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解放》读后感精选10篇
《动物解放》是一本由[澳] 彼得·辛格著作，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448图书，本书定价：平装，页数：2018-8-2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动物解放》读后感(一)：《动物解放》思与惑
新版《动物解放》由数位编辑负责，历时长达一年，在设计、排版、正文、注释、附录等方面都投入了相当多心血。希望广大读者喜欢，也欢迎大家指出不足之处。
——甘地
《动物解放》当然写的是动物，但请别误会——它写的不是痴爱猫狗的善心女人的事情，而是建立在公正和道德基本原则上的事业。
——题记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每一个人以及每一位读者中国历史上曾经有个故事，说有一年城里闹饥荒，饿殍遍野，民不聊生。有人把就把灾情汇报给皇帝司马衷，说百姓没有粮食吃都快饿死了。晋惠帝听完不理解了很久就憋出一句话，问了一句：“他们为啥不吃肉呢？”报告的人听了，哭笑不得，灾民们连饭都吃不上，哪里来肉粥呢？
莫名其妙的是，读完《动物解放》，我首先想起的就是这个故事。
司马衷难道真的那么傻？一种可能是，那只是他的一种无意识，这种无意识在蒙蔽的政治环境中生成，于是没有粮食与没有肉粥仿佛是不相干的两件事情。而在对待动物这个方面，我们又何尝不是在一种蒙蔽的社会环境中长大，于是下意识地把“吃它们的肉、用它们的皮”与伤害动物的行为当作毫不相干的两件事情呢？普林斯顿大学哲学教授彼得·辛格在《动物解放》中说：
我们对动物的态度都是在很幼小的时候便开始形成，并由社会的趋同压力造成的偏见所促进的，绝不是我们在知情的情况下有意识地做出的决定。这里的经验性证据在于，他发现当小孩子一旦明白自己所吃的肉是动物的屠宰产品后便很可能会拒绝吃肉。但大多儿童无法坚持，因为父母为他们准备饮食，而且还教育他们不吃肉就无法长得高达、强壮。同时，社会也会向孩子们提供一个回避此类道德冲突的环境：在儿童的玩具种类上，常见的是布制的猫、狗、熊，而平时吃的鸡、鱼、牛之类的玩具会相对少一些；在儿童的阅读上，经常读到的内容是：小猪在美餐后，在泥潭里打滚，发出高兴的叫声，牛在悠闲自得地摆动着尾巴，吃着草，哞哞地叫，母鸡领着小鸡在果园里散步，其他的动物也都跟自己的幼崽住在宽敞的院子里——儿童读到这些读物，无怪乎他们长大后相信，即使动物必须为了给人提供食物去死，可是它们在死之前过得很快活。此外，有一些生活语言也提供了回避此类道德冲突的策略，比如英语中的牛（ox）与牛肉（beef）、鸡（hen）与鸡肉（chicken）或者猪（pig）与猪肉（pork）就几乎不会让人把它们联系在一起。
无论如何，这种回避的心态背后的真相是：不管那里发生什么样的暴行，受害者毕竟不是自己的族类！
这是危言耸听吗？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反思动物究竟应不应该被纳入道德考虑的范围，二是考察动物们究竟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动物是否应该被纳入道德考虑的范围？这个问题在辛格之前就已经被有些哲学家思考过。亚里士多德代表了古希腊传统对动物的一种整体的态度：
自然界原本是一个等级结构，理性能力低下者就是为能力更强的人而存在的。因此，植物为动物而存在，非理性的动物为了人而存在。（《政治学》）这种态度基于社会的等级制观念，因此，动物相当于是人的奴隶，可以被人随意的使用或者处置。
之后在基督教与启蒙运动的传统里，动物的地位更加低下。在基督教中，耶稣基督会把魔鬼赶入猪群，见到一棵树不结果子，就诅咒它令其枯萎……而显然，那些猪和那棵树都没有罪。
笛卡尔开创了二元论，认为只有人是由灵和物组成的，动物是没有灵的部分的。如果说，动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还仅仅是奴隶，那么在笛卡尔这里，动物连奴隶都不是，它只是如机器一般的。据詹森教派的记载，那时的一些实验者满不在乎地鞭打狗，而且讥笑那些对狗产生怜悯的人。他们说这些动物就像时钟，它们挨打时的哀嚎只是像触动一根小发条产生的噪音。讽刺的是，这些实验者把动物活体解剖，观看血液循环，却发现动物与人类的生理学特征非常相似，于是伏尔泰一针见血地反问道：
这只狗对人的忠诚和友谊远胜过于人，但有些野蛮人把它捉住，钉在桌子上，活活地解剖它，让你看它的肠细膜血管！可是在狗身上，你发现它的感觉器官完全与你的一样。机械论者，请回答我：难道大自然在这个动物身上安装的所有感觉发条，目的就是让它没有感觉吗？笛卡尔显然也影响到了康德。康德认为只有人是目的（end），动物没有目的，因此只能作为手段（means）而存在。无论如何，不管是笛卡尔还是康德，动物完完全全被排除在道德考虑的范围之外了。
然而，我们想追问的是，无论是笛卡尔的“动物没有灵的部分”还是康德的“动物没有目的”，其根据在哪里？是因为动物长得和我们不一样？或者是因为动物不会说话？没有理性？第一位站出来回答这个问题的是功利主义的创始人杰里米·边沁，他说：
正如皮肤黑不是一个人应当遭受虐待的理由，或许有一天，人们终于承认，腿与足的数目、体毛的疏密或尾巴的有无，都同样不足以成为虐待一个感觉灵敏的生命并使其陷于悲惨命运的理由。还有什么别的理由来划出这条不可逾越的界限呢？难道是理性能力，或是话语能力吗？可是，一匹成年的马或狗的理性和沟通能力，是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所不能比的。不过，即使不是这样，那又怎么样呢？问题不是它们是否能思维或说话，而是它们能感知痛苦吗？（《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一个体只要能够感知痛苦，那么无论它是动物、人还是其他什么（比如机器人等），它就具备道德考虑的合法性，因为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的道德判断基于行为的结果，并把这结果化归为可以量化的快乐（pleasure）和痛苦（pain）。其余的一切条件在道德考虑这个问题上都是不相干的：当我们以某种生理特征来作为道德判断的依据时，我们就是在歧视。辛格敏锐地看到了历史上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也都来源于此，区别仅仅在于所选取的生理特征是不同的，前者基于种族，后者基于性别。而在对动物的歧视上，我们是以物种作为歧视的标准。因此辛格将物种主义（speciesism）与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相并列，并指出了它们的同质性。
与伦理利己主义相对，边沁用“每个人只算一个，任何人都不能算一个以上”的表述，将道德的平等考虑纳入了功利主义。后来的亨利·西季威克把这个观点表述为：
从宇宙的观点看，任何一个人的善，都不必另一个人的善更重要。（《伦理学方法》）这个观点也就是我们现在在功利主义理论中所谓的“道德能动者的中立性”（moral agent neutrality），简单说，一件事情是好事就是好事，无论做这件事情的人是谁或者这件事情发生在谁的身上。举例来说，假如行为A给人带来的快乐是100，给动物带来的快乐是50，那么如果要二选一的话则选前者（所以辛格并不会在任何情况下都认为人的利益低于动物的利益，这是很多攻击辛格的人的误解之一）；反过来，假如行为A给人带来的痛苦是50，而给动物带来的痛苦是100，那么如果要在二者中避免一个的话则选后者（所以在有些情形下，人的生命并非神圣不可侵犯）；继续考虑另一种情形，假如行为A给人带来的痛苦是100，而给动物带来的痛苦也是100，那么如果要避免一个的话则无所谓哪一个（否则就是物种主义者）。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辛格在书中指出，我们必须给予动物平等的考虑（equal consideration）。不过，这种平等的考虑并不意味着平等的待遇。
然而不要忘了，我们以上所有的论证都基于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动物的确会感觉到疼。这是真的吗？
辛格在《动物解放》中给出了他的答案：
一切人类中心主义的论调都无法忽视这一铁定的事实：对于痛苦的感知，动物和我们是一样的。（All the arguments to prove man’s superiority cannot shatter this hard fact: in suffering the animals are our equals.）这个答案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三个方面的论据和论证。
第一，动物是否会感觉疼痛，我们可以通过它们的行为来判断。如果否认从行为做出这一判断的合理性，那么我们将同时否认以行为的相似性来判断身边的人是否会感觉疼痛的合理性。事实上，我们对于哲学中“他心问题”的解决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行为的相似性。
第二，动物的大脑皮层（主管思维）没有人类发达，但间脑（主管情绪）却很发达，且相当类似于人类。根据观念的简约原则，我们没有必要认为两事物具有相同的构成，却具有相当不同的功能。
第三，动物的神经系统不是像机器那样用来模拟人类的疼痛行为的，而是经过演化而来的。感知疼痛能使得一物种的成员避开伤害源，提高生存率。因此，从演化论的意义上我们可以倒推回去，从而肯定动物会感觉到疼。
总而言之，动物能够感知疼痛，能够感知苦乐，它们是道德考虑的合法对象。在功利主义的中立性的要求下，我们应该给予动物平等的道德考虑。
这就过渡到了我们的下一个问题，即动物们究竟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关于动物的真实生活状况，辛格在《动物解放》一书中主要描述了两类动物的处境，一类是集约化农场动物，一类是实验室动物。辛格认为这两类动物所遭受的痛苦，超过人类对任何其他物种造成的痛苦的总和。
先说集约化农场动物。在今天的肉类食品的巨大需求下，集约化农场动物仅仅每年屠宰的数量就是以10亿计的。屠宰的手段非常野蛮残暴不说，这些动物生长的环境更如地狱。举例来说，为了生产牛肉，牛犊短暂的一生都在吃液体饲料，在75厘米宽的隔栏里，无法伸展四肢，只能趴下；200万只鸡被饲养在一个个长长的鸡舍里，小鸡刚出壳就失去了母亲的温暖和咯咯声的抚慰……
很多动物其实是一生都见不到蓝天的，即便能够见到蓝天，也很可能是在去往屠宰场的路上……
实验室动物的数量虽然远远不及集约化农场动物的数量，它们的规模大概每年以千万计，但是它们的遭遇可能更为悲惨。事实上，《动物解放》关于这一块的描述实在令人发指，比如实验者会用放射线照射小猴子并将其置于化学毒气中来测试它们在极端情况下的平衡能力；有一些小猴子，它们从小与妈妈分离，人类制造了一个“布妈妈”来代替母亲，小猴子每次都会去拥抱布妈妈，但是这个布妈妈每次都会在小猴子拥抱它的时候弹射出尖锐的利刺来……而这只是为了满足有些心理学家对母爱剥离的好奇心。辛格在《动物解放》中引述了一个故事对此加以讽刺，说的是有一个人想去心理学系研究人性，结果在面试的时候，教授告诉他我们只研究动物，不研究人性。
