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梵高》经典观后感集

　　《中国梵高》是一部由余海波 / 余天琦执导，纪录片主演的一部中国大陆类型的电影，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观众的观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梵高》观后感(一)：我的生活就是艺术

　　在飞机上看了《中国梵高》这个纪录片。本来带着偏见，觉得深圳大芬村里流水线临摹梵高画作的这群人并不理解艺术，只是为了生存日复一日机械临摹成千上万幅一样的画。结果在最后半个小时，为自己感到万分羞愧，眼泪也停不下来。后来说不出是什么感受，也许是心酸，不平，无奈，又敬服。再不起眼的地方，也足够孕育梦想了。这个人画了三十多万幅梵高的画，但从没看过原画，就希望有一天能去梵高博物馆。经济拮据，在客户的邀请下终于要咬牙去了，却发现现实的不公平。画的画450人民币卖给阿姆斯特丹的客户，客户却能以500欧卖掉；以为自己的画是挂在画廊里卖，却没想到是路边一个小小的纪念品。他失落而无奈，在看到真迹的时候，却更加迷茫。“我画了上万幅画，却不如他一幅。”但在梵高的路边咖啡厅实景前，他画起了画过万遍的路边咖啡厅，“我明白了，路边咖啡厅为什么梵高这么画”。画完后走在漆黑的巷子里，说：“梵高来了。”我觉得那时的他是最接近梵高的人了。

　　无比感慨的一幕是这一群带着些沧桑落魄的人在村子里的大排档里喝酒，但他们在谈论见到梵高真迹的激动，讨论艺术，讨论我是个画工还是艺术家，讨论怎么成为艺术家。他们因为需要挣扎着生活，需要不断妥协，需要坚持，才拥有着最朴素的对美的直觉，对美的信念。不带任何故作玄虚的清高傲慢，以最真诚的方式理解和表现美。

　　有几个对话，真是感触颇深。

　　在湖南农村老家。

　　-“我是画世界名画的，这个画家蛮有名的，梵高你知道吗？他的向日葵蛮有名的。”

　　-“范高？不知道。”

　　在阿姆斯特丹小酒店里。

　　-同行的人：“梵高画画也是为了生活啊，他多想自己的画卖出去啊。”

　　-“……不，梵高的一生是为了艺术。”

　　在大排档里。

　　-一个学徒：“我是很想画写实的，但是现在市场你知道，我不想最后像梵高那样悲惨的结局啊。”

　　-“你这样哭我也要哭了。要跟着自己的想法走啊。”举杯喝酒。

　　-“我不想最后像梵高那样悲惨的结局啊。”

　　“我的生活就是艺术。”

　　《中国梵高》观后感(二)：不是很中意剪辑但还是看哭

　　比如开头就用了煽情BGM，先抒情而不是轻快一点的讲故事，我这样的观众就容易有逆反心理。片尾也和片头一样，煽情BGM铺得有点长，好几块内容都是同一条音乐，节奏感就没了。

　　片头标题体例有点早期电视专题片，或者，我差点以为会出来“老井”这类的词组...

