惧于批判，惧于战斗，是没有资格年轻的丨单读

　　台湾作家李敖于 18 日上午 10 点 59 分离世，享年 83 岁。因其文笔犀利、批判色彩浓厚，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所以自诩为“中国白话文第一人”。《单读》杂志的前身《单向街 001：最愚蠢的一代？》中曾刊载了台湾作家陈芳明写的他心目中的李敖，李敖是他们那个时代的旗手，象征着一种愿望和行动，他以灼热灵魂的姿态进驻到年轻人的脑中。对于陈芳明来说，李敖的文字带来的骚动也使叛逆之火一直埋伏在他的血液之中，让他不再是一个怯弱的少年。埋伏在血液里的叛逆之火

　　陈芳明

　　到如今血液里仍埋伏着的叛逆之火，烧完了青春，烧完了中年，剩下的余烬微温还可拿来暖和向晚的岁月。

　　曾经是一位怯懦退缩、优柔寡断的少年，有一天竟然被锻造出粗壮的意志，于今想来仍然觉得难以置信。这种转变当然极其冗长缓慢，但我相信生命里总有一个起点。每当追问自己的精神转折时，一九六〇年代的窒闷气息不觉又回到复杂的记忆，心情顿时又落入灰暗、闭锁、不快的氛围。就像里尔克诗里的那只豹，焦躁地来回走动，定睛望着栅栏外那可疑的世界。

　　抑郁的年代悠长且难耐，侥幸还有一丝稀薄的空气微微流动。藉助那罕有的呼吸空间，青春得以存活下来，叛逆的情绪也跟着引燃起来。经历过六〇年代的许多青年大多会同意，不绝如缕的一丝空气应该是吹拂自一个书香圣地与一位传说人物。如果有人提起，那一定是属于一个世代所共同怀念的文星书店，以及书店的旗手李敖。

　　作为一个旗手，李敖是我那个时代的一种愿望、一种行动、一种叛逆的象征。他的叛逆带有桀傲不驯的架势，也具有雄厚的历史知识训练。患有健忘症的台湾社会，似乎已经拭去当年他曾经开拓言论版图的记忆，甚至也遗忘他为这样的行动所付出的惨重代价。他的形象，以及他的文字，在我青春灵魂镂刻下来的印记，是不可能轻易忘怀。

　　李敖大我十二岁，同样属猪，是我台大历史研究所的前辈。一九六五年我到达台北读书时，他的名声已在朋辈之间广泛传诵，几乎可以用满城风声来形容。年龄的迟到，注定我必须错过许多热闹的事件。带着落后的心情，纵然只是抓到历史的尾巴，我似乎能够理解李敖的名字所代表的意义。时代绝情地对他关闭时，我确切知道，他仍然走在历史的最前端。他的背影，引导我走到一个思想的路口。

　　时代轰然关闭的，是李敖主编的惹人议论的刊物《文星》，以及他坐镇的城堡文星书店。我在那年九月就读辅大历史系，常常把自己关在图书馆，为的是补修错过的功课。我总是请求图书馆员取出过期的《文星》，让我坐在黄昏的落地窗前阅读，直到夜晚的来到。在高中时，我仅沉迷在文学读物，从未有机会接触如此丰富的杂志。每期封面标榜的「思想的、生活的、艺术的」的杂志，确实尽职地开启我的眼界。在思想上，我从《文星》初识了自由主义。在生活上，我第一次感知台湾社会的存在。在艺术上，我领受了当时现代主义运动的暗潮汹涌。从南部小镇北上的青年，终于走上通往生命启蒙的道路，正是在捧读《文星》的时刻默默发生。

　　整个世代的知识分子都热着心肠看他表演，却没有人鼓起勇气加入他的行列。他比任何自命左派的知识分子还更具批判力道，并且更为激进坚强。我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阅读第九十八期的《文星》时，竟然可以感受自己的心跳特别剧烈，血液似乎也到达沸点。那时，李敖所写的〈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正捧在我的手上。一位十八岁的青年，可能还没有足够知识经验去判断当时严峻的政治环境，但是却清楚可以读出李敖在写下那篇声明的字字句句，简直是一记一记铁槌击打在沉默无声的台湾社会。

