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征之魂》经典读后感10篇

　　《远征之魂》是一本由崔俊峰著作，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2.00元，页数：30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远征之魂》读后感(一)：此次远征，系唐明以来扬威国外之盛举

　　“此次远征，系唐明以来扬威国外之盛举，戴某虽战至一兵一卒，也必定挫敌凶焰，固守同古。”——戴安澜(中国远征军第200师师长)戴安澜的出征誓言。三个月后他在缅北丛林中壮烈殉国。他的部下一直抬着他的遗体在丛山峻岭中跋涉1个月，终于帮他完成了“魂归故国”的愿望。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抗日战争与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成为一个整体。根据中英两国签定的共同防御滇缅公路的军事协定，为援助在缅甸作战的盟军英国军队，保障滇缅路畅通无阻，外援物资能顺利地到达中国的大后方，国民政府决定派遣一支远征部队入缅作战。作战失利后，中国远征军一部退入英属印度。在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的指导下，在兰伽训练营受训并进行整编，并于1943年8月改编为中国驻印军，利用美援物资配备全副美式装备，战斗力大为提高。后在1944年反攻中强度伊洛瓦底江，攻战腊戌、密支那等缅甸重镇，重创日军。在抗日战争中，人们都知道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却很少有人了解中国抗战的第三战场，即印缅战场，介绍中国驻印军印缅抗战的著作更是凤毛麟角。本书以许多亲临印缅抗日战场的老兵的回忆为主，辅以相关学者的研究，将一副真实的中国驻印军远赴印缅抗日的画卷徐徐地在读者面前展开。本书是第一部中国抗日第三战场印缅抗战的著作，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本书是崔俊峰继畅销书《狙杀》之后沉寂三年的作品，一定既充满了热血，又多了些许追思。相对《狙杀》的写作手法，远征题材的确要难驾驭许多，不管是书中的人物形象还是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武器运用等等，都给作者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

　　中国远征军的题材在《我的团长我的团》之前一直是比较冷门的，一是因为我们的教科书的长期忽视，二是人们还没有从原始的历史数据上升到当代跟视觉影视的挂钩，这多少影响到这类书的畅销。《团长》虽然不如预期的畅销，但还是很可观的，其后续力也影响到了同类远征军题材的书，重庆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远征军》（上下册）就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这套书在07年初版后，09年再版，销量都非常可观，并被拍成了电视剧。

　　本书与上述不同的地方在于，作者用不同的视角重新诠释了远征军的历程以及小人物在战争中的跌宕命运，也涉及到稍有些敏感的印度地区，比如开场的战争场面非常细致到位，真实复原了当年战争的血腥惨烈。其后再拉回镜头描述主人公皮火生九死一生的战场经历。其独到的战术分析、枪支运用、战场兵法和攻略以及人性关怀让这本书具有其他军事小说不具备的特质，也会让这本书从众多的军事文学中突颖而出。

　　《远征之魂》读后感(二)：老兵不死

　　不知道是第几次看到关于远征军的消息了，报纸上开始有大篇幅的报道，网站也开始有整页整页的专题，这些关于远征军的记忆突然像关闭已久的闸门一样被打开了。或许还有人对此抱有一种怀疑态度，这些远征军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当事实摆在面前的时候，我们都有些不能相信，“十万青年十万军”是什么概念，当年远赴印缅的那些老兵们，现在又在哪里？他们为什么一直不说话？

　　现在，不妨让我们来科普一下。1941年12月23日，中英在重庆签署《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中英军事同盟形成，中国为支援英军在滇缅（时为英属地）抗击日本法西斯、并为了保卫中国西南大后方，组建了中国远征军。这是中国与盟国直接进行军事合作的典范，也是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军队首次出国作战，立下了赫赫战功。从中国军队入缅算起，中缅印大战历时三年零三个月，中国投入兵力总计40万人，伤亡接近20万人。

　　抗战爆发后，由于中国的工业基础薄弱，急需大量物资和外援，遂于1938年初修筑滇缅公路。来自滇西28个县的20万民众在抗日救国信念鼓舞下，自带口粮和工具，风餐露宿，劈石凿岩，历时10个月，在高山峡谷激流险滩上，沿滇西，缅北990公里的山野，用双手和血汗修筑了滇缅公路。其间因爆破，坠岩，坠江，土石重压，恶性痢疾而死去的民众不计其数。1938年底通车，从此，滇缅公路成为中国抗战的输血管。抗战开始后，日本图谋以武力强迫中断“第三国”的援华活动。1939年冬，日占我南宁，断我通越南海防的国际交通线。1940年春，日本对滇越铁路狂轰滥炸；6月迫使法国接受停止中越运货的要求。尽管如此，日寇并不罢休，9月，日本侵入越南，并与泰国订友好条约，滇越线全面中断。滇缅公路成了唯一的一条援华通道。

　　为了保卫缅甸，中英早在1941年初就酝酿成立军事同盟。中国积极准备并提出中国军队及早进入缅甸布防。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1年12月23日，中英双方在重庆签署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中英军事同盟形成。但是，由于英军轻视中国军队的力量，过于高估自己，又不愿外国军队深入自己的殖民地，一再拖延阻挠中国远征军入缅，预定入缅的中国远征军只好停留在中缅边境。然而，1942年1月初日本展开进攻后，英缅军一路溃败，这才急忙请中国军队入缅参战。中国成立远征军第1路司令长官部（原定第2路在越南方面，后因情况变化取消），开赴缅甸战场。但是，由于已经失去作战先机，造成缅甸保卫战的失利。这主要由于英国极端坚持先欧后亚的既定战略，战局一旦不利，便对保卫缅甸完全失去兴趣，而是一再撤退，使中国远征军保卫缅甸的作战变成了掩护英军撤退的作战。中国远征军却仍然作出了让英美盟国盟军钦佩的战绩，并达到了一定的战略目的。从1942年3月中国远征军开始与日军作战，至8月初中英联军撤离缅甸，历时半年，转战1500余公里，浴血奋战，屡挫敌锋，使日军遭到太平洋战争以来少有的沉重打击，多次给英缅军有力的支援，取得了同古保卫战、斯瓦阻击战、仁安羌解围战、东枝收复战等胜利。

