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现金取代福利，一场危险的实验
用现金取代福利，一场危险的实验
米尔顿·弗里德曼是有史以来影响力最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贡献，乃是在知识传播上，掀起了自由市场的潮流。弗里德曼总能在政府包办的领域，找到一些突破口，加进个人选择的因素。比如变征兵制为募兵，实行教育券制。弗里德曼的负所得税设想，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所谓的负所得税，就是政府划定一条贫困线，收入在此线之下者，不只是免缴一般税费，政府还给予补贴。根据不同贫困程度，补贴有类似累进税的调整。越贫困的人群，所得的补贴越多。随着收入增加，补贴也相应减少——按照弗里德曼设想，负所得税不是为了均贫富，纯粹是确保贫困人群能有基本收入。
这不是福利主义吗？弗里德曼主张自由市场，怎么会提这种方案呢？要回答这个疑问，先要看此项制度的设立背景。若是改革之前没有社会福利，负所得税确实是一项新增福利。面对成型的高福利社会，负所得税旨在改变弊端，或许能起一些作用。
负所得税制度是有前提的：以派发现金取代福利系统。政府不再举办公立医疗、公立学校、社保局这类机构，居民不缴纳养老金和保险。政府下放一笔钱，居民有什么饥寒疾病，自己到私人市场购买。弗里德曼甚至提出，若实行负所得税，针对穷人的食品券也可以取消。
直接发钱和社会保障，两项其实都是福利主义。在彻底的市场派看来，正确的选择应该是两项都予否定，选择自由市场的第三条道路。从增进认知的角度看，直接发钱和社会保障有没有高下之分呢？
我的看法是，直接发钱会比社会保障好一些。前者简单便捷，便于核算。政府把钱直接打到居民账上，不必建立官僚系统和公立机构。同样一套系统，公立机构的成本会比私立机构高得多。这些成本耗费可能比民众所得福利还要多。把钱省出来发给民众，减少了浪费。
一个政府主导的福利性行业，普遍是臃肿、低效的公立机构，私营企业很难存活。潜在的繁荣失去，改善的希望泯灭，这才是福利主义最大的祸害。取消福利系统，可以把政府干预减到最小。私营企业还是市场主体，由他们提供民众所需服务。这总比一潭死水好得多。
弗里德曼是自由市场的鼓吹者，向政客和民众传播理念，难免要作出妥协变通，以获取更多支持。改良也符合市场派主张——正如我们很难呼吁取消全部税收，只要减税，哪怕减税1%，也应当承认边际上的改善。
弗里德曼是一位市场派斗士，坚定的反福利主义者。负所得税制，只是瓦解福利的探索。他的意图是把近百年福利体系连根挖起，使之变得简单轻便。由于这套理论太过激进，触动了现代福利大厦的根本利益，因此一直停留于纸面。
最近几年，国际上流行一种叫「无条件基本收入」的思想。所谓无条件基本收入，就是政府每个月给民众发钱。无论此人境况如何，都能不劳而获。前段时间瑞士公投的全民发红包，就是一种无条件基本收入制。福利主义者为获取左右各派支持，还把这项发明安在弗里德曼头上。(人生哲理 www.wenzhangba.com)
表面上看来，无条件基本收入很像负所得税制，都是政府向穷人派发福利。深入理解其主张，你就会发现很大差别。在《资本主义与自由》里，弗里德曼明确指出：负所得税专门针对贫穷，是一种较为轻便、简单、低成本的「国家托底」。弗里德曼一直谴责福利养懒汉，主张取消社保体系。负得所税与其说是福利，更像人道救助，只管不饿，不管吃好，想要生活过得好，还是得工作。
至于无条件收入制，它的目标是创造更美好未来。它希望人们不必为生计担忧，不成为工作的奴隶。这样的理念，已经和共产主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每个人按照兴趣和擅长工作」差不多了。这是多么有乌托邦色彩的实验。
目前，国际上已有国家尝试无条件收入制。去年，北欧国家芬兰就打算向国民每月发800欧元。很多中国人很羡慕，其实芬兰人正在经历痛苦的「削减福利」。发放现金，代价是很多社会保障会被取消，以此减轻财政负担。这和弗里德曼思路类似，不过真正施行起来更复杂。福利如同毒瘾，易吸不易戒，往往旧的福利没有砍掉，新的红包就发下来。
多年以来，瑞士左派人士一直在推动无条件收入制。他们对支持者施予利诱，强调政府应承担更大责任，好给个人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对于政策的反对者，他们则说，这项政策可以取代现有社会福利——实际也只是说说而已，真要动手削减福利，每一项都是千难万难。
2013年瑞士经济联合会计算，若全民发工资，瑞士政府需支出约2016亿瑞郎，而原有福利体系只是减少约600亿瑞郎支出。无条件基本收入，本质上还是全民加福利，最终还是由企业和纳税人承担。福利主义者扛出市场派大师的旗帜，耍了个花样，以期增加福利。幸好，这个企图被今年的全民公决挫败。考虑到公决有近1/4支持率，支持者几乎是年轻人，若是十几年后此项提议再被付诸公决，结果未必乐观。
负所得税设想，从最初不被看好再到后来被利用，也提醒市场派人士，在妥协退让的改革设计中，一定要考虑变形风险。政治是很复杂的博弈，官僚系统对于事关自身利益的改革，往往会选择性地吸收。对于利益切割的改革，往往盘根错结，百搬阻挠；对于增加事权和利益的改革，则往往非常欢迎。
清初学者黄宗羲论及中国税制，曾经提出一个「黄宗羲定律」。从唐朝到明朝，很多改革的初衷都是简化税制。结果往往是旧税去而复返，新税根深蒂固，改革变成了增税。今年中国实行「营改增」，很多企业都在抱怨，名为减税，实为增税。一些旧税制的漏洞被堵死，新税制却异常严格，避税无门，企业负担实际加重了。政治操作中的与虎谋皮，往往变成异常凶险的陷阱。这也是倡言改革，制度设计者应该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