硕士在读期间就受到西方新文化史的影响，开始关注儿童史的学科起源、主要论著和流派，但是起今为之，仍为窥得登堂入室的门径。一方面是受到国内学术风气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良师难觅。所以只能自己看书，寻找答案，做那些大师们的私淑弟子了。
首先，是中世纪儿童概念的缺失，和近代早期儿童意识的浮现，作者充分利用了图像史料，以证成己说。可以说，《儿童的世纪》有多半篇章的分析和结论是靠图像来完成的。从版画中抽象的儿童形象到各种时间书、年历书的插图所表现的写实场景，作者安排得恰到好处。
法国史学家埃马纽埃尔·勒鲁瓦拉杜里，将年鉴学派的心态史研究引入历史人类学研究，完成了《蒙塔尤》等不朽的微观史学名著。他在一篇文章中，充分表明法国史家对儿童史的关照：“享利四世对他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路易十三管教很严，很粗暴，经常训斥；可是，御医艾罗阿尔对王子的教育却是亲切的、简单的、这是一种属于蒙田式的近代教育。”
但这位宽仁的医生有些记载也稍显离谱。比如娱乐方面，笔者很难相信一个一两岁大的孩子，就能在小提琴的伴奏下跳各种舞蹈；三岁五个月就认识了所有字母。。。。。。
该书作者，阿利埃斯在研究路易十三的童年生活时，几乎毫无保留地利用了那位御医的日记。从出生到长大成人，路易十三的孩童形象由此得以跃然纸上。从游戏到性玩笑，从服装到早期教育，细大不捐。
本书很重视儿童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诚如该书的副标题“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的题中之义。
本书最大的缺陷——不是全本，而是删节本。学校生活部分只保留了结论。所以，很多资料的引用，不懂法语的读者就都见不到了。
《儿童的世纪》读后感(四)：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这本书有个很吸引人的名字《儿童的世纪》以为是讲儿童概念和儿童观在某个世纪的变化发展。目录非常好看，生命的年龄，服装，游戏，学校...于是想当然的买了这本书。
序言就让我见识到了读者语言繁琐的功力，第一章，生命的年龄。以为是说儿童概念的年龄界定的由来，变化，发展和原因。为什么多少岁以下算儿童，历史上儿童年龄界定范围有哪些变化，这些变化的历史原因是什么？结果只有章节没有小标题，内容散乱的堆在一起，作者行文飘逸奔放，旁征博引让人眼花缭乱，数度让我与年龄的主题走失。拜托先拟个框架再写作，不然真的容易天马行空。
另外，史学不是讲证据么？一个观点要有多角度多领域的证据支持，要严密的逻辑推理，对相反的事实要合理恰当的解释。很难想象用一些绘画，文学作品，零碎的轶事就拿来当史学观点的证据？虽然我不是搞史学的，但这个也太松散了吧。对旧制度下儿童的游戏也比较感兴趣，结果仍然跟第一章的模式差不多。翻翻其他章节，就直接放弃了。原谅我平庸鲁钝的大脑消化不了大师名著的真传和要义。
要买这本书的小伙伴，最好是先翻翻看，合不合胃口，反正据我估计，这本书的受众非常非常小。
《儿童的世纪》读后感(五)：致"我们失去的世界"——评阿利埃斯《儿童的世纪》
致"我们失去的世界"——评阿利埃斯《儿童的世纪》
《儿童的世纪：旧制度下的儿童与家庭生活》，菲力浦·阿利埃斯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4月版，42.00元。
1941年，年鉴学派的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在《感受性与历史》一文中说：我们没有爱情的历史、死亡的历史，也没有怜悯的历史、残暴的历史，或者欢乐的历史。殊不知，当时已经有学者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并在两年后出版了《法国乡村中的社会传统》。由于身为保皇派，且在当时大学里没有相应的教职，诸多因素叠加在一起，以至这位学者在当时的法国学术界并不突出。直到1960年，《儿童的世纪》（以下简称《儿童》）的出版和传播才让他在学术界声名鹊起，该书也因此成了家庭史和心态史方面的经典。有意思的是，他的闻名还存在一个“出口转内销”的过程，以至他“在巴黎的一份大周刊上变成了美国社会学家”。这位学者便是菲力浦·阿利埃斯。
《儿童》分三个部分：“儿童的观念”（“LeSentimentdel‘enfance”）、“学校生活”和“家庭”。阿利埃斯在分析了大量资料（绘画、玩具、服装、日记，以及学校课程的演变等）之后指出，“儿童观念在中世纪社会并不存在”，它到17世纪才被“发现”。中世纪的儿童在着装和绘画中都被当作小大人看待，而成年人也玩玩具娃娃、乐于品味童话故事。儿童观念的兴起源于两方面的动力：家长的“溺爱”，以及近代的家长和学校老师更多地关注教育对孩子性格的养成。作者在分析了诸多肖像画之后还认为，“在中世纪，不存在家庭观念，它产生于15和16世纪，在17世纪得到了最终的有力表达。”在作者看来，现代核心家庭“以父母子女团结起来的独立群体面对外部社会。这个群体的所有能量都用于帮助儿童实现社会地位的上升”，且“儿童先于家庭”。传统社会则是个“场所”（milieu），“组成这一’场所‘的是邻居、朋友、师傅和帮工、孩子和老人、男人和女人，”“夫妻家庭在其中被稀释了。”就是说，场所是社交性的，工作和游戏相互交织，因此，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没有得到刻意的区分。随着当代科技的发展、大众传媒的展开，社交性已经没有了它的位置，由“职业生活和家庭生活遏制了”。
很少有历史作品会像《儿童》那样同时吸引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儿童》的贡献之一在于从儿童的视角，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儿童以及与此相关的家庭生活，它并非是个恒常或自然的范畴，而是个不断变动的概念。《儿童》的另一重要贡献在于引入人类学、社会学、图像学的概念和方法，关注宗教与年龄（“生命周期”）、“家庭和社交性”之间的交互作用，探索人类反复的日常行为。从经济基础转向对文化结构的探索，被认为是从地窖到阁楼的转变，是发生在20世纪60、70年代的兴趣转换，因此《儿童》是这种转换的实践示范。在当代家庭危机——例如被疏远的青少年、高离婚率、虐待儿童等——的大背景下，《儿童》甚至成为了现代家庭的参考指南，引导了诸多年轻的历史学家探索这个主题，例如J.-L.弗兰德林和风头正健的新文化史家罗杰·夏蒂埃等。
阿利埃斯是个记者，1955年至1966年，他写了130多篇文章处理当代事物。他一边写“即时史”，一边撰写家庭史、儿童史，以为那些维持传统法国的小共同体（例如，行会、兄弟会、民间宗教会）的消失感到惋惜不已。阿利埃斯在《儿童》出版之后仍然关注儿童、家庭与性别主题，但更多地强调它们在当代的一些表现。吊诡的是，《儿童》等作品显示了他对传统法国的向往，指导读者从中窥视出历史和现实的某种交汇，因而他属于传统主义者，但在写作上他又被认为是个现代主义者，即在20世纪70年代大量著作诠释近代某些观念消逝之前的状态时，早就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出发，实践了作为“比较史和回溯史”的心态史写法。