　　前半段的初期介绍，素材之间拼接感还是强了点，因为散，也没有小故事的起伏。难以做到收放自如的散文式剪辑的话，可能用一些设计镜头来连接会好一些？

　　影片整体的声音处理得不太好，不过进入博物馆那段人群嘈杂，他安静地进入画面很棒。

　　去梵高的墓地那段点烟插苹果太有趣，如果和老家上坟那个段落，拍摄下更多结构相似的镜头会不会更有趣？

　　他“靠画画来生活”，价格兑换和居住环境的信息量可以体现，吃饭很重要，尤其是家庭内的吃饭，几个吃茶聊天的场景倒很有趣，不过个人觉得“生活”还是体现得有一点单薄。

　　叠化、大特写的用法很加分。

　　咖啡馆、喝酒、在巷子里走、“我就是梵高”、呕吐这个段落很有剪辑感，音乐也很棒

　　——但是在巷子里走的部分好像是用了重复镜头？居然还是没有其他镜头间隔、连续着把同一个镜头用了两次，即使是黑暗看不太清，也挺敢的（

　　最后转向自己创作这部分内容MV化了，嗯，嗯，挺积极向上

　　但这样的记录还是会搞哭泪点低的观众

　　看到阿姆斯特丹广场上的纪念品亭，他局促又有点激动地走过去，说这幅就是我画的，就是这幅啊你拍过的。还有和向日葵和梵高自画像的对视，真正的对视。

　　真正的动人。

　　《中国梵高》观后感(三)：我印象比较深的几个镜头

　　男主的名字我忘记了，就先用 X 代替。

　　X 在床上想要说服他老婆让他去阿姆斯特丹的梵高博物馆。有一种专门为了拍这个镜头才心平气和说话的感觉，说话用词都很生硬，不像是夫妻正常商量问题的口气。

　　X 在回到老家后的晚上哭着对镜头讲自己的故事的场景。

　　出发前 X 的表情，能够看出来对旅途的憧憬。

　　看到自己作品的纪念品店时兴奋的表情。

　　X 从店里出来后在门口抽烟。表情很困惑，不理解为什么自己的画能够在这里卖这么高价钱，感觉自己吃很大亏。（这个镜头是我最喜欢的）

　　晚上在酒店和朋友聊天的那一小部分。

　　在梵高博物馆里看梵高原作时候的眼睛。

　　在街上画画的背影。

　　回国之后和朋友们在酒桌上为人师、吹牛逼的样子。

　　这几个镜头给我的印象很深，让主人公的性格成倍地清晰展示出来。但是还有一些画面更像是为了增加一些电影元素适应剧情发展刻意加进去的比如蹲在马路上的那一个片段。总体来讲，是一部分非常好的纪录片电影。

　　《中国梵高》观后感(四)：中年男人的解脱之旅

　　#中国梵高# 与其说是关于画，不如说是关于一个男人的少年梦与现实。 刚开始很不喜欢赵小勇，他是对现有生活沾沾自喜还以自我为中心的男人。尽管他在镜头前小心翼翼，尽管导演想要灌输他是个追梦的画工，但他所有的坚持与执着为的都只有他自己。 影片中，一家人少有的旅行去的是深圳世界之窗，他一个人的旅行去的是荷兰、法国；回老家祭奠父亲时，冲天炮炸响了整个山头，祭拜梵高时带的是一束清雅的花；第一次看四奶奶为她拍了照片，第二次则是为她做了幅画。赵小勇的梦想在他眼中其实是另一个世界，一个让他逃避、给他慰籍但却十分遥远的世界。 赵小勇就像皮囊里贫苦羞涩却坚持要盖4层楼房的母亲，倔强、可怜，却不值得同情。 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绘声绘色地在餐桌上描绘梵高展览馆时那个兴奋豪迈的模样，和他在异国夹着尾巴逃走的败相截然不同。 他不知道，去荷兰与其说是圆梦，不如说是将梦想揉碎碾压进现实的过程。虽然痛苦，但起码能让这个大芬村的中年男人，不必终日憎恶自己原有的生活，而是活在坦荡荡的失败之中。