　　在仁安羌援英作战中，中国远征军新编第38师师长孙立人凭借一团之力与数倍于己之敌连续英勇作战，以少胜多，解救出被围困数日濒临绝境的英缅军第1师，轰动英伦三岛。其中远征军新38师113团团长刘放吾以一团兵力浴血奋战、立功异域。新编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屡建奇功，掩护了英军的平安撤退，后在翻越野人山对敌作战中不幸受伤殉国。战役结束后，英美政府高度颂扬，授予孙立人将军、戴安澜将军（追赠）功勋章。

　　《远征之魂》正是讲述孙立人所辖部队，也就是其麾下某侦搜连的故事，或许你觉得这么一场大的战争，只凭写一个小人物就能说清楚吗？事实上，正是这无数个不知名的老兵，用血铸成了这条印缅之路，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印缅之战，虽损失惨重，却重新打通了国际交通线，使得国际援华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入中国；把日军赶出了中国西南大门，揭开了正面战场对日反攻的序幕；钳制和重创了缅北、滇西日军，为盟军收复全缅甸创造了有利条件。

　　老兵们活着的已经很少了，就像书中说的那样：或许再过十年，我们真的只能在文学作品中见到他们了。老兵不死，他们存活在我们的记忆中，存活在铭刻的碑文中，存活在有史记载的书本中。

　　《远征之魂》读后感(三)：缅甸远征军

　　1941年12月8日，日军在偷袭珍珠港的同时，分兵进犯东南亚各国。12月15日，日军占领了缅甸最南端的城镇高东等地和三个机场。12月23日至25日，日军轰炸仰光，缅甸形势岌岌可危。英国为了挽救其在缅甸的危机，于12月25日与中国签订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在美、英两国的建议下，于1942年1月2日成立同盟国中国战区统帅部，该战区包括中国、越南、泰国和缅甸，由蒋介石任总司令，美国将军史迪威任参谋长。从此，中国人民和东南亚各国人民组成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1942年1月初，气焰嚣张的10万日军分三路入侵缅甸。缅甸战场上打响了大规模的保卫战。为了援助缅甸的反法西斯战争，同时也为了保卫滇缅公路，从2月16日起，我国派遣10万远征军奔赴缅甸。远征军由第五军、第六军和第六十六军组成，军长分别是杜聿明、廖耀湘、张轸。3月1日，滇缅公路上车轮滚滚，空中有盟军的飞机护航，在遮放集结的远征军乘上英军的红头大卡车，直奔国门畹町而去。这是我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唯一一次派遣军队出国作战，也是中国自甲午战争以后第一次援助他国作战。这次出兵，受到了缅甸人民的热烈欢迎。 　　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后，战局已十分危急。为打击日寇的嚣张气焰，远征军立即组织了东瓜战役，集中7个师的兵力，将敌五十五师围困在仰光北面的东瓜。3月19日战役打响。远征军第五军200师师长戴安澜将军采用“深筑高坑、坑道串通、广设埋伏、近距杀伤、利用夜间、短促突击”的战术，激战12天，消灭敌人5000多人，俘敌400多人。这就是有名的“东瓜大捷”。六十六军于4月上旬入缅。16日，在仁安羌北面的英军第一师及战车营已被日军包围了两昼夜，他们粮尽弹缺，水源断绝，一再告急。六十六军新38师副师长齐学启少将率部奉命救援。经过3天苦战，击溃了日军主力，日军丢下1200多具尸体狼狈退出阵地。是役，远征军克复了仁安羌油田，救出友军7000多人，取得了入缅作战之后的第二次大捷——仁安羌大捷。大捷后，齐学启将军因公与师部失去联系，与本师负伤官兵18人向深山觅路西进，追赶师部。在离荷马林20英里处遭日寇骑兵追击，在机枪扫射之下，16人壮烈牺牲，1人落水逃生，齐将军头部中三弹、身中四弹，倒卧血泊中昏迷过去。他苏醒后，方知重伤被俘，被关在仰光中央监狱俘虏营。1944年5月，汪伪政权派陆军部长叶蓬赴仰光劝降，遭齐将军严辞拒绝。1945年3月7日，齐将军在狱中被汉奸行刺，于13日去世。冯玉祥将军曾在诗中赞颂齐将军：“还有将军齐启学，宁死不屈世惊叹……壮烈足称中华魂，光辉史册万万年。” 　　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以辉煌的战绩开始，一度扼制了日军的猖狂进攻，对整个战局起到了积极的配合作用。特别是东瓜保卫战、仁安羌解围战和棠吉攻击战的胜利，为中国军队打出了军威和国威，在世界上引起巨大反响。然而，事与愿违，因盟军指挥失策，协作不力，加之日军于1942年4月28日偷袭腊戍成功，切断了我方后路，16万盟军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就由主动陷入被动，并上演了一出震撼世界的大悲剧——兵败“野人山”（克钦山）。在这场灾难性的国际大撤退中，中国远征军除了第90师、第96师、第200师、新28师、新29师的残余部队得以撤退回国外，归路被截断的其他几个师只好于5月15日通过胡康河谷的原始森林撤往印度，其中新编38师跟随英军撤入印度利多，保住了队伍。北撤的远征军残部进入克钦山，弹尽粮绝，饥寒交迫，在纵横千里、地老天荒的原始热带丛林中艰难跋涉，与野兽和热带传染病进行殊死的拼斗……这片地球上的黑三角，竟吞噬了无数远征军官兵！一个半月前出征时浩浩荡荡的10万之众，仅残剩4万多人，那6万人多数不是在战斗中死伤，而是在溃败中被俘虏、被炸死、被饿死和被传染病夺去生命。于是，缅甸全境沦陷。 　　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开罗会晤，决定在中印缅战场反攻日军，夺回滇缅公路这条国际供给线，并重组远征军战区，由陈诚任司令长官（不久卫立煌接任），节制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14个师，总兵力达16万余人。中国驻印军6万人，也已早有准备，于同年10月从印度阿萨姆省出发，反攻缅北日军，形成了三面包围日军的有利态势。12月，中国驻印军在于邦打响了反攻缅北战役的第一仗。1944年3月，肃清了胡康河谷之敌，并攻入勐拱城，直逼缅北重镇密支那。与此同时，滇西远征军于年初强渡怒江天险，进入高黎贡山地区，与驻印军对敌形成东西夹击的态势。8月底，中美盟军以伤亡5000多人的惨重代价，夺取密支那，挫败了曾经在中国发动芦沟桥事变的日军“常胜师团”——第五十六师团。10月中旬，中美盟军南攻八莫，12月收复南坎。1945年1月27日，中国驻印军与滇西远征军在中缅边境的芒友会师。至此，缅北战役取得了胜利，接着挥师南下光复腊戍，重新开通了滇缅公路。 　　根据战后盟军公布的档案材料，中国远征军首次入缅兵员为10万人，伤亡总数达6.1万人，其中5万人是在撤退途中自行死亡或者失踪的。盟军伤亡及被俘约1.5万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远征军用鲜血和生命为中缅关系史谱写了可歌可泣的新篇章，患难与共的中缅两国人民，将永远珍惜这经过战火考验的“胞波”友谊。

