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管理艺术》读后感精选10篇
《失落的管理艺术》是一本由约瑟夫•马洽列洛（Joseph A. Maciariello） 著作，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2.00元，页数：32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失落的管理艺术》读后感(一)：失落的管理艺术，企业不能忽视的人文精神管理
这本书是值得每一位管理者乃至所有人阅读的，在当今这个浮躁的社会中，泯灭良心的企业太多太多了，蒙牛的事件，乃至之前中国奶粉，三聚氰胺等事件，暴露了当今管理的弱点——忽视了人文精神！
我们不仅期待着企业提供好商品，好服务，健全的管理机制，更加期待企业的文化精神，道德机制健全！
毕竟，值得信赖的，不仅仅是商品和服务，还有这个企业的精髓，他的根
《失落的管理艺术》读后感(二)：人文管理
作为影响了许多商业大享的德鲁克，其管理思想博大精深。无论是哲学还是伦理学，或者社会学，因为他所构建的完整又成体系的理想道德社会，他亦被人们称为“现代管理学之父”。
德鲁克管理思想，其实是将管理学与人文学科联系在一起的理论，德鲁克也说，“我们也不清楚它们之间的关联会给双方带来怎样的影响，要知道，婚姻，纵使是最糟糕的那种，也足以让双方有所改变”----将人文学科与管理学以婚姻方式纽结在一起，又以伦理学道德理念为驱动力，其本质已不在于管理和解决任何具体的商业问题，而更关注价值观、品格和伦理等一系列问题。简而言之，在德鲁克眼里，管理其实是：使人，能成为有德性的人；使经理人，成为有效的管理者。
将管理视为人文学科的观点，也是对组织的道德感，价值观，组织伦理的讨论。管理是一门人文学科，因为管理的本质是人治，因为管理关注组织与个人关系。在个人与组织关系这个问题上，德鲁克极有先见之明地指出，组织必须关注人的问题，组织必须给人赋予社会地位，职能和社区感以及目的性。尽管个人具有一切道德和价值观因素，个人的组织也更需要价值感。因此，好公司必然注重企业文化的发展。
一直以来都有这样的观点存在：无限澎胀的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已走向穷尽，正在陷入穷途未路心灵匮乏的西方商业正需要东方人文智慧的帮助。如今重提德鲁克的人文色彩，事实上，也从另一角度企图拯救那些在商业利益丧失底线和伦理道德的商业实践。科学技术的进步，学科的细分，如今看来也并没有多大好处。被分裂成多块的人，虽然不断钻精，但重此薄彼，失衡而人不成人。人所在的组织也如此，组织构成的社会亦如此。
重提德鲁克的人文管理，其实不仅是倡导有远见的管理者，更是倡导一种健康的人文社会。书中有许多人性带来的血迹斑斑的教训，都是人类史上的惨痛。公民道义社会呼唤更多人文，更多伦理道德。
《失落的管理艺术》副标题：德鲁克论现代管理与人文精神。因为本书两位作者，一位是管理学教授，另一位是历史学教授，于是在对德鲁克这位管理大师管理学思想渊源的研究上，也侧重在从“管理其实也是一门人文学科”这一概念出发的历史背景和管理实践上。书本内容全面，对于期望了解德鲁克管理思想始未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参考。
《失落的管理艺术》读后感(三)：重拾失落为前行
人类是一种群体性生物，而且是互相依赖的群体性生物。所谓的孤零零一个生活的故事大多存在于虚构的文学作品之中，虽然偶尔也有一些真实的事件见诸报端，但这些离群群之人往往会丧失某些人类的特征，或交流有困难、或饮食习惯的不协调，好在这些都是能够改变的，过一段事件后他们大多能重新融入群体的生活中来。
俗话说“人无头不行”，头脑决定个人的行动方向，群体生活也需要一个“头脑”来指挥，这就是所谓的“管理者”。在古代的时候，能够作为群体管理者的人，往往是对群体利益作出贡献的人，中原地区的尧舜禹，西方的斩妖除魔的英雄们，都是这样。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生活的逐渐安逸，社会的分化也逐渐扩展开来，社会工作的增多已经不是一两个人能够完全掌握的了，这就使得管理权产生分化，出现了各个层级的管理者。当好管理者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尤其是能够带领群体走向幸福的“头”。
在当今的世界，管理者这个称呼更是俯拾皆是，但管理者最早的原则（利群）却逐渐丧失了。因为出现了公与私之间的分化，管理者更多追求的是效率和利润。在一切正常的情况下，人们往往对管理者的一些不当行为习以为常，但当管理者因决策失误而造成重大事故后，他们的失误才会被人注意到。正是在一系列的问题之后，人们才会想起那些，早已经洞察到这些管理会带来危害的“预言家”。而这本书的两位作者想到的是德鲁克，作为较早关注管理艺术的知名人士，德鲁克最早提出了管理是一门人文学科的理念，意识到现代社会是由各个分散化的小群体单位构成的，而这些小群体的领导者，如果要想称职一定不能把管理机械化，他认为好的管理者不能缺少诚信的品格……
这本书的两位作者通过大量的分析工作和实例说明，来验证德鲁克在管理方面的真知灼见，例如马斯洛曾经认真阅读过德鲁克的管理学书籍，德鲁克理论的诸多思想来源，以及一些成功的公司的经验与德鲁克的理论符合若节等等。
但在我看来，德鲁克的管理学未必新鲜，从中国的传统上讲，儒家的仁之向群，道家的人之利生，法家的责之依法，都是从不同的人文角度来阐释管理这一行为的有力准则，以前曾读过张舜徽先生选编的《经典名言》其中谈到如何“治世”方面的言论甚至占到内容的一半以上，但在今天到底有多少人会去研读文化经典中所蕴藏的财富呢？既然古老的管理艺术已经遗失了，我们不妨先从德鲁克的管理艺术开始，学习做一个心存责任，肩负使命，用行动赢得他人尊敬的管理者。
《失落的管理艺术》读后感(四)：失落的不是管理，而是我们的价值观
彼得·德鲁克是现代管理学之父，他的理论深刻影响了现代商业帝国的形成，杰克·韦尔奇、比尔·盖茨等传奇人物都受益于他思想的引导。他漫长的研究生涯中，著书立说如汗牛充栋，各种机构学者对他思想的阐述与深化而形成的著作更是多如牛毛。因此，德鲁克管理理论相关书籍，我想绝大多数人应该一辈子也读不完。
前阵子阅读了书名很个性的《如果高中棒球队女子经理读了彼得·德鲁克》，是位不知名的日本人写的，译者则是大名鼎鼎的加藤嘉一。整本书非常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德鲁克管理学的日常应用，非常适合对管理学有兴趣的初级人士入门。毕竟，德鲁克先生基于欧美文化与社会而产生的管理理论，在实际操作上与我们国家的国情有诸多不契合，通过一定的演绎反而更能让我们融会贯通。这也正是德鲁克的理论原著，在中国不如被其他学者包装后的著作来得畅销的原因。
《失落的管理艺术》是由管理学专家马恰列洛和历史学家林克莱特共同编写，这种奇特的组合正说明的德鲁克思想的伟大之处。他不仅仅是管理学之父，他是20世纪人类的思想导师。他从哲学的高度与社会学的深度，重新定义了管理学。管理学研究的是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在全球化之前，人与组织的关系从未如此复杂而重要，因为在过去的社会里人被组织所管理，组织只要维持自身的稳定就能保证生产效率。而当今的商业社会中，个体的作用对于效率的提升意义重大，过去的效率来自于稳定，而今天的效率来自于创新。因此人与组织的相互作用是生产效率的基础。
本书前三章讲述了管理学作为新兴的人文学科，其对人类社会演进的贡献与意义；后面的五个章节则是探讨管理学在社会实践中面临的主要课题，如人格、权力、领导力、组织结构等等方面。全都是宏观而抽象的讨论与推理，完全不涉及诸如市场、营销、效率等战术领域。因此，如果读者只是把它当做提升管理水平的实用性书籍，肯定不是好的选择。客观说，这不是一本管理学著作，而是一本社科著作。两位学者把德鲁克的思想中的体系上升到了社会整体演进的高度，让我们有更高的视野去看清管理的本质。这很像稻盛和夫的经营境界，世间万物最终都殊途同归。
