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导论读后感10篇
《历史研究导论》是一本由（英）迈克尔·斯坦福著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6.00元，页数：29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历史研究导论》读后感(一)：北极星
书非常值得一读，与其说它提出了某种理论，不如说它以严谨的态度指出了独立、理性、逻辑的思考能力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以及它的各方面体现，得出的定论将历史从武断、刚愎、偏见和深信不疑中解救出来。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双重身份让作者的视角新颖而鞭辟入里（对价值观的哲学审视，对逻辑的强调）。这本书对一个固定视角提出了疑问：我们应从当下和此处出发探寻过去吗？答案是否定的。优秀的历史学家往往力求在往昔中设身处地，同时上升到俯视芸芸众生的高度，断然拒绝任何理论、政治、信仰和意识形态的独裁。然而从目前所处的时空交汇点寻求历史的定论，则不可能不陷入另一个桎梏。孜孜不怠的拷问，则是为了追逐那颗“北极星”，不只是历史专业技术的北极星，更是理性思维能力的北极星。
《历史研究导论》读后感(二)：哥觉得是本好书
哥觉得是本好书，就这么定了！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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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评论太短？评论长我不会啊。喜欢的人看上几页就能喜欢上，不喜欢的人，就是不喜欢。有什么好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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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说的，作者就是没有自己的观点，也大概没有要把自己喜欢的观点强加读者，只不过，只不过把有代表的各种观点罗列一点，而这，就是我需要的。
我只是个外行，我不可能通过大量的阅读来建立史学的框架，也没有那个导师给我列出合适书目，所以这本适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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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数了吗？
《历史研究导论》读后感(三)：译序
译者在网络书店史学类见到此书，颇感好奇，细观其目录，知本书乃通论历史知识之作，坊间类此书籍不知几许，然自其出版以来，短短五年，竟然印刷五次，不免引起兴趣，购来一读，阅后即深觉此书对于初入历史学门之学子，亦或喜好读史之人，均有大益，遂于去年六月主动向麦田雨航兄推荐，当时推荐二书，一是本书，一是波兰历史学家埃娃·多曼斯卡（Ewa Domańska）所编之访谈录（Encounters：Philosophy of History after Postmodernism)。雨航兄仅取得本书翻译权，并将它交付笔者，近一年之辛劳，本书中文版终将问市，对于雨航兄默默为史学新知承担推手工作，真是不知如何言谢。
笔者初入淡江历史学系时，当时系主任周培智老师坚持，举凡世界史或世界国别史，必由外籍教师以英语授课，教材亦采用英文本，阅读英文作品，成为笔者初入大学时最感苦恼的差事，幸好有郭德士（John E.Geddes）师由浅入深悉心教导，经过郭老师课堂三年训练，始能不视读英文历史著作为畏途。如今周老师仙逝多年，郭老师亦已退休，然而感激之情仍然铭之于心，学生不才，未能于历史方面有所专著，仅以译文作为怀念恩师的献礼。
笔者乐于从事历史与思想方面的翻译工作，并非鼓励学子弃外文原著，专门阅读译文。而是期望借译文迅速吸收若干西方知识后，可利用更多时间，直接阅读更多的外文作品。在C-3P0发明之前，多几种语言能力，仍然十分有利。
学生时代读世界史原著，专有名词与术语，亦多以原文记忆，长此以往，竟成习惯。好处在于阅读坊间译书，纵然各家译名不一，亦能就其译音，而知其所言。可是轮到自己译书之时，难免于译名前后不一，或与学界惯用译名有别，此书译文亦然，为本书校稿人增添许多麻烦。麦田陈毓婷小姐尝细心予译名以校正，特于此致谢。
刘世安
2001年7月