他们把兔子固定住，让它既抓不到眼睛又无法逃脱。实验者把兔子的下眼睑向外拉成小“杯状”，滴入测试物，然后合上眼睛，反复多次。有些测试物对兔子的眼睛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伤害，使虹膜、瞳孔和角膜溃烂粘连成一团，致使兔眼变形、完全失明……别以为我们通常喜爱的猫与狗就能幸免，在实验室里，它们有的遭受电击，而有的会被放在微波炉里面加热……
在《动物解放》的新书发布会上，作为中国动物解放运动的倡导者之一，莽萍教授更是痛心地指出，中国在动物实验这一块早已成为世界之最，许多国家不被允许的动物实验在中国却可以进行。
到此为止，如果我们既在理论上认可动物作为道德的合法对象，又在事实中明晓动物在当今世界中所遭受的不公，那么我们理应做出一些改变，来让这个世界变得美好一些。辛格在他的著作《实践伦理学》中明确地说：“ethics is not good in theory but not in practice。”（伦理学不是在理论上正确但却与实践无关的东西。）在《动物解放》中，辛格认为道德要求我们成为素食者、拒绝装饰性动物产品，从而在源头上减少对动物的屠杀，同时必须严格限制动物实验，并且积极寻找替代品来免除动物的痛苦。
有些人可能会质疑这样的实践，辛格自己也对此多有反思。作为严格的逻辑问题，既同情动物，又要用它们来满足口腹之欲并不必然矛盾，比如孟子曾说：“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包厨也。”但要注意的是，它的成立有一个条件，即动物在活着的时候不痛苦，在死的时候不遭罪。这个条件在孟子那个时代也许能够满足，因为那时没有集约化农场，但在今天能满足吗？辛格先生认为在现代大规模的生产模式下，这一前提根本不现实。因此，可以说在实践上，既关心动物，又继续在餐桌上吃它们，是不可能调和的。与此同时，我们不应该将素食的实践看作是全或者无的关系，那样的要求过于理想化。在《动物解放》中，辛格说：
改变个人的消费习惯的关键不是要人一点儿也不沾伤害动物的产品，而是从经济上减少对剥削动物生产厂商的支持，并且劝说他人参与行动。饮食方面也是一样。关键是记住我们的主要目标，而不必担心细节。只有我们把理想和常识调和起来而不是一味追求纯洁，才有可能说服他人接受我们的观点。追求纯洁适合于宗教饮食戒律的要求，但对一个道德和政治活动而言则并不合适。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动物实验。辛格并不认为一切动物实验都是不好的，所以应该全部禁止，那样只会让他背离功利主义的立场。纵观动物实验的历史，相比于极少数（不到3%）动物实验带来的微薄的贡献，动物所付出的代价过于惨重，而且人类对此似乎缺乏反思，以至于在做动物实验之前都无须对其必要性和意义做出合法性说明。而这才是问题的真正关键之处。
总而言之，动物的解放根源于功利主义的理念，并在辛格看来可以成为一种新的公民修养的表现，即利他主义的精神。这一点对于动物而言尤其重要，因为动物并不会说话，也不会投票，不会以示威或者抵制的行为来抗议，动物没有能力解放自己，而我们人类应该接受挑战，从而证明我们真的具有利他主义精神的力量！
《动物解放》读后感(二)：Lens专访彼得·辛格：他将收入的三分之一捐给慈善机构，却从不多看乞丐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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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ens（来自豆瓣）
来源：他将收入的三分之一捐给慈善机构，却从不多看乞丐一眼......
杀害一头健康的牛和伤害一个有严重残疾的婴儿哪种更能被接受？
如果你将这个问题抛给一个普通人，得到的答案多半会是前者。
但在著名伦理学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看来，上述问题的答案可能是后者，它不仅涉及动物福祉，还关乎一种重要的哲学主张。
《纽约客》：“在世哲学家中最有争议的一位”
要回答开篇那个问题，就要先理解辛格对“人”这个词的定义，在他看来，“人”指一切拥有自我意识的生物，动物当然也在这个范畴内。
他在1975年出版的《动物解放》（AnimalLiberation）一书中谈到：即便是像鸡、老鼠这些相对麻木的动物，也拥有充分感知痛苦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一头健康的牛可能比一个残疾的婴儿更有可能感受到痛苦。
只要动物能够体验到痛苦，人类就没有权利因为医学研究或养殖其作为食物而伤害它们。
“当美国国防部发现使用猎兔犬检测毒气引发了抗议后，曾提出以老鼠来替代，但我并未因此得到抚慰。”辛格在书中写道。
有意思的是，作为动物保护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他却直言自己并不是一个“动物爱好者”，他对那些触手可及的猫猫狗狗并无“兴趣”，比起被都市人奉为“情感寄托”的宠物们，他更关心那些被忽视的农场动物们。
在哲学上，他主张一种“有效的利他主义”，并提出著名的“池塘论证”：
“如果我们从池塘边走过，遇到一个溺水的孩童，只要付出很少的代价就可以救他，那救他就是我们的道德义务。同理，如果世界上遥远的地方有生活在贫困线上的孩子，我们只要降低一点点消费就足以将他们从饥饿和苦难中拯救，那这也应该是一种道德义务。”
在辛格看来：任何人，只要他所拥有的财富多于所需要的财富，就应该将多余的部分拿出来，去帮助那些仍然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人，他鼓励富人赚更多钱的同时也要捐出更多的钱。
他和妻子从1971年开始就将收入的10%捐赠出去，这一比例慢慢增加，现在，他们收入的三分之一都会捐赠给慈善组织，当然，他们一直有去跟踪善款的流向，甚至还建立了一个叫做thelifeyoucansave.org 的平台。
但如果是走在大街上碰到那些无家可归的乞丐，他不仅不会伸出援手，甚至都不会多看他们一眼。
他的不少言行看似充满了“矛盾感”，倘若仔细琢磨，又能发现许多内在的“逻辑性”。
《纽约客》杂志就曾谈到：“彼得·辛格是在世哲学家中最有争议的一位。”
Lensx Peter Singer
精彩问答
半个月前，辛格先生应邀来中国参加在北京举办的世界哲学大会，接受了 Lens 的专访，针对动物保护、素食和“利他主义”等进行了一些回应。
“都市生活很难给予‘伴侣动物’舒适的生活环境”
Q：最近，中国的网络上掀起关于“投毒杀狗”的争论，一些养狗人士遛狗不牵绳，引起了另一些人的反感，后者故意在公共区域投放含有异烟肼的食物，将狗毒死，用以惩罚那些无良狗主人，对此，养狗人士非常愤怒，认为这是虐杀动物的恶性行为，您如何看待这种争议？
A：我认为遛狗不牵绳的狗主人的确应该承担起责任，但那些故意“投毒”的行为也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即使是那些被拴着的狗也有可能误食。
解决这个问题可能还是需要官方的介入，可以对不拴绳遛狗的人进行罚款，如果罚款金额够高的话，应该能引起他们的重视。
当然，也可以划定一些专门的区域，周边设置围栏，养狗人士可以让狗在其中自由奔跑，非养狗人士可以自觉地远离。
Q：很多养了猫猫狗狗的人都会在适当的时候带宠物去做绝育手术，在您的观念里这是否是对动物权益的一种干涉？
A：我认为绝育不仅仅关乎被绝育的动物本身，还关乎它们的后代：生下来的小猫小狗是否能够得到很好的看护。我不认为动物有生育的权利，这取决于它们的后代能否拥有一个好的生活。
Q：为什么动物本身没有生育的权利？
A：首先，我本人关于道德的观点不是基于权利的，而是基于福祉的，我更关心如何去避免痛苦以及如何促进更好、更快乐的生活。
第二，我认为需要去考虑生殖带来的后果，对于被绝育的动物来说，它如果不做绝育，会被杀掉或被抛弃掉，即会有一个比较悲惨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我看不到不这样做对动物来说有什么好处。
Q：一些人见到无家可归的猫猫狗狗会好心把它们送去动物收容所，但很多收容所规定：送来的动物如果一周之内无人领养，会实施安乐死，收容所这样的做法您认为是否合理？
A：如果收容所对动物救助的时长能够超过一周就更好了，因为一周时间对动物来说不算很长。
但这是一个关于有限资源的问题，如果延长了时间之后仍然无人收养，那在安乐死之外也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了。
Q：很多都市人都对所养的宠物很有感情，有的甚至将其当成了自己的精神寄托，您如何看待现代人和宠物之间的这种关系？
A：我认为在都市生活中，人们很难给予“伴侣动物”一个非常舒适快乐的生活环境。对于动物来说，它们可能更希望在郊外到处跑，或者更贴近自然一些。
所以如果在城市中选择养宠物的话，你真的需要将伴侣动物当成自己家庭的一员，保证它们没有被“忽视”，保证它们的权益都有被考虑到，确保你真的是为它们着想的，要像对待家庭成员一样对待它们。
“我不是一个动物爱好者”
Q：您是何时开始意识到动物保护很重要的？
A：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当时，我还是牛津哲学系的学生，有一次我和一位加拿大同学理查德·凯成一起吃午饭，他询问意大利面酱中有没有肉，声称自己是一位素食主义者（“蛋奶素”：吃蛋、吃奶）。
在当时，能碰见一位素食者是件挺罕见的事情，我很好奇地问他为什么吃素，他回答说因为我们对待动物的方式是存在问题的。
当时的我并不知晓人类如何对待动物，也很少思考这个问题，他跟我说了很多工业化农场的发展历程，动物并不是像我们想象得那样生活在田野中，很多动物其实都生活在暗无天日的农舍中，农场主和生产厂家们为了利益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完全不考虑对动物的影响......
他的讲述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后来我自己去做了一些研究，查阅了很多资料，发现他所言非虚，从此走上了动物保护的道路。
Q：您是从那之后开始成为素食主义者的吗？
A：是的，那时我是个“蛋奶素”。我是渐渐不去消费其他动物制品的（奶制品等），这个过程其实花费了挺长时间。
我现在很少很少吃肉，但也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纯素食者”。比如在外旅游时，有时候很难去找到纯素的食物，但总体来说，只要条件允许，我都尽量做到“全素”。
Q：就您自身体验来看，吃素带来了哪些好处呢？
A：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健康的饮食习惯。肉类相对来说比较“沉重”，素食完全可以提供健康所需的各种营养。吃素对消化系统也是有益的，它能帮助身体新陈代谢，获得更多的能量，变得更有活力，我和我孩子的例子都能说明这一点。
Q：今年是《动物解放》出版四十周年，您觉得这本书中的哪些观念对人们起到了明显的作用？根据您的观察，哪些现象更恶化了？
A：在西方世界（欧洲和北美），这本书带来的影响的确非常明显，在第一版的《动物解放》中，我描绘了工业化农场中农养火鸡的状况，它们有的被丢弃，有的被毒死，还有的被丢进麻袋闷死......
