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怅望山河》读后感10篇
《怅望山河》是一本由朱幼棣著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元，页数：385，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怅望山河》是朱幼棣继《后望书》之后的又一反思之作，思想上也是一脉相承。我虽未读过《后望书》，但对其也有过关注，略知其大致主旨。“后望”，就是要反思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之余，人文关怀的失落和传统历史文化的绝迹。如今，朱幼棣继续叩问山河，带我们寻古问今，听一听山川大河的无声浩叹。
本书中，朱幼棣从汶川大地震的舆论导向谈起，话题从地震预报，到河流治理，再到大坝影响，可谓纵贯河山，结合古今。作者长期在新华社任职，对许多事件都有着第一手的经历和材料，然而他的论著，却一点也没有主流媒体的“和谐”味道，而是充满了惆怅、忧虑、反思乃至问责。对于从汶川地震到北方缺水等一系列的环境异变，他其实始终在问一个问题：“这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这是一个太过敏感的问题，媒体往往避而不谈，而大肆宣扬“抗洪救灾”的伟大精神。然而，关于这个问题的质疑，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地震可以预测吗？水坝对下游水体是否有影响？天津、北京的缺水，与海河上游的拦阻是否有关？虽然不时有专家出来“辟谣”，然而缺乏基本逻辑的说辞往往令人疑虑更重。而作者在本书中，以一个前地质工作者和新华社记者的角度，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深刻的剖析。不仅有理有据，视野宏大，更浸透了浓浓的人文关怀，难怪其被称为“如今少有的仍有传统士大夫精神的知识分子”。
《后望书》的反思，是“人文的缺失”，而《怅望山河》之中，则进一步探问了“科学的缺失”。也许有人会说，“科学发展观”不是一直挂在嘴边吗？又何时缺失过呢？可我们所说的“科学”，与其本来面貌相比，已经改变了太多太多。如果说过度依仗理性，关注经济，少了人文关怀是其“异化”的开始，那么在我们国家，其异化还体现在至少三方面：
先是科学的“政治化”。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的“政治挂帅”传统，科学往往沦为为政治“鼓与呼”的附庸角色。且不说以往“战天斗地”“人定胜天”的荒谬时代，科学能有什么地位；也不说如今仍被老一辈人称为“三年自然灾害”的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即使是在今天，科学论证仍然可能出于政治决策的“倒逼”，专家的“辟谣”也往往是为了所谓“大局稳定”而非科学本身的实证。可是如此一来，科学也就失去了自己宝贵的独立性和客观性。
再是科学的“官僚化”或“职业化”。以往人们说起科学家，往往对其对自然世界的探索精神佩服不已。然而如今，科学也成了赖以为生的一种工作手段而已，早已不复往日激情。更有甚者，国内素有“专家”兼有行政职务的传统。于是，碰到问题，不是探寻清楚，而是能避则避。明哲保身，经费职位，这些才是他们看重的。至于问题是否得到了解决，那就无所谓了。“地震无法预测”之类的言论，便是此类推诿之词的典型。只可惜，往日科学的探索精神和热忱，在如今的“科学工作者”和“专家官员”身上，已经所剩无几。
还有是科学的“迷信化”。说起来科学和迷信本应势不两立，可如今一些人对待科学，利用科学的态度，却和以往利用迷信愚民者并无二致。一些所谓“专家学者”，利用自己的权威地位和话语垄断权，面对质疑或反对声音，非但不以科学精神加以讨论，反而一味自恃权威，强词夺理，信口雌黄，压制异见。其结果，就是令权威崩坏，公信沦丧，“专家”沦为“砖家”。而一般受众，在享受科技发展便利的同时，并没有真正培养自己理性思考，科学实证的态度，不是盲信权威，就是一味排斥。其结果，就是科学精神中本应具备的理性精神和合理质疑精神的不再。“科学”反而成了另一种名目的“宗教”。
诚然，旧时风景的变易，山河美景的消失，是值得我们哀思和叹息的，但毕竟我们还能说服自己：这是发展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哪有千年不变的风景呢？文人式的抒情怀旧，终归只是旧梦难回而已。然而，如果这种代价所带来的发展，非但没有换回美好的未来，反而令未来更加堪忧；如果我们赖以发展的科学工具，本身已经是面目全非，那么其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将来？“后望”已是令人怅惘不已，“前望”更教人看不清出路。我们付出了人文的失落，付出了环境的恶化，付出了千万人的健康，结果又换来什么？为了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GDP的数字吗？
怅望山河，山河不语。是啊，对于山河来说，几十年的演变，比起地球几十万年的变迁，又何足道？该惆怅的，依旧是人类自己。毕竟，我们虽号称万物之灵，其实至今也只是生活在地球表面这一狭窄范围内的生物而已。科学追求的，绝不是虚妄的自大，而是和谐的共存。“科学觉醒”，不仅是作者的感悟，更应该是我们每一个现代人都应该思考的命题。
《怅望山河》读后感(二)：再后望，唤科学醒来
再后望，唤科学醒来
评《怅望山河》
第一次认识朱幼棣，是从他的《后望书》开始的，他对于祖国河山历史、人文、地理了解的深入，非同小可。建国以来大跃进式的社会运动和经济改革，给华夏大地的各种破坏，在他的笔下显得如此不可思议，但事实就是这样，我们无能挽回的就是已经恶化的环境和生态。《后望书》中展现的是他对历史文化遭到各种破坏的深入考察分析，以及他悲天悯人的学者情怀，向各种非正常行为质疑“开炮”、敢为天下先的士大夫情节。《怅望山河》其实就是《后望书》的续集，从作者应允从“长江三峡及相关问题”继续深入说一些环境和生态问题开始，以汶川地震是否可以预报为题质问当今的科学精神，到详细说明中华大地每一条被破坏的大型河流、湖泊并探究其背后原因，再一次的后望，用一次次的追问，以期唤醒科学精神的回归。
