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大的谜语·记忆看见我经典读后感10篇

　　《巨大的谜语·记忆看见我》是一本由[瑞典]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元，页数：24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巨大的谜语·记忆看见我》读后感(一)：马悦然：不简单的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

　　y 侯思铭

　　中风的人能够写诗吗？当瑞典汉学家、诺奖评委马悦然（Goran　Malmqvist）这样去问一位当地的医学专家时，对方觉得这个问题实在是毋庸置疑的不可能，“除非这是上帝创造的奇迹”，他肯定地答道。但事实表明，创造奇迹的通常都不是上帝，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Tomas　Transtromer）就是这样一个颠覆人认知的存在。托马斯在1990年中风后，只会讲简单的几个词，ja(是的)、nej（不是）、men（可是）和mycket　bra(很好)。得知这个噩耗的他的中文版译者北岛写了一首诗给他，“你把一首诗的最后一句/锁在心里——那是你的重心/随钟声摆动的教堂的重心/和无头的天使跳舞时/你保持住了平衡……”但最后，托马斯不仅没有失去平衡，甚至不曾把诗锁在心里，诗歌像往常一样找到了他，埋下豌豆种子，生长出不断向上攀爬的枝蔓。他没有停止创作，2011年，瑞典在冷落诗歌界15年后，将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授予了他。

　　引领托马斯创造出奇迹的，是他的爱妻莫妮卡，比起那些文学界著名的情深伉俪，他们没有丝毫逊色，莫妮卡在托马斯中风后不离不弃，辞去工作成为了托马斯的手和声音，他们并不富裕，老屋需要修缮，生活有赖维持，而托马斯凝炼神秘的诗歌，却并不能使两人的物质生活得到改善。但精神上的相通是美好的，对于那些外人听来不具备任何意义的咿咿呀呀，她总能透过诗人的眼睛找到答案，当莫妮卡在场，语言能力丧失的托马斯可以通过她的“翻译”加入任何对话。不过，例外也有发生，马悦然在他所译的托马斯的诗集《巨大的谜语》序中提到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天我到托马斯和莫妮卡的家中吃午饭，托马斯忽然画了一个马头给莫妮卡，这次连莫妮卡都猜不到托马斯所想了，于是他不耐烦地又画了一个马头。“啊”莫妮卡醒悟过来，“你要你的眼镜！”“mycket　bra(很好)。”

　　马悦然实在闹不懂马头和眼镜有哪丝哪缕的联系，也只有莫妮卡能跟上托马斯如此曲折的思维方式，原来托马斯的诗集里有一首诗，叫做“打开的窗子”，其中最后的几句是：我不知道我的头/向哪边转——/以双重的视野/像一匹马。“那他为什么不直接画个眼镜呢？”马悦然简直说出了所有人的疑问，“托马斯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人”，莫妮卡说。是的，他可不简单，而这也许正是诗人最极致的浪漫。

　　托马斯的“复杂”烙印在他个体的方方面面，作品无疑是最好的体现，他的诗以密集的隐喻和凝练的语句见长，以至于中文版译者众多，彼此之间却难以认可，到了现在，马悦然也加入到这个行列。他和托马斯一样，极重视诗歌的形式美，凭借对瑞典语和中文的精通，将两种语言的语音语调细加揣摩，以此求得最完美的还原。在马悦然看来，译者应如奴隶一般工作，他必须认识到自己的双重责任：对原文的作者和译文的读者负责。翻译家必须服务于原文而绝不该将自我强加于原文之上。如果诗人是造物者，那么最理想的译者应该是技术极为纯熟的工匠。然而要做这样一个合格的“工匠”型的译者，其难度并不亚于创作。因为文本自有其样式，且“除了语言本身存在的韵律规则外，别无其他韵律规则可以将这些段落组合在一起”。韵律美，更是作为诗人的托马斯和作为译者的马悦然共通的志趣所在。

　　然而正是形式的美以及深刻的内涵构成了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作品旺盛的生命力，他的作品在瑞典广为传诵，当地知识阶层对他的每本作品出版必购，也早就不再是新鲜事。马悦然翻译了很多托马斯的作品，对古典文化也有很深的造诣，托马斯在1990年之后写的多是一些小诗和俳句，他的小诗中，有些主题与中国的绝句相似，会去描写生活中我们不易发现的美，例如“阳台上的我/站在日光的笼里——/像雨后的虹”。而他的俳句区别于日本俳句，都带有奇妙的隐喻，给俳句注入了新的活力，甚至赋予了俳句以深奥的禅意，读起来像是宗教的偈语，“阳光的狗链/牵着路旁的树木。/有人叫我么？”他使用的一些意象也常常出人意表，以致被其他诗人“盗用”，“山上的陡坡/燃烧的太阳底下/羊群嚼火焰。/阳光的驯鹿。/苍蝇殷勤把影子/缝定在地上。”

　　层层叠叠的意象与密集深奥的隐喻在十几个字的结构中交错，如同一个难解的谜题，或破译不开的密码。它们的外表是小巧的，但谜底却是巨大的。1985年，马悦然和托马斯同时访问中国，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做朗诵时，有个男学生说，“我不懂你刚才朗诵的诗。”这个学生似乎打算在创作者那里找到答案，但托马斯却解答，或许不该称之为解答地说道：“诗是不需要懂的！你接受吧，把它当做你自己写的!”

　　这是何等慷慨和具有气魄的回答，或许诗本来就是被用来感受的，感受美，感受力量，感受真实。这是托马斯的诗歌创作观，他和比他早1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有个共同点，即不通过诗歌表达政治，以及他们的诗都广受普通读者喜爱。辛波斯卡一度顺应要文学为政策服务的时势，但直到彻底抛弃政治的影响，她的文学生命才恢复了活力。托马斯曾被指责是不参加社会政治活动的保守派，这和他关心国内国际大事的本性并不相符，但于他而言，“诗是某种来自内心的东西，和梦是手足。”他的作品回避通常的理性分析，并且就创作来讲，他坚定地绝不愿意让他的诗成为政治宣传的武器。“诗是对事物的感受，不是认识，而是幻想。一首诗是我让它醒着的梦。诗最重要的任务是塑造精神生活，揭示神秘。”

　　托马斯的诗作被称为通往现实的新途径，文字间的流动既受音乐影响，又与绘画接近。为了达成语言完美的呈现，他敢于割爱、消减，放弃用过的风格，如果必要，甚至放弃雄辩，而只做一个“诗的禁欲主义者”。要知道，特翁爱诗（马悦然在公共演讲时谈及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固有的称呼），正如读者爱他，在创作的国度里，在白纸黑字造就的海洋里，他像个国王，统领此地。

　　《巨大的谜语·记忆看见我》读后感(二)：谷立立评《巨大的谜语·记忆看见我》：现实的记忆，诗意的源泉

　　来源：南方都市报 时间：2012年12月16日

　　谷立立（自由撰稿人，四川成都）

　　《巨大的谜语记忆看见我》是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与回忆录合集。前者描述日常生活的点滴，简约晦涩，如同“巨大的谜语”。后者记录童蒙时代的经历，亦真亦幻，犹如迷离的梦境。人生的两极以超现实的姿态在文本中相遇，最初的记忆与最后的诗句并置一炉，虽然同样语焉不详、含糊隐晦，但足以让我们一窥其创作形成与演变的脉络。

　　在表述创作理念时，特朗斯特罗姆曾用“诗在找我”来形容瞬间灵感的迸发。显然，在他看来，世界就是一首精妙的诗，充满无尽的隐喻与难解的谜题。诗人只是旁观者，恰逢其时，不料竟被“巨大的”诗意撞了个满怀。同样，在回忆往事时，也就有了“记忆看见我”，而非通常所说的“我看见记忆”。这位“受雇于伟大的记忆”的老者作为记忆的见证人，被记忆再三操纵、主宰。记忆将他一次次推入往昔的时光，并引领他进入世界这“巨大的谜语”。

　　在《记忆看见我》里，回忆的旅程始于幼年，止于高中。特朗斯特罗姆将其一生比作一颗“彗星”。作为心智启蒙的关键时期，童年是最为明亮、最为密集的“彗星的核心”。他以诗人的浪漫情怀尽情吟咏、用心理学家的缜密思维细细揣摩，游走于“巨大的记忆”之中，找寻“记忆的记忆与突然的高潮所引起的情绪”。早年的生活片段如胶片般一一闪过，无论是第一次与母亲走失、不开心的小学生活，还是成人图书馆屡屡被拒绝的糗事，或者是少年时患上抑郁症的冬天，皆为其后漫长的创作人生埋下了伏笔。

