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尘·昨夜·此刻》经典读后感10篇
《前尘·昨夜·此刻》是一本由席慕蓉著作，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351图书，本书定价：28.00元，页数：2012-1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前尘·昨夜·此刻》读后感(一)：台湾陈义芝的评价
席慕蓉兼备文学创作与美术才艺。我曾看她的画展，看得入迷；也曾听她朗诵诗，听得热泪涌起。而今我读她精选的散文，以天地想像、人世感应，掌握精确之外有属于不可求、包容着美的无尽意。
席慕蓉庄严而敏感，矜持而亲切。她用有情之眼穿透现象面，构图布局，不只是说她自己，不只是写一时一地一景;带着历史意识、壮游的心，她的笔追根究底，问身世、问国族、问天命，心搏如日光牵系着远方的高原，完成代表她的蒙古史诗。
喜欢席慕容的散文是在青春年少时，《写给幸福》、《有一首歌》、《爱的絮语》、《白色山茶花》，每一本都是青春的伴侣，陪伴着我走过回首时是生命中最幸福、也最无挂碍的挥霍的时光，那些感动至今都会藏在灵魂的某个角落，不肯触碰，不肯去打破那时的美好，在老之将至之时，又拿到她的书，细细品味，总觉得经过了人生的百转千回，那个我心目中的纯情少女，已然变换成今天这本书给予我的美妇的美好生活，和那个经过了千山万水之后去寻觅故乡，寻觅族人的女子，其实岂止是少数民族有如此感受，每一个漂泊的人，每一个漂泊的民族都是同样的，只不过中华文明的久远才会让这么多的民族，这么多的人用一种语言来描绘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内心感受，一样的即使汉族人，经历了长久漂泊的华人，都会有你那种感受，有你那种漂泊之感，可是这又是人类文明的奇迹，能够无论漂泊到哪里，都会有容纳你的地方、世界和你的经历，只是在漂泊了长久之后，你终有回乡的幸福和愉悦，有寻根的欢愉，说明你是幸运的，又有多少无处寻觅之苦的不幸之人呢？
青春年少时的浪漫，和成长期间的孤寂，那篇《孤独的树》说的是如此感人至深，所有值得最珍惜的美丽，都需要保持一种距离。又有哪一种来自天上的宠遇，不会在这人世间觉得孤独的呢？
《前尘·昨夜·此刻》读后感(三)：席慕蓉自序
实在谈不上有过什么散文观。
画笔和钢笔，总是混在一起使用的。如果一定要分类的话，或许可以这样说：绘画是我的理想，诗是我的痴狂，至于散文，则是我的生活笔记，且行且注记，作为对自己生活的记录和整理。
不过，现在看来，由于这二十年来在蒙古高原上的不断行走，生活笔记写到此刻，好像也变成是一种对理想的追求了。
作者序
这本文选的基础，原是由陈义芝教授主编，台北九歌出版社的“新世纪散文家系列”中的《席慕蓉精选集》所奠定的。
现在由武汉的长江文艺出版社在大陆出版，架构不变，但是从原来的五十二篇增加到七十多篇，这是由于横排方式而让篇幅得以增加的缘故。
对我来说，绘画才是我的正业。然而由于生在乱世，从年少时开始，心中总是有许多疑惑，所以在成长的过程里，一个人总是且行且记，以文字作为依附，自问自答。是诘问，也是反省；是记录，也是整理。
所以，如果一定要分类的话，我或许可以说，“绘画”是我的理想，“诗”是我的痴狂，而“散文”就是我的生活笔记了。
既是生活笔记，因而，在这一本文选里的文字，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所谓的技巧，几十年写下来，也谈不上有些什么文学上的“突破”或者“进步”。