　　《远征之魂》读后感(四)：十万青年十万军

　　1943年下半年以后，中国驻印和入缅作战远征军的作战极为艰苦，缺员很多。而与英军协同作战中，中下级军官和士兵普遍存在着外语交流与文化素质的迫切需要。这些因素，决定了只有知识青年从军才能适应战场上的变化与需要。时任中国战区副参谋长的美军少将魏德迈(AlbertCoadyWedemeyer)，多次对蒋介石及军政部官员提及中国士兵素质问题，他批评道:“国民党政府征来的兵，首先是肚皮吃不饱，有的人骨瘦如柴，素质不佳；一般下级官员又缺少文化，不能掌握新式武器。”

　　为弥补兵源不足状况，改善兵源质量，迅速提高军队战斗力，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决定以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为骨干，开展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广泛动员学生参军。1942年10月，为号召青年学生服役，蒋介石通电全国:“查征兵开始，六载于兹，所征壮丁多系目不识丁之文盲，其知识分子之学生，多未予以征集，因之士兵素质低劣，影响抗战甚大。更以各地学校收容超过学龄之学生，几为壮丁避役之渊薮。役政推行，尤多滞碍，兹特通令各级学校之兵役适龄学生，自三十二年一月起，一律依法抽签，按序征召，依其强度，配服役务，不得予以缓役。”

　　这一讲话，可以视为是国民政府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先声。随后，兵役署以蒋介石讲话为指导，对《兵役法》提出了修改案。1943年3月，国民政府立法院公布新的《兵役法》，扩大了征兵范围，缩小了缓役者范围；鼓励青年学生参军，规定学生服役期间保留学籍，使得青年学生特别是大学生消除了学籍的顾虑。

　　同时，蒋介石号召青年学生:“今日战争中最奋勇，最重要者，莫过于空军之飞行员，青年人人应立志为军人，为飞行员，乃可转移我国三百年来国民怯懦萎靡的风气，以恢复我五千年来民族固有的伟大精神，而建设现代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新伦理的基础，则独立自由国民之人格，乃能树立，而中华民国方得永久生存于世界，使不再为异族所奴役与灭亡。”

　　1943年，陈诚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官，他要求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其补充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兵源。1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命令四川省军管区各县市选送300名知识青年补充驻印军，要求如期如数完成。.

　　四川军管区随即派参谋长徐思平出巡川北各师管区宣传和督导。11月11日，徐思平到达绵阳，13日召集士绅、机关、法团及大中学生演讲，听者无不慷慨激昂，当晚即有绵阳中学学生邱永森等15人到徐思平驻地，表示愿服兵役并呈具誓词，这是青年学生志愿从军运动的开端。

　　1月15日，徐思平在三台县出席东北大学纪念周，要求青年学生自动服兵役。他称所以如此，“其一因我国对倭抗战，在国内战场使用武器简单，且待遇较次，无须知识分子参加之必要；在驻印军则恰与此相反，故有要求知识分子参加之理由。再则我国地广人多，现凭依西南山地之险，以劣势武器拒抗敌人；如须反攻敌人在黄河平原及长江下流相角逐，则须有较新装备之补充……欲求装备之大量补充，则加强远征军，打通滇缅路乃属切要”。

　　当场即有男生15名，女生4名申请参军。16日，徐思平又召集中学以上学生2000余人讲演，当场又有男生200余人，女生30余人请缨。一些女生因被徐思平婉谢，竟痛哭流涕地质问:“爱国无分男女，女子何以不能抗战杀敌？”当晚，徐思平再应学生之请在东北大学礼堂作讲演，参加者为三台县机关、法团首长，及该校教授学生等800余人，外来中学生等2000余人。讲演结束后，国立十八中学女生林霖等30人泣请从军，坚不可却。青年学生的慷慨激情，被三台县政府官员视为改进役政的基础，决心扩展成果。

　　20日，针对学生从军热潮日渐高涨，县政府按师管区规定成立了远征军新兵大队，同日起举行体格检查，由师管区军医室、县卫生院及联合医院各院长，率同医官十余人主持。截至12月7日止，参加体检学生共631名，计录取213名。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由此拉开序幕。

　　二从军运动的扩展

　　1943年11月下旬，四川省军管区开始对青年从军运动进行广泛宣传，号召各地青年积极从军，收效显著。四川、光华、华西、燕京、金陵、齐鲁各大学校长也协助宣传，鼓励学生自动参加，其中川大、光大两校应征者各达百人，占数最多。蓉市各中学每校都有学生参加。

　　据统计，在四川省的潼蓬、绵广、成茂、沧江、邛大、达梁、资简、乐安、隆富、绥武、嘉峨、永荣、剑平、泸永、顺营、万忠、广合、荣威、涪酉、叙南和夔巫共22个师管区中，志愿报名服役的学生及公教人员达27129名③，此外尚有重庆市报名者6772名。从军运动扩展到湖北、西康、陕西、甘肃、河南、绥远、青海、江西、福建、安徽、浙江等十余个省，其中四川省成绩最佳。鉴于中国远征军急需补充兵源的形势，国民党中央要求青年从军运动在大西南诸省全面实施。