　　作为诗人，特朗斯特罗姆并非从小就显现出对文字的爱好。虽然5岁就学会了写字，但他对“写作”并无多大兴致，“我嫌写作太慢，我的想象力需要更快的表达方式。”但不管他承认与否，诗人的浪漫气质与敏感品性早已融入其血脉。比如，他狂热地迷恋上火车模型。但同样是火车，在他眼中也分为三六九等———他对蒸汽机车的热情远远大于电力机车，因为“我浪漫的倾向胜过我对技术的兴趣”。或者，他通过声音的不同辨别公寓里迥异的各色人等：电梯里遇见的“幽灵一样苍白”的老头儿，笑声越来越“稀少”；隔壁邻居的代理人时常爆发出阵阵“透过墙壁、令人着迷”的大笑；金发的保姆讲一种“柔软的南方方言”；大他71岁的外公则满口“19世纪的语言”，既老派又过时……

　　特朗斯特罗姆诗歌的意象来源于其对周围世界的细腻观察，这大概与其童年对自然的热爱不无相关。儿时的他立志做自然学家，怀抱着“巨大”的热情，迫不及待地去探究世界的隐秘。他沉迷于捕捉昆虫、制作并收藏标本。他形容这是一种“流鼻涕”、“流泪而怀抱莫大希望”的人生初体验。他惊讶地观察这世界，惟恐错失美好的瞬间。尽管只是接触到“极微小的部分”，他仍然惊叹不已，宣称“我移动在巨大的谜语之中”。想来，这“巨大的谜语”也在他记忆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迹。多年以后，往昔的风景化为诸多繁复的意象，一并融入他笔下的世界，比如，夏天里唱歌的布谷鸟、山顶上追着天空的蓝色大海、散发着白兰地味道的清风，既迷人又充满超现实的意味。

　　不过，谜语之所以成为谜语，自有其复杂性与难解性。晚年的特朗斯特罗姆将人生比喻为“悲伤的凤尾船”，绝非偶然，只因其上真实地承载着存在的“轻”与“重”。幼年的他以孩童般的天真、好奇跃跃欲试地想要拥抱世界，但在最初的热情消逝之后，世界渐渐褪去美好的假象，展示出多元的面相。想来，在忆及往事时，浮现于诗人眼前的绝不仅仅是愉悦与轻盈———“快乐时光的记述，也伴随着暗淡悲惨的绝望”。

　　二战时，瑞典虽为中立国，却绝非世外桃源。席卷整个欧陆的战争虽然只是报纸战事地图上的“黑箭头”，仍然“像寄生虫一样”，在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无法抹去的阴影。他天真地认为，“共产党员”是喜欢俄国的人，右派是亲德派，所以多少有一点“可疑”。在同学家里做客时，他第一次意识到阶级的存在与贫富的悬殊：批发商的儿子住在苹果湾的大房子里，玩“大得惊人”的玩具汽车；普通人家的旧屋没有独立的厕所，孩子们只能在“抛弃的老锅子”里撒尿。但政治终究太过遥远，那只是成年人的博弈场。我们可以想象，在9岁孩子的世界里，政治到底意味着什么？“社会问题、阶级、工会、经济、财产分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对主张，这些观念我一点都不了解。”

　　彼时，在心智尚未成熟的特朗斯特罗姆眼中，法西斯的残暴应该远远不及现实的“苦难”来得具体、真切。因为母亲是小学老师的缘故，他在学校里受到特别优待（免于被打耳光、抓扯头发之类的体罚），然而精神上的压抑却不可避免。对他而言，学校是一个“喘气的空间”，他时时感受到其间的“沮丧气氛”。噩梦尚有醒来的一天，学校的恐怖却是没完没了：长有鹰钩鼻的校长好比邪恶的巫师，无奈没有好心的仙女前来助阵；老师一生气，后果很严重，“最可怕的是被送到感化院”。“感化院”这个恐怖的字眼让涉世不深的他联想起“磨碎机和刨子”。他不无悲观地想到，成年人设置如此“特殊的机构”，无非是为了“折磨”（甚至“弄死”）顽皮小孩。联想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负面情绪也随之呈几何倍数递增。最后，他更因此患上了抑郁症。

　　大学毕业后，特朗斯特罗姆成为儿童心理学家，并以此作为终身职业，大概与童年这段不堪回首的痛苦经历有关。他后来是否改变了对感化院的看法，我们无从得知，但少年时代的抑郁症却将他引入内省。“世界是一个医院，在我面前我看见身体和灵魂变形的人”。所幸，古典音乐拯救了他，在舒伯特、格里格和李斯特的世界里，他找到了精神慰藉———忧郁非但没有将其逼入绝境，反倒变成一种“叫我成长的肥料”。此后，音乐更成为终生所好，绵延于创作中，也就有了诗作里无处不在的音韵之美。

　　一言以蔽之，《记忆看见我》描摹诗人创作背后的世界，这既是现实的记忆，也是诗意的源泉。特朗斯特罗姆说，“诗不是表达瞬间情绪就完了。更真实的世界是在瞬间消失后的那种持续性和整体性。”那么，《记忆看见我》所秉持和延续的正是这份“真实”。他的诗作向来以密集的意象与独特的隐喻著称，在极简的诗句之下隐藏着繁复的意指。尤其在1990年诗人因中风而失语之后，句子变得更为隐晦。言语无法传递出他内心真实的声音，一切未尽之意，只有到记忆里寻找了。

　　《巨大的谜语·记忆看见我》读后感(三)：马悦然：汉学渊茂，悦然从之（转《南方人物周刊》专访）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本刊记者 李乃清 发自斯德哥尔摩、上海

　　马悦然，生于1924年，诺贝尔文学奖18位终身评委之一，也是著名汉学家，毕生致力于汉学研究，翻译过《水浒传》《西游记》《桃花源记》和辛弃疾的大部分诗词等，组织编写了《中国文学手册》，并向西方介绍了《诗经》《论语》《孟子》《史记》《礼记》《尚书》《庄子》、《荀子》等先秦诸子的著作。

　　“一切都是假装！”白猫说，“今天晚上有一个北欧的老外假装做一个关于六言诗的演讲。假装听的人假装他讲的主题是‘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的标准’，你说笑人不笑人？”

　　在一篇两百余字的微型小说中，马悦然借小动物之口，幽了一默上次来沪演讲的经历。

　　那是2005年炎夏，这个八十多岁的瑞典老头，用“中古音韵”吟诵了李清照的《声声慢》……但多数人并不关心他的汉学研究心得，只是抓紧一切时机、拐弯抹角地追问诺奖的事。

　　在瑞典闲聊时，马悦然的夫人陈文芬曾跟我提及这趟可怕的上海之行，“运气很不好，复旦在修路，学校里一塌糊涂，那天王安忆送我们出来时悦然就已开始发高烧，后来越来越热，他差点死了……42度！陈丹燕就骂我，这个热度你还让他来？！”

　　是的，马悦然每次来都很“热”，但这个“热”却和他所做的冷门学问没什么关系。

　　10月中旬，马悦然携妻再次来沪，秋高气爽，却赶上了莫言获奖全国“发烧”的沸点：弄堂、剧院、高校、中学，他们夫妇俩遭遇了最热烈的围观……期间，陈文芬曾给好友发过条无奈的短信：“我明白我们跟中国之间就是这样了，中国作家没得奖，就怪悦然一个人，得奖了以后就莫名攻击得更加厉害。”

　　其实，马悦然此次中国行是早已计划好的，和诺奖刚颁给莫言并无关系。5月在斯德哥尔摩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他就提及今秋会来沪分享翻译观，推介他自己翻译的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2011年诺奖得主）的作品《巨大的谜语·记忆看见我》中文版。

　　然而，10月21日下午的新书发布会上，三十多家媒体争相挤进了上海老弄堂一间不足三十平米的书吧。看见眼前小方桌上铺满几十支录音笔，88岁的马悦然似乎有些不适，他微微侧了侧身，旁边速记员正紧张地敲打着……“啪哒啪哒”的急促声响，伴随底下“莫言”、“诺奖”紧锣密鼓的提问，把他原本要分享的“特翁”给吓跑了。