　　《中国梵高》观后感(五)：你们为什么笑？

　　从踏入画工这一行当算起，他画了30万张梵高的画。

　　模仿，会是一个有感情的动词吗？

　　赝品，它承载的起抄袭者的内心世界吗？

　　如果我的回答是——是。

　　会不会有人开始嘲笑。

　　不规范影评就谈谈纪录片《中国梵高》让我联想到的几个词吧。

　　一，电影海报

　　影片前半段，渴望目睹梵高真迹而不得的小勇，让我想到《空房间》的海报。

　　意境相似，但人物应该更疏离。

　　我会这样构思这幅图。

　　女主角换成小勇，他拥抱着的人是 一个略显拙劣的梵高蜡像，而真实的梵高站在小勇的面前，面无表情。

　　隔着距离，小勇闭着眼，欲亲吻而不达。

　　一种抒情的渴望。

　　我很想追究的是，小勇对梵高这位名画家的情感变化曲线。

　　影片的最后，当小勇终于去到阿姆斯特丹，终于来到梵高纪念馆，终于走进其画作里的美丽小镇，终于站在梵高墓碑之前。

　　尊重、怀疑、哭泣、沉思、打击、欣赏、五味陈杂。

　　一个赐予你工作的人，你靠着他死后留下来的画作的印刷品，活了半辈子。

　　一个给予你生活的人，你拥挤杂乱的的作画工坊充斥着他画作的影子。

　　一个激活你艺术生命的人，你在临摹中开始反思，挣扎着想要表达自己。

　　一个距离你遥远又陌生的人，一个你根本离不开却又看不见的人阿。

　　影片中有一幕，小勇严肃的要求一个年轻的画工，修正画作中的笔触和颜色以满足顾客的要求。

　　小画工顶撞了几次，终于闹开脾气，甩手不干了。

　　这一幕，许多人笑了。

　　谁年轻的时候，不是这样子呢？

　　谁知道小勇年轻的时候就没恨过梵高？恨过他画的每一幅画？

　　毕竟，没感情的事，做着做着就腻了，就烦了。

　　你临摹世界名画有什么了不起？

　　还不是抄。

　　要感情吗？

　　不要。

　　为了什么？

　　还不是为了钱。

　　艺术是你还敢要求老子？

　　工作是你说什么小的就去做。

　　忽然想到，小时候我妈朋友的小孩，点点大的时候被逼着学二胡。

　　学的时候，要死要活的，说什么不干。

　　等上初中了，有一天忽然对他妈妈说：我好喜欢二胡啊，不开心的时候拉一拉，心里好舒服！

　　虽然二胡曲子都是别人写的，但感情是自己拉出来的。

　　真的，什么事都一样。

　　单调的事，你只要开始用感情 ，它就开始不一样了。

　　你的世界，也豁然开朗，快乐和疼痛便一同开窍。

　　二、拟态环境

　　传播学里有一个专业术语，叫拟态环境。

　　拟态环境，又称为似而非环境。是指大众传播活动形成的信息环境，并不是客观的镜子式的再现，而是大众媒体通过选择、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向人们所提示的环境。

　　即你所认识的事物，并非其本貌，而是传达者的认识与描述。

　　让我联想起这个词，是源于，“小勇”们，一辈子画的画，都是对着一本本粗糙的美术书完成的。

　　可悲,也心凉。

　　在媒体中，拟态环境是由媒介造成的。

　　而在小勇的世界里，拟态环境是由阶级造成的。

　　不存在媒介的阻挡，梵高的真迹真实的存在，它不虚拟。

　　只是小勇一直没有能力接近而已。

　　我不懂艺术，没受过美术熏陶。

　　我想，若是有一天，我有机会踏入梵高博物馆，欣赏他的画作。

　　相必也是走马观花，打卡式的路过。

　　我敬佩、尊重、觉得梵高伟大、了不起。

　　但这种感情不是基于我对他艺术作品或是人生经历的认知与掌握。

　　而是因为他是梵高啊。

　　世上只有一个梵高啊。

　　我，像普罗大众，心怀的是一种盲目地崇拜。

　　不走心，虚伪的很。

　　而小勇呢？

　　我知道他的感情一定很不一样。

　　尤其是在他讲他做梦的那一幕。

　　梦到梵高和他说话的那一场。

　　有多少人，生长于优越的艺术环境，浑浑噩噩，恣意生长，他们连虚度光阴都是一种能力的汲取。

　　有多少人，终其一生都摆脱不了恶劣的生存环境，拼命努力，却让“更上一层楼”固化成一个难以企及的梦。

　　现实就是这么颠三倒四。

　　让努力和动真感情的人看上去可笑又滑稽。

　　那个站在梵高画作面前怯生生的问保安可不可以摸一摸的人，

　　比很多人都更了解梵高的画。

　　但说出来，你们信吗？

　　不信。

　　你们只会笑。

　　三、剥削

　　遥远的异乡，竟然有一个角落，盛满自己的“艺术”作品。

　　“这是我画的”。

　　一种“他乡遇故知”的自豪与亲切。

　　450元卖出的画，在欧洲卖到500欧元。

　　8倍的差价。

　　让我看到了剥削。

　　但又有谁不是心甘情愿被剥削呢？

　　要是哪一天，你发现你的客人剥削的不是你了，怕是要伤心欲绝吧。

　　小勇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相必内心也是复杂。

　　人分三六九等。

　　所以，艺术分等级吗？

　　影片中，当画面出现小勇自己创作的一副反映真实画室生活的画作时，我看懂了。

　　我很笨。

　　我是一个如果听不到故事，就看不懂画的人。

　　也许是听过小勇的故事，所以觉得他的画很美。

　　我知道，在看纪录片的过程中，很多人都笑了。

　　大家笑的理由应该很丰富。

　　比方说，一个农民工式的KTV场景。

　　比方说，一个小学文化的人大谈育儿理想。

　　比方说，一个没上过美术学的人为她到底要不要走“写实”这条道纠结而哭泣。

　　我丑，我瘦，我穿品不行，我马大哈，我吊儿郎当，我粗俗，我抽烟喝酒，我满口蛀牙，我吃大排档，我把内裤丢在地上随便擦，我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我靠卖赝品讨生活。

　　我特么抄了半辈子别人的画，

　　终于敢创作了，想表达了，就不配叫艺术？

　　你们为什么笑！

　　《中国梵高》观后感(六)：你把自己都否定了，哪来的精神觉醒，哪来的中国凡·高？

　　说私心话，我不希望这个纪录片被广泛传播。

　　即便视频和照片中都无流水线生产的痕迹，文字说明依然要加上他们在流水线画世界名画。早些时候，网易转载了纽约客关于油画产业的报道，在豆瓣上收获近万个赞，其景怵目惊心-------幼稚园的小孩都看得明白，这是个非常低级的文不对图的文本错误（实际上是先入为主的偏见成为了非正常的社会常识）。我见过许多类似的报道：展示油画产业血汗工厂的现象，表现商画人蓬头垢面的形象，以至于毫无新鲜感。