历史是什么？是否只是“时间之下的人类生活经验”？荷兰历史学家雷尼埃曾写道：“历史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经验的故事。”从几个语言中不难看出历史与故事中的联系（英语中story——history，法语histoire——histoire，德语Geschichte——Geschichte，意大利语storia——storia，西班牙语historia——historia）。作者采用大英百科全书的观点，将历史分为历史事件（历史甲）和历史叙述（历史乙）。对于各种滥用历史一词所造成的理解性错误，更是直言不讳。
作者分别从统一体、行动、观念、论述、知识、遗迹、事件、顺序、理论、升华十个方面来论述历史。
历史真的是靠意识创造？马克思云：“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历史。”（《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往往出现事与愿违的情况，墨菲定律恰好是个合适的例子，而且意识是大众意识还是小众意识，这点更是无法清楚解释。“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我们不能改变历史，但是能够无意识的创造历史。
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这个问题如今仍然在热烈讨论。自然科学往往仰仗数学和经验性观察，历史不然，数学与经验性观察不多。将两者与历史联系起来，也并不能增加历史的科学性。历史亦不能证伪。
我们穿着古代衣服，住在古代房间，虽可“构建往昔”，但是不能寻找到先辈们的心智。那些汉服宣传者无非是沐猴而冠。可以篡改的历史证据、历来的压制真相和谎言的传播，使得我们并非真的构建往昔，而是在编造故事。
研究历史时，我们往往像西医治疗病人那样，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忽略了贯通性。马克•布洛赫注意到祖父辈的影响，“每一个新心智的形成过程当中，都有倒退的步调。人们将最可塑的心态加入最无变更可能的心态之中，却忽视了主导变迁的那一代。”（Bloch（1954），p.40.）
由于人能知往昔，预未来，人会留心变迁。布罗代尔提倡的长时段，乃“历史洪流不断地强劲将其回拉的表层乱流、浪花顶峰。”我们应视历史为整体的变迁。值得一提的是，国内很少有人提到布罗代尔另外一个坚定信念——历史的编写必须是一项合作事业，然而大多数历史学家却是单打独斗。
历史研究时，往往爱用归纳法，例如苏联1953年向东柏林、1956年向布达佩斯、1968年向布拉格派兵，人们往往会认为1989年苏联也会派兵东欧，但事实并非如此。至于何故，历史学家或归因于苏联经济崩溃，苏联政权内在弱点，外交政策，亦或者是自阿富汗撤军以来，苏联政府同军方之间的不信任。
历史学家应考虑的背景有三种：物质的、社会的、文化的。意义一词亦有三种：意图、社会意义及历史意义。凯撒遇刺，施密者意图是维护共和国，社会意义乃是当时人们对谋杀的看法，历史意义则大不相同，凯撒虽死，共和国亦亡。
一切历史都是史学史，一切历史著作都可以重新书写。若历史学家仍以古代那种以第三人称代替第一人称的书法，则历史著作跟肥皂剧大同小异。历史并不重复，只是历史学家彼此一再重复。
历史学家往往不曾察觉自身的假设与预想，以至于无意中将之加诸研究对象之上。以论带史的情况有部分无意识动作的可能。
若将历史置于一种理论之下，不论该理论多精妙，也是滥用。长久以来历史撰写多依循典型做法（亦即在事例中加入哲学教导）。不论所举事例如何，都有某处历史可以制造出反例。然而一旦遇上相似历史事件，人们顿时忘却上述说法。
作为历史学家，不应像寇松勋爵所说的那样，永不道歉、永不解释、永不认错。
伟大的著作需要伟大的读者。谨以导论的最后一句话作结：若你阅读时感到厌烦，请暂时略过，但是不要放弃。
迈克尔•斯坦福（Michael Stanford),英国历史学家，曾获历史与哲学双学位，长期执教于西英格兰大学（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England），担任该校资深历史讲师多年，直至1983年退休。退休之后致力于撰述史学著作，先后出版了三本书：《历史知识的本质》（The Nature of Historical Knowledge,1986,Blackwell)、《历史研究导论》（A Compan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1994,Blackwell）、《历史哲学绪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1999,Blackwell）。
刘世安，淡江大学历史系及欧洲研究所毕业。主修西洋上古史及西洋近现代史。
文/左页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需要什么样的素质呢？
很多人认为，历史学家就是忠实地记录过去。在面对虚假时，有追求真实的勇气。不过，问题却远非这简单的答案能够终结。因为真实与虚假的区别，有时并非那么清晰可见，另外，勇气这件事情也常常让人盲目。