后望是为了更好地前行，可是看到一次次环境恶化的问题重演，及时原因很明了却无能为力，怎让人不怅惘？再一次的后望，只是希望能从过往的经验教训中汲取更多的前进动力，只是每一次的后望，都必须经历那些令人痛惜的过去，这种后望如何不怅惘！在看这本《怅望山河》期间，北京正在经历着“厚德载雾，自强不吸”的雾霾天气，城市的人们用口罩隔离着他们呼吸的空气，心里咀嚼着“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个中的滋味。一场雪后，空气终于清新了些许，可是第二天故态复萌，雾霾天气似乎要和这个城市紧紧亲密地拥抱了。
没有大师的时代，前行的路上难有智慧的光芒。在灰暗的阴霾中，我们依然看不到科学的闪光。不用说三峡、南水北调这样的重点工程需要科学精神，汶川大地震、玉树地震不能预报，那么几十年前的海城地震我们怎么成功地预测到了？一条又一条的河流干涸，怎么没有人考虑缓建水库或者优化方案等其他措施，而仅仅是为了GDP一次次匆忙上位？北京是中国的首都，也是首堵，这座城市堵塞的治理、环境的整治、老百姓的车房问题也需要有科学的精神，而这不一定需要大师的智慧，仅仅需要科学的客观公正和独立思考。记得2008年奥运会期间，北京的空气质量达到了空前的良好，可是接下来却每况愈下，这不能说明我们的环境完全有条件改善么？
后望有无数的悔恨，前行充满不仅的怅惘，没有大师，没有科学的日子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愧对山河，愧对历史的悲切在《怅望山河》中久久不息。再后望，只为唤醒科学精神的回归，重整河山！！
2013-1-27
《怅望山河》读后感(三)：“功在千秋万代”的觉醒
与朱幼棣的前作《后望书》比起来，《怅望山河》目光更加专注，也更多了许多惆怅。在《后望书》中回望建国以来各种被人为抹去的文化符号，那些大开大建的历史场景，那些历史文化古镇的灰飞烟灭，那些为了道路为了利益一再退让的老传统建筑一再地被铲除、被拆迁、被商业、被刻板化、被形式化。。。一切的一切都看得人极为难受和痛心。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两手抓的号召到头来只剩下物质文明的一枝独秀，留下焦灼、焦虑、急躁的人们无处哀伤逝去的心灵寄托。从《后望书》到《帐望山河》整体上调子是一致的，依然是后望，依然是怅然，依然是反思，依然是忧虑。《后望》里思考文化文明，历史遗迹与古建筑，《怅望》里则是地震、江海水资源、生态与生存。作为传统的知识分子，朱幼棣忧思重重，他身上也有独特的敢言士大夫精神，种种诘问皆发人之不敢言。我想他在这些诘问中试图唤醒着国家、政府和社会良知的道德心。
水是生命之源，我国水资源丰富而又短缺，这是常识，然而不知道的是原来情况严重到这般地步。书中附了大量的照片，“海河”名不副实，海河的水不再流入海里，变成了内陆河；北部大旱，庄稼全烂在地里；北京缺水，天津缺水，华北全面缺水，曾经富饶风景秀丽的白洋淀快要变成干淀；南水北调忙着南水北调，可是发现所有的河上都有桥，可是河里都没有水。。。。生态严重失衡，也不能怪灾难总以暴戾的形式出现。
怅望山河而无语，千百年前的那片山河依旧在，却已物是人非。没有水，即便一片繁华又如何，曾经的丝绸之路，曾经的楼兰，曾经的敦煌，不都湮没于黄沙之中。系统地跟随作者的足迹，走过这些原本是沃野和盆地的村镇，看过那些淹没于水底的古镇牌坊，恍然又一次文明的消失，不光是天灾，更是人力所为。看这些人定胜天的种种壮举，看满目创痍的山河，再看同片山河上热火沸腾的建筑工地，又想起孔尚任《桃花扇》里所唱“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没有出路，没有未来，只有茫然无措与“为谁辛苦为谁忙”。
在后记里作者说，这本书的写作其实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跨度，从2008年春天汶川地震前就已动笔，直到2011年才完稿，写的过程中写写停停，也愈加认识到拒绝肓从，独立思考的重要，甚至将这种书写视为“一个知识分子心灵的自救”，在他眼里“知识，首先是一份责任，一份担当，一种整体把握和判断，还有作为后来者对历史进程的科学理解和解读”。那么，参与其中的知识分子们呢？我们呢？作者提倡要科学觉醒，其实不若说是生态觉醒，更具体点是“功在千秋万代”的觉醒啊。
《怅望山河》读后感(四)：为受伤的山河号泣歌哭
作者：王淼，发表于晶报
每次阅读朱幼棣先生的文章，我总会产生一种十分相似的感觉，悲愤和遗憾彼此交织，剀切与痛快相互交融，既不忍卒读，却似乎又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推动着我一直阅读下去。而每次读完朱先生的文章，毫无例外，我在大呼过瘾之余，也总会觉得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过去阅读《后望书》和《大国医改》如此，这次阅读朱先生的新著《怅望山河》亦复如此。
与《后望书》和《大国医改》所关注的社会问题并无本质的不同，朱先生在《怅望山河》中再次将自己推上媒体关注的焦点——他把视线集中在汶川大地震、南水北调、新安江水库，以及黄河、海河、淮河、长江等水系的开发建设与环境影响方面，以严谨的科学视角和深厚的专业素养，对新中国建立半个多世纪以来所发生的天灾和人祸，以及由此所带来的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对民生和社会和谐所产生的消极影响等诸多敏感的现实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检讨和深刻的反思。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朱先生在关注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问题的同时，也以犀利的笔触，揭示了当今社会一部分掌握话语权的“学术阶级”和政府官员的体制性冷漠与无耻，揭开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秘密，以及他们用以掩饰自己无知轻薄、媚世无节的遮羞布。