　　导演余天琦说影片要谈的更多的是：“画工自己的精神觉醒和艺术进步”；赵小勇则表示：“画师们必须走原创之路。这也是这部获奖电影对这个行业的启示。”而这大概就是大芬画师所谓的精神觉醒吧。

　　无根无照的画师们对身份的焦虑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身心健康，大芬村这些光着膀子躺在画布上让人摆拍的画师，就像失魂落魄的行尸走肉，接受着人们的怜悯和轻蔑。

　　这样的评价对一位女性导演来说可能不太友好。从纪录片操作层面来看，其想要表现的行业深度探索并没有合适的展示，倒使预设的个体立场明显。我们应该清晰地认识到: 个人出路的自我完善解决不了行业的矛盾；让人人都成为艺术家的主张也不能带领我们走出行业困境。

　　你把自己都否定了，哪来的精神觉醒，哪来的中国凡·高？

　　这是一个中国商画人的留言，给自己，也给你们。

　　《中国梵高》观后感(七)：李鬼见李逵

　　很好看的一部纪录片，“李鬼见李逵”，很有戏剧冲突的一个故事，素材很充足，剪辑流畅，人物表现的也很丰满。

　　梵高已过世100多年，他既没想到自己死后能拥有如此巨大的名声，大概更无法想到在遥远的中国，竟然有这么大的一个群体依靠手工复制他的画作维生，这种题材通过纪录片的影像来展示，看着乌泱泱的一群人在画室里打着赤膊，临摹着《自画像》、《向日葵》、《星空》等梵高名作，感觉很奇妙。

　　在许多人以往的观念中，原本成为一个画家，应该是门槛很高同时也很需要天赋才有能力养活自己的一项工作。但在本片中，所谓画工的“作画”，是对原作的临摹复制，说更难听点，就是抄袭（片中也借着路人出租车司机之口说出了这个词），它只是农民工南下深圳打工为着谋生而掌握的一门手艺。不过在画了几十年之后，就像很多不甘平凡的普通人，画工也有了自己艺术上的追求，包括对于梵高的极度崇拜。他们组织在一起集体观看梵高的传记电影，在纪录片的镜头下，每个人在烟雾缭绕的环境中都张大嘴巴，彷佛这一刻都进入了幻境，在场的每个人都将自己带入成了电影里的梵高。

　　因此看到画工来到阿姆斯特丹那一刻，我会有一种梦想终于“抵达”目的地的感觉，还是很被这一幕所触动。包括赵小勇在美术馆看到梵高画作真迹后，看着他面对真迹“颜色果然不一样”的恍然大悟，那种自己活了一辈子只是在模仿和复制别人不甘又落寞的心情，都通过影像直接呈现，给观者带来很强的刺激观感。

　　这部纪录片好看的另一面也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导演为了整体剧情的流畅与圆满，牺牲了摄影机原本所应该去保持的距离，有几处剧情明显是没抓到实际生活画面，通过摆拍补拍完成，这样的预设引导放在纪录片里很刻意，有些减分。

　　整个纪录片最难忘的一幕是画工回乡后有一晚，突然对着镜头哭诉回忆自己读书只念到初一，母亲说家里太穷读不起了，人能在镜头前释放真实自我，那一刻的影像冲击是许多表演无法比拟的。能抓到这样的镜头不易，但他也是纪录片能变得精彩的关键。

　　《中国梵高》观后感(八)：梵高教

　　这个故事在我看来，是个关于信仰的宗教故事。

　　也看了《挚爱梵高》，比起那一部优美，且不失悬疑感叙事的成熟作品，脑海里却不断出现这部制作上，似乎只有摄影取胜的纪录片。

　　观片结束，有位让我觉得特别像导演安排的托，提了一个导演为何只关注了个体，避而不谈群体的问题，当然原题没有如此温和，问题指向了赵小勇（男主）现在的单张作品售价翻倍，而大芬村其他人却依旧在那座潮湿闷热的城中村里找活路的差异化对待。

　　我想说：梵高因为画作卖不出去，到现在都还被文人挖着坟吐槽，可他只是从学画第一天开始就没停止过画画。而“村”的改善，总会因为个体逐步的改变，随时代进步。 并且，我觉得从成本和叙事角度，这部电影选择一个主角的角度展开一段具体的故事，是一个很好的结构全片的方式。量体裁衣。

　　我自己看完只是在想，每个宗教都有那么多的宗教故事，教义，或者仪式。那么“梵高教”是怎样的宗教文化呢？这要从赵小勇没有在意妻子的劝阻那一刻，就决定了这一次朝圣之路说起，它并没有《冈仁波齐》那么艰辛，但对于他的现实生活，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