关于历史学家，尼采曾经这样描述：“真正的历史学家必须有力量把尽人皆知的东西铸成闻所未闻的东西，把普遍的东西如此简单而深刻地宣告出来，以至于人们在深刻之上忽视简单，在简单之上忽视深刻。”
可见，历史学家的素质，不仅仅是一种道德素养，它还是一种书写的技艺，是一种书写者与读者之间沟通的、讲究平衡的技艺。
历史书写领域有无数的对立，理论与叙事，过去与未来，宏观与微观，科学与艺术等，而真实与虚假只是这众多对立中的一个。在对“真实”过分痴迷的时代，人们容易把真实与虚假的对立上升到道德审判的高度，从而经常无法心平气和地面对历史书写。
在《历史研究导论》里，迈克尔·斯坦福一开篇便把“历史”分成历史事件与历史叙述，并把它们分别称为历史（甲）和历史（乙）。在他看来，历史叙述经常成为促进前者的因素，从而变成历史事件的一部分，反过来，被促成的历史事件又会成为历史叙述的一部分，就这样，两者相互交织。斯坦福是一名非常博学的英国历史学家，在这本广受好评的历史学著作里，他有无数精彩绝伦的妙论。但是，这条区分历史事件与历史叙述的论述，却让人印象极为深刻的。仔细阅读，你会发现，斯坦福关于历史的“甲、乙”区分，最终却只是为了说明它们难以区分。这种难以区分，正好能降低在历史领域中对于“真实”诉求的道德狂热。
说实话，《历史研究导论》并没有坚定的，言之凿凿自信满满的结论。但是，它也不是一部单纯呈现各种争论的书籍，而是一本充斥了作者个人意见的著作。里面有关文学、历史学、政治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著作的不断引用，让人目不暇接。它想在行动与行为之间做出区别，想要参与因果、逻辑的哲学辩论，而且还想把文学中叙事和想象的讨论带入历史书写之中。有时候，它的确显得太“散、杂”了，这边还在讲“历史编纂学”，那边便开始讲述性别与历史，前面都在讲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和方法，后面却开始讨论马克思，最后又回到关于历史意义的讨论上来。
不过，这种“散、乱”和不够“坚定”的印象，却也并非就是缺点。它恰恰说明了历史研究、历史书写，无论作为科学还是艺术，是一个充斥了没有终极答案的争论领域，作者只是充分尊重了各种争论而已。而历史学家要做的，就是兼听和平衡。如果历史书写过分集中于本民族的历史，那一种世界史视野就非常必要；而当历史学家都把精力放在较短的历史时段时，长时段的历史模式似乎也值得关注；另外，当宏大的历史观膨胀时，微那观史学就是一种必要的补充了。
但是，如何做到兼听和平衡呢？
1857年，英国人约翰·西布利把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翻译成了英文。不过，很长一段时间里，晦涩的《历史哲学》并不受人待见。人们提起它，只是因为它是黑格尔的观点，作为被批评的靶子特别合适。罗素斥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为“狂幻的理论”，认为人们热衷于这样的理论，正如人们对金字塔的迷信一样荒谬。
不过，人们真正恐惧黑格尔，不是因为书中巫师般的呓语，而是因为他不够宽容和开放，在不同的民族历史之间做出武断的高低之分，有悖于人们对于“开放社会”的诉求。尤其是在二战之后，“黑格尔恐惧”成为了很多西方历史书写背后的主要动机。上个世纪中叶，汤因比写《历史研究》，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消除距离”。他认为要达到这个目的，有必要对历史做“整体研究”，这样才能让不同的文明熟悉起来。
同样，斯坦福对于黑格尔也是极其恐惧的。在整本书中，黑格尔一直作为被批评的“受气包”形象出现。年轻时的斯坦福受汤因比的启发进入历史学这个行当。不过，在他看来，不论黑格尔、康德，又或者是汤因比寻求的某种历史模式，都不过是世俗化了的历史神学，其著作中“历史神学大于历史哲学”。
斯坦福几次三番地引用吉本，有意“贬低”容易被神化的历史，说历史不过是“人类罪行、蠢事与不幸的记录”，同时，他也喜欢对历史学家做出过最尖锐批评的尼采，说我们之所以痴迷于历史学，正是因为它能服务于我们和我们的生活，而不是相反。
不过，这还不是斯坦福想要告诉我们的全部。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作者特意拿出一个小结，以“马克思”命名，专门讨论“想要改变世界”的马克思。对于马克思，作者可谓推崇备至。不过，讲述马克思，只是为了延续此前的质疑：历史真的有模式吗？历史的规律，我们真的能够轻易掌握，并能以此改变历史吗？此时，斯坦福犹豫了，他又回到了“受气包”黑格尔给人们的教训：我们“唯一能从历史中学到的，就是人不曾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
