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琐忆

　　母亲琐忆

　　 刘郎闻莺•1997年2月1日

　　一九九六年九月二日晚十时半，母亲离我们而去了，享寿六十晋七，距离父亲去世的一九七四年四月，有二十二年零五个月。

　　一

　　我曾经对我的兄妹和我的同事们说过，母亲百年之后，我只长跪不哭。说这句话的时候，还是母亲很健旺的年月，根本就没有估计到母亲会在六十多岁时患上绝症离我们而去这个情况，还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我之所以这么说，是拿了母亲和父亲做比较而言的。父亲英年早逝，无论在当年，在死后那一段长长的日子，抑或是现在，无疑犹如一把利剑，直刺我们兄妹脔心，使我们兄妹长期陷于噩梦连天之中。父亲的悲哀，父亲的遗愿，父亲的困兽犹斗状，时时如在目前，令我们无法解脱。和父亲比，母亲要幸运无数，她在中年时终于看见了社会的曙光，沐浴了社会的朝阳。母亲迎进了一个又一个儿媳妇，带大了一个又一个孙儿孙女，送儿女送孙儿女一个一个读完了初高中，甚至是读完了大学，眼见他们一个个谋得了可心的职业，端起了一只只盛满饭菜的金饭碗，看见儿孙们一个个创立自己的家业。母亲从容地丢下相伴自己几十年的纺车，告别了田畴的耕耘，在太阳底下在火塘旁边含饴弄孙。最重要的是母亲从一个人下人变为铜盆冲最让人钦羡受人尊敬的长辈。母亲在晚年真正是做到了不愁柴米油盐，不愁钱花，用村人的说法是“享清福”了。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父亲在世时想都不敢想的活生生的现实。

　　可是，我毕竟还是哭了，背着人我大哭两场。而且在葬母亲于毛禁山后回到学校的头一个月里，我一直魂不守舍，心在疼痛在流血，如锥在刺。

　　大哭母亲两次，一次是伯母过来哭灵之时，我看不得别人流泪，听不得别人的嚎啕，何况是伯母在哭母亲，便自然跟着哭了起来。自知母亲得病而随侍在侧而母亲病逝，一百多日郁积于胸的悲愤如决堤洪水，汹涌泻出。哭过了，也就好了，心情也就平静了许多，又开始操持母亲的丧葬大事。第二次哭母亲，是在归葬母亲之后的九月十日离家返校时，当我锁上我的堂屋大门之时，我再也抑制不住失去母亲的悲哀，很伤心地哭了起来。我避开一家人弯着走，怕引发他们的伤心。我从家里哭起，走背地坡一直哭到潘寿山后岭，坐在山岭上还哭了好一阵。我这一次是嚎啕大哭，妻子跟在后头也不止住地一路伤心落泪。母亲晚年住在我家，守着我的一幢独屋。只要母亲不去长沙住，我什么时候回家都可以看见一个干干净净的家，有条有理的家，像一个归宿的家，我走的时候是从不锁门的，这美好的一切都随着母亲的去世而远离了我的生活。

　　送母归山后，我第一次回铜盆冲是在母亲圆寂之日，屈指算来已经有四十日了。这四十天，我在学校忙得昏天黑地，依然不忘母亲，失去母亲锥心刮骨般的疼痛感犹在。回到家，打开我的房门，只见室内一片狼藉，鼠害猖獗，地上霉腐气味十足，母亲用过的家具仍在眼前，我更是伤心不已。其时，人患重感冒，更感心事沉重，遂一言未发，只跟着家人一同吃饭，一同上坟山，焚纸钱，作祭祀，洒扫墓地。

　　后来的日子，去铜盆冲老屋的次数多了些，为屋场公事，也为三叔修坟墓事，还有继儿结婚事。有好几次，我都没有去打开我的房门。与人聊起此事，我说，我实在是怕开了房门，母亲在与不在的区别实在是太大了。而且，满屋遗物，触目伤怀。村人劝我说，老人不在无系理。我却不这么看，特别不这样看我的母亲。

　　二

　　第一次有母亲的印象是一九五八年的秋天。那时，我不满四岁，和文兄住在群乐钟家庄幼儿园。长兄在杨家边祠堂里读书，二??苍谥蛹易?蠢显海?盖啄盖自诰┕愀聪吖さ兀??芤凰甓啵?娓改冈诠さ赝卸??Ｒ患移呖谌耍?系睦希?〉男。?驼饷此姆治辶训胤稚⒆拧

　　一天，轮到母亲来钟家庄幼儿园探视我们兄弟，我们把这一天当做一个隆重的节日来准备和庆祝。在幼儿园阿姨的带领下，我们扫地铺床，准备好吃的。那时，我们小朋友根本就没有“妈妈”的概念，也不知道妈妈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妈妈就在外面做事，我们看不见她们。幼儿园的阿姨天天领着我们疯玩，偶尔听到妈妈要来探视我们，先头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显得高兴，只是等到妈妈们都来了，久违的亲情让我们一下子清醒过来，我们立即扑入妈妈的怀抱，再也不愿意离开那个温暖的地方。疲惫的母亲那天差不多抱了我整整一天。我不下地，不吃饭，也不听阿姨的话，不要文兄来亲近母亲，也拒绝副食的诱惑，反正是叫母亲抱着，生怕母亲走掉了。

　　分手的时间到了，我用小手围住母亲的脖子不肯下地，母亲怎么哄我也不听，后来是母亲和我一起哭。几个阿姨强行解开我的手，将我从母亲的怀里夺下来。母亲从幼儿入园的栅栏的门口跨出去，一步一回头，我是哭着喊着要母亲，栅栏门口站众多的幼儿园阿姨，她们用小凳子挡住门口，只留下一个小口子，我们一群依恋母亲的小朋友寻找缺口要冲出去追赶母亲，走到任何一个缺口边就有一条小凳子挡过来。我们才有三岁多，能有多大的能耐啊？没奈何，就只知道哭，呼天抢地，又哭又喊，声震屋宇，泪水成河，那一幕便永远地定格在我的心坎上，记忆过早地派上了用场。

