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瑞·斯奈德诗选》的读后感10篇

　　《盖瑞·斯奈德诗选》是一本由[美] 盖瑞·斯奈德著作，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28，页数：28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盖瑞·斯奈德诗选》读后感(一)：铺平田野间的谎言

　　俳句几则

　　1

　　暮日黄昏

　　抓起一把云塞进嘴里

　　它知道 我对它的爱 心安理得

　　2

　　谁也不爱掩饰

　　而我们留它在这

　　从未只身

　　3

　　是否知道

　　他发出的信件

　　已经成功

　　4

　　他是熊

　　我是獠牙

　　旁边是解开的铁链子

　　5

　　花生半熟

　　田地旱涝

　　只有六旬的父亲 对此 天然敏捷

　　9.7

　　10.15

　　希望清风徐来

　　连他的使者

　　也让人看不够

　　寒夜中

　　再也遇不见

　　哪怕形似甚微的人

　　《盖瑞·斯奈德诗选》读后感(二)：廖伟棠：一路退回“无”（书评）

　　一路退回“无”

　　廖伟棠（诗人，香港）

　　我最喜欢的10位现代诗人中，美国占了两位：艾兹拉•庞德与盖瑞•斯奈德。也许因为他俩正是美国诗歌中与东方智慧最贴切的智者，不只都翻译和学习了中国与日本诗歌，他们以自身诗与行的修为，成为了东方儒与禅精神的继承者，而且这继承刚正勇毅，纠正了东方智慧在东方本土遭遇的俗化浅化。

　　我曾思考庞德诗中的世界为什么和斯奈德的不同，在庞德的流光逝水间常能见古代的恍兮惚兮和凄凄惶惶，事关他身处大时代的转折中，身世亦经历浮沉，再加上早年希腊及时作乐思想的反照(它和儒家理想的冲突最后会导向虚无)，庞德最终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或起码说是一个不可知论者，和晚年杜甫有相似之处。而斯奈德身上有强大的美国印第安人传统，他的本质是乐观的、有征服欲的。他的境界颇像放达之时的苏轼，而不是杜甫。时代对他的压迫并不残酷，正如苏轼，妙悟、牢骚和愤怒都会出现，但悲恸阙如。

　　那是十年前我所思考的斯奈德——— 局限于阅读，今天看来我低估了他。十年前我的阅读蓝本只有台湾上世纪80年代一册斯奈德选集《山即是心》及主角影射斯奈德的垮掉派小说经典《达摩流浪者》，两本书里呈现了那个冒险者、环保行动者和禅宗修行者斯奈德，但没有80年代之后那个智慧老者斯奈德。对他进一步认识，要到近几年西川翻译的《水面波纹》和杨子翻译的这本更全面的《盖瑞•斯奈德诗选》分别在香港和内地出版才获得。

　　改变我对他认识的当然还有两次亲见，尤记得一个时刻：2009年的冬天他来香港出席第一届香港国际诗歌之夜，在暮游西贡的归船上唱起了美国传统民谣伤水之歌，然后教我对着中环的摩天高楼做了一个密宗驱魔的手印，他说：“这些就是魔鬼。”

　　幽默、直率、嫉恶如仇，这都是斯奈德的另一面，由《盖瑞•斯奈德诗选》的更多诗篇可以印证，其中不乏站在印第安人与大自然的立场直接对开发商、发展主义直接宣战的，亦不乏调侃又留恋自己的情欲的。我曾写过：“盖瑞•斯奈德是个哲人、樵夫、猎人和僧侣，但首先是个诗人。”现在我要倒过来讲并且补充一下：“盖瑞•斯奈德是个哲人、樵夫、猎人、情人、战士和僧侣，所以是个诗人。”有了诸多身份的体验，一个诗人所需的营养才充足。在阅读中出现那个更加多情与幽默的斯奈德令我想起了诗人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后者也是综合了情人与圣者这两种貌似矛盾的身份，成就了诗人的两全妙法。

　　如果说作为青年猎人(既指自然亦指情爱上的)的斯奈德还有征服欲，晚年的他无疑在超度青年的他。甚至青年时作为僧侣的那个他也被数十年后在日常朴实又朴实的生活中修炼而来的他所超越。一首写于80年代的《穿过妙心寺》令我惊叹他中年所悟，斯奈德回到青年修行时的京都，在妙心寺想象数百年前建造它的境况，他想象来自朝鲜和中国的水手驾船运送建材来此，想象木匠们挥舞凿子如剃刀……突然他插入一个“忙于参透/无/的小和尚”——— 我不禁莞尔，这个古代京都的小和尚难道不也是50年代在京都坐禅的斯奈德？“无”是可以通过勤奋修禅参透的吗？当然不。然而二十年后的斯奈德突然顿悟：无自在于流变之中。

　　他不说答案，只是呈现：“这些古老事物，全都/无名无姓。/绿松针，/木材，/灰烬。”生机勃勃的松树砍下变成制造寺庙宫殿的木材，寺庙宫殿又在一场场战火中焚毁为灰烬，此无量劫，亦永回归于一，万有即无。

　　无名在他更后来的作品中得到更深的发展：N o nature。这本诗集名字费解，据维基百科，英文的N ature来自拉丁文N atura，意即天地万物之道，N atura是希腊文physis的拉丁文翻译，原意为植物、动物及其他世界面貌自身发展出来的内在特色。此正合佛经里“无情”的意义：没有情绪活动的矿植物，如山河大地及草木等是。杨子把N onature译作“无情”甚好(西川译作“无性”亦对)，让人联想古诗中的“一树碧无情”(李商隐)，这个词出现在晚期代表作《水面涟漪》里呼应的是旷野与小屋的两忘又两相协调———这岂不是道家“相忘于江湖”、道教徒诗人李白“永结无情游”的境界吗？

　　从一切有为法的努力，一路退回无的宽大，斯奈德初心无改，欲求的是自由的无情游，念兹在兹的是遨云汉的相期约———儒佛道的相遇，原来莫非自然，诗之大者，于此虚位以待也。