　　12月19日，军政部转发各地的《学生志愿服役办法》规定，凡中等学校以上学生志愿服役，应向学校申请登记，并以年满18岁以上为限；志愿服役的学生登记时经检查合格，由学校造具清册送请当地军(师)管区复查验收；特别规定军训合格的学生，可以优先送考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军(师)管区司令部，对于检查合格学生规定入营期间及地点，举行定期入营；入营学生统编组为教导队，由军政部集中办理，或由军(师)管区司令部办理之；志愿服役之学生，训练期满后，得依其所习学科及志愿，服任各种兵种及适当之军事辅助勤务；学生服役后，应保留其学籍，由部队考核其服役期间之成绩，通知原学校，以备退伍回校肄业时，按其程度予以升级；学生服役中如有逃亡情形，依法办理并开除学籍；至于女生志愿服役者，登记后听候调任军事辅助勤务；公教人员，党团员志愿服役者也适用此办法。

　　12月21日，为便利知识青年从军，兵役署设立登记处，教育部也邀集航委会、卫生署、组织部、宣传部、三青团等机关，组织学生志愿服役指导委员会。

　　从1943年11月15日三台县学生发动从军运动起，到1944年11月12日运动第一阶段结束，一年之间，青年学生从军运动由三台县一隅波及整个四川省，又由四川一省扩及整个国统区。据统计，报告参加服役的学生、公教人员、党团人员达47万余人，发展可谓迅速。

　　11月18日，中国远征军政治部通电全国，欢迎知识青年从军。至20日，仅中央大学、中央工业职业专科学校和南开中学就有200余人报名。⑤据12月初统计，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两校报名数竟达在校生的三分之一。甚至连中国聋哑协会的会员也要求参加志愿军。

　　很快，各地征集人数突破了原定10万人的数额。三青团内部响应也很热烈，甚至一部分超龄团员也请求从军，各地应征人数很快就达到93085人，超过原定5万名的配额近1倍。

　　青年远征军入伍训练期间为3个月，训练科目由兵器到战术，学科、术科及思想并重。青年远征军亦分炮兵、步兵、工兵等。入营后，当以学历、体格、志愿等项为标准而编组训练。经过短期训练后，各师正式纳入正规军编制。

　　青年军9个师分别归属于中国远征军第六军、第九军、第三十一军，另外有相当一部分调入新一军、新六军、第五军、辎重汽车第十四团、第十五团、宪兵教导第三、四、五团、伞兵总队、译员训练班、无线电训练班及派赴美国受训的海空军等单位，共计1877万人。

　　其中，第二○一师赴印受训者为500余人；第二○三师赴印受训者为250余人，充译员为48人，保送航校受训者为4人；第二○四师赴印受训者为1074人，第二○七师赴印受训者为数百人。

　　拨给印缅远征军的青年军总数在1万余人，在印度受训结业后很快派到印缅前线担任交通运输、坦克车兵等技术兵种工作。青年军先后参加了缅北大反攻、如密支那、八莫、南坎、腊戌诸战役，对打通中印公路发挥了积极作用。

　　《远征之魂》读后感(五)：壮士一去不复返

　　1942年春天，在沿途民众的热烈欢呼声中，中国第5军第200师的将士们，登上战车，向西进发，踏上了缅甸的土地，由此也开始了历尽艰辛坎坷的一段历程。

　　在中国抗日战争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中，通常将缅甸防御战期间入缅援英的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发动缅北反攻战役的中国驻印军和进行滇西反攻战役的中国远征军，这三支部队统称为“中国远征军”。从1942年初到1945年初，中国先后组织动员这三支部队共40万大军投入到中缅印战场。正如学者徐康明所评价：“这是中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五大反法西斯盟国之一和在亚洲大陆上反抗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国家，大规模、长时间出兵到邻国与盟军协同作战的重大战略举措，也是自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第一次出师援助友邦抗击日本侵略并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军事行动。”

　　中国远征军，是中国抗日战争一个重要而又特殊的组成部分。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因为某些政治原因，这一段历史被长期遮蔽、淹没乃至被遗忘。近年来，尘封的历史越来越多地被后来者发掘，它们唤醒我们，甚至逐渐成为热点和显学。但也许是出于对过去被遮蔽的一种反弹，现在的影视和文学作品又充斥着对中国远征军指挥能力、战斗能力与战役结果等完全不符合历史真实的记录。我们以为，如果说过去对历史的有意遗忘是对那些人和那段历史的不尊重，那么，现在歪曲史实本身，误写历史，也是另一种的不尊重。

　　于是，我们决定回到近70年前的历史现场，去认真追踪真相：那些走出国门战斗的将士们是什么样子？那时的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是什么样子？是什么导致了这些号称中国最精锐的部队在踌躇满志地入缅作战仅两个月，便全线溃败？又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们有如卧薪尝胆在印度苦练，重新杀回缅甸，直到回到祖国把这些侵略者赶走？他们后来的命运又是怎样……有太多太多的问题，它们其实仍然尘封在历史的真实深处。

　　探寻中国远征军的足迹，是从云南开始的。地理上的起点，其实是这段历史的终点。我们去了腾冲、龙陵、松山，翻越了高黎贡山，重新踏上老滇缅路，又在怒江边上的惠通桥上想象当年……无论是腾冲英国领事馆墙上密集的弹痕，松山战场上密如蛛网残留的战壕，还是在国殇墓园看到的一排排牺牲者的墓碑，都让我们感觉到那段历史之惨烈。即便我们后来终于把“胜利”二字写在自己的历史上，但其背后的代价，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根据史料，滇西反击战中，中国军队伤亡6万余人。尽管因为篇幅原因，本组文章未能涉及云南境内的战役，但是这些战役和参加战役的英雄们，也同样被我们尊重，被铭记。

　　到缅甸之前，这个国家于我们，完全是陌生的。但是因为很早就从中国远征军的故事中熟悉了它的城市——同古、仁安羌、密支那……又感觉有了某种莫名的亲近感。我们在缅甸对远征军的足迹的追寻，分成两路。

　　一路从最南端的仰光，一路向北，同古、仁安羌，直到曼德勒，这其实是第一次入缅作战时日本人一路向北追击的路线。因为相互间的防范和猜忌，中国远征军的入缅作战一再被推迟，从而丧失了最佳战斗时机，立足未稳便遭遇强敌。当戴安澜将军率领的200师刚刚到达作战位置时，此番出征要保卫的战略重点——仰光却已在熊熊大火中陷落。此后，中国远征军便陷入被动，中英美之间为指挥权争吵不休、联军互相无法协调，从而使防线一再后撤。对敌情不明又导致中英联军忽略了东线防守，以致被日军长途奔袭攻占腊戍……全军防线全面崩溃。