现在，这样的现象在欧盟已经不合法了，在北美的部分州也是不合法的，这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变，一些其他方面的改革也正在进行。
但中国的情况仍然糟糕，虽然西方人吃的肉比十年前少了一些，但中国对肉的消耗量却在直线上升。
可以说，我在《动物解放》一书中描述的工业化农场的现象，就是中国农场的现状，数以亿计的猪、牛、羊等农场动物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是中国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出台任何动物福利法。
贫富与否，是很看运气的事
Q：您之前在一次TED演讲中提到一起发生在中国的交通事故，一名两岁大的小女孩被车撞后路人反应冷漠。在中国，很多人并不是不想救人，而是担心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如果要牺牲自身利益去帮助他人，您还会呼吁这种方式吗？
A：会的，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要帮助别人。
在这个情境中，问题的核心在于那种“被扩大的牺牲”。我听说过在中国，救人者反被指控成“凶手”的事情，但我认为你在帮助别人之前，就应该对此有心理准备，对可能的风险应该有个预估。
拿这个两岁小女孩的例子来说，如果她在第一次被车撞的时候就有人过去帮她，哪怕能叫辆救护车，或者放个牌子在那里警示别人，她就不会第二次被撞，那她可能今天就还活着。
为了救人去承担一定的风险是值得的，“救人却为自己招惹了麻烦”本身就是一个十分荒谬的现象，不是吗？在这个例子里，如果有行人或骑自行车的人因为帮助这个小女孩而被指控，在我看来挺不可理喻的。
Q：但目前社会的现状是很多人并不愿意承担风险去帮助别人，您会怎样说服持这种想法的人？
A：我希望这些人能够设身处地地思考一下如果他们是受害者的亲人，甚至，他们自己就是受害者的话……路人那么冷漠，他们会怎么想。
Q：很多人将慈善视为“超义务”的行为，做了值得表扬，没有做，也不是什么道德错误，您似乎主张将慈善纳入道德义务的一部分，拒绝帮助解决贫穷和饥饿问题的富人，在您看来道德上是有瑕疵的吗？
A：我认为凡是赚的钱超过自己基本生活需要的人都应该帮助那些生活在极度贫困中的人，你总得付出点努力，无论这个比例是多少，可以是10%、20%......甚至是90%，这取决于每个人自身的情况。如果一个人所拥有的财富远多于他所需要的财富，却不愿意向穷人施予援手，那么我认为他并不是在过一种有道德感的生活。
Q：那您认为富人有没有逃避帮助穷人的自由？
A：没有这种自由，拥有越多钱，就要承担越多责任。贫富与否，是很看运气的事。你可能出生在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父母供你读书，给予你优质的资源，但是对于那些生活在贫穷国家中的人来说，他们根本没有享受同等资源的机会，没有医疗保障，没有食物......这其实是非常不公平的，如果你足够幸运地成为了一个富人，你就应该为穷人做点什么，去承担起社会的责任。
Q：您认为能够持续激励一个人帮助他人的动机是什么？
A：对我来说，这种动机源于对他人所受的苦难的关怀和共情，不止是人类，动物也是一样，要将自己带入那种情境中，感受他们的遭遇。
Q：“利他主义者”常被批评容易陷入“道德自恋”，您如何看待这一说法？
A：我本身也在避免成为“道德自恋者”。关于“利他主义”，很重要的一点是：你必须意识到结果不是为了你自己。
“利他主义”使得做善事更有效率，它试图找到能够最大化发挥影响力、最优利用资源的慈善组织，使善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切都是关于“后果”的，如果你真的将注意力放在如何为所有人创造最大价值上的话，是不会成为一个“道德自恋者”的。
Q：您如何看待救助乞丐的问题？如果乞丐中混入了骗子怎么办？
A：我从不救助那些街头乞丐，因为我没有时间和精力去一个个调查他们是否是真实的，我宁愿把钱捐给那些自己信得过的组织。
REF:
The New Yorker:The Dangerous Philosopher
The Guardian: The Most Dangerous Man in the World
TED Peter Singer: The why and how of effective altruism
三联生活周刊《从杰里米·边沁到彼得·辛格》
编辑整理：Ho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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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解放》读后感(三)：正午专访：“危险的哲学家”——彼得·辛格
彼得·辛格是在世的最受争议的哲学家，曾被《纽约客》称为“危险的哲学家”。一方面他倡导物种平等，不为获取动物蛋白杀生是体现平等的最好策略；同时，他的哲学又主张父母有权剥夺严重残障婴儿的生命。 在他看来，生命是平等的，应该有效利他；生命又充满各种可能性，每一个选择都无法保证完美。
作者：罗洁琪
来源：“危险的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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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8日，彼得·辛格6点多就醒来了。北京夏日的清晨，天早已亮得晃眼。他下榻在朝阳区的北京富力万丽酒店，楼下有游泳池。他游了大概半个小时，让身体重新恢复精力。72岁了，他仍然保持着对运动的爱好。
前一天晚上，他参加北京大学举办的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作为全球知名的伦理学家，他在大会上做了主题发言“动物的道德处境和人类对待它们的伦理”。这个演讲紧扣他的成名作《动物解放》。这本书在1975年出版，43年来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在十多个国家掀起了保护动物权益的运动。中国肉食消费量是全球最高，这场运动在这里进展缓慢。可是，一旦更多人认可辛格的动物保护伦理，其蕴藏的变化潜力最大。近年来，中国的素食者增多，尽管部分人目的是为了自己的健康，但客观上减少了对动物的损耗。8月13日辛格到达北京的这一天，《动物解放》的中文修订版刚好新鲜出炉。
8月17日早上，辛格在哲学大会发表演讲，下午在清华大学与学生交流。在爱吃肉的国家推动素食，呼吁不杀戮动物，是一件艰难的事情。2012年辛格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中国只有《野生动物保护法》。6年后，他再次访华，中国仍然没有关于动物的全面保护立法，养殖动物的环境仍然缺乏法定标准。动物在中国远远没得到解放。辛格觉得很失望。他在哲学大会的演讲特意从希腊传统讲到中国的佛教，引用中国人熟知的佛教文化，“如诸佛尽寿不杀生，我某甲亦尽寿不杀生”，主张“对动物应抱以同情”。他认为世界上的物种应该是平等的，不杀生是体现平等的最好策略。关于动物保护，他给出了完整的伦理论证。
但同时，出于效用主义，辛格的伦理学还包括主张机构慈善和父母有权剥夺严重残障婴儿的生命。这使得成为在世的最受争议的伦理学家，曾被《纽约客》称为“危险的哲学家”，基督徒和残疾人运动者激烈地批判他，认为他的理论残酷且冷血。批判者曾经给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施加压力，反对其为辛格授予教职；也有人威胁辛格的生命安全。辛格认为，哲学家就应该被质疑和批判，就像科学家需要实验室的反复印证一样。在他的眼里，有些反对者是错误的，有些是误解，有些是有价值的，后者会让他重新思考了自己的伦理主张和表达。
半年前去世的哲学家Derek Parfit 曾经对辛格提出了批判，辛格承认他“很优秀，想得更远，更深刻”，从而修正了曾经旗帜鲜明的主张“任何动物不可杀戮”。他举例说，一个家庭以获取肉食为目的饲养动物，为之提供了人道的环境，如果有人反对杀害，那么会有别的动物被杀害。而饲养的动物在死之前，好歹是曾经有好的生活。对于这种情况，辛格自称抱着更加灵活的态度，不再坚决反对。
8月17日下午，他和清华大学学生交流，回答了很多人生困惑，也回应了诸多的伦理质疑。活动完毕，他坐着汽车离开，融入了北京周五（那天还是七夕）的晚高峰。车辆在霓虹灯色中寸步前进，蠕行了大约两个小时。 回到酒店，桌子上整整齐齐地堆满了需要他签字的待售新书。
短暂睡眠之后，在游泳池里，他才有机会摆脱密集行程带来的倦怠。
在北京举办的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辛格在世界哲学大会上演讲2
我们见面之前，他换上了蓝色的纯棉衬衫，灰白色的休闲西裤，系上灰色的塑料腰带，黑色的仿皮鞋。那件蓝色纯棉衬衫已经穿了很多年。这样的穿衣风格，也是他伦理主张的一部分。他认为衣服的功能是遮羞保暖，除此之外的追求都是多余的。
在富力万丽酒店的行政长廊，辛格坐在一个会议室里，接受一个又一个记者的采访，问题类似，答案也是部分重复的。我和他约好的见面时间是下午一点钟。我提前了半个小时到达，在楼下餐厅吃面，同行的还有我6岁半的女儿桐桐。前一天晚上，我一边准备采访提纲，一边和女儿讨论辛格的伦理主张。她提出了两个疑问：辛格说物种平等，人和动物是一样的，如果人不能吃兔子，那么狐狸也不能吃兔子。可是，如果狐狸不吃兔子，他就被饿死了。这个食物链的问题，该怎么办？另外，辛格说严重残疾的婴儿可以被杀死，如果那个婴儿是他自己的孩子，问问他，是什么感受？我觉得这两个问题都很好。征得辛格同意后，我决定让女儿旁听采访，亲自听听辛格的解释。
我爱吃肉，不可一天无肉，对辛格的素食主张本来不感兴趣。8月初的一个晚上，《动物解放》中文修订版的策划编辑景雁先生来到正午酒馆。我和他一起喝了一杯台湾的金门高粱，他对我说了辛格是“当代最受争议的活着的哲学家”。这句话把我打动了，毕竟活着的大人物越来越稀缺了。可能因为醉意，也可能因为好奇，我突然想看看一个“冷酷”的哲学家是什么样子的，也想听听他是如何回应世人的质疑。特别是当一个肉食动物坐在他面前，他会如何说服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他笑眯眯地坐下来和我女儿打招呼，眼睛弯弯，嘴角上扬。我很想知道他在效用主义的理性之外，在私人生活中曾有的心软时刻。他说起了他患肺癌的姐姐，每月做检查，监测病变，结果出来之前，他总是忍不住地担心。偶尔，孙子去澳大利亚的家里看望他，扑到他怀里，表现出对他的亲密，要他陪伴阅读。他看着一个小人类慢慢地长大，做着一些美好的事情，心里就觉得很温暖。他还记得女儿12岁左右的时候，有一天放学，晚了几个小时还没回家。他非常担心，选择了报警。警察到了家里，在询问各种细节的时候，女儿开门进来，完整无损。他心头悬挂的大石终于落地。