阿利埃斯在自传中称自己是“星期天历史学家”，不因为别的，而因为他在大学里没有教职，所以被主流的历史学家认为是业余者：他是热带与亚热带农业应用研究院的档案管理员，还做过普隆（Plon）出版社的负责人。这种边缘的局面到1978年才得到改变，他才走向学术的中心。他在这时被遴选为年鉴学派大本营即巴黎高等研究院的指导教师，且拟定了三个讲座主题：家庭和城市的关系，家庭和性意识，以及对待死亡的态度，延续了《儿童》中的探讨。饶有兴味的是，他在这时仍然没法忘记自己的出身以及他所依附的事业。他出身于保皇派家庭，他本人也是保皇分子、极端保守主义者、天主教徒，在高中时还是右翼“法兰西行动”的积极支持者，因此他所依附的也就是保皇派的事业。
读者可能会发现，《儿童》的主题与诺贝特·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有着相似性（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间要等到1983年5月）。《文明的进程》初版于1939年，同样是迟至70年代才被学术界关注。埃利亚斯强调社会心理过程的持续演变。阿利埃斯更倾向于结构主义的解读，认为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二分是慢慢兴起的，在每一个阶段互有重叠；在每一个阶段，公私关系甚至都完全不同。读者还可能发现，《儿童》与福柯的研究存在相似之处。作为左派，福柯关注规训（《儿童》中译作“纪律”）、身体与治理术，倡导“谱系学”的研究路径。两者的区别在于，阿利埃斯认为节育的出现代表了道德观念上的一次革命，已婚夫妻试图借此控制他们自己的私人生活，而福柯认为性是一个不可掌控的领域。
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法国历史表述，是对1968年五月风暴的一种回应。阿利埃斯转向死亡史，出版了《死亡面前的人》（1977年；英译本作《我们的死亡时刻》[TheHourofOurDeath]）。他认为，死亡与儿童主题一样，仍然是一种社会建构。多斯在《碎片化的历史学》中明确指出：阿利埃斯“再现前工业社会是为了使当今世界抵御自由派的进步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干扰”，落脚点是“我们失去的世界”。我们则认为，他在撰写《死亡面前的人》时，更多的是回应曾经的那段维希岁月，同时也是面对20世纪下半叶的“拒斥死亡”。这种现实关怀是他自1943年发表历史作品后一以贯之的。
一些批评者认为，《儿童》从现在主义（presentism）的角度出发，大量利用了图像资料来说明儿童观念的兴起、家庭的演变，而“不注重主导文化的传播机制”。值得注意的是：第一，现在主义是年鉴学派的信条。马克·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中提出“由古知今”、“由今知古”，布罗代尔在《论历史》里提过“用现在解释过去”、“用过去解释现在”。可以说，每一种历史的探讨，都不同程度地包含了现在，历史学家的问题意识就是由此而来，因此现在主义是合理的。第二，阿利埃斯在《儿童》里时常参考学校花名册、统计数据，即那些历史学家看来属于“硬资料”的东西，然而，他的资料更多地来源于绘画、肖像画、雕刻、诗歌和其他艺术作品。这是从“图像证史”的角度说的。从文学或艺术来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的角度说，我们有必要把这些艺术作品看成一个独立的世界，阐释画家、作家试图展现的宗教寓意或它“虚构的”一面，而非仅仅用它来证明或证伪文字资料。第三，是语词的翻译。阿利埃斯在谈到“中世纪社会并不存在儿童和家庭观念”时，“观念”用的是sentiment（情感），英文翻译时却选用了idea，其实，法语的sentiment与英文的idea并不对等。这一点在《儿童》“序言”中有一些自我辩护，只是仍不算太明晰。
阿利埃斯在儿童史、家庭史和死亡史研究中，将“生命与社会联系起来”，试图“从文化的最底层，即生物层面来理解行为。”不过与他那些右翼同事如弗朗索瓦·傅勒（F.Furet）不一样，他拒绝马尔萨斯的命题，即18世纪以来法国人口的调整是生物退化和文化衰落的结果。这样就使我们回到了一个老问题：人类社会的进程是否可以用生物法则来类比？值得注意的是，在目前的全球史中，诸多学者都朝着这条路走，表现最明显的当是《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的作者约翰·R.麦克尼尔：他认为人类文化演进“大体上与生命演化历程是相同的”，“是一个由简单同质性向多样性，而后又朝着复杂同质性的演变过程。”当今全球史研究盛行时，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儿童》及阿利埃斯所提出的问题的重要性。
最后，我们回到作者本人的家庭生活。阿利埃斯于1947年10月走入婚姻殿堂，妻子普利姆罗斯·阿利埃斯（本名MarieRoseLascazasdeSaintMartin）是个艺术史家，他们一起生活了三十六年，晚年甚至随妻子的意愿回到了她的出生地图卢兹，在那里终老。《儿童》精挑细选，用了26幅（实际上要多得多）画作来表现儿童的服饰、情感世界和家庭观的转变，因此，它在诠释“图像证史”上表现出了高超的技巧，同时我们也可以把《儿童》看作是夫妻合作的产物。前段时间，约瑟夫·洛特曼（JosephJ.Rotman）在《代数拓扑导论》的献辞在微薄上流传开来，显示了数学家的幽默：“献给我的妻子Marganit，以及我的两个孩子EllaRose和DanielAdam。要是没有你们，这本书两年前就该完成了！”阿利埃斯在1983年版《死亡面前的人物意象》的献辞中，同样用这种手法展示了一个历史学家的柔情：她“让我看到了许多我本来可能无法注意到的东西。文中一字一句都唤起了我们共同经历过的那些岁月。”而《儿童》的献辞要温暖得多，且与现代核心家庭联系起来：“献给我的父母和我的岳父、岳母。”
《儿童的世纪》读后感(六)：从“儿童的发现”到“童年的消逝”
英国史学家哈里·亨得利克（Harry Hendrick）曾感叹：“如果女人是被隐藏在历史里，那么儿童则被排除在历史之外。”直到20世纪50年代，儿童史领域还被描述成“完全的处女地”。早期许多作品偏重制度面的介绍，比如学校系统的兴起、童工立法、婴儿福利等等，关于童年与儿童本身观念的著作则几乎付之阙如。
不过这一现状，被1962年问世的一部里程碑式的法语著作终结了。这就是菲利普·阿利埃斯（Philippe Aries）的这部作品，原书书名叫做《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英译本书名改为 Centuries of Childhood，即《儿童的世纪》（直译为“童年的数个世纪”），因为阿利艾斯“墙内开花墙外香”，在英语世界的学术影响力，始终大于在法语世界，所以此书主要以《儿童的世纪》而为世人所知闻。从此，深受阿利埃斯方法影响的儿童史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总数不下数百部。《儿童的世纪》点燃了一连串严谨的历史论战，比如中世纪是否真的没有童年意识；“童年出现”的关键时期；不同时期亲子关系的性质；学校的角色。过去三十年来，相关讨论文章不断增加，使我们得以捕捉过去青少年与儿童多样的经验。甚至于有留美学者著有专书讨论现代中国文学及文化中的“儿童的发现”（2011年有北京大学出版社中译本《儿童的发现》）。