　　李敖的自由主义思考，无疑是来自胡适的启蒙。但是，他的行动格局，胡适是无法相互比并。他们没有任何师徒关系，在自由主义立场上却共同承担一个畸形的政治体制。同样受到历史环境的限制，胡适终其一生都与当权者保持密切往来，李敖则选择站在政治权力的对立面。这是台湾自由主义者的悲剧宿命，无论立场如何不同，最后都无法遁逃权力的压制。胡适过于贴近国民党，在寂寞的晚年，精神上形同缴械。他的思想不仅没有突破，反而提倡「容忍比自由重要」的妥协哲学。在五四时期争取个人自由解放的胡适，受到国民党的羞辱、扭曲、伤害，最后被迫隐身没入历史地平线。李敖前进的方向，全然与胡适背道而驰。他拒绝容忍，当然也不甘沉默。在党禁报禁的高度思想检查时代，知识分子都宁可闭门读书，唯李敖毅然开门迎战。对手无寸铁的书生，国民党从来没有放弃过监视、囚禁、扑杀的机会，何况是面对倨傲挑战的知识分子如李敖者。在三十岁以后，李敖的命运变得悲凉而悲怆。

　　在正确的年代做错误的事，或在错误的年代做正确的事，基本上都带有悲剧性格。李敖的行动，远远走在时代之前。因此，他的实践全然不能以正确或错误来评断，较为恰当的说法，应该是他从来所做的事都属于政治不正确（politically incorrect）。他所处的时代，也不能说正确或错误，只能说他的生命情调与行事格调全然不合时宜（out of place）。

　　第一次我从海外回到台湾，是在一九八九年夏天。李敖五十四岁，我四十二岁。阔别这么久之后，旧时的友情已是荡然无存。作为异议分子所得到的待遇，唯我存心了然。那个夏天我去拜访李敖，更可理解他这辈子在台湾所尝到的荒芜与孤寂。住在城市高楼的李敖，行迹近乎隐居，但是他的社会介入却比许多知识分子还来得深刻。

　　他看来是从容自在，时间与苦难未尝在他的前额留下丝毫痕迹。使我感到意外的是，他的谈话相当谦和有度，与他犀利的文字判若两人。留存在我内心的一九六○年代李敖形象，与眼前这位温文尔雅的主人似乎衔接不起来。那年文星书店被迫关闭之前，几乎台北的青年学生都鼓勇而出，为的是抢购最后库存的「文星丛刊」，也为的是对这样标记着自由主义精神的城堡致敬。书店橱窗张贴着标语：「酒店关门我就走」，语意非常不明，却隐约带有一份挥别时的潇洒。在特务鹰犬的环伺下，一个面临关闭命运的书店，还能保持如此云淡风轻，大概也只有李敖做得到。 「文星丛刊」是我那世代的风尚。就像现在青年每人手持一支手机，当年人手一册阅读李敖主编的杂志与丛刊，也是一种时代的仪式。丛刊的个性，其实就是李敖的个性，宽容，开放，但不失批判精神。在我知识追求的旅途中，许多初识的作者都是在文星遇见。不管是杂志还是丛刊，开启了我历史教育之外的现实视野。集合了阵容整齐的作者，建构了封闭年代的最佳心灵，非李敖莫办。在现代主义运动的大旗下，无数在日后被视为经典的作者、诗人、舞者、音乐家、画家，都通过了文星这道闸门。在那样的行列里，李敖的实践与行动，无需援引抽象理论，就全然是自由主义者的格局。