我问他，既然人类和动物都是平等的，如果只有100个警察，是应该把他们派去寻找失踪的女儿，还是寻找100只失踪的狗。如何利用效用主义的伦理去分析这样的困境。他说，当我们讨论生命的价值时，很难去比较人类和动物的生命。众所周知，人类的生命对未来是有抱负，有计划的，动物是没有未来导向的。我们不可能论证，多少个人类的生命价值等于多少只狗。但是，在肉体感受痛苦的知觉方面，人类和动物是容易比较的，两者是同理的。这一点，是他提出的动物保护伦理的基石。
既然人和人之间存在亲密关系，如何挣脱情感羁绊去决定另一个亲人的死亡。辛格说了他母亲的故事。大约20年前，美国的《纽约客》发表了一篇关于辛格的文章《危险的哲学家》，写到辛格母亲年迈，患了严重的失智症，失去了思维能力和记忆，甚至无法认得出家人。但是，辛格和他的姐姐雇请了一个队伍的居家护理人员来照顾，而不是像他在书中所主张的伦理，当一个人失去大脑思维能力，就让她尽快安乐死。文章说，辛格认为，这个事情让他看清楚了这类问题实在非常困难，特别是当那个人是他自己的母亲，这会更加的困难。不过，多年后回忆那篇文章，辛格认为有不确切的地方，尽管作者非常优秀。
在让人倦怠的长时间访谈中，辛格重新振作精神为自己稍作辩解。他认为，让母亲安乐死，并不是一个艰难的决定。那时候的母亲，应该也不会乐意活成那个样子。不过，这需要他和姐姐共同的决定以及和家里的孩子们商量。最后，他们决定了放弃延命治疗。在那个年代，他母亲所在的澳大利亚地区还不允许安乐死，医生不能开处方，让病人服药或者注射结束生命。但是，医生可以不开某种药，让病人更早地结束生命。辛格认为，相比于做决定的理性，感性的过程，是更加艰难的。一个曾经活生生的，充满智慧的母亲，慢慢地在精神上不再是他的母亲了，认不出这个儿子，也认不出家人了。只是在身体上维系着母子的关系。在情感上接受这个结果，对他而言，很不容易。
《纽约客》文章发表之后，很多人批判辛格自己并不能遵循自己文章里所提倡的伦理。辛格对我很坦诚地解释，他从来不自我标榜完美地践行了书中的伦理，那是很高的标准，他不会去苛责别人，却允许自己做不到。
每当讲述完一个观点，辛格的声音就会戛然而止，没有任何尾音，是十分的理性带来的干脆利落。他静静地坐在我旁边，看着我，等待着下一个问题。
我问他如何计划自己的老年。他哈哈大笑说，已然是老年，不用去计划。他和妻子希望回到澳大利亚度余生，和女儿住得近一点。对于未来可能出现的失智症或者绝症，他和妻子都已经签署了法律文件，委托别人在他们失去了思考能力的时候，让医生开处方，给予药物或者注射，帮助安乐死。他住在澳大利亚，家所在的地区已经有立法允许在病人的寿命预期在半年之内时，医生可以根据病人事先签署的嘱托，实施安乐死。他的妻子曾开玩笑说，如果有一天她读不了报纸了，请辛格杀了她。辛格说，他的想法也是一样的，对于他而言，智识的能力和肉身的生命是一样重要的，如果不能读报，认不出自己的孩子，勉强维持生命，只是浪费地球的资源。
辛格认为，无论在坚持素食，践行慈善，还是选择安乐死，他和妻子的价值观是一致的，这是好婚姻的秘密。几十年前，他决定开始素食，花了将近3个月的时间让自己的身体和心理适应。妻子和他的节奏几乎同步。日常生活中，俩人尽管兴趣不同，但是在根本问题上常常达成共识，就是眼光不仅仅聚集在自己是否幸福，孩子是否幸福，而且要努力地让其他人也幸福，让世界变得更好一点。
3
如果说老人的安乐死已经逐渐被世人接受，那么安娜·麦克唐纳的故事是一个更加复杂的伦理困境。安娜出生于1961年，在澳大利亚的一个小镇，是一名脑瘫患者，不能走路，不能说话，发出的声音像鸟叫。3岁的时候，被父母放进墨尔本一家专门照料严重残疾儿童的医院。11年间，她完全被漠视，没有受到任何教育。16岁的时候，体重才24斤，不过被一个作家兼残疾人权益保护者发现了她拥有沟通的能力。后来，她在脖子上架着一个字母板，大腿放着一个电子控制器，通过高智能的设备和外界交流。最终，她向法院申请离开了特殊医院，完成了高中和大学的教育。根据辛格的伦理，她在出生的时候，就属于应该被“杀死”的婴儿。可是，安娜活到了39岁，最后死于心脏病。她生前和辛格保持了长期的友好关系。她曾在一个大会上表示，“很享受自己的生命”。这也是《纽约客》文章《危险的哲学家》写到的故事。
我问辛格，当他看到安娜的那句话时，对自己主张杀死残障婴儿的伦理是否有了不一样的思考。辛格说，不否认，安娜真的享受成长以后的生命。当她有了思维的能力，当然没有人有权剥夺她的生命。但是，如果当她还是婴儿时，父母决定剥夺她的生命，是符合公义的。辛格说，安娜在另一个公开场合说过，在她婴儿期就被终止生命也许是更好的事情，尽管她目前享受生命，但是把她的生命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并不是一个好的生命体验。最初的三十年，她遭受了太多的痛苦。
可是，在《纽约客》的文章中，安娜批判辛格说，她和辛格之间最原则性的冲突是，如何决定一个残障人士可能实现的生命。谁也无法确定未来是否像它目前看起来那么糟糕。如果你知道，未来的生命是非常荒凉和充满痛苦，那么辛格的伦理是有效的。但是，谁能确定地预料未来呢？我们只能确信一个事情，就是要死而无憾。辛格并不了解个体，在他眼里，残障人只是某一类人群。
辛格认为，生命一直充满各种可能性。你可以说，让所有严重残障的生命都生存下去吧，毕竟未来他们的生命可能会变好。可是，你必须要判断，这个变好的可能性有多大。如果，可能性太小，你也许就会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让那个生命延续，意味着漫长的痛苦。人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最好的决定就是保存生命。他自称，已经和很多人残障的人士和家庭交流这个伦理观点，可是遭到很多误解。他并不认为，所有残障的婴儿都应该被杀掉。不过，在进行理性分析的时候，要认识到两组选择。你可能错误地杀害了一个婴儿，也可能错误地保存了一个婴儿，让他的一生饱经痛苦。每一个选择，都可能错误，都不可能保证完美。
真正的问题在于，谁有权利终止那个婴儿的生命？婴儿，显然不是；医生也不是，当他走出诊所，走下手术台之后，他对婴儿就不再有照料的义务。这个义务在父母，大部分的父母都是发自内心地关心孩子的福祉，他们才能对孩子做出负责任的决定。尽管也有不爱孩子的父母，会遗弃孩子。相比于遗弃，在理性考虑之后，终止残障孩子生命的行为是更加负责任的，因为是父母选择了一个他们认为对孩子而言，是更好的方案。而遗弃，会把孩子留给了不确定性，不知道是否会有新的负责任的人来照料他。
多年来，辛格的这个伦理遭到严厉的批判，很多基督徒基于圣经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可是他声称并不膜拜圣经的权威。但是，他对于残疾人的呼声是理解的，在过去的时间里，他修正了相关的伦理表达，让其更加温和和清晰，减少众人的误解。如果国家有保障，社会能提供帮助，父母可以判断孩子获得更好生活的可能性；如果没有这些保障，孩子未来的生活处境太艰难，那样的生命可能就不值得延续下去。生存与否，决定权应该在父母的手里，他预设的前提是父母爱孩子，而且相比于医生和其他人，父母是未来长期照料残障孩子的人，他们才是为孩子承受重担，并且需要负责任的角色。
尽管如此，辛格为他的伦理仍然预留了例外，认为现实中会存在不一样的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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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辛格，有一则广为流传的轶事。
辛格提倡慈善，将收入的30%左右捐给慈善机构，可是经过路边的乞丐，他不为之侧目，也不施舍。他说，无论在哪里，都能遇见看上去很悲惨的乞丐。在纽约，在严寒的冬季，能看到蜷缩在路边的流浪汉。但是，他内心的怜悯常常不如他的理性来得强烈。我问他，擦肩而过那一刻，心里是怎么想的呢？“我会想，如果直接给了钱，他们的生活不会更好。他们可能用来酗酒，有可能用来做其他坏事。他们不值得我投入时间，一个一个去思考。但是，交钱给慈善机构，他们可以雇请人员，用数据分析，找到最需要帮助的人，让我的金钱最有效。”
直接给钱，是举手之劳，一秒钟就可以完成的事情。相比而言，机构慈善太费事。中国的NGO发育得并不成熟，缺乏信用，很多人就懒得去甄别慈善机构了。我问辛格，如何看待他的伦理观点成为很多人拖延或者不做慈善的借口。他认为，任何理论都有可能被乱用。中国以后也许会有更好的市民社会，更好的慈善机构，人们可以信赖的。在西方社会，有市民社会，可以让人更多参与慈善事业。
他认为，做慈善，是需要理性分析的，并不是仅仅出于内心的怜悯，在瞬间做出反应。例如在中国会看到父母模样的成年人带孩子来乞讨。孩子是被利用的，是乞讨的广告，这对孩子的成长也不好，孩子应该去学校。如果大家伸手行善，就会鼓励更多的父母或者成年人利用孩子来乞讨。
每年最后几个月，他会和妻子讨论把钱捐给哪个慈善机构。他们把收入的30%都捐出去，同时，辛格父亲给他留下的信托财产，有一部分也被用于慈善。有时候，他们会衡量，在改善人类贫困的机构和改善动物处境的机构之间，应该如何决定金钱的比例。无论如何，辛格都认为自己目前的生活仍然相当舒适，可以继续提高慈善的比例。
我很想弄清楚，辛格做慈善是否因为出身优越，衣食无忧，所以有能力慷慨。他并不否认从父母那里继承了数量可观的财产，但是他也强调自己的工资，出版的图书，足可以做慈善。他说，很清楚，很多人没他挣钱多，可是只要买得起瓶装水的人，就不算穷人。可以从收入的百分之一做起，慢慢地提高。
可是，中国社会缺乏保障体系，如何能让人放心地把收入捐给别人，而不让自己陷于经济风险？辛格说，当然应该给自己留一些储蓄和买保险，保障医疗和教育。当人仍然有能力买好的衣服和奢侈品的时候，就意味着他有能力做慈善。
回答完之后，他又进入了干脆利落的沉默。他转头发现了我女儿手腕上的电话手表。他觉得新奇，脸上露出兴奋的神情。他很想和孩子握握手，可是被拒绝了。他谈起了日常生活，是为了让生命更好，也要有趣。就算是哲学家，也要遵循俗世的普遍规则，并不能经常用效用主义的思维来计算得失，特别是对家人的情感回应。
5点15分，我和另外一个记者一起去他的房间接他，一起坐地铁去吃晚饭，然后参加七点钟在北京芳草地中信书店的新书发布会。他对北京拥挤的交通心有余悸。
当我们敲门的时候，他已经做好准备，随手拿起一件黑色的夹克，就一起出门了。我们走路去东大桥的地铁口，坐到芳草地。路上，我向他转述了我女儿对他的提问。他很友好地弯下腰，一边走一边笑着用英语说，“人类不吃鸡还可以吃青菜，可是狐狸不吃鸡，就会被饿死，所以，狐狸可以吃鸡，而人类不可以。”我女儿说，“我明白了，因为人类还有别的选择。”