我想，中国的管理者们欠缺的也许正是这种境界。我们已经掌握了现代组织管理的一切方法和规则，但我们的企业却无法创造领导和超越这个时代的产品，根源也许是我们的价值观离德鲁克还差距太远。我们不缺乏能力非凡的管理者，我们缺乏的是高瞻远瞩的思想者。希望我们的企业领袖们，除了阅读《蓝海战略》之外，还有时间读读真正的德鲁克。
《失落的管理艺术》读后感(五)：人文：前进道路上的价值判定 ——《失落的管理艺术》内外
人文：前进道路上的价值判定
——《失落的管理艺术》内外
可以说，长久以来，尽管经管类的书籍关注不少，但是像本书一样内容殷实并且对于外行通俗易懂的著作真的是太难得了，个人而言上一次读时就感触颇深的大约是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和《财富的革命》。由于我不是专家，只是普通的读者，引用书本后面82年诺奖物理学奖得主深研德鲁克二十年的威尔逊博士的话可能更为妥当：“本书作者完成的一项了不起的工作，将德鲁克的一系列思想及其相互关系描述得一清二楚，即管理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诚信主导领导力、树立崇高的道德价值观、人才培养最为管理的重心、结果导向和绩效文化、稳定传承与变革断层之间的平衡。我们感谢他们提供了这么好的思想工具，在建设一个‘希望社会’的进程中，个人、管理者和组织都需要这样的思想工具工作，来成功地建立起绩效精神。”
其实就我目前还没有毕业的状态，可能第五章“人的维度与作为人文学科的管理学”是最为有实用价值的。第七章267页讲到“自我管理是知识社会对个人提出的新要求。知识工人自己负有管理好自己的优点、缺点和价值观，理解怎样做才能真正完成目标。”而第五章就好地解释了三关的强大的作用，通过对服务业优秀企业SERVICEMASTER公司和高端制造企业DACOR公司的例证分析，我们很清晰地看到，关注人的价值，关注人文精神，无论是从个人还是企业的角度，都体现了多么强大的力量。这章从企业主的角度看，可能主要强调了企业文化和企业精神的重要性，而对于我们初入社会的新人类来说，是我们开始职业生涯选择我们的工作的地方的一个重要的篇章：我们需要符合企业的价值观，也需要根据一种正确的方向去选择我们所服务的企业。我们明白企业的需要，才能够在工作岗位上游刃有余。
当然，本书的两位作者也深谙德鲁克的人文精神之道，没有把本书排列得艰深难懂，用一种更为人性化的方式，让我们在渐进式与统领全局的纲要的指导下，能够更好地去概览德鲁克的深意。对于处于快节奏生活中的都市人来说，也是精简时间获得智慧的一种很好的方法。从这位希望建立更好的“可以忍受的社会”的博士的精神中，我们发现，人文精神，需要牢牢绑定在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价值判定上，我们需要作出正确的抉择。无论是管理还是自我管理，我们需要它。
y 林怿
2012年7月30日
10：40
写于蓝牙小筑
《失落的管理艺术》读后感(六)：失落的管理艺术
我想，我并不用伪装自己是个精通管理的职业经理人来评论彼得德鲁克，我也不会冒充是个熟读各种管理理论的专家来点评这本讲德鲁克管理的书。实际上，我也是工作好几年之后在重返校园听一门《组织管理学》的时候才第一次听到老师提及彼得德鲁克，于是才后知后觉地知道彼得德鲁克是个牛人，被誉为现代管理学之父，在管理界是受人尊敬的思想大师。他在1954年就提出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概念——目标管理（这个词在今天简直就要被说烂了）；他揭示了管理学的真谛，即管理是一门学科，管理人员付诸实践的是管理学；管理要解决的问题有90%是共同的；并且彼得德鲁克认为：经理人是企业中最昂贵的资源，培养经理人非常重要。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点就是，彼得德鲁克认为：组织的目的是使平凡的人做出不平凡的事。考察一个组织是否优秀，要看其能否使平常人取得比他们看来所能取得的更好的绩效，能否使其成员的长处都发挥出来，并利用每个人的长处来帮助其他人取得绩效。
我也坦诚，我只看过所谓的彼得德鲁克管理文集，并不是他的原著，而是别人把他的著作精要汇集而成的册子。研究彼得德鲁克的书可是多得数不胜数，现在我手上拿的这本清华经管出版的《失落的管理艺术—德鲁克论现代管理与人文精神》，也是其中之一。“商业领导者要想实现利润的可持续增长，就需要一个前提，即无论组织还是组织里的人都能得到发展。为了实现这一点，德鲁克提醒我们，管理必须面对完整的人，充分理解人性的起源和影响，理解文化价值观，理解道德共同体。因此，本书是超越利润线的新一代管理者和管理学者的必读书。”这是普林斯顿大学2信仰与工作研究计划主任大卫.W米勒所评价这本《失落的管理艺术》的话，我个人认为，这段话确实把本书的重要性以及什么人应该来读这厚厚3百多页的书讲得很清楚了。
《失落的管理艺术》两位作者，一位是管理学教授，研究管理系统、成本和项目管理，另一位是历史学家，这样的组合比较独特。他们对德鲁克著述的共同兴趣最终促成了这本书的形成。两位作者认为管理学并不仅仅是一门学科，而是更加精准地定义为一门人文学科，因此就超越了其“通过他人完成正确之事”的原本定义，承担起对人所负有的责任—关心人变成了什么样子，工作的环境如何影响人的成长和发展。由于归类到人文学科去了，那么就要求管理学“要深刻地理解人性的本职和潜能，掌握打造品格文化的艺术，不仅要将企业建设成一个商业成果的产出者，还要建设成一个道德共同体。”于是全书就从历史到人文的各个视角来论述这个观点。我实话实说就算作者和译者已经很努力把书写得尽量通俗易懂，我也是用了很大的毅力，才粗略翻看了一遍这本书。并且我真心觉得在国内的国企的领导和管理人员可能很久很久才能理解管理学是一门人文学科和“诚信主导领导力、树立崇高的道德价值观、人才培养作为管理的重心”这些看上去特美好的语句。
《失落的管理艺术》读后感(七)：德鲁克管理学人文观思想的来源和运用
这本《失落的管理艺术：德鲁克论现代管理与人文精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来阐述伟大的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的一个命题：管理学是一门人文学科。
这本书的作者是约瑟夫•马洽列洛和凯伦•E.林克莱特，这两位作者的学术经历都有德鲁克教授有密切关系。马洽列洛教授现在担任德鲁克研究院研究主任兼学术主任，他是德鲁克管理学院的霍顿教席管理学教授。他曾经与德鲁克共事过26年，与德鲁克合著了《德鲁克日志》和《行动中的有效管理者》两本书。林克莱特是一名历史学家，她是德鲁克研究院的第一个档案学家和人文学科方面的德鲁克学者。可以说由这两位作者来阐述德鲁克的管理学人文观思想是非常合适的。
德鲁克的管理学人文观思想不是无本之木，很多不同的人文学科和思想家影响了德鲁克的管理思想。在这本书的第一章中，作者考察了德鲁克关于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这一概念形成的主要理论根源。对德鲁克的宗教和道德信仰考察，有助于对德鲁克管理思想的理解，特别是对德鲁克构建的关于一个有效运转社会蓝图的理解。这本书的第一和第三章中介绍了几位对德鲁克的宗教和精神观有较大影响的人物：克尔凯郭尔、圣奥古斯丁、圣保罗、莱布尼茨、波那文都、尼布尔等。德鲁克关于人的基本看法深受克尔凯郭尔的影响，人是不完美的，只要通过信仰才能得到救赎。这一看法对理解德鲁克关于管理学是人文学科的观点是非常重要的。施塔尔、拉多维茨、洪堡和伯克等人的思想，启发德鲁克寻找方法去管理和遏制人性的堕落倾向。而熊彼特让德鲁克也认识到利润也一种道德力量，并进一步把利润设为商业运行的成本。从阿尔弗雷德•斯隆这位前通用汽车公司董事会主席身上，德鲁克看到了权力下放的重要性和局限性，以及诚信的重要性。许许多多前人的思考和探索，帮助德鲁克深入理解了人的境况和人的本性，这为他的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的理念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在这本书的第四至第第七章中，作者比较详尽而具体地探讨了作为人文学科的管理学运用到实践中去所面临的四个主要课题。第四章主要探讨联邦主义问题。德鲁克比较重视联邦主义原则在实践中的运用。这既体现了他有关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的观念，也体现了这个原则在建立德鲁克所追求“尚能容忍”的社会过程的重要作用。第五章探讨关于人的维度问题，德鲁克认为管理工作需要全面考虑人的各种维度，特别是人的尊严问题，要将每一个人都视为神圣的造物。第六章探讨领导力问题，主要分析了德鲁克的有效领导力模式，并以美国历史最著名的总统亚伯拉罕•林肯为经典案例来具体阐述和分析。第七、八章探讨社会生态学问题。德鲁克自认为自己是一位社会生态学家。在这两个章节中，德鲁克的社会生态学方法得到了比较详细的阐述，多个具体的案例得到了精彩的解析，从中我们可以领略到德鲁克的方法论。
