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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读后感10篇

2022-03-13 12:45:27 来源: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读后感10篇

  《旧制度大革命》是一本由[法] 托克维尔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32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后感(一):总理的推荐

  这本书的魅力就在于它与当下中国的关联性,人民日报也评论说: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复杂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有某种相似性。托克维尔所描述的法国大革命前夕的种种社会事实,为何突然间发展成始料未及的大革命,读来的确令人深思。

  这本书不厚,却值得人细细品味,作者从历史的细节中发现很多吊诡的现象,转变了世人很多想当然的看法:革命并非发生在压迫最为严重的时候,改革之初竟成为最危险的时刻,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大革命也并未真正推翻旧制度,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旧制度的延续,等等。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肩负着一定的历史责任,在安身立命之时,我们还需以更宽广的视野、更智慧的方式去关心我们的社会与国家,而历史本身便已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这的确是本值得一读的书,尽管它不太好读。

  《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后感(二):旧制度与大革命

  先总结一下书中和我心中默认的几个关键观点。

  第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匹配会引发矛盾;

  第二,变革是生产关系转变的过程,失去利益的群体会对此产生反抗,另一方会对此推动。矛盾最惨烈的一种形式,便为大革命;

  第三,冲突爆发的地点,是旧的生产/社会关系最薄弱的地方。这本是新势力增长最良好,拥有权力最多,双方相对最平等的地方。这本是应该相对稳定的处境,但用莎士比亚的方式来解释,人们最恨的是和自己实力相近却又不同的群体。这种心理效果,引发了最尖锐的矛盾;

  第四,大革命很痛苦,并不是推进生产关系改变的最优方式。如何更好得寻找而建立新的生产关系,是一个非常需要技巧和智慧的过程。

  这是以下畅想的一些基础。制度不仅仅可以指向社会制度、政治制度,还包含很多其它方面。如何架构政治经济制度影响整体的大环境;如何架构一个公司/经济组织;如何建设一个关系到我们日常生活社区。这篇文章就是把这些胡思乱想说一说。

  社会、政治层面上:

  社会契约的基本理论提到每个社会都有一定的行为准则,为了保证环境的有序,个人愿意上交一定的权利于管理机构。各地独特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影响人们上会交什么权利,或者说影响了人们可以接受什么权利被收走。管理机构因获得民众上交的权利的总和而获得行使群体意志具有强制性的权力。在封建制度的社会结构下,居民的大量权力被上交给封建领主,领主拥有土地,可以制定领地内的法律,会对领地内的居民进行保护。他们对于国王一类的更高级别封建领主拥有着效忠义务,而普通居民和跨层级的权力主体却没有太多的联系。

  书中的一个重要观察是,追求平等是一个天然趋势,人们对于身边的特权会更加反感。新兴资产阶级和平民对封建领主的特权不满,为了摆脱旧有生产关系的束缚,更愿意将权力向中央上交。于是封建领主的权力基础慢慢开始消失,成为名不副实的一个阶层。地方权力不断向向中央聚拢是大革命及其前后一直持续的趋势。人们的生活会在一定程度上平等不受限制,但是个体和地方都逐渐失去了和中央博弈的能力。

  理论上这个过程也可以和平的进行,最终达到同样的结果。但是社会结构改变的速度跟不上实际利益需要,反而造成了民众群体性的不满,引发了大革命。从这一点上很多人延伸出来说,改革攻坚阶段是制度最脆弱的时候,因此需要强力来保持稳定防止大的动荡。

  中央政府向每个个体收取的权利相对较少,因此百姓获得了相对更大的自由。同时由于管辖的范围更广,中央政府的权力比以前任何管理机构都有了很大的加强。这样的中央集权在生产力更落后的时代并不可行,也是时代进步使得新的管理方式成为了可能。

  革命不是一种理想的变化方式,这个过程有太多的混乱和牺牲。在法国以外的许多国家,资产阶级用更平和的方式消灭了贵族,这样的过程对国家和人民的影响相对小很多。如何寻找这样的方式,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和科学相似,社会实验同理论研究一样重要,是建立优秀社会制度的一部分。有些形态下,这是各个团体不断角力试错的过程。有些形态下,这可以进行多个顶层设计而择优录取。相信现在对“新区”的设置,就是为试验场的设置做好准备。

  精神层面上:

  旧制度的破坏和新制度的形成有一个时间差。习以为常生活方式被毁灭,造成了个人精神层面的迷失。许多著作都提到过这种变化导致的不安和焦虑,使得许多人都失去了集体归属感而只重视个人成就。个人主义、消费主义都可以成为社会结构变革的衍生品,以往社会关系的消失,使得只有自己的利益和物质成为可以依靠的东西。有时空虚不安会通过另外一种途径爆发,产生电影“浪潮”里面形容的团体,用集体行为在团体内找使命感。也有不少人努力去复兴儒家思想,推广匠人精神,期望通过儒家讲究的君臣父子,各安其位,各司其职这样的价值观来舒缓民众的不安,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改变阶级引导到改变生产力。

  市政、社区的层面上:

  这个权力向中央集中的过程还产生了其它方面的问题。原本领主会对领地内公共事务做出协调领导,但是随着旧势力的消除和新制度的未形成,以往封建领主的义务没有一个新的主体去满足,这里出现了责任的真空。去地方主义倾向又会导致地方政府/领主的不能作为和无意作为。造成的结果是社区内的个人利益没有方式被协调,领主的不作为导致了发展停滞,小城镇的衰败也成为了常态。这种衰败进一步推动了人向中央的迁移。

  一地的市政建设,需要当地人的归属管和参与感。一个组织的自我成长,也需要成员的尽心尽力。现代人失去了一些曾经与生俱来的社会职责,需要自行去其它的组织里面寻找归属感。这个寻找的过程并不简单。除了教会有明确的制度之外,其它组织结构都偏于松散。组织人不专业,核心人员的变更就让组织便很难维持下去。除了宗教,也很少有其它的话题将人们持续稳定地联系在一起。现代西方已经重新建构起的一些社区制度里,归属感、凝聚力仍然是一个问题。

  企业、经济组织层面上:

  不同的公司因为所处行业发展阶段不同,个人价值体现方式不同,也形成了不同的制度。有趣的是,他们像历史上不同时期社会结构标本,但又同时在现实存在着。

  在文化较为传统的企业/单位里,阶级式的架构仍是主流,上级命令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员工层层效忠,跨级汇报是重大的禁忌。上下级有些家长式的感情。