在阿利埃斯之前，儿童似乎是一种自然现象，不值得研究者费心研究。《儿童的世纪》则逐渐让历史学家意识到，儿童其实也是一种社会建构。阿利埃斯一改帝王将相的历史书写，描写社会史中的日常生活，站在现代社会的理性建制化的视角，来解读历史，这和福柯笔下的建制化的疯癫、性可谓异曲同工。可能也是因为学术运思路径上的相似，阿利埃斯和福柯是一生的好友，1984年，阿利埃斯去世时的讣告，就是由福柯来写的。
有个谚语说古希腊人对天底下的一切事物都有对应的词汇，这个谚语对于“儿童”这个概念也适用。书中指出，在14-15世纪的欧洲， 儿童（enfant）一词与下列这些词同义：男仆、侍从、服务生、儿子、女婿等，这足以说明当时的人们无法意识到童年有足以将儿童与成人、甚至青年人区隔开来的特殊性质。阿利埃斯的论证主要建基于艺术作品和文学中呈现的儿童形象。中世纪儿童的形象只是大人的缩小版，圣婴耶穌的形象有如“可怕的侏儒”，而儿童的写实形象在中世纪后才逐渐出现。而在法国的一些地方，如果孩子死的“太早”，很可能就直接埋在后院里，正如人们今天埋葬猫和狗一样。死亡之后，即便是富人家庭的孩子也会被当作是乞丐一样来对待，他们的尸体“被缝进粗麻布做的裹尸袋中，扔进巨大的公共墓穴”。l5世纪至17世纪之间，欧洲的上层阶级选择埋葬在教堂里；公共墓地则提供给那些非常贫穷和非常年幼的死者，无论“他们自身或者家庭作为优雅的资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是否选择教堂作为他们葬身之所”。
所以严格地说，童年是一个非常新的概念。“在中世纪，童年的观念并不存在”，直到16-17世纪新教以及中产阶级的兴起，它才出现于中上阶层，到18世纪，启蒙主义浪漫派思想家卢梭呼吁人们应当尊重儿童期，他否定了儿童期仅仅是为将来的成人生活做准备这一观念，指出儿童也有独立存在的价值。
1900年，瑞典女作家、教育家爱伦·凯迎着20世纪的钟声，推出了与阿利埃斯这部作品的中译本同名的《儿童的世纪》（The Century of the Child，三十年有中译本《儿童之世纪》），构筑了一种希望：儿童就是进步本身，20世纪是儿童的世纪。 这一宣言预示着，“儿童中心”（child-centered）的观念，于20世纪全面开花，在各个社会阶层中得到共识，成为主流的教育哲学。
但吊诡的是，20世纪后期，随着后现代派解构风潮的袭来，以宣布“娱乐至死”而闻名的纽约大学教授尼尔·波兹曼惊呼：童年消逝了！波兹曼发现儿童区别于成人的显著特点正逐渐模糊，建立于儿童年龄与独特个性的基础上的儿童观念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儿童在心理和生理方面飞速成长，本来仍然处于童年期的他们与成人间的分别却很快消失。英国教育学家大卫·帕金翰也因此宣告：童年已死！
过去三四百年来逐渐建构起来的儿童观念正在消亡，儿童“早熟”、成人化，在二十世纪末成为一个显著的社会现象。这恐怕也是阿利埃斯当初写《儿童的世纪》时，所始料未及的吧。
《儿童的世纪》读后感(七)：别了，童年
法国历史学家菲力浦•阿利埃斯的《儿童的世纪》写于1960年，就学术专著要求的“与时俱进”而言，无疑已过时。不过以半个世纪后的观点衡量，这依然是一本有趣有识的书，其在儿童史研究领域的重要作用不可低估。
当年围绕这本著作曾产生过种种质疑，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儿》在当时称得上振聋发聩，它将“儿童”这个长久以来被正统历史遮蔽的概念带到了史学家面前。今天阅读这本书，除了窥见大量鲜见于史书的欧洲风俗文化知识与掌故，也能给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读者提供审视儿童观念发展路径的新可能。
《儿童的世纪》被北大出版社归入“史学与人类学”译丛，或许是看重其考据手法上史学与人类学的联姻。读惯了大写历史的读者，也许会对作者曲径通幽的写作笔法感到不适。阿利埃斯将镜头聚焦于西方人的日常生活，花大力气考据绘画、日记、服饰与游戏，这种处理方法大大增强了文本的可读性，也弥补了宏观历史轻视个人领域考据的短板。作者没有详细论及诸如中世纪衰落、资本主义崛起等重要历史事件，而是将其化为西欧风俗史、家庭史、学校史的背景。在此一背景下展开儿童史研究，对“儿童”这个观念的认识与发展得以显影，并作为一条清晰的主线贯穿全书。
本书主题围绕“儿童的发现”展开，核心论点在今天看来仍足以让读者惊异——“儿童”并非自古就有的概念，也不是自然现象，而是在近代才被建构起来的产物。17世纪前儿童与成人之间并无显著区别，随着资本主义阶段经济、道德、教育的发展，儿童才渐渐被赋予了今日广为流行的意义。可以认为，儿童作为一种与青年、成年、老年截然不同的观念与人生阶段，是现代史范畴内才有的。正如英国史学家亨德利克所言，“如果说女人被隐藏在历史中，那么儿童则是被排除在了历史之外”。
对儿童的漠视与中世纪的家庭特点与经济结构密不可分，不同于今日以情感维系的家庭，当时的家庭是一个社会、道德意义上的存在，而非情感实在。大多数穷人所谓的“家”等于夫妇共有的物质财富，他们生活在自己所依附的领主庄园中。儿童很小的时候（往往是7岁）就要脱离家庭，去别人家从事艰苦服务。这一持续七八年的“学徒期”在中世纪非常常见，由此导致职业生活与私人生活、儿童与成人的混合。即便成年后儿童还能回到家里，也很难与父母再培养出深刻的亲情。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家庭为财产关系的总和，父母关心的是儿童如何为建设家庭共同体贡献力量，“在贫困阶层中，情感意义上的家庭几乎不存在”。
以上结论同样可以从词汇学中得到佐证：15世纪前的西欧，儿童（enfant）一词与仆从、服务生、儿子等与“依附”相关的词语同义，人们并未给该年龄段的孩子一个专有名词指称。“儿童”这个词，不以年龄而以“依附于他人”为凭据区分于其他词语。阿利埃斯在这里举了一个例子：在17世纪的法国，人们找不到一个词将小孩子和大孩子区分开，而今天广泛使用的英语单词“baby”，在当时不单指小娃娃，也适用于大孩子。
在服饰、游戏、性等领域同样可以看到成人世界对“儿童”的淡漠，儿童离开了襁褓就打扮得跟大人一样，他们所穿的衣服不过是小了几号的大人衣服；在游戏方面，以路易十三为例，他三岁时就跳萨拉班德舞，出演芭蕾舞剧，这些在今日看来无论如何也不是属于孩子的游戏；（阿利埃斯进一步指出，儿童玩具与服装一样，其专属性在中世纪晚期方才显露。在此之前，小玩偶是大人小孩都摆弄的玩具。在此之后，孩子才成为被成年人抛弃的“旧习俗的收藏者”）至于性，不少家长毫不避讳地在儿童面前谈论身体隐私，因为他们认为这并不会对儿童产生任何不良影响。
同样不能忽视人口因素，在平均寿命普遍不高、接生技术落后的中世纪，儿童的早夭现象非常普遍。时人不认为儿童具备成年人的人格。小孩子的早逝无法在家长心中激起像今天一样的悲痛情绪。蒙田说：“我已经失去了两三个尚处于哺乳期的孩子，并非没有遗憾，但也没有太大的不快。”这样的话在今天读来近乎冷血，但在当时却不会招致任何道德谴责。巴斯克地区大量未受洗的早逝儿童被草草埋在家门口或者花园里，跟埋葬宠物猫狗一样。阿利埃斯给出的解释是：根据基督教精神，只有受洗的孩子才被看作具有不朽的灵魂。
