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花那么凉
那时，我是怀着梦想的十七八岁的女生，那时，我一直想的是：离开这座略带土气和灰败的小城，越远越好，此生永远不要回来才好。
电影院只有一个，四四方方的建筑。院子里种满了泡桐，每年春天来的时候，开了艳粉粉的桐花，命贱的桐花，犯贱似的招摇着，却终逃不过颓败的命运——掉在地上，又大又烂的一朵。我简直厌倦至极，仿佛对整个少年时光厌倦至极。
也去录像厅。
更乱更脏，带着明显的堕落和坏。
抽烟的少年，故意装酷。戴了大耳环的少女，斑驳的墙，破烂的棉布门帘，又大又破的音箱，还美其名曰“镭射影院”。
斜歪的小黑板上，写着即将放映的录像的名字。无非是肥皂一样的港台片，那阵我迷恋周润发，因为帅到让人眼晕。也喜欢过温兆伦——他有一种从容的坏。
录像厅的凳子真硬啊，坐上去十分不舒服。粉色或黄色的墙上落满了苍蝇屎和蚊子血……我和她买了一包瓜子，一包爆米花，看粗制滥造的港台剧，武打或言情。黑暗中有女生尖叫：你不要碰我。那种黑色的、暧昧的、带些坏的紧张，充满了压抑的快感。
地上有啤酒瓶，一块钱一瓶的当地产啤酒，通宵录像常常放，我没有看过通宵，总觉得再怎么样，还是要回家的。何况，录像厅的名声实在是坏——仿佛是坏少年的集散地。坏的东西，总有一种神秘的蛊惑力，仿佛无法抗拒的地心引力，知道坏，还要往更坏里走。
没有看过录像和翻墙看过电影的少年时光，如何不算过得痛快淋漓。
还有文工团。
我因为迷恋那里面漂亮的女人和有几分帅气的男人，常常绕道路过那里，我是故意路过。
女人带着风尘味道，唱评剧。男人会在樱花树下弹吉他——我几乎在哭着喊着要去学吉他，央求母亲给我买一把吉他。我母亲花了65块钱给我买了一把吉他，在暑假里，我跟着那个男人去学弹吉他了，他名字中有个岩字，过了这么多年，我还记得。跟着他学的还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我们在那个年代，是有着浪漫梦想的文艺女孩男孩儿，后来，男孩去了美国，女孩在北京任高管，我也离开了故乡，而那个叫岩的男人，离了三次婚，现在，穷困潦倒。
学吉他的黄昏，我能注意到他的眼睫毛一闪一闪的。好象带着许多吉光羽片……其实是我十七岁的黄昏里在迷恋一种物质，有漂亮而风情的女演员在等待他一起去吃饭，他装做毫不在意，眼睫毛因为长，就显得过分的慵懒了……后来我小说中的男子，常常会有这种慵懒的气质。
文工团排练评剧时，我常常去看。
在周日，我站在台下，看他们排练《刘巧儿》。那个演巧儿的女孩子真俊呀，小纤腰一把，眼下面一颗痣，像一滴生动的眼泪……我看着，其实内心是有倾慕的，我也愿意来唱戏——如果我有嗓子。
我过度地厌倦高中生活——因为面临高考的压力，我觉得我应该游迹于江湖，跟着一个草台班子，四处游走。
更过分的想法是：我要和班子里最帅的最红的男主角私奔，当然，最后我把他抛弃了最好。
这是十分浪漫而恶毒的想法。想起来时风日洒然，非常过分的自我迷恋。
那些浓艳的、传奇的、俗透了的录像厅、文工团，在后来我坐在豪华影城里，花一百块钱买一张票看大片《阿凡达》时，远远没了这种况味。
后来，我遇到过唱刘巧儿的演员
她不可能认得我。
我却认出了她。
认出是因为她眼角下的那颗痣。如果不是那颗痣，我想，我不会认出她来——她在廊坊评剧团了，我去看我的一个朋友排演的河北梆子《吕端》，在狭窄而逼仄的楼道里，我遇到了她。
是她。
只有她，眼下面有这样一颗痣。那么清晰而明显，她比从前胖了有多一半，正在兜包子——韭菜鸡蛋馅的。
那破旧的楼道，那带着八十年代味道的楼道，完整的呈现在我的眼前——脏乱差，电风扇无聊地转着，水泥地上有脏水。而她穿着大背心，肥厚的肉流出来，她有了白头发，头发乱七八糟的用一只卡子别着，卡子上镶了塑料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