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字之歌读后感10篇
《名字之歌》是一本由(英)诺曼·莱布雷希特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0.00元，页数：26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无人目睹有人从车里出来，警方称在不到零度的气温下，寻找到生还者的希望渺茫。’……他朝桥上站着的一群男人点了点头。他们戴着黑帽子，穿着黑大衣，左右摇晃着身体，伤心恸哭。这场面铭刻在我眼底，我的双耳和血液中的每个基因都把我拉向桥上的犹太人，我垂下头，为失踪之人的生死吟起诗篇：‘我向群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听见他们的领袖哭喊着，大卫的每个字词都重读到支离破碎的地步。”
这是诺曼•莱布雷希特的小说《名字之歌》中的一个情景。具有非凡才气的小提琴手戴维多在首演当天突然不知所踪，给儿时好友莫特留下了无限的悬念和遗憾，几乎毁了他的生活。四十年后，一次偶然的机遇使莫特与戴维多再次相逢。戴维多已经换了一个身份，但仍然没有忘记拉琴，他说哪怕是一首婚礼颂歌，他也能拉出二十分钟的变奏，他的这种使时间停顿或飞逝的本领是只有帕格尼尼才掌握了的技能，在音乐厅里已经消失了近一个世纪。莫特准备重新把戴维多推上舞台大展才华，雄心勃勃地算计着让他补偿失去的岁月，尤其是报答莫特一家对他的养育之恩。但是，几天之后，戴维多却驱车坠入了距公路桥下60英尺冰冷的河水中。
“‘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上主而来，’其他人回应道。他们拖长最后一个音节，不愿接受上帝对他们的祷告毫无回应的事实”。这样的情节惊心动魄，场景催人泪下，但是莫特突然想到了另一种可能性，收起了眼泪。他还暗自庆幸这一次他只是刚刚开始制定计划，不像四十年前，担任音乐经纪人的父亲竭力想要打造一个全新的克莱斯勒，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戴维多这颗即将升起的明星身上，最后却名誉扫地、经济损失惨重，争强好胜的母亲几乎精神失常，莫特自己则像失恋的人一样沉湎于往昔难以自拔，既时常牵挂戴维多的安危，又因为自己无故被抛弃而倍感尊严受挫。
莫特发现，当年吸引戴维多逃避舞台，放弃名扬天下机会的是“名字之歌”。从纳粹集中营幸存下来的犹太人确认死亡同胞的身份后，为了将他们的名字牢记在脑海里，在晚间祷告时吟诵这些名字，像唱一首复调歌曲，直到联系上死难同胞的亲人，按照犹太传统为亡灵举行追思。戴维多在波兰的家人几乎全都被纳粹送往死亡集中营，他得以幸免，是因为父亲带他来伦敦师从著名小提琴教师学艺，寄住在莫特家里。那是1939年，当时世界根本没有预料到希特勒会丧心病狂至何等程度。战争结束后，“可怕的真相来得断断续续”，人们在影院观看解放集中营的情景，所见纳粹的野蛮和暴行用言语无法形容，外面“生机勃勃的春季黄昏”似乎也充满讽刺意味。犹太人纷纷寻找留在纳粹后方的亲人，戴维多一家却始终没有音信。
亲人存亡未知，戴维多渐渐对音乐失去了兴趣，莫特父亲特地为他购置的1742年制作的瓜达尼尼小提琴也未能唤起他长久的热情。但是，他的音乐演奏天生有克莱斯勒之风，对巴赫等音乐大师的诠释超凡入圣，当他终于决定在音乐家的舞台上崭露头角时，莫特父亲巧妙地利用他的中间名伊莱（Eli）为他作宣传，因为伊莱听上去古雅别致，且能让人联想到万能的上帝，再配上他的姓氏Rapoport（形似rapport），似在告诉众人这位天才小提琴手是人神之间和谐交流的媒介，他能给“造物主怀着神圣的意图赐予我们的音乐”注入新的血液。然而，首演当天，他却不辞而别，还带走了那把价值不菲的瓜达尼尼小提琴。
莫特再见到戴维多时，他已经在极端正统犹太教派与世隔绝的生活中找到了宁静。这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他不再需要承受人们对天才的期待，而研习《托拉》的过程也堪比演绎巴赫的音乐，人们凭直觉和经验琢磨每节经文的内在意蕴，还能找到更多种诠释。戴维多出生在华沙的犹太人区，那里贫穷拥挤，却充满生活气息，儿童的天赋得到自由发展，这可能也是后来极端正统犹太社区生活吸引他的原因之一，他能在这里摆脱侥幸生存的负罪感和梦魇，而被纳粹杀害的39个家人的名字全都在他重建家庭的成员身上得到了复活。戴维多依然拉琴，那把瓜达尼尼小提琴在不明就里的人们眼里不值钱，但他轻轻触动琴弦，却能使一个窄小的空间变得像大教堂一样宽阔。