我们大概六点到达了吃晚饭的素食餐厅，席上还有国内几位研究动物保护的学者和家属。我点了一份6人套餐，其中一份饺子配了类似老干妈的辣椒酱。餐桌上，有假装松子鱼的糖醋茄子，假装香肠的土豆泥，还有青菜煮蘑菇的汤，没有一个让我有食欲。可是，辛格每次举筷都没有犹豫，好像食物在他眼里无差别，吃得津津有味。辛格爱吃辣的，我把那小碟辣酱放在他的面前。饭桌上没有客套，辛格自己夹菜，放进自己的盘中，一一把食物都吃光。离开的时候，我把剩下的饭菜打包，他感慨一声，“幸好有人把食物带走，我害怕浪费了。”
我们一路小跑着，到达了中信书店。几位中国学者拉着他在世贸天阶商场的雕塑边拍照片。我忍不住对辛格说，“您的听众在等您呢，时间到了。”他马上跟着我一边跑一边说，“谢谢你提醒了我。”稍定情绪后，他和其他几位中国学者就分别演讲，主题再次围绕动物保护。听众很踊跃地提问，结束后，还有很多人排队等签名售书。夜里十点左右，辛格快速地完成这个环节，着急回去酒店。他次日要赶8点多的飞机去欧洲，和妻子有几天的假期。
我在队列的最末，他如释重负地一笑，对我和女儿用英语很热情地说“真是幸会”，然后在书的扉页给我写了一句，“Thanks for your very tough questions and try to cut down the meat!”（谢谢你尖锐的问题，请尽量少吃点肉！）
《动物解放》中文修订版发布会上与记者一起搭乘地铁。身上这件蓝色衬衫已经穿了很多年。（拍摄：罗洁琪）同一件蓝衬衫《动物解放》读后感(四)：界面专访｜种族歧视问题不比物种歧视更重要，宠物狗也不比猪更重要
记者 潘文捷 来源 界面文化
“拍死一只蚊子是谋杀吗？”一个7岁的孩子曾经这样询问曾任国际伦理学学会主席的伦理学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
这位普林斯顿大学生物伦理学教授在《卫报》上给出了他的答案：很可能蚊子没有知觉，无法感受到痛苦或者享受自己的生命，即便它们能够感受到痛苦，“谋杀”一词也只能用在杀死想要继续生活、展望自己未来的生物身上。因此，如果一种动物无法展望未来，那么杀死它的罪过就要轻一些。但是，猪牛与蚊子不同，它们有足够的智商能够感知到未来，也希望继续生活下去。作为这一论点的延伸，辛格看到，人的生命并不必然比猪狗的生命更神圣。比起用健康的兔子做实验，用严重残疾、没有知觉的孤儿做实验要更有同情心。
由于以上观点及其他类似言论，《纽约客》杂志曾经评价彼得·辛格“是当世哲学家中最受争议的一位”，同时也是“最有影响力的一位”。在墨尔本上学期间，他参加过反对越南战争的抗议活动。在牛津大学读书时，他成为了动物解放运动的倡导者，他写成的《动物解放》一书被认为是“动物保护运动的圣经”，最早出版于1975年。辛格倡导一种伦理的生活方式：不仅仅为物质财富、为个人喜好而活，而应当去寻求一种更有意义的生活，保护所有有知觉（sentient）生命的福祉并且进行环境保护。
彼得·辛格对于他来说，平等的基本原则要求的，不是平等或者一样的待遇（treatment），而是平等的考虑（consideration）。辛格深受道德哲学中功利主义创始人边沁（Jermy Bentham）的影响，边沁认为，“每个（人）都算一个，没有（人）多于一个，”每个个体的利益都应当予以同样程度的关怀，没有谁的快乐比其他人的快乐更重要。虽然儿童需要的福祉是读书写字，而猪的福祉关怀是有充足的食物以及宽敞的活动空间，但是，根据平等的原则，不管这些利益是什么，无论当事者肤色黑与白、性别男或女、是人类还是非人类，其利益必须被“平等地考虑”。 和边沁一样，辛格也认为，感知痛苦或者享受快乐的能力是享有利益的根本先决条件，一个生物最起码的利益就是不要遭受痛苦。
在他看来，大多数人都是物种歧视者，不愿意对人类造成痛苦，却不忌对动物造成痛苦。在《动物解放》一书当中，他提到动物实验和养殖动物作为食物是物种歧视的核心，因为在这两种制度之下，遭到荼毒的动物数目、动物受到的痛苦程度，超过了人类所做的其它任何事情。在动物实验里，动物在实验人员手上变成了工具，实验室只会考虑“工具”的费用，却对它们的痛苦充耳不闻。化学试剂、杀虫剂、各式各样的工业品和生活用品都会拿动物做实验，可是实际上，大部分动物实验是不值得做的，实验得到的资料也不值得刊登。在现代集约化饲养法当中，无论是猪牛、鸡鸭，它们的命运都是阉割、烙印、电昏、母子分离，最后在疼痛和惊恐中遭到屠宰。例如，小公鸡由于没有商业价值而被养鸡场丢弃，有的被用煤气毒死，有的被丢到麻袋里被逐渐累积的重压窒息，有的则经碾压最终制成母鸡的饲料——美国每年毒死、闷死或碾死的小公鸡多达1.6亿只。
在《动物解放》出版之后，许多动物实验取消了。露华浓公司决定不再为进行化妆品实验而弄瞎兔子的眼睛，雅芳、美孚等公司也在实验室改用了替代品。被称为“工业化养殖”的动物集约化监禁饲养也引起了关怀动物的人们的抗议，例如，欧盟成员国一致同意淘汰鸡蛋生产的标准工具——铁丝笼子，让母鸡拥有足够的活动空间。
彼得·辛格与《动物解放》英文版除了《动物解放》以外，彼得·辛格还著有《实践伦理学》《生命，如何作答》等书，探讨了动物权利、堕胎、安乐死、慈善等问题。在生活当中，作为动物保护运动的重要人物，他自己家里却没有宠物，而且比起近在咫尺的小猫小狗，他更关心用作食物的鸡鸭牛羊。他把自己的财富大量捐助给慈善机构，以便帮助素昧平生的人们预防疟疾，但如果无家可归的乞讨者就站在他面前，他并不会伸出援助之手。这些行为看起来令人费解，却与他推行的“有效的利他主义”丝丝入扣，他始终在追求用最有效的方法利用有限的资源来做好事，尽可能地减少痛苦。我们如何理解物种歧视？怎样对待宠物？如何实现“有效的利他主义”？在今年的世界哲学大会召开之际，界面文化对来华访问的彼得·辛格进行了专访。
动物解放
亚洲人向西方学习喝牛奶吃牛肉是错误
界面文化：《动物解放》已经出版四十余年了，也已经成为了经典之作。回想起来，你写作这本书的背景是什么？和你所处的上世纪60年代有关系吗？
彼得·辛格：有，特别是标题“动物解放”。当时人们意识到，他们长期以来都没有看到有的人被剥夺了他们理应获得的道德地位（proper moral status），剥夺了伦理上应当获得的待遇。在60年代我们有黑人解放运动、妇女解放运动，这本书的标题指出，动物也需要类似的解放。
我有这个想法源于一次意外。当时我遇到一个加拿大学生理查德·凯成，他是一个素食主义者，吃午饭的时候，他问意大利面酱里有没有肉，因为有肉，他最后只吃了沙拉。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动物不应该因为要做成人类的食物而得到糟糕的待遇。如果他因为宗教信仰而不吃肉，可能不会引起我那么多思考，可是他的这番话和我自己既有的想要减少痛苦、增加世界快乐的功利主义伦理观有很大的关系。我就开始询问自己，一直以来我是不是忽视了我们对待动物的方式。这是促成我真正关注动物解放的契机。
界面文化：在书中你提到了一个重要的概念“物种歧视”，能否具体谈一谈这个概念？如果有人说，我们现在连种族平等、性别平等还没有做到，没有时间关心动物，你会怎么回答？
彼得·辛格：“物种歧视”指动物的利益没有人类的利益重要。因为它们只是动物，所以受苦不重要，这就是物种歧视。正确的做法是“对相似的权益进行同等的考量”（equal consideration of similar interest）。如果一个动物和人类受到同样程度的痛苦，那么要进行同等的考量。我认为伦理概念是很明白的，比较难的部分是判断动物是否受到了和人类一样程度的痛苦。但是我们可以说，整体而言动物遭受的苦难太多了，人类维持生存其实不需要让那么多动物受苦。
为什么要先实现种族平等呢？这种想法正是认为动物不如人重要。我认为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议题，不应该只关注其中的一部分而忽视其它，因为在数量上看，正在遭受痛苦的动物总数可比人类的总数可要多多了。我们每年杀害的动物数目有650亿，是世界人口的9倍。如果我们对待动物的方法是错误的，那么错误就会极其严重，需要我们及时面对，而不是说先来把人类的问题解决了再来解决动物的问题。
界面文化：有动物权利和人权之分吗？
彼得·辛格：由于我的功利主义哲学背景，我一般不这么说。但是我们可以说权利，权利是人们为自己想要保护的东西而进行的功利主义的辩护。动物权利和人类权利有一些分别，但有一些是一样的。显然，动物无法拥有言论自由权、投票权等，但也许自由权、不被折磨的权利都是应当赋予动物的。
界面文化：怎样才能够避免物种歧视？是否只有吃素才可以？
彼得·辛格：因为有充足的、更健康的素食，我不需要吃肉。如果人人都做能到吃素，那是最好的，但我们不可能一夜之间让全世界人都吃素。现在我们在寻找和开发一些肉的替代品，比尔·盖茨给创业公司投资了数亿美元，来寻求肉的替代物。一种方法是生产培养肉，就是通过培养细胞获得肉，不用直接从动物身上获取肉类。另外一种就是用植物材料模仿肉的口味，这也是中国佛教的一种传统，只不过未来可能技术含量会更高，规模更大、效率更高。这样，不从牛身上获取肉，人们依然可以吃到牛肉味的汉堡。总而言之，未来几十年我们会看到更多肉的替代品。
界面文化：从《动物解放》初版到今天，你觉得动物解放方面又出现了什么新的问题吗？
彼得·辛格：西方人现在吃的肉比十年前少了一些，但是中国对肉的消耗量增加了很多很多。只有集约化监禁饲养才能够提供那么多的肉，所以这带来了新问题。如果动物解放只是一个西方概念，那么我们根本无法真正解决问题。
界面文化：明治维新的时候，人们认为让更多人吃上牛肉是一种文明的象征，有人认为吃肉喝奶会让人变高变壮，由此还有了“一杯牛奶强壮一个民族”的说法。
彼得·辛格：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科林·坎贝尔（T. Colin Campbell）教授做过一项研究报告《中国健康调查报告》（注：该报告的核心观点就是肉类蛋白和奶制品是现代病的根源，而素食可以防治各种慢性疾病），他调查了中国吃肉比较多的地区，发现这些地区的人更容易得心脏病和消化系统疾病。
说到人身高增加，这和蛋白质摄入与钙含量相关，跟肉和牛奶没有什么关系。我真不觉得孩子必须要喝牛奶，他们也可以从别的途径摄入蛋白质和钙。我认为亚洲人向西方学习这些真是一种错误。
《动物解放：30周年纪念版》[澳] 彼得·辛格 著 祖述宪 译 湖岸·中信出版集团 2018-8-20宠物保护
宠物狗并不比猪更重要
界面文化：听说你这次来参加世界哲学大会还吐槽了大会的主题“学以成人（learning to be human）”。
彼得·辛格：“学以成人”有一个前提假设，就是人类就是最好的生物。我不接受这种对人类天性的美好解读，人有很多优点，但也非常残忍，会发动战争、歧视他者。如果说“学以成人”的话，是不是就要学习怎么更好地发动战争呢？我们要学习的，是过一种伦理的生活，而不是学着做人。当然在地球上，只有人才可以做伦理上的反思，但是可能其它智慧生物也可以过伦理生活，而且人类也不都是过着伦理的生活。就目前我们知识范围来看，只有人类可以过伦理生活，但也只有人类可以过不伦理的生活。
我认为这种说法对人类的态度太积极了。我看到有一种运动主张的是，如果我们是超人类（transhuman）就好了。这种运动说的是要超越人类，运用技术、基因改造、人工智能融合等等方法让我们比人类更好。因为人类污染环境，折磨动物，放任一些同类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人类实在是把这个星球搞得一团糟，所以，我们或许需要进化成为比人类更好的生物。