　　在钟家庄幼儿园到底呆了多长的时间，我并不清楚，但是第一次有母亲的印象便是那一次。

　　三

　　在茶盘庄的几年，是我家最苦难的一段日子，也是母亲最难熬的一段日子。

　　一九五九年，我们一家回到了铜盆冲。可是我们宽绰的住所新堂屋被让公的生产队强占了做仓库，他们不打算归还。让公认为那是“富农财产”，父亲胆小怕事，让公不肯归还，他便不敢去理论。我们一家七口有家归不得，只得借住在房祖美君爷爷家里。美君爷爷在外工作，家里没有人，只有两间又破又暗的房子。走进那房子，直教人发颤，在黑暗的长巷子那头最黑暗的房子里，二??惨斐Ｆ骄驳厝ナ懒耍?淝槠渥矗?两袢岳??谀浚?谷四淹?６??补?朗保?肀卟⒚挥屑父鋈耍?揖褪瞧渲械囊桓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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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和母亲无奈，带着剩下的三个儿子去了茶盘庄，我们的七口之家一下子就变成了五口之家。茶盘庄在一九五0年代前是一处地主佣庄，不知是哪方地主在这里置买了几十亩田地，雇了几户柳赵二姓佃农在这里耕种。一九五0年代初，土改来了，这里的土地便分给了佃户，让他们结合成了一个集体。十年之后，他们种不了这么多的土地，又因为离铜盆冲近，铜盆冲便派去几家人帮助耕种。父亲恰好在这时患了肺结核，厄运就这样无情地降落在父亲母亲和我们兄弟头上。

　　在茶盘庄，我们家住的是两间又矮又小又潮湿的偏房，紧靠后?{，楼面与后?{平面相通。卧室边有一个小厕所，一间不大的卧室里放着两张床，中间就剩一条不足一尺宽的过道，另一个小房子做炊事和招待人客用。

　　那时候，大饥荒正席卷全中国，大跃进将人民领进了绝境，我们这样的下三流子民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母亲这时就领着我们兄弟天天去挖野菜，这些野菜，现代富豪在餐桌上说吃它就是吃野味，这是他们吃多了山珍海味的缘故。当年，母亲将它们涝熟，粗制滥造地像喂猪潲一样供我们充饥。餐餐的野菜将我们弄得面黄肌瘦，而且大家天天挖野菜吃，这野菜也有被挖尽的一天。公共食堂分给我们的饭食还不够我们填肚脐眼，光喝水也不能起到充饥的作用。为了不让我们饿死，父亲有时候就铤而走险，半夜外去偷一些可以充饥的食物来。开头，我们兄弟并不知道，只是半夜过后，我们在梦中哭着喊着要吃的时候，母亲就悄然地将我们兄弟一个个弄醒，叫我们起来吃旱薯块。我们迷糊着狼吞虎咽，母亲嘱咐不准点灯，不准说话，吃相也不能太凶，碗筷也不能磕碰，总之是不能让人发觉。

　　我们无法知道食物的来源，后来，我终于发现了这个秘密。

　　有天晚上，我留了一个心眼，在床上假寐，半夜过后，只见父亲爬上楼面，这楼面没有楼板，只有几根楼脚，在通向后?{的那个楼门处，父亲搭上一块木板，背一个竹篓出去了，过了好久才回来。接下来就是母亲的工作，洗茴，熬熟，叫我们兄弟起床吃，这一切都是在瞎灯黑火无声无息中完成的。

　　父亲半夜外出偷茴，再没有其他东西，我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

　　薯块这东西是有季节的，冬天放在茴窖里，有人值班巡逻，你是不能去偷的。春天下种，这时候，薯块在茴窖里发芽，人们把土地翻过来，浇上很多人粪，将发了芽的薯块放进粪眼里，再吃这种茴就有毒了。为了解决饥饿问题，有毒也得吃，夏天，茴芽长出了叶子，牵上了藤，父亲还在往家里偷，这时候它的毒就更加严重的，我们还得吃，不吃就会饿死。夏天，茴婆长出了茴崽，父亲也挖茴崽，这时候的茴婆便干烂了。

　　父亲的偷茴种行为一直没有被人发现过，照我估计，他的偷窃行为一直是在茶盘庄之外屋场里的地里进行，二是挖茴种时，不是扫地挖光，而是选择性进行的，危害不大。

　　对于父亲的偷茴种行为，我们一家一直是讳莫如深的，就我们兄弟后来所知，父亲的人格是伟大的，让“偷窃”这个卑污字眼来玷污父亲便是侮辱我们的父亲，也是我们做子女的不肖，可这毕竟是历史，是事实。其实，走出认识的误区，我们依然可以理解当时的父亲和父亲当年的行为，为了一家人能够活下去，父亲只能这样，因为他是父亲。“大盗窃国”，我们没有什么不能理解的。

　　其实，偷窃在当时已经是一种普遍的行为，不去偷窃，都得饿死啊！

　　父亲的铤而走险使得母亲担惊受怕，她怕父亲在外面被人逮住，怕一家人在吃的时候被别人闯进来抓现场，也怕我们兄弟在外面一不留心顺嘴给说出来，因为我们兄弟当时最大的也就八岁，八岁的孩子懂什么啊！

　　这种美好的时光一年中也就是有数的十几次，大多的时光，我们一家人总是在受着饥饿的威胁。父亲一患病，脾气就更加暴躁，他天天逼着母亲离婚，叫母亲带着我们兄弟离开他，去找个好人家，去过好日子。母亲不从，父亲便臭骂不止，有时甚至还施以拳脚。母亲是骂不回嘴，打不还手，只是流着眼泪和父亲说道理。父亲见离婚不成便提出来要分家过日子，他要一个人过，叫母亲带着我们三兄弟过。母亲苦苦哀求，父亲还是不依不饶，将分给我们的家什丢到户外。这样过了几天，母亲万般无奈，只得请来本房长辈教训父亲。一家人在饥寒交迫中又团圆了，但是问题还是问题，父亲的意志无法抗拒命运，他缴械投降了。