地震究竟能不能预测？石漫滩、板桥水库的惨剧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发展是不是只需要一些硬指标、硬项目和硬工程？“国家行为”是否一定需要平民百姓付出毁家迁移、颠簸流离的悲剧代价？身为体制中人，朱先生在现实生活中不能随心所欲地表态，在文字里却可以将自己基本的判断清晰表达出来。面对着气候和山川的改变，面对着大河断流、涓滴无收，面对着无数文化和科学精神的结点正在不断地被忽略、被抹去，朱先生自己无法保持沉默，当然更不能接受那些不负责任的专家和官员们避重就轻的推诿说辞。虽然明知不可为，但他依然秉笔直书，独抒己见，致力于还原那些长期被忽略的事实和被隐瞒的真相。正是在他层层深入的剖析和追问之下，一些引起争议的常识性问题渐次得到厘清，而一些被人为扭曲和遗忘的历史旧事，也重新进入公众的视野，并最终得到他们理性的审视和关注。
朱先生早年曾经是一位矿山技术员，其后又有着近三十年的记者生涯。矿山技术员的经历，培育了他脚踏实地的践行精神；近三十年的记者生涯，则让他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绝不人云亦云。朱先生说：“好的记者不仅仅是个‘杂家’，只要肯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也同样能成为一个作家，成为一个学者，甚至能一定程度上影响决策，发挥出较大的作用。”事实上，朱先生本人既是一位优秀的作家，又是一位有良知、有担当的学者，有时甚至还像一位充满忧患的诗人，为受伤的山河号泣，为恶化的环境歌哭。有人曾将朱先生称为“一个行将‘绝种’的文人”，的确，朱先生的文字就像思想的闪电穿过黑暗，而他本人，则常常在黑暗中踽踽独行，以一个知识分子的热血和激情，完成一种古典理想的造型。
从百年海河航运的兴起与衰落，到长江水系生态环境的渐变与突变——正是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黄河、海河、淮河、长江，江河枯竭；洞庭湖、鄱阳湖、白洋淀，湖涸淀干。以牺牲资源、破坏环境换来的发展终归是可疑的，不管那些“标志性工程”和“政绩工程”曾经有过怎样的辉煌，曾经怎样标榜“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它们最终都要接受科学的审视和历史的检验。关注山川大地，其实正是关注人类自身的生存状况，朱先生以自己的文字实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心灵的自救”，同时也兑现了对于这个社会的责任和担当。
《怅望山河》读后感(五)：朱幼棣：怅望山河的“非纯环保主义”者 ——《瞭望东方周刊》
一方面，他看不惯一些利益集团急功近利、涸泽而渔的贪婪，以及一些为了帮工程开道而刻意论证“合理性”的专家学者；另一方面，他也看不惯一些环保NGO非理性的、抒情式的反对模式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伊曼、特约撰稿丁舟洋 | 北京报道
这是一位看起来忠厚老实的“全能型专家”，戴着像玻璃瓶底一样厚的近视眼镜，普通话里掺着点浙江口音。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的3个多小时里，向本刊记者介绍了他已写和将写的8本书。这些书领域跨度极大——从环保、医改到珠宝、书法，还有佛学。
他是62岁的朱幼棣。前地矿工作者、前新华社记者、前国务院研究室社会发展司司长、作家、享受国务院津贴的专家、第一届“地球奖”得主，也是一位能源行业的商人。
他毫无压力地回答了本刊记者提出的诸如“时间够不够用”“精力够不够分配”这类问题，答案都是“没有问题”，但却不能一口说出自己最感兴趣的究竟是什么。他说自己之所以对很多领域的问题都渴望去钻研，是因为“我发现很多观点都是错的，(它们)传递了一种无所作为的信息、无能的信息。那么我就很焦虑。”
当过多年记者的朱幼棣说，他对揭开真相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执著。他说自己无法忍受粉饰和谎言，无法忍受被利益操控的假话空话大行其道，是这些赋予了他钻研的动力和写作的激情。
老是想问一个为什么
1974年到1978年，在浙江省205矿五部矿区当技术工人的他，同时承担着矿里的办公室文书、电影放映员、会议记录员的工作，还包办了“批判专栏”板报，同时任《浙江日报》的通讯员。
1977年刚恢复高考的时候，朱幼棣报考了数学专业，因为父亲是“右派”没能通过政审。1978年，他因参加对口学习错过了高考报名时间，某个晚上一个人坐在技术科办公室里流眼泪。一位好心的同事看见了，冒着大雨骑自行车到镇里帮他要到了一张报名表。这一次，复习时间不够的他改报了文科，以县区第一名的成绩被山东大学录取。
1982年大学毕业，各科成绩基本在90分以上，外加发表了十多篇小说的朱幼棣被分配到新华社国内部工业采访室，负责交通、铁路、轻工部等条线。
白天写稿编稿，晚上写小说，是他那些年的标准生活状态。他说自己写作的思维方式和笔法随时在截然不同的模式中切换——白天新华体，晚上文学体。白天的目标是敬业和不说假话；晚上是“自留地”，写作为满足内心的需要。
对他而言，那是他人生中非常重要的训练阶段。文科式的社会抱负、人文情怀，和理工科式的“科学的觉醒”，同时在他的思考过程中萌芽。
