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怅望山河》读后感10篇
《怅望山河》是一本由朱幼棣著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元，页数：38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怅望山河》读后感(一)：纵横万里的山河拷问
文/严杰夫
在《大国医改》出版1年后，朱幼棣又携带着这本《怅望山河》来到了读者的面前。说是新书，其实这部作品在作者的脑海中已经盘旋了五年有余。在后记中，作者提到，《怅望山河》的写作从汶川大地震之前就已开始，直到2011年才基本完稿，而到2012年年尾的今天，我们才真正再次读到了作者这些泣血的文字。
看得出来，四年多前的那场大地震显然给作者的写作带来了极大影响。作者动笔之初，大地震尚未发生，但是现在翻开这本书，扑面而来的正是那场惊泣天地的灾难。作者明白国人是如此的健忘，四年多的时光，人们如今对待那场灾难的态度恐怕只剩下了仪式上的缅怀。我自己也是早就忘记当初看了多少悲情的脸孔，听了多少急盼的言语，于是作者的文字一把就把我猛然拉回到那个悲怆的五月。
如果仅是停留在对逝者的追思上，我想这本书也同许多矫揉造作的散文一样，妄图依靠虚假的感情来赚取人们廉价的泪水。然而，作者毕竟是在不停的思考，他想要通过文字来拷问灾难背后究竟隐藏着多少人类自己的错误。
依稀记得当年地震发生后，许多专家在面对媒体时，都毫不掩饰地断定地震的不可预测性。对于这样的言之凿凿，我自己当时也欣然接受。但是有地质工作经历的作者，却一眼就看穿了这些所谓的专家抛出这些观点的真正用意。视野宏阔的朱幼棣用大气磅礴的论证，将“地震不可知论”的观点批驳得体无完肤。
在纵向的历史语境里，作者提到，早在解放初，李四光先生就已开始开展新中国的地震预测工作。无疑，作为从 “大师的时代”一脉相承而来的李四光，为后人树立了一个真正的学者榜样。在作者的笔下，李四光那种“泰山石敢当”的气魄，与当下学者的推诿形象，对比强烈、高下立判。同时，在横向的空间语境中，与作者的大部分作品相同，他将对灾难的反思放到了更为广阔的地理视野中：从西北巴彦喀拉地区的玉树，到东部渤海湾畔的唐山，作者带领我们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在宏大的叙事中，作者想通过这些差异巨大的区域间的对比，告诉我们地震的产生和发生无疑在地质学上有着可以考察的规律。
当然，在构思《怅望山河》的最初，作者肯定不是只想在 “地震能否预测”这个问题上纠缠到底。同那部《后望书》一样，作者究其根本仍是想要为我们这千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上，曾经发生和仍在发生的荒诞，以及由这些荒诞所带来的悲剧立传。这些荒诞和悲剧，需要我们记住，更需要我们反思。所以，在书的后半部分，我们陆续看到作者又急切抛出了一系列的拷问，从京津两地的水危机到海河和新安江的断流，从白洋淀与洞庭湖的干涸到南水北调、三峡工程背后埋藏的风险。读到最后，我想每个读者都会如作者一样的忧心忡忡。
范仲淹的那句“先天下而忧”在几百年内一直都是传统知识分子秉持的重要品质，如今这种品质同样充盈在了朱幼棣的笔下。怪不得，吴晓波要将作者评价为“最后一个士大夫”。从《后望书》到《大国医改》，再到这本《怅望山河》，朱幼棣让我们不会忘记自己生活的这片辽阔疆域，及其容纳的厚重历史，更为重要的是，作者想要提醒我们永远记住这片疆域中曾经发生或将会发生的那些悲壮。
阅读此书前，我没有任何关于水利以及地质方面的知识，也没有对这方面有太多了解。关于这些，在我的脑海里唯一有点印象的，也只是修建过多的大坝不利于生态平衡，汶川地震不应该死这么多人等等从网络中看到的只言片语的论断，至于这些为什么是这样，我根本说不清。
作者详细讲解了这些方面的知识，解答了我的疑惑，也让我深深感受到在这个唯利是图的社会里，坚守自己的立场，保持严谨的科学态度，保留一份良知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我们缺资源吗？缺。我们缺水缺电缺耕地缺粮食，缺很多物质，但是我们更缺的，是精神，忧国忧民的精神，身为中国人民的良知，以及统观全局的科学思想等等……我们缺乏的太多了，可很少有人能意识到这些。当无知蒙蔽了双眼，许多不计后果的项目在众多官员的笔下被浑浑噩噩的批准。当一座接一座的大坝树立在江河之上，当一个又一个的项目在神州大地上开始动工，诸多隐患被埋下，环境逐渐变得恶劣，周围的居民流离失所。
作者用作为地质工作者时积累的丰富学识，讲述了诸多牵动人心的自然灾害事件和环境问题，行文丰富而不枯燥，结构脉络清晰可循。对于汶川地震、唐山地震，这些耳熟能详的事情，作者分析史料，进行实地勘测，查阅诸多地质学文献，结合李四光等前人专家的研究成果，给出了与媒体上的专家们不同的解答：地震是可以预测的。对于北京的干旱问题，作者给出了详尽的解释，甚至引用了不少古人作品中的环境描写，来证明北京的地下水资源在历史上是非常丰富的。在举国瞩目，且至今任为不少人称道的三峡大坝建设项目上，作者实地考察证实了先前一直所考虑的大坝项目深埋的隐患，提出当年建造大坝时可采用的其他方案，并分析各方案的优缺点。全书没有一个事例是信口空谈，没有一句论断脱离实际，作者一直站在百姓的立场，秉持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坚守着自己的良知，令我深深的动容。阅读此书时，出现在我脑海中最多的，便是作者在灯下一遍遍翻阅各类资料，在反复对比研究后落笔的场景。
作者的笔下没有太多情感的描述，可字里行间充溢着面对祖国山河渐次破碎情形时的心痛，以及对于在其位不谋其职的政府官员和科研工作者的深深谴责，读来令人愤慨万分。当我掩卷深思之际，却也不由一声长叹，正如文中所说的，模糊和推托是官场的顽疾，要根治这些问题，恐怕不是几十年的事情，而是需要好几代人的渐渐变化以及社会风气的改变。
这本书可以使人了解我国目前最重要的几个环境问题，也可以令人了解当前的社会环境及政治环境的状况，更能使人品读到当今社会中难能可贵的真正的科学工作者，在面对这个唯利是图的世界时作出的诸多努力，以及面对种种困难与阻挠时依然坚守如一的良知。
《怅望山河》读后感(三)：山河生死劫：唤醒人的科学觉醒
2008年发生的汶川大地震带来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地震究竟能不能预报？地震是问题，水资源也是问题。水资源短缺已经引发了一系列的环境地质问题，我国干旱范围近年已经扩至南方，近90%的沿海城市存在不同程度缺水问题。江河、城市水系水质恶化，地质灾害频繁出现，我们的山河正在面临着什么？