　　《盖瑞·斯奈德诗选》读后感(三)：著名诗人王家新的书评《斯奈德：知行合一与先知气质》

　　斯奈德：知行合一与先知气质

　　王家新（诗人，北京）

　　我是一个来自山区的孩子，斯奈德那些书写大自然和户外劳作、间或向中国古老大师致意、带着汗水闪光和靴子的吱嘎声的诗篇，不仅让我深感亲切，也在我身上如梦初醒般地唤醒了很多东西。

　　像许多同代人一样，我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期接触到赵毅衡等人译介的斯奈德的。说实话，即使在那时，我对金斯伯格等“垮掉一代”的“嚎叫”也不怎么感兴趣，但这位在崇山峻岭间“用铁皮杯子喝寒冽的雪水/越过高爽宁静的长天/遥望百里之外”的诗人，这位“在岩石的内脏中摸到/矿脉和裂口”的诗人，却一下子吸引了我，让我认同、喜悦和振奋。我是一个来自山区的孩子，斯奈德那些书写大自然和户外劳作、间或向中国古老大师致意、带着汗水闪光和靴子的吱嘎声的诗篇，不仅让我深感亲切，也在我身上如梦初醒般地唤醒了很多东西；或者说，读了那么多诗，这位搬动“砌石”的诗人的语言才真正为我显现出一种生命的质感。不仅如此，这样一位独树一帜的诗人，在我看来还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某种必要的“诗的纠正”———就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曾在岛子的译文中摘记下了斯奈德的这样一段话：“作为一个诗人，我依然把握着那最古老的价值观，它们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土地的肥沃，动物的魅力，与世隔绝的孤寂中的想象力……我力图将历史与那大片荒芜的土地容纳到心里，这样，我的诗或许更可接近于事物的本色以对抗我们时代的失衡、紊乱及愚昧无知。”

　　多么孤绝而又富有历史洞见的诗人！正因为如此，他那些杰出的诗篇，如《皮由特涧》、《火畔读密尔顿》等等，每过一段时间我都想去重读一遍。作为一个诗人，他那质朴、明澈的语言风格让我很认同，他对文明和自然的洞察力给我以启示，他那“知行合一”的一生对我也是一种激励，虽然我还不能够像他那样去践行。让我佩服的还有，他就像他生活的内华达山区里的耐寒树木，长久以来一直保持着一种非凡的精神耐性和创作活力。不少人认为他是美国自“垮掉一代”以来创作成就最大的诗人，这个且不论，在我看来他最起码是那种随时间的消逝愈来愈能显示其独特价值和“先知气质”的诗人。他的诗不仅耐读。他贡献的也不仅是一些好诗。他是那种能给我们不断提供想象力资源的诗人。“蜻蜓/遗尸在雪丛/你怎样来到这高处/你死前/曾否在山间池塘里/留下你后代的种子”(桴夫译，该诗曾被米沃什选在《明亮事物之书》中)。这首我在后来读到的短诗使我再次感到惊异。这不是一般的奇思异想，读了这样的诗我们看世界的眼光也会因此发生某种变化的。“你怎样来到这高处”？或者问，怎样把佛家“众生平等”的思想资源重新引入当下，怎样把它与环境和生态保护，把它与我们对大自然的爱、对生命万物的想象和同情有效地结合起来？等等。在这些方面，诗人都给我们提供了启示和范例。这样的诗歌实践，也注定会指向未来。

　　现在，我们又有机会读到由诗人杨子翻译、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盖瑞•斯奈德诗选》。这本诗选不仅更充分、更全面地展示了诗人一生的创作历程，也在很大程度上拓展、甚至刷新了我们对诗人的认识，尤其是对他后来几部诗集如《斧柄》、《山河无尽》的译介，让我们得以一睹诗人晚近的艺术进展和风貌(虽然《山河无尽》中根据宋人长卷《溪山无尽图》创作的长诗《溪山无尽》未能译出，这不能不是一个遗憾)。值得称道的是，比起其他译者，杨子的翻译更注重语气的传达。他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更为可喜可爱、充满活力、性感和魅力的斯奈德。读诗人后期诗作，其老当益壮，其率真、大气、幽默、智慧、语言和形式的开放(那种动物般的好胃口！)和化平凡为神奇的创造力，都使我不能不赞叹。可以说，它们给我带来了某种久违的愉悦和创作上的启示。在当今这个所谓后工业的时代，却能完成一种“大地神话”的重构，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就在半年前，我有机会见到了这位我所崇敬的诗人。去年夏秋，我在爱荷华期间，美国著名诗人罗伯特•哈斯邀请我去伯克利朗诵，哈斯在信中很郑重地说“你将和盖瑞一起朗诵”。那是九月底一个下午，一个和水资源保护有关的诗歌节最后一场，五位诗人在市中心大花园平台上对公众朗诵。我和哈斯朗诵完后，斯奈德出场。他上场时迎面向我走来，大姆指一翘：“你的诗很棒，我喜欢！”这就是我们见面的第一句话！

　　斯奈德一出场，整个朗诵会的“气场”更足了。诗人内穿红色旧T恤，外套一件灰色的工作夹克，戴着一顶牛仔草帽。83岁的老人了，除了背有点驼，身板和精神仍很硬朗，声音也很宏亮。他的朗诵紧紧抓住了全场听众。多少年以来，伯克利一直是“垮掉一代”和自由派的大本营，诗歌的气氛也很活跃。看得出，诗人朗诵时，他那些年轻的和年老的“粉丝”们脸上都洋溢着一种兴奋之情。朗诵会结束后，不用说，也有很多听众手持斯奈德的诗集在排队，等待着他们的“偶像”签名。