可是，今天晚上，在灯下打开出版社寄来的新书三校稿，逐篇细读之时，恍如与故人重新相见，不禁要感谢那个年少的我了。她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昨日，仿佛清香犹在，光影犹存……
从十几册散文集之中选出来的这些文字，基本上是依着出版的顺序排列下来的，因而也是依着时光流转的顺序，我不需再多言。
不过，由于近二十年来在蒙古高原上的不断行走。“生活笔记”写到此刻，好像也变成是一种对理想的追求了。
那理想，虽然渺不可及，却又是极为真实的存在啊！
感谢每一位让这本《前尘·昨夜·此刻》得以出版的朋友，感谢你们的鼓励和帮助，在此深致谢意。
《前尘·昨夜·此刻》读后感(四)：入妙文章本平淡，等闲言语变瑰琦
南宋著名诗人戴复古曾说过：“茶山衣钵放翁诗，南渡百年无此奇。入妙文章本平淡，等闲言语变瑰琦”。绝妙的文章往往淳朴自然，看似平常的言语组合起来并会产生一种奇特的美。
同样，我认为席慕容的散文集《前尘·昨夜·此刻》最富有价值性的一点必然是每一篇散文的质朴和淡雅。每一篇都被巧妙的融入到生活中，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当时的历史背景来创造出一种难以描绘的宁静感。不仅仅而已，她经常在文章中用自己生活中的矛盾来提出一些人生哲理。应为不同的原意而有的时候明显有的时候委婉一些。
最记忆犹新的一篇是席慕容早些的散文作品，叫做《我的记忆》。特别之处就是在这一篇里这么清晰地描述——
“我想，我是逃过难的。我想，我知道什么叫逃难。在黑夜里来到嘈杂混乱的码头，母亲给每个孩子都穿上太多的衣服，衣服里面写着孩子的名字。再给每个人手上都套一个金戒指。”
我在这时仿佛能想象出了战争前“逃难”时一家人为离散落难做的准备。
后来我才知道故事背景是在台湾战后，“战争移民”离乱到南方以后，安定一阵子，隔着一点安全距离对“逃难”的记忆。
《我的记忆》里写到作者的母亲被人嘲笑，因为在逃难的时候，还带着“有花边的长窗帘”。别人嘲笑“母亲”把那几块没用的窗帘带着跑。
使这一点成为整本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席慕容的回道。“谁说没用呢？”她反问着，“在流浪的日子结束以后，母亲把窗帘拿出来，洗好，又挂在离家万里的窗户上。在月夜里，随风吹过时，母亲就常常一个人坐在窗前，看那被微风轻轻拂起的花边。”
席慕蓉对“安定”、“幸福”、“美”的坚持或固执，一直从她第一篇散文到最后一篇中传递着。或许，因为一次战争中几乎离散的恐惧还存在于潜意识中，使书写者不断强调着生活里看来平凡却意义深长的温暖与安定，特别是家庭与亲人之间的安定感。
我认为她并不想写战争，甚至也不是为了写“逃难”，而是用这种侧面描写来轻轻提醒活在幸福的年代的人们——我们是幸福的。
席慕容是用一种故事的形式来表达出对人生的看法。并且每一段话都能在读者的脑子里呈现出一幅定格的画。《本事》是整本书中引起我最大共鸣的一篇。席慕容不仅仅是一位有名的散文家，同时也是著名的画家。在这一篇《本事》中，我能深深地体会到她对画画的心里矛盾，因为同为热爱画画的我，她经历过的就是现在我在经历的。
最让我感同身受的是这一句话：”唯独对于画画这一件事，我一直没有放弃，有的时候也许会离开一段时间，但是必然会再回来的。“ 她从少时开始学画到如今，不知不觉，已经过了三十多年。在这时间段也有了新的想尝试的事情，然而都半途而废，或者一开始就后悔了。但是从来没有放弃过画画。我感觉仿佛她同时也描述着我的人生。我从小一直都在画画，而且只有在画画中有着无限的耐心。虽然想学过乐器和运动，但是能坚持下来的就是跳舞和画画。我相信我也能像席慕容一样，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会坚持下去的。
