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魔鬼作斗争》读后感10篇
《与魔鬼作斗争》是一本由(奥)斯蒂芬·茨威格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254图书，本书定价：28.80元，页数：2013-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与魔鬼作斗争》读后感(一)：无题
“病态”这个词只适用于不具备创造性的低等世界，因为一种创造了不朽的病态已经不再是病态，而是过分健康、极度健康的一种表现形式。即使魔鬼性处于生活性的最边缘，并且已经探身出去，探进那不可触及且从未被触及的领地，它也仍是人性的内在主体，也仍在大自然的范围之内。
荷尔德林，一个“被卖进天堂之狱的人”，这个伟大的无意识之人完全成了玄妙语言的传声筒，成了一张尼采所说的那种“传达天国命令的嘴”。 我只是一片朝霞， 漫无目的，倏忽即逝。当我孤独地盛开时， 世界还在沉睡。 ——《恩培多克勒》
以下为尼采。
对于他，这个悲剧人物，这个英勇的人，在这场同认识进行的伟大游戏中，重要的不是“对于生存的可怜追求”，不是更高的安全，不是一道抗拒经历的防护墙，而只是不要安全，只是永不满意，永不知足！“一个人怎么能够身处存在那绝对奇妙的不确定性和多种可能性中而不去探寻，不因对探寻的欲望和兴趣而战栗呢？”他这样高傲地讥讽那些定居式的、极易满足的人。让他们在他们的确定性中冷硬下去，让他们把自己平静地包裹在体系的贝壳里吧——吸引他的只是危险的洪水、冒险，具诱惑力的多种可能性,闪烁的诱惑，永远的陶醉和永远的失望。让他们在自己的体系那温暖的房子里像做生意一样做哲学、诚实节俭地把自己的财产扩充为财富吧——吸引他的只有游戏、孤注一掷,只有自己的存在。因为他自己的生活从来没有激起过这个冒险家的占有欲，在这儿他也想多一点儿英雄主义的东西:“重要的是永远具有活力，而不是永远活着。”
当他的权威性使他们低头和气馁的时候，这些专业人士们还喜欢将这个“被放逐的王子”重新圈入某种体系、某种学说、宗教和各种信息上去。他们想让他和自己一样僵化，束缚在几种信仰里、拘泥于一种世界观中——这正是他最害怕的。他们想强迫这个失去抵抗能力的人做出一个确定的、无可争议的结论，想把这个流浪之人(在他已经征服了无线的精神世界之后)固定在一座庙宇里，一座他从未有过也从未渴望过的房子里……这个充满激情的价值相对主义者从来没有长期地束缚于自己嘴边的任何一句话、良心里的任何一个信仰和心灵中的任何一次激情，甚至也从没认为过自己对之负有责任。
我们永远只能在具有悲剧天性的人身上发现感情的深度。而人性只有在无节制者身上才能看到它的最高极限。
《与魔鬼作斗争》读后感(二)：杂书乱读·《与魔鬼作斗争：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尼采》
茨威格的文笔是华丽的，写魔鬼性的人让人反倒羡慕这魔鬼的魔性。
有的书适合年轻时读，奔放不羁，总喜欢把与众不同等同于自我、个性，这种书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读，忍不住冒汗，不知道该欣慰自己曾经年轻还是该对自己年轻时候无故高远的心一笑了之。重读这书让我始终有这种感慨。
茨威格爱把歌德拿来对比。不久前，获得诺奖的莫言也讲了一个和歌德有关的故事：歌德和贝多芬在路上并肩行走。突然，对面来了国王和大批贵族。贝多芬昂首挺胸，从贵族中挺身而过。歌德退到路边，毕恭毕敬地脱帽行礼。莫言说：年轻时候认为贝多芬了不起，但到了今天这个年龄，觉得更需要勇气的是歌德。不幸的是，现在的我，认同莫言的道理，因此，歌德之于“任何时候，在任何一个方面，他的本质都在圆满地向着无限生长”，在今天的我看来，是一种世事修炼打磨之后的境界。
因此，在这种心态下看这本书，我不再为荷尔德林、克莱斯特甚至尼采的坎坷心路或者精神求索而嘘嗟。不过，好在一点，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的人，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生活与我不同，他们执着自我而不肯俯就，宁愿绚烂地爆裂而不肯圆融地活着，我做不到，却还没有丧失欣赏的心。
“在文学领域，他长期地阻滞了每个热衷于他的作家的发展——一个只有大脑、只有思想的人，一个巨大的思想冰块怎么可能去润泽一群真实的幻想生物呢？”