　　“热带雨林遮天蔽日，一到下午16点天就黑了，真是伸手不见五指啊。天黑了不能行军，就靠大树休息吧，结果早上一看，身边的战友就死了，身上爬满了蚂蟥……”我们在曼德勒采访亲历野人山的94岁老兵张富麟时，提起这一段，他还是痛苦地紧闭双眼……第一次入缅作战，10万精锐部队组成的中国远征军仅剩下4万人。最令人痛惜的是，那些并未死于敌人的枪炮下的年轻生命，却最终被热带雨林所吞噬……

　　另一路从缅北的密支那开始，它留下来的，则是一段相对愉快的回忆。1944年，远征军就是从这里发起反攻的。密支那是缅甸北部的重要城市——控制了密支那，就控制了中印缅边境，也控制了相对应的制空权。当时在众人皆不自信的前提下，史迪威执意指挥特遣队秘密袭击了密支那，这是反攻的标志性开端。但仅有密支那是远远不够的，当时史迪威为了突破日本对中国的封锁，最迫切的愿望是将从印度利多经野人山、胡康河谷和孟拱河谷的老滇缅公路打通，建立一条完全“违背缅甸自然条件”的东西向道路，这就是著名的“史迪威公路”。我们顺着这条仍然保持原状的路，到达南米底和孟拱，当年同样发生了激烈战斗的两座小镇，这也是离野人山最近的城镇。

　　因为缅甸特殊的政治气候，我们没有走到远征军踏足更远的地方，那些地方更艰苦，经历的战争更残酷。沉溺于这段历史的抗战史专家、我们的特约记者戈叔亚，则在多年中，用自己的双脚一步步完成真实准确的田野调查，借助他一次次不辞辛劳而又有专业水准的调查，我们才能把纷乱复杂、争议不已的远征军撤退路线梳理清楚，也以实地调查的方式，试图厘清1500名重伤病员死亡之谜。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西方盟军抗击日军最大的陆地战场，便是在缅甸；而对英国来说，在“二战”中，缅甸战争是他们在陆上耗时最长的战争。缅甸的地形和气候对于交战双方来说，都是一个挑战。其实，在1941年12月入侵马来半岛之前，日军对丛林作战也没有经验。日军能取胜，完全是因为士兵的高强度训练和他们顽强的战斗意志。“二战”中的缅甸战场，是最残酷也是最血腥的丛林战。在丛林战中，身边的一切都包含着恐怖，当你以为身边是战友时，冒出来的却是敌人。这让一向倚重于汽车运输的英军大吃苦头——其实严格说，“英军”是一个欠准确的概念，它指从大英帝国和英联邦来的军队。在缅甸的英军包括来自印度多个民族的34万人，印度士兵超过了其他盟国军队的总和。在缅甸，大约有10万英军、9万名非洲士兵，也为这场战役付出了巨大牺牲。

　　为了写这段历史而翻看缅甸战场主要交战三方——英、日、中的战争亲历者的回顾，我们发现了一个奇怪之处：无论英国人、日本人还是中国人，都觉得缅甸作战经历被本国人遗忘了。英国人抱怨说：本国人的遗忘，是因为政府对缅甸战场的不重视。日本老兵则说：“日本人之所以对缅甸如此冷漠，是由于在昭和十七年(1942)五月以前，日本的战争有如春天的艳阳，太顺利了。”中国的情形呢？那些远征军老兵曾遭到了一场有意识的集体记忆的遮蔽。

　　但是，相比在国内流血牺牲的抗日老兵们，中国远征军似乎又是幸运的——因为缅甸战场有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参与，大量的图像和文字资料得以保存和传播。反观国内的长沙会战、武汉保卫战……我们还能有哪些更直观的视觉资料呢？参加那些抗战的老兵们，又何曾像远征军这样被关注过？

　　我们在缅甸采访时，遇到不少老兵，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在讲起自己的战斗时只有激愤没有伤心，可是提到后来无法回到家乡回到父母身边的时候，却会像孩子一样痛哭不已，然后满脸委屈地问：“我们当年不是为蒋介石打仗，不是为国民党打仗，是为中国人打仗，我们错了吗？”那个表情让人不忍直视。我们到缅甸采访时发现，普通缅甸人对这段历史的隔膜远远超出我们意外，对流落在缅甸的老兵来说，他们虽然在异域找到了栖身之地，却在精神上永远流浪着……

　　采访下来，印象最深的是在密支那寻找记载中的50师墓地。如今那里已是一所小学，孩子们无忧无虑地玩闹着，不知道地下有多少来自中国的英灵。老师告诉我们，很多年前翻修学校时，在下面还挖出很多骨头……学校中心的旗杆，是当年墓碑所在的位置。我们在院子里对着这个方向深深鞠了一躬。想起那些长眠于异域几十载，至今仍无法回家的英灵，心，都被深深刺痛着。

　　我们所能记录的，对他们个人来说，这是把本应属于他们的荣誉和尊严还给他们；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则是把属于这个国家的这段记忆还给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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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征之魂》读后感(六)：古来征战几个回

　　从1935年7月7日日寇向卢沟桥驻防军队进攻，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华民族抵御了武装到牙齿的百万日军。而支撑中国抗日战场的全部战备物资以及大后方经济供应的运输大通道，则给中华民族抗战最终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

　　这条由滇缅公路、驼峰航线以及中印公路组成的大通道上鲜为人知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开始恢复它的本来面目。

　　人们无法想象，没有滇缅公路，中国抗战的历史将会如何书写。

　　这条穿过了中国最坚硬的山区，跨越了中国最湍急的河流，蜿蜒上千公里的运输干道，对于中华民族的生存是一条不折不扣的生命线。

　　日本人根本不相信中国的抗战能坚持到滇缅公路修通的那一天。

　　日本人更不会相信，严重缺乏施工机械的20万中国劳工———绝大部分是老人、妇女和孩子，是他们用双手在崇山峻岭间开凿出埋葬日本占领梦想的交通大道。港口沦陷，中国孤立无援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迅速占领了中国北方的京津地区，南京、上海、汉口、广州等华东、华中和华南地区。中国主要的大城市，95％的工业，50％的人口，中国沿海几乎所有的港口，先后落入日本人的手中。迅速占领中国的沿海重要城市和港口，不仅可以摧毁中国本来就十分可怜的国防工业，还可以堵死国际上援助中国的海上通道，这样，孤立无援的中国就只能一步步灭亡。