　　在我的记忆中，茶盘庄的三年的确是我们家最为艰难的三年。生存危机、情感危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威胁着母亲。父亲贫病交加，表示要放弃一个做丈夫做父亲的责任，真是“亲到贫时不是亲”啊！可是，母亲不能够放弃，她要用柔弱的肩膀挑起这副家庭重担，她所承受的往往是一个男子汉无法肩住的重量，因为她是母亲。父亲努力了，可是他失败了，陷入了无可奈何的境地。母亲努力了，母亲却是成功了，她除了没有让我们一家人饿死之外，还要去承担一个做妻子的责任，要去抚慰伤痕累累的父亲的心灵。

　　回过头来看三十五年前的这场家庭悲剧，我总觉得父亲没有错，他只能这么做，他自己都活不下去了，他是想给我们母子一条活路。我更感到母亲的伟大和崇高，她必须这么做，而且也努力这么做了，居然成功了。

　　父亲当年未必有这种深刻的认识，母亲当年或者事后也未必这样深刻地认识了。后来的岁月，当我们还是少年时，母亲向我们兄弟述说往事时，总要说这一大家子人要不是她，早就散伙了，我们兄弟也不知还要多造多少孽。

　　四

　　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六年上年，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死亡的威胁解除了，我们一家人从茶盘庄迁回了铜盆冲，结束了流放生涯，也终于住进了自己的家，住进了新堂屋。只是当我们回到老家时，让公坚决不许我们一家回到自然生产队，说我们一家人多劳少，他们生产队负担不起，无奈，油榨庄生产队收留了我们。

　　父亲因为严重的肺结核被人民医院丢进了太平间而被一位族伯父背回来后，他的病就神奇般地好了起来。逼人死命的饥饿威胁一旦解除，他的体力也就恢复了，他依然还是一位伟岸的汉子。

　　一九六二年八月，母亲又生下一个幺崽，这就是我的小弟。这一年，母亲三十二岁。一九六五年，母亲又生下一个女儿，她就是我的小妹，这一年，母亲三十五岁。此后，母亲就终止了生育。小妹是母亲唯一的女儿，她和小弟的出生，给母亲带来了无限的快乐。他们都是大灾难过后降临于世的，没有经历死亡的劫难。父母亲一直将小弟小妹视为掌上明珠，晚年的依靠。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父母亲在小弟小妹身上并没有错疼爱他们，小弟性柔，对母亲最孝，小妹和母亲相依为命一个时期后出嫁了，她在一种非常困窘的环境里坚强地挺立起来了，而且在母亲生命旅程最后的四十天里，日夜随侍母侧，心诚虑纯，堪称孝女。

　　这几年正是我们上面四兄弟读书的年份，长兄读完高小就辍学了，他的养父母不再送他读书了，母亲无法干涉。文兄读完初小才十一岁，母亲便割爱让他去生产队做工了，他是从三分底分做起的。生产小队嫌我们劳少人多，年年超支，母亲不愿意听闲话。

　　在这段时间里，母亲又经受了一次深刻的感情危机，是来自外围的，即与修渥伯父关于长兄的带养之事。

　　长兄出祧后，修渥伯父家原来的种种许诺便是昙花一现，没过两个月的好日子，长兄便受到种种虐待。

　　修渥伯父当时尚有一老母健在，伯母嫁给伯父后又没有生育过，不知养人的艰难。伯父出身贫农，做着生产队队长一职。他是一个非党积极分子，文墨方面不识半个字，却常常鄙视长兄的出身和我们一家，伯母婆媳也从一旁帮腔。长兄在他们家便感到孤立无援，温暖无份。更为严重的虐待便是物质上的，在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当时，一个人如果受到物质上的虐待，便会产生一种受迫害的感觉，便要萌发一种反抗的情愫。

　　那时，长兄吃饭要看大人的脸色，吃多了是万万不行的。总饭量有限，一个成长中的少年在饮食方面如果受到限制，又处在这样一个家庭，他自然是不满的。穿衣睡被也是一样，冬天穿的单薄，出祧的时候母亲给他做的那件新棉衣，伯父家竟然让他穿到了十六七岁，九岁时做的衣服竟然穿到了十七岁，这叫什么话！平时的穿着也是三层楼叫花子一样，床上的蚊帐墨公漆黑，补丁叠补丁。冬天了，床上没有垫絮垫被单，只有一床薄薄的盖絮，缝制成一个圆筒式的，睡觉的时候，人钻进去就是了。长兄还在读书的时候，伯父伯母总是嫌弃他，说他吃闲饭，用空钱，穿空衣，三天两头总说自己亏了，不该带养的。他们巴不得长兄不读一句书，为他们当牛做马，为奴为仆，一不如意，总是对长兄说：你回去吧，你是个没人要的！他们对母亲又说：彭姑娘，你把你儿子领回去吧，我们不带养了！母亲含着眼泪和伯父一家讲理，但是他们蛮不讲理。长兄还在读初小的时候就经常背着书包回到家里表示不再去了，母亲只能轻声细语教导他，叫他看在病重的父亲的面子上，看在一群幼小的弟弟的面子上，凡事忍一忍，不要让别人说闲话，继续去过日子。有这么一次，我们一家还住在茶盘庄的时候，修渥伯父太不像话了，竟然跑来茶盘庄对我母亲说，他硬是不带养了，叫我母亲去将人领回来。母亲气得大哭一场，和伯父一家吵了一架，拉着长兄的手就往茶盘庄走去。当时，伯父的四婶对我母亲说：彭姑娘，你领回去也好，莫让这家人害死他，这是一个绝九代的家，人人个个都是毒心肠硬心肠。修渥伯父是四奶奶的亲侄子，四奶奶当年就是这样骂他的。事后，长兄跟着母亲走了很长一段路，被让公给挡住了。当年就是让公做中出祧的，他觉得自己很没面子，现在又做着支部书记，便要再做一回主。他拦住母亲，将母亲和长兄带回伯父家，狠狠地批评了伯父家一顿，又说服我母亲留下长兄。他保证今后再也不会发生类似的事情，若今后再有此事，就亲自送我长兄回家。

　　一九六二年，我家迁回新堂屋，长兄受虐待的情况有所改变，难听的话便没有说的那么露骨了，但是依然是摩擦不断，矛盾不已，只是伯父他们也有所顾忌了，长兄在一天天长大，也已经辍学了，可以帮助他们家做事情了。准确地说，长兄在自己养活自己，伯父家的心理天平才有所倾斜。