在阿利埃斯看来，所谓“儿童的发现”，必须回到广阔的宏观社会框架中才能得到合理解释。随着中世纪步入黄昏，资本主义在各条战线取得缓慢而不可逆的突破：技术进步、人身依附关系松动、民族国家崛起，微观家庭摆脱了大型家族的束缚，为儿童回归提供了重要前提。曾在中世纪担负着人际沟通、信息交流、消遣娱乐作用的公共集会、庆典，逐步让位于个体对家庭私密性的需要，家庭房间开始专门化。“正餐时间缩短了很多，人们不是在餐桌上自由讨论……而是撤退到沙龙去进行”。
宗教改革也加入了这一历史进程，正所谓“先发现儿童的灵魂，然后才是他们的身体”。对儿童人格的重视与风俗习惯的基督教化联系在一起，人们终于开始意识到，儿童的灵魂也可以不朽。宗教画中出现了圣母圣子、裸体小天使的形象，风俗画中出现了哀悼早逝儿童的题材，独立的儿童肖像画在17世纪普及开来，全家福画像开始以儿童为中心进行构图……绘画领域的变化证明，成年人自此发现了儿童身体姿态的特殊之处，童年作为一个人生时段不再被视为转瞬即逝，而开始得到家长、神学家与教育改革家的重视。儿童身体在生理意义上的娇柔可爱，与宗教意义上的纯洁无暇划了等号，作为一种未受社会污染的完美人格投射，儿童在家庭内部的重要性顺理成章地提高了。
在教育方面，与之相伴的是学徒制VS学校教育间的漫长拉锯战，神学改革人士在这场战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呼吁社会将童年作为成年生活的准备阶段进行严肃对待，早早培育孩子的责任感，采取正规的、分阶段的监护手段。他们不能容忍学徒制模式下孩子与成人的混合，提倡按年龄划分班级。尽管学徒制在传统风俗中根深蒂固，但还无法彻底压倒学校教育。两者在激烈竞争中按照各自轨道发展。直至大工业时代，学徒制全面衰落，现代家庭以父母子女团结的面貌独立面对社会，学校教育才最终取得胜利。“儿童”这一概念也由此获得现代意义，并在近两百年内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
阿利埃斯的这部著作直接带动了儿童史的研究热潮，对史学界的意义不亚于发现新大陆。相关著作在近几十年内不断涌现，引发大量论战。不少史学家高度称赞《儿童的世纪》，但很多学者质疑其“图像证史”（大量采用绘画、雕刻、花名册等实物作为论据）方法的说服力，也有学者认为其过于注重以古论今，用生硬的线性史观寻找史料，套入个人论点。平心而论，无论儿童期还是青年、老年期，作为一种观念，都经历了漫长而缓慢的历史演化，其中既有断裂，也有延续。称儿童为近代建构之物，无疑是过于强调断裂。最后，阿利埃斯在本书中的论证，固然适用于西欧社会，但并不一定符合所有社会的发展轨迹。
无论如何，阅读这本《儿童的世纪》仍充满乐趣，它打开了一扇了解儿童发展的窗口，读者借此也得以一窥中世纪以来欧洲家庭、学校与社会习俗的风貌，其开创性意义不容低估。放下这本书审视当今社会的儿童，不免感到一种吊诡。儿童教育、健康成为大部分家庭关注的焦点，并一直延续到儿童自立。大城市学区房价不断蹿升，早教机构雨后春笋般出现，儿童医疗、教育、旅游形成体量庞大、利润惊人的产业。消费主义浪潮下，作为一个人生时段的“童年”之重要性被拔得奇高无比，儿童愈发成为家庭消费开支的主体，而旧制度下儿童有别于成人的独特性，在现代新媒介无孔不入的冲击下则显得岌岌可危。
最早喊出“娱乐至死”的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中不无担忧地表示，儿童接触到的信息越来越多，掌握新技术的时间越来越早。在商业广告的推波助澜下，儿童早熟已成趋势。归根结底，作为一种独特观念的“儿童”正在这个时代面临一场新的消亡。将视野从西方拉回中国，那些抱着iPad不肯撒手却看不进纸质书的孩子，为选上班干部让家长帮拉票的孩子，在课堂上大谈未来理想是当大官赢取白富美的孩子，波兹曼的忧虑绝非杞人忧天。
也许，我们有必要重提鲁迅先生的那句话——“救救孩子！”今天的儿童无疑是幸福的，但幸福中包孕着时代赋予的巨大诱惑与危机。这种种变化，让今天重新阅读这本儿童史的发轫之作平添了一份现实意义，也会给读者带去新的思考和发现：因健康事故而早逝的孩子越来越少，但当童心成了飞不过沧海的蝴蝶，消费欲与功利心不再是成人的专属领地，我们还敢说“孩子”真的没有早逝吗？
《儿童的世纪》读后感(八)：回到B612：儿童、家庭与历史
（大一时候写的读书报告
（永远的惨痛经历
回到B612：儿童、家庭与历史
yp学院 茶茶
一．儿童史或家庭史：阿利埃斯与《儿童的世纪》
在《旧制度下的儿童与家庭生活》和它的英译本《儿童的世纪》（下简称《儿童》）出版之前，菲利普·阿利埃斯还是他口中的“星期天历史学家”，没有大学教职，长期被主流历史学界视为业余者。在他徘徊于边缘的历史学家身份之外，阿利埃斯的角色是多样的：他曾就职于文学出版社；他做过记者，一边记录当下世界的动向，一边书写过往的家庭史、儿童史；他担任过档案管理员，退休后开启了“热带农业世界资料库”......在《儿童》的写作动机和行文方式中，这些过往经历无不隐隐约约地浮现出来、又暗退其中。
上世纪70年代末，他终于从边缘走入学术视野的中心。《儿童》为他赢得了学界对他学者身份的认同，也使他被遴选为年鉴学派大本营即巴黎高等研究院的指导教师。他此前在文化视域下关于性、死亡、哀伤等主题的心态史研究开始获得关注，而在声名上远远高于这些的则是他在儿童史领域的成就。尽管他本人更倾向于认为《儿童》是一本关于家庭史的著作，事实上，阿利埃斯和这本书已经成为了“儿童史”确立的起点——他从无数人的历史中“捕捉”到儿童，将其作为一个历史性研究的对象和视角，并指出了儿童概念和与之相关的家庭生活从中世纪到19世纪的结构性变动。
本书被作者分为“儿童”概念的演变、学校教育的发展、家庭与社交的消长三个部分。在第一部分，阿利埃斯主要通过对大量绘画作品中儿童形象的分析，勾勒出一个儿童的形象由模糊到清晰、由画布边缘到画布中心、由“矮小的成年人”到自身特色鲜明的小孩子的变化过程，从而推断出15-17世纪“儿童”的概念和与之相伴的情感逐渐生长、儿童从社会里生死由命的无名氏成为家庭中不可或缺的核心成员、儿童与成人世界不断区分与隔离的结论。
第二部分关乎教育，作者展现了学校教育取代学徒制和学校教育自身发展演变的两条线索。中世纪家庭的社交属性和儿童的无名氏身份所对应的教育制度是学徒制，儿童一旦具有基本的生存能力就被视作成人，需要离开家庭、谋求生活。而随着儿童渐渐成为家庭生活的中心，使其接受良好的教育成为了欧洲家庭的使命所在，因而学校教育不仅从贵族阶级开始自上而下地普及，并不断改进，从中世纪鱼龙混杂的粗糙模式到越来越细分与精致化，学校成为规训儿童、使其长成兼具远大人生理想和服务社会技能的人才的场所。
第三部分描绘了欧洲家庭社交属性让位于情感属性、从社交生活的中心退避父母和儿童组成的核心家庭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是生活空间的变化。阿利埃斯认为，15、16世纪之前的欧洲不存在“家庭”的观念，因而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家庭生活。17世纪作为现代家庭前身的贵族家庭，其活动场所是一个由婚姻关系与庇护关系聚合起来的、各式人等混居在一起而不设界限的“大房子”，在这个空间里，家具和人随意移动、四处落脚，每一寸土地都是公共领域。而进入18、19世纪，人们从大房子搬离，走进了自己的“小房子”。在更小也更为固定的生活空间里，家庭与外界划清了界限，加强了内部成员之间的情感关联。——家庭里的亲密关系在个人生命中前所未有地凸显了出来，并本能地排斥在这之外的世界。 这种家庭成员之间——尤其是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带有强烈排他性的情感与中世纪的家庭“没有爱情”、“没有儿童”而仅仅是生存单位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便是阿利埃斯的“情感革命论”。