莫特四十年来一直涉身俗世，与戴维多重逢的欢欣很快让位于对利益的索取，精明的盘算取代了从前的爱和友谊，他以报复的心态催促戴维多重返舞台，对戴维多津津乐道今后众人将如何追星捧月。虽然明知戴维多不可能接受他的计划，得而复失似在预料之中，但不知为何这次经历竟然使他振作起来，重整旗鼓，恢复了父亲去世后一蹶不振的家族事业。他炫耀自己的成就，似乎彻底摆脱了戴维多这个旧日理想和完美艺术的象征之后，他得以重新评价过去的人生观，终于心安理得、无所顾忌地融入了现代生活。在这个美丽新世界里，音乐明星故意穿着俗艳，舞台上唾沫横飞，靠出格的言谈举止来哗众取宠；乐手在全世界飞来飞去，一年演奏120场音乐会，全然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在莫特牢骚满腹、絮絮叨叨的回忆后面是低调的父亲的形象，莫特得意地拿自己当下的成功同父亲全盛时代相比，但是父亲莫蒂默•西蒙兹当年凭良心和个人兴趣从事音乐事业，不在乎俗世的规章制度，虽然人情练达，善于经营，却有一颗善良的心，像戴维多一样，代表了一个使人留恋却永远逝去的时代。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莫特缅怀往昔，想起与戴维多共度的时光，他们在伦敦的大街小巷其乐融融，两人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戴维多曾经向他展现过一个激情洋溢的世界，以天籁之声使他升华，“给了他存在的理由。”戴维多不只是天才小提琴手，他还是个神童，下象棋轻而易举地战胜对手，在学校能神奇地捏造谎言并逃避惩罚，“在整个英国预科学校史上，连带文学史上”都没有哪个学生如此胆大妄为，敢与任课老师对抗并大获全胜。“无论什么危机，他都全然不可预测，故而不可战胜”。莫特只是戴维多的影子，他甚至根本不叫莫特，那是戴维多给他的亲密称呼，他其实只是平凡的“马丁”。
儿时的马丁近视，矮胖，衣冠不整，说话还有些结巴，没人愿意同他交朋友，他只能沉浸在自我的世界中。但是，谁又能肯定戴维多不是马丁想象出来的人物，戴维多的故事不过是马丁童年自编自导故事的不断延续呢？九岁半的时候，他就有声有色地想象自己如何在集会上当众致辞；在剑桥，他同别人一起回校园，“戴维多从小巷子里像变魔术一般冒出来”，这简直就像是头脑过于复杂的天才数学家纳什在神思恍惚时看见的情景。
步入成年后，往日纯真美好的情感逐渐消失殆尽，马丁成为了一个通达世故的人，他在音乐经纪领域里虽然半心半意，与人交往却也得心应手。再次遇见戴维多，或许只是某种回光返照？或许一切往事如梦？但是柯尔律治曾经写到，“如果一个人在睡梦中穿越天堂，别人给了他一朵花作为他到过那里的证明，而他醒来时发现那花在他手中……，那么，会怎样呢？”马丁手中也有一朵花，就是那把戴维多退还给他的瓜达尼尼小提琴。这把提琴令他不知所措，于是他找来了音乐评论家诺曼•莱布雷希特，请他追根寻源，探明究竟，于是有了小说《名字之歌》。
正如马丁所述，“我的生活是一支没有和弦的悲伤奏鸣曲，无限紧张却无法得到满足”，莱布雷希特把他的故事写成了一部现代交响曲。《名字之歌》大致由四个部分组成，包括展开、回忆、揭秘和结局。往事叙述充满深情，但又少不了莱布雷希特擅长的冷嘲热讽，好似现代交响乐曲中刻意掺杂的不和谐音；一方面憧憬天才非凡的本领，怀抱真诚的理想，另一方面又有精明的为人处世之道，显示出现代人深刻的自省和自知之明。如同牧师杰弗里斯给戴维多和莫特的毕业赠言，前者“在十弦琴和渐弱的七弦琴上，在竖琴的闵思中给了我快乐”；而后者则是“粗俗之人和心怀偏见的蠢材所无法理解的”。
也可以说，《名字之歌》在某种程度上重新讲述了哥尔德蒙和纳尔齐斯的故事。但是在黑塞笔下，两位亲密的朋友一个选择了严守教规的信仰之路，另一个选择了丰富多彩的艺术家生涯；在莱布雷希特的故事里，多彩的艺术家生涯与纯真的精神追求全都集于戴维多一身，莫特只是戴维多的附庸；哥尔德蒙对自己与纳尔齐斯分手之后的多情生涯大肆渲染，而莫特对自己离开戴维多的生活却几乎不屑提起。
现代小说就像现代音乐，你无法指望读它而得到淋漓尽致的情感宣泄和净化。你读到感人之处，刚准备热泪滚滚，却又听到了话外音，小说家总在你准备投入故事情节时把你拉回现实生活，虽然他在自己的小说里狠狠地过了一把瘾，想象了一位天才横扫一切的魅力，却不肯给读者同样陶醉其中的满足。《名字之歌》是现代音乐，不和谐音时常占据上风，更是现代生活，理想和浪漫渐渐隐于幕后，只存在于梦想和回忆中。甚至理想人物本身也并非那么完美无瑕，总不可避免地掺杂着人在俗世的追求以及人性的种种弱点。然而，这毕竟令人感到悲伤，难道我们这些现代人都只能在心里某个角落呵护浪漫理想，珍藏艺术的超凡脱俗，而行走在灿烂阳光里、活跃在舞台灯光下的都只能是精明算计者的面孔？