　　关于莫言，“他们不应该‘开枪’”

　　“我头一次跟莫言见面是在香港中文大学，我在那儿当了一学期客座教授。后来有天莫言就来了，我们有一个下午花了几个小时谈话，第二天他又回大陆去了，为什么呢？因为要分房子，我一点儿都不知道分房子是什么，觉得非常奇怪，人家起一大早到大学来马上就要回去，可是后来听说没有分到。第二次是在台北，他跟9个大陆作家（陈文芬补充：有苏童、余华、丛维熙、张炜、陈丹燕、池莉等），在台北住了几天，有天他们晚上出去看热闹，莫言不想去，所以跟我在饭店里喝威士忌沟通（陈：他不小心把一杯酒倒在你裤子上了）。第三个是05年他参加（北京）一个斯特林堡的戏剧节，那天来的中国作家有李锐、余华和莫言等，我们其实没多少机会见面，但常常通信。

　　“（陈：你说莫言小说写得太长了。）我觉得他真的写得太长了，他04年在《上海文学》刊登了《小说九段》，非常短，只有两页，我觉得非常好，马上把它翻成瑞典文。（陈：我再问一个，因为我们前面在家练习了下，他现在忘了。你翻译了莫言哪些小说给瑞典学院看？）我开始翻译的时候，选的是在我看来莫言最好的一个中篇《透明的红萝卜》，另外一个是幽默感非常强的《30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还有一些像《会唱歌的墙》和《姑娘翱翔》。（陈：讲一个麻子要娶个非常漂亮的姑娘，新婚夜姑娘跑了，飞起来停在树上不肯下来，村里人围在树底下等那新娘下来，悦然很喜欢这个故事。）

　　“我喜欢莫言就是因为他非常会讲故事……你读莫言会想到中国古代《水浒传》《西游记》《聊斋》的作者，莫言讲故事的能力就是从这些古代说书人学来的，当然他也学过外国作家，但我们不要太注重影响，莫言看了Faulkner（福克纳）和Marquez（马尔克斯）后非常惊讶，他说，我们高密这样的故事很多，我比得上Faulkner。

　　“瑞典学院一公布莫言得奖，很多媒体说莫言是共产党员又是作协副主席，他还抄了《讲话》，这样的人怎么能得奖？他们不喜欢。批评莫言的那些媒体人一本书都没读过，他们不知道里面的质量是什么，他们不应该开枪，这让我非常生气（陈：悦然曾批评瑞典媒体，要是你们都不读书，凭外表评判作者，这是很可怕的，这是知识分子的懒惰）。我读过莫言很多作品，也读过很多当代小说作家的作品，但没一个比得上莫言敢批评中国社会黑暗和不公平的现象，那些跑到外国去非常爱讲话的人，他们很容易来批评莫言，这让我觉得非常不公平……还有，《讲话》是一个历史文件，在当时对发展中国文学所起的作用是很强的，没有这个文件可能就没有赵树理等人，正因为有《讲话》才会有新的文学，但它以后的影响太坏了。”

　　“南坡居士”，在另一个世界游荡

　　马悦然说话，语速缓慢、调子沉稳，但他动起笔来则机敏活泼，十足老顽童。

　　“2004年拜读了老莫（即莫言）发表在《上海文学》的《小说九段》之后，我才明白微型小说到底是啥子。从那时起，要是没别的事做，我偶尔会写一两篇微型小说自娱。”他以“南坡居士”署名，用中文陆续写了60篇“微型小说”，合上“台湾小妖”（莫言对陈文芬的称呼，“她文笔快捷、精巧玲珑，与蒲松龄笔下人物好有一比，故赠此诨号与她，不想竟这样叫开了”）40篇小品文，两人联袂推出了一部笔记体小说集《我的金鱼会唱莫扎特》。

　　马悦然这位“洋居士”的微型小说别具一格，嘻嘻哈哈仿若酒后戏言。时而，他神游中国古代：骑着自行车回南北朝找寻子夜姑娘（《子夜歌》作者），让“李白那酒鬼”和讲究平仄的“杜老”来段风马牛不相及的对话，跟辛弃疾李清照他们对饮谈情发牢骚……谈古论今“摆龙门阵”，他用的是夹杂“啥子”、“莫来头”的川话语体，还用起“日每日”、“做那个啥”这般劲道十足的山西方言，学曹乃谦写他们北温窑的村里人……连老莫读后也叹服，赞其妙思“有孩童般的恶作剧，有圣哲般的睿言慧语，时而让人忍俊不禁，时而让人掩卷沉思”。

　　今年5月，本刊记者曾至马悦然家中专访。在斯德哥尔摩城郊的“优斯宏”，这位世界闻名的汉学家过着素朴的书斋生活，他的经济来源依靠退休金（他曾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任教）和写作收入。老人并没房产，长期租住在“燕鼻子住客之家”养老公寓。据陈文芬介绍，“这里很受欢迎，许多人申请要等15年才能排到队，入住的全是年过65岁的老人。”走在前头的马悦然立马转身，向她温柔地纠正道：“但你是这里惟一的例外。”

　　自1998年入住以来，马悦然搬了几次家才换到现在位于二楼的风景更好的房间。那是暮春时节，屋外“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夫妇俩带我一路亲近自然，“白玉兰、迎春花、山毛榉，波罗的海边还有瑞典特有的柳树。”我们看到一株樱花，“它名字很特别，翻译过来是‘鸟的樱花’。”我半开玩笑：“听上去像骂人。”马悦然反应极快：“那就不是niǎo，是diǎo！”说到他的强项（中国方言和古汉语音韵研究）上了，老人朝我眨巴下左眼，得意地笑起来。

　　马悦然的寓所不大，两室一厅不过70平米，中间十来平米的客厅就是他的书斋，屋内装饰简单，墙上几联蜀绣书法是他岳父（已故妻子陈宁祖的父亲）所赠，另有几幅老友高行健的画作。书柜中最醒目的是日本人诸桥辙次编纂的多卷《大汉和辞典》，这是马悦然最常用的中文工具书。客厅正中长条大方桌上，放着各地寄来的样书、刊物和他的戴尔电脑。陈文芬笑道，“他也上网。每天都被给到很多资料。我们家现在几乎是个广播台了。”

　　这间小小的书斋，像是独立于中国文坛之外的一座小星球，它的光闪频率时常影响到中国作家群的心绪；这里的主人是诺贝尔文学奖18位评委中惟一精通中文的汉学家，他经年累月、孜孜矻矻地翻译了自上古至当代的大量中国文学作品。

　　他爱《国风》里的“辣妹子”，读南北朝《子夜歌》会引起自己的情欲，钦羡“8世纪我的同胞们穿着熊皮在林中过着野蛮生活时，唐朝诗人在创作律诗和绝句”，他希望自己生在南宋，“如果生在山东，就和辛弃疾是邻居了，可以谈谈词，喝喝酒。”

　　多年前马悦然以中文写成自传性文集《另一种乡愁》，这部作品的瑞典文版取名为《在另一个世界游荡》。这位身在瑞典的“南坡居士”，一直都“在另一个世界游荡”。

　　“马可汗”中国行

　　1944年，遥远的北欧，那个姓马尔姆奎斯特（Göran Malmqvist）的瑞典小伙还在乌普萨拉大学修古典语文。“当时的人生目标是当个高中拉丁文和希腊文老师。”闲暇时，他读到一部英文版《生活的艺术》，“林语堂的英文比一般英国学者还好！发现他对道教兴趣很深，于是我立马到图书馆借来《道德经》，但我发现英、法、德3种译本区别很大，就去请教当时著名的汉学家高本汉，问他究竟哪个译文最好，他答：‘那些译本都一样糟。只有我译的是好的。’于是借给我那时还没出版的手稿。一星期后我还去时，他就问我为何不直接学中文。我做了决定，1946年秋就去斯德哥尔摩跟随高本汉老师学中文了。”

