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后感10篇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一本由[法] 托克维尔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2.80元，页数：316，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后感(二)：2014/1/11 14:24:50

这本书是九哥推荐的。
说实话，真本书没怎么看懂，或者说引起共鸣的地方并不多。但并不妨碍我评价它是一本好书，一部经典。
对这本书的内容很难有交集，可能源于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对法国大革命本身并不了解。仅有的一点印象也只是高中教的那点皮毛。可就是那点皮毛也已经被阉割，彻彻底底地只是为了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所做的实践铺垫。因而，对这一事件的认识与看法不免落入狭隘的境地。
二是对中国的政治理解太少。我很容易的发现1789年大革命时的法国与现在的中国真是像极了。但这种感情也仅仅基于一个愤青对中国当下现状的不满，深层次的问题我是把握不住的。
但多多少少也有了自己的一些想法。
这本书与其在说一场革命，倒不如说它揭示的是一个民族的本性以及一些普世的人文主义关怀。
都说法国人是浪漫的爱革命的，看过这本书之后，才发现，法国人是立体的，是矛盾的。他们是如此的嬗变，以至于让人把握到的特征不过是一个时期一个阶段的某些方面，或许只有多变矛盾才是这个民族的本质特征吧。法国有许许多多的文人政治家、哲学家，他们用他们的思想指明方向，却从不研究究竟应该如何去做。这不是说这个民族是行动上的矮子，他们对行动也是有着满腔热情的！但仔细想想，好像就只剩下满腔热情了？
同时，这本书揭示了一些政治斗争的特点。一个民族发生的革命，不过是因为之前的统治者的统治超过了他们所能承受的范围，而溢出的结果罢了。可笑的是，统治的统治手段常常会被革命者重新拾起，以此来维护新建立其来的政权。
书中对自由的论述也深深地打动着我。到底想想，我们的民族是不爱自由的嘛？恐怕只是习惯了被领导被统治吧。

　　《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后感(三)：多有相似 总可借鉴——《旧制度与大革命》读书笔记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托克维尔在引用文献时常常提到，“这几行文字是整整一个世纪以前写的，写这些话的政府官员却多像我们同时代的人”，“可见历史是一座画廊，那里原作很少，复制品很多”。私以为，主要原因是千百年来人性从未改变，人内心的欲望以及人组合以后成为组织的欲望从未改变，只不过由于外部环境（观念、制度等）的限制，抑制规范了人及其组织（如政府）的原始冲动，导致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别。这即是制度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也是这本书通过大革命视角研究制度的意义所在。
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解决为什么法国人通过大革命推翻专制政府后，却又抛弃了获得的自由，让更加强大、更加专制的政府夺了权。
一、为什么大革命会在法国爆发？
大革命最初是攻击教会。基督教之所以激起这样强烈的仇恨，因为当时宗教也是一种政治制度，教士是尘世的地主、领主、什一税征收者、行政官吏，占据了最有特权、最有势力的地位。18世纪的哲学宣扬的“人类生来平等，应废除种族、阶级、职业的一切特权，人民主权”等思想成为革命诱因之一。但法国大革命又并非是一场宗教革命，因为法国革命涉及现世，不仅仅研究什么是法国公民的特殊权利，而且研究什么是人类在政治上的一般义务与权利，实质是一场政治革命。大革命的业绩是突然间完成了需要自身一点一滴、长时间才能成熟的事业，彻底摧毁了或正在摧毁就社会中贵族制和封建制所产生的一切。但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的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法国爆发，因此在这些制度的桎梏实际上不太重的地方，它反而显得最无法忍受。
（一）统治层面：堡垒都是从内部攻破的，旧制度不断遭到破坏，国王的权力越来越不受约束，统治阶层腐化堕落，给社会造成沉重负担。
关于中央和地方关系。在中央，国王下设御前会议，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一身，实际权力仍在国王手中。在省级，中央派总督管理，总督既是行政官又是法官，通常是新封贵族，大领主看不起总督。在县级，总督任命总督代理管理，总督代理都是平民。在基层，乡村过去由领主管理，现在由中央管理；城市过去自治，后来为解决财政困难，而取消选举，改为鬻买，各市政府蜕化为小寡头政治。
关于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行政权与司法权关系混淆，御前会议通过调案干预司法审判，要求将涉及政府的案件移交给总督和御前会议审理；法庭有时也获准制定政府规章。法庭干预政府只对案件有害，政府干预法庭则使人们堕落，使他们兼有革命性和奴性。
关于首都和外省的关系。高度的中央集权使得巴黎权力越来越大，制宪会议能一举废除所有旧省份，把全国划分为83块不同地方。巴黎不仅是交换、贸易、消费、娱乐的城市，也是工场和制造业的城市，成为全国活动的主要起源地。人口大量聚集首都，用行政手段已经无法控制，事实上已经成为一支军队。
（二）社会层面。中央集权使得各地之间差别越来越小，各阶级之间越来越相似。但贵族、资产阶级、农民之间却成为彼此漠不关心的陌生团体，组织不起什么力量约束政府，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援助政府。
从农民与贵族关系来看。当时德国农奴制大量存在，基本上没有多少自由。而法国农民可任意往来、买卖、处置、耕作。农民成为土地所有者，而且会分给孩子，地越分越小，后代都成了小地产主。法国存在了大量的小地产主，这些小地产主虽已摆脱了领主的管辖，却承受着沉重的土地奴役。因为当时法国所有郊区官吏隶属政府，或归中央政府统辖，领主几乎不再是国王在教区的代表，事实上成了拥有免税权和特权的一个居民而已。即不再享有政治权利，仅享有经济权利，特别是在土地上的特权。但正是这土地上的特权，如年贡、地租以及现金或实物税等，损害了土地耕种者的利益。如果农民没有土地，对这些负担便会无动于衷；如果农民归领主管理，也会被迫接受。恰恰是摆脱了领主控制的小地产主对不再享有政治权利的贵族日渐不满。在征税的过程中，省议会中无人愿意当征税员，只好轮流担任，要求收税员以其所有财产乃至人身，对职务负责，要么自己破产，要么横征暴敛，结果这些封建残余权利的勒索比封建时代还要苛刻。
从农民与资产阶级关系来看。军役税及其附加税对农村的负担比城市沉重得多，平民中的有钱人宁可出租财产遁入附近的城市，也不愿在农村受罪，结果使得农民中所有平民所有者几乎都变成城市资产者。这些人到了城市以后，生活目的变成追求可以通过购买获得的城市政府官员职位，对农村的事情再也不关心了。
从贵族与资产阶级关系来看。贵族与资产阶级在行为举止上已经很难看出差别，不过贵族已经变成种姓，特殊标志是其出身，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但仍避免联姻。最初两者联合起来反对王权，领主统治瓦解后，资产阶级与贵族在政治上再没联系，便各行其是。虽然贵族作为一个阶级不再享有政治权力，但贵族个人却享有很多特权，如免税权（英国是穷人少交税，富人多交税，法国却相反！）。特别是在军役税不断变更名目、增加内容的情况下，免税权就显得庞大起来，人们看到的不平等比起人们感受到的不平等更大，更有害。资产阶级个人虽然可以通过国王授封晋爵的方式晋升贵族，但改变的仅是个体，每年捐税摊派征收都重新在他们之间划分出一条清楚明确的界限（阶级的界限），两个阶级的差别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加明显。结果，同胞们形同陌路或仇敌，难以联合起来共同管理公共事务。
尽管各阶级之间互相分离，但各阶级在反抗国王暴政上却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贵族毫不关心公民们普遍自由，但反对国王对他们的控制。资产阶级也会表现出真贵族那样骄傲与抗拒精神，捍卫共同的尊严和特权。过去由贵族负责交通设施等公共基础设施，贵族领导瓦解后，改由中央负责，中央只好通过劳役的形式来维修公共工程，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特别说明一点当时司法的情况。法官终身制，不求升迁，保留了独立性。尽管政府常常绕开法庭审理与自己有关的案件，但法庭没有对政权屈从。人们可以通过司法权表达抗争，可以辩论，刻意受议。司法习惯在很多方面变成了民族习惯，国王认为在发敕令时必须说明缘由，在下结论时必须阐明原因，等等，所有这些习惯，所有这些形式，都是君主专横跋扈的障碍。这个值得我们借鉴。
二、什么加速了革命到来，却又吞噬了革命成果？
这部分主要是在分析大革命产生社会根源的基础上，对文学、思想、改革等因素对革命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一）文学中的政治倾向煽动了革命热情，却没有足够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维持革命的成果。
当时荒谬可笑的特权泛滥，使人们越来越感到特权没有存在的理由，旧的制度却没能及时更新以适应社会需要。每个法国人都在他的财产、人身、福利或自尊方面受到某种旧法律、某种旧政治惯例、某些旧权力参与的妨碍，而他看不到任何他本人能采用的医治这种特殊疾病的药方，似乎要么全盘忍受，要么全盘摧毁国家政体。既然不能在公共场合表现出来，就只能潜藏在文学之中。文人们开始认为，应该用简单而几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比如18世纪政治哲学关于人人平等等观念。总而言之，“政府的种种罪恶所造成的所有政治反对精神，既然不能在公共场合表现出来，就只能潜藏在文学中，而作家已成为旨在推翻国家全部社会政治制度的强大政党的真正首领。（所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如果一味限制言论自由，人们对自由的欲望迟早会在其他方面爆发出来。）
但是文人们很少参与政治，对现实缺乏足够了解，于是更倾向那些普遍的思想和体系，而不是具体的制度设计和政治运作。民众由于也缺乏政治经验，对文人们言听计从，衷心拥戴。作家控制了舆论的领导，一时间占据了在自由国家通常由政党领袖占有的位置。（好像当今中国公知对社会的影响！）假如人们像从前那样在三级议会中参政，绝不会被作家思想所煽动，他们会维持事务的一定规章，以防止纯理论。在作家身上因为美德的东西，在政治家身上有时却是罪恶。（因为现实的复杂性超出人们想象，特别是利益冲突的协调仅靠理是无法解决的。理论具有引领指导推动作用，但无法完全取代具体的制度设计和事务运作。）
（二）宗教被当作国家制度的基础而受到攻击，但却没有另外的宗教取而代之。
教会制度是国家制度的基础和楷模。教会是建立在等级之上，依靠传统，承认高于理性的权威，教会本身是首要政治势力，他们查禁文学作品，阻碍了作家们欲在世俗政府中树立的原则，导致要攻击国家制度必须摧毁教会制度。
但宗教问题上的绝对无信仰是违反人类天性的，会使灵魂陷入痛苦的状态。没有宗教，文明社会，特别是自由社会便无法生存。尊重宗教是国家稳定与个人安全的最重要的保障。（这里，作者把哲学归入到宗教范畴了）。
（三）严格意义上的公共自由的思想与爱好是最后一个出现，也是第一个消失的。
最初，自由精神不占主流。当时占主流经济学派倡导经济自由，而并未考虑政治自由，甚至一开始有些排斥。他们更热爱平等，而不是自由；他们指望王室政府改革当代社会，由国家来号令国民，培育公民精神；他们倡导“国家随心所欲造就人们”，国家有无限权力，权利不受限制。国家实际上是一切人的产物和代表，必须使每个人的权利服从于全体意志。这有点类似社会主义，作者说“中央集权制与社会主义的确是同一土壤的产物；它们二者之间的相对关系是栽培的果实与野生幼果的关系” 。
随后，自由精神遭到破坏。政治自由开始呈现以后，全体人民均有权参加治理的思想深入人心。法国人不再主张政府改良，而是要求由人民亲自改革，革命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但没有充分准备的人民自行从事全面改革，不可能不毁掉一切。革命会使旧制度包含的坏东西和好东西同归于尽，一方面摧毁了那样多与自由背道而驰的制度、思想、习惯，另一方面也废除了那样多自由所赖以存在的其他东西。作者说，专制君主本来可以成为危险较小的改革家，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法国人有朝一日发展成为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法国人成为自由民族。
结果，自由精神遭到抛弃。法国人民在革命过程中，将无限制的政府中央集权制和占绝对优势的立法团混合在一起：官僚行政和选民政府。国家作为整体拥有一切主权，每个公民作为个人却被禁锢在最狭隘的依附地位中。人们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他们追求的不是自由本身，而是自由所带来的物质利益。作者强调，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
（四）路易十六的改革带来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但改革却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大革命爆发前三十年左右，情况发生变化。国王开始服从公众舆论，政府（总督）开始重视增加公共财富，执法开始缓和，对自由和人的生命的尊重经常可见，税务部门对穷人也极少施行强暴。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
但随着发展，公众不满在加剧。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就是他开始改革的时刻。热门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
究其原因，主要有：1、改革产生的新问题没有很好解决。比如，政府虽然在努力促进公共繁荣，但却由于历史原因，沿用以前的手段，财政更加拮据，开始举债，但又无力还债。2、试图减轻人民负担却激怒了人民。比如，在减轻人民负担的过程中，他们试图弄清楚特权基层的人数、特权、财产等情况，激发了人民对特权阶层的仇恨。3、政府的所作所为向人民灌输了革命思想。这些思想敌视个人，与个人权利对立，并且爱好暴力。比如未经充分准备的改革举措推翻了阻碍大革命的种种障碍，让人民更加明白如何进行革命；公共工程建设为了所谓的公共利益而侵害个人权利，让人民感到个人权利是微不足道的；饥荒时期规制市场价格，强迫农民到市场交易；刑事诉讼中人民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人们不再尊重法律遵守秩序。4、行政革新破坏了原有社会秩序。行政改革废除或修改了原有法律，突然间打乱了千家万户的处境和财产，给予他们新的不可靠的地位，整个社会下层阶级陷入茫然的无政府状态。特别是在农村，不仅打乱了权力秩序，还突然间改变了人们的相对低位，使各个阶级都对立冲突起来。旧制度虽然很多缺陷，毕竟维持了一定的社会秩序。一旦这种秩序被打破，又没有更好的制度代替，很容易导致社会混乱。