“一个人的科学觉醒好像需要一个过程。我是思考也好写新闻报道也好，老是想问一个为什么。”朱幼棣对本刊记者说，“比如，看到一条新闻，说河西走廊的老百姓在沙漠里吃到了鱼，因为他们在沙漠里养鱼。我当时就想，这个地方的蒸发量那么大，你这样搞个养鱼塘出来，成本不是太大了么？合适吗？”
这是他最初的环保觉悟。但他说自己并不是“纯环保主义者”，因为他是站在宏观的视角算“综合账”。他说自己在地质、能源、环保、经济政治等领域都有长期的研究，这些积累赋予了他极高的自信。
虚弱的“纯环保”
朱幼棣对那些破坏环境、贻害后人的工程深恶痛绝。
“这个利益集团捆绑的东西真是糟糕透了。我认识一个民营企业，是有点关系的，把金沙江的一个水电站买下来，一年好几千万利润就从那来。澜沧江也被‘瓜分’了，完全像台阶一样，一级接一级，这个地方的坝尾，就接着下个地方的坝头。”
但他并不赞成以“纯环保”理念的反作用力去阻止这些。在他看来，“纯环保”对这些工程是螳臂当车。
以高库大坝为例，“现在很多人都是从生态角度来讨论，我觉得应该从经济社会综合角度去看。有些工程，光是用‘环保’为由是阻止不住的。你说一条鱼、一个物种的灭绝阻挡得了大坝的建设吗——就是很多种鱼的灭绝也阻止不了。”
他认可的做法，不是循着环保而环保，而是要纳入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视野来考虑问题。“土地资源、耕地资源、森林资源、文明的价值、古城的保护？？你要在这个地方修一个高坝，就要以更开放的姿态来讨论这些问题。”
很多年前，朱幼棣就开始关注和记录被大坝截断的江河。90年代，他到三峡的坝址走了好几趟，心里产生了一些质疑，但是并不完全是从环境生态的角度。
“当时，有几个记者抱了一大摞材料回来，抄抄写写，半个月就搞了一本书出来，赞美三峡。问我要不要一起干，我说不干。我这个人的性格是不大愿意卷入这种很情绪化、很激烈的争吵中。”
一方面，他看不惯一些利益集团急功近利、涸泽而渔的贪婪，以及一些为了帮工程开道而刻意论证“合理性”的专家学者；另一方面，他也看不惯一些环保NGO非理性的、抒情式的反对模式。
大多时候，双方的“骂战”是互相“妖魔化”，在他看来于事无补。
朱幼棣将这些思考全部都储存，写进了书里。他说，大坝本身现在不好说，利大还是弊大？这个留给后人评价。我们现在要考虑的，就是它将要出现什么影响，对长江中下游的影响。
“我写《怅望山河》这本书的时候，老觉得是在写‘江河史’。这就是江河的最后一章了。像海河的消失，可能就是最后一章了。”
关于“环保的暴力”
2012年7月，朱幼棣为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克劳斯的著作《环保的暴力》中文版作序。这是捷克大使馆专门找到他并发出邀请的。
他告诉本刊记者，90年代他就对全球气候变化、厄尔尼诺等问题做过专门的研究。应邀为《环保的暴力》作序后，他又认真研究了二氧化碳问题。
瓦茨拉夫·克劳斯对现下一些“环保主义”的言论有着异常尖锐的批评，认为“全球变暖”和“节能减排”等环保警告或口号不过是些政治手段，是一些政客的工具和伪科学的谎言。
“有很多政客、公众人物、社会党人及左派的知识分子们，对此津津乐道，将‘全球变暖’要么变成其盈利的生意， 要么变成他们反抗自由、对抗市场及与资本主义斗争的有效工具。这一论调，经常被其维护者们引证为‘至上之善’和‘拯救世界’，它不仅仅是错误的、无用的无聊之论，而且最主要的是，它是有害的，因为它威胁到了个人自由，其采用的形式则是形形色色的国家补助和调控，这严重影响到经济的自然发展运行。”捷克现任总统在其书中说。
克劳斯的言论遭到了很多环保组织和个人的激烈反对。
“瓦茨拉夫·克劳斯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虽然有时政治的眼光同样会导致立论的偏激，但他真实地指出了当前在阻止‘全球气温变暖’旗号下，要求各国必须减少‘碳排放’，同时制订了不少相关的‘游戏’规则，在貌似科学与正义堡垒的背后，其实只是一些发达国家政治家们强加给世界的‘真理’，是‘政治强加于科学之上的效应’。” 朱幼棣在该书中文版序言里说。
在他看来，二氧化碳导致气候变化的严峻性完全是被一些“暴力的环保主义者”炒作起来，又被某些国家的政客们加以利用的伪命题。这一点上，他和捷克总统的观点非常一致。
“二氧化碳是空气含量的万分之三，人类能控制的就万分之一，另外万分之二是不可缺少的。万分之一的东西，你把它看那么高？美国夏威夷的火山爆发能产生多少二氧化碳你算过没有？森林火灾能产生多少二氧化碳？”他说。
类似事情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如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不是第一次在类似问题上被刁难。
“地球气候有几次轮回，包括唐朝的时候气温比现在高很多，清朝要比现在冷很多。所以，人类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对气候的影响到底有没有那么大？90年代，中国的工业化程度比较低，西方国家不讲二氧化碳问题，讲甲烷——甲烷是种水稻产生的，要求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减少水稻种植；现在中国成了能源消耗的大国，二氧化碳就被他们拿出来突出说了，就不说甲烷了。”
关于气候的变化，乃至环境的变化，朱幼棣认为应该是一个综合考虑的问题，而不光是盯住二氧化碳，很多热衷谈论这一问题的西方政客是为了选举而制造议题；同时，在他看来，很多环保NGO“知识结构有限”，只是从单一的角度去呼吁，去反对，不懂得“算总账”，不仅起不到建设性的作用，更容易跑偏，让自己狭隘化、弱智化。
“任何环保问题都不是单纯的环保问题，要算总账才能知道得失，才能抓住要害。”
为历史真相做记录
朱幼棣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浙江新安江水库就是一个“算总账”后，成本和收益完全不成比例的典型。这个案例他在其几年前出版的另一本关于环保的著作《后望书》里详细写过，当时是抱着“为历史真相做记录”的心态来写的。