近日，新华社前记者、国务院研究室前司长朱幼棣的新作《怅望山河》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从《后望书》到《怅望山河》，朱幼棣一直在关注我国山河的灾变，不停叩问山河的生死劫。带着这些疑问，本报记者专访了他。
一个水电站，600平方公里沃野
记者：您写《怅望山河》的动因是什么？从《后望书》到《怅望山河》，您一直在关注中国的山河，为什么会一直把目光聚焦在山河上？
朱幼棣：这本书前后时间经历了5年之久。5年前出了《后望书》，讲城市化进程中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也讲到了一些江河水利工程存在的问题。但是当时写得比较匆忙，有一些话还没有说完。
可以说，《怅望山河》有不少内容是《后望书》的延续，关注山河、关注生态环境问题。特别是我国江河半个世纪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河流断流，湖泊消失，让人焦虑和忧心。
现在我们江河面临着什么？北方的江河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断流和枯竭，像北京，已没有一条长年流动的河；中部地区和南方河流主要是污染，而且许多地方地下水不能饮用。研究了我国主要的江河在半个世纪以来发生的变化，我认为，这种变化跟工程建设和治理的指导思想存在的偏差有关。
有些问题通过一段时间的观照和思考，才能看得更加清楚。我想把这些问题提出来，以便更深入研究。
记者：您能具体举例吗？
朱幼棣：比如我们一些决策上的错误令人警醒。1963年我国海河流域发生的一场大水，中央为此提出：一定要根治海河。海河是华北的母亲河，当时把防治洪水当做了治理海河的主要方面，而实际上华北地区年降水量仅在600毫米左右，缺水和干旱是主要矛盾。结果从1963年开始，15年不间断的根治，把海河搞得没有水了。天津原来是一个繁华的河港城市，可现在没有河港，海河已不能通航。这都是最近50年来发生的变化，这个变化非常大，也非常令人痛心。
对海河治理还没有结束，缺水就显现了，开始跨流域的“引滦济津”。其实天津位于海河的五河下游，水量应该是比较充沛的，结果天津缺水了，北京缺水了，北京的永定河也因此断流。为此，又开始“引黄济京”，希望用黄河的水来解决北京和天津的缺水问题，接着又是长江的“南水北调”……一个工程接一个工程，但是我们对解决水问题的思维、水利建设的决策并没有进行认真的回顾、梳理和反思。
不仅仅是海河，还有新安江。近年水下考古很热，新闻报道千岛湖水底下发现了两个“古城”遗址。看到这个新闻，我感到很难过，心里很纠结。也就近50年的时间，我们遗忘得那么快，建设新安江水电站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新安江水电站大坝高度达108米，圆了一个前人不敢想的高坝梦。但是现实是：为了修建一个装机66万千瓦的水电站，一年可替代其发电量的能量只相当于四五十万吨的煤，也就一个不大的煤矿产量，却淹没了600平方公里沃野，相当于一个新加坡或半个香港，29万移民背井离乡。不管是从经济上说，还是生态上说都是不合适的。
新安江水电站的历史不过才过去了四五十年，就已经快被遗忘和忽略了， 如果我们这代人再不写下来，可能就真的会被遗忘了。
打造一个大脸盆，只盛一小碗水
记者：在书中，您描写了我国50年来的生态巨变，以及山川、河流前所未有的大灾变，无论是谈到山川的变化和大地震，还是谈到河流的变迁和治理，您对人为高强度开发利用和污染破坏，表达了最大质疑和痛心，对那些破坏环境、贻害后人的工程深恶痛绝。您认为，山河灾变的根源是什么？
朱幼棣：我刚才也提到，我们对解决水问题的思维、水利建设的决策从来没有进行认真的反思。1978年时，我国掀起了一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从思想上开始拨乱反正，认真清理，才带来改革开放30多年的辉煌。但我们对前几十年经济建设很多领域的发展思路没有进行认真回顾、梳理和反思，没有拨乱反正。包括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哪些是科学的，哪些是反科学的，没有梳理过，造成经济建设思想上的混乱，最终发展成为单纯的大干快上，追求GDP的政绩观。
比如说，北京的官厅水库是新中国建设的第一座大型水库，随着后来的加固加高，总库容量达41.6亿立方米，但按照国务院《21世纪初期首都水资源可利用规划》，河北省平均每年输入官厅水库水量仅2.5亿立方米，只占总库容量的6%，好比几十年来不遗余力地打造了一个大脸盆，最后只盛了一小碗水，“千年一遇”成为笑谈，造成多大浪费？此后，永定河上游几十年里层层截流，又建设了500多座小水库，导致官厅水库建成后，除去几次洪水，很少利用过这么巨大的库容。桑干河上游的册田水库则几乎是官厅水库的翻版。
我国的水利建设工程技术力量和水平有了极大提高，但仍缺乏全局的眼光，缺乏宏观的统筹考虑。我在书中就提到，毫无疑问，在许多水利工程建设上，缺少全流域的科学规划，缺少长远的战略眼光，会造成极大的人力和资源的浪费。许多恶性循环，都根植于“传统”思维，重复一种简单的工程治理模式。而且，部门单位利益条块分割，设计或施工单位从国家争取到大工程、大项目，有财政投入保障，有政策“附加”进水价中长期“基金”的征收，设计或施工单位有了干不完的工程、赚不完的钱，但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而言，这极有可能是“庸医”的下策。
这本书中融入了我对这些问题的新思考、新观点，我希望这些政论特点，能增加读者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引发读者的思索。
记者：如何让人与环境和谐共存发展？
朱幼棣：我上月刚从韩国考察回来，韩国首尔的清溪川，由当初的城市排污河道变成了城市景观河道，给我最大震动，也是最好的范例。
清溪川在五十多年前已经被填埋掉了，而且在被填埋后的清溪川上建了高架桥，成为交通要道，周围已经成为首尔的商业中心。首尔政府部门从城市生态环境、人的生活环境、居住质量考虑，开挖重建。现在清溪川不但成为市民们休闲的好去处，还带动了周围的商业、旅游业的发展，对整个首尔市的环境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城市中心带的温度降下来了，城市的粉尘少了，噪音小了，有了这条通风道后，湿度也保持了恒定。