  比较新一代的工程科技公司弱化了阶级制度,员工可以走管理和技术两条路线,不一定追求企业阶梯上位置的爬升,潜心与生产力的改善也能获得很好的回报。

  仍在爆发的互联网行业又不太一样,专心技术会获得可观的回报,但是参与创业成为技术合伙人能有指数型回报。这样一个名利双收能跨越阶级的路线,大家当让是消减脑袋去钻,这股洪流中的不安焦虑远超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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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似的变化也还会继续发生。生产力不断发展,生产关系也需要不断变革。

  社会、政治层面上:

  在我看来,发展的趋势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人本性上对于更大自由(权力)的追求,一个是生产力发展对社会结构的进一步改变。

  在用高所得税保证福利的环境下,中产阶级是保证福利的主题力量,对中产的过分剥削会降低起这批人的积极性。不幸的是,这种积极性及价值降低价值的中产更容易被超越,造成社会阶层的跌落。

  更加中央的集权可能也是无法避免的。大家要求身边的平等,那比较好的办法就是把自身的权利都往更上层递交。大众日常生活中行为自由度会增加,权利会更加平等。随着统治效率的改善,越高级的权力主体,拥有的力量会越多。欧盟东盟这类的趋势是必然,现在的停滞反复只是螺旋式变革的一个阶段。

  市政、社区的层面上:

  既然大多数人都不会参与生产,那想象中的未来社群,就更像是根据价值观主动产生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假如一个集体对个人参与不(较少)设置进入和退出的门槛,完全出于自发的兴趣和责任心,便难以保持社群的稳定。为了对本社群的保护,进入一个社群可能会有一定的限制,这种限制,又会产生某些科幻电影中被分隔的不同个世界。

  企业、经济组织层面上:

  如果观察现在的一个趋势,会发现分工的进一步细致帮助了生产工具的共享化。比如你如果 有一个好的芯片设计,不需要自己建设生产测试设施,都有现成的公司提供相应的服务。我要设计对应特定客户的网络产品,我也不需要自己的运算能力,同Big 7租借便可以。这种趋势继续下去,经济组织的物质门槛会被降低,但技术门槛会提升。能产生价值的有两种人,一种能利用现有工具,组建革新性的产品;另一种能做基础性的研究,对工具进行开发、效率改进。换个说法,就是创业家/革命家/艺术家这种思考方式不容易被模仿的人,和进行基础学科研究的科学家,还仍然是最具有价值的一帮人。(仍是精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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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再扯一扯一些有的没的,为一个不学无术的人对未来的幻想。

  曾经伟大的科幻描述的是各种工具对人类生活的帮助和改变,大大提高了人类能够探索的边界。现在的伟大科幻讲的是机器对人类价值的剥削。当人类每个部件的工作原理都被理解之时,就是人类对机器的优势彻底丧失之日。机器的知识信息可以不断传承,计算力可以不断扩充,力量也远远大于人类。人类本身对未知探索的速度,对生产力推进的速度,都会比不上机器。换句话说,机器的速度加速度都会优于人类,而且还有不间断的传承方式。这时除非生物运作的某种方式是已知范围内中最具有效率的,无法替代(比如人能需要的卡路里和能产出的计算力/动力比永远都比机器高),人类文明才可能以人为主体的形式存在(机器在其他方面对人进行辅助增强),不然人将被机器全面替代。

  这时物质条件如果不足够丰富,人类和机器便会争夺资源,后果如终结者和Matrix一般。在另一种条件下,人机文明对物质的获取能力很高,可以通过向外拓展的方式获得资源和能量,那人和机器不需要抢夺同样的生存空间,人类还可以作为一个标本类的物种而存在。从这个角度来说,希望人类对外界资源探索获得的速度快于人类被机器取代的速度,这样矛盾才不会以毁灭人类的方式爆发出来。

  无论如何,那时人类的经济价值已不存在,生存的目标是什么,是对本能的满足么?突然想起了三体,其中人最终命运也是消亡,只不过精神世界通过非现代人类的方式保存了下来。死神永生。

  这样的条件下,人类文明,或者说宇宙中所有伟大的不断发展的文明,都将会是机器文明。

  宇宙文明之间的比拼,也成为了最基本物理原理的比拼。谁能掌握最有效率的计算/加工方式,谁就会成为主导力量。

  跟这样的畅想一比,我们都是旧制度,早晚被革命。

  原标题:托克维尔的历史忧思:从民主政治到“多数人暴政”

  《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这本书也因此备受关注。《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法国历史学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的名著,原著出版于1856年,中文译本在199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冯棠译,桂玉芳和张芝联校。。

  就《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思想内容、价值与对当代中国的启示,本报专访了已故张芝联先生的弟子、北大历史系主任、我国著名法国史专家高毅教授。

  法国大革命与美国的民主

  《21世纪》:《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托克维尔的最后一本书,这本书在托克维尔个人思想史上和法国思想史上具有什么样的地位?

  高毅:托克维尔的主要著作有三本,即《论美国的民主》(上下卷,分别出版于1835年和1940年)、《回忆录:1848年法国革命》(1848年革命后不久即写就,但1893年才出版,其时托氏已去世34年)和《旧制度与大革命》(1856年)。

  一个中心问题意识贯穿了托氏的这些著作,那就是如何面对正在席卷全球的政治民主化这个时代潮流,或者说如何在政治民主化的现代社会保障个人的自由。《论美国的民主》探讨的是在他看来是相当成功的美国经验,然而这种经验在旧大陆却也相当难以推行他关于自己亲历的1848年革命的《回忆录》,其实就昭示了在欧洲(首先是在法国)建立这种美国式民主的艰难。他悲观失望,也气急败坏,《回忆录》中于是不乏对当时政坛名人的苛评,以至于该书只能在他辞世多年后才得以问世。至于《旧制度与大革命》,其实就是托氏对1848年法国民主政治失败的历史原因的一种追根寻源的考察。

  《旧制度与大革命》主要讨论的是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尤其是法国革命那种特殊的暴烈性或狂暴性的原因。实际上托氏想说的是,法国大革命的民主政治实践,体现了一种为追求社会平等而不惜牺牲个人自由的政治文化,而这种政治文化恰恰是从革命前的“旧制度”政治文化中蜕变出来的。由此,托氏首次揭露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开辟了大革命研究的一条新的思路:它试图在事实与思想、历史与历史哲学相结合的基础上,回答如下几个主要问题:为什么革命在法国比在其他欧洲国家更早发生?为什么路易十六时期是旧王朝最繁荣时期,这种繁荣却加速了革命的到来?为什么法国人民比其他欧洲国家人民更加憎恨封建特权?为什么在18世纪法国文人成为国家的主要政治人物?为什么说中央集权体制并非大革命的创造,而是旧制度的体制?等等。

  这本书的学术性很强,虽然语言很平实,像是一种娓娓道来的聊天,但要读懂它还是需要有点世界近代史、法国革命史的知识准备;而且它微言大义,内涵极深,每读一遍都会有新的收获,因而要读很多遍才行,仅“看一下”是不够的。

  《21世纪》:为什么在英、美、法三国的革命中,只有法国革命把革命前的制度称为“旧制度”,也只有法国革命才被称为“大革命”?