　　父亲那时是不怎么出面的。我不知道他当时是怎么想的，长兄是他的长子，是他的骨血，人又生得聪明，难道父亲不疼爱他？

　　至于母亲的出面有很多原因，一是因为她是一个女性，家长里短，即使说错话了，别人顶多说她“妇见”。二是当年伯父总是口口声声说我长兄是一个没人要的孩子，潜台词就是说我母亲不要他，是说他不是我母亲生的。母亲觉得这是天大的冤枉，长兄的出祧是二??驳蹦暌欢ㄒ?稣飧鲋鳎?纠矗?盖资且??男只蛘呶页鲮龅摹Ｄ盖准薷?盖资保?ば忠丫?凰暧杏啵?鲮鍪币丫?怂甓嗔耍?罴枘训拇??兆佣脊?チ耍?古率裁矗慷?遥?盖自诟盖椎募喽街?拢?彩遣桓仪嵋卓辞岢ば值摹Ｈ?悄盖兹肥狄彩翘郯?ば值模?⑶沂游?撼觥Ｋ?游赐?吵ば值纳?眨?磕暝诔ば稚?帐弊芤?龊砂?笆倜娓?ば殖曰蛘呓铀?苑梗?ば置坑瞿咽禄蛘呒彝マ限喂叵凳芷?保?糠晖端撸?盖鬃苁谴由平馐停?┳庸?帕耍?盖滓彩墙??鲎约憾?备究创?摹Ｗ苤??颐环ㄋ登宄?盖自谖页ば稚砩纤?兜男难?

　　过渡时期一结束，长兄在伯父家的地位待遇也略有改善和提高，我们家和伯父家的关系也有所改善。母亲暗地里流下了许多悔恨的泪水，受了许多冤枉怄了许多气。

　　即使现在回过头来看，母亲在对待长兄的问题上，她是高尚的，无私的，光明磊落的，她用榜样的力量影响了长兄的一生。

　　五

　　文革十年，我的一家不是走过来的，是熬过来的。

　　这时，我的家庭不包括长兄也是一个七口之家了，柴米油盐，穿衣吃饭，主要靠母亲操心。母亲白天要去集体上工，除开挑担子和办田之外，什么活儿都得去做，特别是她的连枷打得好，那时候没有脱粒机，许多东西全靠连枷脱粒，如小麦、大豆、荞麦、禾藏等等。一日三餐要做一家人的茶饭，要洗一家人的衣裳，无论哪一天都有洗不完的衣服。夏天洗衣服全靠夜间，一般季节洗衣服全在弄熟早饭之后。母亲恪守东方女性传统美德，该妇女做的事情，她从不要人代劳，尽管她忙，没有一个大一点的女儿给她帮忙，一般也不喊我们父子帮忙。只做事倒也没什么，最折磨人的还是艰难的日子，依然缺吃少穿，过得巴紧巴紧。

　　一九六七年，我们一家已经有四个人在集体出工，却还划在“困难户”“超支户”行列，可以想见家里的进项是极为有限的，我家兄弟多，又都处在成长期，食量大，吃饭如猛虎下山。父亲和母亲有一种默契的分工，父亲管吃，母亲管穿。父亲管吃也没有特别高明的办法，他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找亲戚去借，也不是所有的亲戚有余粮借给我们，当时略有剩余又肯借给我们的亲戚是熊石林姑爹和范至善姨父。有谷借谷，没有谷就借薯块、茴丝、茴钉、荞麦之类的杂粮。父亲死后若干年，我们兄弟才将那一笔笔债务还清。第二条路便是变卖祖产，这祖产绝不是什么金银财宝、名贵字画或者古旧家具，无非就是新堂屋的房产。新堂屋是我祖父兄弟不知拼了多少年才用血汗建起来的铜盆冲最富丽堂皇建筑，父亲一辈为了养活后代，只得东拆西卸，肢解新堂屋了。当父亲借无门拆无路断炊的危机一次次威胁我们生存的时候，还得靠母亲去挪借。

　　父亲管吃管得没办法，母亲可以从旁帮上忙。母亲管穿时，父亲却帮不上半点忙。每年立秋一过，母亲便开始在夜间给人纺纱织布，用工换来一点棉花，然后再给自己一家人纺纱织布。这样的忙法一直要持续到次年的春末，将全家人冬夏两季的衣服置办齐备才罢手。母亲的纺车和织布机是全家人最熟悉的劳动工具，冬日夜长，她一般要做到子夜后两三点钟才上床睡觉。就靠着母亲一双勤劳的手，我们全家人才没有冻死。 (经典语录大全 www.wenzhangba.com)

　　母亲的受折磨还表现在精神方面。文革十年，父亲在建设大队虽然不是头号批斗对象，但是却要去做无休止的陪斗，或者在生产小队作头号批斗对象，几次遭到罚款罚工分的惩办。要知道，那时候一次罚你几个月的工分就等于是要你的命，父亲常常被罚得白劳动半年或者两三个月。父亲在外受了委屈，回家拿我们母子出气是常事。母亲的担惊受怕是双重的，一是怕父亲在外受更大的委屈，二是怕父亲回家后的迁怒。一切的一切，她只能忍受，只能默默地承受。为了一个家，母亲只能如此。

　　一九七四年，父亲患绝症去世，母亲伤心是一回事，精神的解脱又是另一回事。作为社会攻击的大目标父亲一旦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我们孤儿寡母便被这个世界所忽略，母亲便少了许多担惊受怕。另外，我们兄弟也逐渐长大了，成了一个个强壮的劳动力，母亲二十几年的奋斗终于也有了一线希望在前。

　　父亲去世时，母亲四十四岁，两年后，文革结束，这时的母亲已经很苍老了。

　　六

　　文革结束后的六年，我们家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上虽然未能摆脱贫困的境地，政治上，我们却从社会的底层神奇般地翻过来了，走出了地狱大门。