德鲁克希望建立一个由管理有效的各类组织机构所组成的道德社会，在一个社会中，每个人的归属感和对社会地位的追求都能够得到满足。当然这不是一个理想社会，但它是一个值得我们追求的德鲁克笔下的“尚能容忍”的社会。通过我们的努力，德鲁克的愿景是可以实现的。
《失落的管理艺术》读后感(八)：管理是一门人文学科
管理是一门人文学科
评《失落的管理艺术》
金融危机引发了很多社会的不稳定，但这还没有完，迄今为止世界经济陷入了低迷，即使是伦敦奥运会带来的暂时激情也仍然无法弥补危机给民众带来的伤痛。不得不承认我们在很多方面需要回归，政府和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需要思考，人性也需要自我救赎。管理是以人为中心的协调活动，在如今这种大环境下，对于管理的重新思考成为一种社会发展的必须，也是人性改善的必要。《失落的管理艺术》把焦点集中在管理大师德鲁克身上，从他的人文背景、思想形成历程去分析管理，从影响他管理思想的各种学科、各类人物去分析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所承受的使命，更重要的是，从德鲁克关于管理的思想中，发现了这个社会中管理人士和管理环境所亏欠的东西。因为管理艺术的失落，导致了这个社会的挫败，唯有重拾人文，为管理重新照亮前方的路，社会才有盼头。
正如书中所说：我们面临的不是经济问题，是社会问题。人性的贪婪、管理的不力和监督的失察，正是危机的源头。这些问题本来可以通过管理解决的，或者说可以通过一代又一代具有人文素养的管理人士对于管理的传承与发展，逐步克服的。科学技术曾经给我们带来了便利和效率，但同时也为现金的危机埋下了伏笔；危机爆发以后，我们突然发现我们不仅失去了美好的生活，更严重的是失去了对人文知识的尊重和积累。正因为失去了人文素养，我们对于世界越来越冷漠，我们对于我们的同胞越来越没有信任感，我们不敢抱团取暖，自己拥抱自己的孤单，发现这个世界越来越冷。
大师早已远去，但思想犹存。深度挖掘大师的思想，对照我们的现状，我们总算可以从中找到未来的出路，把管理当做一门人文学科，不再淡淡追逐利润，更多把注意力放到人的身上，关心人的成长，注重人的培养，为人与组织的融合提供一个自由和谐的环境，为人的发展和组织目标的完成提供一个共赢的工具，这就是管理的终极意义。在美国建国之初，对于组织的权威和个人自由的尊重成为了管理的难题，《联邦党人文集》中的思想也是通过管理上的融通成功解决问题。在德鲁克考察的通用等大公司背后，也大多是管理上对于人的尊重，包括人的自由与权利、人的存在与发展等。
管理学是一门学科，他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中汲取营养，并通过自身的发展为其他学科提供养料，德鲁克大师就是致力于管理学发展的先驱。德鲁克大师一直把管理学当做一门生态学，他人为这门学科应该适合一定的环境，并保持自己的生命力。他首先承认了人本身固有的缺陷，这种缺陷在危机面前展现得尤为明显，正是因为这种缺陷才给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个人与组织中架起协调的桥梁，努力发挥每个人的才能和潜能，为个人的发展和组织目标的实现提供保证。社会的发展得益于人的进化和创新，社会的退化也是因为人的贪婪和残暴；对于人的优缺点同存的这个特点，管理更需要有人文知识做支持，用人文照亮。如今的现状更让我们担心的是人文素养的整体退化：功利心击退了爱心和善心，越来越少的人去学经济和科学，而不是文学、历史、哲学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的是自己口袋里的钱，而不是别人的生活，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看书的人越来越少，做学问的更是寥寥，人们只是在网络上浏览新闻，冷静地看着发生在地球上的一些大喜事，即使是对于发生的灾难也只是一叹了之。
管理是一门人文学科，这是一个很简单、以前就被认同的道理，重新说出来却显得如此重要。如今我们再次聚焦于大师，更多的是寄希望于大师，让人文照亮管理，让大师指明走出黑暗的路。
2012-8-8
《失落的管理艺术》读后感(九)：从组织到个人
2009年底，华尔街又迎来了例行的狂欢——年底的奖金发放。而此时，次贷危机的阴影还未离去，美国的失业率仍旧居高不下。面对人们的愤怒，高管们解释，与企业利润对应的奖励制度有助于管理者更好地为企业服务，以赚取更多的利润。
面对高管的贪得无厌与厚颜无耻，人们将原因归结于现代企业的本质。随着企业的所有权通过股票交易、利润分享分散于许多人，现代企业将权力从股东那里转移到了并非所有者的管理者。股东不再是最受关注的对象，而是受制于拥有强大权力的管理者。拥有权力的管理者与拥有企业的股东各自所追求的利益并不一致，因此管理者就有可能会作出一些有悖于所有者实现最佳利益的决策上来。
然而这一说法却不能解释在信托责任下，管理者自身责任的缺失。2009年，丰田由于汽车突然加速宣布召回汽车。2010年，英国石油公司石油钻井平台发生爆炸，造成大面积污染。而当人们调查事件的过程时，发现在这些事故中，公司的管理者根本就是可以进行自我防范和纠错的。
在《怪诞行为学》中，研究者通过实验证明，当人们通过做坏事——比如作弊以获得利益时，获得利益的方式越隐蔽，人们做的就越肆无忌惮。将这一理论放诸于市场当中，由于高管们不需要直接面对受害者，没有直接制造伤害——他们当然不需要杀人，但所造成的破坏力要比杀人更可怕，他们就会堂而皇之地以公司利益进行“犯罪”。假想一下你是一名汽车公司的高管，你知道你们公司的安全带有质量问题，平均1万个里面有一个会造成急刹车时安全带断裂导致死亡，而更换这些安全带你要花费10万美金，但赔偿一个事故只需要1万美金。那么，你会出于公司利益选择维持现状吗？
面对管理者的道德悖论，管理大师德鲁克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法——将管理视为人文学科，不仅仅培养专业素质的人才，也培养有道德的管理者。为了探寻德鲁克关于“管理学是一门人文科学”的论断究竟意味着什么，两名来自不同学科（一位是管理学教授，一位是历史学家）与德鲁克都有私交的学者，通过对德鲁克管理理念的重新整理，来为当下的商业管理提出更有成效的建议。
回溯管理学与人文学科的关系，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断裂。沃顿商学院创立之初的使命就是致力于教育美国的上层精英——他们继承了家族财产，需要培养“社会良知和道德品格”。然而随着商业规则的复杂化—— 比如1907年美国金融改革，创立了联邦储备系统，以及大企业管理的问题层出不穷，对训练有素的管理者日益增长的需求和供给使得商学院走到了聚光灯下，利用数学模型和量化手段来评估人的决策和行为的做法日益占到上风。而这种过分强调定量方法和管理科学，有将人文学科的理想之树连根拔起之虞。
然而，尽管这种管理学有自身的科学理性，但是组织是由具体的人所组成。作为神学研究出身的德鲁克认为，只要是人，就必然有其阴暗的一面。因此只有将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才能够使得深处权利岗位的人重新关注价值观、伦理道德和品格问题。而各类组织也必须采取有效的结构，以对抗、减少或者矫正人类本性中的阴暗力量，包括贪婪和权利欲望。为了形成这种权力的制约，德鲁克将政治哲学理论运用于公司组织结构，提出以联邦主义来进行权力的重新分配。