“我看到电视里新安江水库的水底考古直播，发现古城，还轰动世界？？我特别受不了。才半个世纪，就把移民的苦难忘得一干二净，而且现在还在污染。我特别不能容忍。”
新安江水库是“大跃进”时代的产物，一个装机66万千瓦的水电站，可替代其发电量的能量，只相当于四五十万吨的煤，也就一个小煤窑的产量。可是，该水库的修建却淹没了600平方公里沃野。而恰逢困难时期的库区20多万移民遭受了太多的苦难，直到现在，还存在不少历史遗留问题。
“这么大片的山林和耕地以及城镇沉落到水底下去了，就是算地价，现在看来也有些不值。”朱幼棣说，“应该把快要淡忘的惨痛记忆，赶紧抢救出来，可以给科学发展观提供一些教材，不管这个教材是反面还是正面的。”
他说，凡是自己下决心要搞懂的东西，都会花很多时间钻进去。比如说《怅望江河》，从筹划到酝酿到写作，前后花了5年时间。所以，他自信自己写的东西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怅望山河》读后感(六)：缺水的人
正在看这本书，心里最希望的是去这些地方去看看。看看那些地方的山与河流，现在是什么样子，想看看那些地方的人，现在的生存与生活方式是怎样。
作者以非常宏观的视野考察了我们的山川河流，展现了近半个世纪以来重大工程的变迁。他分析得越是深入，心情就越是沉重。面对茫茫山河，怅然情绪不禁升起。朱幼棣以强烈的新闻敏感性和社会责任感，关照我们的山河。他先后采访过淮河、海河、辽河和太湖、白洋淀、滇池等重要河流湖泊的污染治理，也带领一个中华环保世纪行的记者团去长江三峡地区考察。这是他的经历让他如此关心山河治理。而我们呢？这些难道与我们无关吗？在我们都在谈论旅游的时候，可曾想过相机中记录的风景，也许在几年后就会消失。那些我们知道的河流居然都已经没有水流过，这是多么讽刺！我们的目光，我们的镜头，到底应该投向哪里？
身边有个朋友来自于南水北调工程调水地，他就不大喜欢这个对北方人民可能说是有利的工程，因为他的家乡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原来的水要被抽调走，本地的生态环境肯定会受到影响也很有可能会遭到破坏。历来这些工程的上马都是急功近利，当地人要承受最后事件带来的痛苦，可是他们却只能接受这个结果。既不知道这个即将影响自己生活的事件是如何决定，更加不用说参与了。这是多么悲哀，当一个地方的生态水系由于人为的原因遭到了破坏，不想办法去解决自身的问题，却要大动干戈从另一个生态水系调动资源来缓解，这无疑是饮鸩止渴。
每个人的生活与生存方式可以由每个人自己选择与决定，但是却又不是，因为每个人都处于这个变动的大环境中，每个人都被裹挟进这个潮流往前走而不自知。我们怎么能对这个环境无动于衷呢？越是基础的越是宏大的工程，对人的影响越是深刻。
《怅望山河》读后感(七)：一本让人动容的书籍
这是一本让人动容的书籍。无论是关于地震预报、水资源危机、长江三峡等话题，都是一些热点和敏感话题。作者没有人云亦云，而我通过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发出自己的声音。观点是否偏激或是想法是否全面，这里暂且不论，那些关注民生、满含悲悯之心的文字还是感染了我，让我读后为之动容。
这本书的切入点选的很好，汶川大地震。也许我们对这场大地震都记忆犹新，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这个铭记在国人心中的时刻，随后的那些让人悲伤和难过的日子，全国民众都曾经艰难地面对过。这次地震的震级一开始被定为7.8级，几天后马上被修订为8.0级。当时的总理温家宝同志当天下午就乘坐的专机离开北京赶往地震灾区。
汶川的这次抗震救灾活动真的是伟大，尽量没有亲历，但通过各种媒体报道，但这次抗震救灾活动的经历可谓是感同深受。一个个生死救援的感人画面，一个个催人泪下的故事，至今还有不少留在脑海中。
这次大地震震撼了全世界。那些山体崩坍、桥梁断裂的场景至今让人后怕。一方面我们惊叹于大自然的伟力，另一方面我们又为大地震的巨大的破坏力而扼腕，它对人类造成了深深的伤害。多少家庭妻离子散，多少家庭天人相隔，多少人肢体不全，多少人无家可归……
地震造成的巨大的灾难抛过我们种种问题：为什么会发生地震？为什么没有一点预报？地震灾难真的无法避免？
作者钩稽史料，给出的答案是：地震是可以预测的！这和一些专家的看法是有些不同的。他让我们听听李四光的声音。李四光的大名我是听说过的，他是一位为中国甩掉“贫油”帽子的著名的地质学家。恕我孤陋寡闻，对李四光晚年从事的地震预报工作知之甚少。在1970年2月召开的全国地震工作会议专业座谈会上，李四光提出了一个问题和挑战：“四川西部是个危险地区，我们有没有力量去把这个危险地区搞清楚？”在这篇《论地震》中，李四光从地质构造和地质力学从手，对地震地质和地震分析预测进行了比较深入的阐述，文章充满了洞见，让我们这些后来人读了还是感慨不已。一个科学大师的赤子之心跃然纸上。
也许准确的地震预报我们还做不到，这是对地震工作者的苛求。但是地震预测方面我们是绝对可以有所作为的。如果连地震预测工作都做不好，那真的就是地震工作者的失职了。如果说作者对“学术阶级”和官僚体制性的冷漠的批评和指责有些过火，对地震工作者可能有些不公，但我想实实在在的做好地震预测工作是每一个地震工作者的指责和使命，不然的话，真对愧对那些曾为中国地震工作做出贡献和牺牲的地震工作先行者。
《怅望山河》读后感(八)：还我河山
我自认一向是个爱惜环境的人，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不到处乱画，不伐树、不炸山、不排污、不网鱼，可是我无法阻止别人也这么做，于是生活中我看到有人随地吐痰若无其事，有人炸山伐树获取暴利，有人建厂排污污染环境……作者似也无法阻止，因那不再是个体的行为，那是有组织有预谋有背景有权势的大多数对于少数的霸权，是强权对弱势的强奸。