　　李敖的言论最能检验那个时代当权者能够忍受的程度。他的冲决网罗，并非只是在求得个人思想的解放，也是在护航整个社会求得心灵的释放。我从未标榜他是英雄人物，但是从大学时代到研究所时期，他的文字隐然在为我定制一个指标：任何文字不能引起议论或争论，就不足以干涉政治气候。李敖的故事，是一个时代的共同故事；李敖的结局，也是一个历史的共同结局。处心积虑要终结他言论的愚蠢统治者，能够想出的聪明手段，便是诉诸冤狱来消音。羞辱知识分子的尊严人格，才能抬高国民党的统治性格，这是台湾历史的战后命运。

　　我那时正自我囚禁在洛杉矶主编《美丽岛周报》，远隔海洋，居然也可以感受到他擘造的风云飘海而来。受尽屈辱的李敖重出江湖，不带任何血迹泪痕，也完全不浪费丝毫时间，就立刻提笔与国民党决战。他的姿态好像只是远游归来，轻掸衣袖上的尘土之后，又开始埋首工作。曾经落在他肉体与心灵的每一道残忍鞭笞，现在都折算成顽强的字字句句予以还击。自由主义者的甜蜜复仇，绝对不是庸俗的以牙还牙，而是以漂亮的言论创造更丰饶的自由。

　　他的文字是时事的，也是史诗的。十年软禁与监禁，并未使他的战斗意志稍退。为了使自由精神的气象更加开阔，他毫不避嫌与党外运动组成联合战线。他不是不知道党外的政治理念，也不是不理解运动阵营内部的恩怨情仇。但是，在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李敖宁可超越自己所抱持的中国情怀，而伸出合作的手。在他身上，我真正体会了自由主义精神的高度与宽度。在洛杉矶时期，我每周都同时收到数份党外杂志，李敖的政论随处可见。注满血性的文字，再一次测试着威权体制在日薄西山时的忍受程度。在权力与文字的对比之下，前者是侏儒，后者是巨人；国民党果然流露衰老疲态，李敖反而变得无比苍劲。

　　从来没有经过他的同意，我迳行转载他的文字。在那段时期，国民党内部正陷于权力斗争的无政府状态，台湾社会也跟着落入失序脱序的情境，李敖的思考呈现得特别清晰。他每次出手，都能击中要害，又狠又准。他的战斗力量，强化了党外运动的气势。一九八二年发生了李师科抢劫银行的案子，警特单位一片慌乱，到处逮捕无辜百姓，既随意又恶意。一位寻常民众王迎先，竟至于遭到凌虐致死之后，李师科才落网。对这位抢劫犯，台湾媒体舆论无不鸣鼓攻击，毫不留情。李敖在这时候发表一篇文字〈为老兵李师科喊话〉，独排众议，写出流落在台湾退伍老兵的悲惨生涯。这篇政论透视了历史迷雾与政治迷障，为受尽权力欺凌的外省老兵吐出悲愤心声。丧失改革能力的国民党，当然也失去了历史反省能力；它唯一能够为自己辩护的方式，便是坐等着审判别人。我转载这篇文字时，引起海外读者的议论。我必须承认，李敖的政论是周报吸引读者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离开洛杉矶后，开始为党外杂志撰稿，自然是效仿李敖的介入精神。郑南榕为争取言论自由而选择自焚之前，我义务为他创办的《自由时代》系列刊物撰写政论，无非也是跟随李敖为自由主义传统辩护。我的文学启蒙始于现代诗的爱恋，从来没有预见自己竟会涉入政治运动，而且几乎已到达不归路的边境。这样的生命转折，当然有许多看不见的力量在推波助澜。在各种力量的冲激之间，使我感到甚至是骨髓也会产生颤栗的，无疑是来自李敖的文字。

　　李敖也许知道我在海外擅自转载他的文字，但我可以体会他的宽容与善意。我在一九八八年撰写谢雪红传记时，知道他手上拥有一册法务部缮写的二二八史料，那是属于内部流传的档案。我托人向他转达要求影印时，从未谋识的李敖，相当慷慨地把原版转赠给我，他反而留下影印本。他的豪华手笔，确实让我开了眼界。