　　那一天的晚餐也让我难忘。哈斯本来带我们去一家有名的餐馆，但那里人太多，便改去一家普通的越南菜馆。斯奈德为自己点了小吃和一碗越南米粉面，他吃得很少，但酒兴却很高。餐桌上，我们边喝边谈，从他早年对中国诗的翻译谈起，谈到庞德、瑞克思洛斯(即“王红公”，说到这里斯奈德哈哈笑起来：“啊，他不懂中文！”)，谈到在中国对他的诗的翻译。我们当然是用英文谈，但他也不时蹦出几个汉语单词来。我发现他对中国了解真多，从唐诗、佛教到近年的重庆事件。谈到开心处，他往往身子往后一仰，眼腈笑成了一条线！对了，他还说他喜欢中国的茅台酒！

　　晚餐后，哈斯开车送我去旅馆，问斯奈德要不要送，他摆摆手，意思是不用，便提着他的包(像一个干完活的老电工)，消失在马路边的人流中……

　　这位永不改其本色的诗人仍住在内华达州山区里。我多么希望有一天能去拜访他！能吗？不久前，我受上海国际书展之托，邀请他参加今年8月中旬的国际文学周，老头回信了，他谈到我们上次的美好相会，谈到对上海的向往，但他在8月份要按计划“进山”，为他的下一集《山河无尽》工作。他说8月份是最好的季节，他不能错过。收到回信后我不免有点遗憾，但却是更由衷地起敬了。还说什么呢？这才是我心目中真正的诗人！

　　转自4月13日《南方都市报》

　　《盖瑞·斯奈德诗选》读后感(四)：加里·斯奈德：我不是垮掉派

　　刘彤

　　加里·斯奈德在台上一直坐着，79岁了，坐那么长时间他也能忍受，多半受益于长年的坐禅。坐禅看来真不错，让心灵平静，让肢体柔软，让时间静谧。

　　终于轮到他。他站起来，果然如凯鲁亚克的《达摩流浪者》里主人公贾菲的模样：身材不高，精瘦结实，行动迅速，双颧高凸，眼睛明亮，山羊胡，脸上轮廓依旧清晰坚定；左耳上两粒耳钉，这是不羁的标志；牙齿有点黄，常年生活在森林里，有谁会在意他的口腔卫生呢。他不像诗人兼教授，倒像是蓝领。的确，他一直在内华达山上自耕自种，连蓝领都不算，只能算农夫。即使与主人公相似如此，他还是坚称：凯鲁亚克是小说家，不是记者，他只是贾菲的原型，而不是贾菲本人。斯奈德他不是垮掉派。

　　这是北岛在香港组织的 《另一种声音》诗歌朗诵会开幕式之夜的场景。加里·斯奈德是最受媒体和观众注目的诗人。但开幕式结束后、晚宴开始前一个小时休息时间里，并没有什么人与斯奈德交流，他甚至有些孤独地在大厅里溜达，看看展台上的各种诗集，偶尔与人们交谈几句。我怀疑朗诵会组织者事先告诉我们的话：因为太多媒体想采访斯奈德，干脆组织了一场群访。既然如此，为什么会有这一个小时的空白？莫非诗人与他人之间真有一道鸿沟？

　　第二天的采访，媒体的热情终于爆发，他也非常配合，有问必答，而且并不惜字如金。人们的问题始终围绕以下几个方面：斯奈德与东亚文化的关系，斯奈德与垮掉一代的关系，仿佛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两个关系；倒是他自己，尝试把话题往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上引。这几个关系，粗略勾勒出斯奈德的一生。

　　在诗歌中

　　“加里，给大家讲讲你和那头小牛的故事吧。”北岛对斯奈德说，北岛觉得这个故事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斯奈德的种种行迹。

　　斯奈德生于旧金山，大萧条期间，家庭经济陷入贫困，只得迁往华盛顿州。父母在那里经营一个小农场，供应牛奶和鸡蛋，是社会主义者。资本主义大萧条了，一众美国人信奉社会主义并不奇怪。虽是无神论者，但父母还是让他每周去路德教主日学校。8岁时，家里六个月的小牛死了。他问神父，这头小牛能不能上天堂。神父说不能。斯奈德痛哭不止，对神父说：“那我退学。”

　　对基督教失望后，上大学时的斯奈德对佛教众生平等的观念产生兴趣。当时日本禅宗大师铃木大拙红极一时，在英美两国生活和工作了25年，影响了不少人，垮掉一代深受其影响。正在各大学辗转学习人类学的斯奈德也开始学习铃木大拙的著作。接触禅学后，斯奈德决定中止人类学的学习，进入伯克莱学习东方语言和文化，师从华裔汉学专家陈士骧教授，并结识了垮掉派作家凯鲁亚克，就是那个写出《在路上》的家伙，他俩一起在山上住了几个月，凯鲁亚克在另一部作品《达摩流浪者》中几乎照搬了这段生活。这本书有大陆版，人们基本上都是通过这本书认识斯奈德。他的诗，倒只能零散见到。

　　凯鲁亚克在《达摩流浪者》中仔细描绘了主人公贾菲的外貌和读书坐禅译诗的情形，那间小屋是简朴苦修生活的见证，没有椅子和床，只有一张类似榻榻米的席子，屋里全是书，放在柳条筐里，而贾菲的衣服，都是慈善商店的二手货，他常常去爬山，一爬就是几星期，他翻译了很多中国的古诗，最喜欢寒山子。这一切，无不与生活中的斯奈德如出一辙。但面对记者，斯奈德坚决否认贾菲就是自己：“我只是贾菲的原型，但我并不是贾菲。我并不是垮掉的一代。”但何以解释他的禅修、浪荡、反体制、反物质、与垮掉派代表人物爱伦·金斯堡和凯鲁亚克等人的过从甚密，以及1955年在纽约举办的划时代的六画廊朗诵会？那次朗诵会，金斯堡朗诵了惊世骇俗的《嚎叫》，而斯奈德朗诵了《草莓宴》，这都是宣言性质的诗歌。中国学者张子清曾在美国拜访斯奈德，斯奈德也坚决否认自己是贾菲，他说自己不是同性恋者，不是垮掉的一代。张子清得出结论是：斯奈德不承认自己是颓废意义上的垮掉派。