她每一年都会回到同一个荷塘去画同一片荷花。她把对着一片荷花的执念比如成对画画的执着。“每次重新站在荷前，心里总会有一种半喜半悲。”不管走多远都依然熟悉，好似在召唤着她。如同画画一样，不管分开了多久，还是会发现自己回到了原地。
她通过询问她的路人中的眼中看出自己的荒谬和奢侈的行为。几十年持续地返回一个荷塘画同一片荷花的执着。
“我们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不都是一件奢侈品吗？要怎么用它，才能算是不浪费？”
通过她讲述自己应为不足而躲避水彩画的一个经历并且决定用余生来面对并且一直画到画出一副完美的水彩荷花，我总结出的道理是宇宙本身就非常的荒谬以及奢侈，人们无法预知未来，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但是力所能及的做好现在的自己才是诠释生命最佳的方法。自己掌控自己的人生，用一生换来美好。
《前尘·昨夜·此刻》读后感(五)：蒋勋的评价
重看了席慕蓉一九八二年以后，一直到最近的散文精选。看到一个颇熟悉的朋友，在长达三十年间，持续认真创作，看到她写作的主题意识与文字力量都在转变。而那转变，同时，也几乎让我看到了台湾战后散文书写风格变化的一个共同的缩影。
席慕蓉第一本散文集是《成长的痕迹》，作者对自己那一时间的文学书写，定了一个很切题的名字。席慕蓉写作的初衷，正是大部分来自于自己的成长经验。她在《成长的痕迹》这本集子中很真实也很具体地述说自己成长中的点滴，围绕着父亲、母亲、丈夫、孩子、学生，席慕蓉架构起八零年代台湾散文书写的一种特殊体例。
读到第一篇《我的记忆》，我就停下来想了很久。
席慕蓉年长我应该不超过四岁，但是她在《我的记忆》里讲到在战争中的“逃难”经验，我愣了一下，那“逃难”是具体的，有画面的，有细节的。我忽然想起来，我一出生就跟着父母逃难，但是，我的“逃难”没有画面，没有我自己的“记忆”，而是经由父母转述的情节。
席慕蓉在《我的记忆》里这么清晰地描述——
我想，我是逃过难的。我想，我知道什么叫逃难。在黑夜里来到嘈杂混乱的码头，母亲给每个孩子都穿上太多的衣服，衣服里面写着孩子的名字。再给每个人手上都套一个金戒指。
我在这里没有看到战争的直接书写，但是看到了战争前“逃难”时一家人为离散落难做的准备。
台湾战后散文书写一直持续着这个主题，是“战争移民”离乱到南方以后，安定一阵子，隔着一点安全距离对“逃难”的记忆。
席慕蓉写《我的记忆》是在八零年代，那个时候，每天早晨，孩子跟父母道别，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没有哪一个父母需要把孩子的名字写在衣服里面。
席慕蓉野心不大的散文书写，并不想写战争，甚至也不是写“逃难”，而是在幸福的年代轻轻提醒——我们是幸福的。
我初识席慕蓉是在七零年代的后期，台湾还没有解严，我刚从法国回来，在雄狮美术做编辑，也在大学兼几门课。席慕蓉比我早两年从欧洲回国，结了婚，在大学专任教职，有两个孩子，家庭稳定而幸福。
多年后重读那一时期席慕蓉的作品感触很深，《我的记忆》里写到“母亲”被人嘲笑，因为逃难的时候，还带着“有花边的长窗帘”。别人嘲笑“母亲”——“把那几块没用的窗帘带着跑”。
“谁说没用呢？”席慕蓉反问着——“在流浪的日子结束以后，母亲把窗帘拿出来，洗好，又挂在离家万里的窗户上。在月夜里，随风吹过时，母亲就常常一个人坐在窗前，看那被微风轻轻拂起的花边。”