　　《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后感(六)：没有读懂的法国大革命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分析方法，这本书也一直经久不衰，备受人们推崇，读的人挺多，但能读懂的人又有几个。很多名人也都推荐此书，包括某位领导人也力荐此书，所以销量一直很不错。我读这本书，不是因为他人推荐，只是之前看的另一本书（《乌合之众》）中有一些问题，想从这本书中找到。
      
        书内容看起来很乏味，托斯维尔举了很多当时的资料，研究的文献，介绍大革命方式也不是从1789年讲历史，而是从17世纪开始，一直到大革命之前。详细的分析了大革命，是如何一点点产生的，如何一点点扩大成为现实的。
       
        关于书透详细内容我也就不详细说了，看过的肯定知道，没看过的说了也不一定感兴趣。下面我想聊聊我从书中看出的一些东西。
       
        首先也是《乌合之众》中所介绍的从众心里，很多底层人们其实一直都在受到压迫，路易十四之前有，路易十四时期达到了顶风，为什么会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后才发起大革命。这就是一种从众心里，很久之前没有人去革命，或有这思想的人还没有行动。底层人们过的再痛苦，也只会忍受，因为别的人也同样再忍受。这个地区的农民看那个地区的农民，觉得农民就应该这样，从没有想过革命。大革命发生之后也是如此，底层人们看见别人革命了，就觉得自己应该革命，从不会想革命对他究竟有没有好处，革命之后生活又会是什么样子。这就是一种从众心理。就像现在我们生活中很多人，今天看见别人去旅游，自己就去旅游，可是当问到为什么去旅游自己什么也说不出来，只会说世界很大我只想看看。再如吃饭，本来自己并不爱吃西餐，可是别人都去吃，自己也就去吃，一方面时装B另一点就是自己给自己心理暗示，自己喜欢吃。马路周围围一圈人，如果没人管理只会圈越来越大，可谁都不回想为什么会在这围着。这也就是当时很多人的心理，包括现在同样如此。
        
       其次就是书中写的，农民得到了土地，反而自己生活的更加辛苦了。当时是因为中央集权，才让当时贵族失去了权利，包括土地权利。这是一个主要原因，不过我想说说是农民的心态，刚一得到土地他们也是乐此不疲，努力劳动，因为之后的生活将一步步走好，可谁知道实际上并非如此，各种税收，各种支出反而增加了他们的负担。很多时候就是如此，自己认为能力大了，可以掌控一切的时候，但是需要你掌控的时候，发现自己根本没有能力。当然这只是一个客观因素。造成这些的还有制度的不健全，上层阶级的剥削等等。但从各人来讲，做事还是量力而行。
        
        最后我说说，革命究竟怎么开始的，书中说的好，发起革命的人往往不是那些穷人，而是那些中产阶级，这也就设计到人的野心，每个人都存在野心，野心最大的往往是那些不上不下的人。再发起大革命时候，他们也不会想革命究竟会给这个国家带来什么，给人民带来什么，他们只是想一心推翻，当权者，自己成为当权者。一种对权利的野心（写到这突然想起《1984》中描写人对权利的那种欲望）。
         
        我个人读完这本书理解，就是大部分人的从众满足一小部分的野心，这就是法国大革命。当然我说的自己都觉得很片面。其中还有很多原因。比如：中央集权，财政的不公开，各种特权的产生，买卖职位，文化人的过多参政，宗教的打压（这点其实我也很想说一下，就是一种信仰的产生，但说起来实在拖沓了，简单说一句，人就过缺少信仰就很容易迷失。）等，书中都写的十分详细。想了解的自己可以去看看这本书，写的很不好，逻辑性很强。
          其实有些时候我们看书不一定非要从书中学到什么或非要明白一些作者的理论，书中的理论在书中是不会因为我们不理解就没有的。看书看的开心就好。