记者：书名中的“怅望”表达着您对我国山河现状的一种情感。“怅望”之余，全书中“科学发展观”被频频提及。在谈到白洋淀的枯竭，谈到无数大坝水库的修建，持续不断的长距离的调水引水，您想到“60年不变的治河思想和理念，想起落实科学发展观刻不容缓”。您认为，面对山河灾变，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落实“十八大”强调和重新阐述的科学发展观？
朱幼棣：有些领域落实科学发展观比较好，有些落实较差。如林业部门，从新中国成立初的森工局到林业部、国家林业局，职能从以砍伐森林加工木材为主，到以保护森林、野生动物和种树为主，坚决禁止对森林的破坏，从中可以看出我们认识上的变化。但即使这样，我国的植被覆盖率恢复还需要很长时间。
水利建设领域，哪些应该建高坝，哪些应该建中坝和低坝？河流要保持多少科学合理的生态流量？建高坝后对水环境、生态有什么影响？这些都需要科学发展观的指导，用科学发展的眼光统筹考虑问题。
我们现在的工程技术提高了，问题是人类自己怎么控制自己，怎么控制那种追求最高、最大效益的欲望。要有所约束，要兼顾各方面利益，兼顾人和土地和山林自然的关系，真正落实好科学发展观，这就是后工业化时期生态文明最核心的问题。
在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有些破坏是不可逆转的。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们提科学发展观，我想一个人的科学觉醒是很重要的。我的这本书的主要思想也是一个人的科学的觉醒。一个人在一个领域要深入地研究，有了科学发展观，科学的觉醒后，对问题的本质，或现象背后的本质会看得更清楚。
李四光认为，地震是可以预报的
记者：您对一些专家不负责任的言论颇有微词，认为这是一个大师缺失的时代，您认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师？
朱幼棣：汶川地震后，一些专家一再在媒体上说，地震不可预报，而且在将来也没有突破的可能。作为一个老地质队员，我特别不能接受这种说法，这是一种无所作为的思想。如果地震永远不能预报，永远是世界性难题，地震局还有没有成立的必要？我经过研究后，同意科学家李四光的看法，地震是可以预报的。
提到地震研究时，我在书中提出，“勇气和真知灼见，需要在寂寞中坚守和磨砺，更需要持之以恒的科学精神”，你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成果，一辈子都没有大的地震发生，但一旦有大的地震发生，它对社会的破坏就不得了。
而且我发现我们一些行业干部知识贫乏，很偏科，往往专业知识很强，但人文、社会科学和相关领域一概不知，这很可怕。我们需要像李四光那样的大师。李四光有着很深的国学基础，音乐造诣也相当深厚。他对理想的追求，他的知识的完备，他的家国情怀是一个大师应具备的。
记者：您在书中说，“拒绝盲从，独立思考，以期有新的见解，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心灵的自救”。您认为，作为知识分子和作家，应有怎么样的社会担当？
朱幼棣：李四光就彰显着知识分子的一种社会责任感和一种家国情怀，以及科学探索精神和历史的担当。当年云南通海发生地震后，因为没有预报，已经81岁的李四光沉痛地说：“云南的情况实在使我们伤心……地震是有先兆的，我们是搞地震的，却没有能预报出来……我们是有罪的人！我们要将功补过。”这是科学大师的自责，也显示了他绝不推诿，迎难而上的性格。
知识首先是一份责任，一份担当，还有作为后来者对历史进程的科学理解和解读。世界处于大变局中，除了思想解放外，我想不可或缺的，是人的科学觉醒。
（深圳特区报， 深圳报业集团驻京记者 李萍）
《怅望山河》读后感(四)：为受伤的山河号泣歌哭
作者：王淼，发表于晶报
每次阅读朱幼棣先生的文章，我总会产生一种十分相似的感觉，悲愤和遗憾彼此交织，剀切与痛快相互交融，既不忍卒读，却似乎又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推动着我一直阅读下去。而每次读完朱先生的文章，毫无例外，我在大呼过瘾之余，也总会觉得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过去阅读《后望书》和《大国医改》如此，这次阅读朱先生的新著《怅望山河》亦复如此。
与《后望书》和《大国医改》所关注的社会问题并无本质的不同，朱先生在《怅望山河》中再次将自己推上媒体关注的焦点——他把视线集中在汶川大地震、南水北调、新安江水库，以及黄河、海河、淮河、长江等水系的开发建设与环境影响方面，以严谨的科学视角和深厚的专业素养，对新中国建立半个多世纪以来所发生的天灾和人祸，以及由此所带来的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对民生和社会和谐所产生的消极影响等诸多敏感的现实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检讨和深刻的反思。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朱先生在关注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问题的同时，也以犀利的笔触，揭示了当今社会一部分掌握话语权的“学术阶级”和政府官员的体制性冷漠与无耻，揭开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秘密，以及他们用以掩饰自己无知轻薄、媚世无节的遮羞布。
地震究竟能不能预测？石漫滩、板桥水库的惨剧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发展是不是只需要一些硬指标、硬项目和硬工程？“国家行为”是否一定需要平民百姓付出毁家迁移、颠簸流离的悲剧代价？身为体制中人，朱先生在现实生活中不能随心所欲地表态，在文字里却可以将自己基本的判断清晰表达出来。面对着气候和山川的改变，面对着大河断流、涓滴无收，面对着无数文化和科学精神的结点正在不断地被忽略、被抹去，朱先生自己无法保持沉默，当然更不能接受那些不负责任的专家和官员们避重就轻的推诿说辞。虽然明知不可为，但他依然秉笔直书，独抒己见，致力于还原那些长期被忽略的事实和被隐瞒的真相。正是在他层层深入的剖析和追问之下，一些引起争议的常识性问题渐次得到厘清，而一些被人为扭曲和遗忘的历史旧事，也重新进入公众的视野，并最终得到他们理性的审视和关注。