　　当时欧洲的中文授课颇似中国古代私塾，一句汉语都不会说的他，以《左传》入门，比中国学生还古典地学了两年。“现在的读者会认为《左传》文体古老难懂，其实里头有很多当时的口语对话，很有戏剧性，精彩极了！”1947年，他偶然开始把中国文学作品翻成瑞典文。“我记得我所翻译的头两篇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和欧阳修的《秋声赋》。1965年任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后才开始大量翻译中国上古、中古、近代和当代文学作品。”

　　父亲曾任中学教师，他从小跟着家人迁徙各地，习惯用耳朵记方言，也善说方言。1948年被高本汉派到中国调查四川方言时，他还说不了太多日常会话，但从上海到重庆，再到成都，他仅用两个月便粗略学会了可应付其田野考察工作的西南官话，此后就一头扎在峨眉山下报国寺内做了8个月的方言调查。“当时我的中文名是马可汗，当地人说，在这里叫可汗可不行，后来朋友帮我取了马悦然这个名字。”

　　起初，寺里小和尚都有点怕这个“马洋人”：“他鼻子好大！他眼睛是绿的！摘了眼镜，他眼睛是混的！好吓人哦！”当小和尚们发现他并不像传说的那样“吃小孩”，便视其为朋友。“我永远都会记得小和尚们每天晚上用清脆的声音高高兴兴地唱着一首内容忧郁的经文：‘是日已过，命亦随减。如少水鱼，斯有何乐？……但念无常，慎勿放逸。’小和尚如果都还在世，现在也该是快60岁的老人了，时间过得太快！阿弥陀佛！”

　　马悦然和四川的情感很深，这个“中国洋女婿”最爱川菜麻婆豆腐：“为什么呢？ 因为好吃。为什么好吃呢？很辣。怕辣的人肯定不会欣赏，怕不辣的人肯定会欣赏。”老人的口味到现在还是“辣”的。

　　1956至1958年间，马悦然在瑞典驻华大使馆工作，“从学术方面来看，那3年没什么收获，但我有机会跟一些作家见面。56年是非常好的一年，非常自由，‘百花齐放’，但57年春天就开始紧张起来了……我也不喜欢外交官的生活，非常无聊，每天有人要请你吃饭，应酬太多了。”

　　沈从文的湘西，曹乃谦的雁北

　　半个世纪以来，马悦然译成瑞文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不计其数，据说，50年代仍健在的及后来的中国知名作家，他大部分都见过，并与其中多位成了好友。

　　5月10日专访那天，恰逢沈从文祭日，马悦然回忆时有些伤感：“我们81年、82年时见过两三次面，记得我头一次去拜访，他的妻子张兆和就悄悄跟我说，‘千万不要问他古董的事，他一开始就讲不完了。’沈从文是个好人，问他关于丁玲的问题，他就说‘丁玲跟我是好朋友’，完了，就不说了。丁玲对他有很多攻击，但他不说人家的坏话。那时我在北京只有几天，要赶很多采访。我们11点多到沈从文家，还有汪曾祺陪着，在他家里，我就听到厨房咚咚咚地在准备，到1点钟我站起来说要走了，他们看起来很失望（陈在旁安慰：外国人和中国人习惯不同，别太难过了。）”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去世，“当时是龙应台先问我，你知道沈从文去世了吗？我说没听说，就给在瑞典的中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打了个电话，说你能不能告诉我沈从文是不是去世了？他说，谁？我说沈从文。他又说，谁？我马上就挂了！他是文化参赞，却没听说过沈从文这个名字，我非常生气！当时我在（瑞典）学院开会，那时是主席，会议结束前我就敲桌子（主席有个议事锤），敲得很大声，报告给大家说，沈从文去世了。”

　　“沈从文是五四运动以来我最钦佩的作家。……在我的散文集《另一种乡愁》里我把沈从文说成是‘乡巴佬、作家与学者’。而乃谦是一个真正的乡巴佬……”

　　1990年代初，马悦然在一本山西文学刊物上发现了山西作家曹乃谦。这个“乡巴佬”笔下的雁北，就像沈从文的湘西一样让他感动，“温家窑离我瑞典家乡有几千光年的距离。虽然如此，我深深地感觉到那山村的居民，除了那狗日的会计以外，都是我的同胞们，都活在同一个世界里，在同一个苍天之下。”他深信，“要是沈从文在世，他也会欣赏”。

　　2005年，马悦然去了“温家窑”，“吃油糕，吃莜面，住窑房，听乃谦唱要饭调”，村里人听这老外说这说那尽是自己村里的人和事，连南梁、西沟、圪塄地这样的地名他也知道，惊得直嚷嚷：“这老外简直简（“简直简”是雁北方言，加强语气）是太日能了。”喜欢民间文化的马悦然，说赵本山的小品“好玩儿。俗气一点没关系的。”他和陈文芬结缘，最早就是一起去看台湾相当本土的小西园布袋戏。

　　马悦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是真到魂牵梦萦的地步了：“1958年，我头一次到上海博物馆，看到刚出土的一个青铜器，很大，非常漂亮。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我梦到我到博物馆去，那时我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所以我就找到那个博物馆的管理员，问他这个大青铜器多少钱。他说这是博物馆的，不卖的。啊？我说，这个可以商量嘛。最后我说服他带我去见领导：哎，你这东西到底要多少钱？他就要告诉我多少钱时，我就醒过来了。醒来我觉得很不好意思，不该这样的。”

　　“俱往矣！”

　　人物周刊：50年代的中国作家，谁跟您最合得来？老舍先生？

　　马悦然：那是当然！老舍在英美都呆过几年，看惯了外国人，跟他讲话很自在。他那时是作协副主席，56年是个好年头，是“百花齐放”开始的那年，你可以跟中国作家见面，尤其是你认识老舍就好。你可以先请老舍来，以后就跟另外的作家说老舍答应来了，那就没有危险了。但那时没多少中国作家，冯至、卞之琳是之后的。冯至是很好的诗人，卞之琳也是，他的诗不好懂，就是一个朦胧诗人，北岛、杨炼、顾城他们说他们发明了朦胧诗，其实卞之琳比他们朦胧一万倍了。

　　人物周刊：你跟艾青也挺要好的？

　　马悦然：对！我认识他是在1979年他平反了以后。他在57年就被戴上右派帽子，79年冬天平反后回到北京，作协宴请他，周扬就讲几句话，他说，“啊，艾青同志，我们错了。”8个字艾青站起来就说，“俱往矣！”3个字。（笑）这是艾青告诉我的。

　　他跟我讲，在延安时，有一天毛泽东找他：（模仿毛的口音）哎，艾青同志啊，你可以打听一下这个朋友们呐同志们呐，谈论什么东西了，回来给我报告啊，对我有什么看法啦，你给我谈一谈嘛。（笑）艾青当时没有。你知道延安座谈会是在1942年5月，艾青是在1942年秋天，在《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叫《了解作家，尊敬作家》，这个当时打击很大。在座谈会以后还敢这样说。当时没什么，但后来就把这个东西拿出来了。

　　人物周刊：说说您当年和钱锺书先生的见面？

　　马悦然：那是1981、1982年，当时我是欧洲汉学学会的会长。他见我就说：哦，你来到我们这个动物园，看哪些动物了？我们这个（《中国文学手册》）一共4册，小说、短篇小说、戏剧跟戏曲，但我们准备专门做个讨论散文的，我就去问钱锺书。他说，哦，中国有人写散文吗？这我倒没听说过。（笑）哎呀，他厉害，没听说过，哈哈哈。他对我们这个计划有些怀疑，觉得没多大意义。但做完后再去看他，他的看法就完全改了。他认为那里面有很多被遗忘的作家，我把他们拿出来了。

　　人物周刊：您和曹乃谦的关系很好，说说对他的印象？

　　马悦然：乡巴佬了，他人好极了，非常老实。他是警察，但一点儿都没有警察的架子。我知道很多中国当代文学的专家不太喜欢乃谦，曹乃谦、苏童的小说，他们觉得没什么文学价值。我不知道为什么呢，他们根本就没看懂。

　　曹乃谦跟苏童之间的距离有一亿八十万里之远。乃谦的小说，无论主人翁多么贫穷，多么笨拙，他或者她还保存着一种中国农民固有的人道之根。苏童的小说《米》是我所看过的最可怕的小说，里面没有一个好人，都是坏的，男男女女，都坏透了，好像都盲目地走到没路可走的深渊，非常吓人的一个故事，我真的看了心里很不舒服，就是因为那种恶。我头一次见苏童的时候，他就像一个高中生，真不知道他哪来这种生活经验。