三个部分事实上并不能如上文那样清晰地区分开来，也不直接构成从“儿童”概念兴起到学校教育发展再到核心家庭形成的因果链条，而是藕断丝连地交缠在一起，共同展现了中世纪以来欧洲家庭生活本身和它在普通人生命中的功能与情感意义的变迁。 例如，“儿童”在年龄上被标注出来的前提是“年龄”这一概念的出现与应用，而人们开始计算年龄、把年龄刻在家具上、画像上，恰恰是出于记录家庭生活历史的需要；反过来，家庭生活之所以需要被记录，又与父母对儿童的情感又密不可分。再例如，学校教育的兴起于发展得益于核心家庭逐渐形成、家庭成员对儿童教育的重视；在另一面，正是儿童时期寄宿生活的体验使得家庭与外部世界的差异被感知与放大，从而使人们在情感与实际行动中不断加深家庭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壕沟。阿利埃斯在《儿童》中更多地是把种种互相影响与证成的变化通过琐碎而庞杂的图像、文字资料表现出来，而鲜少做出明确的因果阐释。而我们在儿童、教育和家庭这三幅图景中所能把握的，不是何者对何者的解释，而是家庭生活从稀疏到密集、个人生命从漂泊到稳定、社会生活从混沌的热闹到有序的寂静、个体在社会中依附又剥离的一系列历史的走向——或许在儿童视角下，这些隐约的走向才能看起来变得清楚。
二．B612上的战争：驯养与规训
“我不能和你一起玩，”狐狸说，“我还没有被驯养呢。”
儿童视角在文学作品中应用的典范，应属阿利埃斯的同时代人圣埃克絮佩里的《小王子》了。但在严格意义上，《小王子》采用的是成人视角与儿童视角交替出现的手法。它讲述了一个飞行员因飞机故障迫降在沙漠，遇到了来自遥远星球B612的小王子，听小王子讲述自己的故事并最终目睹小王子因被毒蛇咬到而死去的故事——显然，故事的儿童视角集中在小王子的自述上，而飞行员对整个故事的称述则是在成人视角下进行的，即便他自认为有童心、懂生活，却与小王子有着根本性的差异。
我们或许能从两人在相遇后第五天发生的一场争执中看到他们的差异所在。在飞行员忙着修理飞机零件的时候，小王子问他：“羊要是吃小灌木它也要吃花啰？”并不知道这个问题对小王子的意义，他潦草回答，说还有正经事要做。小王子因此突然生气，尖刻又气急败坏地说：“你说话就和那些大人一样，你什么都分不清...你把什么都混在一起 。”
小王子的星球上，有一朵玫瑰——在到地球旅行之前，他都一直以为那是世界上唯一一朵玫瑰。他每天为她浇水，为她盖上玻璃罩，为她建起屏风，为她祛除毛虫，倾听她的怨艾和自诩，也倾听她的沉默。他被玫瑰的谎言激怒而开始四处旅行，但夜里望向星空时，会因为她生长在其中的一颗星星上而感到幸福。这是他的玫瑰花，因为与他建立了联系而跟其他所有玫瑰花不同。这种联系——在他来到地球后才听狐狸说——就叫做“驯养”。
回顾阿利埃斯在《儿童》里所论证的16、17世纪以来欧洲家庭生活的历史性演变，圣埃克絮佩里笔下的“驯养”构成了对家庭情感与个人生命形态的一种隐喻。“驯养”所包含的要素有三个：被驯养者生存空间的缩小与相对固定化、被驯养者与驯养者之间建立依赖关系、被驯养者在驯养空间之外的生存能力下降。显然，阿利埃斯把大量的史料与论述篇幅用于论证第一个要素。比起 17世纪贵族家庭与他们的朋友、仆人、庇护对象混居在一起的大房子，现代家庭更像是小王子居住的星球：小到只能容纳一个人、一朵玫瑰花、三座烧早饭用的小火山。它孤独地漂浮在浩瀚宇宙，与其他星球之间的距离往往要以光年计算，这意味着想要拜访某个人都要进行一次劳心费力的远游。宇宙黑暗深处的未知危险，让这个小小的星球成为唯一确定的、可以落脚和栖居的地方。长在泥土里、永远无法离开B612的玫瑰花，则是婚姻关系中另一半的隐喻，揭示着现代家庭与远游、亲密关系与外部世界难以调和的矛盾。从而我们可以发现，阿利埃斯笔下的现代家庭于小王子的星球存在着深刻的同构性，它们偏居一隅、排斥社交，它们成员单纯、内部生活简单，强烈而亲密的情感交流构成了家庭生活的重要部分，而这一部分越重要，就意味着个人整体情感生活越单薄。
诚然，被驯养是逃避外界潜在危险的一种方式，但驯养得以实现首先需要确立“危险的外部世界”的形象，这一形象又会随着驯养与驯服的发生不断强化。因此，驯养与外部世界的危险存在相互建构的过程。悖谬的是，17世纪以来的学校教育越来越倾向于对儿童服务社会的技能的培养，而现代家庭建构的外部社会形象却越来越危险。如果我们把学校教育体制与中世纪的学徒制进行比较，或许可以解释“危险”被建构的一种可能。
中世纪家庭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家产，而不存在情感功能。在这一背景下，儿童被视作“矮小的成年人”，一旦他们具有基本生存能力，就会被送到别的家庭做学徒——被送出家庭，同时被送出童年——让他们在新的环境里学习礼仪和手艺。他们学习的手艺是为自己谋生的技能，当时的礼仪教材则以如何取悦他人为主题。当现代家庭从贵族阶层到平民阶层逐渐形成，帮助儿童实现社会地位的上升成为了家庭的首要目标。现代的学校教育服务于这些家庭的需求，从中世纪的学校演化而来。它们把原本被视为无差异的学生按年龄做出细分，对他们分别配以不同难度的教学内容；它们对学生施以更为严格的纪律要求，并通过训诫、体罚等方式实践之；它们制定升学条例，按规则筛选被教育者；它们不再容忍那些一开始没有决定是否要接受游戏规则的小学生，在这些人小学结业之后就把他们剔除在更长时段的教育之外。这些不断精致化的措施无一不指向对儿童的规训。
学校施予的规训并非以法学家治理社会、建立秩序的理论为基础，而更多的来自于宗教纪律，以促进人在智识和道德上的完美为目标，而培养出的恰恰是遵守秩序、符合资本主义生产下共同工作要求的劳动者，恰恰是搭建并走入的冰冷铁笼的套中人，与法学家的目标殊途同归。
儿童时期的学校教育虽然把儿童在心智上与成人世界做出区分，却不可避免地把成人世界的秩序、标准、规范作为一种结果施加给儿童。寄宿制把周期固定、纪律分明的学校生活与家庭生活鲜明地区分开来，而区分的前提和结果就是前者的特点在后者身上得到相反的体现——家庭的情感功能从而得以前所未有的凸显。如果说学校教育的规训忽视并消磨着儿童的特质，那么家庭生活则是保留和发挥这些特质的地方。阿利埃斯笔下的从15、16世纪开始出现和发展的家庭，越来越从一个道德和责任上的存在向一个情感上的存在转变，伴随着儿童在家庭中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过程，这似乎暗暗透露着儿童、情感与家庭生活的隐秘关联。
这就是《小王子》中飞行员与小王子的根本性差别所在。在圣埃克絮佩里的世界里，只有作为儿童的小王子才在意玫瑰花是否会被羊吃掉，才会因为一颗星星对着天空微笑，才会认为这些是重要的事而修飞机零件不是——家庭生活是在儿童的视角下才显示出一条“进步”的道路来，而历史本身并没有这样一条通往现代的笔直大道。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小王子》的作者。圣埃克絮佩里并不喜欢平常琐碎的家庭生活，而向往自由翱翔的天空与广阔的探险生涯；他的妻子龚苏萝则依恋土地，满心向往一个稳定温馨的家庭。他们过上的生活，可以认为是妻子妥协的结果：婚后不停地搬家，足迹遍布图卢兹、佩皮尼昂、圣拉斐尔、卡萨布兰卡、纽约，近在巴黎城内就搬过五次家，流浪，流浪。