　　日军进攻上海时，中国向国际社会发出救援呼吁，但只有苏联表示支持，因为它自己的远东边境同样受到日本人的威胁。1937年8月中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苏联贷款总价值3亿美元用于中国，400架飞机提供给中国空军，另外500名苏联军事顾问和6个空军战斗机中队也在中国战斗，直到欧洲战争全面爆发。

　　当时，一条长达2700公里从兰州到苏联边境的公路已经开通，从1938年到1940年足够武装15个中国师的苏联装备通过这条西北公路进入中国。1941年4月，苏联和日本签署《苏日中立条约》，从此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停止了。

　　苏联在对华援助上的局限性，国民政府看得很清楚。所以早在抗战一开始，就在考虑另外的求助渠道。当时，旅居在海外的华侨得知祖国遭遇日本侵略后，纷纷捐款捐物，筹集了大批国内急需的药品、棉纱、汽车等物资。同时迫于当时抗日救亡的严峻形势，国民政府还拿出极为珍贵的外汇从西方购买了大量的汽车、石油、军火等。这些物资就堆放在越南的海防港。

　　海防港是前法国殖民地越南的一个港口，也是滇越铁路的起点，这条铁路从海防港到云南的昆明。中国的沿海港口被日军占领后，滇越铁路成为中国唯一的国际运输通道，而堆放在海防港的中国进口军火物资就成为了关系中国生死存亡的希望所在。但是，滇越铁路距离日本人占领的广东太近，而且铁路一路穿行在高山峡谷之中，一旦遭遇日军轰炸很容易全线瘫痪。所以从安全、实际的角度看，中国应该在大后方云南建设一条通往印度洋的交通线。云南省主席主动建议

　　1937年8月，云南省主席龙云乘飞机从昆明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向蒋介石提出一项宏大计划，即《建设滇缅公路和滇缅铁路的计划》。

　　龙云此举固然是基于抗日救亡的考虑。但另一方面也想借此来发展云南的地方经济。滇西是云南较富饶的地方，但在地理方面，这里是中国也可能是世界最崎岖的山区。因受横断山脉的大山大河所隔，这里山高谷深，民众备受交通不便之苦，往来交通唯有山间驿道，物资全靠马帮驮运。抗战爆发，云南成了大后方，如果能够借助中央的财力、物力和技术人员把梦寐以求的滇缅路修通，岂不是天赐良机？

　　对于蒋介石来说，开辟新的国际运输通道当然是此时头等重要的军国大事。当时日军正疯狂进攻上海，这座中国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眼看就要落入日本人之手，40万中国军队在上海拼死抵抗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从上海尽可能地撤出工厂、抢运物资而争取时间。所以蒋介石对龙云提出建设滇缅路的计划非常赞同。建设滇缅铁路由于工程过于艰巨，暂缓修建。而滇缅公路的建设则马上着手进行。

　　1937年10月，也就是上海沦陷前的十多天，国民政府官员火速赶到昆明，同云南省政府协商，11月初，即确定了滇缅公路的路线。

　　滇缅公路的路线确定后，龙云旋即派特使缪云台前往缅甸，与统治这里的英国殖民政府洽谈在缅甸修路事宜。双方经过谈判最终达成协议。

　　就在谈判期间，抗战局势急转直下，11月20日，日军占领上海，接着又攻占杭州、苏州等地，首都南京危在旦夕，国民政府被迫宣布迁都重庆。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消息传出，全国军民悲愤万端，发誓决不屈服、抗战到底。但此时，仅存的国际运输通道滇越铁路由于日军的破坏，每天的运输量正日渐减少。计划修建的滇缅公路一下子成了全国关注的焦点。蒋介石严令:滇缅公路要如期完工

　　1938年1月，滇缅公路总工程处紧急成立。随后，滇缅公路的全线开始了具体线路的勘测工作。

　　据当年滇缅公路管理局局长谭伯英回忆:勘测工作始终是由不到30个人进行并完成的。仅有的测量工具是普通的酒精水准仪。

　　1938年1月日本政府发表声明，不再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蒋介石毅然辞去所有行政职务，宣布从今以后，专门率领军队与日军作战。并严令:无论有多大困难，滇缅公路都要如期完工。

　　由于抗战形势日益紧迫，滇缅公路的很多路段只好一边勘测一边施工。此时，真正的麻烦来了。公路建设需要大量受过训练的技术人员。有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在战前就十分缺乏。抗战开始后尤为突出。在这种情况下，滇缅公路的总工程处只好对流落到昆明的一些有文化的年轻人进行培训。

　　由于时局的空前紧张，龙云主观地认为滇缅公路可在3个月内修通。因此他严令公路沿线地方当局必须在1937年底以前开工建设，限期3个月之内先建成一条可以通车的简易公路。这种公路只需先把路基平整出来，再在它的上面铺上碎石，用压路机压平就行。筑路中坚:老人、妇女和孩子

　　1938年初，滇缅公路沿线约20万各族劳工被征集到公路上。由于严重缺乏施工机械，他们只能用自己的双手来修筑一条世界最崎岖的长达上千公里的公路。

　　各族劳工中的绝大部分是老人、妇女和孩子，因为云南的青壮年大都已开赴中原参加抗战。

　　工程开始后，人们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疟疾大规模爆发，很快夺去了很多筑路者的生命。原滇缅公路工程师娄性回忆了那触目惊心的日子:怒江芒市这些低洼的地方都有恶性疟疾，恶性疟疾就是牛蚊叮了以后，发抖、发烧，然后贫血就死掉了。一批人倒下，又来一批轮换上，死得太多了。

　　疟疾尽管如此猖狂，但滇缅公路的建设却从未因此而停止过。在一些人死去之后，马上又会有一些人替补上来。但是在云南这个人烟稀少的地方，能够替补的只能是那些老人、妇女和孩子。

　　说到滇缅公路修建之难，其实主要难在公路经过的80％的路段是崇山峻岭。而这其中有一半是要通过坚硬的岩石地段。在这些地方，筑路者只能通过爆破来开山劈石，为滇缅公路强行开辟出道路。