　　不管自己承不承认，斯奈德都是这群人的精神领袖——他不仅系统学习过东方语言和文化，甚至连养活自己的本领都比别人强。垮掉的一代多来自城市的中产阶级家庭，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有个体力好，干活强，会修篱笆，会把破旧的小屋用纸裱糊得干干净净的领袖，当然好了。

　　1955年至1968年，斯奈德先后在日本京都的相国寺、大德寺参学。他的中文、日文造诣，使得他的禅学水平远远超出一般的美国学者；他的四次婚姻中有一次是与一位日裔美国人，结果斯奈德说日语，倒是他的妻子说英语。12年的时间里他基本待在日本，其间垮掉派运动分崩离析，由嬉皮士运动取而代之，他却因远离漩涡中心成了垮掉派星辰散落后的仅存硕果。

　　而斯奈德选择寒山诗英译的原因并不如人们想象的因为寒山颇有 “垮掉”精神，而更多是出于机缘巧合。寒山是唐朝的隐逸诗人，唐代诗人浩如烟海，轮不到寒山有大名气，但他诗的大白话、对尘世欲念的超脱及对传统束缚的摒弃，成了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现代传奇，为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大学生心目中的民众英雄。斯奈德与寒山的缘分起于1953年他偶然看到的寒山水墨画，当时寒山诗已有韦利的英译本，韦利所译的寒山一方面激起了他的兴趣,也让他不满，再加上此时斯奈德对于禅宗与佛教诗歌的迷恋，便开始在伯克利大学陈士骧教授的指导下翻译寒山诗。僧人寒山的真实性虽在中国学术界仍存疑，但斯奈德通过翻译《寒山24首诗》，误打误撞成为垮掉一代的精神鼻祖。

　　在自然中

　　“斯奈德是个了不起的生态主义者，他的环保理念不同于常人，你们待会儿听他讲讲。”记者会一开始，北岛就介绍了斯奈德的另一重身份。但媒体对生态意义上的斯奈德了解得并不深，人们更关心的，还是这个美国诗人如何关心中国。甚至代表他诗歌最高成就、获得普利策奖的《龟岛》，人们也不关心，因为这组诗写的是生态，而不是“中国”。

　　但斯奈德与生态的关系比与中国的关系更深入。他天生热爱自然和户外生活，童年在华盛顿州生活的十年时间里，就对当地原住民与自然的关系产生了兴趣，后来他当过水手，做过印第安保留地的木材定标工作，还当过国家公园的森林火警望员、开路工人，并辗转各大学学习人类学。他热衷于登山，十几岁时就成了野营俱乐部的顾问。这些经历都是他日后热情追随东方哲学和生态主义的起因。

　　北岛介绍斯奈德时，将他比作梭罗。从日本回到美国后，斯奈德在北加州的SierraNevada山上建屋居住。那块领地属于印第安人，直到180年前才有白人进入。斯奈德在这里看护山林，割草，伐木，种菜，一切户外的体力劳动都自己做。那里有花、野火鸡、溪流等各种美丽的风景，就是没有电。直到他上山25年后才用上太阳能电力。这个居住地是他生态理念的极好体现。

　　斯奈德热衷于印第安人的原始文化，这种原始文化集中体现了高度的生态思想。在他眼中，印第安人是高贵的野蛮人，图腾崇拜使他们坚信：风云树木水草是一家；石头小草的生命和人的生命一样美丽；民主应该扩及到非人类，游泳的人们、爬行的人们、站立的人们、飞行的人们都应被纳入政府的议程。印第安人是斯奈德的启蒙老师，他们向诗人展示了另外一个阶段的文明。1974年他出版了《龟岛》，第二年荣获普利策奖时斯奈德正背着背包旅行，回来之后才得知获奖的消息。如果忽略了斯奈德的生态观，仅将斯奈德狭隘地视作东西方文化的交集或者垮掉派的硕果，他的意义将丧失掉至少一半。

　　访谈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对寒山这样的诗人情有独钟？他在中国不是很有名，你是怎么得知他的？有没有想到过你译的寒山会那么出名？

　　斯奈德：寒山在日本和韩国非常知名，在中国也有一座寒山寺。我在日本时见到他的画像。他的诗描写的大多是自然，语言非常直白，我很喜欢。不过我仅仅是翻译他的诗而已，并没有太受他的影响，最多只有5%。我受山野的影响更大。我的老师陈士骧让我随便选译一本唐诗中的作品，我看到“寒山”这个名字，就决定翻译他了。上世纪60年代有出版社要出中国诗人的诗集，我便集中给了他们。可能是因为集中的原因，这些诗有了影响。

　　经济观察报：除了古代诗人，中国对你的影响还体现在哪些方面？

　　斯奈德：我的父母是社会主义者，我们受苏联影响很大。1948年左右，我们对斯大林非常失望，便把希望又寄托在中国身上，但对中国了解得不多。直到“大跃进”时，发现这是个很大的错误。我和我的朋友们都是非暴力的无政府主义者，信仰甘地和克鲁泡特金。直到1984年，我才第一次访问中国大陆，那也是惟一的一次，在各地都受到很好的礼遇。

　　经济观察报：你在中国的诗歌界很受欢迎，但为什么一直没有你的诗集中文版出版，只出现在各种合集中？斯奈德：哦，不太清楚。但我不相信中国的诗歌都消亡了。这次我看到中国有这么美丽的女诗人 （指翟永明）。我知道中国的诗歌历史很长，但与政治不太发生关系。我知道苏轼是政治家与诗人集于一身。在西方，诗歌与政治的关系很密切，聂鲁达是个好的例子，但有很多例子不成功。