就是这样，斯坦福来回犹豫、徘徊，他认为我们无法对历史做通盘的解释，所以没有所谓完美的规律和模式，不过，他并不想轻易放弃马克思式的抱负，毕竟它能作为历史研究的动力与希望所在，就像北斗星。他让我们不要放弃历史书写中的“想象”，但同时也警告人们，要警惕精巧的理论背后“智性的魅力”。他认为尽管人类在时间的流逝中，只是岁月的奴隶而无能为力，然而在脑海中，我们却能无所限制，可自由漫步在往昔、未来、永恒，甚至不可能的事物中。
《历史研究导论》，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公司，(英）迈克尔·斯坦福 著，刘世安 译，2012年9月版。
《历史研究导论》读后感(六)：导读
迈克尔·斯坦福（Michael Stanford）是英国历史学家，早年求学期间，曾获历史与哲学双学位，长期执教于西英格兰大学（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England），担任该校资深历史讲师多年，直至1983年退休。他退休以来，并未松懈，致力于史学著述，迄今先后出有三本书，《历史知识的本质》（The Nature of Historical Knowledge，1986，Blackwell)、《历史研究导论》（A Compan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1994，Blackwell)、《历史哲学绪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1999，Blackwell）。其中导论一书，亦即本书，自出版以来颇受欢迎，又陆续印刷了四次（分别于1995，1996，1997，1999）。
斯氏在本书前更说：“谨以本书献给众孙儿——附上挚爱。”足以显示本书主旨，乃是一退休老教师，将毕生所学及领悟化为著作，以造福后生。而其对象就是大学中有志研习历史的青年学子。
斯氏自称本书当置于史学书目之下，并以常见语词说明史学的意义与范畴。他认为史学就是历史著述之学，并细分为三方面，一是描绘性的（deｓｃｒｉｐｔive），讨论历史学家标准方法与标准程序，简单地说就是单纯的史学方法学；二是历史性的(historical），属于史学史范畴；三是分析性或批判性（analytical or critical）史学，讨论撰史时衍生之哲学问题或观念问题，也就是分析性或批判性历史哲学，本书正属此方面之著述。
分析性或批判性历史哲学不同于传统思辨性(speculative）历史哲学。后者多为讨论历史本质与目的之作，也是注重本体论与目的论方面的探索。至于前者，乃是将历史视为一种知识，就其作为知识之地位，考察其所衍生之哲学问题，主要属于认识论方面之探讨，乃是20世纪以来始渐流行的史学分支。
历史在认识论方面的问题，并非新颖，而是一古老论题，几乎可说自有历史著作之初，有关争论就不曾中断，只是时起时伏。然而自后现代主义意识兴起以来，这方面的争议又成为显学，仅需观察出版状况，即可知情。笔者无意将斯氏定位为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史家，仅借王晴佳、古伟瀛二人合著之《后现代与历史学》（巨流，2000）一书参考阅读书目中一段话，说明本书的性质：“……有一本虽然很了解后现代主义的内容，但却绝口不提后现代主义及其专有名词，只是将其所重视的议题加以分析讨论……”（伊格尔斯[Iggers]访台餐会间，古兄坦认此段评语为古兄所加，古兄之评语极是。）任何思潮皆非争对错、争权力或发言地位之工具，而应该是人类社会不断自我反省以求更好的利器。斯氏书中，随处可见这样的论调，其用心或许是使读者免于门户之见，直接就事论事。记得后现代一词初流行之际，介绍这一新思潮之书颇多，笔者曾购得一本有关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的巨著，但因其中满纸术语，乃使笔者这等初学者无法理解书中深义。因此，更加感觉斯氏著述能予以初学者之助益。
本书另一特色，就是作者经常以提问方式进行，往往在提出一种立论之后，立即加以反问，并且不提出答案，而要读者自行思索。反复深入诘问，是学问进步的重要方法之一。关于这种方式，古人已经行之有素。唯于近几十年来的教育，在此方面给予学生的训练不足。常听说本地学生很少提问题，也曾亲身经历，或许不知如何提问题也是关键之一。读本书，对斯氏反复诘问方式多加留心，相信在思维上必有收获。
不论治史者是否以时代关怀为己任，是否重视历史之用途，世人运用历史经验以寻求对现世的了解和作为行动的依据，乃是不争的事实。即使历史学家闭口不谈历史用途，问题依然存在。斯坦福对历史的用途与误用，有深入浅出的分析，并针对历史教育不足之下，政治人物凭一己私欲，借所谓的历史来蛊惑世人，尤感痛心。说明历史知识之性质与限制，就是上述乱象的解药，而本书内容正符合上述需求。重视历史的用途乃是本书特色之三。
由于本书属介绍性质，故不拟在导读中多做赘述，仅借导读最后部分，为译文稍做说明。