　　滇缅公路不仅穿越了中国最崎岖的山区，而且也跨越了中国最湍急的河流:怒江和澜沧江。怒江的意思就是一条容易发怒的河流。每当雨季来临，暴涨的江水毫无阻挡，一泻千里。澜沧江也完全一样。

　　费时一个月，材料运抵建桥工地。两边的桥塔已经建好，下一步就是铺设钢索。这需要派人把一卷很长的绳子带过河去，绳子的另一端连着建桥用的钢索，人过河以后，就可以在对岸把钢索拉过河去。工程师们试图用船把人渡过去，但是，往往船刚一下水，就被湍急的河水冲向河中的礁石，撞成碎片。无奈之下只有派水性好的人带着绳子冒险游过去。一些水性很好的汉子陆续下水，但大多都失败了。最后，终于有一位强壮的汉子成功地游到了对岸。今天，在他生前居住的大桥附近的村子里，他的名字“王兆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在1938年间，怒江和澜沧江上一共架起了3座大型的钢索大桥。

　　它们分别是:惠通桥、昌淦桥和功果桥。这些桥成为滇缅公路上的咽喉，没有它们，整个滇缅公路的畅通就无从谈起。

　　1938年8月底，经过20万人的艰苦努力，滇缅公路终于通车了。由于武汉会战局势紧张，公路修通后几乎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其时《云南日报》专门为此发表社论，称滇缅公路的完工，就像给中国建立了一条强有力的输血管一样。在大后方，几乎所有的报纸都争相报道了这个极其鼓舞人心的消息。

　　滇缅公路的建成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据不完全统计，有两三千人将生命永久的留在了这条公路上。

　　然而在整个滇缅公路上，没有一座纪念这些劳工的纪念碑。据说在松山曾经有过一块纪念碑，但后来因为日军入侵滇西而毁于战火。

　　如今，当地政府正计划重新建造一座碑，以纪念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劳工们，尤其是那些老人，妇女和孩子们！

　　《远征之魂》读后感(七)：十万青年十万军

　　1944年，日本已经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中国战场已经从43年起转入反攻阶段日本军队在中国南方发动的豫湘桂战役，已经是拼凑起来的非精锐部队。

　　而接收了绝大部分国际军事援助物资，特别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陪都重庆，面临威胁，政府打算必要时，迁都西康。”，在这样的情况下，蒋介石发出“战争总动员”，发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这就是这句“一寸山河一寸血”的由来。

　　青年军是蒋家王朝在抗战末期所建立的一支政治性很强的军队。早在一九四三年，在大规模号召知识青年从军之前，为了补充驻印军的特种兵（如汽车团、炮兵团等技术性要求较高的兵种），曾由个别新兵补训处招收一些知识青年，成立了几个团，陆续空运到印度去。一九四四年日寇由湖南长驱直入，经广西到达贵州边境，重庆震动。为应付当时的局势，蒋介石提出“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号召知识青年从军，并成立“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委员会”，亲自担任主任委员，党、团、军、政各方面负责人及各大学校长、社会名流等担任委员，蒋经国也是委员一。

　　为了鼓励知识青年从军，还提出各种优待条件，如：复员后可以免考免费升学；愿意就业的可以优先就业；大学生可以公费留学，等等。这样，在很短时间内，先后成立了青年军九个师。蒋介石成立青年军的用意，不仅是为了扩充抗战力量，其更重要的目的，首先是在政治上与中共争夺青年，因当时许多爱国青年都认为到延安去是“抗日救亡”之道，其次是要把青年军办成一个训练干部的大学校，重建“黄埔精神”，创立新军，为大规模扩军、反共打内战作准备。因此，蒋介石对青年军的人事安排很重视，师长由他亲自挑选（实际上多半是陈诚、胡宗南推荐），团长由嫡系部队挑选少将级干部担任。团以下干部则由各部队择优保送到青年军训练总监部所属的干部训练团受短期训练后，选派到各师任用。青年军成立初期的各师师长是：二○一师戴之奇，二○二师罗泽闿，二○三师锺彬，二○四师覃异之，二○五师刘安棋，二○六师杨彬，二○七师罗又伦，二○八师黄珍吾，二○九师温鸣剑。

　　青年军训练总监罗卓英是陈诚的重要助手，副监兼东南分监黄维是陈诚的亲信干部。各师的主要官佐不少是陈系的人，以二○四师为例：副师长吴啸亚是陈的小同乡；参谋长唐肇谟、参谋处长卢庆善、六一○团团长胡一、六一一团团长黄绶绅、六一二团团长蓝啸声，山炮营、野炮营、工兵营的营长等，都是十八军（陈的基本部队）系统的人。政工人员则以蒋经国领导的三青团中央干校学员为骨干，把大专学校从军的青年集中起来，成立“青年军政工干部训练班”，蒋经国任班主任，训练为期一个月。第一期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开学，一九四六年一月结业，约一千人。训练班设在三青团中央干校内，工作干部完全由干校人员兼任。干训班的教育，基本上搬用赣南“江西青干班”那一套。蒋经国常常与青年一道活动，特别令人注目的是，他往往在寒冷的早晨，光着膀子带青年们跑步。他这种作风，当时曾博得青年人的好感。

　　政工班名义上虽属总监部领导，实际上除经费补给由总监部转发外，一切都是自搞一套。青年军成立政治部时，由蒋经国任中将主任。各师政治部主任，除余纪忠、范魁书（蒋经国的亲信）有实权外，大多数都是挂名的，实际工作由他的亲信副主任负责，如二○四师政治部主任刘炳黎（复兴社分子）是教授，除到各团作政治讲演外，一切具体工作都由副主任洪长铭掌握。各团督导员及师政治部组训科长、总干事等主要干部，均由三青团中央干校研究部学员担任。一般连级政工干部，则由政工班结业学员担任。从青年军的人事实排，已经初步看出“蒋介石——陈诚——蒋经国”的布局。有人说青年军是蒋经国登上政治舞台、准备接班的一股政治力量，这种说法不无道理。