　　不仅苏童，还有残雪，非常天才的一个女作家，我一直都很喜欢她的作品。但我发现，在中国，跟中国作家谈到她，尤其是男作家，就说，嘿！她不行的，那个女人脑筋不对。她写得那么乱，不像是个好作家。其实她是中国作家中突出的一个，中国的卡夫卡了。

　　（实习记者张玥对本文亦有贡献）

　　《巨大的谜语·记忆看见我》读后感(四)：现实的记忆，诗意的源泉

　　《巨大的谜语•记忆看见我》是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与回忆录合集。前者描述日常生活的点滴，简约晦涩，如同“巨大的谜语”。后者记录童蒙时代的经历，亦真亦幻，犹如迷离的梦境。人生的两极以超现实的姿态在文本中相遇，最初的记忆与最后的诗句并置一炉，虽然同样语焉不详、含糊隐晦，但足以让我们一窥其创作形成与演变的脉络。

　　在表述创作理念时，特朗斯特罗姆曾用“诗在找我”来形容瞬间灵感的迸发。显然，在他看来，世界就是一首精妙的诗，充满无尽的隐喻与难解的谜题。诗人只是旁观者，恰逢其时，不料竟被“巨大的”诗意撞了个满怀。同样，在回忆往事时，也就有了“记忆看见我”，而非通常所说的“我看见记忆”。这位“受雇于伟大的记忆”的老者作为记忆的见证人，被记忆再三操纵、主宰。记忆将他一次次推入往昔的时光，并引领他进入世界这“巨大的谜语”。

　　在《记忆看见我》里，回忆的旅程始于幼年，止于高中。特朗斯特罗姆将其一生比作一颗“彗星”。作为心智启蒙的关键时期，幼年是最为明亮、最为密集的“彗星的核心”。他以诗人的浪漫情怀尽情吟咏、用心理学家的缜密思维细细揣摩，游走于“巨大的记忆”之中，找寻“记忆的记忆与突然的高潮所引起的情绪”。早年的生活片段如胶片般一一闪过，无论是第一次与母亲走失、不开心的小学生活，还是成人图书馆屡屡被拒绝的糗事，或者是少年时患上抑郁症的冬天，皆为其后漫长的创作人生埋下了伏笔。

　　作为诗人，特朗斯特罗姆并非从小就显现出对文字的爱好。虽然5岁就学会了写字，但他对“写作”并无多大兴致，“我嫌写作太慢，我的想象力需要更快的表达方式。”但不管他承认与否，诗人的浪漫气质与敏感品性早已融入其血脉。比如，他狂热地迷恋上火车模型。但同样是火车，在他眼中也分为三六九等——他对蒸汽机车的热情远远大于电力机车，因为“我浪漫的倾向胜过我对技术的兴趣”。或者，他通过声音的不同辨别公寓里迥异的各色人等：电梯里遇见的“幽灵一样苍白”的老头儿，笑声越来越“稀少”；隔壁邻居的代理人时常爆发出阵阵“透过墙壁、令人着迷”的大笑；金发的保姆讲一种“柔软的南方方言”；大他71岁的外公则满口“19世纪的语言”，既老派又过时……

　　特朗斯特罗姆诗歌的意象来源于其对周围世界的细腻观察，这大概与其童年对自然的热爱不无相关。儿时的他立志做自然学家，怀抱着“巨大”的热情，迫不及待地去探究世界的隐秘。他沉迷于捕捉昆虫、制作并收藏标本。他形容这是一种“流鼻涕”、“流泪而怀抱莫大希望”的人生初体验。他惊讶地观察这世界，惟恐错失美好的瞬间。尽管只是接触到“极微小的部分”，他仍然惊叹不已，宣称“我移动在巨大的谜语之中”。想来，这“巨大的谜语”也在他记忆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迹。多年以后，往昔的风景化为诸多繁复的意象，一并融入他笔下的世界，比如，夏天里唱歌的布谷鸟、山顶上追着天空的蓝色大海、散发着白兰地味道的清风，既迷人又充满超现实的意味。

　　不过，谜语之所以成为谜语，自有其复杂性与难解性。晚年的特朗斯特罗姆将人生比喻为“悲伤的凤尾船”，绝非偶然，只因其上真实地承载着存在的“轻”与“重”。幼年的他以孩童般的天真、好奇跃跃欲试地想要拥抱世界，但在最初的热情消逝之后，世界渐渐褪去美好的假象，展示出多元的面相。想来，在忆及往事时，浮现于诗人眼前的绝不仅仅是愉悦与轻盈——“快乐时光的记述，也伴随着暗淡悲惨的绝望”。

　　二战时，瑞典虽为中立国，却绝非世外桃源。席卷整个欧陆的战争虽然只是报纸战事地图上的“黑箭头”，仍然“像寄生虫一样”，在他幼小心中留下了无法抹去的阴影。他天真地认为，“共产党员”是喜欢俄国的人，右派是亲德派，所以多少有一点“可疑”。在同学家里做客时，他第一次意识到阶级的存在与贫富的悬殊：批发商的儿子住在苹果湾的大房子里，玩“大得惊人”的玩具汽车；普通人家的旧屋没有独立的厕所，孩子们只能在“抛弃的老锅子”里撒尿。但政治终究太过遥远，那只是成年人的博弈场。我们可以想象，在9岁孩子的世界里，政治到底意味着什么？“社会问题、阶级、工会、经济、财产分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对主张，这些观念我一点都不了解。”

　　彼时，在心智尚未成熟的特朗斯特罗姆眼中，法西斯的残暴应该远远不及现实的“苦难”来得具体、真切。因为母亲是小学老师的缘故，他在学校里受到特别优待（免于被打耳光、抓扯头发之类的体罚），然而精神上的压抑却不可避免。对他而言，学校是一个“喘气的空间”，他时时感受到其间的“沮丧气氛”。噩梦尚有醒来的一天，学校的恐怖却是没完没了：长有鹰钩鼻的校长好比邪恶的巫师，无奈没有好心的仙女前来助阵；老师一生气，后果很严重，“最可怕的是被送到感化院”。“感化院”这个恐怖的字眼让涉世不深的他联想起“磨碎机和刨子”。他无不悲观地想到，成年人设置如此“特殊的机构”，无非是为了“折磨”（甚至“弄死”）顽皮小孩。联想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负面情绪也随之呈几何倍数递增。最后，他更因此患上了抑郁症。

　　大学毕业后，特朗斯特罗姆成为儿童心理学家，并以此作为终身职业，大概与童年这段不堪回首的痛苦经历有关。他后来是否改变了对感化院的看法，我们无从得知，但少年时代的抑郁症却将他引入内省。“世界是一个医院，在我面前我看见身体和灵魂变形的人”。所幸，古典音乐拯救了他，在舒伯特、格里格和李斯特的世界里，他找到了精神慰藉——忧郁非但没有将其逼入绝境，反倒变成一种“叫我成长的肥料”。此后，音乐更成为终生所好，绵延于创作中，也就有了诗作里无处不在的音韵之美。

　　一言以蔽之，《记忆看见我》描摹诗人创作背后的世界，这既是现实的生活，也是诗意的源泉。特朗斯特罗姆说，“诗不是表达瞬间情绪就完了。更真实的世界是在瞬间消失后的那种持续性和整体性。”那么，《记忆看见我》所秉持和延续的正是这份“真实”。他的诗作向来以密集的意象与独特的隐喻著称，在极简的诗句之下隐藏着繁复的意指。尤其在1990年诗人因中风而失语之后，句子变得更为隐晦。言语无法传递出他内心真实的声音，一切未尽之意，只有到记忆里寻找了。