　　信仰，本就跟赚不赚钱，有没有观众没关系。那是一个让我们一张张的画出自己句子的过程而已。

　　对于群体？我想他已经成为大芬村的一位传教士吧。很多人在讲赵小勇因为梵高收获了订单，手艺，作品…可我认为最可贵的是他收获到的信仰。不是说“梵高”应该被铸像立碑，奉上神坛，更不是每个人都要欧洲“朝高”之旅。生活苦短，能在这样一段路，找个方向才是最幸运的馈赠。而我感谢赵小勇的人生故事，让我感受到的“梵高教”的神奇之处吧！

　　还有，比起黑幕重重的社会问题纪录片，这碗瓷实的“荔枝”鸡汤挺回血的。

　　《中国梵高》观后感(九)：内外交困的「中国油画第一村」：告别梵高、达芬奇，然后呢？

　　写在前面的话：

　　片子本身是优秀的，充满张力，虽有设定的痕迹，但对赵小勇这个个体的呈现是妥帖的。可放在整个大芬村的背景中来看，它还不足以展现这个神奇村落的全貌。赵小勇的挣扎与矛盾，在大芬村内有更多元和痛苦的面向。这些不同的面向一点点撕裂了大芬村。

　　村外的力量也早已对大芬虎视眈眈，这里不再是可以安心作画卖画的小村落。内外交困的大芬，如今仍保有庞杂且草根的生命力，事实上，在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的新语境下，大芬村上下都表现出了强烈的转型渴望。它即将告别梵高、达芬奇，可然后呢？

　　从今年七月开始，我以实习记者的身份，多次前往大芬村，访问画师、画廊主，试图勾勒出这个自下而上野蛮生长的城中村如今的样貌。最后交出的作品不算圆满，但相信这已是目前对大芬村现状最详实的纪录之一了。

　　原文刊于香港端传媒（需翻墙）：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0913-mainland-Dafen-transformation/。编辑所拟标题为《「油画工厂」大芬村：复制够了，想要高大上》。

内外交困的「中国油画第一村」：告别梵高、达芬奇，然后呢？

　　画廊老板蔡楚生常跟朋友讲一个故事：一个身价过亿的大老板，买了一栋别墅之后，用大芬村临摹的世界名画做装饰。画很贵，但蔡楚生很不屑：「你不要说你的房子装修到多豪华，也不用说你有多少钱，你挂这幅画就把你的形象搞没了。」

　　蔡楚生40来岁，曾以画工身份工作了十年，如今在深圳市大芬村拥有一间画廊。 「商品画，再高档也是商品，」这位画廊老板坚决道，尽管他画廊的订单大多来自国内的酒店、会所和地产商，从他画廊里走出的商品画最终会被钉在这些地方的墙壁上。

　　大芬村位于深圳市布吉街道，这个面积只有0.4平方公里的城中村聚集着超过两万名画师和逾千家经营油画产业的门店。 1989年，香港画商黄江带着一批画工来到这个客家人聚居的村落，创办了一间油画工厂。他从香港接订单，临摹各种世界名画。此后数十年间，中国各地的画工和画商纷至沓来，大芬村成为国际知名的油画生产基地和交易中心。至2015年，大芬村交易额超过42亿人民币。

　　但无论是当地政府还是大芬村的画工，都表达出迫切的转型需求。这个长期背负着「中国山寨」包袱的村落，渴望在国际交易低迷、国内消费升级的新语境中，描绘不同以往的发展图景。但转型之艰难，或许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在原创艺术交易中心里学跆拳道

　　蔡楚生的画廊位于布沙路上，在路边的奶茶店、休闲会所和酒楼之间有一条小路，绕过画廊向后走，便是2009年落成的「大芬油画交易广场」。在当地政府规划中，广场的角色是「原创艺术交易中心」。

　　但落成三年后，交易广场仍门可罗雀，2012年，政府不得不再次招商，希望吸引「原创画廊」入驻，依旧不如愿。如今，广场内部已被教授跆拳道和英语的课外培训机构占领，烧烤店和网吧环伺四周。

　　交易广场的尴尬处境，显示出政府规划与大芬村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也是大芬村转型困境的一个缩影。广场远离大芬村核心区，也远离熙熙攘攘的人流，包括慕名而来的游客、求画心切的画商和寻找灵感的艺术家们。大芬村内的画廊都不愿进驻交易广场开店，一位画廊老板直言：「给我们倒贴钱（我们）也不会去。」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一度令大芬村出口订单量锐减60%。赶来「救驾」的是大幅增加的国内订单。彼时中国政府推出四万亿投资计画，国内建设项目剧增，需要装饰的墙壁数量随之井喷，带动大芬村的年营业额成倍增长。