　　蒋经国在青年军的政治工作，主要抓以下几点：一、通过康乐活动（文体活动）使政工干部与士兵打成一片（团有俱乐部、连有康乐室），二、通过小组活动，了解士兵的思想情况；三、逐步在士兵中培养爪牙。具体作法是：从每班士兵中各选出一二名，组成全团“小组长训练班”，由团督导员亲自负责，在师政治部协助下，经过一个月的训练后，回到各连任学习小组长；师政治部从每排士兵中各选出一名或二名，组成师“康乐干部训练班”，经过一个月的训练，回连协助连训导员搞康乐活动。以上这些经过短期训练的士兵，后来大多数成了蒋经国在青年军士兵中的骨干分子。

　　一九四五年九月日寇投降后，蒋介石最初决定把二○八师、二○九师合编为三十一军，由黄维任军长，开到杭州集中；二○四师、二○五师合编为第六军，由刘安棋任军长，开到粤汉路护路；二○二师、二○三师合编为第九军，开到沪宁路护路。不久又把第三十一军整编为二○八师，由吴啸亚任师长；第六军整编为二○五师，由覃异之任师长；锺彬军整编为二○二师，由罗泽闿任师长。

　　蒋介石最初并未考虑到第一批青年军很快就复员，因而未作复员的准备。约在一九四六年初，各师都有一部分青年要求复员升学、就业。蒋经国怀疑有共产党分子从中鼓动，乃密令政工干部在各连队组织“防奸小组”；同时为了安定军心，宣布复员前必须进行三个月的预备军官教育，期满后发给预备军官证书。在这三个月期间，一方面加强反共宣传，派一些反共教师到各师巡回讲演，如反共专家叶青曾到二○四师作过两星期的宣传；一方面集体参加三青团。青年军的师长刘安祺、覃异之，师政治部主任余纪忠、范魁书等成了三青团的中央干事，有些师长和政治部主任成了中央监事。有人认为，这是蒋经国用青年军来吞并三青团，曾提出过反对意见。至此，蒋经国实际上已控制了三青团。

　　一九四六年秋在庐山召开三青团代表大会时，听说蒋介石曾企图以三青团为骨干去改组国民党，因元老派及ＣＣ系反对，结果用“党团合并”来解这个矛盾。三青团的中央干事成了党的中央委员，团的中央监事成了党的中央监察委员，蒋经国的亲信郑彦棻成了中央委员会的副秘书长。从此，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也有了自己的一派。

　　青年军的复员管理工作，实际上是控制复员青年军的工作。“复员管理处”名义上由陈诚任处长，实际上由副处长蒋经国负责。管理处后来改为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由蒋经国任局长。一九四六年六月三日，正式宣布第一批青年军复员，并规定这一天是“复员节”。蒋经国控制复员青年军的作法是：一、复员前夕，以地区为单位成立“通讯小组”（如武汉通讯小组、郑州通讯小组等等），并创办《曙光报》作为通讯联络的刊物。各小组负责人是复员青年中拥蒋的骨干分子，直接与预干局联系，在各地上学和就业的复员青年军，既受当地三青团组织的领导，又参加当地的通讯小组；二、一九四七年改为“青年军联谊会”；三、每年夏季在各地组织夏令营活动，把各地的复员青年军集中起来，受一次短期训练。

　　第一批青年军大部分复员，其中一部分志愿留营的，由各师根据留营的人数，编成教导团或教导营（二○五师编成教导团），准备担任第二批青年军的班长或副排长，一律以预备军官待遇，以后根据工作成绩，分批送中央军校受训。复员的青年军分为“升学”、“就业”两部分。就业的送入新成立的就业训练班，在训练中陆续分配到各机关团体工作。升学部分中，上大专院校的，送入各地成立的补习班或直接进入各院校，上中学的，除介绍到各地中学外，可进入三青团在各地成立的“青年中学”。各校的复员青年军不少人成了破坏学生运动的打手。重庆的青年中学在解放战争中扩充成反共的武装部队。许多复员的青年军后来成了蒋经国“青年勘乱建国大队”的骨干分子，也是他建立自己特务系统的基本力量。

　　一九四七年七月，蒋介石在庐山亲自主持召开青年军干部会议，决定征集第二批知识青年。新整编的二○五师（我任师长）于一九四七年初分别由万县、贵阳开往粤汉铁路沿线，一面护路，一面招募第二批知识青年。各地方的三青团组织虽大力动员，但志愿从军的知识青年仍不踊跃，到八月才勉强招足。这时蒋介石电召我到南京，要我准备开往台湾接受美械装备。我便和孙立人（已内定为台湾训练司令）以及美国驻华武官苏洛一同飞往台湾察看训练场地。行前，我曾去见蒋经国，他正忙于到上海负责管制经济的工作。从他简短的谈话中，知道这次青年军接受美械装备是费了一番交涉的（因美国最初不同意装备青年军），用孙立人作台湾训练司令，是为了便于与美国打交道。看来蒋介石对孙立人，既讨厌他依靠美国人以自重（他到英国去接受勋章后，未经蒋介石的许可迳自访美，加强与美国的关系），又不得不利用孙以争取更多的美械装备。

　　二○五师于八月底开始由粤汉铁路陆续向广州黄埔港集结，运往台湾。因船只少，运输速度很慢，师部及直属部队十月初才到达台南高雄凤山营房，后续部队仍在运输中。正在这时，蒋介石电召我到南京，告诉我说，东北行辕主任陈诚要调我到东北去担任第八兵团副司令兼五十二军军长，要我准备到东北去。当时东北战局对蒋军不利，熊式辉、杜聿明已相继离开，我当然不愿去做替死鬼，便找蒋经国想办法。他这时正在负责上海的经济管制工作，刚从上海回来，一两天又要回上海去，看来很忙碌。他答应向蒋介石转达我希望免调东北的想法。第二天他给我电话说：“已电陈主任商量，可能免调。”过了两天，蒋介石召见我，仍要我去东北。我又去找蒋经国，他已到上海去了。第二天晚上，蒋介石又召见我，限我在十月十六日以前到沈阳行辕报到，我这才不得不去东北。蒋经国此时名义上虽已不负责青年军的政治工作（政治部已改为新闻处），但是青年军的重要问题，他还是过问的。他的政工干部也常向他汇报青年军的情况，对青年军的重要人事还得征求他的意见。如二○五师师长的继任人选，孙立人曾保荐唐守治，蒋经国却坚决主张提升副师长刘树勋。又如二○五师镇压地下共产党员伍瑞云等案，也是请示蒋经国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