初读本书时对斯坦福将历史分为甲类、乙类，而不直接用历史事件与历史著述或记载，颇感不习惯。等到译书过半，始觉历史（甲）、历史（乙）之分，就本书内容而言，亦颇称合宜，历史（甲）乃是广义的历史事件，历史（乙）乃是广义的历史著述与记载。单以历史事件及历史著述或记载，对理解本书内涵，恐或有所缺失，不如以历史（甲）、历史（乙）的朦胧概念来得适当，故保留斯氏原有历史（甲）、历史（乙）之分。
原书有注释，多是出处或详见某书，故几乎不加译文，仅有数条属阐释性质，始予以翻译，但原文注释依然保留。每章结尾，都有推荐著作，备有作者及出版年代，必须配合原书所附参考书目，方见分晓。
或许有读者有意将译文与原文对照阅读，笔者十分鼓励。倘若因此发现译文疏漏不妥或错误，并予笔者以指正，笔者在此先献上由衷感激。
笔者接受及从事历史教育多年，每每感觉本国学子，思维方法及语言皆训练不足，以笔者而言，译书时常面临的困扰就是找不到合适中文词语以表达原文精义。自国小毕业以来，就属译书时间查中文字典次数最多，每有所得，即窃喜不已，可是往往一读古人作品，发现更好的语汇，早已存在多时，又顿时为之气结，次数不知几许。故深觉欲从事文史乃至文化事业者，在自身语言传统上，训练尤待加强，愿就此与有心者共勉之。
刘世安
2001年7月于台北寓所
《历史研究导论》读后感(七)：导论
1989年，中欧及东欧诸国纷纷摆脱苏联的桎梏，宣布改建为自由、民主的共和国。西方世界欢腾不已，其中有一位是政治理论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他如同一般典型美国公民一样，认为自由、民主就是进步的终点，因而提出一声名远扬的结论，声称此即“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已无更多变革可以期待。据报道，许多中学生曾殷切追问，历史的终结是否也意味着代数的终结。
这则故事表明了本书将和读者探讨的若干要点，例如历史关心变革，历史进程可视为走向佳境的演进，历史活动多坐落于政治场景之中，历史既关系到往昔，也关系到现时。然而最紧要的，它彰显出“历史”一词的含混性。
在深入探讨之前，我们务必铭记作为事件的历史（historyasevent）与作为记述的历史(historyasaccount)之间的重要区别。1989年，东德人民曾有若干行动，包括拆毁柏林墙。这些事迹（deeds）不仅见诸报端、电视，更有政论家如福山等加以讨论。随后，这些事迹必然载入史册。先有行动，继而有图像、口头或书面描述。根据我的叙述，对拆毁围墙一事，读者脑海中便留下了大致清晰的印象，但却不可能详细的了解此事的细节。 “历史”一词，既可指世间曾经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也可指通过文字或理念将发生的事件进行的基本连贯的记述，二者混淆不清也在所难免。然而二者的区别却非常明显。为了区分，若干学者采用作为事件之历史[history（e），简称历史事件]、作为记述之历史[history（n），简称历史叙述]加以区别，其中（e）代表事件（event），（n）代表叙事（narrative）。其他学者则以甲类历史[history（1），简称历史（甲) ]、乙类历史[history（2），简称历史（乙）]为之区分，甲或乙表明其究竟属于一级或次级事实。本书在必要之处采用后一种区分。
吉本（Gibbon）评论说，历史“不过是人类罪行、蠢事与不幸的记录”。与许多人一样，笔者总以为一生过短，不够鉴赏所有历史学家笔下早先存活于世之男男女女。然而传颂先人者又岂止历史学家而已，大诗人华兹华斯（Wordsworth）的名诗《序曲》（The Prelude），就是一名青年在1790年7月（巴士底狱失陷一周年）前往法国时的所见：
一人的欢愉就是千万人的欢愉时
他所显现的容颜又是何等的光辉
稍后则
漫步在幽僻乡间
只见仁爱幸福四溢
犹如芳香，犹如春天
后续诗句紧接着描绘当时的宴乐、欢舞。若能亲身前往分享他们的快乐，尤其是分享他们的希望，岂不快哉。
撇去这种特殊场景，在笔者的想象（imagination）中，始终留有17岁时阅读威尔斯（H.G.Wells）的《世界史纲》（Outline of History）一书时曾经获得的印象。人在读史时，常有一种倾向，好将恺撒、克伦威尔、林肯视为小说中的英雄、女英雄。但威尔斯塑造的英雄却是“人”，所有叙述完全围绕在这个饶有趣味的角色上。从此以后，笔者心中除了各种专门历史外，总有一部凌驾于其余历史之上的历史，它始自旧石器时代猎人塑造女性小雕像、在洞穴墙壁上涂画野兽，绵延至今日的你我，并且将绵延至你我的儿辈、孙辈……我们既有如此绵长系列的先世，又有如此众多的同辈，还能遥望聪慧、幸福将甚于你我的无数后裔。历史予人以一个大家族的感觉。
上述思想着实鼓舞人心，然而，一个令人震惊的事情随之而来，即我们对整个人类大家族所知何其少。关于它的历史，显然绝大部分不为我们所知。当然，若是即使我们知道得更多，却不太可能很大程度地改变我们的观念，那么所知甚微也就无关紧要了。另一方面，正像某人抛妻弃子使我们视如恶徒，然而日后，我们在对其妻儿认识较多后，或许足以了解他何以如此，也就可能以更宽恕之心看待他。因此，凡是人们相信的历史，都有修正的可能，因为关于历史，我们只能确定一点，即我们所知甚微。