　　经济观察报：你译的张继等人的诗歌跟中文韵律基本对应，这是你所追求的翻译风格吗？为什么我们习惯了中文七言诗2-2-3的节奏，而英文这样表达反而觉得奇怪？

　　斯奈德：英文诗与中文诗的节奏不一样，我尽量直译，并把中文的音律用英文的扬抑格来表现。诗歌比散文更简洁，富有音乐美。别指望诗在每一刻都很美，要体现不同层面的思考。诗歌不能唯美，要解放出来。

　　经济观察报：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生态问题？

　　斯奈德：资本主义在欧美发展得太快，生态问题自然会显现出来。除了研究灵境宗的公案外，我还在研究日本的环保，有二三十年了。即便中国的环境问题这么多，我也并不认为现在的环境已经被全然破坏，人类环境还有救，关键是谁能最快想出办法。你看看大城市的夜晚，灯火通明，那就是污染和浪费。

　　经济观察报：所以你选择一座25年都没通电的山上来居住？

　　斯奈德：不是我选择不通电，而是那里没有电。但那里有野火鸡、溪流、森林等美丽的风景，我在那里生活和耕作。那里除了印第安人，只有三个外来文明的人，其中一个是我，还有一个台湾人曾经是我的学生。

　　经济观察报：但与人的交流呢？

　　斯奈德：现在好办了，可以有网络。人不是孤独的自我（lonelyego）,但应该有生态观的生活方式（ecologiclifestyle）。

　　经济观察报：你对自然的看法是什么？

　　斯奈德：我们是自然之子，不认识自然就如孤魂野鬼。人类应该学会像山一样地思考，像河一样地感觉，生活像溪水一样地自由奔流。

　　经济观察报：你在日本系统学过佛教和禅宗，美国人里佛教徒多吗？平日里如何修行？

　　斯奈德：美国的佛教徒很多，一些人每年去奥斯维辛超度亡灵。我在京都学习禅宗，那是座非常有传统的城市，虽然日本的很多文化传统来自中国，但保存得比中国好。禅宗很奇特，有很多公案。这里有一个：千手千眼观音，孰真孰假？佛教有个很深的教义就是四大皆空，只有懂得这点才能获得自由。

　　经济观察报：你和东亚有这么深的渊源，又信奉佛教，有没有想过自己的前生与东亚有关？

　　斯奈德：我在印度时，一位高僧告诉我，我有很多前生，各不相同，或者说我的前生到过很多地方。所以，放松些，别太在意前生。

　　《盖瑞·斯奈德诗选》读后感(五)：盖瑞·斯奈德：他从未垮掉 （代译序）

　　盖瑞·斯奈德：他从未垮掉 （代译序）

　　杨子

　　2009年11月27日晚，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个演讲厅里，举办了“香港国际诗歌之夜2009”的首场朗诵会。

　　朗诵会前，拔萃男书院的一群学生合唱了杜甫的不朽之作《兵车行》。

　　舞台装置有点特别，诗人如演实验剧，坐在一捆捆硬如砖石的精装大书上。每位诗人朗诵之后，都回到原来的位置坐下。轮到79岁的加里·斯奈德作压轴朗诵，他已经在那儿坐了差不多两个小时。或许是早年在美国西部的登山运动和长年的坐禅内功，让他轻轻松松挺过了这样的考验。

　　他朗诵的是2001年的作品《等人来接》。“站在行李认领大堂中消磨时间/……——开车来接的人还没到……我的前妻在她家里设网站/有一个儿子很少见面/另一个儿子跟他的妻子忙自己的儿女……/我九十六岁的妈妈依然独居，也在城里……我大部分作品/照目前状况/已经完成/今年的中秋是十月二日，/我吃月饼，睡在外面的廊上……”(钟玲译)

　　对照1960年代的一首旧作，“彻夜 我睡在地上 在榻榻米上……/我双脚站在 行李当中/两手深深 插进口袋/几乎 不能 入 睡。/我记得 那时我们在学校/一起睡在 一张温暖的大床上/我们曾是 最年轻的恋人/分手时 我们十九岁……我不在乎 就这么活着/可有时 睡在户外/我又想起 我曾拥有你的时光”，我们可以立即辨认出，这是同一个人，尽管两首诗之间隔着半个世纪，它们的音调和气息，仍然是一样的质朴、直接、安静、淡泊(只是今天的作品里多了一些前世今生的意味)，让人怀疑，将他归入与吸毒、同性恋、反社会、反体制缠结在一起的“垮掉的一代”，是否合适。

　　现在，他果然不承认自己是“垮掉派”，但他的确是曾引发世界性狂热的“垮掉的一代”的一员，至少是他们的战友。

　　在1955年10月旧金山六画廊那次划时代的朗诵会上，艾伦·金斯堡朗诵了惊世骇俗的《嚎叫》——第二年《嚎叫及其他》被有关方面指控为淫猥读物，遭到查禁——加里·斯奈德朗诵了他的神秘诗篇《草莓宴》。

　　漫游在山野的印第安人

　　1930年，斯奈德生于旧金山，青年时代在西北部做过伐木工和森林防火瞭望员，“我做过的工作像我读过的书一样多，这一点对于塑造我的自我意义重大”。

　　1950年代，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方语文系读研究生，成为杰出学者陈世骧的学生。之前他已被庞德和阿瑟·威利翻译的中国古代诗歌深深吸引。与陈世骧的这段因缘，使他成为中国唐代诗人寒山和白居易的译者。

　　斯奈德对中国文化和中国诗歌一直怀有崇高敬意。他将《诗·大序》里的“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翻译为“诗歌可以规范夫妇，在家庭建立忠信的原则，加强人们的关系，提升文化，及改进公共良心”。他将中国诗歌奉为人类文明的指针，“过去两千年居住在长江黄河流域的人民所创造的诗歌……已经造福了这个世界，将来也会持续地教导我们，启迪我们”。