　　《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后感(七)：旧制度与大革命：历史的启示与告白

  无数人在读这本书。自从2012年王岐山在会上提到之后，这本托克维尔的著作从历史学的皇冠中降落凡尘，成为过江之鲫争先追捧的炙热。每个想要附庸风雅的人都在读，商人们想借此标榜“儒商”。官员们更是想展现自己的忠心和博学。讽刺的是，这和大革命时期虚伪的贵族与政府官员竟然有几分相似，都热衷于风雅，都带着官本位的崇拜。就像我们这个时代那些包子套餐和“公主”般的称呼一样，我们似乎是新社会，我们的旧有也是根深蒂固的存在，我们没有帝王，但在人心中可以创造一个或者多个皇上，时时让我们有所崇拜，有所屈服，觉得“权力”是那么理所应当，“权利”，却不那么理所当然。
  前言很有趣，叫做“这不是历史”，托克维尔似乎预见到了他作品的前瞻性，不是为了记录历史，更是揭示一切革命背后的规律。这部书给我最深的印象不是种种史学资料和数据，毕竟每个时代有自己的背景，但那些我们看起来“似曾相识”的东西却让人深思。革命前的法国和欧洲很多地方一样，有着城市自治的传统，市民作为一个阶层可以处理自己的事务，有市民大会，也有民主选举，但是，革命前的几十年里，城市的自由开始有名无实，市政厅被达官显贵的“委员”们占据，名义上的“小共和国”们在虚假的民主中衰落。“人们很快发现，没有实质的民主很难维持。”在农村，教区管理中也会假惺惺的召集居民开大会，也许也要投豆子呢，毕竟法国平原也产黄豆。托克维尔说：“最专制的政府也能采用民主的形式。”全票通过的候选人选举，麻木的乐在其中的人民，还有“不能代表自己权利的学校”。那时的法国，我们都有些或多或少的熟悉，一种令人心寒的相似，不禁想到了虚伪的人大代表和“只唱赞歌”的政协，行政化的高校，几十年来，申纪兰婆婆的手可是举得不累啊。
  不过，就算在法国革命前最黑暗的年代，司法仍以一种文艺复兴以来的独立散发着光辉，最高法院反王权的的斗争有难能可贵的勇气，1770年，国王解散最高法院，巴黎的律师们用集体拒绝为国王服务的方式表现了对司法的尊重和对专制的抗议，这应该是历史上律师这一职业的光辉，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法律的荣誉。普通法庭不受国家干预，国王也无权任命法官，当然，统治者聪明的建立了特别法庭，架空司法，实现专制。文中的一句话描绘了三权不分立的后果：“法庭干预政府或许会有害于公共事务，但政府干预法庭，则会使公众的心灵堕落，让人们具有奴性和反叛性。司法对权力的屈服，才是最大的腐败。”另一个现象也是有趣的，旧制度的法国有“严法，宽行”的特点，法律建设可谓完善到了细枝末节的程度，但是法律并不会严格实施，“人情”成为了重要的社会元素，人们认为求情和按章办事一样自然，民众出于习惯而不是意愿从而选择屈服。于是旧制度下的法国是这般摸样。王权独大，掌握了立法和行政，依托庞大的官僚机构统治。司法在特别法庭下失去独立，城市民主自治虚伪化，农民在教区统治下承受苛捐杂税，穷人纳税，富人免税，官员作为特权阶层盛行免责制，人人热衷于成为公务员，购买职位。
  社会似乎是一片黑暗。但托克维尔也描绘了黑暗下的抗争与火光，这同样是引爆革命的导火索。
  那便是人心。我们都知道，革命起源于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巴黎，在当时区域发展及其不平衡的法国，吸引着财富和人才，也传播着思想。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在巴黎，文艺复兴的诗人和艺术家在巴黎。全法国的印刷行业都集聚在了巴黎，每天将数百种刊物送达市民手中，思想的力量是巨大的，巴黎的中产阶级和没落贵族，小市民和手工业者，阶级之间彼此的思想，习惯，爱好都在趋同，1789年陈情书就是证明，一个紧密的阶级开始形成。“只有自由的精神可以使民众站在统一战线上，不离不弃。”当公众得以觉醒，并且感悟到自身所处的环境时，那种单纯的反抗意识就会崛起。
  但同样是因为思想，使得这场革命成为了跌宕起伏，血雨腥风的革命，在残留和觉醒中反复交织。托克维尔指出了革命不彻底的原因。那些启蒙法国人民的思想，往往出自哲学家，文学家只手，无论伏尔泰还是杜格尔，他们不懂政治，更不是出色的政治家，就像高呼“人人生而平等”，但却提不出实现平等的方式，民众对他们言听计从，被他们煽动起来，却没想过破坏后的重建。这是脱离实践的启蒙思想指导下的革命，人民热衷于自由，但是自由是什么，自由的限度是什么他们却无法回答。当人为了获得自由以外的东西而妄称自由，实际上也就成为了奴隶，同样，只珍视自由能带来哪些好处的人，也绝不会长期拥有自由。
  反抗不公，寻找自由，当旧制度走向了极致，革命就自然产生，就像近代一切革命的规律。可我们不得不反思这样的革命的意义，摧毁并没有带来立刻的改变，革命后的法国经历了最动荡的岁月，思想并不像描绘的那样美好，有时其指向的也是无谓的流血，又回到了当今的中国，历史带来了巧合与启示，我们在改革的进程中，我们也迎来了一代人的觉醒，我们也看到了似曾相识的问题，但旧有不代表错误，普世的原则也不代表绝对的正义，每个时代有自己的路，历史只是启示和告白，而我们每个个体，只能在思索中创造历史本身。
  