莱布雷希特能寥寥几笔营造出和谐融洽、令人感动的场景：“母亲下楼来喝茶，发现一个流亡的小孩在提琴上拉帕格尼尼的随想曲，而她自己的儿子在旁边帮着翻乐谱，显得异乎寻常地心满意足”。他更善于自嘲：“喝彩声让我略有沉醉。我从没有在公众场合做这么长的演讲，我实在太享受这感觉了。桑德拉只好用手肘轻推我一下，可别还没说完，照相机就关机了”。他的语言还可以非常恶毒，他毫不掩饰地蔑视对犹太人怀有深刻偏见的小市民，断言在他们精打细算节衣缩食的生活环境中出不了音乐大师，同正统派犹太人多层面的精神生活相比，他们“真是老土”。但是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作派也令他不以为然：“他们希望不受关注地生活，但车站上戴着黑帽子留着胡须的男人同他怀有身孕戴着假发的妻子却好比华尔街上的阿帕契族人，醒目怪异，隐约有危险的气场，像是在哪儿犯过什么前科似的”。
犹太作家写书，有绕不过去的犹太人信仰和身份问题。莱布雷希特在《名字之歌》中也表达了他对本民族真实而复杂的感情，虽然正统派犹太人社团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但是他们有自己的理由，“定义一个民族的性格，赋予它棱角尖锐、免于侵蚀的特点的，通常是满腔热情之人，而不是审时度势之徒。像我这样走中间道路的犹太人，对信徒……既有可怕的偏见，也有暗暗的自豪”。
莱布雷希特没有忘记自己音乐评论家的责任，在讲述故事之余，还不忘对期盼儿女成才的家长提出忠告。他嘲笑东方式训练小音乐家的方式：父母只想孩子练习技巧，结果是让4岁的小孩慢慢变成了音乐机器人。其实音乐家的成长重在“教化”，需要文化知识的熏陶，需要思想上的导师，“需要能让他奏出心声的人”。
至于诺曼•莱布雷希特本人，肯定不需要在此处重新介绍，海上时髦的文化人恐怕没有谁不认识老莱。《外滩杂志》每期都会刊登一篇他的乐评，迄今为止国内已经翻译了四本他的音乐评论书籍，但却是第一次翻译出版他的小说。《名字之歌》2002年在英国出版，获当年“惠特布莱德奖”。中文翻译比较生动地把握了老莱一贯的嘲讽语气，但也同样能恰如其分地表达真情倾诉。2009年莱布雷希特还发表了小说《对立的游戏》（the Game of Opposites），其中鲜有我们熟悉的刻薄笔调，有着更多人性探索和道德诉求。
本文发表于《上海书评》 2013年8月11日： 冯洁音
《名字之歌》读后感(二)：音乐背后的真实人生
提起英国古典乐评家诺曼•莱布雷希特，人们马上会想起他的《谁杀了古典音乐》、《音乐逸事》、《永恒的日记》等著作。这位以观点犀利、文风泼辣而著称的乐评家，在中国拥有不少粉丝。不过，你也许不知道，莱布雷希特还是一位写小说的好手。他的小说处女作《名字之歌》一出手，就获得了2002年的英国“惠特布莱德奖”，其文学功力可见一斑。
《名字之歌》的故事足够引人入胜：音乐公司的老板西蒙兹接待了一位从华沙流浪到英国的犹太小提琴神童戴维多，他出类拔萃的琴技让西蒙兹仿佛看见了“克莱斯勒第二”即将问世，便毫不犹豫地收留了他。从此，戴维多与西蒙兹的儿子马丁朝夕相处。马丁既是他的钢琴伴奏，又是他的同学和玩伴，两人形影不离。渐渐地，马丁习惯了自己老二的位置，就像安东尼之于恺撒，艾登之于丘吉尔，目标只有一个——有朝一日将戴维多推上国际音乐舞台的中心，迎接那辉煌的一刻。然而，就在马丁父亲精心筹划、众人期待已久的伦敦首演的前夕，戴维多神秘地失踪了，就此杳无音信。西蒙兹公司因而名声扫地，几乎破产，马丁父亲抑郁去世……时光流逝，四十年后，马丁前往一座小城担任音乐比赛的评委会主席。从参赛的小提琴手斯坦普的琴声中，他捕捉到了那似曾相识的律动。一番询问，马丁确信：斯坦普就是戴维多的学生。循着斯坦普提供的线索，马丁找到了戴维多的家，一对青少年时代的朋友终于重逢，不过，此时的戴维多已变成了一位犹太拉比。马丁提醒他“有债要还，有约要赴”，必须补开迟到了四十年的音乐会，然后跟随马丁前往世界各地巡回演出，以弥补西蒙兹家的损失。戴维多只好答应。但是，就在音乐会即将举行之际，戴维多出了车祸，连尸体也没有发现，只留下了那把价值三百万美元的瓜达尼尼小提琴，还有给马丁的一封信……