在文艺和思想领域，这或许引出的是“诗与思”或者“科学与艺术”论争话题。在当下，当康德对浪漫主义的冲击泛化为现代的背景，而我们既未能复得返自然，又未能找到内心那种自在真如，甚至歌德（呵呵，《诗与真》）也靠边站了，这种我思与幻想之间的沟壑，几乎必然地成为心为物役的一种表达方式：指引我们的既不是魔鬼，又不是上帝，前者，我们魔性消亡殆尽，后者，我们压根不信。有一天，我们会把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尼采都忘记掉，连欣赏的能力都失去，并且潜意识中树立另一面旗帜：心可以粗糙，物质则须精细，并且从容地把“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解释成买得起一栋海景房。
《与魔鬼作斗争》读后感(三)：“谁有悲剧式的一生，谁就有英雄般的死亡”
茨威格与其说是传记作家，不如说是精神病医生，或者再夸张点，是个有点歇斯底里、伤心病狂的驱魔大师。
《与魔鬼作斗争》是茨威格为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尼采这三个疯子出具的检查报告，讲述了这个疯子如何把19世纪的德语世界搅得天翻地覆，又如何被这个疯狂世界一步步毁灭的过程。
“魔鬼”在哪里？在我们与生俱来的内心，在我们无处不在的生活。
人类的历史是一部与魔鬼抗争与魔鬼博斗的战争史。在与魔鬼抗争的过程中，形成了约定俗成的道德准则和世俗律法，产生了一批批英雄事迹和光辉形象。殊不知，不知不觉中，这些所谓的道德、这些所谓的楷模，本身就是压在人类头上的无形枷锁。人们把他们谓之为神，并按照神的形象创造了人、按照神的理性规范着人。而在疯子们的眼中，这些神与魔鬼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必须拿起创作的武器向世俗挑战，与魔鬼抗争。
疯子们走出了一条与时代英雄们不同的人生道路，他们不想重复歌德式的人生：年轻时奔放热情的，中年时行为沉着，老年时清醒抽象。他们不像歌德那样，所有的力都是向心的，从外部向中心点集中，而是一切力都是离心的，是从生命的内部向外扩张的，最终将不可避免地将内核撕裂。理性的人生是一个闭合的圆：处处洋溢着向外的张力又不脱离轨道，时时向往着运动最终回归本原。而魔性的人生都是一条直上直下的抛物线：快速、强劲地沿着一个单一的方向上升，骤然地转变，急剧地跌落。虽然都回到起点，但行走的路线炯然有异，人生的张力天壤有别。
疯子们不参与尘世的生活。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尼采三个人都没有妻子儿女，都没有房子和财产，都没有长期的工作和稳定的职务。他们的天性是流浪的，他们是尘世的流浪汉，是格格不入的人、怪异的人、受歧视的人，过着全然不为人知的生活。他们始终没能成为一个知性的人，始终只是一个做梦者、一个耽于幻想的人。他们的目光只注视内心，从来不去关注，也没有学会去看世界。但他们用自己的方式阐述世界，创造世界。
圣经说，上帝按照自己的模样创造了人。难道魔鬼就不能按照自己的模样创造出人吗？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被钉十字架的狄俄尼索斯”，无时无刻不在撕裂自己的灵魂。
在疯子们眼中，人类的魔性无处不在、与生俱来。“从儿时起这个世界就把我们的灵魂吓得缩回了内心。”于是，他们只能小心地守护着少年时的梦，永远不想从梦中醒来，永远不愿回到现实生活。
他们听从狄俄尼索斯的教诲，追求酒醉的迷离，享受迷幻剂的毒害，只有在这种恍惚的状态下，才有天人合一、物我相通的感觉；只有在这种亢奋的状态下，才有摧毁一切的力量和勇气，才会像狄俄尼索斯一样，把自己撕碎。
他们被内心的魔鬼追逐，注定无法逃脱，追逐他们的魔鬼就在他们的血液中不安地循环，就在他们的头脑中专横地盘踞。要想消灭自己身上的敌人，也就是他们的主人——那个魔鬼，他们必须先消灭自己。他们的整个生命仅仅是一场远离深渊的逃亡，仅仅是一场向着深渊的奔跑，仅仅是一场绝望的、痛苦的、心力交瘁的追逐。在他们看来，生命仅是一场与深渊的互相凝视。
他们不想了解自己，也不想了解别人。他们自成一体，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宗教，笃信自己的信仰。他们把每一次创作当作一场神圣的朝拜，充满虔诚、满怀热忱。然而，他们的作品终要降落人间，总得从天堂摔回现实，伤痕累累、支离破碎。
他们的行程没有目的，不关注某一个城市、某一个国家。他们的人生没有目标，他们追求真理就像唐•璜追逐女人一样：目标是女性这个整体，而不是其中的任何一个女人；他们的兴趣只在每个女人身上存在一夜，不在任何女人身上永远存在。
潜藏在他们血液中的狄俄尼索斯，借他们的手谋杀了上帝，统治了世界。他们越赢得自我，就越失去这个世界。再也找不到对手的他们，只好向自己进攻，“毫不留情地做认识自我的人、做自己的刽子手吧！”。最终，他们被自己的魔鬼驱逐出自己的时代和世界，甚至驱逐出了自己的本质的最边界。