朱先生早年曾经是一位矿山技术员，其后又有着近三十年的记者生涯。矿山技术员的经历，培育了他脚踏实地的践行精神；近三十年的记者生涯，则让他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绝不人云亦云。朱先生说：“好的记者不仅仅是个‘杂家’，只要肯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也同样能成为一个作家，成为一个学者，甚至能一定程度上影响决策，发挥出较大的作用。”事实上，朱先生本人既是一位优秀的作家，又是一位有良知、有担当的学者，有时甚至还像一位充满忧患的诗人，为受伤的山河号泣，为恶化的环境歌哭。有人曾将朱先生称为“一个行将‘绝种’的文人”，的确，朱先生的文字就像思想的闪电穿过黑暗，而他本人，则常常在黑暗中踽踽独行，以一个知识分子的热血和激情，完成一种古典理想的造型。
从百年海河航运的兴起与衰落，到长江水系生态环境的渐变与突变——正是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黄河、海河、淮河、长江，江河枯竭；洞庭湖、鄱阳湖、白洋淀，湖涸淀干。以牺牲资源、破坏环境换来的发展终归是可疑的，不管那些“标志性工程”和“政绩工程”曾经有过怎样的辉煌，曾经怎样标榜“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它们最终都要接受科学的审视和历史的检验。关注山川大地，其实正是关注人类自身的生存状况，朱先生以自己的文字实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心灵的自救”，同时也兑现了对于这个社会的责任和担当。
《怅望山河》读后感(五)：信息时报专访朱幼棣：唤醒人的科学觉醒
5年前，朱幼棣出版了以关注生态环境为主题的《后望书》，在最后一节“回望奉节”中，他走进了长江三峡，但当时仍不能决定写些什么或怎样写。直到5年后的今天，在新作《怅望山河》中，他对后三峡时代的诸多思考才得到充分抒写，除此以外，他还写到了北京城的水危机，对海河治理的反思，新安江水库遗留的历史伤痛……
20多岁时，朱幼棣在矿山做技术员，每天在野外测量或到井下放样，他自学了所能找到的地质与成矿的书。因为是有色金属矿，朱幼棣整天接触的便是断层矿脉裂隙，古火山构造带，看惯了生与死、枯与荣，也习惯了大山的沉默与流水的喧哗，这段生活成了他刻骨铭心的记忆，也造就了他对山川河流的兴趣和情感。
上世纪90年代，朱幼棣还在新华社供职时，就曾经跟着国务院环委会走遍了大江南北，他先后采访过淮河、海河、辽河和太湖、白洋淀、滇池等重要河流湖泊的污染治理。对河流持续20多年的关注和观察，还有一份源于责任的紧迫感，让朱幼棣写下了《怅望山河》，他希望能还原那些被隐瞒或者被忽略的重要真实，还山河以“清白”，唤醒人的科学觉醒。
如果我们这代人再不写历史就会被遗忘了
信息时报：可否谈谈是什么促使你在《后望书》后继续写这类题材的书？
朱幼棣：我写这本书前后时间经历了5年之久。5年前出了《后望书》，讲城市化进程中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也讲到了一些江河水利工程存在的问题。但是当时写得比较匆忙，有一些话还没有说完。当时我记得有读者提出来说，你对长江三峡这么重大的问题怎么都没说。我说，《后望书》的最后一节已经讲了那个长江三峡问题。那时候还没有进入后三峡时期，很多东西看得不是很清楚。于是我就开始准备写这本书。
现在我们江河面临着什么？应该说，北方的江河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断流和枯竭；中部地区和南方河流主要是污染，而且许多地方地下水不能饮用。我就从一个宏观的层面上考虑、研究了主要江河这个半个世纪以来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跟工程建设、跟治理的指导思想有关。为什么现在海河完全断流？天津原来是一个繁华的港口城市，可现在没有港，海河不能通航。这都是最近50年来发生的变化，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也非常令人痛心。因为50年仅是两代人的时间。我们的孩子现在从小就认为城市就是高楼大厦，城市就是现在这个模样，就以为河流本来就没有水。北京的永定河，潮白河，都没有水。
实际上半个世纪以来，我们一步一步造成了江河断流，造成了这种可怕的变化。我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更深入更具体地研究，以后希望一些有志于此的人，能够在宏观层面上来统筹考虑我们的山河，我们的生态环境。我感到时间的紧迫，很多事情过了50年都忘记了，包括新安江水库。将近50年过去了，现在大家都知道千岛湖，电视上播出，在千岛湖发现水下古城，而且水利部门负责人说我们这条大坝，是水库和人和谐相处的典型，是水库、大坝和人类和谐一发展的一个典型。50年过去了，几十万移民曾经承受的苦难和付出的代价，就湮灭了，那么多移民背乡离井，那么漂亮的千年古镇被淹，就是现在从经济的角度来计算到底合适不合适，也是得不偿失的。一个装机66万千瓦的水电站，发电量能替代的能量，只有四五十万吨的煤，四五十万吨，也就一个小煤窑的产量，可是淹没了六百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于一个新加坡，相当于半个香港。这么大片的山林和耕地以及城镇沉落地水底下去了，就算是算地价，现在看来也不值。应该把快要淡忘的惨痛记忆，赶紧抢救出来，能够给我们的科学发展观提供一些教材，不管这个教材是反面还是正面的。现在有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新安江水库也应该算一个科学发展观的教育基地。
现在新一届政府提出国民总产值到2020年翻一番，而且标志着我们国家已经进入到后城市化社会。在这过程中，有些破坏是不可逆转的。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们提科学发展观，我想一个人的科学觉醒是很重要的，这个就跟我们民族觉醒、政治觉醒一样。
母亲河是不能根治的
信息时报：四五十年的时间，我们的河流山川就发生了那么多变化，你认为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朱幼棣：我想我们国家这个行动的效率是非常高的，只要一确定后，马上行动起来，雷厉风行。对于河流、对于城市建设，我们建设的思路和理念上是出了问题，比如说河流的治理。北京永定河潮白河，包括海河，包括黄河长江，都是我们的母亲河，我们怎么对母亲河？如果你一定认为母亲河是个坏河，一定要把海河根治了，这就不对了。这个母亲可能有很多的缺点有很多的毛病，脾气可能比较暴躁，有一点喜怒无常，但毕竟是母亲，母亲是不能根治的。要根治母亲河的，可以说是不肖儿孙所为。