　　《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后感(八)：划线的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前 言
2014-10-16
一个比大革命所推翻的政府更加强大、更加专制的政府，如何重新夺得并集中全部权力，取消了以如此高昂代价换来的一切自由，只留下空洞无物的自由表象。
2014-10-16
个人的命运较之民族的民运更为晦暗叵测。
2014-10-16
真正的独立精神、对伟大事物的爱好、对我们自身和事业的信仰
2014-10-16
第一条是，今天，举世的人都被一种无名的力量所驱使，人们可能控制或减缓它，但不能战胜它，它时而轻轻地，时而猛烈地推动人们去摧毁贵族制度；第二条是，世界上所有社会中，长期以来一直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恰恰正是那些贵族制已不存在和不能再存在下去的社会；最后，第三条真理是，没有哪个地方，专制制度产生的后果比在上述社会中害处更大；因为专制制度比任何其他政体更助长这种社会所特有的种种弊端，这样就促使它们随着它们原来的自然趋向朝着那个方向发展下去。
2014-10-16
专制者本人也不否认自由是美好的，只不过唯独他才配享有自由。
导 言
2014-10-16
我是世上最不能违背自己的精神与趣味向上爬的人；当我从自己的所作所为中得不到欢乐时，我觉得我简直连个庸才都不如。
2014-10-16
反过来，托克维尔力图唤醒我们对革命的一种可能后果的优虑，即新专制主义的确立，民主的或军事独裁的专制制度，抹煞个人，无视权利，由中央吞并所有地方生活，并因此消灭各部门的一切生命力
序 言
2014-10-16
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却是一个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伯群众。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这便是真相。
2014-10-16
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2014-10-16
甘当“世界霸主”拿破仑的“平等的奴隶”
2014-10-16
只有自由的朋友们爱读这本书，但其人数屈指可数
第一章 为什么封建权利在法国比在其他任何国家更使人民憎恶
2014-10-16
因此，今天很少有人能精确地回答这样一个简单问题：1789年以前，农村是怎样治理的？
2014-10-16
摧毁一部分中世纪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厌恶百倍。
第三章 今天所谓的政府管理监督乃是旧制度的一种体制
2014-10-16
好的司法的首要条件即是法官完全独立
2014-10-16
最专制的政府也能够与某些最民主的形式结合在一起，乃至压迫人还要摆出若无其事的可笑样子。
第四章 行政法院与官员保证制是旧制度的体制
2014-10-16
两个时代之间，唯一实质性的区别在于：大革命以前，政府只有依靠不合法和专横的手段才能庇护政府官员，而大革命以来，它已能合法地让他们违犯法律。
2014-10-16
此例一开，公众由于仇恨这些官员便会提出连续不断的诉讼，工程将受到影响。
第五章 中央集权制怎样进入旧政治权力并取而代之，而不予以摧毁
2014-10-16
民主革命扫荡了旧制度的众多体制，却巩固了中央集权制。中央集权制在这场革命所形成的社会中，自然而然地找到了它的位置，以至人们心安理得地将中央集权制列为大革命的功绩之一。
                                                         第六章 旧制度下的行政风尚
2014-10-16
可见历史是一座画廊，在那里原作很少，复制品很多。
2014-10-16
我找到国王于1757年颁布的一个宣言，宣称凡编写或印刷书刊违反宗教或现行制度者，将一律被判死刑。出售这类书籍的书店，贩卖这类书籍的商人，均应受此刑罚。
2014-10-16
他们说道，国家力量应像国家权利一样没有限制：问题只在于劝说它恰当地使用它的力量。
2014-10-16
大家都认为，若是国家不介入，什么重要事务也搞下好。
2014-10-16
看到中央集权制在本世纪初如此轻而易举地在法国重建起来，我们丝毫不必感到惊异。1789年的勇土们曾推翻这座建筑。但是它的基础却留在这些摧毁者的心灵中，在这基础上，它才能突然间重新崛起，而且比以往更为坚固。
第八章 在法国这个国家，人们变得彼此最为相似
2014-10-16
正是独夫体制，天长日久，使人们彼此相似，却对彼此的命运互不关心，这是独夫政体的必然后果。
第十二章 尽管文明取得各方面进步，何以18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有时竟比13世纪还糟
2014-10-16
众所周知，两个世纪以来，几乎全靠农民的血汗，军役税增加了十倍。这里必须解释人们向农民征收军役税的方式，以便说明在那些文明的世纪里，有哪些野蛮的法律还能够制订或维持，而国家中最有教养的人却无动于衷，并不想改变这些野蛮法律。
第三章 法国人何以先要改革，后要自由
2014-10-16
勒特罗纳对国家抛弃农村、使得农村一无道路、二无工业，三无知识深表痛惜，但他丝毫未想到如果将农村事务交给农民负责，事情便会办得更好。
2014-10-16
社会中不再有等级，不再有阶级划分，不再有固定地位；人民由彼此几乎相同、完全平等的个人组成，这个混杂的群体被公认为唯一合法主宰，但却被完全剥夺了亲自领导甚至监督其政府的一切权力。在它头上有个独一无二的代理人，他有权以他们的名义处理一切事务，而不必征求他们的意见。控制他的是不带机构的公共理性；阻止他的，则是革命而不是法规：在法律上，他是听命于人的执行者：在事实上，他是主人。
2014-10-16
他们盼望改革，甚于盼望权利，假如当时有个见识和度量皆如腓特烈大帝的君主在位，我毫不怀疑他会在社会和政府中完成许多大革命所实现的重大变革，不仅不会丧失王位，而且会大大增加他的权威。
2014-10-16
对我来说，当我考虑到这场革命摧毁了那样多与自由背道而驰的制度、思想、习惯，另一方面它也废除了那样多自由所赖以存在的其他东西，这时，我便倾向于认为，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
2014-10-16
国民作为整体拥有一切主权权利，每个公民作为个人却被禁锢在最狭隘的依附地位中：对前者，要求具有自由人民的阅历和品德，对后者，则要求具有忠顺仆役的品质。
2014-10-16
人们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为自由而生的民族，它们所憎恨的是依附性的恶果本身。
2014-10-16
在自由中只欣赏这些好处的人，从未长久保持自由。多少世代中，有些人的心一直紧紧依恋着自由，使他们依恋的是自由的诱惑力、自由本身的魅力，与自由的物质利益无关；这就是在上帝和法律的唯一统治下，能无拘无束地言论、行动、呼吸的快乐。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
第四章 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2014-10-16
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只有伟大天才才能拯救一位着手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的君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封建制度在盛期并不比行将灭亡时更激起法国人心中的仇恨。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不比路易十四的整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博马舍的短期监禁比路易十四时期龙骑兵对新教徒的迫害在巴黎引起更大的民情激动。
第六章 政府完成人民的革命教育的几种做法
2014-10-16
这些思想敌视个人，与个人权利对立，并且爱好暴力。
2014-10-16
有人说，18世纪哲学的特点是对人类理性的崇拜，是无限信赖理性的威力，凭此就可以随意改造法律、规章制度和风尚。应该确切地解释一下：真正说来，这些哲学家中有一些人并不崇拜人类理性，而是崇拜他们自己的理性。这与英国人和美国人对其公民多数人的感情所表现的那种尊重相去万里。在他们国家，理性对自身充满自豪和信心，但从不蛮横无礼，因此理性导致了自由，而我们的理性，只不过发明了一些新的奴役形式。
2014-10-16
法国人从英国法律中吸取了宪政自由的原则和法律秩序的思想。在英国见到的若干民主风尚以及在那里宣扬的公民平等的大部分理论，看来都来自法国。
注: 洛克 孟德斯鸠&卢梭
2014-10-16
一些看不见的而又是几乎万能的锁链把一个世纪的思想与前一个世纪的思想，把儿辈的志趣与父辈的爱好连结在一起。不论一代人如何彻底地向前一代人宣战，但是和前一代人作战容易，要与他们截然不同很难。因此，要谈论某一时期的民族而不讲清它在半个世纪以前的情况，这是不行的。特别是涉及一个过去50年中一直处于几乎不断革命的状态中的人民时，这一点尤其必要。
2014-10-16
按照现代概念，即民主概念，而且我敢说按对自由的准确概念，每个人既然从自然得到了处世为人的必备知识，那他生来便有平等而不可剥夺的权利，在只涉及他本人的一切事务上，独立于他人之外，并有权任意支配自己的命运。

　　《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后感(九)：我从《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读到了什么？

说实话，这算是我第一本认认真真读完的有深度的非小说类著作，起初借了它来读，是因为我不止一次的听到有人推荐这本书，有老师，有同学，有网友，有名人。我想，既然大家都这么推荐，那这本书一定是不能错过的了。
当我第一次翻开这本托克维尔的著作时我才知道，它是有关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当我硬着头皮读完了序言与第一章，才发现这本几百页的小书并不那么容易搞定。我读了大概一个多月，今天我终于结束。但是说实话，现在头脑里还是有些困惑，而造成这样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本身的历史知识和政治知识太过缺乏的缘故。
 读毕全书，大概了解的作者的主要观点。旧制度与大革命，这两个看似是推翻与推翻的关系，但托克维尔深刻分析了大革命爆发前的种种，包括政治制度、法律、社会结构、经济、文化、城市、土地等等，从这些分析中，他看到了旧制度的深刻本质，同时也看到了大革命的萌芽。他认为，旧制度与大革命有很大的渊源，在旧制度的内部，早已存在革命的血液；而在大革命来临之际以及革命之后，在很多方面都存在旧制度的影子。历史的发展预示的革命必将发生，大革命最伟大的功绩，不是推翻旧的制度，而是以一种急风骤雨式的狂暴迅速结束了旧制度，它的速度更加迅速，手段更加粗暴，影响更加深远。
书中的很多话都很有现实的预示性，只不过我不大懂中国现在的的改革，无法把这两者深入的联系起来。不去管那些与我们似乎遥远的改革，想想与我们生活密切的学校、班级、团队、社区、家庭等等，这些书中的至理名言依然受用。
书中说，革命往往不是在受苦难最深重的地方发生，而是在相对较轻的地方爆发。这让我想到了N大学与P大学，这两个学校我都有幸深入了解，N大学的学生可以说“苦难”深重，学校的食堂、浴室、超市等均被垄断，价格高的离奇，却没有人敢反对，也没有人组织相关活动进行抗议。而相反，P大学作为全国最好的大学，学生校园生活非常令人羡慕，学生的权益得到切实的保障，一旦有细微的对学生权益的损害，抗议、开会、报道……一系列相关活动都会顺势展开。对比这两个学校的学生，难道真的是人与人的差距致此？恐怕不是，导致人们对压迫行为有不同反应的原因有很多，但没有一条是有关人的优劣的。
书中有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谁追求最大的自由，谁就是在追求最大的奴役。这句话让我思考良久。在今天之前，我曾是一个堂而皇之的自由论者，我因得不到自由而无比向往自由，我讨厌一切束缚、压迫、不平等，视自由为崇高，为上帝，为我的最高目标。我最爱的电影之一是《V字仇杀队》，讲的就是有关自由。在读完《旧制度与大革命》之后，我发现法国人民不顾一切地推翻所有的旧的东西，企图追求无限的自由，带来的却是无比的混乱与更大的奴役。不经审慎思考而盲目追求的自由，只会带来痛苦。自由与不自由之间，是有一段阶梯的，我们该通过那段阶梯通往正确的自由之门，而不是把阶梯毁掉，把自由弄得一团遭。
我因读完这本书而倍感充实，最近猪一样的生活里也有一两样让我值得骄傲的事。我该开启下一段旅程，开启下一本书。