　　与此同时，迅速崛起的中产阶级推动了国内艺术品消费市场的成长。据欧洲艺术基金会2016年发布的报告，2015年，中国艺术品消费额达118亿美金。从2005年至2015年，尽管期间经历数次下滑，中国艺术品市场销售额整体增长了330%。

　　大芬村无疑从这一趋势中分到了一杯羹，但这杯羹既不够多、又不上「档次」，还有虎视眈眈的力量在争夺。

　　因低端油画生产入行门槛不高，在中国各地散布着大大小小的「画工村」，包括和大芬村齐名、同样发轫于80年代的福建厦门的乌石浦油画村和福建莆田的油画产业。事实上，早在2007年，大芬村油画的年营业额已经被莆田超越。

　　如今走入大芬村的任一画廊，问及画作出自哪里的画师，多半会得到这样的回答：全国各地都有。随着深圳房租和生活成本的水涨船高，画师们正在大批离开大芬村，有的去了其他「画家村」，有的在拥有稳定的订单来源后索性回家工作，再将自己的作品快递回大芬村，订单的所有操作，都在微信上完成。

　　「内忧外患」缠身的大芬村想要转型。 2016年，大芬村所在的深圳市龙岗区政府发布《大芬油画产业基地综合发展规划》，要擦亮大芬文化产业品牌，从低端临摹油画转向高端原创，用三至五年的时间将大芬村建设成深圳「十大特色文化街区」之一。

　　中国城市规划院深圳分院的王婳，曾是大芬南片区更新规划小组的成员，在她的记忆中，政府、村集体、开发商、规划师及建筑师等各方利益的博弈，贯穿了整个规划过程。

　　在政府的宏观规划中，大芬南片区应该成为一个油画产业的服务中心。但对开发商来说，住宅才是「更易变现的产品」，这一思路亦得到了村集体的赞同。矛盾在于，一片高档住宅林立的区域，其昂贵租金就足以吓退一众画师，何谈服务油画产业？

　　野心勃勃的大芬村想要走高端原创的路子。在官方宣传语境里，这样的定位早就有了成功案例——太阳山艺术中心。

　　2006年，安徽人陈求之在大芬村买下一块地皮，建成太阳山艺术中心。和大芬村狭窄街道里赤裸上身作画的画工相比，陈求之更符合人们对艺术家的想象：他穿着麻布衬衫，宽松长裤，将自己的书法风格命名为「激扬文字」。

　　陈求之此前也是做临摹油画起家的，但他拒绝将自己的工作和大芬村的画工画上等号。 「我们是互相抵触的，这边是搞低档画的，我们是独立完成的临摹复制品。」

　　大芬村的画工和画廊老板们，却对陈求之的发迹史讳莫如深。有人拒绝对他做出评价，有人认为他的作品毫无艺术性，也有人绘声绘色地描述他是如何靠跟政府领导拉关系做到今天这么大。

　　太阳山的存在，同大芬村形成了一种格格不入的对比。这是一栋古色古香的建筑，内部装饰的设计感十足，但走出太阳山的圆形拱门，四周都是村民修建的灰扑扑的民房，画廊的招牌和电线杆错杂分布。

　　尽管以大芬村成功范例的身份被推广，陈求之并不觉得自己的成就可以归因大芬村：「（我）好像跟大芬村没有一点关系，我在哪里都会成功的。」问及大芬村是否还能生长出太阳山这样的艺术中心，他说：「很难，非常难」。

　　渴望转型原创的大芬村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太阳山在商业上的成功，是否孕育自大芬村的土壤？

　　「复制复制不停地复制」

　　1992年，蔡楚生的父亲到深圳出差，偶然路过大芬村，他兴冲冲地告诉儿子，如果你真的喜欢画画，可以去大芬村，既可以画画，又可以赚钱。彼时蔡楚生刚高中毕业，他带着100多块钱，从三百多公里外的广东省揭阳市来到大芬村，进了黄江的画厂。他很快发现，自己喜爱的国画和书法，在这里赚不了钱，所有的订单都是油画。

　　黄江的画厂在一栋农民房里，一整层楼作为画室，每位画工可以分到一块墙壁来作画。初来乍到的蔡楚生必须要跟一位老师，老师接下订单，再分发给学生。蔡楚生的画画基础好，相比其他画工，他很快熟悉了油画技巧。

　　1993年春节过后，蔡楚生离开黄江的画厂，租下了一个房间，开始自己接单。

　　九十年代中期，已经有数百名画工在大芬村聚集。那时画工收入很好，蔡楚生平均每天可以赚100多元，而电子厂工人的月薪不过5、600元。 「当时画画是很吃香的，工人们一听到你是画画，就好像感觉你很有钱的样子。」