这部小说的情节一波三折，故事扣人心弦。戴维多两次离奇的失踪，构成了小说的悬念，刺激着你一定要读下去，去解开这个疑团。不过，假如你把它当成悬疑小说来欣赏，那就是误读了。《名字之歌》的主题耐人寻味，它其实讲的是光鲜亮丽的古典乐坛背后音乐家真实的生活，以及在他们的音乐人生中所呈现出的复杂的人性。戴维多是个才华横溢的小提琴家，但在现实生活中他的形象并不单纯，战乱、家庭的不幸遭遇，给他的成长经历投下了浓重的阴影，他扭曲的个性其实在第一次失踪前就时有显露。纳粹空军轰炸伦敦之后，整座城市燃烧着熊熊火光，戴维多居然赞叹这“太美了”，将之比作斯特拉文斯基的芭蕾舞剧《火鸟》，让马丁不寒而栗；在大轰炸后的废墟中，马丁惊讶地发现，戴维多居然从一具残缺的尸体里找到钱包，抽出三大张白花花的钞票后，又若无其事地把钱包扔回废墟中；至于与妓女调情，熟门熟路地带着马丁去污秽的赌博俱乐部，炫耀自己的赌技，则让马丁见识了他个性中更多的阴暗面。生活不可能不对艺术家的品位产生影响。马丁父亲曾经给戴维多请过一位老师——曾任德国莱比锡格万特毫斯管弦乐团小提琴首席长达四十年的斯坦纳博士，老博士的精心指点和渊博的学识，让戴维多受益匪浅，技艺上了一个台阶，琴音变得深沉，他也更富于艺术家的气息。但是，戴维多堕落之后，为了还赌债，他不得不操琴卖艺，他的琴声因而变得乏味空洞，像丢失了灵魂。就像戴维多后来对马丁吐露的心声：“小提琴是能够展现演奏者一切的唯一乐器：他的优美，他阴暗的一面，统统展现……”
另一方面，戴维多一直牵挂着滞留华沙的亲人的命运。在伦敦首演的前一天，他结识了一位犹太同胞斯皮尔曼，通过斯皮尔曼见到了知道戴维多亲人下落的的犹太小法师，从而得知父母和姐妹都惨死在了纳粹的集中营里。刹那间，他感到整个世界都毁灭了，让他的双臂沉重无力，“若抬不起琴弓，我还怎么演奏？”于是，戴维多悄悄搬到了犹太人居住区，在同胞的关怀与犹太教古老严格的礼仪中，找到了心灵的归宿，也逃避了艺术与名利加在他身上的不能承受之重。而40年后戴维多的第二次失踪，也由他自己一手导演。他无法面对马丁，面对马丁一家；生活的黑暗与磨难也让他不再相信艺术的神话，“我当然喜欢，可巴赫和贝多芬却无法治疗我的创伤”。这时，他所在的犹太学校出了财务丑闻，于是他主动提出替校长承担罪责，条件是让他从英国蒸发，逃往澳大利亚。戴维多就是用这种令人匪夷所思的方式选择了第二次失踪，也选择了彻底的逃避和放弃。
莱布雷希特将这个神奇故事的相当一部分置于二战的时代背景，为我们呈现了战时伦敦的音乐文化生活与人们的精神面貌。父亲领着马丁和戴维多去听夏季逍遥音乐会，指挥亨利•伍德爵士在演完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后忿忿地宣布，逍遥音乐会要停办了，因为英国广播公司准备遣散乐队；马丁和戴维多随西蒙兹去乔治•奥威尔家喝茶，奥威尔的直率和辛辣给马丁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战火纷飞的岁月，催生了英国许多知名作曲家，如沃恩•威廉斯、迈克尔•蒂皮特、本杰明•布里顿等人的一批优秀作品的诞生，成为英伦三岛不屈精神的象征。这些描述使小说闪耀出深沉的历史感。正是在这样一种富于英伦风情的时代氛围中，作家讲述了一个有关忠诚与背叛、崇高与卑劣、追求与迷失以及担当与逃避的故事，他一改写作乐评时毒舌般的尖锐，而是走起了温情路线，徐徐道来，使整部小说散发出感伤的气息，又不无思辩的色彩，进而让读者领悟到生活的复杂奇诡与人性的深不可测。
《名字之歌》读后感(三)：一开始还以为是以古典音乐界为背景的清水BL，结果……
若非作者是Norman Lebrecht，我是不可能想到阅读《名字之歌The Song of Names: A Hero Lost, a Friendship Betrayed, A Mystery Unsolved》~
以古典音乐乐评闻名于世的Lebrecht，50岁+“高龄”上，创作了这本虚构类处女作~最开始，我以为本书会延续其一贯风格爆料古典音乐界~自然，古典音乐家炒作方式、音乐比赛弊病、经纪人与音乐家及其家属的复杂关系等等一应俱全～
可读着读着腐国气息弥漫开来～我明白Lebrecht想刻画二位主人马丁与戴维德间某种高于亲情、友情、爱情，类似两小无猜+伯牙子期+管鲍之交的深挚情谊。然而，纵使在其极力压制下，甚至文中也不忘撇清【“不是你可能怀疑的同性恋关系，尽管我们会在浴室里用湿毛巾甩对方，赤裸裸地在走廊上跑……”】p78，但是作者又总忍不住强调：
【帷幕尚未升起，他便离开了舞台，带走了我的半条命和全部的希望。此后的半生里，我每天都想着他，可我从来不说。我还无法鼓起勇气说出他的名字，可听到皮特·斯坦普模仿起他的招牌技巧时，我双耳刺痛、泪水泛滥，我万分肯定地知道自己已觅得他的气味，或许还能重新找回那个难忘的时间大盗从我身上偷走的那一部分生命力。】p28
【“他是我的一部分。这就是我对他的情感——不是超越了血缘的兄弟，而是如你爱你的小指，它在，你却注意不到它；或是如你美美地飘入梦乡时你手掌上那弯颧骨的曲线……”】p77
【“我是假人，他就是赋予我生命的拉比；我是舒曼，他就是我的克拉拉；我是收音机，他就是我的电子管。……”】p104
此类文qíng字huà，比比皆是散见全书，您叫我怎么可能不多想。不得不说，直男腐起来，我一正经腐女都逊之远矣呀～