　　《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后感(十)：思路和内容提取

序言：
法国大革命的成就比人们想的要小。法国人无意识地保留了旧制度所教给他们的间接、习惯和想法。在政府权力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思想、欲望、痛苦只有以某种形式出现在政府之前，才能显示它的存在。只有以赤裸裸的面貌出现在权力之前，才能引起关注，唤起激情。政府的档案不仅仅显示它本身的运行，而且显示出整个国家的运行。如果能自由使用内政部和各行省的档案的话，很快就能让一个外国人比法国更懂法国。这些档案表明，在十八世纪，政府权力已经高度集中，非常强大，极度活跃。它不停地资助、禁止、许可这个或那个。它承诺了许多，给与了许多。它发挥着至高无上的影响力，凌驾于商业贸易，也凌驾于家庭前途和个人私生活之上。我将努力展示，什么错误和失误让法国人背弃了最初的目标，而成为世界霸主平等的仆人，葬送了1789年取得的最珍贵的成果，却声称继承了那个时代的伟大衣钵。
专制会促进狭隘的个人主义。因为专制剥夺了公民们所有的共同情感、互相的需求、理解和一致行动的机会：专制让个人主义瓜熟蒂落，人们本来就倾向于各扫门前雪，专制则更加孤立了他们。人们彼此冷若冰霜，专制冻僵了他们的灵魂。这种特征的社会中，没有底线可言，每个人都想让自己地位上升，生怕下降。金钱已经把人归类，称为区分人的标志，它不断易手，决定个人的等级，家庭地位的高低。人们削尖了脑袋去赚钱，不惜一切大家追求财富，热衷商业和物质的享乐，成为了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情感。如果它们不能被制止，那么整个社会都会萎靡堕落。专制助长它们。虚弱的情感是专制的天生盟友。只有专制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公共事务上移开，只有专制能提供让那些贪欲之心感觉自由自在的隐秘和黑暗。
只有自由能与这种社会固有的缺陷作斗争，使人们不至于堕落，只有自由让人们离开孤立的境地，重获本能的驱使——互相联系，理解，辩论，在共同关注的事务上拖鞋，从金钱膜拜中脱身，从商业事务中脱身，去教育他们祖国在他们身边。
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可能富裕、优雅、甚至高尚，而且变得强大；他们会培养个人美德，塑造优秀的父亲、诚实的商人、值得尊敬的农场主甚至是好的基督徒。但是，这样的社会中，有些东西是无法塑造的，那就是伟大的公民和伟大的人民。进一步，我敢断定，只要平等和专制结合，心灵和精神的平均水平将会一直下降。
第一部：
1791年，欧洲的君主在德意志的皮尔尼兹聚集时，他们宣布他们感到了法国王权受到威胁所带来的危险，但是它们骨子里并不这么认为。秘密文明表明，这只不过是它们为了掩饰自己的真实意志而留下的借口。他们实际上以为这只是短暂的局部事件，他们可以从中获利。他们之间组成同盟，打算瓜分战利品。而在法国，对皇权和宫廷保持的压倒性优势，人们怀有深深的恐惧。法国议会太懦弱短命。
大革命的最初措施之一是攻击教会。十八世纪的哲学是大革命的主要原因之一；那种哲学的基础是无神论；但是它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包括社会状况，法律的革新主张，例如人生来平等，废除阶级、废除特权，人民主权，统一法制……这些是法国大革命的诱因和实质，是最基本、持久的部分。
另一部分不太相同，大革命的领袖们愤怒地攻击教会。然而，我的意见是，基督教被憎恨，更多的是因为其政治制度而非它的信条，是因为它占据了荣誉和特权。随着大革命政治事业的巩固，他的反宗教事业即将消散。
法国大革命的目标不仅仅是改变一个就政府，还计划废除旧的社会组织。它必须连带攻击所有已经建立的权力组织；摧毁公认的势力；抹去传统；用新的风俗习惯代替旧的；扫除一切让人们恭敬和顺从的观念。由此，它奇特的无政府主义面貌就产生了。
法国大革命所做的是为了现世，就像宗教革命是为了来世一样。它抽象地对待公民，超越任何特殊的社会组织，就像宗教一致地看待人类一样，超越时间和地点。它所寻求的，不是法国公民的特殊权利，而是每个人在政治领域所拥有的普遍权利和义务。
大革命看上去就想要造就新的人类，而非单独改造法国，所以它引燃的激情就是过去最暴力的政治革命也相形见绌。它激发了新的信仰，开始了传播，因此它形似宗教特征，让看到它的人大为惊恐；它形成了新的宗教，但没有神，没有礼拜，没有来世，但仍然能够传播，就像伊斯兰家一样，用士兵、使徒和殉道者覆盖着广阔的大地。
在中世纪，英法德的法律制度非常相似，政府按照同样的原则做事，议会由同样的部分组成有同样的权力；社会按照同样的比例分成同样的各个等级；贵族占据同样的地位，享有同样的特权，这三个国家的人别无二致。我是要说明，在十八世纪的欧洲，到处都是旧制度的废墟。欧洲东部的旧制度衰退最不明显，西部最明显。中世纪的旧档案中，每个领主都有土地登记簿，记载封地和领地边界，应收地租，应征劳役和当地风俗。十四和十三世纪的登记簿都是杰作，而越接近我们的年代，越模糊不清和混乱。
欧洲的旧制度自日耳曼保存得比法国好；但在那里，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旧制度也被摧毁了。在十三十四世纪，地方自治权让日耳曼的主要城市变成了赋予和繁荣的共和国，但今天只剩下了空架子。旧制度没有被撤销，法官仍然引用旧的法条，人们负担以往的义务，但旧时代的活力、能量、公民的爱国心、阳刚的美德都消失了。所有与旧制度有关的事物都变得令人厌倦，毫无生气，省议会更像是文明的阻碍 而不是助力，因为它对理性的进展表现得无动于衷。王权和的地位和精神焕然一新，中央权力侵占了所有正在衰落的地方权力。公职人员夺取了贵族的权力。这种情况都是中世纪中闻所未闻的。尤其是英国，其封建制度早在十七世纪就已经瓦解了：所有的阶级混住在一起，贵族世袭制度消失，财富成为最高权力的代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赋税平等，出版自由——这些东西在中世纪从未出现。
中世纪末期，罗马法在日耳曼非常有影响力，由于日耳曼的法学家大部分在意大利大学接受教育，因此这些法学家在解释和应用法律的时候都参考罗马法，因此日耳曼法就慢慢被遗忘，其实质就被罗马法篡改了。这种法律执行层面的变化，让德意志的许多阶级状况恶化。此前，他们保有一定的自由和财产，而当他们被类比为罗马法中的奴隶和佃农时，他们的权力和财产就都失去了。德国历史学家认为，罗马法对德国民族法（本地法）的胜利，主要因为公众的头脑被古代文献吸引，而且中世纪灌输的思想是，神圣帝国是罗马帝国的延续，后者的立法体系是前者的遗产。而我认为，当时君主们的意志想要在旧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自己的强权，因此，就采纳罗马法。因为罗马法让市民社会更完善，但总是贬低政治社会，它是高度文明和完全奴化的人民的产物，所以被欧洲各国君主接受，让法学家们称为君主的代理人，博学地证明暴力是恰当的，错误在被压迫的一方。
这是从封建君主制到民主君主制的转变：贵族被瓦解，人民还没有起义，一个太低，另一个还没有高到可以制约最高权力的运行。君主们享受了约150年年的黄金时代。他们大权独揽，他们的王座稳定，在平常时候，这两者是矛盾的。这一时期，他们既像封建君主制的世袭首领一样神圣，又像民主社会的领袖一样不受约束。
德意志自由城市的衰落：它们在十四、十五世纪达到了繁荣顶点，那时候是欧洲的财富、艺术、知识的避难所，是商业和文明的重心。德意志北部和南部的城市最后和周围的贵族、独立邦结盟，成为瑞士那样的市民农民联盟。
但是十六世纪开始慢慢衰落，三十年战争加速了其衰落，使得它们大部分都被毁坏了。在城市内，它们负债太多，因为仍然按照繁荣时期的比率缴税，和错误的管理。市民对政府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帝国则不断干涉城市内事务，以便恢复秩序。它们的人口在下降，财富也不复存在，贸易也舍弃了它们。它们此前的活力和爱国心都消失了。独有汉堡是例外，它依然是财富和知识的中心。
第二部：
十八世纪末，德意志的任何部分都没有彻底废除农奴制，到1788年，农民们依然不被允许离开领主的土地，如果逃离就会被抓回。必须服从基督教法庭，不能提升职业，没有领主同意也不得结婚。农民一周为领主服务三天，农民可以获得农田，但需要按照领主的意图耕种和出售其产物。