　　蔡楚生常常中午起床，下午两三点时开始画，一直到夜里两三点。他享受那时的生活状态：「那时候才20来岁，根本不会考虑存钱，就想着今天晚上几个人去哪里玩、吃饭，花到差不多没钱了又开始画画。」

　　1998年，蔡楚生结婚、生子，养家糊口的压力陡然加大，他惊觉原来接单画画无法养活一家三口。彼时蔡楚生早已厌倦了商品画：「自己天天像机器人一样，复制复制不停地复制，你会讨厌这种生活。」

　　蔡楚生想转型。 2002年，他用全部积蓄开了两间店面，成为画廊主人。两年后，幸运的蔡楚生赶上了时代的浪潮。

　　2004年，深圳召开首届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大芬村作为唯一一个分会场，上演了千人现场画同一幅油画的奇观，从此名声大噪。来自世界各地的画商、游客、记者蜂拥而至，怀着兴奋好奇的眼光打量着这个小小的村落。

　　这是大芬村命运的一个拐点。 2003年，大芬村的年营业额还只有0.8亿人民币，到2005年，这一数字跃升到2.79亿。那一年，中国制造了世界上70%的油画，其中80%来自大芬村。从2006年至2008年，大芬村每年的出口额达到12亿元人民币。

　　蔡楚生今年四十来岁，四年前将画廊交给妻子运营，自己则向香港画家王秋童拜师学艺，专攻水墨画，计画在五年内出师，走入艺术品收藏市场，成为受认可的画家。

　　蔡楚生赶上了大芬村市场最繁荣的阶段，「我04年开的这家，从第一个月开始，就没有亏过。刚开业就有生意，到现在。」即使是令大芬村订单锐减的金融危机，也没能伤筋动骨。他肯定地说：「如果你是08年前在大芬开画廊的，你还亏本的，那就真不知道怎么说了。」

　　文博会之后，无论是此前靠商品画攒下一些积蓄的画工，还是外地来的画商，纷纷选择开办自己的画廊。他们很快把大芬村从单一的油画生产基地，变成了生产及交易的重镇。

　　「以前没有画廊，没有店面，都是画画的，」蔡楚生说，「我们不喜欢一楼，要住二楼三楼，一楼卫生不好，蚊子又多。」

　　更多的画工涌入了大芬村。他们面临着和前辈们一样的命运：从画商品画开始，接订单，大量临摹。不同之处是，大芬村的租金也和名气一样飞涨了。

　　2012年，广西人黄阿德来到大芬村，在两栋民房之间的巷道里租下了一块墙壁，用来展示自己的作品，他每天都站在巷里画画，早晚回到附近简陋的家里，依然对着墙壁画画。

　　2012年，广西人黄阿德来到大芬村，在两栋民房之间的巷道里租下了一块墙壁，用来展示自己的作品。他每天都站在巷道里对着墙壁画画，希望吸引游客注意，并拿到更多订单。

　　如今，像这样的墙面画廊，大芬村有近300家。这些庞杂且草根的生产力，其实与90年代聚集在这里的画师们一脉相承，曾是带动大芬村发展的原动力，但如今却和大芬村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大芬村所在的街道办事处认为，这些墙面画廊在巷道内自搭雨棚、占道经营，存在安全隐患，今年5月，一些墙面画廊收到了政府的整改通知。

　　蔡楚生并不喜欢这些墙面画廊：「感觉有点扰乱市场，因为（他们）费用很低，也把大芬形象拉低了。」

　　黄阿德对这一说法愤愤不平：「只是他们自私的说法，为什么画画会降低大芬的地位？如果没有人在这里画画，游客会来吗？」

　　蔡楚生和黄阿德的分歧或许在于，当作为第一代画工的蔡楚生全情投入到追逐原创、高端的梦想中时，黄阿德这样的草根画工则像一根刺一般提醒着蔡楚生——大芬仍是那个临摹油画的小村落。

　　大芬村的主旋律，从来都是商业和市场

　　黄阿德觉得政府的定位「好奇怪」，「大芬又不是纯粹搞原创的，不是想推动原创就能做起来，你必须有那些画家过来，有人在这里收（原创）画，这样才能做下去。 」

　　他的看法和王婳不谋而合。 「自由的艺术家，是出现原创艺术的先决条件」，北京的798艺术区和宋庄莫不如是。王婳认为，大芬村从一开始就是画工和画商的聚集地，商业和市场——从来是大芬村的主旋律。

　　一个简单的例子，不少画工们口中所说的「转型」，并非转向原创，而是从临摹西洋油画转向仿制「新中式」油画，因为国内家装市场对这类油画的胃口愈来愈大。

　　在南片区更新项目的博弈中，王婳也完成了对大芬村的再认知——品牌价值和成熟市场才是大芬村安身立命的根本。她给了大芬村这样一个定义：「仿艺术区」。

　　王婳认为，大芬村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建立了一种相对独立、链接全国或全球的服务网络。比如，在大芬村画廊出售的画作，绝大部分都不是在大芬村创作的，而是大芬村根据市场需求向全国采购的。再比如，大芬村发达的画框、画材等行业，也是在全国范围内做生意。