想想看佛教吧，菩萨不是一个普通人，他们训练自己，让自己有对世间有灵之物拥有无尽的同情之心。“学以成人”和“学以成菩萨”是不同的。当然我只是举个例子，毕竟这不是一个佛教会议。正如在佛教里你不会想着做一个普通意义上的人，而是要做一种特别意义上的人。超人类运动说的是用另一种方法让人变的更有同情心、更聪明、更明白怎么让世界变得更好。人工智能可能有危险，毕竟还有很多未知，但是我们为了全球所有生物的福祉，可以把人的能力和人工智能结合起来。这样，我们可以进化成为没有种族歧视、没有性别歧视、整体而言更具有同情心的人。
彼得·辛格在世界哲学家大会发言界面文化：你的作品中大量谈论的是人类吃的、工厂化养殖的动物和用作实验的动物。想问您怎样看待宠物的处境。你认为和其他动物相比，距离人类最近的宠物有没有得到了更多更好的照料？
彼得·辛格：看看数据吧。在美国，90亿动物用作食物被杀，收容所里大约400万宠物被杀。比较一下哪个更多，那你就会发现，用作食物的动物的问题显然比宠物问题更重要。因为宠物离得我们更近，我们就关爱它们更多，这并不是一种符合伦理的思考方式。
界面文化：亚洲一些国家比如中国因为吃狗肉而遭致批评。有人认为这是文化冲突，中国文化吃狗肉，法国人还吃鹅肝呢。你怎么看待这样的事情。
彼得·辛格：我同意。我没有看到狗有什么特别之处。在我这里，狗肉不该吃，猪肉不该吃，什么动物都不该吃。
认为一种动物比另一种动物更特别，也是一种物种歧视。人们都喜欢狗，因为他们家里有狗，对狗更熟悉，他们觉得狗多么聪明，多么善解人意，和人多么亲热，所以吃狗肉实在是太坏了。可是如果他们家里养猪的话，就会知道猪也是非常聪明、有感情的动物。一般人不怎么把猪养作宠物，我见过一些作为宠物的迷你猪，它们也是非常好的伙伴。
界面文化：现在中国比较热门的一个社会话题是用异烟肼毒狗。过去几十年里，遛狗拴绳这一最基本的公德引发了无数次冲突，依然有很多主人遛狗不栓绳，现在有些人提出用异烟肼毒狗“倒逼养狗文明进步”。你怎么看待这种说法？饲养宠物的人应该遵守什么样的基本伦理？
彼得·辛格：狗主人应该负起责任来，应该用绳子遛狗。如果狗很危险的话，也要戴上嘴套。我觉得投毒是不好的，这种事情应该交给官方来处理，给不用绳子遛狗的行为做出罚款规定。如果罚款金额足够高昂，这些狗主人就一定会负起责任。
当然狗的确需要一定的空间来进行活动，有关部门需要规划一定的活动空间。你牵着你的狗，来到狗狗公园，放开绳子让狗玩，这里有围栏，不喜欢狗的人不会来到这里。狗主人也应该知道也有人不喜欢狗，有的狗的确会咬人，没有谁会希望看到自己的孩子被狗咬。这些人应该关心其他人的想法。宠物主人负起责任、城市建立狗狗公园、对遛狗不带绳的行为进行罚款，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界面文化：怎么处理流浪猫狗才是恰当的？你怎样看待捕杀流浪猫狗的行为？
彼得·辛格：应该试图帮助他们找到家，不过的确有些狗是找不到家庭的。那么问题就是，有多少人愿意给花钱（交税）雇人照料这些动物。
我觉得用钱解决问题对很多人来说是非常有效的。如果你有一只狗，假设它做了绝育，那么它的牌照价格是每年10美元；如果不做绝育的话，牌照价格定在每年100美元——这样一来，街上就不会有那么多流浪狗了。当然还是会有一些，如果最终还是没有办法给它们找到家庭，那只能用人道主义的方法来杀掉它们。不过，我们还是要从源头上解决问题，把要捕杀的行为最小化。
每个政府拥有的资源都是有限的，如果要养活一条被遗弃的狗，还要它活得开心，这意味着狗需要有一个不拥挤的空间，而且能够进行交流。这会产生挺多的费用，到一定程度之后肯定会让人吃不消。如果说可以把这些钱花在更有效的地方，那么这些狗的生命不是那么重要。
认为一种动物比另一种动物更宝贵是一种物种歧视。在彼得·辛格看来，如果你认为上图的做法错误，那么下图的做法也是错误的。有效利他主义
合理运用你口袋里的钱，让它产生最大的效用
界面文化：比起花钱养流浪狗，不如把钱花在更有效的地方，这个是所谓的“有效利他主义”吗？
彼得·辛格：有关系，因为你用这笔钱可以做其它事情，比如可以帮助极端贫困的人们获得食物和住宿。你要合理运用你口袋里的钱，让它产生最大的效用。虽然不是每次计算都会准确，但是你确实要想着计算一下效用如何。
有效利他主义就是要用你拥有的资源来行最大程度的善，最大程度地减少痛苦，不是说仅仅是拯救生命。有时候你拯救的生命不是很有质量，比如被遗弃的狗，拯救一个注定要悲惨生活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
界面文化：捐款可能是普通人为他人做出贡献的最简单的方法了。可是在红十字会的一系列问题被曝光后，不少中国人对慈善平台失去了信任。现在很多人会使用一种叫“轻松筹”的众筹工具，如果有人生病了，大家就在上面给他捐款。这种平台可以实现有效的利他吗？
彼得·辛格：应该去看独立调查，了解哪些慈善机构没有腐败、利用资源比较高效。你可以去我发起的平台thelifeyoucansave.org，也可以参考givewell.org，如果是保护动物的机构可以参考animalcharityevaluators.org。因为慈善机构为了得到更多的善款，总是试图呈现出最好的一面，捐赠者应该多看看独立调查的结果而不是机构自己的宣传。
众筹不是有效利他的方式。这样你可能会在一个人的身上花费50万美元，但是实际上，50万美元可以拯救一千个人。如果你认识这个众筹的人，那不叫做“利他”，你是在给朋友花钱。当然，我不会指望每个人所有的资源都能够得到最有效的使用。捐款的时候，我确实是在试图找到最高效的方式，也就是刚才说的利用第三方调查的指导。有时候我也没这么有效，因为我也会捐赠给我认识的人或者和我有某些关系的人，这是可以的，因为人们需要一些灵活度。
我捐的最多的是AMF（AgainstMalariaFoundation，抵抗疟疾基金会），这个机构很小，雇员也不多，他们主要做的是在疟疾发生的地方给人们提供防止疟疾的蚊帐。蚊帐本身很便宜，每只大约4美元，不是每个蚊帐都会起到拯救生命防治疟疾的作用，所以要实际起到作用，人们需要更多的蚊帐。givewell.org几年前做的统计估算，要拯救一个生命，花费大约在3000美元。AMF认为这个价格比较高，不过，大约2000-3000美元可以拯救一个孩子的生命，而且还可以防止成年人患疟疾，这样用钱是有效率的。
AMF志愿者示范使用蚊帐界面文化：要实现你所说的“有效的利他”，人们是不是应该多花钱在预防疟疾上，而不是在艾滋治疗这种花钱更多的病上面？
彼得·辛格：这种说法现在是正确的。政府有针对艾滋的项目，会给艾滋患者分配药物。对于私人慈善来说，可能只是选若干个政府没有能够帮助到的个例。确实，防止艾滋病人死去，比防止疟疾致死要昂贵许多。所以说要实现有效的利他，我们应该更多捐钱给预防疟疾的事业。如果AMF已经获得了足够的钱，有能力给各个有需要的地方分发蚊帐，那么我们可以再去考虑别的事情。情况当然是会变化，不过目前我认为AMF是可以产生最大效用的地方。
界面文化：每次灾难发生，一些人往往会去责备社会名流捐款太少。你认为有钱人是否必须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彼得·辛格：大多数人都是可以进行捐献的。如果你喝自来水管里流出来的水，而不是出去买软饮料，那不是就有多余的钱可以进行捐赠了吗？我同意富人应该捐献更多，可是如果你宁愿购买自己并不需要的东西而不进行捐献，那你也没有资格对别人指指点点。
富人应该被强制捐更多的款吗？我认为政府应该向富人征收更多的税，比如使用累进税率。政府应该使用其中的税款进行有效的海外援助、灾难援助等。富人应该通过税收被强制捐助更多。强制进行的捐款就是征税，只不过和其它税种不同，可以叫做“减灾税”。
界面文化：进行有效的利他除了捐赠还有什么方式，比如说现在流行的支教活动是否足够有效？
彼得·辛格：我不知道中国的情况，但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有的时候会去南美洲支教或者帮助当地人做事情，我认为这件事其实对当地人没有什么帮助。因为他们只去三个礼拜，根本不能在这期间完全理解当地文化并在这基础之上做很多好事。也许他们最多能做的就是给当地人教点儿英语，毕竟上了普林斯顿的人都会说英语吧，但是如果说要帮助建造房子之类的就不可能了。
美国的这种支教项目是不够有效的。如果要为这种项目辩护，那就只能说美国学生可以通过这些项目学习到另一个国家的文化，其中可能少量的学生会因此而走上相关的职业道路，可能会学习更多的相关专业知识并且在未来做出贡献。但是如果你只去三个礼拜，这种项目其实没什么帮助，起码要两三年的时间才够。
总的来说，到地方扶贫必须要有专业的知识，需要有一个理解当地情况和问题的组织架构。当地的语言文化是什么样、当地人遇到什么问题、他们想要什么，这都是专业知识包括的内容。也要看你想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健康问题、农业问题还是基础设施问题，各个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各个方面的专业知识。
界面文化：我们常常看到大国政治牺牲小国利益的做法，比如在我们采访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时，他提到基辛格为了搞好和中国的关系，才放任巴基斯坦的大屠杀。这种做法在功利主义者看来如何呢？
彼得·辛格：这要看付出代价到底赢来了什么，要衡量一下和中国的关系到底获得了多少好处，以及阻止大屠杀到底能够带来多少好处。
由于我对这段史实不了解，不能够就这件事情来进行计算。让我们来假设一个场景吧。比如说A国正在进行屠杀，10万人将被杀死。如果你进行强烈干涉，可以拯救其中的5万人。另一方面，不干涉这场屠杀的话可以改善与B国的外交，从而拯救10万人的生命——那么这样可以说，要救更多的人是没错的。确实有人认为绝对应该阻止A国，可是如果不是5万对10万，而是1千对1千万，你还会这么觉得吗？这种绝对主义的观点认为，我们绝对不能够容忍不公，哪怕这样的代价是产生更大的不公。如果代价的比重变得很大，那么绝对主义的观点早晚要破产。
界面文化：如何教育人们追求一种更有意义的生活？
彼得·辛格：教育应该告诉人们自己的人生有哪些选择。告诉大家，那些更加慷慨、更为别人着想的人，对自己的生命感到更满意、更有意义。教育不能强迫人们选择自己的职业，但也应该挑战那种人生主要目标就是变得尽可能富有的想法。
现在大家都更喜欢管理、金融，但我认为伦理教育应该体现在课程当中。如果人们只接受职业化教育，他们可以成为很好的物理学家、工程师、商人，但他们也应该思考如何度过自己的人生。哲学可以让人思考自己的终极价值、人生意义，每个人都应该要在某个时刻反思自己的价值，思考要拿自己的人生来做些什么。
作者：潘文捷，编辑：黄月、朱洁树
《动物解放》读后感(五)：“煮龙虾”与“吃狗肉”同样野蛮？我们需要一种更加激进的动物解放｜新京报专访彼得·辛格