而在诺曼底的大部分地方，早在十三世纪，就不再存在农奴制了。法国的农民很早就成为了土地所有者。土地被细分成很多很多块，属于大量的个体农民，而农民们则个个想要获得更多土地。
十八世纪末，只有德意志的莱茵河流域，农民是相对自由的土地所有者，在那里，法国革命的热情最早和最激烈地传开。
大革命并没有划分它解放的土地，市场上新增的贵族和教会的土地大多由它的拥有者买走的。小土地所有者需要承担各种负担，但当存在减轻负担的可能性的时候，这种负担他们就不能忍受了。法国农民得以摆脱领主的统治，这在欧洲是独一无二的。在十八世纪，所有教区的事务都是由官员处理的，而不是领主的代理人处理的。这些官员要么由行省总督任命，要么由农民选拔出来。领主失去了绝大部分管理权，他有的仅仅是免税和各种特权而已。市区和教区是一样的，没有哪个地方是贵族在管理公共事务。贵族们唯一有实权的地方就是司法体系，对特定事件的裁判权。然而，这种权力也被剥夺和限制了很多。
领主的劳役几乎完全消失，但他仍然可以征收市税和市场税，他们享有狩猎权，能拥有鸽子个鸽子棚。还有领主自己土地的地租。教士领主和世俗领主有一样的好处。主教、教士和修道院长们根据它们的等级都拥有封建权利和领主地位，修道院院长就是它所建立的地方的村庄的领主。他们可以强制劳役，征市场税，而且可以比世俗领主多征一个什一税。
总之，封建权力在欧洲广泛存在，然而在法国其程度是最轻微的。可是为什么封建权利就是在法国人心中激起强烈的仇恨？我想，部分是因为农民们已经成为了土地所有者的事实。这是主要原因。如果农民没有成为土地所有者，他们对于封建体系所强加在土地、财产上的负担就不会那么在意。历史什一税，是对产品增收的，而对于那些为别人劳动的人来说，针对财产增加所设置的法律阻碍有什么关系呢？（制度，习惯——精神状态——制度，习惯）
当贵族们不仅拥有个人特权，也拥有实际统治管理权的时候，他们的特权就不会引人注意。人们为了获得保护，可以忍受相应的负担。贵族有扰民的特权，强迫民众背负债务，但是他同时也维持秩序，主持公正，执行法律，救助贫弱。当他不再这么做的时候，他的特权就太显眼了，其存在成了疑问。
我请你们想象一下：十八世纪的法国农民，他努力积蓄金钱，只渴望获得土地，而不在乎价钱。但是，他一开始就被迫缴税，不是缴税给政府，而是缴税给某个跟他权利一样的邻居，而这个邻居承担的公共义务却不比他多。即使如此，他还是买了土地，全身心投入耕作，这块土地让他心中充满了骄傲和独立自主的感觉。同样的，那个邻居走了过来，强迫他为了他的土地劳动，而不支付报酬。他想保护自己的劳动成果，邻居做阻碍他。不交税，他不能过河，不交通行费就不能拉谷物去卖，当他卖谷物回到家还要把自己的一部分拉到别人的磨坊，给他们制作面包。有时候应付了一个人，另一个穿黑袍的人又过来拿走剩下的一部分。请想象这样一个农民的状况，情绪，其积攒下的仇恨和嫉妒。
中央集权制是旧制度的成果，而不是大革命的成果。一开始我必须先将那些三级会议省搁置不谈，因为它们都位于王国边境，只占据四分之一的人口，除了一两个例外，也都丧失了自由权。我们先说属于国家选区的省份。
旧制度有许多权力范围相重合的官员。在各种地方官员的基础上，在靠近君主的地方，出现了一个拥有特殊权力的行政机构，叫御前会议，它集中了所有最高权力——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机构，最高立法权，征兵权，它处于国王的领导下。御前会议由有经验的，聪明的普通人担任，他们随时可能被替换。（类似军机处）
 国家的行政由单独的机构管理，其领导人是枢机大臣，他处理所有省份的重要事务。每个省份都有他的代理人，叫做总督。而总督都是年轻想发财的普通人，其在各个县市也会设置代理人，叫做总督代表。而当地的大领主作为省长，已经没有实权。法兰西由三十个总督控制，但是总督却很低调，其光辉隐藏在旧贵族的光辉之下。贵族有着最显赫的地位，有着最引人注目的义务，他们耻于接受总督的头衔，认为总督是篡权者的代表。
总督有税收大权，其决定的各省税收一年比一年多，例如地租税，还有沉重的兵役。农村地区有时候人们以抽签决定入伍，且服役期限长达六年。所有的公共工程也是由中央政府的专员决定和领导的，其资金都来自公共基金，领主、财政局、路政局都是名义上可以涉及公共工程的处理。只有公共桥梁局是中央政府的代理人并具体安排工程。维持各个省安全的义务也只属于中央政府。地方法庭制定的治安法令经常被御前会议否决。
在旧的封建社会，领主的广泛权利与他的义务匹配，他有义务救助穷人。然而这种法律在法国消失了很久了。领主的权力被剥夺后，他也就不再承担相应义务。救济穷人的义务由中央接手后，遥远的援助和想当然的分配使其效率低下。它也会干涉农民的种植活动，强迫其使用特定的工具和种特定的东西。
在法国，市政自由比封建体系更长寿。领主们失去了农村政府管理权之后，城市依然保留自治权。那里的理事由人民选举产生，直到1692年，选举大体上被取消，此后自治事务转移到官员手中，这摧毁了城市的自由和福利。路易十一取消城市自由是因为害怕，而路易十四摧毁城市自由是为了向卖官赚钱。但是在八十年内，卖出去的官七次被城市赎回，又被国王收回，自治权成为了城市的负担。
大部分法国的城市都是被两个会议委员会治理着。一个是市政团，一个是自治会议。到十八世纪，人民不再组织自治会议，变成了代议制，而且其中的显贵的人数越来越多，产业协会和市民阶层被排除在外。进而，人民不再对公共事务感兴趣，他们呆在家里，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理事们试图恢复制造了中世纪种种奇迹的爱国主义，但没人听。对城市最大的利益，人们不闻不问，选票，尽管是骗人的，但依然存在，如果人民投票，理事会非常高兴，但他们坚决弃权。从奥古斯都到今天，不少君主在破坏自由的实质之后，想保留其外在形式，试图把专制的便利和公众批准的道德力量结合在一起，然而都失败了。要保持一个实质不存在的骗人假象，是不可能的。到了十八世纪，城市的地方政府普遍堕落成了寡头政治，少部分家族控制公共事务并为私人谋利。所有的总督都发现了这一点，但他们提出的方法却是让地方权力越来越从属于中央政府。结果，地方权力就彻底臣服于中央了。城市被禁止设置关卡，征税，担保，出售，出租，或管理其他财产，除非向总督报备和得到御前会议允许。自治会议的纪录和报告也必须上交给御前会议。总督与代表之间的通信显示，政府在王国所有的管理中，事无巨细都有插手。
资产阶级在为政府做准备，而人民在为自由做准备。
中世纪的农村，农村人民也组成了共同体，领主统治管理它们，但它们有特定的财产，可以选举自己的领袖，在小范围内自治。
十八世纪，各个省下的教区的官员数量根据教区的活力不同而不同。主要分为征税官和理事官，他们也是国家的工具而非社区的代表。所有的大大小小的机构，共同体都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处理事情和财产。
旧制度下，行政权和司法权偶尔会混淆，而且司法权也是不完整的。司法权入侵行政权是旧制度的产物，但大革命后却忍受着行政权侵入司法权，而且后者的后果更坏，因为司法侵入行政仅仅是干涉了公共事务，但反之则会使人人心堕落，同时又革命性和奴性。大革命后的法国曾找回一条条款，任何政府官员不得被普通法庭起诉，除非行政机关批准。旧制度下，政府依靠肆意妄为和非法措施来保护官员；大革命后，官员们被合法地授权去违法。
旧制度下，由于大臣们狂热地想管理一切事务，甚至了解个人信息，因此需要庞大的政府机构，档案数量多的数不清，公共事务的处理慢的惊人，一个存在要批准修建教堂尖顶至少需要一年，通常是两到三年。政府官员们单独组成了一个阶级，有自己的情感、传统、道德、荣誉和尊严，它们成了新社会的贵族，准备为大革命扫清道路。
旧制度下，政府很少进行有益的改革，却不断更改法律，导致政府的代理人疲于奔命，不得不总是坐在办公室里，等待新法令的到来。甚至法令的实质不变的时候，其执行也经常变化，快到连执法者都蔑视它。但是法律也经常颁布但没有执行，因为政府总是允许很多例外，却很少废除法律，每天都扭曲它。总之，严酷的法令，松散的执行。
政府被认为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唯一力量。民众对政府保持公共秩序的职能很满意。例如人们都期盼骑警，希望经常来当地打击暴徒。而英国人则相反，他们不喜欢到处游荡的警察机构。法国政府已经取代了上帝，人们向他祈求一切愿望，大量的上诉被呈递，那些人总以公共利益为名希望获得蝇头小利。这些诉状多么可悲：农民们为了他们损失的牛和马祈求补偿；富人恳求借款以确保他们在自己土地上有更多收获；制造商祈求垄断以消灭竞争；商人们祈求贷款。发生饥荒的时候，所有人都跑到总督那里，认为从那里得到食物是理所应当的，人民的所有痛苦需要他来补偿，如果得不到，则会大声指责。