三．儿童的视角与儿童视角 ：童年、乡村与历史
除了童年的意识、感觉和家庭生活相伴而生的结构变化，《儿童》的另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在于整个社会自上而下的沉淀与分层。中世纪旧的共同体里，从生命阶段到社会阶层，一切的分类与区隔都处于朦胧状态。正如阿利埃斯最受争议的论点所说，“儿童的概念在中世纪是不存在的”，儿童与成人穿着同样的服饰、用同样的游戏娱乐、接受同样的礼仪规范。用一种现代眼光看，他们显得早熟而不知羞耻，在社交、娱乐和性这些方面都极为放荡——当时的成年人也是这样的，或者说，整个混沌的、不设界限的共同体就是这样的。这不代表当时的社会不存在差异，相反地，那时的人们生活在强烈的反差之中：高贵的出身或丰厚的财富与平穷不幸相邻、邪恶与美德并列、丑闻与风险共存。但这种万花筒式的混杂并不引起惊讶，上流社会衣着光鲜的男男女女去监狱探望衣不蔽体的可怜人，后者也不会为此感到难堪。从中世纪的欧洲到阿利埃斯笔下19世纪的欧洲，根本性的变化不是差异的从无到有，而是差异被感知，并被设置种种标志、符号而将其放大和固化。
《儿童》中提到的服装、游戏、礼仪都是标志差异、强化区隔的符号。正如物理学中的沉淀与分层现象相伴出现一样，这些符号之所以能成为社会分类的标志与新旧的分离有关。最早的儿童服装过去是所有人的服装；世俗的、退居到儿童世界的游戏过去是宗教的、所有人的游戏；儿童的礼仪教材过去是不加区分的、人人适用的礼仪教材。儿童和他们的生活成为了被抛弃的遥远过去的保留地。阿利埃斯认为，另一个保留过去的地方是乡村。他在《儿童》里列举的现代社会与中世纪的种种比照，除了服装、游戏、礼仪等方面农民与儿童有着高度的相似性之外，更重要的“遗留”与“保存”体现在乡村社会对共同生活的爱好。不同于资产阶级追逐认同，把财富地位相近的人划为阶层、把年龄智识相近的人分为年龄段、把爱好习惯相近的人聚为家庭，这种差异本身就是对划定差异的反抗。
从这个角度看，阿利埃斯在《儿童》中流露着对人们共同生活、包容彼此差异、所有的人和事都带有强烈公共性质（或者说一种未感知状态）的传统社会的怀念与对退缩到家庭、建立区隔、处处强调隐私与个人的现代社会的不满。劳伦·斯通因而把它称为“反现代主义”著作。这一指控与上文提到的“现代主义”指控形成了强烈的冲突，使阿利埃斯的立场变得自相矛盾。而事实上，这个冲突在文本中的表现并不明显，与两个批评之间的巨大差异比起来，它在文本里的力度要小得多。阿利埃斯关于传统与现代家庭生活方式的论述是模糊而暧昧的，本书的第三部分与第一部分相比，并没有特别详尽的史料列举与多角度的纵向比较，更多的是作者对“家庭”这一生活单元形成过程的反思，给读者带来的是模糊的“感受”——把模糊的“感受”进行辨别、区分，筛选出其中看似最重要的部分而撇去其他，然后形成立场、对该书进行总括和批判、施加“现代主义”或者“反现代主义”的标签，与阿利埃斯的做法相比，又再现了《儿童》里所写的从“传统”到“现代”或是说从“包容差异的一致”到“不包容差异的一致”的转变。
阿利埃斯在这本书的前言写道，历史学家研究的最佳时期在于材料还保留着新鲜感的时候，在于“笼罩着地平线的薄雾尚未散尽的时候”；历史学家的功绩在于把自己对那个未知世界的感受传递给读者，而不在于把这些感受切割、压缩成理论。这可能是本书显而易见的“儿童的视角”背后真正的“儿童视角”——它的另一种称谓是“业余视角”。《小王子》是一个“业余作家”眼中的写作，《儿童的世纪》则是一个“业余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从事多种职业的业余人士在行为上表达着对这个强调区分、认同、稳定，在职业上表现为低流动性与高专业化的时代特征的暗自顽抗。
而在顽抗之外，“儿童视角”的另一层意义或许更为重要。它提醒我们，业余历史学家与专业的历史学家面对的是相同的史料，是同样处于薄雾笼罩下的历史，它不因“业余”或者“专业”而变得更加模糊或者更加清楚。面对历史，所有人都是尚未开化的儿童，都是远远观望的边缘人士，是身在其外的业余者——与其把它视为限制，不如说这是历史学想象力的生发所在，透过朦胧薄雾看到的历史图景比正午阳光下的一定丰富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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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世纪》读后感(九)：新儿童，新社会
这是一本开创性的名著：当初正是由于它的面世，使整个史学界第一次开始认真面对儿童这一历来被排斥在历史研究之外的群体。其所以能引发如此震动，主要原因也在于它提出了一个极具争议的观点：“儿童”是一个在相当晚近的时代才建构起来的观念；也就是说，在17世纪之前的古代人并没有将“儿童”视为特殊的一类人或人生阶段，并不将他们与成人区别对待。只是随着近代社会的发展，人们才“发现”了儿童。
对这个惊人的观点，作者自有一番论证。他指出，直到中世纪时代，儿童一直都是和成年人混在一起的，往往很早就离开双亲去当学徒——当时在西欧，童工几乎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此后，学校教育逐渐取代学徒制成为主要的教育方式，儿童才开始更多和同龄人而非成人共处。不仅如此，13世纪时的西欧看不到一幅儿童肖像画，孩子也没有与成人相区别的特殊童装或饰品，儿童游戏和成人没多少差别，甚至童话，也包含着在现代人看来少儿不宜的性暗示和血腥情节，英国甚至还曾吊死三岁的孩子，不像现在一定年龄以下的少年犯都减刑乃至免刑判处。历史上长期居高不下的婴儿死亡率也使人们对婴孩没有太大牵挂。所有这一切，大致都要到17世纪才逐渐改变：孩子夭折不可避免的观念渐渐消失，儿童被视为有异于成人的特殊群体，需要得到特殊照料。
他意识到，这种社会变迁首先是一种心态的转变，人们是在教会改革趋势的压力下，“先发现儿童的灵魂，然后才是他们的身体”。也就是说，儿童不再是小天使那样虚构的圣洁形象，它相反就像“高贵的野蛮人”一样，成了一个未受玷污的、具有更多可能的身体。这不可避免地使成年人将自己的希望和理想投射到儿童身上。
要理解这一点，最关键之处在于儿童的社会边缘地位。事实上，历史上有许多社会边缘群体，既受到男性成人的主流社会忽视和排斥，又被他们寄托以希望和梦幻。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女性和儿童。这就解释了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儿童是最保守的社会，许多在成人中消失已久的服饰、玩具、游戏，却仍残留在儿童之间，他们变成了“被成年人抛弃的旧习俗的收藏者”；而另一方面，他们却又被视为是最新的希望。他们既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爱，又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束缚：儿童从此必须在学校里服从越来越严格的纪律。值得补充的是：“发现儿童”对现实中的儿童来说未必是幸事，由此而来的对孩子的关注与约束，某些情况下可能比原先的漠视或误解更糟。这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隐喻：人们常常在解决一些问题的同时，带来了另一些新的问题。