  高毅:这是由法国社会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较之革命时代的英国和美国,革命时代的法国不仅阶级矛盾太尖锐,或者说社会不平等的状况太严重,而且经过启蒙运动的洗礼,社会各界已普遍产生了彻底纠正这种不平等状态的强烈渴望。

  简单说来,英国1066年才进入封建社会,封建贵族的势力发展不够充分。美国原本只是一些英国的殖民地,其居民都是身份平等的平民,根本不存在什么贵族势力。而法国就大不一样了。法国在中世纪就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国家,贵族势力特别浩大,封建割据的状态极为严重。当时法国的大贵族,都是独霸一方的封建主,财大气粗,豢养了自己的军队,能和国王分庭抗礼。这种骄横的贵族也只承认暴力的逻辑,从来不屑于使用理性的方式,比如使用法律的武器来和王权作斗争。这样就导致法国始终没能出现像英国1215年《自由大宪章》那样的约束王权的法律文件,因此没有能够培养出自由主义的法治传统。这种情况下法国国家统一的任务也只能由国王用秦王扫六合的暴力征服方式来完成了。这种暴力征服之后形成的法国的绝对王权,也由此成为欧洲最典型、专制程度最高的君主制。特别强大的法国王权,很自然地会成为传统的贵族特权的有力保障,从而为后来法国革命增添了许多困难。

  可是,到了18世纪末这个时候,法国贵族还想在中世纪那样维护他们的特权已经行不通了,因为时代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法国的平民等级,尤其是平民的上层资产阶级,在经济实力上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已经有能力向贵族等级、贵族特权说“不”了。如此一来,一场异常激进的革命也就在所难免。而人民大众一旦被动员起来、被推上了政治舞台,这个革命也就小不了了。因此,法国大革命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民主的革命。

  如何看待和评价法国大革命

  《21世纪》:出身贵族的托克维尔是如何看待法国大革命的?

  高毅:托克维尔是19世纪最聪明的法国人之一,是富有前瞻性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他出身贵族(文官型的“穿袍贵族”),其家族在大革命中蒙受了巨大的苦难,但仍能对大革命持客观、公允甚至部分肯定的态度,因为他深切认识到,自启蒙运动、美国革命以来,王公贵族的独占统治再也难以为继,民主已经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大潮,法国大革命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必然要发生的一个事件,具有不容否认的历史必然性和正当性。

  但作为自由主义者,托克维尔内心深处最珍视的还是“自由”的价值,并且终其一生,他都对民主政治对平等的重视有可能导致对自由的侵害,有一种深深的隐忧。这一点早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就有所体现:一方面,他承认民主是世界潮流,另一方面他也担心,民主政治强调人人平等,搞得不好很有可能导致“多数人的暴政”。

  他在《回忆录:1848年法国革命》中坦言:“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却是一个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怕群众。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这便是真相。”

  在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之间,托克维尔当然更认同美国革命,因为他感到美国革命建立的制度有效地削弱了多数的暴政,而法国革命在这方面则完全失败了。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他就明确表达了他对法国大革命的这种失望情绪,认为法国大革命没有处理好自由与民主(平等)的关系。在他看来,大革命本来是要建立一种能够保障个人自由的平等社会的,而这也正是“民主政治”的真谛,但是人们很快就忘记了自由,却甘当独裁者拿破仑统治下的“平等的奴隶”。

  《21世纪》:作为我国研究法国史的著名学者,您如何评价法国大革命?

  高毅:尽管法国大革命开启了政治民主化的世界潮流,但是法国革命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实现政治民主化的理想模板。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的革命太激进了。法国大革命充斥着一种平等主义的梦幻,还有一种“民族再生”也就是要实现“人尽舜尧”的道德狂想。同时,强劲的贵族社会传统还使法兰西民族养成了崇尚暴力的习惯,结果这个民族在它的革命中,自觉不自觉地总要诉诸专制的、专横的暴力手段,最终导致了其民主实验的流产。法国大革命的确一贯地带有某种和现代民主格格不入的专制主义气质,不是搞“议会专制”,就是搞“群众专制”,后来还滑向了拿破仑的个人独裁。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法国革命的这种激进性也有一个不容抹煞的历史功绩,那就是通过对平等价值的执着追求,大革命不仅彻底捣毁了法国那种特别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从而为人民主权在法国的实现开辟了道路,同时它还在世界历史的层面上,做出了一项英美革命所不能企及的贡献,这就是它以空前的力度高扬了人民民主的正当性。这正是英国革命、美国革命这种“小革命”做不到的事情。为什么人们公认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也就是开创了政治民主化的世界潮流的革命是法国大革命而不是英美革命,原因就在这里。

  由此看来英美式革命和法国式革命各有自己的短处。英美式革命的短处在于,它片面地倡扬了自由的价值,而法国式革命的短处则在于它过于迷恋平等的价值。因此,这两种革命的经验实际上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也许只有将两者的思想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建成比较健康的现代民主政治。

  《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现实意义

  《21世纪》:您认为,《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对我们今天有哪些启发意义?

  高毅:就中国当下的形势和问题而言,《旧制度和大革命》主要能为我们提供这样几点启示:

  第一,旧制度最大的弊端是统治者的腐败,只是在旧制度末期的时代条件下,这种腐败没有带来经济的凋敝,相反却促成了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因为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专门从事生产活动的被统治者即第三等级创造财富的效能的增长),然而也正是这种繁荣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腐败的旧制度下的经济繁荣就这样成了大革命的催生婆。

  第二,旧制度统治者的腐败,主要表现为贵族阶级的没落这个中世纪以来的社会统治阶级,此时已随着王朝集权(绝对王权)的发展失去了它过去的社会管理职能,脱离了人民,却仍保持着种种令人憎恶的特权(主要是免税特权)和占据着高官显爵的尊崇地位,而且还越来越顽固地维护之,从而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这个旧制度的顽症,而这也正是引发法国大革命的根本原因。

  第三,法国大革命的激越浪漫、血雨腥风,很大程度上缘起于其间法国特有的“文学政治”即一帮在旧制度下没有政治自由也没有政治经验的文人掌握了权柄,这些人无知无畏,勇于标新立异,也“更热爱那些普遍的思想和体系,更蔑视古代的哲理,更相信他们个人的理性”,而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又应归结为旧制度言论自由的缺失按托克维尔的原话来说,就是“政府的种种罪恶所造成的所有政治反对精神,既然不能在公共场合表现出来,就只能潜藏在文学之中,而作家已成为旨在推翻国家全部社会政治制度的强大政党的真正首领”。