于是，“当激情死去时，神也就死去了；当心灵死去时，潘神也死了”。对他们而言，清醒的生活毫无价值，离开了心醉神迷的状态，一切都变得乏味无聊、毫无生气。
“谁有悲剧式的一生，谁就有英雄般的死亡”。“谁脚踏痛苦，谁就可以登得更高。”
所有的神都被他们杀死了，所以他们就让自己变成了神。所有祭坛都被他打烂了，所以他给自己建了个祭坛，同时又把自己作为祭品。
《与魔鬼作斗争》读后感(四)：评论与魔鬼作斗争
茨威格是我读过最出色的传记作家。因为茨威格的传记，不只是写生平、写历史，而更是写人心、写人生。
然而在读这本的时候，不知是因为我的心不在焉，还是被大量华丽抽象的语言所淹没，始终不能进入情节；读罢只有支离玻碎的感受。茨威格语言华丽，名言警句处处可见，在此就摘录一些印象深刻者，算是读后感吧（以下全为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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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人都被一种极强大的、在一定程度上超自然的力量驱赶出他们温暖的存在，卷进了一个毁灭性的激情漩涡中，过早地终结于可怕的精神错乱、致命的感官迷醉以及疯狂或自杀中。
我用“魔鬼性”一词指称那种原始的、本质的、人人生而有之的不安定，这种不安定将人驱逐出自身，使他超越自身，将他推进无限和本原之中。
所有那些以探寻和冒险精神推动我们超越自身的天性和个人利益而进入探寻之险境的东西，都应归功于我们自身中那一部分魔鬼似的精神。
天才们虽然具有最内在的相似性，但截然不同的生活观却使他们对现实采取不同的价值判断。
一种创造了不朽的病态已不再是病态，而是过分健康、极度健康的一种表现形式。
创造性也永远都是一切价值之上的价值、一切意义之上的意义。
精神上最高贵的勇气永远是那种不带残酷性的英雄主义：不是毫无意义的反抗，而是对强大、神圣的必然性义无反顾地献身。
合众为一，这就是神的生命，就是人类的天堂。
即使人们并不尊重，神圣的也终归是神圣的。
教育对于他就像对于每个德国人一样是生活的秘诀；并最终通过知识来认识生活自身，认识生活的“真正的”形式。
我们无法断定，那被我们称为真理的东西究竟真的是真理，还是貌似真理。
他将自己的痛苦生动地竖成了死亡这座不朽的纪念碑；一旦得到塑造的恩泽，所有的痛苦就都有了意义。
重要的是永远具有活力，而不是永远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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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在触及生命的本质、思想的深处时总是乏力的。聆听再多对人生华丽、精辟、深刻的语言描述，也未必会改变真实人生的走向——真实的生命往往是由那些原始的、本质的、动物性的、非理性的力量驱动的。但是语言和思想的力量在于，它将一些人类所共有的体验进行了抽象，使得个体的感受得以在群体中共享。在这个共享的过程中，某些个体可以从别人的语言中发觉自己曾经有过、却未被重视的生命体验；这时语言就对个体生命产生了激发和影响的作用。思想家，其使命就是发掘、创造这些共同体验之语言，从而激发和影响人类的个体生命。
《与魔鬼作斗争》读后感(五)：一种人性类型学——“中魔之人”的启示
不得不说，茨威格的这本传记极迷人而又难忘，他作为一个优秀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个出色的“人性观察家”，不动声色地提示出了一种“人性类型学”,在“中魔之人”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尼采这三位后面我们完全可以加上这样一些名字：兰波、梵高、福柯••••••••
他们的生命本质是一种罕有的力感与强度。在这种致命的过度之上，不祥的命运之歌已开始轰鸣，天才的身后总是笼罩着巨大的自我毁灭的阴影，然而，死亡，却从悲剧的意义上使他们超越了一切的巅峰。这些自本源而来的人根本就不属于这粗粝笨重的世界，既然如此，或许就没有比“殉道”更好的归家之路。
他们是所在时代的挑衅者，对一切追求安全的人构成了危险，他们是飘荡 在大地上的红罂粟，真正的普罗米修斯。他们的诞生或许是受到某种神秘意志的拣选，而他们的存在则向我们展示了人类生命向着无限迸发所能企及的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