席慕蓉对“安定”、“幸福”、“美”的坚持或固执，一直传递在她最初的写作里。或许，因为一次战争中几乎离散的恐惧还存在于潜意识中，使书写者不断强调着生活里看来平凡却意义深长的温暖与安定，特别是家庭与亲人之间的安定感。
席慕蓉持续写作画画，然而她的文学与艺术创作，不曾干扰搅乱她幸福安定的婚姻与家庭生活。
不是很多创作者能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也不是很多创作者在现实生活的安定与艺术之间能够做到兼顾两全。
席慕蓉处理创作时的感性自由，与在处理现实生活时的理性态度，有令人羡慕的均衡。尤其作为她的朋友，除了感觉到她在创作领域任由情感肆无忌惮地驰骋奔泻之外，却也捏一把冷汗，常常庆幸那驰骋奔泻可以适当地在现实生活里不逾越规矩。
喜爱席慕蓉散文和诗的书写的读者，应该读得出她在文字间流露的兼具感性与理性的聪敏智慧。
在精选集收录自《有一首歌》的散文里席慕蓉这样分析自己——
到底哪一个我才是真正的我呢？
还是那个在暮色里，手抱着一束百合，会无端地泪落如雨的妇人吗？
还是那一个独自骑着单车，在迂回的山路上，微笑地追着月亮走的女子呢？
席慕蓉一连串地自我询问，似乎并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事实上，她的“谨谨慎慎”，似乎是为了守护一整个世代在战争离乱后难得的安定幸福吧，而那“谨谨慎慎”对生活安定的期盼也一点不违反她内心底层对自由、奔驰、狂放热烈梦想的追求。
多年前，有一次席慕蓉开车带我和心岱夜晚从高雄县横越南横到台东，车子在曲折山路里飞驰，转弯处毫不减速，幽暗里看到星空、原野、大海，闻到风里吹来树木浓郁的香，一样还要大叫大嚷，惊叹连连，也一样毫不减速。
我坐在驾驶座旁，侧面看着席慕蓉，好像看着一个好朋友背叛着平日的“谨谨慎慎”的那个自己，背叛着那个安定幸福的“妻子”与“母亲”的角色。我好像看到席慕蓉画了一张结构工整技法严谨的油画——（她正规美术学院出身的科班技巧，总使我又羡慕又忌妒，她创作上的认真，也一直使我又尊敬又害怕）但是，她忽然不满意了，把一张可能受众人赞美的画作突然都涂抹去了，狂乱不羁地大笔触挥洒下，隐隐约约还透露着细致委婉的底蕴心事。我想像她坐在画前，又想哭又想笑，拿自己没办法。
我喜欢那时候的席慕蓉，又哭又笑，害怕失去安定幸福，又知道自己自由了，像她在南横山路上的狂飙，像她在大地苍宇间全心的惊叹呼叫，看到一个在安定幸福时刻不容易看到的席慕蓉，看到一个或许在更长久基因里就一直在传承的游牧种族的记忆，奔放，自由，豪迈，辽阔，激情——
我忽然看着车速毫不减缓的席慕蓉说：“你真的是蒙古人唉——”
席慕蓉前期的散文书写里提到的“蒙古”并不多，《飘蓬》应该是比较重要的一篇。读者隐约感觉到席慕蓉应该有另一个名字——穆伦·席连勃。我有一次央求席慕蓉用蒙古语发音给我听。“慕蓉”听起来像—条在千里草原上缓缓流着的宽阔“大河”。我很高兴我的朋友有一个叫“大河”的名字，她，当然是不应该永远是“谨谨慎慎”的。
这一本散文精选，分为三辑，第一辑结束在《写给幸福》、《写生者》。已经到了接近九零年代前后，台湾从戒严走向解严是在一九八八年。公教人员的解严是一九八九年八月一日，席慕蓉在这一年八月底前就到了蒙古高原。
九零年代以后，台湾解严了，一般人容易看到初初解严后社会被放大的失序、混乱、吵杂，甚至因此怀念起戒严时代的“谨慎”“安定”。
但是，从文学书写来看，九零以后的议题显然多起来了，议题多，绝不是“失序”，绝不是“吵杂”，而是一种“自由”的开始。
九零年代，台湾的创作者和读者，一起开始经验从刚刚由“威权”控制的“秩序”里解放出来的“自由”，享受那种忍不住的“自由”的快乐与狂喜。