  《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后感(四):革命的不可避免与革命的无意义

  关键词 革命、不可避免、意义、自由、大众、狂热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一部关于法国大革命前法国社会的历史研究著作,其宗旨是为了阐明“这场在几乎整个欧洲同时酝酿的伟大革命为什么爆发于法国而不在他处,为什么它好像自发产生于它即将摧毁的社会,最后,旧君主制怎么会如此彻底、如此突然地垮台。[②]”托克维尔通过本书对法国大革命前的法国社会做了细致而全面的分析,试图从历史中挖出植根于法兰西民族基因中的法国发展之路,因而本书同时也是他政治思想的全面阐述。

  托克维尔用长篇的叙述试图证明这样一个观点:暴力革命绝非法国走向民主自由最直接安全的道路,一场民众主导的血腥革命也不可能使法兰西成为一个自由的民族。然而,这场大革命在法国爆发并非偶然。这场令举世震惊的大革命恰恰是法国历史与现实的长期积淀,是法国社会走向转折的必然节点。

  革命的不可避免

  英国学者彼得·卡尔佛特认为,“革命”开始指称驱使社会走向更加文明的政治变革开始于法国大革命。在中国,对于法国大革命的关注因其浪漫的口号和历史性的创举而经久不衰。那么,这样一场暴力革命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在一个小农人数庞大,资本主义并非完全发达的国家这样的革命能否因统治者的改革而得以避免?

  在第二编十二个章节中,托克维尔详细展示了大革命之前法国社会各个方面的状况及其演化过程,尽可能全面真实地还原了彼时法国社会的原貌。

  当时的法国社会中央集权制度在封建王权的温室中茁壮成长,成为旧制度闪着异色的婴孩。官僚队伍(御前会议与各省总督、总督代理)一步步地取代了贵族领主对国家与地方的控制,贵族成为“特权的”普通人,并因特权而与其他社会利益群体日益分裂;资产阶级努力通过卖官制度获得免税等特权成为“新贵族”,并因特权的不稳固而将之作为最大目标,也因此与贵族和其他阶级疏离;农民则由于领主“庇护”的消失而暴露在中央政府的直接剥削下,日益贫困和“刁民”化;各省大多失去了中世纪的自由,正式成为中央的附庸,巴黎成为法兰西的中心。

  旧政府在原有社会结构上不断试图增添新的东西来维持统治和适应社会变化,然而所有这些努力都是限于根本政治结构不变前提下的损益增补。法国君主从未有过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府的政治目标,从未将目光超出封建王权的无限荣光。在这样根本性差异面前,后人所有的改革设想都只能是书生臆想而绝不可能成为法国当时的政治实践。

  而且,在大革命爆发前夕,温和的政治改革已经很难满足法国人民,他们需要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来宣泄对于旧制度的仇恨和对于理想世界的热情。大革命的不可避免并非在于各种矛盾的不可调和,而是在于矛盾各方都已无意调和。革命远非法国社会和人民深思熟虑的理性抉择,而是长期强自压抑的悲愤情绪的迅速宣泄。事实上,革命本身便代表非理性。

  大革命前法国已经陷入了一种整体的堕落性的无序状态之中,几乎所有的人都失去了在社会中原有的稳定的位置而陷入一种无序的不确定性中。各个阶层几乎都失去了其原有的可信赖的通往各自幸福的生活道路。政府的确在进行相应的改革,但这种改革使“整个城市下层阶级骤然间陷落入这种茫然的无政府状态[③]”,使“第三等级的虚荣心遂在三个世纪当中得以保持不衰,他们唯一的念头就是获取官职[④]”,使贵族阶级“自我孤立于富足有见识的平民之外”,“越来越是不再成为掌权阶级”,“财富日蹙、权利丧失”。总之,这时法国“现实社会的结构还是传统的、混乱的、非正规的结构,法律仍是五花八门,互相矛盾,等级森严,社会地位一成不变,负担不平等[⑤]”。不是人民一定需要一场大革命来完成社会进步,而是全社会要求打破缺乏生机与希望的现状,重新开始,旧政府已经失去了领导改革的政治资本。

  在整个民族陷入勉强度日的悲惨境地之时,法国作家给整个民族提供了全新的、充满浪漫与激情的理想社会模型。这种纯理论的思想缺乏政治实践的支持却轻易被愚昧的民众衷心爱戴,因为“法兰西民族对自身事务极为生疏,没有经验,对国家事务感觉头痛而又无力加以改善,与此同时,它又是当时世界上最有文学修养、最钟爱聪明才智的民族”[⑥]。通过攻击孱弱、缺乏保护的法国教会,作家们燃起了民众的政治热情,而美国的民主实践更令法国民众对作家们的理论深深信服,从而彻底抛弃了现实政治实践的考虑成为革命的急先锋。

  现实压抑得令人难以忍受,而思想的狂热令人更是难以自制,在这样一个整体的社会环境之下,政治改革与否已不能改变什么,一场毁灭一切的大革命已经不可避免。

  革命的无意义

  法国大革命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笔,法国人民为追求自由而不畏牺牲的浪漫主义也一代又一代的为世人所称赞。然而,1789年革命之后,法国陷入了很长时期的暴力与专政,整个社会人人自危。那么,革命的意义何在?

  尽管表述隐晦而不为评论家所乐道,法国大革命的无意义却毫无疑问是托克维尔另一重要观点,这里的无意义是指其难以使法国成为一个自由民族,难以直接实现社会的进步。在托克维尔眼中,这场由人民主导的大革命必然无法摆脱其终将回到专制统治的宿命。

  专制统治之下,民众的愚昧和绝对贫困是其参与革命的最大动因。愚昧使他们容易被全新而浪漫的政治思潮所鼓动,被作家们连续不断宣扬的政治口号所吸引并产生自己歪曲的理解,这种理解不仅可以使其内心获得政治正确的自我肯定更可以促使其参与革命,从而引发连续的革命热潮。勒庞将这种狂热类比到宗教,认为民众将对理性的崇拜置换成了宗教式的信仰,因而便不难理解法国大革命巨大的能量如何得来[⑦]。绝对贫困包括物质上的贫困化和上升道路的狭窄化。当时的法国社会阶级空前细碎化,广大的民众陷于空前的封闭和孤立。日益繁重的赋税、劳役、征兵不断剥削着他们的财富和精力,进入其他阶级的可能性在贵族的没落与卖官制度的兴盛中愈发不可实现。托克威尔写道,“压迫不仅仅表现在这些不幸者处境恶化,而更多表现在不让他们改善自己的处境。他们是自由的所有者,但他们差不多仍和他们的农奴先祖一样愚昧,而且往往更加穷苦。他们身上保留着他们种族特有的智慧和敏锐,但并没有学会如何使用;种地本是他们的唯一营生,他们甚至连地也种不好。[⑧]”在这样一种无望的环境中,民众因教育的缺乏而愈发愚昧,愚昧而无望则易趋于狂热。