我记得我们村西头有条河，小时候那里被私人承包养了许多鱼，河水清澈，每年夏天我们都去那里嬉戏。再大一些的时候，河里的水位开始下降，水质也越来越污浊。直到最后那条河的水彻底干涸，河底的淤泥变得奇臭无比。有段时间我看到很多人拿着脸盆跳到淤泥里捉泥鳅。需要说明的是那条河是涡河的支流，而涡河又是淮河的支流。那条被我们村人称为“西河”的河水质变坏、水位下降的那几年恰恰正是淮河水质最糟糕的那几年。现在的孩子再也不可能在河里打闹嬉戏，村妇也不可能端着大盆去河边洗衣洗菜，曾经承包西河养鱼的那家人早就举家出门打工去了。
记得小时候一到秋季是水质最坏的时候，因为我们那里产红薯，秋季丰收后，红薯经过过滤沉淀后，村民会把多余的浆水排出到附近的沟里、小河里，一场雨就把这些污水都带进了河里，导致河里的鱼虾死亡，水质变坏。西河的水质变化的过程分为这样几个阶段。从一开始的饮用水到洗菜、养鱼、游泳、洗衣等用途，接着是用于旱季的灌溉，再到后来的污臭和干涸。可以说，西河的变迁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和经济的飞速发展，但同时也伴随着环境质量的日益下降，直到危及人类的健康。先污染后治理或边污染边治理的发展理念使得我们得以生存的环境和呼吸的空气日渐成为危害我们健康的毒气。看看现在的首都，不仅是名副其实的首堵，更是雾都，老百姓出门必包裹紧实，生怕一个不留神就将污浊的空气吸进肺里。
不仅仅是空气质量的下降，人类为了发展对自然的破坏，最终也得到了应有的报复。地震频发、海啸不断、风沙侵蚀，最终人间是疾病不断、饿殍满地，苦难深重，如果人类能及时反思己过，悬崖勒马，犹未晚也，可悲的是无知的人类一次又一次将自然的惩罚归咎于所谓的客观，不可控因素，无知如斯，无耻如斯，终于遭遇自然一次又一次愤怒的报复。汶川地震、玉树地震、日本海啸、菲律宾海啸，亚欧板块活动频繁，总是不肯放过人类。
无论是江河湖海的污染，还是各大工程的审批开建，又或是永无休止的伐树造林、开山修路，都离不开人类的活动。哪怕是人类早已开始反思的当下，GDP的高业绩、个人仕途的升迁等等摆在眼前的诱惑还是让官商之间的利益互享对环境产生了不可恢复的破坏，遭殃最深的自然是那些手无束鸡之力的老百姓，他们养的鱼虾被工厂排出的污水毒死，生计无着，他们开垦的农田被所谓国家工程项目侵占，分文不给，他们的房屋被推倒，被迫背井离乡，食不果腹，飘泊不定。
怅望山河，山河支离破碎，再也看不到郁郁菁菁，看不到满目苍翠。有的尽是遍地狼烟、烽火四起、污水横流、满目疮痍。老百姓家的井越打越深，却再也喝不到甘甜的泉水，疾病缠身，一个个癌症村涌现。每年都在植树，森林覆盖率却越来越低，群山一片光秃，百年老树被大肆砍伐，刚种下不久的小树被拔出换种行道树、景观树。河里再也养不活鱼虾，村人利用肥沃的淤泥垦田种菜，祖国各处再没有大好河山，有的只是干涸的河、荒芜的山，滑坡泥石流威胁着世代生活在山下的百姓。
我们明白，经济的发展不应以环境的破坏、湖海的污染为代价，这代价西方诸国在吃尽苦头后把重污染的厂迁到发展中国家，我们为发展计却还敞开怀抱大肆欢迎，似乎还有多多益善的意味。殊不知，以科学和可持续发展观看，我们是引狼入室，自绝后路，那些所谓的工厂最终后患无穷，让我们不得不花费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帮西人擦屁股。我们吃到了鱼肉的同时也中了剧毒，这无异于饮鸩止渴，最终坑害的是我们自己。
无论从国际上看，还是国内看，我们依然在自毁前程，也在消耗子孙后代的幸福。一如作者所言，只是许多人尤其是手握大权的父母官或者高高在上之人，常常为政绩冲昏了头脑，为一己之升迁置百姓存亡于不顾，把向环境的无限制索取看成是大自然免费的馈赠，最终害人害己。
我不会忘记那些淹没在深水里的千年古城，我不会忘记那些层出不穷的癌症村，我不会忘记那些背井离乡的难民，更不会忘记那些为官者丑恶的嘴脸。怅望山河，我只想说一句：还我河山！
《怅望山河》读后感(九)：《怅望山河》：一种新的文体
《怅望山河》：一种新的文体
2013-04-10 来源：沈阳晚报 查看评论 有7人参与
明天
朱幼棣的《怅望山河》与他的《后望书》是一种新的文体。传统的文体有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但朱幼棣这两本书的文体显然不是散文，也有别于报告文学。
报告文学难免有一些虚构的细节“合理想象”、一些文学的手法，而且，从内容上说，是发生过的事实的纪录。而朱幼棣的文体，却基于学术著作一般严谨研究，是作者自己的观点与思想精准的阐述，但是，它又如此鲜明地区别于学术著作，后者大抵内容艰深晦涩，外行人难以读懂。但真正的大家是能做到浅入深出的，比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这本书常在书摊上出现，可以想见的它的普及程度。朱幼棣也有这种功力，他以浓郁苍凉的文笔，将高深的专业知识，用充满文学色彩的语言，生动通俗地讲述出来，使读者在轻松的阅读中，收获了思想与知识。
我们姑且称为“专业的文学与政论的写作”。
朱幼棣首先是一个出色的作家。早在八十年代初期，他便是首届《萌芽》文学奖得主，后来的郭敬明和韩寒所获的《萌芽》 “新概念作文大奖赛”实际上就是这个奖项更改。 朱幼棣的中短篇小说集《沉默的高原》收入《萌芽》丛书第一辑。他的报告文学《温州大爆发》当时被多家报纸连载，《报告文学》杂志甚至用了两期的全部页面刊发这部长篇报告文学。
其次，朱幼棣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这可能与他的传奇经历有主关。他曾任新华社高级记者，历任国内部副主编，工业采访室副主任，教科文和政治采访室主任。政治采访室是负责采访政治局常委，是极少数能出入中南海的记者，所以《南都人物周刊》称朱幼棣是“红墙记者”。离开新华社后，朱幼棣出任山西省委办公厅副主任，之后又到国务院扶贫小组工作，再往后任国务院研究院社会发展司司长。朱幼棣还是我国第一批去南极的人，时为1984年。
