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英隐居在壶山

　　樊英隐居在壶山

　　“井邑斜连北，蓬瀛直倚东。秋高岩溜白，日上海波红。”唐代诗人翁承赞《题壶山》诗词中的壶山想必不是河南鲁山县的壶山。因为在我的印象中，去山西长治市东南就见过壶关山；去福建莆田也见过壶山。反倒我的家乡河南鲁山的壶山从没有听说过，也根本谈不上去过。若不是因为读了《秦汉隐逸问题研究》这本书，对于樊英，还知之甚少，谈不上了解。因他和延笃都属于鲁山人，在研究鲁山人物时，得以知道樊英隐居在壶山。

　　史书上关于樊英的记载并不多见。《后汉书》中有樊英大概故事，这种记述在百度中不出左右，大略相同，但更详实的资料则无从问津。宋代《太平广记》中对于樊英的记载十分零星，主要是取材于《后汉书》，掺杂一些乱七八糟的不知其源的故事传说，不是装神弄鬼，就是玄之又玄，让人眼花缭乱。《后汉书》如下记载，樊英从小就在三辅今西安附近受业，书上说他通晓《五经》，尤其对《易经》尤为精通，乃是当世的权威性人物。我查历代易经传人，樊英赫然在列。两汉时代，研究古今文经（古文经与今文经）是显学，而且分门别类，学派林立。古今争执达百年之久，王莽篡汉玩弄经学，推崇的就是古文经。樊英因为对《易经》有独到的领悟和见解，综合而成一门学问，即时人所称的“樊氏学”。此“樊氏学”在当时十分流行，大家从四面八方慕名前来，为的是能跟从樊英学习《易经》。樊英之所以不能名列儒林，最后把他归入方术士阵营？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在东汉的显学到了南朝宋人范晔修《后汉书》时，已蜕变为“衰学”。只能委屈樊英到方术士行当充当角色了。

　　“樊英灭火”的故事可视为例子：“樊英，隐于壶山。尝有暴风从西南起，英谓学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嗽之。乃命计其时日，后有从蜀来者，云：“是日大火，有云从东起，须臾大雨火遂灭。”

　　《后汉书》原文第一句：樊英字季齐，南阳鲁阳人也。作为东汉末年的大隐士、大学问家，樊英历经5帝，即汉安帝、汉顺帝、汉冲帝、汉质帝和汉桓帝，其中冲、质二帝御宇时间非常短，都不足一年之数，因此樊英先生大体生活在安帝、顺帝和桓帝三世。这三个皇帝在位的时候，正是东汉王朝迅速走向毁灭的阶段。汉安帝刘祜政治上毫无建树，可在宠幸女人上毫不逊色。阎姬后被册封为皇后，成了安帝龙床上的专宠，但奇怪的是她并未能为安帝生产一个儿子。安帝死后，阎皇后为了保全自身，施计废掉了安帝的长子刘保，即后来的汉顺帝，另立幼儿刘懿为皇帝，她搞起了垂帘听政。没想到刘懿只在龙椅上坐了7个月就成了短命鬼。刘懿死后，曹腾（曹操的父亲曹嵩乃是曹腾的养子，原姓夏侯氏）、孙程等19位宦官发动宫廷政变，拥立被废的刘保即位，就是汉顺帝。汉顺帝即位后立刻就废黜阎太后，以报当年之仇。汉顺帝即位时年方11岁，政权操切于众阉宦之手，有拥立之功的19个宦官俱都封侯，开启了给太监封爵的先例。汉顺帝长大后，性格懦弱，相反纵容宦官与外戚相互勾结，导致梁氏外戚揽政长达20余年。政府更加腐败，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到了桓、灵二帝的时候，宦官与外戚两股势力反目为仇。梁氏外戚衰落后，新的外戚力量崛起，但面临的情况却迥然有异，很难再恢复到梁氏当政时的不可一世；而以“十常侍”为首的宦官势力则又重新抬头，他们挟天子而发号施令，与外戚集团争夺权力，相互倾轧。这些情况樊英都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以樊英先生学贯古今的学识，早已通晓盛衰之理，对东汉王朝的覆灭之势心中了然。儒家信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处世理念，解决之道都在“独善其身”。樊英则隐身壶山，广招门徒，把自己渊博的学识传承下去，希望后继之人有所作为。