  革命并非出于对自由的真诚的向往。托克维尔认为,法国大革命中的民众对于自治、自由的热爱来源于专制制度的特定的暂时性的弊病,绝不会持久;人们并非热爱自由,只是痛恨主子而非依赖性本身。他预言道,“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⑨]”。所以,当革命的浪漫与血腥过去,法国重新回到了专制的怀抱,并在专制的统治之下怡然自乐。关于法国大革命中自由问题的讨论实际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伯克在《法国革命论》中提到的自然法来源的争论。法国民众所谓的自由更多的源于启蒙思想家的理论,缺乏必要的现实体验,因而这种追求也很难是彻底而真诚的。

  革命并未摧毁或改变旧制度赖以生存的社会根基,所以人民的统治确立不久,旧制度的种种特征便重新出现。“统治者垮台了,但他的事业中最本质的东西仍然未倒;他的政府死亡了,他的行政机构却继续活着,从那以后人们多少次想打倒专制政府,但都仅仅限于将自由的头颅安放在一个受役的躯体上。[⑩]”事实上,法国旧制度在过去的发展中已经逐渐具备了近代的特征,但由于人们对于旧政权的恶劣印象和法律执行的种种问题而被人们选择性忽视,所以当大革命过去,这些旧制度换了一套外衣重新出现的时候,它们受到了人们热烈的欢迎与真诚的拥护。革命并未也不可能摧毁旧制度的根基,一旦社会趋于稳定,旧制度的灵魂便再次附体。这也再一次证明,历史总是循序渐进的发展的,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现代政治权利并非来自于高贵的哲学理论,而是来自于现实生活的经历与体验。

  革命并非法国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托克维尔认为,“即使没有这场革命,革命所做的一切也会产生”,“革命只不过是一个暴烈迅猛的过程,藉此人们使政治状况适应社会状况,使事实适应思想,使法律适应风尚[11]”。在法国种种近代要求的权利、观念都已出现萌芽并不断滋长,大革命的确充当了一部分新鲜事物的催化剂,但并非这些事物的起源。相反,革命给法国带来的长期的动荡与战乱消耗了法国长期的资本积累,对法国现代化的进程反倒有着负面的影响。革命在法国前进的道路上犹如一场绚烂血腥的烟火表演,当它结束之后,法兰西民族仍要回到默默前进的道路上来。

  法国大革命与中国

  《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近来走红中国,大革命前的法国与当代中国的诸多相似吸引着人们思考中国是否会发生革命、政治改革应当如何推进、托克维尔悖论[12]如何避免等一系列迫切的现实问题。进行对比时应当注意彼时的法国与今日的中国存在根本上的差异,套用托克维尔的结论之前应详加比较两国的民族特性、政治习惯、经济现状和社会分化状况,不应被形形色色的理论、道路、模式所惑。

  但是,如果“革命的不可避免与革命的无意义”这一结论具有某种普遍性,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就可能面临巨大的灾难,因而如何理解革命的不可避免也就有了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对法国大革命的不可避免进行分析时我们着重关注了农民的状况,而在我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大国同样应当着重关注这一群体——他们有着脆弱的经济支撑和较低的受教育程度,二者是农民阶层易被鼓动参与革命的重要诱因。今天中国的一些非法宗教组织热衷于在农村活跃是很好的例子,某种程度上来说,毛泽东当年提出的农村革命道路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综合来看,中国当下爆发革命的可能性并不大。首先是革命的可能参与者占社会阶层比重不大,大多数的普通民众并没有激进的政治教育环境,大多数人关心的重点仍在于物质方面的不断改善;其次,社会整体生存状况的不断改善和社会上升通道的仍未完全堵塞给予了人们某种心理平衡,使人们有改善自身状况的希望,因而也增加了人们对社会安定的期望,降低了革命爆发的风险;最后,政府和执政党为增加改革资本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并且通过领导层的换血转移了一定的政治压力。

  18世纪的法国与当前的中国都面临着民族发展的十字路口,如何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既是一个民族作为整体做出的选择,也是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产物。

  后记

  革命的不可避免与革命的无意义基本反映了托克维尔对于法国大革命的看法和他关于社会进步的思想。作为出身贵族、经历多年政治实践、拥有先进政治追求的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的历史见解较之其他历史研究者更多了几分对于政治现状的尊重,也更倾向于渐进式改革的道路。

  在本文最后,不得不指出托克维尔写作本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首先,如托克维尔自己所承认,虽然他尽量客观地去书写法国社会,但贵族气质仍弥漫在本书字里行间,整部书的论述带有一种贵族式的优越感和刻意对贵族的贬损,所以在阅读中应慎重看待托克维尔对各阶级的论述,避免被他自身的局限所误。从书中不难看出,托克维尔以爱国者自居,这种对于祖国深深的感情同样影响到了他对法国一些现象的因果分析,对于民族性的解释也过于简略而近于前提式的论断。再者,托克维尔的论述方式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在追求尽可能全面细致分析法国社会的目标之下,托克维尔有时不免陷入缺乏整体的逻辑性、论述碎片化的境地。而且,托克维尔高度重视政府档案和时代著作固然可以见前人之所未见,从而发前人之所未发,但也使整个研究存在局限,因而对社会整体情况的阐述不免支离且难以令人完全信服。

  注:

  [①]本文中“革命”一词,指托克维尔书中的法国大革命,即以社会进步为口号的暴力推翻旧专制政权的大规模社会运动,并不赋予“革命”一词本身先进性评价。

  [②]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29.

  [③]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210.

  [④]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32.

  [⑤]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68.

  [⑥]同②.

  [⑦]古斯塔夫·勒庞.革命心理学.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136-138.

  [⑧]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57.

  [⑨]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87.

  [⑩]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223.