我这本书里写到，北京中华世纪坛的第一幅浮雕，一百万年前历史的泥河湾文明遗址，就是在永定河上游桑干河的边上。我们中国古代的文明，就是沿着河流走来的，河流养育了我们最初的文明。
我们祖先最早认识河流的规律，包括河的汛期，他们就居住在河边上，无论是新石器时代和旧石器时代，人类主要是沿河而居。人类和河流始终是不离不弃。到了这个世纪以后，我们碰到了几场水灾。比如说1963年，海河流域的水灾。这个水灾可能有自然原因，也有很多人为的因素，因为那个时候修的水库质量比较差，都是土坝，就死了很多人，这时就马上说河害人，就要根治海河。海河是根治了，花了十几年时间，每年都上百万人在工地上修水库，整整干了15年左右。把海河给根治了，根治的没有水了。天津没有水了，然后就开始引滦济津。天津是九河下游，竟然没有了水。引滦济津刚刚完，又开始引黄济津，现在又南水北调。一个工程接一个工程。这样干下去我们还有一个休止吗？
和四五十年前相比，我们现在的工程技术提高了，问题是人类自己怎么控制自己，怎么控制那种追求最高、最大效益的欲望。要有所约束，要兼顾各方面利益，兼顾人和土地和山林自然的关系，这就是后工业化时期生态文明最核心的问题。
后三峡时代的生态问题
信息时报：你花了两章来论述后三峡时代的生态问题，你认为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朱幼棣：现在面临最紧迫的问题是长江中下游水系的变化。很难说这个变化是好是坏，现在看不出来，长江三峡已经建成，该不该建由子孙后代来说，但目前中下游水系生态的变化一定要引起重视。长江三峡上游截住了长江干流三分之二的长度，截住的水量是二分之一，如果说这种情况的话，对下游的水系的生态一定会产生严重影响。长江中下游是人口最集中经济最发达的地方，是河湖密度最大的地方，洞庭湖、鄱阳湖，还有很多通江的湖泊，对河床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现在远远没有研究，包括对气候，一定会有影响。现在能看到的洞庭湖和鄱阳湖年年干旱，因为秋水没有了，秋天平水期几乎没有了，洪水期后就是枯水期，长江三峡从9月10号开始蓄水，一般到11月底，两个月，秋水是最好的水，所谓望穿秋水，把平水蓄了，一到9月，很快一过汛期就进入枯水期，这个时候对相关湖泊影响就很大。特别是鄱阳湖不可避免的，因为鄱阳湖在江西，在东面，雨季来临比较早，4、5月开始有了，从4月到9月，降雨是往西移的过程，9月鄱阳湖就有雨了，如要蓄住水，长江水位要比较高，长江水位一低就蓄不住水。连年干旱，长江枯水期偏早，湘江靠洞庭湖托，湘江枯水期也早，航运成问题。
后三峡时代，效益明显，问题也明显，我们应该怎么做，这个不是我一个人能研究的，只是提出一个问题。
信息时报：你认为，从哪个环节上可以改变因决策而造成的一些问题？
朱幼棣：在修建某个工程的时候，可能在决策过程中某一个部门就起了主导作用。比如，一搞水利工程就出现这样的情况，用一个综合效用把这个工程给包裹起来，这工程有防洪、航运、发电等功用，实际上呢，最大的利益就是发电，但是一裹到一起来就不好办了，就让政府来负担，因为有防洪，政府就有了责任，就得出移民的钱。但防洪真需要修这么高的大坝吗？修得这么高，一定是为了某个方面利益的最大化，比如说，发电的利益最大化。这样，另几个方面的利益可能会受到损害，比如航运。
所以，讨论一个工程时，如果不把它几方面的效用分开，把商业利益和社会效益仔细地给研究分析透，就很不好办。重大的工程最好能够增加透明度，有通盘的考虑，包括生态环境上是不是受影响，究竟是要建高坝低坝还是建中坝，哪个最好，哪个能达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而不仅仅考虑企业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信息时报：书中涉及了很多领域的问题，包括机制的问题，你觉得这些问题难不难解决？
朱幼棣：我想，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发挥作用，每个人都做一些自己的工作，有大有小，那就很好。
有些东西形成了一个机制以后，就像形成了一把锁，把它给琐住了，这把锁可能是上了锈的锁，可能大家都看这个锁存在着问题，可能有一天某个事情，大家都觉悟了以后，某一个事件，一个偶发事件突然把这个锁给打开了，我们的山河环境、生态城市建设也一样。但是它可能不只是一把锁，可能有若干把锁，只要我们不断地试图打开，借我们自己的努力，不管它是锁了多久是不是生锈，一定也是可以早晚有一天把它打开，打开之后走过了这个门槛，就会有一个新的世界。
本版采写 信息时报记者 陈川
朱幼棣
学者、作家。曾为新华社记者、国务院研究室司长。现为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研究员。生于浙江黄岩。做过矿山技术员，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现为国家软科学评审委员会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大学兼职教授，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副会长。出版过十多部著作，有《后望书》、《大国医改》和新作《怅望山河》等。
《怅望山河》读后感(六)：缺水的人
正在看这本书，心里最希望的是去这些地方去看看。看看那些地方的山与河流，现在是什么样子，想看看那些地方的人，现在的生存与生活方式是怎样。
作者以非常宏观的视野考察了我们的山川河流，展现了近半个世纪以来重大工程的变迁。他分析得越是深入，心情就越是沉重。面对茫茫山河，怅然情绪不禁升起。朱幼棣以强烈的新闻敏感性和社会责任感，关照我们的山河。他先后采访过淮河、海河、辽河和太湖、白洋淀、滇池等重要河流湖泊的污染治理，也带领一个中华环保世纪行的记者团去长江三峡地区考察。这是他的经历让他如此关心山河治理。而我们呢？这些难道与我们无关吗？在我们都在谈论旅游的时候，可曾想过相机中记录的风景，也许在几年后就会消失。那些我们知道的河流居然都已经没有水流过，这是多么讽刺！我们的目光，我们的镜头，到底应该投向哪里？