从另一方面来说，人对往昔并无直接认识，所知也就极为有限。凡人们自称的认识，概属间接认识。也就是说，人只能就当时可得的直接认识，例如从所谓的证据之中，推理出可信事物。犹如在森林中漫步的孩童，由于不曾听到、也不曾看见，所以无法断定眼前洞穴之中是否有熊。可是却因为发现地面留有大型爪痕一路向洞穴延伸，却不见有离开洞穴而去往他处的爪痕，所以相信洞中有熊。这种推想可能正确，然而我们也能举出若干设想，足以说明孩童的推想有误，比方说熊可能已由洞穴后面出口去往他处，可能爬上山石去往他处，因此不曾留下爪痕，或者这些爪痕根本出于他人的恶作剧。孩童认为洞中有熊，乃是就证据间接推想而得，除非大胆入洞一探究竟，而且还真的撞见熊，否则就无法确知洞中是否有熊。历史与此类似，只是我们永远无法进入这个洞穴。
若如以上所言，为何笔者又撰写本书？笔者用意乃是要显示，若能给予恰当认知，历史对所有人都十分重要。同时，我还要更进一步说明如何方能恰当认知历史。
首先，历史为何重要？因为历史与政治一样，是出自自由社会的自由人士的活动（activity）。正如永恒的警惕是自由的代价，不断留心分歧则是知识的代价。不论历史或科学，人皆没有理由期盼获得完美知识。即便如此，人仍然能够而且应该为可能获得的最佳知识不懈努力，期望能够不断改进。在封闭社会中，人心已被无知和偏见蒙蔽，政府决策一味压制疑虑和诘问，自由及历史均与绽放无缘。
历史与政治活动一样，不容固定与绝对。在开放社会中，政治由本人治理，历史由本人创造，绝不容许他人越俎代庖。此处我所说的由本人创造的“历史”又是何意？
笔者所说的历史乃是兼具历史（甲）与历史（乙）双重含意的历史。就历史（甲）来说，马克思（K.Marx）有句名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历史。”他进一步说明，人虽可以创造历史，但所依循的途径却非出自人心所愿，“而是在直接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最后以一句警句收尾：“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Marx（1973b），p.146.现在已经很明显，不论将往何处前行，人都得由当下启程。但在我们要想有所作为，并考虑如何前行乃是最佳之际，必得斟酌心中所认定的形势。这包括对往昔至今的认识。但认识往昔，绝非意味着任由往昔摆布。其实正好相反，就如普拉姆（J.I.Plumb）在《过去的死亡》（The Death of the Past）一书所指出的论断：我们对往昔了解越多，就越能免受它的控制。越是高明的历史学家，马克思所留下的警语就越为失真，“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乃无复“像梦魔一样”压在心头。在这个意义上，通过质疑甚至拒斥由政府、教会或传统强加我们身上的模式及政策，我们能够为自身创造较佳的历史。反之，我们应当认识到，未来的历史完全操控在我们手上。因此，我们自当齐心协力以赴，认识并分担彼此的责任。
此外，历史（乙）含意中的历史又何指？依循何种途径，方能使历史为我所用？
今日，历史研究是一项对真相进行严肃的、必要的、值得尊敬的探求。若与物理或生物研究相比，历史在严谨方面毫不逊色，然而其间毕竟有差异。在自然科学中，很大部分须仰仗数学与经验性观察。权衡相互冲突的判断和所谓的直觉猜测（inspired guesses）在其中则仅占一小部分。历史却不然，数学与经验性观察甚少，涉及诠释、影响及意义方面的问题，以及平衡不可计数的可能性，则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历史允许更多的个人判断，允许分歧。在历史中，并无通往全部真相的通道，因此，我们必须时时保持开放心态，承认既有信念容易失误，同时敏于求知，随时准备从不愿看到的事实以及相反的意见之中，认识可能的真相。如果说研究历史有任何有价值的教诲，那就是从问题的各方面进行观察来理解问题的重要性。和科学一样，历史也是通过审慎地、毫无偏见地检验证据，并借证据作出中立的判断来进行理解。
证据向来不完整、不充分，所以历史学家众说纷纭亦不足为怪。历史学家间的分歧，主要并非针对个别证据，而是在于从全部证据导出的结论，如这样的大问题：罗马帝国因何灭亡？1948至1990年间，美、苏谁是潜在的侵略者，只是因为核威胁才隐而不发？既然专家之间都不能达成一致见解，那么毫不奇怪，非历史学家在重大问题上的分歧更大，特别是涉及宗教、种族和国家等高度情绪性议题的时候。然而，人们普遍对往昔有见解，且此见解影响着他们的政治行动和日常行为。是故，熟知往昔，不仅是权利，也是责任。许多政治见解即是历史判断，而不论其如何粗糙，如何知识不足。就某方面说，每个人都是自身的历史学家，此言果然不虚。See Stanford（1990），pp.146-148，157-171.