  《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后感(五):旧制度、大革命与新政治秩序的形成

  师兄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小书,开学这两周断断续续翻了一遍。热读热议的浮夸着的喧哗并不能给作品带来经典的光环,历史与现实轮回般的相似也不能说明它的伟大,只是当那以往世代幽微的烛火或多或少照亮了今日眼前的混沌时,折服而击节赞叹便很自然了。

  推荐这本书时,人们往往这般介绍:托克维尔回答了为何旧制度是在它最开明的时候覆亡,给予人们一个更好的时代为何反倒激起人们去彻底推翻它;以及人们在暴力推翻旧制度之后,又如何在其废墟上继承它的政治遗产建立起一个与过往本质上神似的建筑。人们惊叹于十八世纪法国与今日中国的相似,赞叹托克维尔的深入观察记录对当今时代醍醐灌顶般地提供了前车之鉴。

  只是也许我们可以挖掘更多。

  社会发展总是沿着这样的链条:经济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变迁,而社会变迁又带来政治秩序的重建。当人们站立与地球之外审视人类文明时,大概不会太在意每个时代各不相同的物质繁荣,不会迷恋于众多面目相似而又有着根本不同、形态迥异而又带着某些神似的漂浮着的制度,兴许会对每一与众不同的个体,不同个体构成的群体,以及众多群体组织成一个彼此关联、相互影响的社会产生浓厚的兴趣。也就是说,人们竭尽所能去探讨的,链条两端的得失之原,都集中在可感知而难以描述的“社会”之中。托克维尔以历史学家深邃的眼光和社会学家敏锐的感知写到“唯有阶级才能占据历史”,在这么本小册子里,小心翼翼地揭开了旧制度向新世界的政治秩序过渡的最隐秘的钥匙——它命名以“贵族”的阶级。

  也许出于无知,也许是出于忌讳而故作不见,他关于这历史胜负手的叙述,似是要湮没在当下热列的讨论当中了。

  在前言中,托克维尔指出三条历史规律:1. 社会总是“被一种无名的力量驱使,……推动人们去摧毁贵族制度”。2. “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恰恰是那些贵族制已不存在和不能存在下去的社会”。3. 专制是最坏的社会制度。联立起来其实不难得出这样的表述:人们出于某种原因、情感(例如嫉妒),总是要追求平等,摧毁贵族制度,而在一个没有贵族的社会人人平等的社会中,往往形成不了自由的政治结构,往往会孕育出专横、极权的社会,而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人特质泯灭,道德崩溃,最终走向或者极权而至愚昧,或者动荡而至倒退的极端,走入人类文明不可遏止的倒退的深渊。

  托克维尔通读了大革命前后的政府文书,在这本小册子里描述、比较了相隔数十年的两个世代后,并没有系统地回答贵族阶级为什么能帮助维系社会自由,却勾勒出了相当丰富的图景,供有心人在其中寻找蛛丝马迹。若只是看到了断头台上开明的路易十六,只叹息新政府与旧制度并无不同,则未免一叶障目了。在前后几十年的法国社会生活图景里找到回答第二条定理“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恰恰是那些贵族制已不存在和不能存在下去的社会”缘由的答案,才是托克维尔在这本小册子里最灼人的思想。

  抛开托克维尔费劲心力地记叙不写(但只有从这些叙述的现象里你才能感知和发现一些根本性的东西,而不是接受其他人的论断),他的基本逻辑也就还算简单了。不妨拆分成两个问题:为什么贵族会愿意以自己的利益为代价去构建一个更好的社会?为什么一个平等社会下的当权者却做不到这些?

  成长于不平等制度下的贵族,与生俱来享有更丰裕的物质基础。所以,他们目光辽远,更远离生活琐事和计较,愿意关注更虚无、更高尚的原则和情感。良好的教育与自我教育,使贵族作为当权者,面对依附于自身的平民,一方面更有行政经验和能力完成良好的治理和正义的权力行使,另一方面也更有意愿为平民付出以完成自我价值的实现及自身心灵的救赎。我始终相信——人类最高尚的情感都来自于强者——也正是如此,作为强者的贵族,是更有可能为了信念而做出卓有成效的努力的。

  与之相反。在极平等的社会里,最初人们也许能保持极高的政治热情和思想觉悟,但一旦权力结构划分完成,执掌权柄者便逐渐累积起了自身的利益,新兴的得利者往往更难放弃自己的所得去捍卫一些抽象的原则和取悦虚无缥缈的人民,相反,在一套以平等为目的设计的体系中,人们会很轻易地利用政治基础将社会巧妙的改造为一个极权的、压制思想的、固守既得利益的人们统治的、僵化死板的国度。甚至可以丝毫不用怀疑初创者的纯良意愿和道德情操,但不幸的是这些没有经验、没有基础的人们,要面对的是政治学最根本的矛盾,权力的行使与限制,解决不了,也不似贵族长久以来熏陶所拥有的克己本性。

  也就是说,托克维尔的历史论调有这样一种悲观色彩:对平等的企望使得人们往往会丧失自由,历史要向自由的未来前进,依靠的不是普罗大众追求平等的努力,而是不平等下贵族骄傲的优越感、虚无却确实存在的道德力量。

  深夜辗转难眠的时候,我会爬起来整段整段地抄写托克维尔的那些句子——“永远值得惋惜的是,人们不是将贵族纳入法律的约束下,而是将贵族打翻在地彻底根除。这样一来,便从国民机体中割除了那必须的部分,给自由留下了一道永不愈合的创口。多少世纪中一直走在最前列的阶级,长期以来发挥着它那无可争议的伟大品德,从而养成了某种心灵上的骄傲,对自身力量天生的自信,惯于被人特殊看待,使它成为社会躯体上最有抵抗力的部位。它不仅气质雄壮,还以身作则来增强其他阶级的雄壮气质,将贵族根除使它的敌人也萎靡不振,世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完全取代它;它本身再也不会复生;它可以重获头衔和财产,但再也无法恢复前辈的心灵。”——台灯下的寂静里,隐约听得到十九世纪传来的叹息,目光所见的社会图景,心里贵族血液的骄傲,以及担当。

  读这样的书,总是不能自制的将目光投向今天的现实。悲观的情绪告诉自己,这已经是一个没有贵族的国度。

  我们无法理解骑士为了荣誉而甘愿一死的价值观,不再具有先忧后乐的胸怀,理想主义备受嘲笑,个人特质逐渐丧失。人们或者物质匮乏,或者恐惧于财富取得的原罪而竭力逃离这个社会甚至不惜代价维持自己的利益,不论贫富,不论贵贱,始终在生活紧张而逼仄的状态之中。庙堂高处,既无光风霁月的情怀和仁以为己任的担当,又无“刑不上大夫”的豁免、宽容以激励贵族的重生;江湖渺远,人们受困于生活,变得彼此相似特质丧失,逐渐形成了扁平、同质的社会结构。人们消极地以解构的态度面对社会发展的种种,而始终不愿以建构的精神和担当参与到公共生活之中。个人利益为中心的价值体系,最终培育出了一种狭隘、偏激而有攻击性的“屌丝文化”,人们愿意作贱自己、攻击他人,将对世界的不满转化成一种满不在乎的态度最终将群体的道德拉至极低的水平。雄壮、奋进的气质开始沦陷,坦荡、担当的胸怀将要死去。——借着托克维尔的目光,我才猛然醒悟,这样的公共生活发展不是健康良性的趋势,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人们或许能有更高的政治参与,但却难有有效的新秩序的构建。悲观的看,这预示着一个政治衰朽时代的到来。

  可是,我们曾经有那些高尚而美好的感情,又有多少人记得?