身边有个朋友来自于南水北调工程调水地，他就不大喜欢这个对北方人民可能说是有利的工程，因为他的家乡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原来的水要被抽调走，本地的生态环境肯定会受到影响也很有可能会遭到破坏。历来这些工程的上马都是急功近利，当地人要承受最后事件带来的痛苦，可是他们却只能接受这个结果。既不知道这个即将影响自己生活的事件是如何决定，更加不用说参与了。这是多么悲哀，当一个地方的生态水系由于人为的原因遭到了破坏，不想办法去解决自身的问题，却要大动干戈从另一个生态水系调动资源来缓解，这无疑是饮鸩止渴。
每个人的生活与生存方式可以由每个人自己选择与决定，但是却又不是，因为每个人都处于这个变动的大环境中，每个人都被裹挟进这个潮流往前走而不自知。我们怎么能对这个环境无动于衷呢？越是基础的越是宏大的工程，对人的影响越是深刻。
《怅望山河》读后感(七)：新京报专访朱幼棣：沉痛江河史
朱幼棣 1950年生于浙江黄岩，做过矿山技术员，历任新华社国内部副主编、中共山西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国务院研究室司长等职。代表作有《后望书》《大国医改》等，新作《怅望山河》日前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
晚明时期袁中道在《游居柿录》中对圆明园一带的景色有过这样的描写：“西直门北十余里，地名海淀，李戚婉园在焉。亭台楼阁，直入云霄，奇花异草，怪石美箭俱备。引玉泉流水入清渠，可数里，泛大楼船其中，宛似江南。”写下这些文字时，袁中道不会想到400年过去后，不是能不能在海淀泛大楼船的问题，而是整个华北平原已经从曾经的丰富水资源变成了今日严重水危机的地带，地下水的过度开采让北京这座城市形成了以红庙为中心的地下水漏。是什么造成了今日的局面？水危机、河水断流、一个又一个的调水工程背后到底是何种原因？有没有改善的办法？后望之后又怅望，朱幼棣自2008年动笔的《怅望山河》一书，就是在回答这些问题。
谈创作缘由
“我写作时心情相当沉重”
新京报：你说过《怅望山河》是《后望书》的延续？
朱幼棣：从作品的内容上来说有延续性，写《后望书》时有一些问题了解得还不是很透彻就没有涉及，留到了《怅望山河》。《后望书》只写到黄河，这次补上海河、淮河、长江中下游，展现了河流和文明的关系。我们的文明是江河孕育的，祖先是沿着河流走来的。永定河上游的泥河湾有一百多万年前的古人类遗址，泥河湾的浮雕刻在北京中华世纪坛上。在写《怅望山河》那些日子里，我常常觉得自己似乎在写江河史。
新京报：你的初衷并没有打算写成江河史？
朱幼棣：最初的动因想把江河的现状告诉大家。现在孩子以为河流就是干涸的河床；桥就是建在马路上的；村子里原本就没有小河。实际上生态的巨变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也就是半个世纪。两代人的时间，我们国家大地上许多河流湖泊干涸了，消失了。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发生的灾变，是几千年来所没有的。海河水系魏晋南北朝已基本定型，海河是华北平原上最大的河流，是华北的母亲河，近50年突然就干涸断流了。我想把这一代人的经历，把历史的记忆告诉下一代。
新京报：所以就演变成了江河史？
朱幼棣：写的时候，很多历史的、思想的、人文的记忆纷至沓来，涌到眼前。人类是一万多年前第四纪冰期结束后开始了上升的历程。旧石器、新石器时代也就是五六千年。人类沿河居住，从山谷森林走向平原。二十世纪后半叶发生的江河污染或者断流，很多人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是前所未有的大灾变，会给我们的未来带来许多不确定的前景甚至梦魇。海河、黄河都出现过多次断流，成了一条季节河，有些大河在地图上也画成了虚线，所以我写作时心情也相当沉重。
新京报：你说这是前所未有的大灾变？
朱幼棣：对，这么短时间发生的生态巨变，我不能简单说是好还是坏，有些好坏需要隔一段时间才看得出来，但是至少一些灾难已经显现。淮河污染严重，黄河时常断流，华北地区更加干旱，北京、河北地下水位严重下降，形成了大面积漏斗。我在写作的过程里，想找出导致这些现状的根源。
谈治水策略 “思想与观念都需要改变”
新京报：你找出的根源是什么？你在书里写到了在1963年水灾之后，持续15年左右的对海河的治理过程。
朱幼棣：比如当年毛主席提出“一定要根治海河”的指导思想就不太正确。华北地区平均年降雨量在500-600毫米左右，缺水和干旱是主要矛盾，而不是水灾。1963年海河流域水灾之后，把偶发的洪水作为主要矛盾，对海河全流域进行治理，层层筑坝拦截，要求河水不出山。几百万人奋斗了十五六年，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宣布海河治理成功。但干旱缺水就接踵而至了。海河下游水量丰富的天津首先感到缺水了，这个时候接着开始引滦入津工程，再接着又引黄济津，接下来上马“南水北调”工程，一个接一个工程，至今未有穷期。结果是，水灾没了，地表河的径流量也没了，地下水也没了。不从根本上反思指导思想、治水的理念有什么失误，不恢复最低的河流生态流量，那很难说是成功的。
新京报：你的书里提到中国水库缺乏规划，建设量很大，国外怎么做的？
朱幼棣：国外对河流开发的强度普遍比中国低很多，我们对海河开发强度到了80%以上。一般说，国外很少有超过50%的。大跃进是从兴修水利开始的群众性运动，和大炼钢铁一样，几乎每条干流支流都筑坝。小水库属于地方管理，很难有一个统筹全流域的科学规划。水利部门只能指令什么时候放多少水，但是企业可能有很多理由并不严格执行。比如，要永定河上游放多少水，山西那边说，我们也干旱呢。水利部门处于很矛盾的状态，恢复生态流量，有的人就认为这样“水白白流走了”，实际上就是卖不了水了。这些思想与观念都需要改变。维护河流生态流量与工农业生活用水，未必非此即彼、你死我活。保持河流生态流量应该是最重要的，也是地表水与地下水转换的需要。
谈水与发展 失误有纠正但未到理性高度
新京报：但是你书里也说到，在历史上北京是水资源很丰富的城市？
朱幼棣：北京的水资源原来是充足的，永定河北京以上流域面积4万多平方公里，再加上潮河和白河，流域面积超过半个浙江。永定河上官厅水库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大坝加高，库容扩大到40多亿立方米，现在为什么年入库水量只有2.5亿立方？而且北京用水光是应急的话，从黄河小浪底调水就够了，这条调水线路都在那儿了。
新京报：你在书里还提到华北过度开采地下水，北京是以红庙为中心形成了地下水漏。