德鲁克认为，组织的权利只有在其反映出被一个民主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价值观的情况下才具有合法性，这些价值观包括机会平等和个人自由。因此，管理者作为合法的领导，其领导力来自于自身的责任，而不是地位或者特权。因此一个高效的领导者需要一开始就确立目的和目标，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通过自身努力来赢得追随者的信任。而另一方面，解决商业世界的伦理问题的有效方法就是高度强调存在于组织内外的各种关系之间的相互依赖性；通过强调这一相互依赖的伦理准则，领导者就能理解自己的行为给他人造成的影响。而只有通过真正理解了他的治理结构和秩序，各类组织才能开始抗衡人类本性中的负面因素。从这个意义来说，华尔街的大佬们显然不能以内部规定来对抗外部世界的伦理要求。
当然，在德鲁克设计的组织架构中，不仅仅为领导者提供了大量的意见和建议，也为自己的“新经济的挑战”重新注入了哲学思考。在1999年出版的《21世纪的管理挑战》中，德鲁克将“新经济”的挑战清楚地定义为：提高知识工作的生产力。而两位作者认为，德鲁克关于知识工人将成为世界经济驱动力的观点也反映了权利的转移，从董事会中的高管们那里转移到知识工人自己身上。共享型领导力的理念——诸如谷歌等知识经济企业的扁平化管理，使得权利从内部得到认同。
探寻经济学的源头，人们将个人抽象为“合乎理性的人”，然而实践证明人类行为要远比经济学家模型中的个人效用函数所包含的内容更为复杂。作为第一个提出“管理学”概念的人，德鲁克在发明“目标管理”、“创新经济”的同时，也依然牢记“人类永远会表现的像个普通人那样……充满了偏狭、贪婪、自负和权利欲”，只有发挥美德在社会中的作用，限制组织内权力的滥用、最大化提升人的自由与保护社会利益，社会、组织与个人才可能更美好。
《失落的管理艺术》读后感(十)：现代管理&人文精神永不衰亡
我们仍然无法真正懂得如何将人文学科和管理关联在一起。我们也不清楚它们之间的关联会给双方带来怎样的影响——要知道，婚姻，纵使是最糟糕的那种，也足以让双方有所改变。
——德鲁克，“教授管理工作”
2008年晚些时候所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震醒了全世界，公司监管问题成了众多媒体和广大公众口诛笔伐的对象。政府急急忙忙地开始拯救陷于困境的公司，失业率持续高涨，大量工作被外包，而首席执行官们的工资却高得令人咋舌，对不符合商业伦理甚至是违法的商业实践的指责不绝于耳——很显然，在美国公众眼里，企业领导者们已经彻底丧失了他们曾经拥有的一切道德感、价值观或基本伦理。
美国企业管理阶层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最近所出版的不少专著和文章对此提出了多种多样的解答，这些专著和文章包括吉姆•沃利斯 的《重新发现价值观：华尔街、主街和你所在之街》（Jim Wallis’s Rediscovering Values: On Wall Street, Main Street and Your Street, 2010），乔纳森•塔西尼的《贪得无厌：自由市场、企业巨盗和对美国的掠夺》”（Jonathan Tasini’s The Audacity of Greed: Free Markets, Corporate Thieves and the Looting of America, 2009）。
那么，是我们培训经理人的方法不正确吗？或者，还是像沃利斯所认为的那样，是我们整个社会已经丧失了是非观？而塔西尼则将一切归罪于美国对自由市场制度的崇拜，他的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吗？究竟是什么让整个经济和组织领导力罹患重症？对此，众说纷纭，各执一词。
一个人，彼得•德鲁克，将其一生都致力于指导经理人，使之尽可能地成为有效的管理者。对于权力在组织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如何遴选和培训有效的经理人，他显然特别有发言权。但是，他最急切的担忧是组织必须关注人的问题；组织必须给每个个人赋予社会地位、职能、社区感和目的性。从这一情境来看，所有组织中对人的管理必须基于对人的本性和文化或共有价值观及道德理解，沿用德鲁克的原话，也就是要考虑关于“善与恶”的各种问题。（德鲁克，1988,p.5）
事实上，尽管绝大多数企业的企业使命陈述中都或多或少地包含着某种伦理规则，但是，很多人仍然会认为有关“善与恶”的话题最好限定在神学或者哲学研究的范畴内——不要带进董事会。但是，德鲁克坚持认为组织需要价值观。考虑到公众眼中商业的形象，或许我们至少应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经理人和企业主管究竟看重什么，为什么？如果说组织是与人相关的，那么人究竟该从哪里获取自己的价值观？
要针对这一话题进行深入探讨，方法之一就是认真地看待德鲁克关于管理是一门人文学科这一论断。尽管他从未完整地定义过这一概念，但是有一点是很清晰的，那就是，他早就构想出了一种关联——承继于古希腊罗马文明的人文艺术传统与一个组织实实在在的日常运作之间的关联。
将人文学科和管理紧密关联在一起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对文化价值的培植和坚守。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人文学科的训练一直强调对文明社会中关乎高贵道德品质（善或恶）的信念、行为和观点的培育。如果管理果真如德鲁克所认为的那样，是属于人文学科的话，那么它也同样需要包括在组织中开发大家共享的行为准则和信念。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这一观点，其实际意义对于当今时代的所有组织而言都是极为深远的，而且完全有可能为挽回美国企业的声誉提供一个一个新蓝图。
人文学科：历史传统
“人文学科（liberal art,单数）”这一说法源自“人文学科（liberal arts,复数）”这一历史悠久的概念。尽管拉丁名词 artes liberales是源自古希腊和罗马，尤其是西赛罗，最早开始出现于公元前一世纪前后。当时对人文学科的定义是一种技艺或者技能，通常是由那些拥有足够多的闲暇时间以及学习能力的自由公民日常进行操练的技艺或者技能，这些人也就是所谓的精英分子，隶属于社会统治阶层。当时的人文学科训练意味着将公民训练成社会的领袖。也因此，人文教育的理想是向受教育者灌输行为和品格准则、知识和文本能力、对社会性价值和准则的尊重以及对知识和真理的理解能力。
人文教育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变化也在发生相应的变革，从一开始的基督教教堂到后来的世俗大学都根据自身的需要对课程加以调整。但是，对于远古传统价值的强调，以及为了实现“人的完善”这一目标而将道德价值世代相传，这一切始终是人文艺术理想的核心。
在美国，宗教性的人文学院以及后来发展起来的大型研究型大学都是以欧洲先驱为楷模建立起来的，当然它们也根据具体情况对课程进行过调整，但是即使是最早期的商学院也通常会要求其学生获得某种形式的人文学科培训，目的是为了促进“人格发展”或者灌输道德价值。
因此，尽管从来就未曾有过放之四海皆准的大一统的人文学科课程，有一点确实是保持不变的，那就是，所有学校都会努力向学生们灌输一系列为众人所认可的价值观或者文化信念。这些价值观和信念当然也会与时俱进地改变，但是其大目标却从未改变。最终，是人文学以及形式多样的具体表述试图界定，在一个既定的社会或者文化中，究竟什么才是好的，对的，公正的。当信仰的传统背景从异教徒社会发展到基督教社会直至今日的世俗社会，传输人人共享的价值观这一理念依然存在，只是变得愈发复杂。在一个多样化的社会中，什么构成了“对”的和“好”的？是谁或者靠什么来下定义？人们靠什么样的坐标来确定这些价值观，显得非常重要。对这一问题的纠结也就是对某些价值观的合法性和普世性的纠结。最终，这将引发一系列更为宏大的神学或者哲学问题：也就是德鲁克所关心的“善与恶”问题。