在《怅望山河》完稿进入修改时，2012年春节前，有位几十年不见的大学同学辗转找来，邀他去朋友处看一块玉石。那位朋友将这块玉石送到权威的宝石检测中心检验，对方说是玻璃，朋友遂将附在石头上的玉石再送来，对方这次说，不认得。朱幼棣当下查看了这块像玻璃一样绿色的玉石，问了产地后，他脱口而出：“这是消失多年的葱岭玉！”后来多方的资料证实了他的判断。朱幼棣最专业的方向是历史地理。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中国稍有点名气的山河，他自己说，他对中国地理的认识，一小半是从书中得来的，一大半是用脚跑出来的。吴晓波说：“朱幼棣算是上当今中国顶尖级的历史地理学者，跟他谈论此类话题，就好像在他家后花园散步，典故与现状随口道来，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对历史、地理及时政的了然于胸，使得朱幼棣的很多观察的笔触，显出绝无仅有的冷静与苍凉。”
以朱幼棣《怅望山河》为代表的这种新文体的出现，无论于学术研究还是文学创作，都是一件好事，值得关注和期待。作家需要专业的知识，专家也得有人文知识和相当深厚的文字表达功力，便是记者，也要求是学者型记者。从吴晓波和朱幼棣书的畅销，展示了这种新文体的前景和未来。
《怅望山河》读后感(十)：山河生死劫：唤醒人的科学觉醒
2008年发生的汶川大地震带来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地震究竟能不能预报？地震是问题，水资源也是问题。水资源短缺已经引发了一系列的环境地质问题，我国干旱范围近年已经扩至南方，近90%的沿海城市存在不同程度缺水问题。江河、城市水系水质恶化，地质灾害频繁出现，我们的山河正在面临着什么？
近日，新华社前记者、国务院研究室前司长朱幼棣的新作《怅望山河》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从《后望书》到《怅望山河》，朱幼棣一直在关注我国山河的灾变，不停叩问山河的生死劫。带着这些疑问，本报记者专访了他。
一个水电站，600平方公里沃野
记者：您写《怅望山河》的动因是什么？从《后望书》到《怅望山河》，您一直在关注中国的山河，为什么会一直把目光聚焦在山河上？
朱幼棣：这本书前后时间经历了5年之久。5年前出了《后望书》，讲城市化进程中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也讲到了一些江河水利工程存在的问题。但是当时写得比较匆忙，有一些话还没有说完。
可以说，《怅望山河》有不少内容是《后望书》的延续，关注山河、关注生态环境问题。特别是我国江河半个世纪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河流断流，湖泊消失，让人焦虑和忧心。
现在我们江河面临着什么？北方的江河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断流和枯竭，像北京，已没有一条长年流动的河；中部地区和南方河流主要是污染，而且许多地方地下水不能饮用。研究了我国主要的江河在半个世纪以来发生的变化，我认为，这种变化跟工程建设和治理的指导思想存在的偏差有关。
有些问题通过一段时间的观照和思考，才能看得更加清楚。我想把这些问题提出来，以便更深入研究。
记者：您能具体举例吗？
朱幼棣：比如我们一些决策上的错误令人警醒。1963年我国海河流域发生的一场大水，中央为此提出：一定要根治海河。海河是华北的母亲河，当时把防治洪水当做了治理海河的主要方面，而实际上华北地区年降水量仅在600毫米左右，缺水和干旱是主要矛盾。结果从1963年开始，15年不间断的根治，把海河搞得没有水了。天津原来是一个繁华的河港城市，可现在没有河港，海河已不能通航。这都是最近50年来发生的变化，这个变化非常大，也非常令人痛心。
对海河治理还没有结束，缺水就显现了，开始跨流域的“引滦济津”。其实天津位于海河的五河下游，水量应该是比较充沛的，结果天津缺水了，北京缺水了，北京的永定河也因此断流。为此，又开始“引黄济京”，希望用黄河的水来解决北京和天津的缺水问题，接着又是长江的“南水北调”……一个工程接一个工程，但是我们对解决水问题的思维、水利建设的决策并没有进行认真的回顾、梳理和反思。
不仅仅是海河，还有新安江。近年水下考古很热，新闻报道千岛湖水底下发现了两个“古城”遗址。看到这个新闻，我感到很难过，心里很纠结。也就近50年的时间，我们遗忘得那么快，建设新安江水电站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新安江水电站大坝高度达108米，圆了一个前人不敢想的高坝梦。但是现实是：为了修建一个装机66万千瓦的水电站，一年可替代其发电量的能量只相当于四五十万吨的煤，也就一个不大的煤矿产量，却淹没了600平方公里沃野，相当于一个新加坡或半个香港，29万移民背井离乡。不管是从经济上说，还是生态上说都是不合适的。
新安江水电站的历史不过才过去了四五十年，就已经快被遗忘和忽略了， 如果我们这代人再不写下来，可能就真的会被遗忘了。
打造一个大脸盆，只盛一小碗水
记者：在书中，您描写了我国50年来的生态巨变，以及山川、河流前所未有的大灾变，无论是谈到山川的变化和大地震，还是谈到河流的变迁和治理，您对人为高强度开发利用和污染破坏，表达了最大质疑和痛心，对那些破坏环境、贻害后人的工程深恶痛绝。您认为，山河灾变的根源是什么？
朱幼棣：我刚才也提到，我们对解决水问题的思维、水利建设的决策从来没有进行认真的反思。1978年时，我国掀起了一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从思想上开始拨乱反正，认真清理，才带来改革开放30多年的辉煌。但我们对前几十年经济建设很多领域的发展思路没有进行认真回顾、梳理和反思，没有拨乱反正。包括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哪些是科学的，哪些是反科学的，没有梳理过，造成经济建设思想上的混乱，最终发展成为单纯的大干快上，追求GDP的政绩观。