　　《巨大的谜语·记忆看见我》读后感(五)：凤尾船的悲伤

　　也许和大家的经历相反，从之前《外滩画报》上一篇马悦然关于特朗斯特罗姆的文章才知道了诗人，但关于马悦然我一直以为是个华人，我还在纳闷并且自豪居然有一个和诗人走得那么近的还如此精通瑞典语的华人。特朗斯特罗姆的诗作也是从这套马悦然的译作开始认识的，我觉得能够有一个和作者比较相识相知的人来翻译其本人的著作会更加贴切些。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个上选的译本，毕竟两种语言都精通的人比较少。然而从最近一期的《外滩画报》上介绍瑞典学院才知道原来马悦然是瑞典人，算是个汉学家。然后看了大家的部分评论，也有些对马悦然这个汉学家的title表示不屑的。但其实诗作是一件很私人的物品，对作者，对读者，对译者都是如此。马悦然在《巨大的谜语》译序中有一段话：“我认为诗人已发表的诗不属于他自己，属于他的读者，属于全世界爱好诗歌的人。”而每个人的看法和爱好审美也许又是不同的。读者有可能与作者有共鸣也有可能与不同的译者有共鸣，这是作为文学欣赏尤其是译作鉴赏的一种宽泛性的体现。正如诗人的那句诗句本身所体现的：“厌倦所有带来词的人，词而不是语言，……空白之页向四方展开！……语言而不是词”（李笠译）我们需要看到的是作者所要展现的或是译者所要展现的，是那种“展开”的本质，而并非辞藻本身。作为马悦然就其所掌握汉学的程度将其本土的文学作品译成汉语有其本土上的优势，这和中国人将瑞典文译成中文所占据的译文上的优势是相同的。相反，你却可以从中看到自己本国的文字通过另一种文化过滤后的另一种表达。语言是灵魂性的东西，而不是词的表意的表达。

　　《巨大的谜语》中我最喜欢的当属《悲伤的凤尾船（二）》，光这个名字我就喜欢，凑巧我去翻了李笠的译本——《悲哀的贡多拉》，很明显“悲伤的凤尾船”比“悲哀的贡多拉”更富有诗意，“凤尾船”比“贡多拉”更具形象感，看到“凤尾船”其实读者脑海中的形象就是一条贡多拉式的小船，但作为中国人译者会很直接地译成“贡多拉”，因为李斯特的那首钢琴曲的原名就叫Die Trauergondel，这是很注重意译本译的结果，但外国人译成中文他们的思维模式会不同，他们会刻意去中国化而不是让中文去西欧化，凤尾其实是相当具有中国元素的一种形象化的东西，所以他们会更倾向于这样形象而更具中国色彩的及中国文学诗性的元素穿插其间，而相反中国译者不会去这样想。“悲伤”和“悲哀”明显从词意的角度来看，“悲哀”有些过了，就是有些过于忧伤做作了，而我相信“悲伤”是原意，因为诗的情绪是很容易被一些故作忧伤的辞藻渲染过头的，像这样的诗句其实原本就是忧愁的就不用再故作哀伤了。而且就中文的语境来说“悲伤的凤尾船”其给人感觉哀伤的重点在“凤尾船”，一个相当诗性化原本略带伤感的词，而“悲哀的贡多拉”其哀伤的重点就在“悲哀”两字上。

　　确实很明显，马悦然的翻译某些地方会感觉生硬些，但对比李笠的翻译，即便我没有看过瑞典原文，我可以感受到李笠翻译的那种汉语语感上的略带过度的圆滑，可能和李笠本身也是诗人有关，而相对比马的翻译则更简练直白些，应该更接近瑞典原文本意些。

　　《悲伤的凤尾船（二）》中那句不断反复的每一段尾句——“装很重的生命的凤尾船是朴素的，黑色的。”李笠的译文是——“贡多拉沉重地拖着生命，它简单而黑。”初读的话，李笠的译文感觉很哀沉，但就我自己感觉而言，马悦然的那句却达到字句真的朴素简单但却撮人泪下，就是那种越简单的反复越错人心旌的感觉。

　　还有一种就是意境上的偏差。还是这首诗，第七段尾句，李笠的译文——“晚上好，美丽的深处！贡多拉沉重地拖着生命，它简单而黑。”而马悦然的译文是：“晚安，美丽的海洋！装很重的生命的凤尾船是朴素的，黑色的。”“晚上好”和“晚安“在诗中是两种意境。也许李笠的译文更带那种诗人的狂放的气质，但在这里确实不符合特朗斯特罗姆这首诗的意境和写这首诗时的状态，更不符合李斯特这首钢琴曲的曲风，这是一首几乎全是中低音伴随低音伴奏类似于低声细语又几近悲怆的乐曲。

　　其实任何作品，一种文字翻译到另一种文字，文字上的别扭是正常的，这是谁也嘲笑不了谁的，但重要的不是表面文字，而是真正作品的内在和实质。包括翻译的本质是一种消除国界的推广和交流，而不是为了彰显自我。说实话，尤其是诗作，我们很少看到比较直译的作品，马悦然的这两本书可以说算是个异类，因为大多作品都是会经过译者二次渲染处理的。而异国文学本身都是带有一种距离美的，同样魔幻类的超现实主义的，同样都带有些低俗的情感宣泄，而我却会更喜欢安吉拉卡特的小短篇而不是莫言的作品，而老外们会喜欢莫言的，是一个道理。因为陌生文字的触动会更令人感到感动，而这种感动就是我从马悦然和李笠译文的对比中所感受到的。

　　《巨大的谜语·记忆看见我》读后感(六)：一点想法

　　首先，要感谢某宝的赠书活动，否则我应该不会去买如此昂贵的两小册子，在短诗和俳句那部分几乎都是三行一页。第二马悦然最近因莫言获诺奖，加上张一一的炒作参合，确实火爆了一把。单就“诺奖终身评委”几字，讲座就被挤得水泄不通。不过据现场同学反映，当日因花粉过敏，马讲得并不顺畅，与预期有较大落差。

　　而这两本书，我是花了小半下午翻看完毕的。事实证明一个译者选择将本国语译入他国语是件很冒风险的事情，不管他是否是一个XX学家。在《记忆看见我》这本书中，欧化句亦或翻译腔十分严重，如“现在那博物馆在耶夫勒城外一座很宽敞的房屋，可是那时挤在首都中心的一部分”（《记》中P138）；“那老师没有垮台，后来我上他的德语课，他恢复得能大声欢迎黑塞（Hesse）获得194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P193） ；“外公保持他坚强的意志，很自然地迎接我（p134）”这种别扭不通住处满篇皆是。

　　就内容而言，特朗斯特罗姆的回忆录写得很清晰：记忆、博物馆、小学、图书馆、初中…… 正如记忆那部分中所说，一生就像一颗有头有尾的彗星。彗星的头，其最明亮的一段是童年和青春期；彗星的核心，其最密集的部分是决定生命最重要特征的幼年。在《记》中，我们可以看到童年以及童年所培养的兴趣对人的一生起着很大的作用。托马斯研究动物、喜欢去图书馆、喜欢地理和历史，喜欢弹钢琴。而对于文学或者对于写诗的兴趣和天赋，直到高中时期才真正开始。尽管译文的可读性偏差，但阅读这些文字时，你会不自觉地想起自己的童年，某些情感是想通的。

　　在《巨大的谜语》的译者序中，讨论了译者的身份问题。马认为理想的译者应为技术极为纯属的工匠，如奴隶般工作，进行自我否定。他不支持改译或者超越源语。但对于诗歌翻译来说这似乎又是个悖论。音律、节奏、诗歌意象、暗喻，必然决定了是个翻译的难度。忠实原文的语言形式，必定会造成某些要素的流失。倘若译者进行创作性翻译，增加了译文的可读性和文学性，是否又背离了原作，可否仍称为译文？ 总得说来，译文就是在原作者和译文读者这间相互妥协的结果，两者皆满意的点便可成一篇好的翻译。

　　《巨大的谜语·记忆看见我》读后感(七)：（转）《东方早报》在“莫言周”专访2011年诺奖得主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

　　诗人，用深邃的灰色眼睛说话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

　　Tomas Transtromer

　　托马斯生于1931年，是当今瑞典最优秀的诗人之一，著有诗集十余卷，并曾被翻译成三十多国文字。他于1954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诗十七首》，在瑞典诗坛引起轰动。2011年，托马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理由是“他以凝练、简洁的形象，以全新视角带我们接触现实”。1990年，托马斯患脑溢血致半身瘫痪后，仍坚持写作纯诗。近日，中文版《巨大的谜语·记忆看见我》（托马斯著、马悦然译）出版。《巨大的谜语》是最新诗集，《记忆看见我》则回忆了童年生活。