这些宏大问题并不是只局限于象牙塔中；里克•华伦在其极为畅销的《有目的的生活》（2002）一书中指出，当下全世界兴起了一股探寻生命中最重要问题之答案的热潮，这些问题包括“我怎么会在这儿？”以及“我的生活目的究竟是什么？”要想灌输一种人文学科思维方式，那么就需要不间断地探索能够促进基于传统的价值观的最佳方式，即便此传统本身也可能随时间而演变。现在，人们应该认真听取苏格拉底的劝告，好好地检省一下自己的生活，因为“未经检省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
时至今日，在大众眼里，人文学与美国社会和教育之间已然是毫不相关了。过去的人文教育，其目标似乎过于聚焦于精英阶层，丧失了文化应有的敏感性，对今天那些前程远大的企业主管和专业人士来说都显得完全不切实际，更不用说那些中层管理人员或者新兴创业者们了。人文学院大刀阔斧地重新设定其课程和入学要求，当然也重新调整其态度，以求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继续生存下去。尽管如此，有大量证据表明，人文学科的不断衰落至少部分地造成了我们当下这种罔顾一切代价，一味贪婪和逐利的社会氛围。
拉凯什•库拉纳在《从更高的目标到被雇佣的帮手》一书中指出，商学院最近总是在不断地强调股东价值的最大化，把它作为衡量组织成功的唯一标准，这一点事实上是将专业管理人士贬低到了不过是“被雇佣的帮手”而已。由于这些被雇佣的枪手除了对自己，无需对其他任何人任何事承担责任，其内心深处也就不可能认为自己需要对社会或者对雇佣自己的组织怀有更多的道德、社会或者伦理义务。
在《管理学》再版本中，彼得•德鲁克，这个永远走在时代前列的伟大思想家，将管理学划归为一门人文学科：
因此，管理学应该被视为传统所称的“liberal art”：“liberal”是因为它关注的是最为根本的知识、自我认知、智慧以及领导力；“art”是因为它是可资实践和运用的。管理者应该学会充分运用自己所拥有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方面的所有知识和洞察，这些学科包括心理学、哲学、经济学、历史学和伦理学，也应该运用自然科学。但是，他们在运用这些知识时需要聚集实际效果和最终结果，就像治愈一个病人，教好一个学生，建造一座桥梁，设计和销售一套“使用界面友好”的软件那样。（德鲁克，2008, p.25）
德鲁克深信，在当今这个社会，管理学在维持人文学科的充沛生命力方面将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他从这两种教育形式之间看到了一种极为重要的关联。人文学科能够给管理实践带来智慧和自我认知，而管理则可以“成为一门学科和实践，通过它，‘人文学科’将在其中再一次赢得人们的认同，产生应有的影响，并且贴近人们的生活。”（德鲁克，2008, p.25）事实上，将管理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来加以实践，能够让管理学回到其最初、最符合其本意的专业地位。
让当今的企业管理者将管理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加以实践
如果彼得•德鲁克关于管理学是一门人文学科的说法有道理， 那么管理学必须重新回归人文教育的最初理念，而这些理念对于商业中有关“专业性”的概念以及德鲁克关于“博雅之人”的概念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将管理学人文化的困难就在于人们通常认为的“象牙塔”般的学院与商业的“真实世界”之间存在的巨大鸿沟。人文学科传统的历史沿革通常包括为“真实世界”培养政治、法律、医学和宗教方面的领袖人物。将经典的人文文化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协调起来、融合到一起，这是美国一个悠久的传统，从最初清教徒殖民者——利用哈佛大学来培养社区领袖，一直到后来我们的建国者们——希望那些被遴选来管理国家的人能够拥有共和精神的美德。
关键之一是重建人文学科和管理学之间的关联，恢复两者之间曾经有过的紧密联合。人文学科的目标与重在实践的专业人士之间的关联可能已经失落了，但是它也是能够恢复的。在德鲁克看来，“去展示并体现出价值，去创造愿景……并引领众人”这一重任应该落在人文学科肩上。（德鲁克，1994, p.63）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也对实践者提出了承担上述责任的要求。
在本书第一到第三章中，我们会给大家展示德鲁克关于管理学是一门人文学科这一理念的思想框架，随后是探讨管理学和人文学科曾经是如何关联在一起的，后来又是如何分道扬镳的。该部分最后将整体性地回顾一下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的潜在贡献，以及关于管理学作为视为人文学科不是什么的一些注意事项。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们会展示一下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是如何在实践中得以体现的，这部分主要聚焦于实践者们通常会遇到的五个主要问题：组织内部（以及组织在社会上）对权力的使用和滥用；人类存在的本性以及对管理的启示；领导力；“社会生态学，”即为识别和把握潜在威胁和机会而对组织内外部各种因素进行观察的过程；最后，就是创新和技术所承担的角色问题。在涉及到这些话题的每一章，我们都会展示某一人文学科如何帮助管理实践者提升绩效的：通过提供不同的视角，通过提供一面新的看问题的棱镜，通过丰富管理者对其诸多责任的认知。
那么，为何我们现在特别强调管理学是人文学科呢？书中会提供很多案例，但是这里我们特别介绍四个称得上是管理失败的特定事例，这些事例为我们在当下这一关键时刻把管理学视为人文学科的必要性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这四个事例从根本上显示，把管理学视为人文学科的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将会给当今世界带来实实在在的影响。
关于权力的教训：高盛的“过于庞大不能任其倒塌”
安德鲁•罗斯•索尔金的专著《大而不倒》（Andrew Ross Sorkin’s Too Big to Fail: The Inside Story of How Wall Street and Washington Fought to Save the Financial System – and Themselves, 2009）一书在描述2008年9月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时，谈到了权力关于集中问题。正如索尔金所指出的那样，那些掌管着美国几家大型金融机构的主管者手中握有巨大的权力，他们使整个全球金融系统脱离了正轨，而联邦政府在分散或遏制其权力方面完全不作为。没有任何案例比高盛在这场全球金融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更加明显不过地展示出了权力高度集中、根本不受监管的这一状况。
基于2008年颁布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 ，TARP)，很多公司都得到了政府的资助，高盛也是其中之一。该公司在2009年4月偿还了100亿美金的政府贷款，在同一年第二季度公布了令人意想不到的高额利润，达30多亿美金之多。高盛在全球金融市场上所拥有的深远影响力在华尔街是路人皆知的，但是接受TARP紧急援助，加上《滚石杂志》调查记者马修•塔伊比所发表的一系列公开报道，使得这个投资银行的所做所为一下子曝露在众人眼前了。2010年4月，美国联邦检察官开始对该公司可能存在的欺诈行为展开公开调查。美国证监会（SEC）特别控诉高盛向投资者出售抵押贷款衍生产品的行为，这些衍生产品是由一家大型对冲基金公司帮助选择并进行包装的，而该对冲基金公司同时也在对赌这些证券产品的价值会下降。高盛在2010年7月与SEC达成了协议，在不承认错误的前提下同意支付5亿5千万美金的罚款。（CNNMoney.com,2010）