  《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后感(六):开卷有益,作为一位曾经的美术生,这个版本封面,我更喜欢,只是制作粗糙

  你们比上届政府集权多了,有了内部小组委员会,我们都希望这集权,是砍倒那些通过非法手段和制度红利发家的,利益集团。而不是砍倒,无限期许国家强盛,长治久安的人们。愿权力得到与放下同在。愿是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面,而不是权力提着笼子到处关人。。金开1号的信托危机再次用全体纳税人的钱,用穷人的钱给富人救了钱包,发财。。你们可以说是,担心黑天鹅危机,可是还有无数的金开1号,等着大家见面。还是从根本解决吧。。过的初一过不了十五的。。

  信用是无价的,天平还没有倾斜,多努力,一切刚刚开始。

  我们都愿这是一个继往开来的,历史上值得大写特书的十年!请炎黄二帝保佑我族!安!

  《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后感(七):旧制度与大革命

  《旧制度与大革命》,托克维尔著,冯棠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8月第1版。

  由于领导推荐,此书大火,而此前对此书最多评价集中在所谓“坏政府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如此理解未免失之片面。放在今天,甚至有误导之嫌。

  据说,当年有记者问周总理对法国大革命如何看,周深思片刻道,现在评价还为时尚早。读罢此书亦有此感觉,也就是说,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待法国大革命自然有不同观点,不会仅仅得出上述一种结论。

  托克维尔是贵族,在书中对法国贵族地位变化多有着墨,这是一个角度;法国中央集权加强对革命发生之促进作用,这又是一个角度;农民赋税负担的加重,还是一个角度;革命的暴力倾向与走向,又是一个角度。因此,我宁愿认为,作者并未给出关于大革命的结论,而是启发或引导读者去思考。况且,写作时间距今已150余年,若说那时的经验对现在真具有什么十分契合的指导意义,未免牵强附会。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我赞赏作者在书结尾处的话:即使没有这场革命,革命所作的一切也会产生。。。革命只不过是一个暴烈迅猛的过程。是的,所谓革命,只是那最后一张骨牌、最后一根稻草,所有变革的因素蕴藏在一点一滴、每日每时中。根本不能想象,某一个单一事件造就了革命。如果说革命要来,它早晚会来,差别只在引发革命的那个具体事件是什么,可能是巴士底狱,可能是莱克星顿,也可能是武昌兵变。

  就我们自己而言,有孤立看待历史事件的习惯,特别是把一些标志性事件单独挑出来,然后不断赋予其更高的意义,最后把这些事件变为石破天惊、开天辟地、扭转乾坤之举。国内的便可一把数出若干来,如辛亥、五四、遵义。。。建国以后就不说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要关注的不是革命本身,甚至也不必过多探究革命发生的原因,而是历史大势为何、如何滚滚向前。因为我始终笃信,形势比人强。路易十六不比十四更昏庸,但掉了脑袋,那是因为大势使然,历史的合力就在那里。就如同崇祯不比天熹昏庸,光绪与慈禧从中国历史上看其实也算不得亡国之君,但国毕竟是亡在他们手中,因为历史大势不以个人意志与能力为转移。时势造英雄,总是超过英雄造时势。因此,要感谢大革命的,是拿破仑;而上了断头台的那些人,也怪不得大革命。

  最后,说实话,这书实则没看太懂,因为背景不熟,因为语言晦涩,因为离我们太远。所以,不必过多抬高本书的意义。它到底是国家主义还是自由主义的逻辑,留给学者们去评说吧;政治家么,就不必了。

  《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后感(八):从大革命反思旧制度

  无疑,法国大革命之后,欧洲思想界迎来的是保守主义的第一次高潮,对大革命对反思乃至斥责之声不绝于耳。

  这些对革命的反思基本上是对准革命本身的,基本上是以群众突然表现出的不成熟结合少数野心家的暨越来解释大革命出现的红色恐怖,而托克维尔却通过考察旧制度是如何孕育了大革命的可能性来反思旧制度的问题。

  对于托克维尔来说,大革命从君主专制手中接过了中央集权的使命,并且将其发挥到了极致。

  当然,托克维尔并不认为这种雷厉风行的大革命是必要的,他不是列宁主义者,对他来说不需要“更彻底”的革命。如果能以渐进的方式走向中央集权的“现代”国家,那么当然是皆大欢喜了。

  就像现在的中国学术圈喜欢反思新文化运动一样,托克维尔也对大革命前的知识分子精神进行了一番反思,托克维尔认为,大革命前知识分子因为与行政环境的隔离,所以沉迷于“设计理想国”的幻想太空,这促进了激进主义的增长。还有一个致命的因素是知识分子幻想依赖可以改变一切的国家权力去实现他们的理想,而上述两个因素又是君主专制的产物。

  《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后感(九):何以高层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

  中央纪委书记王歧山多次在公开场合,推荐大家读《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出于好奇,我也特地买了本。读完后,朦胧中似乎感觉到什么,但又不够清晰,倒是在豆瓣网上看了几则书评后,让我稍稍理清了点思路。

  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很长一个时期,中央政府高度集权,地方没有自治权,地方上再细小的公共事务都要提交御前会议审议决定,效率低下,严重影响社会发展;贵族失去了对地方的统治权,却保留甚至加强了各种特权,资产者通过买官也能获得特权,这些特权大多涉及免除缴税或徭役的义务,结果最底层的农民成了苛捐杂税的主要承担者,贵族、资产者、农民几乎成了三个完全隔离的阶层,社会不平等日益严重。然而,大革命并没有在农民压迫最深之时暴发,事实恰恰相反。大革命发生前的20年间,法国皇帝路易十六比前任更开明、更关心底层的疾苦,他大力改革旧制度,试图减轻农民的负担,当时法国农民的自由、平等和财产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受到更好的保护。与此同时,皇帝、贵族又公开揭露旧制度的弊端,深处受害者地位的农民原本一直以为苦难无可避免,所以只能默默忍受,现在突然发现这一切不公都可以改变,于是上层的同情心和改革反而加剧了社会的不满情绪,民众的仇恨情绪不只针对国王,而是针对一切旧的制度。加之出版自由,一群没有从政经历的文人从头脑中构建出“人人生而平等”的全新理论,并用这一政治理论去指导实践,这对大革命的酝酿和暴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于是,一场由人民主导、盲目摧毁一切的大革命就变得不可避免。