　　我向他致敬的那个夏天，李敖已经和党外运动决裂。我去拜访他之前，许多朋友警告我必须慎防戒备。我第一次体会到在台湾交朋友竟然是如此辛苦，从而也理解到民主运动的格局变得如此狭窄。我所理解的民主运动，也就在于整顿威权体制在台湾人心灵遗留下来的扭曲与伤害。这样的历史巨创，却未在民主运动中得到治疗，反而习惯以扭曲的立场看待自由与民主。我受到的伤害完全不能与李敖相提并论，但是对于他的挫折感，我的体会日益加深。

　　如果活在一个健康的时代，李敖无疑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家与思想家。就像殷海光那样，也有可能成为上乘的哲学家。严酷的政治环境，却都把他们刺伤成为政论家。殷海光原是可以写出深刻的哲学作品，竟在一个看不到希望的年代，穷其一生致力于争取言论自由。李敖受到的伤害还更巨大，在他的生涯里台湾失去许多重要著作。年少时期就誓言写出《胡适评传》的他，缴出第一册之后，便被迫去开拓发言的空间。他的计划中，还有一部《中国思想史》的工程犹待建构。在人格与人权彻底被剥夺之后，他不能不走上政治的道路。

　　我尊敬李敖，一如尊敬殷海光，因为对于自由的信念从未在生命里稍尝放弃。凡是他确切相信的，便舍身追求，不会因为时代的转变、政权的转移，立场就会动摇。李敖终于成为政治人物，应该是台湾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在他的内心深处，必然还活跃着一位思想家或历史家。以他的格局来判断，如果活在五四以后的中国，也许已经投入激烈的革命阵营。

　　看到他在电视主讲「笑傲江湖」时，我知道一位写历史的大师正在消失。如果像他那样颇具气势的写手，都选择了说历史的工作，我只能兴叹消费社会的吞噬力量是如此庞大。当他也被迫走入立法院的深门时，我更加能够认识台湾社会的不宽容。戒严体制已经瓦解，威权文化已经式微，民主开放的时代其实没有到来。我曾经天真地假想，政权更迭之后应该可以创造一个从容思考、从容写作的环境，李敖也能够回到书斋完成他的未完成。我的假想，全然出于一厢情愿。

　　在一九八〇年代，李敖曾经为民主运动写过一篇文字〈战斗是检验党外的唯一标准〉，鼓舞了许多充满政治憧憬的年轻世代。今天如果以这样的检验来衡量权力在握的民主运动者，几乎没有多少人能够符合标准。二十余年来，剩下的战斗者唯李敖一人。以统独立场来检验李敖，那是思想简单、思考慵懒的评断。以台湾之名，沦落至贪腐境地；以民主之名，伤害自由至深，反而比起国民党还不堪。

　　李敖的思想内容与自由精神，绝对属于台湾。当他站在北京演讲，以调侃嘲弄方式对共产体制批评时，自由主义者的气象在那时刻变得特别庄严。他的创造力与想象力，都是在台湾酿造。无论他同意或反对，我都觉得李敖是彻彻底底属于台湾。当他从中国回来时，还有人认为李敖已经老了。这自然是很可笑，那样批评的人其实从来都没有年轻过。惧于批判，怯于战斗，是没有资格年轻的。

　　我错过胡适的历史，却赶上李敖的时代，也就没有失去什么。在李敖的生命里，我见证无情的政治斤斧错乱地留下深刮的伤痕，由于至大且巨，那已不是一个世代能够轻易拭去。历史的力量不断把他推入政治场域，即使已过七十，李敖还是被迫必须继续战斗下去。台湾社会终于还是没有开辟一个环境，让思想家回到思想，让文学家回到文学。人文心灵的荒芜，使所有的自由主义思想都失去了意义。我在海外的黑夜里，曾经阅读李敖文字，久久不能成眠。如今回到台湾，李敖文字带给我的骚动，还是让我不能保有一份安身立命的心情。历史是如此反覆，政治是如此无常，当我看不到健康社会降临台湾时，叛逆之火依然埋伏在我的血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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