　　一九七七年，我参加了文革后的首次高考，初录上线，这个消息犹如一声炸雷在铜盆冲上空炸响。一九七八年，小弟在高中跳级考入中山大学。小弟上大学时，还未满十六岁，这个事实本身再次如同一声惊雷，彻底震醒了当时思想还在文革氛围中徘徊的人们，铜盆冲第一个大学生竟然就出在我们家。一九七九年，我第三次参加高考，最终还是录取在师范学校的消息仍然给当时周围山村一个震动。这些事实无疑给当时封闭的农村和农民带来一个信息：中国在变，人在变，思想在变，政策在变，人下人可以变为人上人。从此铜盆冲人的观念变得让人眼花缭乱，过去歧视我家压迫我家的人，他们的目光也变得温柔起来亲切起来了。他们将斗争的武器收进了武库，也开始重新审视这个不可捉摸的世界。

　　随着政治的解冻，地位的改善，我们家庭便接二连三发生了变化。一九七七年腊月，我们家拆除了风雨飘摇的新堂屋，在茅屋场开辟新基做房子。一九七九年，文兄结婚。一九八0年，三弟结婚。一九八二年，我也结婚了。而且到一九八四年腊月，侄子侄女和我的儿子一群小孩子都已经出生了。这些情况的变化，就是在父亲去世后的第一个十年发生的。

　　在这个时期，母亲的步伐是轻盈的，精神是愉悦的。父亲的遗愿在她的手里一个个实现，父亲想到的母亲做到了，父亲没有想到的许多事，也鲜花盛开。全家人以母亲为核心展开工作，母亲也从田里地里退役，只在家里料理家务，带养孙子孙女。

　　可是，经济方面的压力依然是巨大的，收入在成倍成倍的增长，开支的增长速度还要快。有时，我们家一年要办几件大事，还有几个人在读书，一年要花许多钱，因此，家庭照样有缺钱的日子，日常开支依然靠母亲去东挪西借。

　　这个时期我回到老家，就会经常听到别人赞美母亲操持的这个家好。母亲说，好什么好，只是名气好罢了。潜台词是说，我们依然贫穷。困扰母亲几十年的穷日子是不容易送走的。

　　七

　　最后十年的日子，是母亲最富裕的日子。这时，我已经在黄秀中学执教了，小弟也调进了长沙城，我们兄弟俩的经济情况一改善，母亲的贫困状况便一去不复返了。家兄供给母亲吃的，米倒进米缸里，柴到柴湾里，水也挑进水缸里，我和小弟给她钱花，小妹给她做衣服。

　　可是，幸福终归是有限的，热闹的日子里，母亲只有忙碌和疲惫，当子女全部成家立业，当孙儿孙女全部上学之后，母亲退归沉寂。沉寂的日子更加难熬，母亲晚年最大的痛苦便是孤独，这种痛苦在白天是很难看出来的，因为白天母亲还可以到各家走走，帮着做一些家务，打点一下活计，晚上则十分的孤寂空落。母亲住在我那幢独立的房子里，晚上，她先是去文兄家里或者三弟家里串串门，然后便是回家睡觉。一个晚上天长地久，也没有一个人陪着说说话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子就这么过下来，真是不容易。

　　解除孤独的办法有这么几个，一是到外面走一走，主要是去长沙小弟家住。但是久住乡下的老人，一般很难适应城里人那种人与人互相隔膜的生活氛围，住半年或者几个月就又闹着要回家来，去小妹家和我家住的日子是罕有的，小妹初成家，有困难，母亲住在她那里不怎么安心，住我家她又不习惯。二是希望我们在外的人经常回家陪陪她，能住则住，住多久她都高兴。不能住则吃餐饭，不能吃餐饭则吃几个鸡蛋，陪她说说话。母亲是一个极喜欢说话拉家常的人，铜盆冲的家长里短，屋场里的重大新闻，全是母亲聊给我听的。她是一个信息中心，我每次回家，准能从母亲的嘴里知道屋场里和家里的许多新鲜事。三是老人活动中心，我将我家戏称为老干部活动中心。几年前，我发现我每次回家，总有一两个或者数个老??埠痛笊裘亲?谀盖啄抢锪奶欤???泊笊裘羌?一厝チ司推鹕碜呷耍?腋械秸馐恰吧?帧保?罄幢愫湍盖滓黄鹆艨停?腿吮悴蛔吡耍?戳奶斓娜艘哺?佣嗔恕Ｎ一氐侥盖咨肀撸?惺略蜃鍪拢?奘略蚺隳切├??泊笊裘橇奶臁Ｄ切├??泊笊裘堑娜兆庸?媒舭鸵恍??盖滓彩辈皇钡匕镏?幌隆Ｓ捎谀盖椎暮每停?罄醇改辏?业哪谴倍婪孔匀痪统闪艘桓隼先嘶疃?行摹Ｎ以倩丶沂保?切├先吮愫臀乙擦牡煤芸?模?Φ煤芩婧汀Ｋ氖呛图依锏亩?酉备舅锒?窃谝黄穑?颐且患遥?蟠笮⌒〖甘?谌耍??旧隙己茏鹁春托⑺忱先恕Ｄ盖状永淳褪且桓龊们康娜耍??卤鹑讼悠??Ｓ?酵砟辏?庵指芯蹙陀?苛摇Ｒ蛭?肀捕己茏鹁春托⑺忱先耍??裕?先吮憷忠夂痛蠹以谝黄稹Ｅ┟Φ氖焙颍?锼?亲龅慵椅瘢?挂簧沟竟龋?纯捶梗?┫械氖焙颍?锼?强锤雒牛??舻氖露??锼?翘岣鲂选

