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官员“高薪养廉”的历史教训

　　宋朝官员俸禄之优厚，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是数一数二的。以北宋为例，据《宋史·职官志》的记载，宰相、枢密使一级的高官，每月俸钱三百千（即三百贯），春、冬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绵百两，禄粟月一百石；地方州县官员，大县（万户以上）县令每月二十千，小县县令每月十二千，禄粟月五至三石。正俸之外，还有各种补贴，如茶、酒、厨料、薪、蒿、炭、盐诸物以至喂马的草料及随身差役的衣粮、伙食费等，数量皆相当可观。

　　宋真宗时，外任官员不得携带家属,家属的赡养费由官府财政供应,并月供米、面、羊等生活用品。此外，外任官员还有“公用钱”譬如，使相兼节度使，公用钱（招待费）可高达二万贯，而且上不封顶，“用尽续给，不限年月”。除公用钱之外，又有“职田”。诸路职官，各有职田，两京、大藩府四十顷，次藩镇三十五顷，直至边远的小县，尚有七顷。且“外官占田，多逾往制”，由佃户租种，官员坐享其成。

　　宋朝实行官员高俸制，目的在于养廉。这在宋朝皇帝及其大臣们的心中十分明确。正如宋太宗所说：“廪禄之制，宜从优异，庶几丰泰，责之廉隅。”因此，从太祖至徽宗，都为百官养廉不断增俸。

　　在国家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适当增加官吏俸禄，提高其物质生活，是必要的，是好事。但如果把它作为防贪养廉的手段，认为“禄厚则人知自重”，“高俸以养廉”，这便陷入了认识上的误区。事实证明，宋朝的高薪并未养出官吏们的廉。

　　北宋少数官员也曾提出高俸养廉问题。如范仲淹在“庆历新政”施政纲领中就提出：“养贤之方，必先厚禄，禄厚然后可以责廉隅”，“使其衣食得足，……然后可以责其廉节，督其善政，有不法者，可废可诛。”王安石在熙宁变法期间，不仅增了官俸，而且发了“吏禄”。在宋代，官与吏职能尊卑有严格区别。官由朝廷除授，籍在仕版，考核升迁管理之权在朝廷，且按朝廷规定的禄格领取俸禄；吏则或出于召募，或应于差役，是各级官府及其下属部门的各类办事、管理人员。无俸禄，靠克扣、受贿和侵渔百姓为生。

　　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八月，宋神宗发现仓吏侵盗军粮情况严重，因而下令创立“仓法”，或称“重禄法”，本着“增禄不厚，不可责其廉谨”的指导思想，首先给仓吏以厚禄，岁额一万八千九百贯。但同时又立法对赃贿者施以重罚；给禄之后，如再侵克受贿，“计赃钱不满一百徒一年，每一百钱加一等；一千流二千里，每一千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徒罪皆配五百里外牢城，流罪皆配千里外，满十千即受赃为首者配沙门岛。”此后，“仓法”逐步推及内外吏，至熙宁六年正月，吏禄总额已达十七万一千五百余贯。

　　善良的本意，却不似决策者主观想象的那样乐观，官吏们的腰包不断鼓起来了。“仓法”刚刚实施时，吏畏重法，且有厚禄，贪赃恶迹稍有收敛。可惜这种情况太少了，而且转瞬即逝。

　　正如《宋史纪事本末·王安石变法》所说，“然良吏实寡，赇取如故。”更严重的是吏对“厚禄”并不满足，连王安石也承认：“今吏之禄可谓厚矣，然未及昔日取民所得之半也。”另一方面，吏给厚禄之后，导致吏人数猛增。《宋史·苏辙传》载：元丰后，吏额比旧时增加数倍，哲宗命苏辙“量事裁减”。吏人白中孚解释了吏额猛增的原因：“昔无重法、重禄，吏通赇赂，则不欲人多以分所得。今行重法，给重禄，赇赂比旧为少，则不忌人多而幸于事少。”

　　这就是“事不加旧而用吏至数倍”的奥秘所在。岂止是吏，高俸政策也同样促使官员人数及财政开支激增。仅以“三班员”（供奉官、左、右班殿直）而言，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宋初时仅三百人，真宗天禧间已达四千二百余人，而神宗时则多至一万一千余人。由于官吏队伍不断膨胀，国家财政负担也就日益加重。

　　元佑三年（公元1088年），户部尚书韩忠彦等向哲宗奏报：“今者文武百官、宗室之蕃，一倍皇佑，四倍景德……而两税、征商、榷酒、山泽之利，比旧无以大过也”，结果就是“大抵一岁天下所收钱谷、金银、币帛等物，未足以支一岁之出”。至徽宗大观三年，经济形势更加严峻，国库耗竭，以至官俸有难以为继之虞。正如御史中丞张克公抗言：“今官较之元丰已多十倍，国用安得不乏！”

　　如果以宋神宗熙宁为界，把北宋划分为前后期的话，便会清楚地看到，后期贪官赃吏大大多于前期，在俸禄成倍往上翻的同时，贪官赃累巨万者亦随之增多，至北宋晚期竟出现了以蔡京等“六贼”为代表的贪官集团，使北宋贪贿肆虐之风达到巅峰，北宋的政治腐败也同时达到了极点，终于导致北宋的灭亡。

　　其实，官吏的廉与贪，主要是由不同的政治制度及人格品质决定，而不是由俸禄的多寡“养”成的。在同等制度及同等俸禄的情况下，往往是廉者自廉，贪者自贪。廉者是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贪者则是利用职权，见利忘义，志在必贪。最显着的事例是在“公用钱”和“职田”上。此制目的本在养廉，对此，廉者尽归公有，贪者则“私以自奉，去则尽入其余”换而言之，以高俸养廉只能是一种善良的、主观的愿望，现实中人性是复杂的。禄厚，终有止境，而贪官赃吏的欲壑是无底黑洞，决不是任何厚禄所能填满的。

　　至宋太宗，法犹未弛，继续斩杀贪官赃吏。但后来在处理赃官王淮时，其坐赃至千万，本当杀头，但因他是参知政事王沔之弟，只作了杖一百、降职的处分。由此开了“玩法曲纵”的坏头。“至真宗时，弃市（杀头）之法不复见，惟杖流海岛”，“盖比国初已纵弛矣”。到了宋仁宗，“则并杖流之例亦不复见”。神宗一朝更加“姑息成风”，“自是宋代命官犯赃抵死者，例不加刑”，倒是诸多反对变法的官员成了严加惩罚的主要对象。由于放弃了对贪官赃吏的惩罚，“仓法”亦弛而不行。由是，官吏对农民及小商人等弱势群体，横取豪夺，民怨沸腾，盗贼竞起，杀戮官吏。而此时的俸禄及各项补贴，“视元丰禄制，更倍增矣”。赵翼在考察了这段历史之后，慨而言之：“给赐过优，究于国计易耗；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此宋制之不可为法者也。”

　　由此可知，宋代的高薪养廉非但不可效法，还应作为后来当权者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