朱幼棣：现在上游的水库层层拦截了河水，河水没法流到下游去，造成中下游彻底干涸，湖泊调节河水的作用也就失去了。华北是主要农业区，过去靠河流灌溉为主，现在靠地下水，农民家家户户用地下水。水库没法灌溉华北平原，引水渠修不了那么长（平原没法建水库，水库主要在太行山里。）过去打深井受到技术上的制约，只能打一二十米。现在技术上不是问题，打100米都没有问题，可以用深水泵。这往往就把地下含水层给打漏了。就如我在书中说的，农村篱笆墙和狗还在，辘轳却消失了。
新京报：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些问题，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变现状吗？
朱幼棣：五六十年来我们经济建设走了很多弯路，对其中的失误教训并未进行系统的梳理总结。我们习惯于向前看。后望不是翻旧账，要进行用科学的分析研究。如果过了30年还不去考虑这些问题，失误可能还会继续下去。目前有的已经调整，得到了纠正，但并没有提高到理性高度。这就是我在书中提出的，如东川口一炮打出来的水库，后溃坝造成了几百人死难，为什么不建个“科学发展观教育”基地？彼得·海斯勒（何伟）中国三部曲之一《江城》中写道：“在其他地方，我都没有如此强烈地感受到这两种不同的历史，一边是自然的，另一个——尽管结果不同——却一直循着直线往前：进步发展、控制”。“中国这个国家早就习惯了做出困难的抉择，而这样的抉择可能连想都没有想过”。我不知道是赞扬，还是有其他含义。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姜妍
《怅望山河》读后感(八)：从人文的“失落”到科学的“异化”
《怅望山河》是朱幼棣继《后望书》之后的又一反思之作，思想上也是一脉相承。我虽未读过《后望书》，但对其也有过关注，略知其大致主旨。“后望”，就是要反思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之余，人文关怀的失落和传统历史文化的绝迹。如今，朱幼棣继续叩问山河，带我们寻古问今，听一听山川大河的无声浩叹。
本书中，朱幼棣从汶川大地震的舆论导向谈起，话题从地震预报，到河流治理，再到大坝影响，可谓纵贯河山，结合古今。作者长期在新华社任职，对许多事件都有着第一手的经历和材料，然而他的论著，却一点也没有主流媒体的“和谐”味道，而是充满了惆怅、忧虑、反思乃至问责。对于从汶川地震到北方缺水等一系列的环境异变，他其实始终在问一个问题：“这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这是一个太过敏感的问题，媒体往往避而不谈，而大肆宣扬“抗洪救灾”的伟大精神。然而，关于这个问题的质疑，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地震可以预测吗？水坝对下游水体是否有影响？天津、北京的缺水，与海河上游的拦阻是否有关？虽然不时有专家出来“辟谣”，然而缺乏基本逻辑的说辞往往令人疑虑更重。而作者在本书中，以一个前地质工作者和新华社记者的角度，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深刻的剖析。不仅有理有据，视野宏大，更浸透了浓浓的人文关怀，难怪其被称为“如今少有的仍有传统士大夫精神的知识分子”。
《后望书》的反思，是“人文的缺失”，而《怅望山河》之中，则进一步探问了“科学的缺失”。也许有人会说，“科学发展观”不是一直挂在嘴边吗？又何时缺失过呢？可我们所说的“科学”，与其本来面貌相比，已经改变了太多太多。如果说过度依仗理性，关注经济，少了人文关怀是其“异化”的开始，那么在我们国家，其异化还体现在至少三方面：
先是科学的“政治化”。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的“政治挂帅”传统，科学往往沦为为政治“鼓与呼”的附庸角色。且不说以往“战天斗地”“人定胜天”的荒谬时代，科学能有什么地位；也不说如今仍被老一辈人称为“三年自然灾害”的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即使是在今天，科学论证仍然可能出于政治决策的“倒逼”，专家的“辟谣”也往往是为了所谓“大局稳定”而非科学本身的实证。可是如此一来，科学也就失去了自己宝贵的独立性和客观性。
再是科学的“官僚化”或“职业化”。以往人们说起科学家，往往对其对自然世界的探索精神佩服不已。然而如今，科学也成了赖以为生的一种工作手段而已，早已不复往日激情。更有甚者，国内素有“专家”兼有行政职务的传统。于是，碰到问题，不是探寻清楚，而是能避则避。明哲保身，经费职位，这些才是他们看重的。至于问题是否得到了解决，那就无所谓了。“地震无法预测”之类的言论，便是此类推诿之词的典型。只可惜，往日科学的探索精神和热忱，在如今的“科学工作者”和“专家官员”身上，已经所剩无几。
还有是科学的“迷信化”。说起来科学和迷信本应势不两立，可如今一些人对待科学，利用科学的态度，却和以往利用迷信愚民者并无二致。一些所谓“专家学者”，利用自己的权威地位和话语垄断权，面对质疑或反对声音，非但不以科学精神加以讨论，反而一味自恃权威，强词夺理，信口雌黄，压制异见。其结果，就是令权威崩坏，公信沦丧，“专家”沦为“砖家”。而一般受众，在享受科技发展便利的同时，并没有真正培养自己理性思考，科学实证的态度，不是盲信权威，就是一味排斥。其结果，就是科学精神中本应具备的理性精神和合理质疑精神的不再。“科学”反而成了另一种名目的“宗教”。
诚然，旧时风景的变易，山河美景的消失，是值得我们哀思和叹息的，但毕竟我们还能说服自己：这是发展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哪有千年不变的风景呢？文人式的抒情怀旧，终归只是旧梦难回而已。然而，如果这种代价所带来的发展，非但没有换回美好的未来，反而令未来更加堪忧；如果我们赖以发展的科学工具，本身已经是面目全非，那么其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将来？“后望”已是令人怅惘不已，“前望”更教人看不清出路。我们付出了人文的失落，付出了环境的恶化，付出了千万人的健康，结果又换来什么？为了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GDP的数字吗？
怅望山河，山河不语。是啊，对于山河来说，几十年的演变，比起地球几十万年的变迁，又何足道？该惆怅的，依旧是人类自己。毕竟，我们虽号称万物之灵，其实至今也只是生活在地球表面这一狭窄范围内的生物而已。科学追求的，绝不是虚妄的自大，而是和谐的共存。“科学觉醒”，不仅是作者的感悟，更应该是我们每一个现代人都应该思考的命题。