高盛在买卖双方所获得的巨额盈利，一部分来源于对其无所不在的权力的巧妙利用。公司从抵押借贷协议（一揽子贷款衍生产品，即统称的Abacus）的交易双方都获取了高额利润。公司充分利用自身与零售和机构投资者之间的关系，同时扮演既推荐又贬损某一投资产品的双重角色，攫取双重回报。更令人担忧的是，高盛利用了自己巨大的影响力整合了无数包含衍生品在内的交易，这些交易极为错综复杂，其中很多都对全球金融危机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影响。本书中将会讨论到的案例，即该公司卷入2010年的希腊债券崩盘，只是一个例子而已，但这已经足够表明高盛的行为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教训，使我们有必要意识到各类组织由于权力不受约束而引发的问题。（Carney，2月15，2010）
德鲁克早就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问题，而且他也发现政治学理论（特别是有关联邦主义的概念）用来作为在组织内部控制权力的一种方式方法。属于人文学科领域的政治科学和政治理论可以为我们探索组织内部权力的本质提供很多机会。在人文领域的众多文献中，尤其是在那些分析政府机构的作品中，其主题都是人追求权力以及滥用权力的倾向。每一个曾读过尼可罗•马基亚维利的《君主论》一书的人应该都知道，这本写于1513年的作品的主题就是有关权力的（尽管大多数人可能只会想到马基亚维利的论断所隐含着的负面意义：他为严苛的独裁者寻找正当理由）。对于人文学科的理解，尤其是对政治理论的理解，能够帮助管理者更为深入地理解当代社会由于权力问题所引发的一系列难题。在本书中，我们会聚集于十八世纪美国宪法的拥护者们所信奉的联邦主义理论。德鲁克认为，联邦主义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可以移用到现代工业组织中；他对此的实证描述也充分表明人文学科的某一领域如何有助于当今的各个企业意识到以高盛和全球金融危机为代表的由于权力不受约束所引发的严重问题。
人性带来的教训：英国石油公司扭曲的价值观
2010年4月20日，英国石油公司位于墨西哥湾的深水地平线号石油钻井平台爆炸，导致11位工人丧生，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为糟糕的石油泄露事件。到5月下旬，英国石油试图阻止钻井口泄露的各种努力都以失败告终了。尽管到了6月份，公司终于能够开始收回泄露的石油，但是很显然该事件对周边环境所造成的损害是巨大的。不断有报告登载许多令人心碎的照片，展示了全身浸满石油的海鸟和被彻底破坏了的野生动物保护基地。由此付出的经济和人力代价也是不断上升；路易斯安那州渔民的潜在收入一夜之间化为乌有了，而美国南部沿海的各个区域早先就已经遭遇到了经济衰退，如今更是因为丧失了大量旅游生意而雪上加霜。在经过几个月试图阻止石油泄露的努力之后，英国石油公司最终在2010年9月19日将油井堵住了（BP.com,2010）。
对于任何一家公司来说，要处理好这一环境灾难确实是非常困难的，但是英国石油公司对这一事件的回应以及从随着灾难的不断发展人们所逐渐掌握到的信息来看，这一切都表明该公司的价值观存在着巨大的问题。英国石油公司对于每天可能泄露的石油数量的预估后来证明远远地少于钻井的实际泄露数量；该公司的官方数据宣布每天泄露的原油大约是20万加仑，但是根据第三方科学家的估计，实际泄露数量可能高达每天50万加仑到100万加仑。最初，英国石油公司使用了一种化学分解剂来分解原油；这种化学品被证明会毒害到水生贝壳类动物的生存，因此很多人开始担心使用这一化学品会给那些受雇来清理海湾的工人们带来负面影响（Cruz and Cart, 2010）。
但是，也许最令人感到不安的是英国石油公司总裁托尼•海沃德对该事件的回应。海沃德大大地缩小了这次泄露所造成的环境影响，认为只不过是“非常非常一般的影响”，并且说清洁工人之所以会生病更可能是因为食物中毒而不是由于化学品影响，他还制作了一页广告，他在上面充满遗憾和委屈地说：“我希望我的生活能够恢复原状。”所有这一切显然不应该是一个需要对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环境危机负责的公司的掌门人的表现，他应该表现得充满歉疚之心才对，也无怪乎他随后就被撤了职。比英国石油公司在这次泄露事故一发生后的回应更糟糕的是，事实上，该公司早就有理由怀疑深水地平线号钻井台会出问题。该公司后来向国会调查员承认，在爆炸和随后的泄露事故处理中他们犯下了许多“致命的错误”，包括无视在这次事故发生之前不久钻井表面就出现过的一些不寻常现象，而决定继续钻探（Power，2010）。看来，英国石油公司长期以来就劣迹斑斑，经常不顾自己的行为可能给人和整个环境造成的伤害；而根据美国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局(OSHA)的说法，该公司确实存在“严重的、系统化的安全问题” (Morris and Pell, 2010) 。
英国石油公司造成的这些麻烦究竟有多大，显然还有待时间来告诉我们，但是从这一可怕的事件中，我们确实可以得到很多教训。很显然，石油泄露展示出了一旦丧失了价值观之后会后果将会多么严重。对于利润的一味追求，在这一事例中，是指无休止地攫取地球资源，已经彻底压倒了对于逐利行为给自然环境带来的风险的关注。人类和其他生物为此付出的代价将是巨大的，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组织的价值观被扭曲了。
在德鲁克看来，在管理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所展现的所有方面当中，人的一面是最最重要的。这很大部分是因为，在德鲁克有关管理是形成一个由各类机构所组成的道义社会的方式这一整体概念中，强烈的犹太-基督教教义是其重要基础。对于德鲁克而言，管理是一种道德力量，而不仅仅是一个服务于非道德的市场的工具而已。因此，我们强调德鲁克管理理念中的犹太基督教根源，该根源更多地是汲取于宗教和道德哲学方面的人文学科。这些人文学科的其他一些传统也同样能够帮助管理者意识到有关人的尊严问题，理解管理者自己所做出的运营决策可能带来的更广泛的影响，并且能够更多地考虑到自己除了个人欲望或者自己所在的组织的具体要求之外，还要对其他事情负有应尽的义务。
德鲁克发现，儒教伦理有关道德行为的根本准则同样适当于一个组织的所有利益相关者。这些根本准则包括：
——对（利益相关者之间）最根本关系的清晰定义；
——关于人们言行举止的普遍性和一般性原则，也就是说，这些原则适用于任何一个个人或者组织，而且根据这些原则，也适用于各个职能和关系；
以及最后，
——一套行之有效高效的组织伦理，事实上，这样一套组织伦理如果希望能够被视为得到高度重视的伦理，那就需要将使每一方的利益都得以优化的行为界定为正确的行为，这样才能够使所有的关系都是有建设性的、互利的、和谐的。（德鲁克，1993,p.213）
很显然，德鲁克关于管理是一门人文学科这一概念更多地援引了历史上人们对生活中“善”与“是”的探求；这一概念需要对“正确的行为”进行清晰界定。将哲学智慧融合进管理实践可以帮助我们避免未来再度发生诸如英国石油公司深水地平线号噩梦之类的人为灾难。
领导力教训：丰田问责制的缺失