　　樊英的隐居授徒，使得他的名声大噪。汉顺帝知道后，就让人拿着策书，预备好丰厚的礼物和大量钱财，征召樊英入朝为官。樊英以当官为祸事，无异于架上油锅，绑赴刑场，因此称病坚辞。汉顺帝大怒，对樊英所隐居的地方--壶山的地方官大加斥责，并命令地方官用马车强行将樊英送到京师。樊英无奈，也不好难为地方官，只得进京，但到了京师以后，仍然推说病重不能入殿面君。汉顺帝再次命人强行将樊英抬入殿中，樊英以鲁山人特有的一股倔强劲，端坐在座椅上，不肯行君臣之礼。面对樊英这个倔老头，汉顺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从此闲云野鹤朝堂之上，汉顺帝和樊英的关系僵持不下，殿上的氛围骤然紧张。汉顺帝怒不可遏的说：“樊英你算什么东西？告诉你，朕可以让你生，也可以让你死；可以让你荣华富贵，也可以让你贫穷下贱。不要在朕面前装大瓣蒜！你一介草民，三尺贱命，凭什么轻慢朕的命令？你读了一辈子的经典书籍，连最起码的人臣之道都不懂吗？”樊英并不因为汉顺帝的恼羞成怒而恐惧，慢条斯理的说：“陛下的话，言之差矣。老朽行在世上，接受的乃是天命。能够平平安安颐养天年，是天命使然；人生不幸，多灾多难而不足长寿，亦是天命使然。陛下怎么能使我活，使我死，让我富贵，让我下贱呢？我见到残暴的君主就好像见到了仇敌，见面尚且引以为耻，何况是殿下称臣呢？对于陛下让我做官的命令，老朽死也不能接受。老朽身居陋室，埋首青山，教书育人，虽是一介平民，但却怡然自得，自感无异于陛下之尊，这又有何低贱的呢？不合乎礼仪的俸禄，即使非常优厚我也不接受；如果能实现我的志向，即使非常粗陋的饮食我也不厌弃。试问陛下，贫穷与富贵在我的眼中有什么差别呢？价值取向不同罢了，请陛下不要勉强。”汉顺帝还算聪明，知道强扭的瓜不甜，再逼迫下去，樊英恐怕就会以死相拼，那样的结局并不为汉顺帝所乐见，也有失庙堂的体面。汉顺帝此时倒也钦佩樊英的老而倔强的性格。除了发自内心的尊重以外，另一个使汉顺帝不敢把倔强的樊英怎么样的原因，则是樊英所代表的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那就是樊英的人数众多的弟子门徒，他们聚在樊英先生的门下，一起学习“樊氏学”，久而久之就使樊英成为既成事实的学阀。学阀是相对军阀而言的，军阀靠枪杆子，学阀则靠笔杆子。东汉后期出现了一些累世专攻一经的家族，比如弘农杨氏，祖宗几辈人都擅长欧阳《尚书》之学，自杨震以后，累计四世，都做到了太尉、司空、司徒这样显赫的职位。像这样的家族，他们的弟子门徒动辄成千上百，这些弟子门徒进入仕途后，又形成了一些累世公卿的家族，这些家族世居高位，门生故吏满天下，成为能与宦官和外戚势力相抗衡的士大夫阶层。以学阀为背景形成的士大夫阶层的力量不容小觑。东汉末年，针对宦官和外戚互相争斗的邪恶气氛，士大夫阶层发起了“清议”运动，他们坐论时政，臧否人物，在政治极端腐败的情况下起到了激浊扬清的作用。樊英算不上大学阀，但最起码也算一个有声有色的小学阀。他的弟子门徒数以百计，做什么官的都有。汉顺帝非常注意笼络人才，他在位的时候，太学的学生人数多达三万，乃是历代之首，决不会因为樊英的一丝倔强而令天下樊氏学的门生故吏寒心。汉顺帝不能使樊英屈服，然而尊重他的名声，让他到太医院做免费体检，并按月送去羔羊和美酒，以表示国家尊重贤士之意。就这样，樊英在京师度过了两年光景，汉顺帝好吃好喝好招待，向樊英执弟子之礼樊英先生看汉顺帝态度如此谦恭得体，冷漠的态度有所软化。

　　到了阳春三月，万物复苏，百花竞相盛开。汉顺帝派人把樊英请到皇宫，摆上一桌好酒席，预备好了讲坛书案，席前向樊英俯身下拜，行弟子之礼，完毕就向樊英询问朝政的得失，并授予樊英五官中郎将之职。樊英接受官职，但并不是改变了初衷，而是为了使汉顺帝有台阶可下，要不然显得太过于死板刻薄。樊英做五官中郎将没过两个月，再一次向汉顺帝打了辞职报告，理由仍然是病重无法履行职责。汉顺帝无奈，知道这两个多月的五官中郎将对樊英来讲已属勉强为之，因此并不多做挽留，慨然应允樊英先生以光禄大夫的身份致仕退休。一段不可逆转的风波过后，樊英先生得以重新回归自己喜欢的生活。他回到壶山以后闭门谢客，反省自身。