采写 | 新京报记者 李妍 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
人们不应该吃肉，因为这是不道德的；集约化地养殖猪和鸡等动物是一种虐待；我们歧视其它物种，和歧视妇女、黑人的性质是一样的……如果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观点，很多人会大吃一惊，认为这不可理喻，甚至感觉受到了冒犯。
这些观点都来自著名道德哲学家彼得·辛格的代表作《动物解放》。自1975年首次出版以来，这本书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许多动物保护主义者和素食主义者将它誉为“圣经”。而它的作者彼得·辛格，也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尽管同时备受争议。
彼得·辛格（Peter Singer），1946年7月6日生于澳大利亚墨尔本，著名伦理学家、哲学家、现代效用主义代表人物、全球动物解放（保护）运动倡导者。他在1975年出版的代表作《动物解放》（Animal Liberation）标志了动物解放运动的开端，被誉为“动物解放运动的圣经”。曾任国际伦理学学会主席，现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生物伦理学教授，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应用哲学与公共伦理中心荣誉教授。他专事于应用伦理学的研究，从效用主义的观点来思考伦理问题。在《动物解放》中，辛格将物种歧视与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类比，提出我们应以动物是否有感知痛苦的能力为标准，保障它们的权益，避免造成它们的痛苦。他特别选取了实验动物和农场动物这两种常规行为作为案例，论证物种歧视的普遍性和所造就的痛苦之广泛，并将素食作为他推荐的更道德的生活方式。
除了在动物解放（保护）运动中的巨大影响力，辛格作为现代效用主义的代表人物，还主张一种更强调平等的“有效利他主义”。在1971年发表的《饥荒，富裕与道德》（Famine, Affluence, and Morality）一文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池塘论证”——如果我们从池塘边走过，遇到一个溺水的孩童，只要付出很少的代价就可以救他，那救他就是我们的道德义务。同理，如果世界上遥远的其他地方有生活在贫困线上的孩子，我们只要降低一点点消费就足以将他们从饥饿和苦难中拯救，那这也应该是一种道德义务。因此，在辛格看来，富裕阶层有义务为全球的人道主义事业出力。同时，辛格支持安乐死和堕胎的合法化，这也让他受到了大量来自保守基督教群体，以及残疾人权利运动人士的反对。
近日，彼得·辛格第二次来到中国，适逢新版《动物解放》出版，他接受了新京报书评周刊的专访，解释了他在动物保护上所持的观点，并回应了关于他观点的争议。
动物解放的“标准”
助力一种更为激进的动物保护运动
新京报：《动物解放》出版已经四十年了，从你自己的角度看，它对世界范围内动物解放或保护运动的兴起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和你当初的预期相比如何？
彼得·辛格：在《动物解放》出版时，还没有动物解放或动物权利运动。当时存在一些动物保护运动或反虐待动物的运动，但是主要集中在保护狗、猫和马这些动物上，还未能挑战到食用动物和实验研究用动物这些方面。
我认为《动物解放》的主要影响在于，它助力了一种立场更为激进的动物保护运动，开始去挑战工厂化养殖动物、吃动物的肉这些广泛的行为。除此以外，它也影响了很多后来成为动物运动领导者的人，像PETA（People for the Ethical Treatment of Animals，善待动物组织）的创始人Ingrid Newkirk，现在PETA或许是世界上最大的动物权利保护组织。
所以它确实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我对此很开心。但是虽然动物保护运动在西方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可世界范围内，仍然有数以十亿计的动物被饲养在恶劣的条件之下，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动物解放》(30周年纪念版作者: [澳] 彼得·辛格 译者: 祖述宪 出版社: 湖岸｜中信出版集团 2018年8月）
新京报：在中国，近年来对动物权益的关注仍然集中在珍稀野生动物和猫狗等家养宠物上，而你关注更多的是实验动物和工厂化养殖动物，这两种思路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什么地方？
彼得·辛格：最基本的区别在于，我认为人们应该关心发生在任何地方的痛苦，关心每一个有感知痛苦能力的生命个体的遭遇，而不仅仅是那些我们觉得它可爱的物种。
至于对濒危或珍稀动物的关注，那是一种不同的价值观念。保护濒危物种当然是有价值的，很多已经进化了数百万年的物种灭绝，都是由于人类的破坏。但它不是关心动物个体的福祉，这是一种性质不同的关心。
新京报：在《动物解放》中，你设定的主要标准是感知痛苦的能力和所遭受痛苦的程度，但对于人的道德判断来说，这是否只是可选的标准之一？它一定比“人的生命神圣”更合理吗？
彼得·辛格：我尝试论证了关注所有能够遭受苦难的生物要比专注于人类生命神圣的观念更为合理。我在《实践伦理学》（Practical Ethics）和《重新思考生与死》（Rethinking Life and Death）两本书中，对人类生命神圣的观念进行了详细的批评。
《实践伦理学》（作者: [澳] 彼得·辛格 译者: 刘莘 版本: 东方出版社 2005年9月）
我认为至少在西方，这种观念有非常明确的基督教基础。如果我们并没有基督徒的宗教信仰，为什么要这样认同这样的教义？比如，我们不认为只有人类才有不朽的灵魂，那么想捍卫人类生命有某种其他动物所没有的特殊神圣性就非常困难。
宠物与饮食
文化观念可以改变，尽管这需要时间
新京报：最近几个星期，中国发生了一些关于动物的争论，但主要是关于狗。首先因为城市里一些养狗人遛狗不牵绳，引发了另一些人的反感。于是有人在公共区域故意放置含有异烟肼的食物将狗毒死，并将其作为一种值得推广的经验发到网络上，于是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人认为这是无奈之举，甚至能倒逼城市养狗文明；另一些人认为刻意毒狗、杀狗是很可怕的行为。你怎么看待这样的做法和争议？
彼得·辛格：我同意狗主人应该更负责任，但我也同意在街道上放置毒药是很可怕的行为。它不仅对被毒害的狗来说很可怕，对于其他由负责的主人牵着绳子的狗也同样是危险的，因为它们也可能误食。
我认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应该是，当地的警方和管理部门要对遛狗不拴的狗主人进行罚款，并且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如果有这样的强制措施，那遛狗不拴的行为应该能得到制止。我还想再提到一点：或许还可以设置一些专门的场所，允许狗在其中不被牵引自由奔跑，把狗和那些不愿和狗接触的人安全地分隔开来。
一只宠物狗在“禁止携狗进入”的标志牌前。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新京报：在瑞士等国家，养殖动物的权益已经受到法律的保护，但当在中国的社交网络上看到相关的新闻，比如瑞士通过了禁止活煮龙虾的法规，许多网友把它当成笑话看待，认为这是一种过度的慈善。你怎么看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这种观念冲突？
彼得·辛格：在我看来，瑞士在这件事上的做法是对的，而且我认为这不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而是观念的不同，是我们是否关心并努力避免让动物遭受不必要痛苦的问题。龙虾可能有感知痛苦的能力，对他们来说被扔进沸水是一种痛苦的死法。我们姑且设定这样的前提：你要杀掉龙虾并且一定要这么做，而我们有其他造成更少痛苦的方式来完成这件事，为什么不这样做呢？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不理解这种保护有感知痛苦能力的动物的行为。
新京报：在中国，动物保护主义者是很有争议的群体。同样是慈善活动，更受肯定的一定是让穷困地区的孩子每天能吃上肉，而不是去关心动物的生存状况如何。你怎么看待这两种态度之间的争议？
彼得·辛格：我认为这很不幸，因为它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我们只关心与我们亲近的人，而并不关心远在其他国家的人。我当然希望中国贫困地区的孩子能够得到充足的食物，但是，这并不一定需要吃肉来实现，还有很多其他富有营养的食物来源，足够满足孩子和青少年需要的一切。我不认为想要让孩子吃得好，和希望减少动物所遭受痛苦之间存在真正的冲突。
我自己有三个孩子，他们长大过程中从来没有吃过肉，但非常健康、强壮。我想通过自己的经验来证明，人并不一定要通过吃肉来维持健康。
彼得·辛格在《动物解放》30周年纪念版中译本活动现场。
新京报：但父母是否有权利让自己的孩子从小就不吃肉？这替他们选择了一种和整个社会差异非常大的生活方式。
彼得·辛格：当孩子长大到他们有能力做出选择的时候，你就不应该再剥夺他们选择的权利了。但当他们还很小，他们还不能做出真正的选择，他们甚至还难以理解需要选择的是什么，比如并不知道眼前盘子里的肉来自特定的动物，不知道他们所吃的肉和他们愿意去爱抚和亲近的动物之间的分别。所以在他们小时候，父母必须帮他们选择要吃什么，而我认为作为父母，应该选择自己认为正确的行为。
举例来说，当他们长大到了青少年时期，如果他们决定吃肉，那你不能也不应该阻止他们。但如果他们已经从小适应了素食者的饮食，那他们就更容易做出一个恰当的选择，因为习惯吃肉的人改变饮食习惯是更困难的。这时候他们做出的就是真正的选择了。
新京报：素食或许可以提供健康所必需的营养，但从传统的眼光看，世界上的各大主要文明虽然差异很大，却似乎并没有哪一种文明是不吃肉的，他们和动物生活在一起，但仍然吃肉。从这个角度，您不认为吃肉属于人的一种基本属性？
彼得·辛格：人类在生理上是杂食性的，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吃肉，也可以吃植物。我认为对于绝大多数人类来说，最主要的问题在于获得充足的食物，所以我们能吃到什么就吃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同意吃肉就像吃其他食物一样，在过去是人类的本性。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做出选择，我们并不一定要吃肉。