　　除了孤独，母亲在晚年的不幸就是感到身体的每况愈下，离地狱之门不远。三年前，小弟要出远差，将母亲接去长沙带启儿，没过多久，一次自己不小心，在地矿厅大院门前摔了一跤，脚直骨接近踝关节那一截造成粉碎性骨折。说起来也是一件怪事，天没下雨，地面又平坦。母亲又没穿高跟鞋，也没有做剧烈的运动，怎么一跤就摔得那么重呢？此后，母亲的身体就江河日下。她在床上躺了几十天，儿女们服侍在侧，几十天后，慢慢地能下地了，我们又特意为她做了一根拐杖，还是不离人服侍，一年后才能慢慢行动。那时候，母亲常常算八字，每算一次都要告诉我结果，说算命先生都测出她活不过三年。每个算命人都这么说，自然就真了。我只能鼓励母亲，说算命先生的一套不要信，姑妄说之，姑妄听之。脚伤也不是什么要紧的大病，只是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总是会恢复的。我还说，赵丽蓉奶奶就是和您老人家同庚的，年年的春节晚会她都要去蹦?蹦?呢。我还说，您起码能活八十岁，就别悲观吧！我过去说母亲死后我不哭，也就是说母亲八十岁后死去我不哭。母亲并不相信我说的话，她自有她的逻辑，她不相信我说的道理，她相信八字。

　　一九九六年春节，我在家里过年，便有许多人来家里玩。母亲连办几餐饭，每餐都是几桌，母亲这样招待客人，倦容显然。我遂对母亲说，我来家里实在是害了您。母亲说，她愿意这样，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只要大家都高兴，她即使累一点也是值得的。

　　母亲的拐杖是一九九五年丢掉的。其实，一九九五年她又大病一场。我经常往母亲身边跑，抓药延医，就是搞不清患的什么鬼病，反正是诊好了。

　　一九九六年春节过后，母亲几次三番地对我说，她怕是活不过年了。我叫母亲别乱说，母亲说，这不是乱说，她的感觉就是这样。后来，小弟要接母亲去长沙住，大家似乎都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预感。小弟之所以要接母亲去住，是因为他在一九九五年底搬了新居，是一个比较好的套间。母亲以前在长沙客居，一直狭狭窄窄过日子，小弟怕母亲身体不行，还没见到他的新居就去世了。母亲之所以要去，也是担心自己的身体不行，怕看不到小弟的新居室，她其实并不向往城市里的生活。我们大家也这样想，便赞成母亲去长沙住一段日子。

　　母亲去的时候，还有一段曲直的经历。先是十三弟结婚在县城接客，小弟与我约定，说叫母亲收拾一下家里东西，检点行李带往县城，同他一路去长沙。到了十三结婚那天，小弟又说这次不能同他去，还得等一些日子。母亲便生气了，这实在是给了母亲一个机会，她在县城住了一个星期才回家，我也嘱咐三叔三婶叫他们多留母亲住些日子。回去不久，小弟来电话，叫我送母亲去长沙。我实在是忙，没时间去，便委托兄弟去送。我先把母亲接到我家里团聚一下，吃一餐团圆饭，兄弟们都来了，几位舅父舅母也来了，很热闹，然后是送母亲去车站搭车。

　　五月中旬的一天，小弟媳从长沙来到我的办公室，神色很不好。她说母亲这次去长沙，只过了一个星期的健康日子，反正是不好，咳嗽、吐血、胸痛，吃药打针又不见效，后来做一次全面的CT检查，竟然是患的肺癌。

　　母亲不健康是意料中事情，但是患这种绝症却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厄运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降临到善良人的头上，天理何在！

　　修桥铺路双眼瞎，杀人放火住高楼，这不仅仅是一句俚语。

　　十三弟结婚，他是我们十三兄弟中最小的一个，母亲有幸能够参加他的婚礼，在县城还见到了阔别六年的十一弟。十一弟是一九九0年暑假去美国留学的。后来，十一弟回铜盆冲祭祖，匆匆看过我母亲，谁知竟成为永诀。

　　母亲在县城住三叔家，也在三姐家跃进表弟家住过，这都成为一种告别形式。

　　母亲由于脚痛，已经有几年没来秀水中学了，她只知道我在学校干大事业，只知道学校变化很快。这次去长沙前，母亲来了学校，吃了一餐有很多亲人在一起的团圆饭。谁知道，这次宴席也成了告别的祭餐，这一次看中学也是她最后一次看中学。

　　小弟和母亲和我们都不幸而想中，母亲不光在长沙看了小弟的新居，还住了个把月。她再也不能去长沙了，长沙的亲人再也照顾不到了。

　　母亲真是神算，不知有哪路神仙在指点迷津？

　　八

　　知道母亲患绝症的消息后，我和小弟通过电话反复磋商，觉得没有治疗的必要了，现代医学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况且又是这种绝症，又是晚期病人。母亲体质太差，经不起医生的折腾，遂决定接母亲回刘家老屋养病。小弟说，叫兄弟们将母亲自己的住房弄干净，母亲回去后就住在自己的屋里。我运回材料，将母亲住房的地板重新做了一次，墙壁也重新粉刷一次，跟兄弟们逐一说清，叫他们以后好生照看母亲。

　　五月下旬，我和承仔启程去长沙接母亲，我们是晚上到的，见到母亲，依然强作欢颜，与母亲有说有笑，共度欢乐时光。母亲说，她把所有的行李衣服都准备好了，即使我们不去接她，她一个人也是要在明日回家的。

　　她的意思是她没有必要再在长沙住下去了，启儿长大了，读小学一年级了，小弟即便出差也不要紧了，她没有多少事做。她说她原先带启儿睡觉，自从严重咳嗽又吐又呕之后，启儿就睡到他父亲那儿去了，母亲占用了启儿的床铺，而启儿便经常在半夜一个人过来跟奶奶睡一起，启儿自小由他奶奶带大，祖孙二人感情深厚。母亲自知病情严重，分食分床，还是怕影响到启儿。

　　次日，我们启程回家，乘快车到达县城，问母亲去不去三叔家住，母亲说，病恹恹的，就不去三叔家了，我们便乘汽车回家了。

　　下汽车还有三里多路走，那条路的北端两边都是茶山，山上有许多老妇女在采茶，我和承仔提着母亲的行李慢腾腾地走在前面，母亲还是跟不上趟，她要和每个采茶的妇女打招呼说话，特别是平日里那些交往多的那些人，聊起来就没完，我们不忍心催促。

　　在长兄家小憩一会儿，长兄执意留我们吃晚饭，母亲本来是愿意的，我却不肯，时间不早了，家里的卫生工作还有好多事情要做。我还是让母亲住在我的房子里，回到家我就挑水扫地擦抹，烧了一壶开水清洗餐具，继儿和另外几个侄儿都在帮忙，直弄到天黑才结束。