　　一天，他正在菜园浇水，遇到从此路过的河南人张楷先生，他们早年曾一起被征召过，因此彼此熟识。张楷先生对樊英说：“天下有两条路，一是出仕，二是隐居。我以前认为你能够辅佐天子，以利当世之人；没想到你拿自己珍贵的身家性命作代价，激怒万乘天子，后来又改变自己的初衷，享受天子赐予的官爵禄位，但你只是敷衍塞责，并没有献上经时济世的主张，这样子你就进退两难了。”樊英深以为然，不禁陷入沉思。一会儿，他对张楷说：“先生说的是，我当时接受官爵禄位只是为了使天子能挽回薄面，未曾多想，经先生一提醒，我的处境果真是进退两难。享受国家的爵禄就要为国出力，尽忠尽孝，而不能隐居起来；要想安然的过隐居的生活，就得义正词严的辞掉爵禄，做到了无挂碍。谢谢先生教诲。”送走张楷先生后，樊英先生决意彻底隐居，摆脱一切干扰隐居生活的阴影。想好后立刻修书一封，投递给有司衙门，声称自己无功不受禄，请求国家收回颁给自己的荣衔。国家开始不答应，因为光禄大夫乃是汉顺帝亲口加封，谁也不敢擅自做主撤销或收回。但后来樊英先生一而再再而三的申请撤销，有司衙门只好向上级请示。汉顺帝获悉后，知道樊英先生终无意于国事，就不再勉强，撤销了对他的封赏。樊英先生由是摆脱两难境地，从此闲云野鹤，一心一意的过起了隐居教书的生活。

　　秦汉两代流行谶纬之学，尤以东汉最为壮观。光武帝刘秀十分迷信谶纬学说，并在谶纬学说的帮助下取得天下；东汉建立后，鉴于谶纬学说的神奇效果，刘秀决心光大这门学问，使其成为东汉王朝的主导思想；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皇帝老儿既然推崇谶纬学说，那些正拿着或即将要拿国家俸禄的儒生必然趋之若鹜，谶纬之学由此如日中天，盛极一时，以至于检验一个人的忠诚度和学识力，也要看其对谶纬学说的态度是否虔诚。“谶”分“语谶”和“图谶”两种，通俗来讲就是神秘预言术，用诡秘的隐语或是令人费解的图示，来昭示上天的种种吉凶祸福，借以宣誓某种政治意图。而“纬”则有别于“谶”，它并非凭空捏造，而是依托于古代的圣贤书，再进行另类解说，就是利用迷信方术和神秘预言附会儒家经典。后来“谶”和“纬”两种有别的学说渐趋交汇融合，形成新的谶纬学说，最终完成了汉代经文的神学化。 谶纬学说的渊源大概有三种，其一曰：《河图》、《洛书》上面所载的神话和神秘预言；其二曰：战国时期的阴阳五行学说；其三曰：西汉大儒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三种学说的相互杂糅即诞生了神秘莫测的谶纬学说；三种学说虽各有擅场，但根源却不外乎《周易》，而樊英恰恰是研究《易》而大有成就的学者，故在当时的情况下堪称硕儒。

　　颖川人陈寔自小跟随樊英学习，樊英曾经生病，妻子派侍女拜问，樊英从床上下来答拜。陈寔觉得奇怪，就问樊英，樊英说：“妻是齐的意思，妻子与丈夫一同供奉祭祀，据礼没有不答拜的。”樊英的恭敬谨慎都像这样，享年70多岁，在家中去世。

　　提到樊英的为人，历来褒贬不一。东汉大臣李固在《遗黄琼书》这封信中，规劝了其友黄琼识时应征，“辅政济民”。汉顺帝永建年间（126），屡次辞谢征召的黄琼又被朝廷征聘，当走到纶氏（今河南省登封县），忽称病不行。李固向来仰慕黄琼，遂写了这封催促他赶快来洛阳的信。文章先从立身处世着笔，劝导黄琼为人应介乎“隘”与“不恭”之间，指出若要“辅政济民”，当今正是时机，用以激励黄琼。接着用“峣峣者易缺”六句说明声望太高容易降低，名声过大实际才能就很难相称的道理。并以鲁阳樊君的行事，证实“峣峣者”的“易缺”，“皦皦者”的“易污”；又用胡元安等人的实例申说了“盛名之下”往往是“其实难副”，告诫黄琼要有自知之明。最后以恳请对方速赴洛阳任职，彻底洗刷“处士纯盗虚声”的愿望作结，点明写信的用意。全篇既有婉而讽的规劝，又有发人猛醒的鼓励。行文多用侧笔和假设猜测的语句，委婉曲折，动听感人。黄琼后来到洛阳任议郎，这封信起了推动的作用。而相比樊英，个性使然，有鲁阳公挥戈止日的豪迈、大气。敢于面对皇权不低头的态度令人敬佩。其对易经、风角、术数的研究，也功力深厚。汉代杨雄对风角推崇之上，这种利用风向判定吉凶的能力想比是樊英独具，他用其技术传授别人，也无形中成为鲁山师傅中最耀眼的一个。隐居壶山的同时，鲁山在汉代还有两个隐士，可惜其故事、生平无从考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