《怅望山河》读后感(九)：河山犹在？ ——《怅望山河》的自然之问
河山犹在？
——《怅望山河》的自然之问
城市雾霭重重的大气、日渐消失和臭腐的城河、退化和远离的绿地……一年一年，当一页页的记事历被更替，我们关于自然的记忆逐渐被各种钢筋水泥和无差别的绿化植被覆盖，如何能够告诉自己，这片土地，就是我们生生不息的家园？怅望山河，每一条河流，每一座山川，再也不复原来的模样，人工截起的大坝阻拦了河流奔腾东去的方向，梯田割裂了根系深茂的丛林，流失的泥沙浑浊了我们的水源，而被冲走的何止是土壤呢，潮湿的空气里面曾经有过的清新的氧气与和谐诗意的环境也不复存在了罢。
水库地震、河流干涸、湖泊污染、被迫搬迁的家园，这个多震、多旱、多涝的中国，不是在昨天，也不是自然的，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从汶川地震、玉树地震到北京缺水、海河断流，从南水北调的河区危机到天津的“无津”，从白洋淀污染的悲鸣到新安江水底被迫沉入的千年城池，从三峡天气的影响到鄱阳洞庭的生死……作者朱幼棣用沉痛而不乏严谨的叙述，讲述了属于这片土地上山河的失意与怅惘。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故事我们不是没有听过，而是麻木地更加厉害，仅仅着眼政绩观短视的政策、只关注经济效益不关心环境和社会影响的发展思路、迎合权把子放弃科学真理和真相探寻的“专家”以及放弃抗争和法治的沉默的大多数，我们都是让山河破碎风飘絮的推手，悬崖上掉落了我们的乡土和家园。
伴随着建设和投资，从东部到西部，从北疆到南国，狂热的人们以科学和发展的名义“改造”着自然，寻求某种“人定胜天”的自卑的胜利，而环境对人类的报复总是在看不见的时候到来——犹记否，07年洞庭湖的堤坝上的鼠灾成患？犹记否，一个个被迫油漆上绿色的“秃顶”的山包？犹记否，那些乡村或者城镇里面被污水毒害到泛起恶臭和油光的水源？如果不记得，那么，大雨过后依然灰蒙蒙的天空，日渐加重的呼吸道疾病，被空气腐蚀的家中的不锈钢护栏……我们太过健忘，或者我们太天真，我们放弃掉了我们自己的家园，当转身的时候，它已经没有了可以供给我们回忆和疗伤的一片天地。
“长江 长城/黄山 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无论何时 无论何地/心中一样亲/流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就算生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曾几何时，我们以地理上那些如母亲一般温柔和父亲一般坚强的名字作为我们游子在外不变的一腔乡愁，而当低矮的屋檐也不见，城市千篇一律的模样，不再涌流的趵突泉和月牙泉们定义的家乡情结和美景中国，以及时时存在隐患的悬在我们头顶上的堤坝和天量的水汽，能否继续带来这样的情感呢？当我们回忆起我们的乡土的时候，留下的，是颓唐的小城镇富营养化的水体、垃圾场、无情的柏油路、总也好不了的咳嗽……河山犹在？
我们愿意问出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没有它的因果，不知它的答案。
“这些年来，怅望山河，我们已经失去得太多，而且这种破坏性的开发利用至今仍在继续。”“世界正处于大变局中，除了政治觉醒、思想解放外，我想不可或缺的，是人的科学觉醒。如是，在建设和改革中，就可以少走许多弯路，执着地面向未来。”
《怅望山河》是作者的“科学觉醒”，是作为一个人对于生存的环境的责任，而我们需要的，是在我们阅读了这样一本帮助我们思考人与自然的反思之作之后，去问出我们自己的自然之问。
用行动代替答案。
y 林怿
2013年2月18日23:05:14
写于御庭园
《怅望山河》读后感(十)：推荐一本失望的书
虽然我对这本书的评价给了四星（推荐），但是我依然还是觉得这算得上一本失望的书。我不是书托，也没有精神分裂。
《怅望山河》是朱先生继《后望书》、《大医改》之后的又一力作，书中以汶川地震为引子，畅谈了自己关于地震、河流建设的众多看法。其中既不失事实论证，也不失感慨书情，可以算得上一本值得推荐的书。然而令我失望的是，这是一本感情丰富到逻辑略显单薄的书，让我们还是从头说起。
朱先生说，本书最早写于汶川大地震之时，断断续续花了这么多年功夫补充、完善。而这本书写作的理由之一，或许就是面对专家的无耻，当他看到一个年轻的专家在电视上说地震的三大不可预测，简直就是出离愤怒了，于是本着作为一个老地质工作者的良心，决定要对此进行反驳。
其实，我觉得朱先生无须对此太友邦惊诧了。事实证明，比起火山、地震，人们最担心的还是“专家辟谣”，而朴素的生物知识也告诉我们，至少地震之前还是有些征兆的，比如青蛙、老鼠出动。朱先生将此归结于政府的不重视，比如以前的地质研究归到了国土资源部，而学术的官僚化、技术化也使得专家信口开河。
当然，在我看来，其实政府部门是希望能预测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是越出事，政府就越做大。地震之后，至少地震局是有底气、有资金了。然而真正问题是，即便投入再多的预测，你能跳出官僚体系来说话吗？让我们做个假设，现在有一份报告摆在你的桌面，说明天有70%的几率在某地发生地震，你作为负责者你敢去发布吗？如果明天不发生，这责任谁承担？迁徙中的各种问题谁负责？
似乎说远了。在论述完地震可以预测的结论后，朱先生将矛头对准了山河的改造。改造旧山河曾经是多么雄伟的概念，但如今，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这些工程。比如南水北调，比如拦堤修坝，比如水库建设。朱先生都给出了一个自己的答案，当然，我在此还不敢认同这些观点。这也是我比较失望的理由，因为朱先生或许太过注重于煽情，因此少了必要的技术分析，比如说到北京，会突然说起巴塞罗那的奥运场馆建设，虽然看上去像是要对比，但这种突兀，显然没有给我足够多的理由来说明城市建设的方式与方法。或许，是我这理科生固有的思维执着，我总觉得这本书还缺少详细的证据支撑，我可以理解人们对自然的改造最终会反噬人类自身，但究竟有多大的危险，以及我们是否以今天的标准来绳昨日之事，这些其实都是值得细细推敲。
但我觉得，这本书真的值得大家去读一读，因为这样，我们才能放下科技决定论的观点，重新给我们自己提个醒，今天你在用水，但明天的水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