笔者曾说，若能予以恰当认知，历史对任何人都很重要。在本书中，我希望展示历史何以重要，以及如何才能恰当认知历史——即呈现“历史”一词的双重含义。
历史编纂学
图书馆员可能将本书置于“历史编纂学（Historiography）”类目之下。历史编纂学就是“历史撰述（the writing of history）”，此处或有必要稍作说明。该词可用来指称历史撰述的三个方面中的任一方面或多个方面：描绘性、历史性及分析性。
描绘性史学（deｓｃｒｉｐｔive historiography）认可历史学家通常所作的历史，并就标准方法、标准程序加以描绘。1990年，笔者所著《历史知识的本质》（The Nature of Historical Knowledge）一书就属于这一类。相似内容亦在下列各书中占有相当篇幅，例如克拉克（Kitson Clark，1967）、埃尔顿(Elton，1967 and 1970)、马威克（Marwick，1989，chapter 5 and 6)、塞尔敦（Seldon，1988）、夏弗（Shafer，1974）、托什(Tosh，1984）等。若以史学研究概论而言，笔者尤其推荐马威克与托什二人的作品。
历史性史学（historical historiography，以下简称史学史）追究自希罗多德（Herodotus）以来两千五百年间的历史撰述方式。此类通论著作中的佳作如汤普森（Thompson，1942）、巴恩斯（Barnes，1962）、富特（Fueter，1968）等。就像历史本身一样，史学史亦有分类，通常是根据分期、国家或专题而定。每一类别下都有围绕同一主题的许多著述。当然，也有以个别历史学家为题的史学史，例如《布莱克威尔历史学家辞典》（The Blackwell Dictionary of Historians，eds.Cannon et al.，1988)、伯克(P.Burke，1990)、坎农（Cannon，1980）、卡尔博奈尔（Carbonell，1976）、费罗（Ferro，1984)、海厄姆（Higham，1963）、霍夫斯塔德（Hofstadter，1968）、伊格尔斯（Iggers，1983）、伊格尔斯与帕克（Iggers and Parker，1980）、凯伊（Kaye，1984）、诺维克（Novick，1988）、帕克(Parker，1990）、佩罗（Perrot，1992）、斯托亚恩维齐（Stoianovich，1976）等。在此特别推荐凯利（Kelley，1991）的历代史学家观点汇编。它不但列举了回答卡尔（E.H.Carr）脍炙人口的命题《历史是什么？》的各种相异的答案，而且显示了，现代批判性史学中的众多议题古已有之。
分析性抑或批判性史学(analytical or critical historiography)则研究撰史时产生的观念问题及哲学问题。实际上，它与分析历史哲学或批判历史哲学相重叠。二者差别或许只在于前者从历史学家方向前进，后者则依循哲学家方向出发。本书属分析史学，拥有相同性质的著述还有柯林伍德（Collingwood，1961）、卡尔（E.H.Carr，1964）、巴特菲尔德(Butterfield，1960）、韦纳（Veyne，1984）。而较偏向哲学方向的则有柯林伍德（Collingwood，1961，柯林伍德是史学家也是哲学家）、阿特金森（Atkinson，1978）、怀特(H.White，1987）、奥拉夫森(Olafson，1979），当然也少不了黑格尔（Hegel，1975 or 1956)。
除了上述三类之外，还可加上史学要略或导读（survey or guide）。这类著述意在表述历史撰述的部分领域或方法。较近的作品有1991年伯克所编（P.Burke，1991），各章中包括妇女史、微观史学（microhistory）、口述史、阅读史、影像史、身体史（history of the body）等。同类作品还包括芬伯格（Finberg，1965）、达尔泽尔（Dalzell，1976）、吉尔伯特与格劳巴德（Gilbert and Graubard，1972）、拉布与洛特伯格（Rabb and Rotberg，1982）等。此类作品当然重要而实用，只是辑取的内容远少于省略的部分。自“二战”以来，可供历史学家选取的主题大为增加，几乎无穷无尽。部分原因显然出于年鉴学派及其“整体史或全球史”观念的影响。See Stoianovich（1976），especially ch.4.于是各种人类活动，自天文学、母乳喂养至快艇竞赛、古筝弹奏等，莫不有自己的历史（抑或即将就有）。至于各种人类群体，如渔民、修道院长、禅宗佛教徒、犹太复国主义者（Zionist)等，亦复如此。
每当新主题或新界定的族群引起人们的注意，必将有人为之撰史。这些主题乍看可能怪诞、难以界定，但只要这些史著符合严肃的历史学术规范，就没有理由说它们不可有历史。确实，有足够理由说它们应该有历史。尽管传统形式的历史撰述者不屑一顾，尽管拓荒者在过度热情之下可能会过分夸大所属意的主题的重要性，仍然应当严肃看待这些主题。因为人类生活并非发生在历史学家划定的独立的区域内：人口统计的实际情况将影响到政治史，宗教信仰可影响到经济史，地理有可能是军事胜负的关键。年鉴学派筹划的全球史，并非只着眼于无数个别历史的搜集；相反，它诉诸对经济与社会结构的认识，并期盼能将一切历史现象纳入该结构之中。See Stoianovich（1976） and Braudel（1975；1980；1981-4）.他们的特定方案或许难以实现，然而他们的观念，即原则上每一类历史均可与其他任一类历史相整合，则正确无误。不仅新的历史事实，而且新的历史洞见或认知，都能够而且应该改写既有历史。故每一世代均重写历史，其原因在此。
