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效犬马之劳”谈起
从“效犬马之劳”谈起
吕 鹏
少在乡下，读书甚勤，夜修晚归，一近“柴门”便“闻犬吠”，慈母守候，闻声迎归。心存高志，犬吠鸡鸣，唤醒早读，晨光熹微，余将狗阿黄、鸡阿花幻想为黄犬、苍鹰，吟诵“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以自勉。现在每日为国家“效犬马之劳”，梦里依稀桃花源，“鸡犬之声相闻”……
不妨先讲讲“犬马之劳”的来由。这些年，我们在陕西、河南、河北和山东地区发现的数十处先秦时期的车马坑中，都发现出土家犬的现象，不少家犬颈部系铜铃。以河南省三门峡市虢国墓地为例，狗是车马坑中不可或缺的随葬品。一般以1车2马或4马配1狗的组合出现，这些在当时战争中形成的车马狗组合。大概就是“效犬马之劳”的来由。
狗卓然迥异于“六畜”等其他的家养动物，它是世界上最早被驯化的动物，在人类社会中扮演了多种角色；人类与狗之间存在着惊人的亲密关系，凡人类的地方即有狗的存在。因此，从某种意义而言，人类史就是人类“与狗同行”的历史。
狗尽管形态各异，但只有一个共同的野生祖先灰狼。中国是狗的驯化起源中心之一。2009年，斯德哥尔摩皇家技术学院认为狗最初被驯化是在距今1.6万年前的中国南方地区；2016年，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则认为狗是在约3.3万年前开始在东亚的南部地区逐渐被人类所驯化的，并在距今1.5万年后向中东、非洲和欧洲等地迁徙扩散。两项研究在“中国南方地区是狗的起源中心之一”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但是，起源时间上的巨大差距暴露了他们研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没有动物遗存这个“实锤”证据，现生动物的分子生物学研究在探讨驯化动物起源上就会存在局限。立足于考古学证据，中国动物考古学家袁靖认为：中国最早的狗出土于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时间为距今1万年前，其主要证据是骨骼形态和测量数据与狼差异明显、而与狗相似，这是目前为止关于中国境内狗的起源时间和地点的较为可信的结论。
（南庄头遗址所见家犬右下颌）
所谓动物驯化，是指人类社会出于物质、社会或象征的目的，控制动物的同类群再繁殖的过程。人类和驯化动物之间存在互利共生关系：“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这就是我们的选择”。狗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宠物，古人对狗的利用仍是基于其实际用途，《礼记·少仪》云：“犬则执绁，守犬、田犬则授摈者，既受，乃问犬名”，孔颖达疏：“犬有三种：一曰守犬，守御宅舍者也；二曰田犬，田猎所用也；三曰食犬，充君子庖厨庶羞用也”。
在古代的画像石和绘画中，都有猎犬帮助古人狩猎的场景。狗的最主要驯化动因可能是作为人类狩猎助手。农业萌发促使狩猎方式逐渐退居历史舞台一隅，但猎犬在狩猎中依然发挥重要作用。东周时期，猎犬的实际用途发生改变，成为直接参与战斗或警戒守营的“战斗犬”或“警犬”，墓葬中车马狗的组合是其在战争中作用的反映。诸侯国还设有“犬营”，名曰“狗附”；此外，随着北方游牧民族兴起，猎犬也成为随牧人放牧的“牧羊犬”，新疆阿尔泰哈巴河县发现的放牧图中即有牧羊犬的形象。
（河南南阳王庄东汉墓所见畋猎画像石）
河南舞阳贾湖发遗址发现有11条狗被分别埋葬在居住地和墓地里，表明狗在距今9000年前已用作祭牲，揭示了人类与狗之间历史悠久的密切关系。墓葬中随葬狗牲的考古现象最早见于距今6000年前的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后成为商文化较为常见的一种葬俗，尤以晚商时期最为流行，商代甲骨文中多次提到犬祭，并出现专门掌管祭祀用犬的职官（殷墟卜辞中有“犬中”“多犬”等记载），狗在当时居祭牲之首，犬牲的大量使用因而促进了养犬业的规模化。周代，随着祭牲礼制化的确立，狗位居“五牲”之一，“序五牲之先后贵贱”用以构建阶级或阶层的区分，河南洛阳西工131号墓内用五鼎随葬，鼎内分别装有牛、羊、猪、狗和鸡等“五牲”。
科学家对银狐所进行的现代驯化实验表明：只有那些攻击性小（温顺）的个体才能够被驯服，因此，人类的选育在由狼向狗转化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从而造成“狼子野心”的关键基因在狗身上荡然无存。距今7000年以前的前仰韶文化时期，中国南北方狗的体形大小即已产生差异（北方稍大、南方稍小）；商代以后，各地狗的体形大小更趋复杂，表明狗的品种进一步分化；及至汉代，狗的选育已有章可循，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葬中出土有《相狗经》残简。直至19世纪初，狗才被大量有选择性地育种作为宠物，自此，狗的品种迅猛增加，据称目前世界上的家犬品种已达400多种，而中国约有30余种。
狗是人类最亲密的伙伴，在历史的道路上留下了自己的“狗爪印”。未来之路依旧延伸，狗将与人类继续并肩前行。
（清代郎世宁绘《十犬图》之十“雪爪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