2009年10月，各大媒体发布了一系列关于“失控了的汽车”的报道，报道说丰田汽车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会突然加速。迫于舆论压力，丰田汽车公司发布了召回通知。市场上一家汽车安全咨询公司记录了2000起突然加速事故，造成了16人死亡、243起人受伤。问题并不仅仅局限于一个车型，而是涉及到了公司旗下热销的佳美瑞、普锐斯、Tacoma以及 Tundra，还有雷克萨斯系列的几款车型。媒体报道了发生在遇到突然加速问题的车主身上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Rhee，2009）。这些新闻报道给这家汽车制造商曾经闪亮的品牌声誉笼上了一层阴影。
丰田向来以制造高质量的汽车而闻名于世，因此这次召回事件对于其品牌与可靠性紧密关联在一起的公司来说，实在是极不寻常的。但是，丰田公司管理团队对于该次召回以及突然加速问题的处理把情况搞得一团糟，最终发展成一场公关噩梦。公司的主管们在各个层面都未能展示出有效的领导力，包括他们对加速问题报道的最初反应以及他们对于客户问询和要求的处理方式。
对于其汽车突然加速的抱怨，丰田的最初反应是告诉车主们拿掉座位前面的脚垫，说可能是加速踏板被驾驶员座位下的垫子给压住了。2009年10月，公司召回了几款车型，更换了踏脚垫，生成这样问题就解决了。但是，没有了脚垫的汽车仍会毫无预示地突然加速，而政府也开始关注了，认为该公司可能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2010年1月，丰田再一次召回汽车，这一次是更换汽油踏板，而不再是脚垫了。在这次召回中，公司承认确实存在一个与加速踏板相关的问题，那就是，丰田很多车型中的汽油踏板有可能突起，从而使汽车因加速失控。
尽管进行了很多次召回，但是丰田汽车突然失控的事故仍然没有停止，这就使得不少人开始猜测，真正的问题在于由软件操控的汽车刹车系统。最终，2010年在1月份，丰田中止了所有相关车型的销售。根据美国国家高速公路交通管理局（National Highway Traffic Safety Administration - NHTSA)，从2000年到2010年5月中旬，大约有6200个与丰田汽车突然加速有关的客户投诉；这些投诉包括89次死亡事故，比起先前报道的要多得多（CBSNews.com, 2010）。
2010年2月，NHTSA着手调查丰田通过召回来解决汽车失控问题这一决策的时间安排是否恰当。基于那次调查，美国交通部(DOT)裁定丰田公司违反了联邦消费者保护法案。尤其值得关注的是，NHTSA的调查揭示，丰田公司早在发布召回通知之前就知道自己的汽车加速踏板存在问题。而且，该公司没有根据联邦法律的要求在五天内将该问题汇报给NHTSA。考虑到丰田公司的过失行为，该机构开出了最高额度的罚款，是NHTSA有史以来针对汽车公司所执行的金额最大的民事处罚（ U.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2010）。
丰田管理团队在很多层面上都未能展示出诚信和有效的领导力。首先，他们未能及时地、毫无隐瞒地承认加速板突起问题（而且未能根据要求及时告知联邦政府相关部门），这就给大家留下一个印象，感觉到他们似乎是在有意隐瞒一个确实存在的安全隐患。领导力方面的诚信不仅仅是指出现问题时要及时承担应尽的责任，同时也包括要尽可能地缩小一个组织在运转过程中可能会造成的任何负面影响。正如政府调查所显示的那样，丰田公司的主管们已经知晓加速板存在突起问题，但是他们最初的选择是拖延采取行动，反而责怪脚垫和车主自身的行为。
其次，消费者通常并不太了解如何才能确保自己的汽车安全。对于突然加速这一问题，丰田公司给出了很多种不同的解释，这就使得经销商无所适从，不知道应该如何正确地应对消费者提出的疑问。而在最终意识到加油踏板存在问题并发布了召回通知后，丰田应该马上解决这些召回的汽车所暴露的问题，但是事实上，该公司都没有一个制定计划来修理这些汽车（Bunkley and Maynard, 2010）。
最后，面对突然加速问题导致人们丧失生命或受到伤害，丰田领导层死板的回应让美国民众感觉到该公司的冷酷无情；丰田公司曾经拥有一个高品质的企业形象，而现在看来它不过就是另一个贪得无厌的企业，不断利用美国消费者为谋取利润而已。对于这些企业领导人而言，利润和增长显然比提供安全的产品和良好的服务更加重要。
丰田章男，丰田家族第四代长孙，在2010年2月份出席了美国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的听证会。在这次听证会上，他说：“坦白地说，我担心我们的发展速度有可能过快了，”以致于牺牲了品质（MSNBC.com, 2010）。
德鲁克深信领导者要有诚信和正确的价值观，要致力于员工的发展，并且强调绩效和结果（当然不仅仅用金钱来衡量绩效）。对于高效领导力最有效的研究的方法之一就是分析领导者自身的素质和行为。历史学能够帮助研究者们更好地理解在实际行动所体现出的领导力。不管是分析历任总统所做出的决策，还是分析社会抗议活动中的领头人，或者过往历史上有效的经理人，人们对于领导者的历史性研究总是能够为今天的管理者们提供丰富的信息，这些信息有助于面对由于所处环境变幻莫测而产生的许多艰难决策。在丰田的案例中，如果该公司主管层能够对美国进步运动的历史进程有个粗略的理解，并且明白该运动的领导者是如何推进了具有深远影响的政府对二十世纪早期工业化组织的革新的话，那么就会足以让他们明白，在早期就公开透明地处理这些汽车失控问题是必要的。丰田章男的话说明该公司的领导层已经丧失了有效的领导力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素质。
社会生态学／创新带来的教训：Massey煤矿无法与时俱进
2010年4月5日，西弗吉尼亚州的蒙特考尔，梅西能源公司所属矿区上大支巷煤矿发生爆炸。最早的报道是说有25个矿工当场死亡，救援人员试图寻找到4个失踪的矿工。焦虑万分的家属和镇上的人们祈祷能够听到有关这些失踪者的消息，四天后，眼看着能够找到这些人生还的希望破灭了，人们的努力逐渐从救援转向恢复生产。这次甲烷爆炸导致了29死死亡，使得上大支巷煤矿事故成为40年来美国最为惨重的煤矿事故。
煤矿开采本身就充满了各种风险。这类企业的管理工作特别需要时刻关注工作环境的变化，随时掌握那些可以降低风险的新技术，了解与工人安全相关的行业趋势，了解其他外部或内部机会之所在，包括公众认知的变化。德鲁克创造了“社会生态学”这一专用术语来描述对于这些因素的系统性评估。梅西能源公司缺乏的正是这种社会生态学的洞察，因而无法看到最终引发爆炸事故的预警迹象。
在西弗吉尼亚悲剧发生之后，媒体报道说在爆炸发生前一年，梅西能源公司所属矿区上大支巷煤矿就已经被检查出在很多方面违反了安全准则，包括38项通风要求违规以及37项有关现场有明火材料的批评。联邦调查局对公司进行了犯罪调查，指控该公司存在玩忽职守现象，并对公司代表曾经贿赂联邦矿产监察代表的传闻进行调查。公司总裁唐•布兰肯希普写于2005年10月19日的一份备忘录被公开了，这份备忘录表明该公司主管曾经警告其下属只管“多挖煤，”除此之外漠不关心。因为“只有煤才能替我们付账单，”这导致公众舆论一片哗然，指责声此起彼伏（Hamburger and Zajac, 2010）。
早在上大支巷煤矿事故之前，梅西能源公司的安全记录就曾经引发了不少问题。2008年12月，一批机构投资者共同起诉了梅西公司董事会，指责他们违背了监管职责，其中部分原因是后者忽视了许多安全问题，导致了工人受到伤害甚至死亡。尽管最后该集体诉讼中止了，但是这次诉讼使得公众掌握了不少有关该公司的信息，包括布兰肯希普的管理理念和风格。有许多证据表明，在布兰肯希普的管理下，梅西能源公司总是以利润为先，甚至将利润置于安全之上。另外，布兰肯希普奢靡的个人生活方式也是广为人知，这种生活方式完全靠是公司高额的薪酬待遇来支撑。（“煤矿大佬布兰肯希普被起诉忽视工人安全，”2010）由于这样一种“盈利底线最重要”的思想弥漫在梅西能源公司自上而下的管理层当中，该公司只聚焦商业的一面，那就是利润，因而忽视了影响其陈旧经营模式的一系列因素。