截至目前，笔者所说的似乎只有历史编纂学上的创新才构成新的研究主题，其实不然，只需略作浏览上述伯克一书（P.Burke，1991）的章节便知，至少有两章（口述史、影像史）关涉所运用的证据类型。For oral history see below，ch.6，pp.143-145.这二者并非历史领域的分支，而是不同的方法路径，与传统历史学家惯用的材料——史料文献大不相同。同样的，历史学家可用的方法几乎也是无限的。电脑已经广泛应用，至少已有一份颇具内涵的期刊——《历史与电脑》（History and Computi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历史学家可用的辅助方法极多，如印章学（sigillography)、纹章学（heraldry）、地方志（chorography）、外交学（diplomatic）、古文字学（palaeography）、钱币学（numismatics）、统计学（statistics）等等，若一一列举，必嫌冗长。若再加上可供历史学家援用的许多社会科学方法，也许清单尚未完稿，就已过时。
创新的第三个领域是历史描述。人们习惯于设想，往昔主要是通过史书得以展示，然而这一点已经越来越不正确。传统上，历史的展示（或展现）亦可借由绘画、铭刻、雕像、戏剧、庆典、仪式等。如今，又可加上电影、广告、电视、新闻摄影，以及将历史遗址或建筑商业化，然后展示于公众（通常是无知者），称之为遗迹历史（heritage history）。直到最近（1993年），伦敦塔（Tower of London）及其卫兵、断头台始不复为英国最吸引观光客的景点。由此产生了历史的真相、历史学家的正直、历史的认知等恼人问题。For more on this，see ch.3，pp.44-52.See also K.Walsh（1992）.每一种情况都得就其本身做判决。希望阅毕本书之后，读者再次面对遗迹历史以及所有这些创新时，纵然不能有所定论，至少能更明了其中的疑点和可信之处。
性别与历史
此外，另有一点，也是史学创新中最有意义的一点，需略加说明。它就是上个世纪最后三十年兴起的对女性的角色与认知的变化。此创新比上述创新影响更大，理由有以下几个。第一个理由是它考查的对象实为人类中的多数而非少数。再者，不断有更多技艺娴熟的专业女性（这项研究的主要对象）加入。的确，在妇女史出现之前很久，已有不少女性历史学家在专业上展示了相当成就。第三个理由则是这项研究在历史编纂学的许多层次，如历史事件、史料来源、历史证据、历史诠释、意识形态立场、历史呈现（包括书面、口述及影像形式），以及民意回应——大致相当于我们所界定的历史性（historicity）等——引发了许多饶有意味的问题。For historicity see below，chapter 3，pp.41-42.For the importance of their own history to women，see below，chapter 6，p.145.然而这个创新或许有一个缺陷。因为，它与时下争议的现今世界男、女两性功能及相互关系的认识转变相关，这固然引起世人投注很多时间、精力研读或撰写妇女史及（由前者发展而来的）两性关系史，却仍然难免落入现世中心论历史（presentcentred history）的窠臼。有许多历史学家坚信，应当只为往昔自身的原因研究往昔，并以为对现世利益的关注将不可避免的扭曲往昔。
据笔者所知，鼓吹相反见解的人士首推法国杰出历史学家米歇尔·佩罗（Michelle Perrot），她曾说：“我们的目标并非是创造一个称为妇女史的新领域……毋宁是透过两性关系为中心的议题，以转移历史的注意方向，此即妇女史不可豁免的代价。”对该主题的介绍，亦无人能超越佩罗本人所著《撰写妇女史》（Writing Womens History）See Perrot（1992），p.8.See also Perrot and Duby（1990，1992）.The subject is pursued in the journal，Gender and History.。
笔者期望借由本书将历史研究的基本论题阐释明白。笔者确信，一旦读完本书，聪明学生必能就问题的两个方面的争论中，获得个人心得。历史促成进步，并非是通过一种流行思潮取代另一种思潮，而是通过逐步扩大和加深我们对人类境况的认识促成的。
本书使用
为求参阅便利，书中各章乃采相同格式。各章又均可自成体系，并无一定阅读顺序。然而各章之间仍有逻辑顺序，故亦可认为本书有可自首章顺次阅读至末章的整体结构。
历史文献中有许多经常运用却无适当定义的重要术语。的确，不少作者在同一术语运用上，经常有微妙差异，然而却不曾向可能感到困惑的读者预先警示。鉴于此，大凡这类术语，如证据（evidence）、事实（fact）、事件（event）、原因（cause）等等，笔者皆予以定义，并期望在本书中一以贯之，尽量与公认用法相符。
与其他作者一样，笔者也因人身代词困惑不已，例如学生、历史学家等词，到底该赋予何种性别？以“他或她（he or she，s／he)”来表示，抑或以“他们（将they置于一单数名词之后）”来表示，还是在书中不胜其烦附上说明此处的“他”是代表“他或她”？几番考量之后，笔者仍然排斥上述设计，历史学家显然有时为男性，有时为女性，笔者使用“他”抑或“她”时，并无性别区分含意。期望不致有人会计较书中用词，笔者实无偏好。无论笔者如何做，势必冒犯一些人，故在此处先行致歉，请求宽恕。
最后提一个请求：若你阅读时感到厌烦，请暂时略过，但是不要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