　　“我们住在斯德哥尔摩的南区，我们的地址是史威登堡街33号（现在改名为篱笆门大街）。”“我的外公和外婆住在附近，在布莱金厄大街，转弯就到。”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这样描述。

　　搭乘地铁绿线从Medborgarplatsen站出来，往南走两个街区就会看到一座矗立在高台上的小教堂，篱笆门大街就在教堂边上，不太容易找到。不过顺着他外公外婆曾居住的布莱金厄大街很容易就到了这里。火柴盒样式的公寓楼被翻新过，看不出已经有90年的历史。那个街区有些荒凉。

　　童年与福尔孔街57号

　　“父母离婚以后，妈妈跟我搬到福尔孔街57号。那座大楼容纳、混杂着一群属于底层中产阶级的人……我们住的是五层楼。最高一层。”

　　Medborgarplatsen站出来就是福尔孔街，沿街走几步便到了福尔孔街57号。在公寓楼底下钉着一个铭牌，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曾经在这里居住过，并在1978年写下了关于这栋楼的一首诗《自1947年冬》，这首诗印在这块铭牌上。1947年托马斯与母亲曾经在这里居住，托马斯住在5楼。在楼梯口的住客铭牌上，写着有一位诺贝尔先生住在楼上。57号边上紧挨着一家Bar，名字叫“查尔斯·狄更斯”。

　　从福尔孔街去托马斯曾就读的南区拉丁语学校很近，走过去十分钟就到。“我的学校位居斯德哥尔摩南区最高的地方，学校院子的位置比那个地区的大多数建筑物的房顶还高，学校建筑物的砖头从老远的地方都看得到。”托马斯表示。学校位置确实很高，尽管现在它肯定不是南区最高的建筑物了。从校门口进出的高个子学生，遇到老师都会停下来，低头致敬。托马斯就读的高中，是斯德哥尔摩最有名望而且历史最为悠久的高中学校之一。从这所学校开始，托马斯走上了诗歌创作的道路。

　　中风后依然出诗集

　　现在的托马斯住在斯德哥尔摩南区大门的高台附近，他的公寓楼俯视着港口和波罗的海。厨房里挂着托马斯外祖父的画像，那位出生在19世纪的老人、比托马斯大71岁的朋友。“我的外公，卡尔·黑尔默·魏斯特白格，生于1860年。他是一位领航员，也是我最好的朋友，比我大71岁。” 卡尔的船曾多次载着斯特林堡（瑞典戏剧家、小说家、诗人）去他写作的那个小岛，后来托马斯的父亲写了本关于斯特林堡的书。

　　托马斯就坐在单人椅上，落地灯照在他身上，脸上的皮肤满是时间留下的皱褶，让人想起他写的那句“直到光线赶上我/把时间折起来”。窗外下着大雪，大海和桥，就像托马斯写的：“一条桥/慢慢地/自动地盖住天空”。

　　客厅有托马斯的大钢琴，钢琴上散落着一本托卡塔的琴谱，有时他会用左手弹琴。1990年，托马斯中风，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诗人北岛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中风后的托马斯：“他后来在诗中描述了那种内在的黑暗：他像个被麻袋罩住的孩子，隔着网眼观看外部世界。他右半身瘫痪，语言系统完全乱了套，咿咿呀呀，除了莫妮卡，谁也听不懂。”就算在中风以后，托马斯还是出版了不少诗集。托马斯的朋友、汉学家马悦然说，去年他在诺奖颁奖典礼上遇到获得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的得主，按这位科学家的观点，像托马斯这样中风后能再写诗几乎是不可能的。可是托马斯做到了。

　　客厅悬挂着中文书法

　　“他现在能说几个简单瑞典语了”，马悦然的夫人陈文芬说，托马斯的情况比她最早见到他时好很多了，也更有精神了。送上刚刚出版的中文版《巨大的谜语·记忆看见我》（托马斯著，马悦然译），托马斯高兴地翻阅起来，看到书中收入的那些老照片，他笑了，虽然他不能讲话。在身旁的茶几上，还摆着中文版的《航空信》，那是旅居瑞典的作家万之翻译的。

　　托马斯的妻子莫妮卡去厨房准备咖啡和点心，她从托马斯的视线里离开一小会时间，托马斯突然紧张起来，吐出“莫妮卡”的名字，只好又把莫妮卡叫过来。二十岁，他娶了莫妮卡，一直在一起。中风后，莫妮卡也辞掉了工作，在家照料托马斯。

　　准备去会客厅聊天。莫妮卡吃力地把托马斯搀扶起来，托马斯拄着拐杖执意一点点地挪到客厅。大家讲着前两天的诺贝尔奖颁奖仪式和莫言，托马斯只是安静地听着，他深邃的灰色眼睛，让你害怕直视。有时他也有意见要发表，或作愤怒状，或笑着，或让莫妮卡来解释。

　　在托马斯的身后悬挂着一幅用中文书法写的托马斯作品，那是托马斯诗歌《孤独》第二部分的一句“想引人注目——生活在/眼睛的海洋/就必须有特殊表情在脸上抹泥”。那位书法家搞错了托马斯的名字，误以为这位托马斯是“迪伦·托马斯”，但托马斯和莫妮卡并不介意，还是挂着。不过早年的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受到迪伦·托马斯的影响是肯定的，马悦然说：“我相信托马斯二十三岁时将他头一本诗集题名为《诗十七首》的时候，一定想到了迪伦·托马斯二十岁发表的诗集《诗十八首》。”

　　两届诺奖得主会面了

　　除了这幅闹了乌龙的中国书法作品，托马斯和莫妮卡喝着龙井绿茶，书架上摆着小佛像。1985年，托马斯和马悦然一起来过中国，拜访了巴金、冯至、艾青等一批老作家，还有北岛。1990年代以后，北岛又经常来到瑞典和斯德哥尔摩，他们走得很近。莫妮卡谈到对北岛的第一印象：“高大。”北岛有一本书叫《蓝房子》，是托马斯一首诗的名字，也是托马斯外公的房子。托马斯的先人于150年前在斯德哥尔摩外的一个小岛上盖了一座“蓝房子”，马悦然说，“这个海岛是托马斯真正的故乡。”北岛说：“蓝房子并不怎么蓝。这栋两层木结构建筑已有150多年的历史了，楼下是客厅和厨房，楼上一间是卧室，一间是托马斯的书房。为了保暖，窗户小小的，天花板很低。”现在不是适宜居住在蓝房子的季节。

　　他们也谈起了莫言。马悦然介绍了他翻译好但还没出版的莫言中短篇小说《透明的胡萝卜》、《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等，说好过几天给他们看看。托马斯看过莫言的《生死疲劳》，很喜欢，在看了莫言的演讲稿《讲故事的人》后，莫妮卡给万之和陈安娜发了邮件祝贺莫言：“亲爱的安娜和迈平（万之）！我们刚刚读了莫言的演讲！非常动人，优美至极！代为转达我们两人的热烈问候！也向马悦然表达对莫言的支持。莫言在瑞典的这几天，当地媒体对莫言和瑞典学院并不客气。”

　　去年，托马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因为身体原因不需要参加那么多的活动和冗长的仪式。今年是莫言获奖，行动不便的托马斯连续两天出现在诺贝尔奖的活动上。这让他的朋友都很意外。在12月10日的颁奖典礼上，转播镜头多次给了托马斯和莫妮卡——虽然后来疲倦的托马斯在漫长的颁奖仪式上差点睡着了。“很多中国人看了颁奖转播，也看到了托马斯！”他听懂了笔者的话，和莫妮卡都笑了。在12月9日的诺贝尔奖酒会上，去年和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终于会面了。陈文芬说，“在托马斯之后，获奖的是中国作家，他是很开心的。”

　　托马斯很快就累了，莫妮卡送大家出门。只留下托马斯一个人在原地，灯光完全撒在他身上，他垂下头，安静、沉思，孤独地翻着手上的餐巾。

　　《巨大的谜语·记忆看见我》读后感(八)：悲伤的凤尾船

　　托马悦然的福，有幸读到前诺奖得主诗人托马斯的大作。这套马悦然译作有两本，我很喜欢图书的装桢，牛皮纸包裹的两本小册子。第一本是「巨大的谜语」托马斯的诗歌。另一本是「记忆看见我」托马斯的回忆录。