　　“香港国际诗歌之夜”期间，几乎所有媒体和提问者，都问到他对寒山的翻译，听上去似乎中国佛教和中国诗歌是斯奈德惟一的精神源头。这无疑是信息匮乏导致的误会。

　　我们只要看看他众多诗歌中的丰富意象，看看他到达的地方，他提到的人，他眼里的万物与众生、自然与宗教——目犍连、湿婆、佛陀、摩罕佐达洛；八大山人、赵州禅师、山河无尽(灵感应该来自中国清代画家龚贤的《溪山无尽》)；柏拉图、阿奎那、狄俄尼索斯、基督；郊狼、熊，美洲越橘、美国黄松、狐尾松、白皮松；皮纳卡特沙漠上的一次野餐，洋葱、胡萝卜、芜菁、土豆、青胡椒；日本的一年四季和公共浴池；大地、山河、一切皆有佛性；劳作、远游、年轻人植物般亲密交缠的清洁的性爱……——就可以知道，他的源头远不像我们以为的那么狭窄，他的宇宙中心既在最遥远的地方，也在他身边。他悟到的真理，从来不是与活生生的人和自然断裂开的抽象。我们可以说，他在精神气质上更是一个漫游在山野的印第安人、大隐隐于人世的僧侣，而不是一个都市里的美国白人。

　　斯奈德走向东方，亲近禅宗，与他对基督教的失望有关。当他还是个8岁孩子时，家里一头小牛死了。他去问牧师：我的小牛能上天堂吗？牧师回答：不能。而佛教众生平等的慈悲心肠，令他感到温暖。

　　1956年，他开始在京都研习禅宗和东亚文化，前后在日本待了10年。其间曾在S.S.Sappa Creek号轮船的轮机房工作9个月，航行世界各地，又与金斯堡结伴去了印度和尼泊尔。在他的引导下，金斯堡成为佛教信徒。但金斯堡的师傅在喇嘛教里属于异端，重享乐，主张性开放。斯奈德修习的是临济宗，而临济宗鼻祖义玄禅师的训诫是：“三界无安，犹如火宅。此不是尔久停住处，无常杀鬼，一刹那间，不择贵贱老少。”义玄显然源自正宗佛教，金斯堡的师傅则带邪魔色彩。这也正是金斯堡的诗歌更多地指向世俗和社会，卷入肉欲和癫狂，而斯奈德的诗歌在自然和人世皆可从容无碍、得大自在的深层原因。

　　生活的先知

　　1969年他回到美国，此后一直住在内华达山脉西埃拉山中，教书、写作、致力于环境保护。进入1970年代，他比任何与“垮掉派运动”相关的诗人都更受人尊重，被奉为生活的先知、伟大的解放者和保护生态平衡的圣人。

　　1966年，斯奈德在内华达山区买了100公顷土地。房子是自己造的。他不抗拒现代生活，但电网一直没有铺过去，所以他那儿整整25年没有通电。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间禅堂。有了它，斯奈德的家变成禅修中心，而他多了一个角色——禅宗师傅。

　　“1967年，我母亲嫁给我父亲时25岁。她学的是英国文学，很有艺术天分。现在她是平面设计师。她不是纯正的日本人，有点冲绳血统。”斯奈德与前妻雅·上原的儿子Gen告诉记者。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父母每天早上都会打坐冥想半个小时，每天我都能听到冥想开始的钟声。”

　　Gen自童年时代就跟父亲住在内华达山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里已成“退役”嬉皮士的大本营，从当年的两三百人增加到今天的七八百人。“隐居”在这里的嬉皮士们仍然保留着当年的做派，Gen记得“他们都戴着很多首饰，大耳环，大胡子，长头发”，“我一个朋友的父亲去过印度，他开车送我们去学校，车里没有座位，倒是挂着印度神像！”

　　Gen帮助父亲看护山林、割草、伐木、种菜，像年轻时的斯奈德一样，是个健康的户外体力工作者。

　　“我最主要的任务是了解我父亲。”他10来岁就开始读父亲的作品，长大后读“垮掉派”的作品，喜欢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布莱克、雪莱和济慈，但“埃兹拉·庞德的思想对我的影响更大”。他也读《道德经》。

　　“父亲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所有社会成员都应享有重新自我定位的机会。这是社会发生变化时我们经常忽略的一点。典型的欧洲美国人都有种偏见：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和没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是对立的，城市人口代表前者，乡村人口代表后者。我父亲认为人们应该走出这种误区，找到更好的出路。”

　　末法时代的馈赠

　　这次活动，斯奈德是绝对的明星。他饱经沧桑的脸、不带任何表演色彩的朗诵、袈裟黄的T恤和脖子上的佛珠，都给人们留下了强烈的印象。耳朵上的两粒银色耳钉让人想起他那些充满“垮掉派”气息的诗句，“我的长发塞在帽子下/我的耳环留在汽车里”(彭予译)。

　　“明年5月我就满80岁了。20年前，我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兼职教书，当时山区有一拨人，包括学生和原住民，每周都来和我一起打坐冥想。我用各种方式帮助不同的人，让他们学他们该学的、做他们该做的，让他们更好地了解禅。

　　“我儿子20岁那年，我娶了个日裔美国女人，纯日本血统，出生在美国，她有两个女儿。我会说日语，而她不会。后来她被查出得了一种罕见癌症。从那以后，她接受各种治疗，我负责照顾她。我完成了《山河无尽》。我和妻子开始爬山、远足，但她病情加重，两个女儿又都上了大学，为全力照顾她，我辞去了教职。我不再写诗，也很少给人写信，直到2006年6月她去世。从那时到今年6月，我深居简出。现在我参加的公众活动比以前多了，其中一项就是接受北岛的邀请，来到香港。我已经很多年没离开美国了。”

　　惠特曼和狄金森之后的美国诗歌是很难排座次的。但如果我们把斯奈德的诗置于今天这个“破碎的、焦虑的、疏离的”时代背景中，置于包括《嚎叫》和“自白派”在内的有着强烈死亡冲动的美国当代诗歌的背景中，就会清晰地发现它们拥有无比珍贵的价值——那种大乱中不动不摇的力量，那份末法时代的安详与澄澈。

