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个讨人喜欢的小伙子，没犯任何错，却在众目睽睽下被杀
按 | “谣言止于智者”，可当人们更愿意做愚人，更愿意做“吃瓜群众”时，往往会有无辜的人被牵连进一场命运的悲剧。马尔克斯用一个故事，为你揭示群体沉默的杀伤力。
y 阿谷君
前段时间，在网络上“10大新文化”的盘点中，“吃瓜文化”名列前茅。
顾名思义，曾经我们乐于发声，如今却止于围观吃瓜。热门事件反转太快，无论从哪个维度来说，表态的成本都越来越高了。
这一社会乱象让我想起了马尔克斯的一本书，叫《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这也是马尔克斯继《百年孤独》后，影响力最大的一本书。
作者：马尔克斯
翻译：魏然
《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继承了《百年孤独》起名的优良传统，人物的名字一个比一个难记，随便揪几个出来都令人头大。
怪不得有人说，分清了马尔克斯笔下的人物，这本书也就理解大半了。
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名字听起来就不像真事儿。可它不仅是真事儿，在当今社会中，它日日都在发生。
新郎叫巴亚尔多·圣罗曼，出生于显赫的军人家庭，父亲是上世纪内战中的英雄。
巴亚尔多·圣罗曼对新娘安赫拉·维卡里奥一见钟情，安赫拉却觉得“他太像个大人物”， 不想嫁。
可安赫拉清贫的家庭逼她嫁过去，理由是：一个以勤俭谦恭为美德的家庭，没有权利轻视命运的馈赠。
多可笑，金钱、地位成了衡量人品的标准。他们把巴亚尔多的求娶当作命运的馈赠，把女儿嫁入豪门这件事，看作是麻雀飞上枝头的高攀！
这本质上是打着“为你好”的幌子，沦为不平等爱情的帮凶。婚姻中的双方，不应该有任何一个人觉得自己是委屈低就。
最好的爱情，是没有一方在其中受委屈。我们比肩而立，势均力敌，平等尊重，不分高低。一旦有人觉得自己委屈了，就总想从别的地方找补回来，进而对对方的失误不依不饶。
所以，当巴亚尔多得知安赫拉不是处女时，当天晚上就把她送回了家。全然忘记了就在几个时辰前，他们还在为盛大的婚礼狂欢。
被退回娘家后，安赫拉被母亲暴打了足足两个小时，还被哥哥们质问“是谁干的”。
仿佛早有预谋，安赫拉几乎是立刻念出了那个名字——圣地亚哥·纳萨尔。
一位何其无辜的被害者
安赫拉口中的圣地亚哥·纳萨尔，今年刚满二十一岁。他继承了父亲留下来的农场，生性快活、心胸宽广，是个讨人喜欢的小伙子。
从妹妹口中得知圣地亚哥的名字后，兄弟俩挑了最好的刀，浩浩荡荡出了门，逢人便说：“我们要杀了圣地亚哥·纳萨尔。”
但没有人把这句话当真。
实际上，兄弟俩并非真心想杀圣地亚哥，他们如此大张旗鼓，恰恰是希望有人能出面阻止，好让他们“从可怕的承诺中解脱出来。”
只可惜，所有人都因各种各样的原因保持了缄默，成为了悲剧的帮凶。
女厨知道有人要杀圣地亚哥，出于私人恩怨，没有告诉他；
有人从门下塞进来一封提醒信，但在凶案发生很久后，那封信才被人注意到；
就连圣地亚哥的母亲，也在儿子还有几秒钟就能迈进家门时，阴差阳错地关上了大门……
那些本来能够阻止这场凶杀案，却什么也没有做的人，都找到了聊以自慰的借口。他们说：“捍卫名誉是受害者当事人的权利，别人不该介入。”
每个人都有理由原谅自己，就像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觉得自己有责任。
可他们终究过不了自己这一关，最终被压垮：
就连行凶者维卡里奥兄弟，一个失眠数年，另一个呕吐不止……
可笑的是，经过审理，法官竟找不到任何指明圣地亚哥毁人清白的证据。只有安赫拉本人一直不松口，咬定圣地亚哥是侵犯她的人。
众人不约而同地默认了圣地亚哥的无辜。或许一直到死，他都不明白自己为什么遇害。
“圣地亚哥，我的孩子，你出什么事了？”
“他们把我杀了，韦内姑娘。”
圣地亚哥死了，死在大庭广众之下，死在所有人心照不宣的沉默中。
过去，我们总认为言语才能伤人，可在当今社会，沉默也是足以致人于死地的。
正如马丁·路德·金所说：最大的悲剧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过度沉默。
这个悲剧让我想起麦家笔下的《两位富阳姑娘》，也讲了一场因“处女膜”引发的血案。
作者：麦家
一位女兵体检被发现处女膜破裂，被组织遣送回家。组织说她作风不良，战友喊她“破鞋”，连她父亲也恨不得打死她。
女孩得不到任何善意的问候，选择了自杀。验尸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处女膜完好无损，原来是认错了人。
女孩死后，文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过道上站满了人，据说都是死者亲人，也不知从哪来这么多亲人，想必与死者沾一点亲故关系的人都来了。走道上闹哄哄的，院子里哭声连成一片，也没人去做安慰工作。”
多可笑，若不是这些人毫无依据的指责和鄙视，但凡有一个人能多问女孩一句，她都不会死得如此决绝。
新郎把新娘送回家后便开始酗酒，一瓶接一瓶。后因酒精中毒被家人抬走，从此杳无音讯。
新娘一家搬走了，父亲因打击过重去世，两兄弟入狱。新娘终日伏在绣花机前劳作，似乎已经淡忘了过去的事。
但她没料到的是，从巴亚尔多将她退回娘家的那一刻起，她竟无法自拔地爱上了他。
躺在沙发上抽泣时，她在想他；
母亲将纱布敷到她脸上时，她在想他……
这种猝不及防的爱与思念，连她自己也吓了一跳：“我为他发了疯，彻底地发了疯。”
正如马尔克斯所说：“原来爱与恨是一对同消共长的激情。”
她开始给他写信，一封接一封，足足写了17年，疯狂，热烈，又执着。
她始终没有收到任何一封回信，直到有一天，在寄出两千多封信后，她终于等来了那个心心念念的人。
巴亚尔多·圣罗曼带着一箱没有拆开的信件，说了句：“好吧，我来了。”
这个爱情故事，抑或说是凶杀故事，看似荒诞，其实是根据真人真事记录的。
1951年，马尔克斯的朋友在全镇人面前惨遭杀害。自此，马尔克斯四处走访搜寻资料，以一种玩闹、戏谑又惨烈的手法，把故事写了下来。
他说：“我们这样做并不是由于渴望解开谜团，而是因为如果不能确知命运指派给我们怎样的角色和使命，我们就无法继续活下去。”
在这场人尽皆知的凶杀案里，巧合太多了。但凡有一个人在刚好的时间里通知了圣地亚哥，或许他就不会死。
只可惜，那些各怀鬼胎的看客，以一种隔岸观火的态度，生动诠释了隐藏在冷漠与疏离之下的众生相。
“宿命让我们无所遁形”，于是，巧合变成了必然，圣地亚哥必须得死。
大难临头，方能看清人性。死在众目睽睽之下，却没有一个人阻止，这太可怕了。或许圣地亚哥怨不得任何人，但每个人其实都不无辜。
这个故事之所以历经百年，仍有如此大的影响，是因为它从未过时。
荒诞的故事，映射了当代人遇事漠不关心、吃瓜看戏的行为。而袖手旁观、明明可为而不为，本身就在助长罪恶的气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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