　　整个一九九六年的六月份我都很忙，学校基本建设工程浩大，中考又在关键时刻，白天无一丝一刻的空闲时间，我只能在晚上坐摩托回家看母亲，有时去得早，有时要忙到九十点钟才能去，母亲这时候已经睡下，又得起床开门。那时候，我一般是一周回去看两次的，主要是观察母亲的病情变化。我请了一个叫王和平的大夫专门治疗母亲的病。在王大夫的细心照料下，母亲的炎症消除了，不咳嗽了，也不呕吐了，身体出现了回光返照的好转。这里有两件事情值得一提，一件是母亲一回去就要买蛋孵鸡，我明知道是徒费力气，可是不可以去劝阻，也不忍心去劝阻，只能随母亲的意。小鸡居然孵得很齐，等到母亲去世时，尚有十三只，长得极为可爱。第二件事是我打电话给三叔三婶，叫他们有空就去刘家陪母亲多住几晚。一天，三叔三婶去了，按照我的意思要自己动手做饭，让母亲多休息，可是母亲说什么也不同意，一定要让三叔三婶坐，自己去做炊事工作。三叔他们当然住不长，次日吃过早饭后就回去了。更重要的是三叔他们根本就不相信母亲得的病是绝症，回县城后，他们几次给我打电话，说他们的见闻感受，认为是我们搞错了。

　　七月上旬一过，小妹的饭店里就没有生意了，她便在中旬回家来陪伴和服侍母亲。小妹回家前，母亲一般不麻烦家里其他人，强撑着自己做自己的事情。小妹一回家，她再也强撑不下去了，便躺倒不干了，一直到八月底暑假结束。小妹在刘家服侍和陪伴母亲整整四十天，看着母亲的病情一天天恶化，走向死亡。

　　我在暑假期间曾在老家住过两段日子，其余时间也不断地回家。小弟一家是每周来一次，只有一个星期没有来，天气太热了，在路上拉家带口的，路途又是这么远，实在是太辛苦了，是我叫他们隔一周回来的。其余亲人也是常来看母亲的，荣儿在广州打工，她也回来看过一次，那时，母亲寿限尚未到，我叫荣儿还是去了广州。

　　母亲病得最厉害的日子是在最后的十五天，这十五天里，她就一直躺在自己的床上，再也没有到我的房子里去过了。她不进食，连水都喝不了，我们只能用棉签沾水解决她的口渴问题。就是这种办法，一次也只能沾几下，多了就受不了。母亲那饥渴的眼神，那求生的欲望，那不堪痛苦的面容，是难以用言辞述说一二的。

　　一九九六年九月二日晚上十时半，母亲安详地去世了，走完了她的人生旅程。其时，亲人们大多都在她身旁，小妹一家和承仔是晚上两点赶回家的，小弟一家是次日上午赶回家的。母亲的福分大，九月艳阳天，本来应该是十分炎热的天气，可是停丧六日，全部是凉快的日子，既不出太阳，也没有下雨，早晚上都还要穿夹衣服。

　　九

　　母亲一生是艰苦的，外祖父在一九五0年代划了一个地主成分。母亲在做姑娘的时候，并不是小说电影中的富贵人家的千金小姐，外祖父也不是什么黄世仁，从他祖上起，祖祖辈辈没日没夜地做，才挣得一些财产。外祖父的弟弟一家全给血吸虫病害死了，只剩下一个弱女子和几亩薄田，外祖父将侄姑娘带养在身边，兄弟俩的田加在一起才有一石多，还年年要受到洞庭湖水汛期的威胁。外祖父请不起长工，长女嫁给范仙庭屋场的范至善，范家赤贫，婚后，大姨父就住在外公家，帮着外祖父做点事。外祖父是家里的主要劳力，两个舅舅都是母亲下面的弟弟。母亲小时候只念了两年私塾，就帮着外祖父到田地里做工夫了。外祖母是一位标准的裹脚女人，性情温和，死人发火都不慌张，所以，母亲除了要帮助外祖父做外面工夫外，还要帮助外祖母做家务，纺纱织布，带养弟弟，与贫苦农民的女儿并无二致。不足二十岁的时候，外祖父做主，将她嫁给赵再茂一个小伙子，共产党建政那年，赵姓小伙子参加革命去了，并和母亲解除了婚约关系。一九五一年，母亲再嫁给了我的父亲，母亲与我父亲的结合，在父亲已经是三婚，在母亲是再婚。

　　母亲的第一次婚姻为什么会失败，这一点我们无法知道。少年时，我只知道这么一个事实，一九七0年代初，我们建设小学来了一位教师叫赵廉明，赵老师来后，经常到我们家里来坐，称我母亲为姐姐。母亲便告诉我们，她的前夫就是赵老师的兄长，他的兄长一直在外面工作，极少回家，兄弟之间也无联系。赵老师分到我们小学来教书，母亲待之如小叔子。从这一点可以说明，母亲当年的离异不是什么感情问题，应该是政治问题。

　　母亲嫁到铜盆冲来时，实际上还没有生育过，却面临着要做后娘的现实，这除了需要勇气、没有偏见的胆识之外，还需要有更多的慈爱之心。在母亲，她是具备了这两点品质的。长兄在母亲的膝下带养七年，母子均不生分，母亲待长兄如亲子，长兄当然也是可以感觉到的。长兄在幼时贪玩、邋遢，经常在樟树岭上玩得不知道要屙屎尿，告急了，就屙在裤子里，往往是背着一窠屎尿裤子回家交给母亲来洗，母亲就任劳任怨地洗晾。一九五九年，母亲拗不过二??玻??潘甑某ば殖鲮龈?诵掬撞?福?谀盖滓恢笔俏バ牡摹Ｒ痪帕?年代整整十年和一九七0年代头五年，长兄在伯父那边一直受虐待，以至后来屡次遭到伯父那边房关的歧视和旁人的欺侮时，母亲总是负疚，总是泪眼婆娑，总是叫我们兄弟要多关照和帮助长兄，别让长兄抬不起头，做不起人。在真理面前，母亲总是不屈服的，每逢伯父一家虐待长兄时，母亲总是挺身而出，和他们一家子吵闹说理斗争，指责他们的不仁不义。一九七0年代中期以后，伯父伯母变得乖巧多了，我们两家的关系也改善了许多，但是，伯父夫妻的劣根性还是存在，时不时还有复发，说理和批评的责任还是母亲去担当。一九九二年，嫂子生病，后来落了一个半身不遂，不能去户外同长兄做事了，与伯父伯母的摩擦便多了起来，伯父夫妻还是翻一九五九年的老帐，说他们带养长兄是吃亏了，仍然说我长兄是一个没人要的孩子。嫂子在我母亲面前哭诉，说“您当初为什么要把心愿给了这么一家人”？母亲只能陪着嫂子落泪，只能向她解释。可是，这历史的遗案又不是一句两句话可以说得清场的，事情都过去三十几年了，又有什么办法重来呢？母亲说给我听后，我说，这是一种历史，长兄当年如果不出祧，嫂子当年也不会嫁给长兄，长兄的婚期也许要推迟若干年，娶的媳妇也不知是谁家的姑娘，能有现在这么称心如意的儿女么，这叫做一失一得。