就在我为这浓得化不开的基情想入非非之际，行文过半终于涉及到书名《名字之歌》～至此，我才回过味儿，古典音乐界黑料、基情，根本不是作者的重点。
那这到底是首什么歌呢？以音乐为记忆载体，串连起二战时犹太民族被大规模屠杀的不幸，一位位死难者的名字，源源不断汇成了这首歌谣——似乎永远难以完结。那些逝去的灵魂在歌中永生，供后人凭吊哀叹，矢志不忘。
是的，作为英国犹太人，Lebrecht通过自己的处女作小说，讲述了灾难深重的犹太民族二战前后的血泪史，以及对书中每个犹太人的重要影响。借由本书，我明白了一直费解的问题：为何犹太人心心念念要在耶路撒冷冲破重重困难也要独立建国。只因，有形的歧视甚至迫害是纳粹统治下的六角星、集中营、毒气室，罗刹在波兰的种族清洗（斯大林针对“四海为家的流民”（指的就是犹太人）的清除运动）……而无形的歧视则如英国非犹太人私底下的非议咒骂、误解以讹传讹、无视、自动的隔离……千余年以来，主要因基督教所致，犹太人颠沛流离，饱受歧视、摧残、屠戮，至二战以达巅峰，今天仍有或明或暗的排犹言行+运动+组织。也许只有在仅属于犹太人自己的国度中，才能远离这一切吧。
兜了那么大的圈子，我才明白Lebrecht到底要表达什么。也亦发深刻理解了他在多本书中，对瓦格纳、富特文格勒、卡拉扬等的刻薄、挖苦、讽刺……是的，作为一个犹太人怎么可能不耿耿于怀。
有趣的是，小说结尾，Norman Lebrecht本人以自己真实世界中的身份来到书中，不忘借主人公之口调侃道：“他叫诺曼·莱布雷希特，是个报纸专栏作家，因言辞犀利地曝光音乐界的丑闻而臭名昭著。” 就这样，在一本虚构作品中，跳进跳出着真实世界中约阿希姆的瓜达尼尼Guadagnini、小提琴教育家弗莱什、克莱斯勒、帕德雷夫斯基等等。读罢全书，最为遗憾的是永远不可能听到主人公之一的戴维德·伊莱·拉波波特的小提琴演奏，尤其是他独特的休止悬停。你看，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虚构与真实，有那么一刻，似乎分不清了。
《名字之歌》读后感(四)：《名字之歌》的译后记
诺曼•莱布雷希特绝对算得上是个传奇人物。他年纪轻轻就当上高级制片人，觉得这工作“不够刺激”竟就摇身变为拥趸众多的乐评人：学院派满嘴阳春白雪范儿的技术术语，他偏要辟出一条下里巴人味儿的野路子，十年如一日，一门心思深挖着音乐大师背后的商业运作、艺术与金钱的权力关系，孜孜不倦发掘着音乐才子不为人知的八卦轶事、绯色新闻。无论是李斯特费尽心思的自我包装和推销，还是卡拉扬垄断音乐制作和门票价格的野心，不管是亨德尔暴怒之下甩了假发露了秃顶，还是阿图尔•鲁宾斯坦和安娜贝尔•怀特斯通相差60岁的忘年“地下情”，通通都是莱大嘴的猎物，荤素不忌。
老莱伶牙俐齿，眼光犀利，文风老辣，不按常理出牌，严格说来虽是音乐界的圈外人，却一开口就有指点江山的气势。喜欢他的人，说他的文字另辟蹊径，把高高在上的古典音乐谱成了大众文学；膜拜他的人，说他的批评针砭时弊，把无人知晓的行业黑幕爆得妇孺皆知；当然，恨他的人巴不得马上送他去蹲牢房。《当音乐停止时》（在美国出版时书名被改成了火辣辣的《谁杀了古典音乐》）、《大师神话》和《大师、杰作与疯狂》是莱大嘴对古典音乐产业的“揭短爆料三部曲”，急功近利的音乐名流、唯利是图的唱片公司、僵化腐败的传统体制都被列为揭露对象，一时间他争议不断，树敌无数，还因为最后这本惹了官司上身。尽管老莱把这类作品都纳入“非小说”的行列，声称写的全是facts (事实)，还凿凿地表示“所有听来的小道消息都会去查证，起码得有三种不同来源同时证明的消息才算可靠”，但从原告海曼先生的“15条驳斥”和出版商企鹅又是赔款又是道歉又是撤书的结局看，老莱的“非小说”中估计也没少掺道听途说、艺术夸张和二度创作。老莱骄傲而无畏地走在自己的野路子上，因揭露美国大都会歌剧院幕后交易而被封杀也罢，因“有违客观报道”而被《纽约时报》频频攻击也好，他只把对手的抓狂视为对自己的肯定。
老莱不服老，与时俱进地开微博，挂推特，写脸书，上电视，精力充沛地满世界跑，年逾五旬还精神抖擞地写下了处女小说《名字之歌》，圆了当小说家的夙愿。诗人是早慧的，小说家是晚成的——这后半句用在老莱身上再贴切不过，而他也从未让我们失望过：这部小说中，他竟一改煽动性的凌厉风格，走起了温情路线。文字阴冷中露着温暖，像伦敦的天气，怀旧中透着伤感，如伦敦的街道。流淌在彼时彼此之间尚是朋友的轻松自然，以及心中又爱又恨、非爱非恨的暧昧情愫，像是为记忆中两人相处的画面蒙上了一层仿古色调的光晕，就连承载这些记忆的场所、背景和时代，竟也跟着温柔而美好起来。怀旧的旋律一流淌，又有谁的心不柔软？