十八世纪，巴黎的人口不断增加，人才都集中到了巴黎，而外省变得越来越有依附性。首都影响力的迅速增加似乎预示着行政困难会增加。巴黎繁华而惹恼，政治小册子铺天盖地，而巴黎之外，只有懒惰和沉默，当人们碰面时，所有新闻都来自巴黎，外省没有任何主动性。
巴黎不仅成为了商贸中心，也变成了工业城市。在大革命之前的六十年，巴黎的工人增加超过两倍，整个巴黎人口增加了三分之一。原因在于，政府财政给巴黎工人的负担比外省轻得多，也只有巴黎有贸易自由，工业的进步，带来了大量工厂，高炉，给官员们带来了奇特的恐惧感。这样，巴黎称为法兰西的主人，这里汇聚的军队将称为巴黎的主人。
法国人比其他国家的人彼此更相似：社会掌权者和有产者，他们彼此相似，而且，这些相似的群体分成了数不清的小群体，各个小群体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我之间已经说过，各个省的特性如何被消除，这也让法国人民被严重同质化。人们之间有地位差异，但国家的统一性隐约可见，法律的统一性已经实现。1789年各个阶层的陈情书在利益上各不相同，但其他方面都非常类似。旧贵族都贫困化了，与英国完全不同，在英国贵族不仅保存了地位，还占据了主要的财富和权力。在法国，平民继承了贫穷贵族失去的一切，它们会做投资，也拥有乡下的土地，甚至领地。贵族和平民的教育类似，生活也差不多，因此更加相似了。巴黎称为法兰西唯一的导师，让所有人的心都变成同一个模子。仅仅是气质还有点差异。
在英国，不同阶级的共同利益被紧紧地绑在一起，但在习惯和思想上很不一样：因为英国长久拥有的政治自由，尽管让人们之间的关系和依赖更加紧密，但却从未被同质化。而在长期的专制中，人们却不可避免复制彼此的自私。
中世纪的欧洲，贵族形成了一个等级，组成了国家的掌权者，在这里，区别的标志是出身。只有出身决定谁的位置排在前面。当封建体系在欧洲站稳脚跟，它就导致了等级的建立；只有在英国，它促成了掌权者的出现。在英国，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事实，1739年孟德斯鸠造访大不列颠时写道：“我到了一个与西欧完全不同的国家。”实际上，英国与其他地方的不同之处，并不在于国会，政治自由，言论自由，陪审团，而是另一个更重要的特性，即英国式唯一一个等级制度彻底消失的国家：贵族和平民混杂着同样的爱好，从事同样的职业，而且互相通婚。最伟大的贵族之女可能与一个没有头衔的人结婚，而不用担心被拒绝。如果想知道一个国家等级制的障碍是否消失，看看婚姻就知道了。在法国，旧的家族和新的家族总是纠缠不清，但却完全不屑于通婚。在英国，很多个世纪以来，绅士（gentleman）一词的定义有了很多变化，而平民（roturier）一词不复存在。
在法国，事情与英国相反。当市民和贵族越来越像的时候，他们的距离却越来越大，他们共同的相似性（我：奴性和唯利是图）让他们更加疏远，而不是更加团结。
在中世纪，当封建体系强有力时，领主土地的管理者，也就是下属，不管是否贵族，都必须在领地政府帮助领主。这是管理土地的前提。很多下属参与领主的权限，每两周去一次领主法庭，与领主和法官一起商量处理纠纷。作为个人，十四世纪的有产者毫无疑问不如十八世纪的有产者；但他们共同占据了一个更高和更巩固的地位。他们参与政府的权利从未被质疑。当时贵族和第三等级经常联合行动，各省的三级会议经常针砭时弊，然而后来就不那么容易做到了。后来，随着领主统治的瓦解，全国三级会议越来越少地召开，直到取消，资产阶级不再与贵族一起讨论公共事务，他们成为越来越孤立的陌生人。（弗格森：商业艺术的繁荣本身就倾向于让人关注私利。我：如果再加上专制，那么人们之间就只剩下利益的纽带了，他们的利益完全不同，在心灵上互相隔离，却又在唯利是图上极其相似。）
大革命之前，例如路易十四时期，税收在平民和贵族上是极端不平等的，贵族有免税权，除了后来增加的人头税和二十分之一税以外。且不平等程度是欧洲最高的。这种税收歧视最有害的，它无可救药地割裂了各个等级：每一年，税收的差异带来的当下利益都把纳税者和免税者的壁垒划清，特权阶层努力保持与纳税群体的距离。他们不再一起商量，不再有共同的利益和感情，也没有一致行动的意愿。而被新封的贵族，则更是受到平民的仇恨和嫉妒。
由于居住在城市更容易避税，也不用被抓去当征税官，因此很多赋予的平民就出租农村的土地去城市定居，从此以后就追求在城市里当官。旧制度的公职非常多，在1693年到1709年，就有四万个小公职被创造，1750年，在一个不大的省级小镇上做法官的竟然有109人，负责执行的多达126人。当一个人有了公职，不是考虑去投资，而是直接去买官。（我：跟中国一样。）
利益不同，加之居住地和生活习惯的不同，也让农民和资产阶级界限分明。贵族的特权理所当然会被抱怨，而资产阶级的特权，因为有了可以免税的公职，免去了兵役，服役和地租税。资产阶级和贵族的特权刺激了那些无法享受到它的人，同时让拥有者趾高气扬。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没有什么比敌意和嫉妒更为普遍的了。国王们不断实行剥夺城市政治权力的计划，而资产阶级则经常帮助。（我：他们的阶级，资产阶级，贵族，平民，教士之间都分裂了，各种特权把他们割裂开来，互相敌视。）
资产阶级的显著特征就是个体化。法国人民一盘散沙，一个小镇上的公民群体高达三十六个，群体内不断清理异质分子，把人净化成一样的。他们为了优先权不断你争我夺，特权再小也能产生优越感。宫廷和总督被搞得头昏脑涨。这些小团体的摩擦，提高了法国人的虚荣心，却湮灭了自尊心。他们只顾着自己的利益，还为了方便发明了“个人主义”这个在先辈那里并没有的词汇。法国社会的每个小团体都自私至极，体现一种集体性的个人主义，为今天真正的个人主义打下基础。
在中世纪的转折点上，英法做了不同的决定。英国贵族们的野心驱使他们与下级保持接近，以便需要时可以与之同舟共济。英国的贵族们在同样情况下会邀请三四个农民去家里共进晚餐，就坐在贵族女家眷的旁边。但法国绝不会。英国的贵族比法国更傲慢，但是职位的需要让他们学会克制。英国税制的改变是渐渐对贫困阶级更有利的，在那里只有穷人可以免税，在法国则是富人享受。
十四世纪的时候“纳税人不同意不得纳税”的准则在英法都很稳固，背离它就是暴政的标志。但十四世纪之后，两国奔向不同方向。
在经历了约翰二世被俘、查理六世的精神病带来的混乱之后，法国国民允许国王未经批准就征税；贵族们则卑鄙地采用一切手段获得免税，从此种下了旧制度所有恶习和弊端的种子，并让其灭亡。康明斯写道：“当查理七世得到了不经议会批准就征税的权力之后，他就改变了他和继任者们的灵魂，并给王国留下一道鲜血长流的伤口。”
在中世纪，君主们通常靠自己领地上的收入来生活，额外收入要通过征特别税来满足，这些税由教士、贵族和平民平均分单。十四世纪三级会议批准的税收大多是特别税，都是无差别负担的。那时候只有地租税这种直接税没有让贵族们负担，这是因为考虑到贵族们在战争时期要无偿服役。当国王开始按照自己的意志征收税收的时候，他知道必须选择一种贵族不必承担的税种——那时候贵族是王国里最有权势的阶级，因此国王选择了地租税。在法国各个等级之间已经存在巨大的不平等；而这个新区别比以往的都要严重，当确认有些人不用交时，就加剧了原来的不平等。国王欲壑难填，不断征税，但唯恐贵族反对，让他们坚持回到旧的惯例。这一时期，充满这种惯例：皇家土地被卖掉后来又被收回；违反契约；获得权利被践踏；遇到危机时公债持有人称为牺牲品；国家失信于民；被授予的永久特权也不断被取消，需要续费。城市、市政委员会、医院拒不履行对公众的承诺，以便借钱给国王。财政是旧机构弊端加重的源头。为了一时还债创造的权力往往会持续很多个世纪。(我：财政汲取能力恶性扩张。）从亨利三世到路易十六，政府扶植建立行会，再通过出售专卖权或者公职来赚钱。而专卖权则严重阻碍社会进步。财政需要引起卖官泛滥，财政越窘迫，新官位就越多，而免税和特权是相应的报酬，政府机构非常庞大，然而非常累赘和无能。
这个国家由好几个合不来的不断明争暗斗的阶级组成。要把形同陌路的人民团结起来，并非易事。然而，大革命的时候他们却突然聚在一起，只是为了将彼此撕成碎片，互相的猜忌和仇恨到今天依然存在。
然而，中央政府的贪婪抵消了他的野心，因为出售大量官职，出现了大量的无效率的拖沓的代理人，以至于政府的命令经常被这些代理人的拖沓给抵消。政府体系的恶习成为了抗衡全能政府的防波堤。
这个政府对中央集权缺乏经验，虽然权力的范围无边无际，但却没有覆盖所有的地方，剩下的自由有利于王权的侵蚀。政府意识到自己的权力涉世未深，出身不正，一面对障碍就缩手缩脚，面对顺民暴虐，面对抵抗则手足无措，遇到批评就惊魂不定，这就是路易十五的软弱自私的原因所在。这些君主并不知道有人想废除他们，也不知道人民被践踏了。