这里所说的对儿童观念的转变，实质上是更广阔的社会进程的一部分。如果结合《文明的历程》和《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生活史》两书来看，这一点就更为明显：随着宗教改革的推进和现代中产阶级观念的兴起，整个西欧社会经历了一次全面的价值重估，这使人们以“文明”的名义重新看待既往的社会价值。于是，在儿童面前提及性话题逐渐被视为会毒害其无辜心灵、认为孩子应同样具备理性和文明举止（且必须从小培养）、受洗和领圣餐这样原本重要的儿童仪式则渐渐被更世俗且更私人化的生日庆典所取代（不要小看这一点，庆祝孩子生日的习俗，直到18世纪的美国都大多不存在），对儿童的关爱和迷恋也不再通过和他们逗趣来表现了，而是“通过对儿童的心理探索和道德关怀来体现”，儿童教育和儿童心理学随之诞生。伴随着中产阶级父母与儿童之间家庭关系的进一步紧密化，整个家庭观念也出现了颠覆性改变：现代家庭是围绕着儿童重新构造起来的。这在现代中国的独生子女家庭恐怕尤为明显。
这其中的问题在于：这些变迁虽然的确存在，但是否就意味着“儿童”乃是一个建构的观念？当然，这里说的“儿童”指的是现代的特定理念。如果这可以成立，那么我们也可以说，“青年”、“少年”，也都是建构起来的了，因为现代的这些相应理念也完全不同于前代。概言之，这里对儿童史的研究，侧重于“童年概念”（concept of childhood）及“儿童对待”(treatment of children)两大主题，其中隐含的一个预设是儿童与成人各自为独立的、截然不同的阶段，且呈现为二元对立，而非一个连续变化的状态。
观念的变迁都是在漫长时期中发生的“缓慢的革命”，这其中的争论在于各方是更多强调其中的断裂还是延续。固然赞赏此书观点者极多（在英语国家尤然），但反对者却也不少（特别是在法国国内），《法国文化史》第二卷就对此不以为然：“‘对儿童的发现’的论断是站不住脚的。今天我们都知道，所谓变化，它更多地发生于情感的表达方式上，而非情感本身：比较16世纪和17世纪的孩子，前者不比后者更受忽视，后者也未见得更受宠爱。”也就是说，古代人并非不爱孩子或不知道童年之为一特殊状态，只不过其表达方式和现代有别而已。
围绕这一议题展开的争论，几乎可以肯定将长期存在，然而也正是这样一个争议话题的存在，使得人们不断去重新审视这一重要问题。这说到底是一种理念史，因为“儿童”这一概念的形成本身，就是社会整体价值观变迁的一个重要折射。研究儿童史的熊秉真就曾在《童年忆往：中国孩子的历史》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史学家刚开始‘发现孩子’的时候，注意的焦点其实还不在小孩本身，而是一些别的问题”，例如追溯时光中心态发展的历史；他认为这类研究及其价值设定，“代表一种相当鲜明的立场，就是昨非而今是，人类文明向呈单线行进”。
确实，《儿童的世纪》中的观察所针对是西欧社会特定的社会进程，甚至其研究本身都离不开线性进化史观，它对“儿童”观念的界定，如放在中国历史的语境中，就显示出极大的差异。如熊秉真所指出的，传统上中国人固然也不认为童年阶段本身有特别的意义，但对成人/儿童的构想并不以机械性年龄作划分标准，而且“视儿童为一群有别于成人的人物，或者认定婴童之幼年为一特殊之成长初期之阶段，是一早有的概念，决非近代社会的产物”；中国也没有童工/学徒的体制，相反明清士人家庭一向注重“亲长自课”。近现代中国的儿童观更为不同，照《儿童的发现》一书研究，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所设想的“儿童”形象，是将之视为国家未来的主人翁，更多是寄托着对未来理想国民的设想，是一种充满政治性的话语，即所谓“少年中国”。“救救孩子”正是为了国家“救亡”。
不论如何，如果说“儿童”本身是一个随着特定历史进程浮现的概念，那么合理的推论是：它也会随着相应社会变迁而消亡。美国学者尼尔•波特曼在《童年的消逝》中早已提出这一观点：他认为随着现代媒介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儿童与成人之间的界限再度变得模糊，现在的儿童可以从电视上接触到相当多的信息，心理上飞速进步，导致儿童独特性正逐步消亡，他担心孩子将自此丧失纯洁的童心。然而，如果说“儿童的发现”并非鲜明的事件，“童年的消逝”恐怕也未必会是一场彻底变革，说到底，每个时代都有与之相对应的儿童和童年。
《儿童的世纪》读后感(十)：从中世纪“缩小的成人”到现代“儿童”
从中世纪“缩小的成人”到现代“儿童”
文/蒋竹山(台湾东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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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著名史家Philippe Ariès的经典名著《儿童的世纪：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终于有中文翻译本了，距离1960年出版的原书，整整隔了53年。如今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译本出版，让喜爱年鉴学派经典著作的读者，得以一睹原典的风采。其實這不是亞洲最早的譯本，日本早在1980年， 就已經由みすず書房出版了日譯本《子供の誕生》。
从阅读史的角度来看，直到1962年，英文译本Centuries of Childhood： A Social History of Family Life出版后，本书才逐渐受到学界的重视。要了解《儿童的世纪》的重要性，不能光看这本书的内容，而必须放在一个学术史的光谱来看。有人说这本书是「儿童史的圣经”。也有学者认为，本书对英国及美国的社会史研究，尤其是儿童史及家庭史，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力。
台湾学界对这位史家的认识，已经距离英文本出版隔了22年，最早可能来自于梁其姿教授1984年在〈心态历史〉一文的介绍。她是如此论述这位史家的：「菲利浦˙阿利斯是对西方文明的近代发展有反启蒙式的反省的最具代表性史学家。他的成名作《法国革命前之儿童及家庭生活》，探讨近代欧洲人对儿童态度的改变。人在此时『发现』了儿童及儿童特性，小家庭生活方式逐渐代替了中古时期的社团生活方式，小家庭的发展围绕着儿童及对儿童教育的关注。”这样的理解，开启了台湾读者对这位年鉴学派心态历史学家的初步认识。
我个人则是要到1988年姚蒙那本《法国当代史学主流：从年鉴学派到新史学》出版，才从“心态历史”的整体面向，接触到儿童史这个领域。尤记得那时还是大学本科生的我，在一个以政治外交史为史学导向的传统课堂之外，读到以下句子，是多么地震撼，原来历史研究还有这么多有意思的课题。
姚蒙提到心态历史是：“社会文化的一系列基本层次：人们对生活、死亡、爱情与性、家庭、宗教、政权等的基本观念、态度及行为方式，口头传说、神话传奇、民俗民风、日常规范等也相继成为心态历史的研究对象。”在书中，他还明确地提到“人口、家庭结构、性，这些主题都使史学家们更加关注历史上，尤其是法国十六至十九世纪人们对家庭、儿童的观念、态度及其转变。心态史对这些主题的研究发展了前一时期社会史人口史对家庭结构的研究。阿里叶斯、佛朗德兰等人的著作使我们对16至18世纪儿童地位改变、人们家庭的转变有所了解。”