我一度不喜文论和作者生平、精神分析云云搅和在一起，感觉好比评论鸡蛋的口感，非要铆劲儿钻研生蛋母鸡的家世背景和精神状态，生蛋时的情绪是否稳定、阵痛是否强烈。不过看到这套东西用在老莱的小说上偏偏就没有违和感，想来或是因为他的书里和书外、小说和非小说、虚构和现实打一开始就已经是舀不开的一锅粥。莫特在后院的椅子上自导自演的寂寞童年，两个犹太少年在英伦半岛的成长点滴，戴维多为寻找犹太身份的认同消失和漂泊N年，犹太人内心强韧却又有着触碰不得的脆弱，分明是一张张记录下老莱生平经历的书页；小提琴演奏家背后的推手，经纪公司的手腕，媒体的捕风捉影，分明是一面面映照出老莱生活阅历的镜子。
明星运作和小说创作看似书里书外八竿子打不着，在老莱这儿却是一脉相通：拥有迷人关键词的角色设定是成功的第一步。经过设定的音乐家个个都有炙热的艺术热情、潇洒的举止言谈，此时只要再凸显一两个迷人的关键词，马上就有画龙点睛之效，在媒体的助推下光芒万丈：莫扎特的关键词是“神童”，托斯卡尼尼是“过目不忘”，门德尔松是“描绘性浪漫主义”。仿佛缺了关键词的，就不能称为音乐大师——这个结论很怪异，但不失趣味。关键词以外的广袤空白留给了“秘闻”、“轶事”，越普通、琐碎、无聊就越能满足民众强烈的八卦心，想想看，高台上尽善尽美的神明，一回头竟是菜市场讨价还价的大叔，小失望之余又高兴地觉得和大师间的距离似乎拉近了那么一点点，不忘满足地评上一句：啧啧，也是个普通人嘛！
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也曾坦言：“我意识到这个或那个人物的编码是由若干个关键词组成的。”和明星运作的原理一样，关键词定义了小说中每个人物的生存状态，衍生出各自不同的发展轨迹，最后支撑起整部小说的脊梁。老莱虽初写小说，却深谙其道：戴维多被设定为“理性的音乐天才”，莫特是“感性的策划好手”，关键词越响亮，人物就越鲜明，演绎出的人生变故和性格落差就越震撼人心，读者就越想看清关键词之外留白的迷雾。然而，当我们好奇地、一层层地扒开这个迷雾般的洋葱，却发现里面根本没有心：戴维多的离去无关大阴谋，只是小脆弱，莫特不再追究或也并非真心释怀，只是老了不折腾了，总之，关键词之外的他们普通得离谱，故事结束了。我们中了老莱的招，璀璨迷人的关键词之外，不过是普通得让你不想正视的真实。
有意思的是小说结尾，老莱本人竟穿越到书中，扮演着和生活中一模一样的记者角色（还自嘲地说自己“因言辞犀利地曝光音乐界的丑闻而臭名昭著”）。老莱一头栽入叙事者的圈套，表示会花数月时间认真调查这个子虚乌有的“瓜达尼尼案件”。这样的结局，看得出其实老莱自己也心知肚明，从别人口中辛苦套出来的“事实”或“真相”，多半只是个“故事”罢了。我讲得诚恳，您听得满意，不就挺好吗？
亦正亦邪，亦真亦伪，既宏大又琐碎，既诚恳又戏谑，对这样的老莱若太较真，你就输了。在他身上，现实和虚构的对立或许本来就是场大大的谬论。
2012-9-17
《名字之歌》读后感(五)：莱布雷希特：写小说与写非虚构的区别
故事要从 14 年前说起。当时我的第十本书刚交稿，却陷入了大出版社的内斗，他们刚刚把请我写书的编辑给解雇了。我的美国出版商破产了，欠我 1.9 万美元。文化研究类书籍的市场在走下坡路。我的主题（古典音乐）基本上都写光了。我得找一个经纪人。
那些圈内人告诉我，强尼·盖勒（Jonny Geller）是你要找的。他是古旧的柯蒂斯·布朗（Curtis Brown）经纪公司冉冉升起的新星，而这家公司从我还没记忆起就守护着严肃文学。柔声细语的盖勒表示他从来不会代理知名作家。这不一样，我请求道。我在音乐领域有名，但我现在打算写三本小说。“先让我看看梗概。”他说。
我回家就开始动笔。但是我决定，像大多数合同那样依据梗概签约没什么意思，我要试试写完整本书看能不能成功。我花了 11 个月，在日常工作之外挤时间写小说。这比我想象的要艰难得多。以前写非虚构，你只要按部就班：研究问题，进行分析，然后以主题顺序或是编年顺序讲述清楚就行了。如果当中有空当，你就得去深挖一下，做更多研究。
而写小说则没有安全网，并且有接近无限多的可能性。你脑海里有几个人物，比方说 4 个。甲说的任何话做的任何事都会在乙、丙、丁身上各自激起反应。这就有 256 种排列组合。B 的反应又会将选择项再次乘以 256。你还没写到两行对话，已经要在 65536 种即兴次要情节里挣扎了。你唯一能施加的控制就是你对人物的理解，这一认知会在写作过程中改变和深化。作者的无助感有时候会压倒一切，他似乎沉迷于其中无法自拔，又兴奋愉快。
我完稿后发给盖勒，做好了漫长等待和被婉拒的心理准备。他过完周末就给我回电，说很喜欢，并分发给了 6 位出版社编辑。“如果 6 个星期没有消息你也别担心，现在是 7 月底，很多人都放假了。”他这样提醒我。