最明显的疏忽就是梅西公司总是牺牲员工的安全来强调“多挖煤”。尽管已经有许多安全违规项存在了，公司仍然不愿意承认上大支巷煤矿所发生的问题具有普遍性，这一有力的证据表明该公司无法在其运营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公司工作环境变得极为危险、迟早会导致悲剧发生这一趋势。梅西公司管理层同时还不承认有关煤矿生产和二氧化碳排放对环境造成影响的大量证据。在2008年召开的煤矿行业大会上，布兰肯希普认为那些报道全球气候变化的记者是“共产主义者”和“无神论者，”在很多个场合，他都将环境保护主义者称为“绿色狂人”（Boselovic, 2010）。当然，布兰肯希普作为一个CEO,其奢靡的生活方式和令人咋舌的报酬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美国政府进行TARP救援计划之后更是令公众愤慨不已；在一个失业率高居不下的时代，大肆挥霍企业资产显然绝非明智之举，更何况自己的公司刚刚发生了一次致使29个工人命丧黄泉的可怕事故。2010年12月，布兰肯希普（被迫？）宣布自己将会在年底退休 (Maher and Chon,2010) 。
为了践行社会生态学，德鲁克要求管理者意识到变化是一种常态；管理者必须时刻意识到断裂状态，因为这种状态对于自己所在组织的各项活动来说可能预示着威胁或者机会。在如何敏锐地捕捉到并理解这种会给组织造成潜在影响的大规模外在变化时，社会学科会给我们的帮助是巨大的。经济学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给管理者提供帮助，但是并不仅仅是指从财务角度来理解运营。2009年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展示了理解当代（以及古典）经济学给当今管理者所带来的裨益。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印第安纳大学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和奥利弗•E•威廉姆森（加州伯克利大学）。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获奖是基于他们对帮助人们理解公司和公司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所做出的贡献。奥斯特罗姆深入研究了当地自主组织在管理财产方面所承担的角色，她证明了在管理自然资源方面，除了私有化和政府管控之外，还存在着其他一些机制可供选择。威廉姆森的研究指出了组织需要让市场力量来做决策的时机以及管理者应该施加影响的时机。许多现代经济理论都涉及人的决策过程所起到的作用，因而帮助管理者更好地评估自己在一个更大范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下的位置。
人们可能会问，如果梅西公司的领导层在其日常煤矿运营中能够理解经济学或者另外一个相关联的人文学科的话，事态的发展又将会是什么样的。布兰肯希普和该公司其他高管并没有意识到其生意并不只是“多挖煤”而已；它关乎对运营所造成的环境代价和人的代价进行有效管理，尤其是在当下人们对于能源生产和使用以及企业责任的态度正在发生新的变化这一社会趋势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梅西能源公司发生在西弗吉尼亚的悲剧也许能够成为从整体上改变这一行业的推动力之一。有人已经预计，这次灾难会引发新的安全监管，增加新的环境限制，增强对整个煤炭产业的公开审视（Mulkern and Reis, 2010）。如果梅西公司能够践行一点社会生态学，在关注自身运营同时也能关注自身以外的大趋势，那么才可能减缓变革给这个行业造成的颠覆性影响。
结论
界定管理学作为人文科学的重大意义，德鲁克将这一任务留给了其他人。考虑到人文学科起源的历史背景，以及人文学科和专业教育在美国所承担的责任，德鲁克关于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的理念要求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教育管理者，以及究竟应该如何将管理作为一门专业。通过让我们的学生和管理者接受管理是一门人文学科并为此做好准备，我们的社会可以不断地扩展人的能力，从而能够以一种不论是在道德意义上还是在社会意义上都具有建设性的方式来担负起管理责任。
人人皆知彼得•德鲁克是一个观察家，他总是试图“看到已经发生了的未来。”在1993年8月10日与鲍勃•班福德进行的一次谈话中，他将其对美国文明的反思和盘托出：
在两周后阿斯彭所举办的研讨会上，作为主题发言人，我想我恐怕会变成一个极不受大家待见的人，因为我将告诉大家我们所面临的并不是经济问题。我们所面临的都是社会问题。但是，这些社会问题会层出不穷。今天凌晨三点中，当我从睡梦中醒来时，你恐怕不会知道我需要靠不断祈祷才能摆脱深深的绝望感，而且到现在我仍未能摆脱掉这种绝望感。是的，我明白，而且正是因为我们内心意识到了绝望这一事实才是唯一件令人乐观的事情。（Buford, 1993,p.3）
在《明日地标》一书中，德鲁克认为，人类之所以需要精神价值是为了塑造文化。在第十章“今日的人类情形”中，德鲁克探寻了人们究竟在哪些方面才能融入后现代社会这一问题：“人们已经掌握了足以从肉体上和道义上摧毁自身的知识”（德鲁克，1959／1996，p.257）。在此，德鲁克所特指的是行为科学知识的进一步拓展，这些知识能够“将人们转化成为一种生物机器，该机器受恐惧和其他情感因素驱动，是一种没有信仰、没有价值观和原则、没有同情、没有自尊以及没有人性的存在”（ 德鲁克，1959／1996，p.258）。对于这种现象，德鲁克所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寻求精神价值的帮助，从而指导大家如何更好地利用因为掌握了全新的知识而获得的权力，去服务于人类的最高利益。
德鲁克本身就深受自己所接受过的人文教育的影响，这一点使得他能够看到社会和管理所具有的道德和精神之维。但是，我们是否能够为他的观点找到确凿可靠的实证性和历史性证据呢？我们认为能。经济历史学家、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就深信美国当代最紧迫的问题是精神资产而不是物质资产的获取和平等分配：
尽管我们不能忽视以往所获得的财富的集聚，美国平等主义理念的未来将会激发全美人民的能力，将持续的经济发展与全新的平等主义的改革结合起来，这些改革措施所针对的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急迫的精神需求，既包括俗世方面也包括宗教方面的。精神（或者说非物质的）上的不平等问题，如今同物质上的不平等问题一样严峻，甚至更严峻（Fogel，2000，p.1）。
在《资本主义的灵魂：开辟通往道德经济的道路》一书中，记者威廉•格雷德 认为，完全可以将美国资本主义加以修正，使之“更符合整个社会的广泛的价值观，”（Greider，2004，p.48），这种说法本质上是将经济发展的引擎与人文目标捆绑在一起。
社会学家罗伯特•武德诺在对美国历史长期以来试图将宗教价值观和经济发展调和在一起的努力进行了追踪研究，他指出，在当今社会，“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既有物质上的也有精神上的”（Wuthnow，1994，p.36）。不只是德鲁克，还有很多人，已经在商业和管理世界的日常运转中考虑道德和精神方面的问题，认识到这样做的必要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回归人文理念事实上可能会使管理学再一次体现出其对于“真实世界”的价值。此起彼伏的企业丑闻，高高在上、毫无道德感的公司高管，所有这一切激发出了反对管理作为一种专业而存在的公众情绪；正如这篇导言所给出的四个简短案例以及本书中多次提到的众多其他案例所表明的那样，变革的呼声清晰可辨。管理学如果想要挽回作为一门真正的职业的声誉，也许唯一的希望就是将管理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付诸实践：将对共享的文化价值观的深刻理解作为管理学的基石，并不断通过教育来传承、通过管理者行为来示范这些文化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