　　「大芬油画」这个品牌才是大芬村的核心竞争力。王婳在《大芬：一个仿艺术区的未来》中论述道，未来的大芬村，不应该执着于艺术化转型，而是利用「大芬油画」的品牌建成一个多种产业集群的平台。

　　大芬村有近300家墙面画廊，这些庞杂且草根的生产力和大芬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

　　另一种看法是——临摹难道就不是艺术么？

　　美国记者Bianca Bosker曾出版一本关于中国「山寨」西方建筑的专著Original Copies。在书中，她引用了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史学家方闻的观点：「在中国，艺术仿制品并不像西方一样被赋予黑暗的内涵。」在中国绘画和书法文化中，一份精妙的副本，同样可以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也能被当作是技术和文化进步的表现。因此，仿制文化在中国具有容身的土壤，「山寨」在这里可以获得比西方更高的容忍度。

　　「临摹和复制是不同的，」蔡楚生说，「大芬村出品的商品画，绝不会把画家署名也复制上，每幅画画出来都不一样」。

　　在以大芬村画工赵小勇为主人公的纪录片《中国梵高》中，来自湖南的赵小勇从1997年开始临摹梵高，至今已临摹了超过10万幅。 2017年，《中国梵高》获得北京国际电影节最佳中外合拍纪录片奖，赵小勇的画作从过去的一幅几百元，上涨到最高1.2万元。

　　令人颇感意外的是，纪录片大火后，赵小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己要转型做原创，「大芬村要活下来，画师们必须走原创之路。这也是这部获奖电影对这个行业的启示。」

　　大芬村虽由临摹名画开始，但如今众多画师也开始走上原创之路。

　　当大芬村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思考转型的同时，留在这里的画工们则要面对更为复杂的抉择：现实、理想、艺术追求以及作为画工的职业边界和狭窄未来。画自己的画、靠自己的画赚钱——依旧是每个画工最初的梦想和最终的企盼。

　　四年前，蔡楚生将画廊交给妻子运营，自己则正式拜师香港画家王秋童，专攻水墨画。每周一节课，他计画在五年内出师，走入艺术品收藏市场。和蔡楚生一起学画的还有深圳另外三家画廊老板，大家都有着相似的经历和打算。

　　画商品画的间隙，黄阿德也会画原创画，尽管目前还没有画廊收。偶尔有散客看中黄阿德的原创画，他也不卖，他觉得那些人还是在用商品画的逻辑去看自己的原创画，开价三四百，「那没必要啊是不是？」黄阿德觉得，自己的原创怎么也得卖一千多吧。

　　如今，蔡楚生又回归了九十年代初画商品画时那种蓬勃的状态：每天在自己的画室里，作画，看书，品茶。他再不用为生计忙碌，有了更多时间回归「艺术本身」。画一幅原创的水墨画和画一幅大型商品画，可能都只需要一天的时间，但现在，他会把珍爱的作品挂在墙上，润色好几天。画出来了也不急着去卖，留着等以后有机会送展。

　　近几年，大芬村每年都会举办「全国（大芬）中青年油画展」，蔡楚生觉得，油画展造就了不少参展者，这是大芬村受到艺术界认可的一个好机会。

　　在他的圈子里还有很多「老画工」在做同样的事，这是他们自己的路径，也是他们设想中大芬村的路径。

　　「成功起码是有道理的，也要时间积累，」蔡楚生说。

　　（尊重受访者意愿，黄阿德为化名）

　　《中国梵高》观后感(十)：纪录片《中国梵高》：大芬村农民工画匠如何寻找梵高

　　不为时人理解的艺术家还少吗？荷兰国家博物馆正对面不远处那座现代风格的建筑，就是赫赫有名的梵高博物馆。它在《艺术新闻》全球博物馆百强排名中位列第34，夹在榜单上一堆以国家、宫殿、君主、元首、财阀命名的场馆中，显得格外突兀，充满讽刺意味。

　　如织的游人鱼贯而入，饱览梵高真迹后又蜂拥而出，周围的纪念品商店就成了这种文化旅游的直接受益者。在那里，人们可以花几欧元买到印有梵高画作的明信片，也可以花几十上百欧买到质量不同的仿作。但来自全球各地的游人们恐怕不会想到，这些仿作竟出自一批中国农民工之手。纪录片《中国梵高》讲述的就是这些深圳大芬村画匠的故事。

　　陈凭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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