　　他从未垮掉，从未卷入绝望的漩涡。早年，他从东方汲取智慧；今天，他将它回赠给我们。20多年前，金斯堡、凯鲁亚克和摇滚乐连同吸毒和纵欲的生活姿态笼罩了许多中国青年，催生出奇异的、混乱的活力；今天，当中国在长时间的冒进与折腾后慢慢回归常识，斯奈德的来临，正是时候。

　　不认识自然的人就像孤魂野鬼——对话斯奈德

　　本刊记者 杨子 发自香港

　　倾心东亚文化，

　　对基督教不感兴趣

　　人物周刊：您在二十一二岁时喜欢上了中国诗歌，而我这代中国诗人，恰恰是在二十一二岁时开始大量接触到西方诗歌，尤其是美国诗歌。我想知道，是什么样的机缘让您接触并且喜欢上了中国诗歌。

　　斯奈德：我在西海岸的山区登山、在山林里工作的时候，与自然频繁接触，这时我开始翻译中国诗歌，体会到其中的诗意。其实我不仅对中国诗歌感兴趣，也被东亚的一些山水画打动了——包括卷轴和手卷。西雅图艺术博物馆东亚山水画收藏颇丰，我10岁、11岁时在那里第一次接触到山水画。同时我也对美国西北部的印第安原住民绘画产生了兴趣，还有美国西北部常见的图腾柱——在西雅图印第安地区尤其常见，上面通常刻有鹰、熊、野猪和一些宗教符号，这些对我来说都很重要。美洲原住民对自然和动物的态度对我影响很大。我年轻的时候，受美洲本土的影响更深，比如原住民的价值观、艺术、对动物和人类亲近关系的理解——这可以通过他们吃鱼和野味前所进行的感恩仪式表现出来。

　　你是中国人，所以你问我关于中国的问题，但我要谈的是东亚——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大陆，还有越南，这些国家(和地区)对我来说都很重要。实际上，我是对文明及其发展感兴趣。我对各种诗歌，比如希腊诗歌、法国诗歌和英国古诗，都有兴趣，而中国诗歌则是展示文明发展过程的最好例子。我不可能一辈子抱着美洲本土文化和价值观不放。我二十一二岁的时候读了《道德经》，觉得非常棒；后来我还读了《庄子》和《论语》，慢慢接触到佛教著作和经文——其中一些是印度的，最后接触到了禅宗。

　　人物周刊：我注意到您翻译的两位中国诗人，一位是著名的诗僧寒山，还有一位是诗人白居易，他和佛教关系非常深。

　　斯奈德：苏轼是很好的佛教徒，杜甫不是佛教徒；苏轼是个好诗人，杜甫也是个好诗人，杜甫可能比苏轼更好。但是，好的佛教徒从来不会用这点标榜自己，(笑)所以可能杜甫也是个佛教徒，我们不知道而已。我不仅对东亚诗歌、绘画感兴趣，此外也尽可能汲取欧洲文化的营养，而非只重东方。但我肯定不会成为基督徒。如果我是个古希腊人，我会成为多神教徒。我的家人对基督教完全不感兴趣。

　　佛教最重要的一戒：

　　不杀生，非暴力

　　人物周刊：您是在日本学习禅宗的。

　　斯奈德：我年轻的时候，很多禅宗经典都被翻译成日语，日本有很多禅修学堂，于是，1956年我到了京都，在日本临济宗的禅堂里和禅修老师、其他僧人一起研究公案。日本禅直接来源于唐朝的禅，它们使用的典籍都是一样的。

　　禅宗之外，我也进行了很多佛学方面的研究，比如研读典籍——包括梵文佛教典籍，我能看懂一些基础的梵文词汇。梵文佛经强调佛教伦理中最重要的一戒，ahimsa——不杀生，非暴力。甘地和马丁·路德·金就是ahimsa最著名的两位践行者。佛教倡导和平，尊重其他生命，这和美洲本土的一些观念非常接近。而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同宗同源(都源于古犹太教)，他们关心的是人而非其他生物。

　　人物周刊：很多年前日本有位僧人(最澄)把佛教的二百五十戒减到十戒；后来又有一位僧人(亲鸾)，主张和尚可以吃肉、可以结婚；二战以后日本赞同结婚吃肉的和尚越来越多。在您看来，戒律对佛教意味着什么？是否可能存在没有戒律的佛教？

　　斯奈德：这些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禅。现在每个国家都会发生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我再说说禅堂里的生活。每个人的睡眠时间都很少，粗茶淡饭，每天劳作，打扫庭院，长时间坐禅，面见老师，研究公案，冬天没有暖气。一种非常严苛的修行。好在我年轻时常常登山。这个群体以苦为乐，对我来说，禅堂生活和登山差不多。

　　体验日本的多元文化

　　人物周刊：奥斯卡·王尔德有一句话是关于日本的，大意是：人们只能在想象中漫游日本，最好不要到现实中的日本去。他的意思是你真的到了日本会大失所望。您刚到日本时，觉得您看到的日本和想象中的日本之间有怎样的距离？

　　斯奈德：人到任何地方之前都不该抱有想象，那是个坏毛病。你应该放空自己的想法，接受所到之处的本来面貌。当时的日本正努力从二战的创伤中恢复过来，到处都是贫穷和饥饿，人们和寺院里的僧人一样清贫。日本是个人口拥挤的国家——虽然它们也有一些林地。我在日本接触到中国政治史和自然史，这时我意识到我对东亚最初的看法——东亚文化对自然的感受更为细腻敏感——实际上是错的。于是我又开始研究东亚环境史。我早该认识到这一点：宗教和一些灵性体验对强势政府完全没有影响力，就像基督教并没有修正欧洲，佛教也没有改善东亚。

　　人物周刊：当日本变为军国主义国家的时候，佛教作为很大的势力，实际上成了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反对的声音很微弱。