随着《新史学》的创刊，透过杨豫、夏伯嘉、蒲慕州及王泛森等学者介绍年鉴学派的各种研究领域，我们才更加认识到Philippe Ariès的重要性。
杨豫提到1980年代，人类学及心理学取代社会科学其他学科，影响了家庭史的发展。首先，在法国促使了新型家庭史的出现，开始着重探讨家庭成员的价值观与潜在意识。在介绍心态历史的家庭史研究时，他提到日后对文化史有深远影响的三位欧美史家：Lawrence Stone、E. Le Roy Laudrie及Philippe Ariès。他特别指出Ariès的《儿童的世纪》开拓了家庭心态史的新领域。这本书讨论了传统家庭向现代家庭转变的问题，涉及过去家庭史所未碰触的家庭内部的情况。Ariès认为，在推动向现代家庭的转化并构成现代家庭主要特征的各项因素中，心理态度的变化与经济因素及社会结构的变化一样重要。
此外，夏伯嘉在介绍欧美史学发展趋势时，曾提到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谈论了许多当代法国史学的动向。在同期《新史学》中，王泛森针对此书有更完整的诠释。他认为年鉴学派至第三代，发展出三种特色：一是心态史的回归；二是以计量的方法运用在文化史上；三是改采叙事史的途径。有两方面因素促成这场变革。其中之一就是Philippe Ariès对儿童史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从上述脉络来看，《儿童的世纪》被称做是儿童史研究的开山祖师，颇为实至名归。他的作品开启了日后一系列儿童与家庭史的历史研究。
hilippe Ariès自认为是业余的历史学家，他任职于热带水果研究机构，只在闲暇时期从事历史研究。
《儿童的世纪》全书分为三部分：儿童的观念、学校生活、家庭，主旨在研究欧洲社会“发明童年”的过程。
Ariès认为童年时期是一种社会的建构。在中世纪之前没有所谓儿童的概念。当时的人并不知道有小孩的存在，过了七岁的小孩才被视为“缩小的成人”，而非一个有不同需求的个体。到了16世纪，成人才开始注意到儿童，溺爱起儿童。17世纪时，人们逐渐明白小孩不同于成人，不是缩小尺寸的成人。他们是独特的一群，有自己的穿著打扮及休闲娱乐。到了18世纪，现代童年概念正式出现，儿童成为家中重要份子。儿童必须接受训练，被纠正行为；且需要保护与改造。
Ariès的论证主要来自于绘画图像与日记所再现的儿童形象。他分析中古与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主题，很少涉及儿童。他认为：“儿童形象在艺术上的缺失不是当时人们的笨拙与无能，而是当时儿童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地位的表现。”直到15世纪，才出现两种新的儿童表现形式绘画：肖像画和男孩裸像画。在宗教还愿画上的儿童呈现，也可以说明此种现象。他并且以心态史的角度来解释。虽然13至17世纪的人口没有多大改变，死亡率仍居高不下，但是有一种新情感开始赋予这些小生命某种特殊性。以往的视而不见，此后开始，人们才共同意识到，孩子的灵魂也是不朽的。到了17世纪，独立的儿童画像才日益增多，并且普及开来。在日记方面，他透过17世纪法国皇太子路易十三的御医艾罗阿尔的日记，说明当时儿童的生活，想象他们的游戏，以及与每种游戏相关的儿童体能与心智的发展阶段。
在此基础上，《儿童的世纪》影响了之后的一些社会史家从儿童概念存在与否的角度，延伸到探讨亲子关系的演变，进而扩大探究儿童周遭的社会关系，例如教育、社会福利与医疗卫生。这方面的史家有John Demos的《小联邦》研究1630年代美国麻州一处清教徒殖民地，Edward Shorter的《近代家庭的形成》， Lawrence Stone的《英国十六至十八世纪的家庭、性与婚姻》，Viviana Zelizer《无价的儿童》描述美国的儿童在1870至1930年代间，公众及家庭对小孩态度的改变、童工、夭折率、儿童照顾、领养与遗弃等主题。这些都可以「社会建构论”的取向来涵盖其研究方向。近来有学者指出，继社会建构论之后，1980年以来已有新的研究方向。这些史家不再只探讨儿童的概念，而强调亲子关系的真实面貌，可视为是“生活经验取向”的儿童史。例如Linda Pollock的《被遗忘的小孩》，驳斥18世纪的父母除了当子女要受罚之外，对其孩子忽略且漠不关心的看法。
然而，《儿童的世纪》中的论点也引发不同立场的史家对Ariès提出批评与质疑。这当中有的公允，有的则是批评过当。英国人类学家Jack Goody就认为心态史表露出来的是某种智力上懒惰，坚决拒绝将心态概念作为恰当的历史解释。他批评《儿童的世纪》中的“儿童的发明”就没有什么说服力，因为其中缺乏比较的视角。他指出为了要证明这个发明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发生在欧洲，首先，就有必要知道，在此之前儿童是怎么样子，其次，过去与现在的其他社会如何看待儿童的。
有的史家则从史料批评《儿童的世纪》，指出艺术绘画真能反映多少程度的真实？童年的文化再现能视为是儿童的真实生活吗？图像能显示当时社会对小孩的真实想法？也有史家认为中古时期的艺术不仅对于儿童的形象描述的缺席，对成人亦是如此，当时的精力都放在宗教主题上。因而以此来说明儿童不受重视，似乎不妥。也有史家认为Ariès只看到画家画出大家所见到的，而忽略艺术作品的传递过程中，图像背后的意涵以及复杂的社会问题。日记的引用亦是后继史家攻击的重点。有学者认为路易十三御医的日记不是17世纪正常养育儿童的通例，反而是一种政治目的下的宫廷儿童教养。
另一个史料外的争议在于，批评者认为Ariès过于强调“以今论古”。也就是说，他太倾向在中古欧洲的史料里找寻二十世纪童年概念存在的证据，一旦找不着，立即下定论，认为中古完全没有察觉到儿童这个生命阶段。
然而，上述总总负面的看法却更加使得《儿童的世纪》成为日后儿童史的必读经典。他开启西方儿童史书写的重要性，也挑起了批判的战火。若不是这位先驱者史家Philippe Ariès的《儿童的世纪》，我们现在可能还不知何谓“发现儿童”的概念，更看不到这么多不同主题的儿童史研究。此后四十年，大量不同时代与地区的儿童史作品陆续问世，后继研究者都受到此书的影响，亦都不满地想挑战书中的论点。Ariès在儿童史研究中的神圣地位，即在这一褒一贬之间，日益的成形。
读者们若对上述儿童史的论战有兴趣，在阅读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中译本之余，不妨也搭配台湾麦田出版社2004年翻译的修正版儿童史：英国史家Colin Heywood的《孩子的历史：从中世纪到现代的儿童与童年》。读后，你将会发现，从童年“消失”的中古时代进行到20世纪末，历史巨轮已经转过了一圈，也许到了完结篇的时候。原来在Ariès之后，不断有史家冒险吹嘘他们“发现”了童年，以此来夸大他们研究的重要性，这些说法令人眼花缭乱。Heywood所提出的“童年文化史”的取向，或许是在这个“文化转向”的时代，另一个探询儿童历史的不错路径。
总地来看，《儿童的世纪》的中译本出版，虽然离上述论战有段距离，但还是有其时代意义。唯有透过这本儿童史经典的阅读，我们才能更加理解后继史家对Philippe Ariès的那些赞美与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