“自由”的初期总是要有一点放肆任性的，每一个人都争相发言，用来挣脱捆绑太久的束缚感，用来表达自己，用来让别人聆听自己、理解自己。
收在这本集子里“辑二”的作品，都是席慕蓉创作于九零年代解严以后的散文。
席慕蓉书写自己家族历史，寻找自己血缘基因的作品多起来了。从书名来看——《我的家在高原上》、《江山有待》、《黄羊·玫瑰·飞鱼》、《大雁之歌》、《金色的马鞍》、《诺恩吉雅》，那深藏在席慕蓉血液里的蒙古基因显露了出来。她一次一次去蒙古，她不断向朋友讲述蒙古，她书写蒙古，要朋友跟她一起去蒙古，一九九一年十六名朋友跟她去乌兰巴托参加了蒙古国的国庆。
或许我们很少细想，台湾解严以前，是不会有“蒙古国”的，我们也不可能去参加“蒙古国”的“国庆”。
文学书写里的个人和她所属的社会一起经历着思想心灵上的“解严”。
在那个时期，席慕蓉一说起蒙古就要哭，像许多人一样激动，迫不及待，要讲述自己，讲述别人不知道的自己。
有一次跟席慕蓉去苗栗一家做客，主人热情好客，亲自下厨做菜，拿出好酒，酒喝多了，私下偷偷问我：“席慕蓉为什么老说蒙古？”
我笑了笑，看着这个从早到晚“爱台湾”挂在口边的朋友说：“你老兄不是也老是说台湾吗？”
喝多了酒，这“老兄”忽然眼眶一红，就哭了起来。
我喜欢台湾的九零年代，我珍惜台湾九零年代的文学书写，我珍惜每一个人一次天真又激动的自我讲述。每一个人都开始讲自己，因此，每一个人也才有机会学习聆听他人。台湾九零年代的散文书写记录着解严以后的真实历史。
收在精选集“辑二”中的几篇作品相对于“辑一”，篇幅都比较长。很显然，席慕蓉的散文书写，到了九零年代之后，由于对历史时间纵深与地理空间的开展，她前期来自于个人成长单纯生活经验的感触，必须扩大，可以容纳更具思想性与资料性的论述，她在“辑一”里比较纯粹个人感性的散文文体风格，也一变而加入了时代深沉感喟的论辩。
对于熟悉席慕蓉前期文体唯美风格的读者，未尝不也是一种新的挑战。
创作者，读者，都在与整个时代对话，一起见证九零年代台湾解严以后的新文学书写的变化。
《今夕何夕》、《风里的哈达》都是席慕蓉第一次回蒙古寻根之后的心事书写。那是一九八九年，解严后的第一年，许多人踏上四十年不能谈论、假装不存在，无从论述的土地，许多人开始回去，亲自站在那土地上，重新思考“故乡”的意义。台湾的散文书写摆脱了假想“乡愁”的梦魇回忆。
《今夕何夕》只是在找一个“家”，一个父亲口中的“家”，父亲不愿意再回去看一眼的“家”，席慕蓉回去了，到了“家”的现场，然而“家”已经是一片废墟。
就是那里，曾经有过千匹良驹，曾经有过无数洁白乖驯的羊群，曾经有过许多生龙活虎般的骑士在草原上奔驰，曾经有过不熄的理想，曾经有过极痛的牺牲，曾经因此而在蒙古近代史里留下了名字的那个家族啊！
就在那里，已成废墟。
以前读到这一段，我就在想，席慕蓉原有散文的篇幅大概已经不够容纳这么复杂的家族故事了。
在席慕蓉对安定幸福生活的梦想中，有一段时间，她也许不知道，也许不想清楚知道，为什么父亲要长年在德国大学教授蒙古历史文化，不愿意回故乡，也不愿意回台湾。
席慕蓉的母亲是中华民国第一届国民大会蒙古察哈尔盟八旗群的代表，母亲一九八七年去世，在散文书写里席慕蓉要晚到二OO四年才透露了母亲受到情治单位“监视”的事，收在“辑三”的第一篇《记忆广场》里写到一个家庭多年好友在母亲去世后说出如下的话：“其实我当初接近你的妈妈，是有任务的，你们在香港住了那么多年才搬到台湾来，我必须负责汇报她的一切行动。”
进入二OOO年前后，彻底的思想解严，台湾的散文书写里大量出现自己家族或自身的经验回忆。在这一方面，相对来说，席慕蓉却仍然写得不很多。她的父亲母亲的故事，牵连着蒙古近代在几个政治强权之间求族群存活的血泪历史，牵连着国共两党的斗争，也牵连着中国、俄国、日本或更多列强的利益斗争。