　　回忆的作品总是能让人达到共识，不论语言如何只要故事触发读者回忆。可惜，地域不同，经历差别太大，我没法和作者共振，凡是思想不能共振的书都会让我昏昏欲睡。但是细节的描写还是很好，我能隔空感受斯德哥尔默的托马斯病危在床，大脑对黑白画面的缓缓流放。

　　而另一本诗作就更没办法让我振一振，看了很多遍，努力去感受，最后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对于诗歌鉴赏能力文学感知能力实在不高。

　　「对于瑞典人来说，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出现，犹如在汉语中出现了唐诗。——于坚」

　　因为国界的原因。和唐诗比拟这句话我还是觉得言过其实。

　　不过采访的时候，听说托马斯描述的意境。还是有了些感觉，和不太会鉴赏的豆油分享：

　　1990年托马斯中风失去说话能力随后发表「悲伤的凤尾船」表达命运感慨。前两首是：

　　「四月和沉默」

　　荒凉的春日

　　像丝绒暗色的水沟

　　爬在我身旁

　　没有反射

　　唯一闪光的

　　是黄花。

　　我的影子带着我

　　像一个黑盒里的

　　小提琴。

　　我唯一要说的

　　在够不着的地方闪光

　　像当铺中的

　　银子。

　　「正如当孩子」

　　正如当孩子时，一种巨大的侮辱

　　像一个口袋套在你头上

　　模糊的太阳光透过口袋的网眼

　　你听得见樱花树哼着歌。

　　还是没帮助 ，巨大的侮辱

　　盖在你的头上，你的身上，你的膝盖。

　　你会间断地动摇

　　可是不会欣赏春天。

　　是的，让闪亮的帽子盖上你的脸

　　从针缝往外看。

　　海湾上水圈无声的拥挤。

　　绿色的叶子使地球暗下来。

　　《巨大的谜语·记忆看见我》读后感(九)：特朗斯特罗姆：琐细与无上之美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诗歌最早的中译者，是诗人北岛。而把特朗斯特罗姆诗歌引荐给北岛的人，却是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在《时间的玫瑰》一书中，北岛曾回忆起此事。一九八三年夏末，北岛从瑞典使馆文化专员安妮卡那里得到特朗斯特罗姆最新的诗集《野蛮的广场》，以及马悦然的英译稿和一封信。“马悦然在信中问我能不能把托马斯的诗译成中文。这是我头一回听到托马斯的名字。回家查词典译了九首，果然厉害。托马斯的意象诡异而辉煌，其音调是独一无二的。很幸运，我是他的第一个中译者。相比之下，我们中国诗歌当时处于一个很低的起点。”

　　我不知道马悦然为什么让北岛来译特朗斯特罗姆。或许，一个有着“近乎枯燥的严肃”的中国北方诗人，与一个来自北欧的“诗的禁欲主义者”，有一种内在的契合？有趣的是，当诗人王家新希望从自己的诗歌语言中“透出一种能和北方的严酷、广阔、寒冷相呼应的明亮”时，他也从特朗斯特罗姆那里找到了共鸣。不管怎样，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本世纪，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被断断续续译介到国内，对汉语诗歌产生了某种隐秘的影响。最新出版的由马悦然翻译的诗文集《巨大的谜语•记忆看见我》，可以说，为特朗斯特罗姆作品的中译划上了一个漂亮句号。

　　《巨大的谜语•记忆看见我》收入了《悲伤的凤尾船》、《巨大的谜语》两部诗集以及诗人回顾早年岁月的自传《记忆看见我》。其中《巨大的谜语》是特朗斯特罗姆中风之后完成的，是诗人最新可能也是最后的作品，首次译成中文。马悦然的翻译，无论是在语义、节奏与风格的准确上还是在语言的凝练有力上，都远超李笠和董继平的翻译，这一点只要对比三者译的《悲伤的凤尾船》（李、董译分别译为《悲哀贡多拉》和《悲伤的贡多拉》），就能明白。即便散文体作品《记忆看见我》，马悦然的翻译也更为准确、入味，超过北岛和董继平译的。

　　读《巨大的谜语》、读特朗斯特罗姆的诗作，是知其然，而读《记忆看见我》，则是知其所以然。就我个人来说，诗人有时比诗作更加吸引我。特朗斯特罗姆独特的诗歌气质是如何形成的呢？它与瑞典、与北欧的风土多少不无关系。后者有着独特的高纬地势、冰河地形、反差强烈的日照和黑夜，而特朗斯特罗姆所在的瑞典，更是约有百分之十五的土地在北极圈内，沐浴在一种特殊的自然光线下，使每个人时刻如同生活在剪影之中。这种风水地貌造就了“脸孔的诗人”英格玛•伯格曼和他的“室内电影”，也造就了葛丽泰•嘉宝那谜语一般的面孔（罗兰•巴特说“嘉宝的脸是一种理念”）。当然，也造就了特朗斯特罗姆那雕刻一般的诗歌。

　　毫无疑问，特朗斯特罗姆是一个典型的“北方艺术家”，“很严肃、很早慧”。这种气质在他早年就初现端倪。在《记忆看见我》中，特朗斯特罗姆谈到自己五岁时就已经学会写字了，“可是我嫌写作太慢，我的想像力需要更快的表达方式”，为此他发明了一种速写方法来画画。他是一个博物馆狂，但是害怕骨架。“我对蒸汽火车头的兴趣远远超过对电力火车头的兴趣，换句话说，我浪漫的倾向胜过我对技术的兴趣”。十一岁时，他开始收集昆虫，一度想献身昆虫学。“我对我所捕捉的昆虫，当然没有任何审美的观点——我从事的是科学——可是我无意识地吸收了很多美学的经验。我移动在巨大的谜语之中。我得知土壤是活的，得知有一个容纳无穷的爬行与飞行的生物世界，而那些生物有它们自己很丰富的生活，一点都不需要关注我们”。上小学时，一个孔武有力的同学老欺负他，他发明了一种“装死”的方法（他称之为“既受残暴又保持自重的特技”），结果让对方很快厌倦了这种暴力游戏。十三岁时，他迷上了非洲的地理和探索，读了很多相关的书。在学校里，他以笔快著称，总是写地理或历史方面很长的作文，而后来却成为一个以写得少而闻名的诗人。十五岁时，他得了很严重的忧郁症，“一种不发出光而发出黑暗的探照灯把我捕获”，最终是音乐陪伴他度过了这次精神的“炼狱”。十五岁上高中后，他通过拉丁文学习开始接触贺拉斯的诗歌。“现在那发光的罗马文本落到尘世上了。可是下一个时刻，下一阕诗里，贺拉斯的拉丁文带回诗歌奇妙的精确。这种琐细与无上之美的相互作用教给我很多东西。这种相互作用是诗的条件，也是生活的条件。形式（形式！）起了提高的作用。毛虫的脚消失了，翅膀展开了。”——一个伟大的诗人就此诞生！

　　特朗斯特罗姆把自己一生比喻为“彗星”。彗星的头是童年和青春期，而彗星的核心则是“决定生命最重要特征的幼年”。作为自传的《记忆看见我》只写到少年时为止，是有其道理的。北岛说过，“大多数诗人是通过时间的磨砺才逐渐成熟的，而托马斯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了惊人的成熟”。这种“早熟”，在特朗斯特罗姆那里，主要体现为一种形式感的发现。这是特朗斯特罗姆诗歌的核心，也是北方诗歌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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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是不可译的，我一直这么认为。尽管北岛将李笠也好、董继平也好，都批了一通，顺便摆上自己认为更加精确的译诗，但很可惜，在我这个普通读者读来，还是一样的，别扭。

　　但这并不妨碍我憧憬特翁的天才。接近这份天才，只需要抛却理性，相信自己的想象力和感受力，全身心沉浸到诗中。慢慢地，那些非凡的钻石般的意象就能从僵硬的碎片、拗口的字眼中浮起来，然后像温泉水一样滚烫了你的全身。

　　至于我自己，最后一次写诗是在5年前。诗太纯粹了，无我容身之地。写作有时候不得不痛苦地承认自己的分量，看清自己才能的局限。尽管一直以来都在读伟大的作品，但是写出自己的东西来，是另外一码事。

　　但我从来没有停止读诗。我试图运用各种素材来创造故事。然后发现，诗歌是最后放进去的那一小撮盐。看不见，但决定了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