　　斯奈德：这很糟糕，这就是我所要表达的意思。

　　人物周刊：您在京都有什么难忘的经历？

　　斯奈德：我想起在京都时的一个故事。我不在禅修院居住时经常去我家附近一条小街上买菜，那里有很多说传统方言的老派京都人。我注意到，每次我买完东西，他们都会用京都方言说谢谢，而且会说好几遍。京都方言“谢谢”的发音是“orgeeni”，和标准日语不同。

　　一次我只是买了些青菜，那个女人向我说了10次“orgeeni”。后来我给我的禅修师傅带了些茶叶，顺便问他：如果别人对你说很多很多遍谢谢，那谢谢还有意义吗？他听完就笑了，说：“不用担心。只要自己每回感谢别人的时候都是真心的，就足够了。”这是很好的一课。

　　人物周刊：日本一些老派作家更喜欢京都，对东京流露出严重的不满。他们认为京都很好地保存了传统的古老气息。您对京都和东京的差异是怎么看的？

　　斯奈德：我也曾经这样，相比东京我更喜欢京都。但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了。我对多元的日本文化很感兴趣，东京也非常迷人——它是个重要的现代化大都市，非常繁忙，街道干净，犯罪率很低，公共交通发达，有很多文化场馆，建筑也很有意思，但我不知道这种状况能维持多久。

　　我的诗和“垮掉派”

　　完全不是一个类型

　　人物周刊：亨利·梭罗对您有什么影响？他的生活方式跟您很接近——户外的、向自然完全敞开的，叫得出家乡每一种树的名字。

　　斯奈德：每个人都应该爱自然。认识植物、星星、鸟儿是很重要，但你不做科学家或天文学家也可以贴近自然。儒家思想也体现了这一点，《诗经》开篇就体现了对自然的亲近。现在很多生活在城市里的人认为自然是可以忽略的。

　　人物周刊：当代美国还有几位诗人与自然非常亲近，比如西奥多·罗特克、詹姆斯·赖特、玛丽·奥立弗，您怎么评价他们？

　　斯奈德：我很少评价其他诗人的作品。玛丽·奥立弗对自然太虔诚了，太宗教化。对我们而言，自然不是宗教，可以敬畏，但不必跪拜；詹姆斯·赖特对自然的态度是对的，但他的诗很无趣；西奥多·罗特克也很沉闷。

　　对自然诗人和自然诗歌如何定义倒是个有趣的问题。我认为自己不是一个自然诗人；我是一个劳动者，我的大部分关于自然的诗歌实际上都和劳作有关。我们应该了解自然，应该认识花鸟鱼虫、星星月亮。不认识自然的人就像孤魂野鬼，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地。所以每个人都该当农夫。(笑)

　　人物周刊：您认为您和“垮掉的一代”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您的诗歌和艾伦·金斯堡的诗歌之间差异非常大——金斯堡的诗歌展示了一种激烈的不可调和的对抗；在您的诗歌里，我们看到宁静和欢喜。

　　斯奈德：“垮掉的一代”在当时——大概是1955-1965年这段时间，在社会中只是一段历史。我只是认识其中一些成员，而非全部成员。我最熟悉的两位不过是金斯堡和凯鲁亚克。

　　我和他们都对当时的美国持批判态度，但这不代表我是个“垮掉派”诗人，我不想写和他们一样的诗。我和艾伦的私人关系一直很亲密，他去世前一天我还和他通了电话，但我们写的诗完全不是一个类型的。

　　我曾经认为

　　毛主席会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

　　人物周刊：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您关心吗？

　　斯奈德：我很关注。当时澳大利亚有很多朋友持支持态度，尤其在“文革”初期。后来他们的态度当然变了，回澳大利亚去了。纳粹也是一个例子。德国人很聪明，可以说是欧洲最聪明的，但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那样的事情。现在我们面对的问题包括经济问题、全球化问题、后资本主义问题和环境问题，我们等着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人物周刊：我记得您有一首诗，叫《致中国同志》，里面提到了毛主席，不知道您对毛泽东怎么评价？

　　斯奈德：也许一开始我太乐观了。有一段时间，尤其是“大跃进”后，我认为毛的政府可能会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事实并非如此。后来我对他的性格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

　　我们再来说二战时日本佛教界的态度。我认为当时日本禅宗人士的态度不恰当，因为他们过于国家主义，也过于消极，因此最后站在军国主义政府一边，卷入了二战。但有一点要注意：他们当时别无选择。那时日本政府不理会你是不是僧人，你要么参军，要么被处死——只要你到了参军的年龄。而在美国，你可以以非暴力之类的理由拒绝参军，只要你以其他方式服务社会。

　　人物周刊：有一件事我觉得很神奇：禅宗是从中国传播到日本去的。佛教在中国大陆的现实一度很糟糕，但禅宗在日本保持得很好；您是美国人，热爱中国诗歌，到日本学习禅宗，禅宗体验使您的诗歌“修成正果”。您的诗歌将来会影响中国人。我没见过哪位中国诗人将锅里滚动的豆腐写到诗歌里面，写得那么美，而那恰恰是我们最日常的生活景象。现在很多中国读者热爱您的诗歌，了解到您和中国在精神上的内在联系：那种神奇的力量，它转着转着又转回来了。

　　斯奈德：禅宗只是佛教的一个分支，它不适合每个人，只适合愿意以苦为乐的人，就像登山一样。佛教中还有其他流派和可能性，适合其他类型的人们。

　　我不敢说禅宗会回归，但我认为佛教最终可能回归。佛教徒希望尽可能不杀生，尽可能向自然敞开自己，寻求自我觉醒。现在很多佛教徒都是迷信的，而早期的佛教思想是很清晰的。很多人都知道佛教有两个重要的思想：四大皆空、终有一死。有些人认为这很消极，他们想到“死”就会异常沮丧，而佛教徒则会很高兴，因为他们知道，没有死亡就没有自由，不死就要被永远困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