席慕蓉矛盾着，她站立在蒙古草原上，嗅闻着广大草原包围着她的清香，或在暗夜里仰望满天繁星，泪如雨下，她相信那是父亲母亲少年时都仰望过的同样的星空。
然而，她写了篇幅巨大的《嘎仙洞》，追溯到公元四四三年三月一日北魏鲜卑王朝拓拔太武帝的历史，席慕蓉引证史书，参考当代学者的考古报告，亲自到现场勘查，似乎要为一个湮没无闻的被遗忘的族群曾经存在过的强盛做见证。
那曾经是辉煌的历史，但那确实已是废墟。
我更喜欢的可能是“辑二”里的《丹僧叔叔——一个喀尔玛克蒙古人的一生》，席慕蓉用近于口述历史的方式，记录了家族长辈丹僧叔叔的一生，牵连到新疆北部一支蒙古族群从十七世纪以后迁徙流离的故事，牵连到近代二战中这一支蒙古族在中国、俄罗斯、德国纳粹之间求夹缝生存的悲辛历史，他们十几万人东飘西荡，只是要找一个“家”，为了找一个“家”，十几万人死亡流散超过一半。
席慕蓉的散文书写有了更广大的格局，有了更深刻的视野。但是，我相信她仍然是矛盾的，或许她仍然愿意是那个对一切美好怀抱梦想，隔着距离，单纯向往美丽草原的过去的自己，但是，显然书写创作使她一往直前，再也无法回头了。
《异乡的河流》写父亲的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三十日的逝世，写跟父亲相处的回忆，写父亲的一生，写得如此安静——
追悼仪式中，父亲的同事，波昂大学中亚研究所的韦尔斯教授站到讲台上，面对大家，开始讲述父亲一生的事迹之时，我才忽然明白，我一直都在用一个女儿的眼光来观看生活里的父亲，那范围是何等的狭窄。
我从来没有想过应该也对自己的父亲做一番更深入的了解——
是的，那个在蒙古自治运动遭遇种种险难的“拉席敦多克先生”是席慕蓉散文书写里的“父亲”，席慕蓉不像有些书写者可能更重视历史里的“拉席敦多克”，她毋宁更愿意沉溺在享受莱茵河畔父女依靠着谈话的美好时光。
她愿望那时光停止，凝固，变成真正的历史——
三十年前，初识席慕蓉，我们都有健在的父母，如今，我们都失去了父亲母亲，我们也都有了各自的沧桑。
席慕蓉的散文与诗，在华文书写的世界，为许多人喜爱，带给读者安慰、梦想、幸福的期待。
她的认真、规矩常常使我敬佩，因为是好朋友，我也常常顽皮地故意调笑她的拘谨工整。但是她一直在改变，“辑三”里的最后一篇《玛丽亚·索——与一位使鹿鄂温克女猎人的相遇》，席慕蓉记录了二OO七年五月她在大兴安岭北端探访八十岁鄂温克女猎人的故事，叙述一个只有两万多人口的鄂温克人，鄂温克人分为三部，而其中，使鹿鄂温克人又是三个部里人数最少的一支，如今已不到两百人。
席慕蓉看到玛利亚·索，她写道——
山林已遭浩劫，曾经在山林中奔跑飞跃的女猎人，白发已如霜雪，一目已眇，却仍然不肯屈服，寂然端坐在自己的帐篷里，隐隐有一种慑人的气势。
这篇压卷的作品不只是一个女猎人的传奇故事，也在写使“山林浩劫”的现代文明。席慕蓉反复询问着、质问着，一种敬天爱地的传统存活方式，为什么常常被认为与“现代文明”冲突。而巨大国家政策的“封山育林”又将使这些世代狩猎维生的小小族群何去何从？
席慕蓉的散文书写有了更深沉也更现代性的命题。
一本精选集的出版，书写者回头省视自己一路走来，可能忽然发现，原来走了那么久，现在才正要开始。
有了沧桑，不再是父亲的女儿，不再是丈夫的妻子，席慕蓉的文学与绘画，是不是又将要有全新的起点了。
席慕蓉一定知道，说这句话时，我是心里悸动着说的。
我多么希望在自己的书写里永远不要面对沧桑。但是，如果一定要面对，相信这条路上，是有好朋友可以结伴同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