于是我和家人去地中海度假。刚到目的地，一份传真已经在宾馆等着我：我得到的第一份小说合同，竟然是预签三本书。相比起狂喜，我更觉得迷惑。不可能那么容易吧？
果然不容易。出版社是 Headline，编辑是罗茜·德·库西（Rosie de Courcy）。我向一位美国书业大人物打听她，他对她赞不绝口，“她美貌，才华横溢，是全世界最好的小说编辑”。罗茜是出版界的传奇。80 年代初她和前夫安东尼·奇塔姆（Anthony Cheetham）一起创立了一间小出版社叫 Century，渐渐地这间小公司的小说卖得越来越好。罗茜发现了梅芙·宾奇（Maeve Binchy）、潘妮·文森兹（Penny Vincenzi）等畅销书作家，机场书店架上放的一半都是她的人。“这只是熟能生巧而已，”她告诉我，“训练马的人也一样。”
Century 收购 Hutchinson 之后，与兰登书屋合并。奇塔姆卖掉自己的股份，从头开始，创立了 Orion 出版社，后来收购了 Weidenfeld 和 Gollancz。接着他们离了婚。罗茜加入了另一家出版社。我的书是她上任后买下的第一本小说。在吃中饭时她问我：“你想听建议吗？”
她拿出一份我的打印稿的复印件，粘着许多黄色的即时贴。“你可以不理任何一条，甚至全部。”她说。我把复印件带回家，细细查看。这些建议都不超过五六个词，每一条都是诊断型的激光束，将我的叙述一次性划分区域，然后清楚地指明路径。当我再次开始工作时，原本模糊的角色有了血肉，新鲜的角色进入焦点，小说厚了三分之一。修改过程花了 4 个月，这是我写作生涯中最激动人心的片段之一，堪比一次发现新大陆之旅。
在我写非虚构作品的经验中，编辑们除了抱怨篇幅长短或是插图花费太贵之外几乎啥也不干。整个流程极为程式化：你写完一本书，交稿，有一位在职编辑快速浏览一遍，然后找一位自由校对编辑检查有无重复和自相矛盾之处。之后编辑把稿子发还给你，限定很短的时间看完校样，等你再看到它，就已经在书店里了。非虚构类出版商在付完预付款到把出版社商标印在书脊上之间的这段时间里到底干了什么，对我来说真是个谜。
相较之下，小说编辑付出的心血，真是一种信念。这表现在一个编辑真的把你的小说人物当成活生生的人看待。如果这发生在午餐时，那震惊可是会让人窒息的。我听说，编辑高手会等到作者手里既没有叉子也没有酒杯的时候才开始。
就我的小说而言，我的创新目标是模糊事实和想象的边界——试图克服一种不可能性，也就是用专业观察的传统手段来阐发音乐天才的秘密（相信我，我试过）。《名字之歌》讲的是两个男孩的故事，一个是天才小提琴演奏家，一个是公认的苦读儿，他们成长于战时伦敦，对彼此的需求超过任何寻常人。让一个小说里的天才经历特定的情境压力，能让人瞥见残忍的自我中心主义的核心，而这会出现在每一个天才人物的身上。我写的只是一个故事，但它展示了天才的隐遁和他用来躲避我们的诡计。
与常识相悖的是，没人叫我加入更多性或暴力的内容以帮助销售这种抽象的观念。书付印之前没有人谈到市场宣传。让我惊讶的是，小说出版过程的平静是非虚构出版完全没有的，非虚构的作者从签约起就暴露于商业现实之中。这也许解释了为何小说印本总是更清晰，印刷错误也更少。它们得到了一群相信故事的同道中人的关爱。
因为上述所有原因，我要感谢让我从挖掘事实转向讲故事的福星。创造的回报更丰富，小说可以揭示更深层的人性真实。现实和想象的顶点是一块中立地带，在那里观念可以不用借助脚注开花结果。非虚构自有它的贡献，但小说是心灵自由扩张之地。
《名字之歌》读后感(六)：莱布雷希特：流离的孩子
他们来的时候是一组一组的，不管什么季节都穿着冬装，两两成队，一手拎着小行李，一手拉着另一个孩子。他们当中有些人从伦敦的港口踏上英国的土地，有些从东边的哈维奇上岸，再搭火车去伦敦的利物浦大街。
七十五年后，在那个火车站外，竖起了一座象征性的青铜雕塑，纪念他们到达的时刻。在维也纳火车西站，则有另一尊雕塑标记离别出发的悲惨时刻，多少家庭从此阴阳两隔。
这些孩子被送去英国，因为父母担心他们无法在希特勒铁蹄下的欧洲幸存。1938年3月德国发动了对奥地利犹太人的攻击后，儿童移民潮开始了，在 接下来的十七个月里，达到三次高点。希特勒迅速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1938年11月的“水晶之夜”，他批准清洗犹太会堂、商店和家庭。每一次纳粹的扩张 得逞，所有的犹太家庭都面临着痛苦的抉择，是一家人继续待在一起，还是把孩子送到国外交给陌生人养育。
“水晶之夜”后，不列颠政府立刻针对身陷险境的儿童群体颁布了特许证，但费用高昂，每个孩子的管理费是五十英镑，而且组织相当混乱。于是三个有 为青年立刻投身到了拯救儿童的使命中。二十九岁的英国商人尼古拉斯·温顿（Nicholas Winton）取消了瑞士的滑雪假期，飞到布拉格，在一个宾馆房间里安排了一个又一个孩子的转移计划。柏林的小店老板威尔弗雷德·以斯拉埃尔 （Wilfred Israel）说服了英国贵格会去德国进行这项救援行动。