　　有失必有得，万事都是这么一个理儿。

　　母亲关照长兄，看得起长兄，不光如同亲子一样几十年如一日，更重要的是她经常教导我们身边的几个兄弟要这样去做。母亲说，不能让外人有半点瞧不起长兄的事情发生。

　　除了长兄出祧的事情折磨了母亲的一生外，父亲的病也让母亲迅速地衰老，在一九六0年代和一九七0年代头几年，母亲都面临着生离死别的劫难。关于这种情况，我在其他文章中都写过，再写就是多余。

　　苦难伴随着母亲的一生，及至晚年都无法解脱，也许是命该如此吧！

　　十

　　对于我们兄妹和兄妹的成长，母亲是付出了百分之百的爱心的。

　　母亲对长兄的爱有格外一层的意思，并且惠及长兄的几个儿女。我们这些做亲子的，在这个问题上看不出母亲有半点假心和做作。除了伯父家虐待欺侮长兄时母亲要理直气壮站出来说话外，母亲还在生活上关照长兄，田地分到户后，长兄家里人多田地多劳力少崽女小，母亲总是吩咐我们兄弟要多去帮忙。

　　承仔是一九七一年出生的，学会走路后，我的父亲便陷入九死一生的境地。继儿一天到晚不回自己的家，就在我们新堂屋玩耍、休息和吃饭，直到晚上九十点钟才同意同大人回去睡觉。他的这种习惯一直持续到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才改变。嫂子早就说，血缘亲属还在小孩子时就体现出来了。

　　对于身边的五个儿女，母亲也是倾注了她的伟大母爱之心的。

　　生活方面，前文已述。在艰苦的岁月中，如果没有母爱这根擎天柱，我们这个家也确实是解体了，家不像家，人不成人了。

　　在送子读书教育我们成人这方面，母亲也显示了自己的高明。文兄只读完初小就到生产队劳动，帮父亲挣工分了。我比文兄多读书两年，母亲很乐意送我，可是家庭太困难，实在是送读不起。恢复高考后，我考取了师范学校，母亲笑逐颜开，我也由一个生产财富的人变为一个纯粹消费财富的人。那时，母亲主持家政，家庭依然没有摆脱贫困状态。我每次回家，母亲还是想办法要给我钱，钱是不多，有时三五块，有时三五角，但是，作为母亲，她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支持我读完了自己的学业。我爱书，爱买书，爱藏书，还在生产队做工夫的时候就有了这个习惯。当时的农民花钱上新华书店买书是罕见的事，我总是积攒着钱去买一些书来读。有时候是外调剩一些伙食尾子，有时候是去搞副业落一些比例分成的钱，就当时家庭经济情况来说，这些钱应该交给母亲花在吃饭穿衣上面的，但是，我一般没这样做，而是将钱用在买书上，母亲看见了当然也心痛，她深明大义，认为我做的是一件正经大事。有时候我的压力太重时，母亲也只是劝导一下，叫我一次少买一点，慢慢来，乃至我参加工作成家立业后一段时间内，手头仍不阔绰，母亲依然取这种态度。

　　三弟读书读到初中毕业，他小时候身体不好，他读书的时候，我和文兄都成了生产队的劳力，家庭经济条件有所改善。母亲和我们的观念是一致的，就是三弟能读到哪里我们就送到哪里。

　　小弟小妹读书时，家庭经济条件有了极大的改善，社会也孕育着极大的变化，经济在复苏，政治在昌明，他们是赶上了时代。小弟初中毕业那年还入了团，他是我们兄弟中第一个共青团员，也是唯一的一个，并且还考上了高中（这之前地富子女是不允许入团和读高中的），读高中时又跳级考上大学。小妹读高中的历史是比较长的，大约读了五年高中，参加过几届高考，最终也未能如愿。

　　母亲没读多少书，也没见过什么大世面，但是，她继承了东方女性一切优秀传统，勤劳是本分，户外耕种，户内女工，样样都是能手，该妇女做的事情再苦再累也不去麻烦别人，与人交往，相忍为善。我自小脾气暴躁，见不得不平事，受不得冤枉气，还经常鼓励兄弟们不要怕别人欺压。母亲总是担惊受怕，生怕我在外面闯祸，总是教导我，凡事要忍，不要和人家斗气斗狠，沉默是金，凡事忍一忍就过去了。我担任秀水中学校长几年后，小有成绩，自然也得罪了一些人，母亲总是劝我辞去校长职，劝我别把学校建设搞得太快太好，他并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去当什么官，只要安宁就行，安宁是福啊！

　　母亲并不知道自己患的什么病，更不知道自己的病情是这么的严重。暑假期间，我们回去看她，她当着我们的面并不说什么，事后总要在小妹面前说说我们，怪我们没有送她去医院里治疗。我们不是不想治母亲的病，也不是治不起母亲的病，我们是怕母亲的身体经不起手术和化疗死在医院里。母亲回家，只有百日就撒手西归，这样的情况怎么能让医生去折腾呢？

　　母亲是崇高的，母亲的意义是永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