  然而,法国大革命的最大成果却是成就了拿破仑,人民并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平等和自由。历史似乎证明:“一向毫无怨言,忍受着难以忍受的法律压迫的人民,一旦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其猛力的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之前的政权更好。”作者托克维尔还倾向于认为,“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反观中国,如果没有那场内战导致的政府更迭,结果又会是怎样?不过,历史没有假设,我们需要的是以史鉴今,正视现实,展望未来。我想,这也是高层推荐此书的深意所在。

  当前,中国社会矛盾凸现,贫富差距不断拉大、阶层固化、利益集团阻碍、腐败问题严重、人民群众不满情绪日增等社会现状,和法国大革命前的情形非常相似。但我们不能由此武断下结论:中国也面临大革命的潜在危险。毕竟,我们所处的时代更多的是与历史不同的一面,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政府越来越重视民生,信息越来越公开,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言论自由也基本得到保障;更应该看到,政府已清醒地认识到改革的难点,并把改革作为发展的红利,不断加以深化。法国大革命、苏东巨变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激进改革付出的代价太大,而且往往实现不了人们的期望,渐进式改革才是我们前进的正确选择,改革要的不是激情,而是智慧、冷静与宽容。

  觉得豆瓣书评中有两段话,非常有道理,援引于此。我们“要自由要民主要宪政,但更要它们生长的土壤。一朝一夕的激情是改变不了什么的,冷静与宽容永远需要我们坚守。”“中国始终徘徊在治世和乱世之间。治世是假的,大多是专制独裁;乱世是真的,诸侯林立、刀兵相见。真心希望这条宽容、妥协的路可以走得通畅些。”

  《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后感(十):法国人的革命

  和一般的历史著作不同,这本书没有叙述,只有分析。不是记叙历史,而是分析历史。它没有讲述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过程,也没有提到法国大革命中的历史人物,比如罗伯斯庇尔、米拉波、丹东等人的名字都没有提到,但是它的分析确是鞭辟入里,精彩纷呈,不失为一部名著。托克维尔在序言中说,他要把“事实和思想、历史哲学和历史本身结合起来”,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因此这部著作受到各国研究法国革命学者的重视。该书在法国出过16版,在英国也有13个版本,已成为英国文化的组成部分,牛津大学校方即将《旧制度与大革命》指定为基础教程。

  作为一个没落阶级的政治代表,托克维尔对于群众的革命情绪特别敏感。他也曾有过从政的经历,并担任过部长职务。但就像巴尔扎克一样,用他的作品为他无限留恋的贵族制度唱了一曲无尽的挽歌。托克维尔接触到了旧制度的一些实质问题,他用大量篇幅描述贵族的失落、无权、脱离群众,他的结论是,1789年法国革命是迄今为止最伟大、最激烈的革命,它代表法国的“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年代”。但同时,他又对革命的后果表示惋惜,认为一个没有贵族的社会很难避免专制政府。所以,他的作品是复杂的,矛盾的,是“历史哲学与历史本身相结合”。事实上,赋予他的著作独一无二特征的也就是这“结合”。

  关于大革命的原因,托克维尔认为,不是因为经济崩溃、政治制度落后(当时的德国和俄国更为落后),也不是因为土地集中,而是因为旧制度形成的特权、卖官鬻爵、民众意志无法表达、社会分化和金钱的腐蚀作用等等。

  如果说特权已经让人难以忍受,那么卖官鬻爵就更是不得人心。法国在1692年取消了普选制,城市的各种职务都可以鬻买。甚至连法官的职位都可以购买,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就是卖掉了波尔多法院院长的职位后到巴黎的。为赎买官职而付的钱数量之大连财政总监都感到吃惊。托克维尔认为,在旧制度的整个面貌上,没有比这更无耻的特征了。

  在托克维尔看来,金钱的腐蚀作用和对公共利益的漠视,也是造成革命的原因。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而变得具有奴性与革命性。

  此外,社会分化使得穷人和富人不再有共同利益、共同哀怨、共同事务。农民与上层阶级几乎完全隔离开了;在资产者眼中,甚至和他们一同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民也变得陌生起来,几乎成了敌人。而国家中最有教养的人却无动于衷,并不想改变这种状况。这种情况发展到后来,穷人和富人之间就形成一种“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托克维尔认为,这是大革命前夜最可怕的景象。

  如果说旧制度是造成大革命的根本原因,那么启蒙思想则起到了理论基础的作用。托克维尔认为18世纪启蒙思想是大革命的理论基础。当时在法国有一大批启蒙思想家,他们虽然没有公职,但却凭着自己对人类社会的深切关怀,著书立说,影响人类社会。他们提倡自由、平等、人权,提出一切人生来平等,倡导共和,他们代表了当时人类社会的最高成就与最高理想。他们的作品影响深远,连贵族社会和宫廷也受到影响。俄国女沙皇叶卡特琳二世长期与狄德罗、伏尔泰、达兰贝尔等通信,标榜自己是共和派,要做开明女皇。这些哲学家的著作成了大革命的先声,奠定了革命的思想基础。革命成功建立共和国后,卢梭、孟德斯鸠等思想家关于自由、平等、人权的理念以及三权分立的制度构想直接写进了《人权宣言》,写进了宪法。直到今天,民主社会的理论基石也还是这些启蒙思想家的著作。

  关于大革命的范围和影响,托克维尔有极为精当的论述。他说,一切国内革命及政治革命都有一个祖国,并局限于这个范围内。但法国革命却没有自己的疆域;不仅如此,它的影响可以说已从地图上抹掉了所有的旧国界。它超越一切国籍,组成了一个理念上的共同祖国,各国的人都能成为它的公民。“这就是1789年,无疑它是个无经验的时代,但它却襟怀开阔,热情洋溢,充满雄劲和宏伟:一个永世难忘的时代,当目睹这个时代的那些人消失以后,人类一定会长久地以赞美崇敬的目光仰望这个时代。那时,法国人对他们的事业和他们自身感到自豪,相信他们能在自由中平等地生活。”

  “只有它才能造就一场如此突然,如此彻底,如此迅猛,然而又如此充满反复、矛盾和对立的革命。没有这些原因,法国人绝不会进行大革命;但是必须承认,所有这些原因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释法国以外类似的革命”。

  附录:

  本书的名言警句

  旧制度死亡了,万劫不复;但是人们不可以以为在旧制度的废墟上,不会再建起专制暴政或无政府状态:这是大革命的私生子;只有自由才是大革命的合法女儿,在上帝的帮助下,自由有朝一日终将驱逐僭越者。

  历史是一座画廊,在那里原作很少,复制品很多。

  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不要瞧不起我们的先辈,我们没有这个权利。但愿我们能够在发现他们的偏见与缺点的同时,发现他们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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