而且在过去，相当多的人都是素食者，特别是在印度，那里有数百万人民以植物性的饮食为主。虽然纯素食的情况并不普遍，因为素食者需要从其他食物中获取一些营养元素比如B12，这可能导致了纯植物饮食的人在过去并不多。
但我认为，我们并不应该被过去所限制。在过去，我们做过很多糟糕可怕的事情，比如妇女在绝大多数社会中都没有平等的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为女性的平等权利努力。同样，过去我们吃肉和使用动物性产品，也并不意味着我们现在就不应该建立以植物性为主的饮食习惯。
彼得·辛格。
新京报：在中国，饮食不只是饮食本身，还是一种文化，是极为重要的社交方式，是诸多情感的承载体和黏合剂。所以，当提倡人们吃素，提倡大家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是与一个庞大的文化系统对立。在您看来，为了道德改变饮食，真的可能发生吗？
彼得·辛格：是的，我认为这可能发生。虽然并不容易，并且需要时间，但我确实认为文化习俗可以改变。我仍然想用女性的社会地位为例，女人留在家里抚养孩子，男人们出去工作，这曾经是非常根深蒂固的文化习俗，但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社会，都接受了这不是女人唯一的角色，女人同样可以走出家门工作，而男人也应该参与抚养孩子。因此，我不明白为什么关于食物的文化习俗会比关于两性社会角色的文化习俗更难改变。
自私与无私
利他主义违背人类的“道德直觉”吗？
新京报：《动物解放》，也包括你的其他著作，似乎都有这样一个前提：人应该成为一个更道德的人，应该关注他者的苦难。但是这是否是一种乐观的想法？人是否天生是自私而非利他的？您对人的道德责任感有足够的信心？
彼得·辛格：我认为人类天生是同时具有自私和利他两种倾向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有这两种属性在互相竞争，其中一些人自私的倾向更明显，另一些人则更倾向于关心他者和无私。所以我认为这两者间是有一定弹性的，除了天性，人们还会受到周遭社会和个人思考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将人们更多地推向利他的一面，即使不是纯粹的利他，但会好于可能出现的另一种情形。
关于这是否对人们的道德感过于乐观，我认为有很好的证据可以证明，人类在过去的几个世纪变得更有道德感了。斯蒂芬·平克的作品《人性中的善良天使》通过对道德变化的大量详细研究来证明了这一点。
《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作者: [美]斯蒂芬·平克 译者: 安雯 出版社: 三辉图书｜中信出版社 2015年7月）
新京报：在《动物解放》中，你从逻辑上论证人应该停止物种歧视，应该成为素食主义者。但就我的感受，似乎只有一部分人有这种与其他动物共情的能力，另一部分人几乎没有。能够接受你的逻辑论证的人，是否归根结底还是基于类似同情心的情感，而非逻辑上的说服？
彼得·辛格：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想这两种情况都有。一些人赞同我的观点，是因为他们原本就对动物持同情的态度，尤其是一些人本来就对猫狗这样的动物非常有同情心，只是没有想过自己吃的那些动物。一旦他们知道了那些动物遭受着多么严重的虐待，他们很快就把对猫狗的感情扩展到了猪和鸡。
也有其他一些可能对动物没有特别情感的人，从论证的逻辑中哲学化地理解了这一点。但我猜测，还是从感性上开始认同的人居多，或许百分之七十五，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如此，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人是从逻辑和理性上认同的。
《动物解放》的几个代表性版本。
新京报：强大的共情能力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在一定程度上它似乎是一部分人天生的秉性。所以共情能力比较弱的那部分人，你认为他们也同样可能成为关心动物痛苦的人吗？
彼得·辛格：好吧，确实可能有些人永远不会关心动物的痛苦，但是我认为，如果能改变社会中足够多的人，那余下的一部分人也就会照做，因为这样要比与大多数人作对更容易。
所以我想，或许存在着一个临界值，当社会上关心动物、不再吃它们的人数到了这个临界值，其他人即使不关心动物，但出于一种思想上的服从，也会同样这么做。
新京报：既然反抗大多数人是很困难的，那么在现实状况中，关心动物的人和素食者才是少数，那它是不是一定会处于一种抗争的紧张中，而很难是平和安宁的状态？
彼得·辛格：会有观念上的冲突，这是很显然的，但我认为它们不一定是暴力的。事实上，我认为暴力没有什么帮助。有一段时间，西方的一些激进的动物保护主义者确实使用过一些暴力手段，但我认为这没什么用，我希望这样的事不会再在这里发生。
在中国，动物保护主义者目前当然只是很一小部分人，但四十年前在西方也是一样。
《动物解放》刚出版时，我接受了许多媒体邀请，在一档电视脱口秀节目里，主持人曾大肆嘲笑我的观点，当时，人们认为应该平等地考虑动物或者应该停止食用它们的想法是荒谬的。但是渐渐的，人们的观点发生了变化，现在在西方已经几乎没有人仍然认为这种想法是可笑的。所以对于中国的这一小部分群体，我们需要时间等它继续发展，我希望人们以后可以更严肃地看待这些问题，这一群体也会产生真正的影响力。
新京报：去年，一本名为《陌生人溺水》的书翻译到中国，（Strangers Drowning 作者：Larissa MacFarquhar）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对功利主义和利他主义的怀疑，其书名就来自你的著名假设。作者反复提及的观点是：利他主义所要求的公平无差别的善，违背普通人的道德直觉；愿意为了遥远的溺水者牺牲自己正常的生活、欲望和简单的快乐，是可疑的，没有人情味的。你怎么反驳这样的观点？人们普遍的道德直觉是有问题的吗？
《陌生人溺水》（作者: [美] 拉里莎·麦克法夸尔 译者: 王燕秋 版本: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7年7月）
彼得·辛格：我认为这本书的作者Larissa只是呈现了许多人——或许是绝大多数人——对功利主义和利他主义的怀疑，并不是她本人的观点就是如此。在书中，她同样讲述了很多真正无私的人的案例。她只是展现了两种人、两种观点之间的冲突，一些人愿意对陌生人做出非常无私的行为，另一些人则有不同的态度，比如怀疑，甚至抵触。所以这本书很有意思，它呈现了不同观念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我确实认为，它也很清晰地展现出了真正的利他主义者的可能性。
在争议中对话
动物保护运动并非只是特定群体的事业
新京报：你在新版《动物解放》正文前的“致中国读者”中提到了孟子、庄子与动物有关的观点。但是，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们最看重的往往是人应该成为怎样的人。比如，当孟子说“君子”应该“远庖厨”，并不是反对屠宰和食肉本身，只是建议“君子”要与这些具体行为保持距离。包括中国的佛教徒吃素，也倾向于是将其作为修行的一种途径。你的理论呢？最重要的是客观上减少动物所遭受的痛苦，还是我们应成为更道德的人？这两者的关系是怎样的？
彼得·辛格：在这两个选项中，我认为客观上减少动物所遭受的痛苦是更重要的，而且我们成为更良善的人本身就会导向这一结果。但作为目标，当然是减少人类和动物遭受的痛苦，而不是后者。
我不是研究孟子思想的专家，但你关于中国佛教的说法，我想提出一些质疑。我曾经在中国台湾与一位佛教徒，释昭慧法师（音译，未经受访者确认）进行过长谈。她是一位出家人，但她反对不吃肉是为了个人心灵修行的观点，在她看来，比起传统上的苦修，佛教徒应该在现实社会中扮演更活跃的角色，而且恻隐之心的效用应该发挥在减轻世界存在的痛苦上，而不应只是为了个人的修行。所以我理解在中国佛教中，可能有一些不同的解释，她对佛学的理解要远胜于我，她的看法应该是有依据的。
新京报：近两年，自由主义在西方似乎出现了一些危机，而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有所反弹。很多人似乎不像之前那样，自然而然地相信人人平等、自由的信念。如果人类社会尚且如此，人们对保护动物的权益还会持积极的态度吗？动物保护运动还会持续发展吗？
彼得·辛格：首先，我希望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回潮是暂时的，自由主义还会再次回归。如果特朗普在两年后连任美国总统，我会非常失望。
就动物保护运动来说，很有意思的是它的政治倾向并不只是偏左的，它能获得两党的支持。你可以看到，在欧洲和美国相当保守的群体中，它同样能获得一些支持。比如在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的一位演讲撰稿人Matthew Scully，他是一位基督徒，他写了一本书Dominion，他认为上帝赐予我们对动物的统治权，但我们无权滥用它们，以工厂化养殖的方式对待动物是亵渎了上帝赐予我们的礼物。
所以，动物保护运动并不只是自由主义的事业。
Dominion（作者: Matthew Scully 版本：St. Martin's Griffin，2003年10月 ）
新京报：四十年来，你受到的最大争议、最激烈的反对来自哪里？是关于哪些问题？这些问题现在得到了解决吗？
彼得·辛格：大量的反对来自保守的基督教群体，他们抨击我对人类生命神圣性的批评，以及我对堕胎和安乐死的支持。还有一些反对来自残疾人群体，一部分支持残疾人权利运动的人士认为，我对安乐死的看法是对残疾人的一种威胁。
这会得到解决吗？我不知道，它没有完全解决，我认为我的观点和保守派基督徒的观点之间仍存在对立。但是有一些自由倾向的基督徒比较同情我的观点，我与持这种观点的基督教思想家有过友好的接触，即使他们也并不完全赞同我。
新京报：这是你第几次来中国？就你的观察，中国的动物保护运动和利他慈善行为有什么发展和变化吗？
彼得·辛格：第二次，第一次是在2012年。因为我都只到了北京，行程很短，对很多具体的情况并不了解。但在六年前，我曾经在北京与人谈起过，期待中国能通过一项动物福利法，当时他们很乐观，觉得接下来的几年就有希望。但是这件事至今仍然没发生。所以这可能是一个信号，证明动物保护运动并没有像我们希望的那样取得足够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