比如说，北京的官厅水库是新中国建设的第一座大型水库，随着后来的加固加高，总库容量达41.6亿立方米，但按照国务院《21世纪初期首都水资源可利用规划》，河北省平均每年输入官厅水库水量仅2.5亿立方米，只占总库容量的6%，好比几十年来不遗余力地打造了一个大脸盆，最后只盛了一小碗水，“千年一遇”成为笑谈，造成多大浪费？此后，永定河上游几十年里层层截流，又建设了500多座小水库，导致官厅水库建成后，除去几次洪水，很少利用过这么巨大的库容。桑干河上游的册田水库则几乎是官厅水库的翻版。
我国的水利建设工程技术力量和水平有了极大提高，但仍缺乏全局的眼光，缺乏宏观的统筹考虑。我在书中就提到，毫无疑问，在许多水利工程建设上，缺少全流域的科学规划，缺少长远的战略眼光，会造成极大的人力和资源的浪费。许多恶性循环，都根植于“传统”思维，重复一种简单的工程治理模式。而且，部门单位利益条块分割，设计或施工单位从国家争取到大工程、大项目，有财政投入保障，有政策“附加”进水价中长期“基金”的征收，设计或施工单位有了干不完的工程、赚不完的钱，但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而言，这极有可能是“庸医”的下策。
这本书中融入了我对这些问题的新思考、新观点，我希望这些政论特点，能增加读者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引发读者的思索。
记者：如何让人与环境和谐共存发展？
朱幼棣：我上月刚从韩国考察回来，韩国首尔的清溪川，由当初的城市排污河道变成了城市景观河道，给我最大震动，也是最好的范例。
清溪川在五十多年前已经被填埋掉了，而且在被填埋后的清溪川上建了高架桥，成为交通要道，周围已经成为首尔的商业中心。首尔政府部门从城市生态环境、人的生活环境、居住质量考虑，开挖重建。现在清溪川不但成为市民们休闲的好去处，还带动了周围的商业、旅游业的发展，对整个首尔市的环境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城市中心带的温度降下来了，城市的粉尘少了，噪音小了，有了这条通风道后，湿度也保持了恒定。
记者：书名中的“怅望”表达着您对我国山河现状的一种情感。“怅望”之余，全书中“科学发展观”被频频提及。在谈到白洋淀的枯竭，谈到无数大坝水库的修建，持续不断的长距离的调水引水，您想到“60年不变的治河思想和理念，想起落实科学发展观刻不容缓”。您认为，面对山河灾变，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落实“十八大”强调和重新阐述的科学发展观？
朱幼棣：有些领域落实科学发展观比较好，有些落实较差。如林业部门，从新中国成立初的森工局到林业部、国家林业局，职能从以砍伐森林加工木材为主，到以保护森林、野生动物和种树为主，坚决禁止对森林的破坏，从中可以看出我们认识上的变化。但即使这样，我国的植被覆盖率恢复还需要很长时间。
水利建设领域，哪些应该建高坝，哪些应该建中坝和低坝？河流要保持多少科学合理的生态流量？建高坝后对水环境、生态有什么影响？这些都需要科学发展观的指导，用科学发展的眼光统筹考虑问题。
我们现在的工程技术提高了，问题是人类自己怎么控制自己，怎么控制那种追求最高、最大效益的欲望。要有所约束，要兼顾各方面利益，兼顾人和土地和山林自然的关系，真正落实好科学发展观，这就是后工业化时期生态文明最核心的问题。
在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有些破坏是不可逆转的。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们提科学发展观，我想一个人的科学觉醒是很重要的。我的这本书的主要思想也是一个人的科学的觉醒。一个人在一个领域要深入地研究，有了科学发展观，科学的觉醒后，对问题的本质，或现象背后的本质会看得更清楚。
李四光认为，地震是可以预报的
记者：您对一些专家不负责任的言论颇有微词，认为这是一个大师缺失的时代，您认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师？
朱幼棣：汶川地震后，一些专家一再在媒体上说，地震不可预报，而且在将来也没有突破的可能。作为一个老地质队员，我特别不能接受这种说法，这是一种无所作为的思想。如果地震永远不能预报，永远是世界性难题，地震局还有没有成立的必要？我经过研究后，同意科学家李四光的看法，地震是可以预报的。
提到地震研究时，我在书中提出，“勇气和真知灼见，需要在寂寞中坚守和磨砺，更需要持之以恒的科学精神”，你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成果，一辈子都没有大的地震发生，但一旦有大的地震发生，它对社会的破坏就不得了。
而且我发现我们一些行业干部知识贫乏，很偏科，往往专业知识很强，但人文、社会科学和相关领域一概不知，这很可怕。我们需要像李四光那样的大师。李四光有着很深的国学基础，音乐造诣也相当深厚。他对理想的追求，他的知识的完备，他的家国情怀是一个大师应具备的。
记者：您在书中说，“拒绝盲从，独立思考，以期有新的见解，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心灵的自救”。您认为，作为知识分子和作家，应有怎么样的社会担当？
朱幼棣：李四光就彰显着知识分子的一种社会责任感和一种家国情怀，以及科学探索精神和历史的担当。当年云南通海发生地震后，因为没有预报，已经81岁的李四光沉痛地说：“云南的情况实在使我们伤心……地震是有先兆的，我们是搞地震的，却没有能预报出来……我们是有罪的人！我们要将功补过。”这是科学大师的自责，也显示了他绝不推诿，迎难而上的性格。
知识首先是一份责任，一份担当，还有作为后来者对历史进程的科学理解和解读。世界处于大变局中，除了思想解放外，我想不可或缺的，是人的科学觉醒。
（深圳特区报， 深圳报业集团驻京记者 李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