二十六岁的伦敦拉比所罗门·舍恩菲尔德（Solomon Schonfeld）不停穿梭于伦敦和维也纳，带去了成捆的入境许可证。他曾与我父亲和叔父彻夜不眠不休，准备文件，写信，寄钱，救孩子。他们可能在路上 违反过几条法令，肯定也亵渎了犹太安息日（译注：据犹太教规，星期五日落到星期六日落是安息日，不能工作，饮食有规定，不可用火用电，不可旅行）。一个周 五晚上，我那紧张的叔父想抽支烟，拉比大叫“安息日！”，一把拍掉了他手上的烟。如果为了挽救生命而触犯十诫之一尚可容许，但决不能为了个人嗜好犯戒。
那些孩子到了伦敦后，舍恩菲尔德带着他们一家家拜访，安排收养事宜。在伦敦北部一个并不富裕的社区，没有一个孩子被拒之门外。有些孩子和寄宿家 庭培养起了感情，另一些则饱受焦虑的折磨，还有一些会感受到排斥。温顿安排的孩子分散在整个英国。这些来自职业家庭的聪慧少男少女们因为不会说英语，被安 排在工厂和厨房工作，永远没有机会再受高等教育。最小的孩子以及最受创伤的孩子，被送进了公立福利院，有些人在那里终了一生。
1939年9月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大约有一万名犹太儿童被从欧洲大陆救了出来。六年之后，他们才有机会知悉各自家庭的命运。大部分 长辈亲朋惨死在集中营和万人坑。少数幸存下来的父母，往往无法继续正常的人际交流，他们变得好像从另一种文化来的说另一种语言的人。许多人的余生都有挥之 不去的幸存者的愧疚情结。我亲耳听过他们的恸哭，“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全班同学都被杀了，只有我活了下来？”
我自己的童年是在战后的1950年代度过的，充满了战争阴影——人们不说他们从哪里来，何时来。我知道这样问别人很莽撞，所以我从来没有问过。 一个小孩还是很容易找到其他事情来满足好奇的。但你还是能感受到一种空隙，你会变得慢慢习惯沉默的生活。后来我长大了，才明白周围有那么多人的生活从孩提 时代就已经被连根拔起。
我不时会接到陌生人的来电，他们都是曾经远离家人的孩子，他们想告诉我，让我知道我已故的父母曾经为他或她做过的好事。
我写的第一本小说《名字之歌》就是关于那个时代的一个孩子。小说讲的是一个小提琴神童，他被送到伦敦一个音乐经纪人家里寄养，和经纪人的孩子成 了形影不离的小伙伴。然而他的天赋和他被迫离弃的家庭生活无法分割，最后他出走了。书出版后，许多读者给我写信，说我捕捉到了他们的经历。
我本来觉得这样的故事在西欧和北美更容易理解。但当中国的读者告诉我他们的童年或是他们父母的童年也有相似的境遇时，我感到吃惊和震惊。文化大 革命中许多家庭被拆散，孩子被送去上山下乡，在陌生环境中成长，他们没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有时甚至会失去与家人的联络。异地流离成了他们的身份认同。
童年被打断，孩子被异地安置，在世界上许多其他地方都有发生，往往是出于良好的意愿。在澳大利亚，官员会从流浪游牧父母那里偷浅肤色的孩子，送 到舒适的城市中产之家抚养。在英国，下层阶级的孩子会被用船送到殖民地去过“更好的”生活。在瑞典，大批芬兰儿童因1939-1940年和 1943-1944年两次对俄战争前来寻找避难所，他们在瑞典没有接受母语教育和祖国文化，以至于当他们终于与父母重逢时，却无法用同一种语言交谈。在以 色列，阿拉伯来的移民儿童与父母分离，被安置在欧洲人家庭中。2013年，全世界到处都有儿童被出售或拐卖，过着脱位的生活。
“水晶之夜”或者“文革”这样的事件作为群众现象进入了历史书，影响着千百万人的命运。而作家的任务是铭记个体的历史。我眼前闪过了两个孤儿的 脸庞，他们通过“儿童转移计划”来到了英国，一个三岁的男孩和一个五岁的女孩，他们的父亲是作曲家，即将被送去奥斯维辛等死。这两个孩子都没能克服与家人 分离的痛苦，他们至今在社区照顾下生活。
我眼前还闪过了那些更为幸运的孩子——三个男孩后来分别跟我的三个姐姐结了婚，家庭幸福美满。无数人通过各不相同却同样杰出的方式为他们的新祖 国做出了贡献，比如画家弗兰克·奥尔巴赫（Frank Auerbach）和卢西安·弗洛伊德（Lucian Freud），电影导演卡雷尔·赖斯（Karel Reisz），童书作者朱迪斯·克尔（Judith Kerr），她的经典作品《当希特勒偷了粉红兔》是三代人最爱听的睡前故事。所有这些人都把流离脱位的私人史变成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