贵族傲慢但却有贵族精神。只可惜后来被摧毁了，这一错误剥夺了国民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很多个世纪的王国里，贵族无疑是最伟大的阶级，因为贵族有高度的平等心、独立自、责任心，这些让他们赢得了社会声誉，他们也把杨嘎嘎之气传递给其他社会等级。但贵族的根除，让先辈的精神永远回不来了。
教士在国内的事务中服从于世俗政权，但他们曾是国家中最独立的群体。教会有专有的特权和定期会议，低级教士可以得到保障免受上级的欺压。很多牧师出身贵族，也带来了贵族的骄傲习气。每个教会成员都有面对世俗权力的独立精神。最重要的是，对土地的占有让教士们和公民们有着一样的感情、需要、思想甚至爱好。尽管常常容不下不同意见，有时候还贪恋特权，但教士表现出来的对专制的仇视和对公民自由、政治自由的热爱，与贵族和第三等级别无二致。他们在1789年教士阶层的呈情书中要求保障个人自由，立法保障，要求废除国家监狱，司法独立，公开辩论，公职要通过考试录取，不带压迫和侮辱的征兵制度，劳动自由，废除关卡，增加自由学校，设立慈善制度，例如在农村设立工作坊，鼓励农耕，而对于神权，他们只字未提。尽管其中个别成员罪大恶极，但总的来说，他们是大革命爆发时期最好的团体，他们有道德，有民族性，能反抗压迫，值得尊敬。
国王的权力剥夺了普通法庭处理涉及政府的案件的权利，但并没有夺走王权对法庭的恐惧。他们可以阻止审判，但无法组织法院的抱怨和发表观点。法庭对政府机构不合法的干涉偶尔会成为自由的防护措施。虽然高等法院关注自己的利益超过公众利益；然而，当需要保卫自己的独立和荣誉的时候，他们总是勇敢无畏，并将这些精神传递给别人。1770年当巴黎高等法院被撤销，法官们宁愿失去地位和权力也不愿意屈服于国王。法庭的很多习惯变成了国民的习惯，通过法庭我们学会了，所有的决定应该经过讨论，需要讲究公开性和形式，国王认为应该在旨意中写明理由，御前会议在命令前需要解释，总督要向公众传达部门的条例。总之法庭的习惯和形式对国王的专横权力是很大的阻碍。在法国，没地位的人如果有勇气，可以选择条件顺从并抵抗。
十八世纪的法国人并不向往安逸（安逸是奴性的开始），他们热爱嬉戏娱乐，喜欢追求华而不实，而非耽于声色，上层阶级追逐荣耀而非金钱，资产阶级追求各种享受，而非总是金钱。不要认为顺从君主的人就是卑鄙的：这个标准是错误的。旧制度下的人除了顺从国王，并不顺从其他类似的东西，他们并不会向其他有争议的权力卑躬屈膝。丢脸的奴性从未发生，人民像父亲一样爱国王，并尊敬他。他们顺从国王的时候，灵魂依然属于自己。对它们来说，顺从最大的恶是强制性，而今天最大的恶是推动人民顺从的奴性。愿上帝保佑我们恢复一点先辈们的伟大之处。旧制度下的自由比现在要多得多（1850年左右的法国），但那是一种无规律的，间歇性的自由，和等级、特权、免税全交织在一起，鼓动人们违背法律，反抗压迫，剥夺一部分人的防卫措施。尽管它受到阻碍，变得畸形，却在自由残存的地方仍然丰富多彩，造就了荣誉感和朝气蓬勃的灵魂，这些人实现了法国大革命，造成了随后几代人经历的恐怖。
十八世纪，法国农民不再是小封建暴君们的猎物。它们也很少受到政府的暴力对待，他们有自由，有徒弟，但被社会的其他阶级回避和孤立。有钱的贵族都离开了乡村，没钱的留下，却也不能指导和分担农民的痛苦。根据文献的说法，农村的农民富不过一代。一个农民得到一点钱就会让儿子离开农活前往城市，并买上一官半职。即使到今天农民对于农活依然有怪异的反感心理。虽然十四世纪的农民受到更多压迫，但得到的帮助也更多。在十八世纪，村庄里的人都一样穷苦，愚昧和粗野；地方官员笨拙，普遍被鄙视，理事和征税官是文盲。昔日的领主失去了权力，而且认为管理农村是丢人的事情。只有中央财政会想起他们。两个世纪内增加了十倍的地租税完全落在农民头上，其征收非常随意，而且一直变化。没人想当征税官，所以变成每个人轮流来，有些还不识字。恐惧让征税官毫无怜悯之心，只会带着法警出面征税。因此农民们也学会了装贫穷。每个人也都学会了窥探邻居们，把富足的邻居报告给征税官，每个人被培养成了情报员的天生的敌人。
不过也有部分省份是可以自行决定征税的，比如按照土地的肥沃程度征税。兵役经常被逃避和拒绝，农民们宁可武装起来反对纳税（除非结婚，否则一个男人要服役到四十岁）。观察发现，免除兵役的人往往都是富人或者跟富人有关的人，据说是因为当兵太苦，所以只能挑选最底层的人。路易十四还发明了劳役来修筑公路。继而，各种各样的公共工程都开始使用劳役。
旧制度下的政府，处理上层阶级的事情时战战兢兢，胆小如鼠，而处理下层农民则变得粗暴迅速。我没有见到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总督被逮捕的案例，全市农民因为各种理由被逮捕。
这一体系还阻碍进步，地主自由，农民愚昧，在科技发展的时代，他们活在黑暗和无知的地方，甚至农业也停滞不前，毫无进展。而同时期的上层阶级对农民则毫不关心，不知道他们的境况，互相只有朦胧的偏见。当九三年近在咫尺，他们还有奇怪的安全感。
贵族虽然有特权，免除了公共负担，但是却日益贫穷，最后让资产阶级当了他们的主人。但资产阶级也渴望特权，疏远农民。三个阶级（贵族，资产阶级，农民）（我：值得注意的群体还有法官群体，教士群体）互相疏远。
很久以来法兰西就是欧洲最具文学化的民族，但其文学在十八世纪展现出最声名显赫的地位。文学作者们并不像英国作家那样投身公共事务，他们的生活非常超脱，没有任何官职。但是他们的作品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赞成，应该用基于理性和自然法的简单地、基本的规则、代替当时管理社会的复杂的、传统的习俗。
我想，十八世纪的法国，人们看到了荒谬可笑的特权泛滥成灾，人们负担日益加重，特权的源头越来越模糊，因此他们都被推向天生平等这一概念上。这些作家自然沉溺于完全抽象的和普遍的政府理论，对这一事物没实际经验，对改革的障碍一无所知，对改革的危险一无所知。他们赢的拥戴只不过是因为群众跟他们一样无知。所有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都朱鹏人生而平等的原则，希望把自己的热情披上哲学的外衣，把特权全部打倒。这些无人反驳的作家们窃取了贵族引导公共舆论的位置。直到革命发生前，路易十六还是以为除了贵族没有人会对王权造成威胁。贵族和资产阶级也丝毫没察觉到倾覆的危险。只有杜尔阁意识到了，在1775年给国王的备忘录上建议设立一个代议制议会以给民意提供安全的出口，自由的形式建立了，然而毫无实质内容，这一走过场马上引起了群情激奋，而杜尔阁对此一无所知。法兰西民族的自由经验，少之又少，对它的政府也无能为力，难怪作家们成了国家的一种权力并最终统治了它。
在英国，政治作家和政治参与者混在一起，一些人将新观念引入实践并检验理论；而在法国，政治世界分成两个独立的阵营，彼此没有任何交往。一些人掌管政府，另一些人则依据普遍规律而不思考其可行性。所以法国有两个社会结构：一个是传统结构，组织混乱，毫无规则，法律互相矛盾，地位很不平等；而在在这个社会之上是一个假想的社会，在那里，每件事情都简单、和谐、平等，符合理性。
人们不仅吸收了作家们的思想，也吸收了作家们的怒气和性格。长久以来他们是国民的唯一导师，但其课程从未被实际经验检验过。当这些思想要实践时，人们就拿文学原则去处理实际问题了。那时的政治语言从主流文学中吸收了各种东西：模糊的表达，抽象的条款，炫耀的词汇和文学的措辞。
在法国，漠视宗教成为一种普遍的，强烈的激情，而且没有人打算从它的废墟上扬起新的宗教。原因在于：政府的过错遭致的反对精神，常常被排斥于政治，逃避到文学当中，从而作家们成为政党真正的领袖。但是教会的原则是和作家的原则冲突的。教会的原则根据传统建立，而作家蔑视传统；教会认为存在比理性更高的神权，而作家认为理性至上；教会坚持等级观念，作家认为人人平等。当时的改革者觉得，摧毁教会对建立世俗政权是绝对必要的。而且教会是当时最令人讨厌的政治势力，因为他在高处掩护罪恶，却谴责民众的罪恶。而且，教会还被交托了思想检查和文学审查的权力，每天让作家们如鲠在喉。而且教会和君主达成了交易，教会送给君主道德影响力，君主则回报以物质。不痛不痒的出版审查反而加速了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的进程，让教会不断称为口诛笔伐的对象。休谟准确意识到了这一点，然而狄德罗还表示不同意，但休谟才是对的，因为他有做自由人的经验。
旧贵族在旧制度下是最不虔诚的，然而1793年以后，他们成了最虔诚的阶级，首先恢复宗教。但旧制度默契的情况不同，政治家们纸上谈兵，对宗教的角色非常无知。法国的人们相信自己，对人性的力量深信不疑，相信人类的美德和光荣。他们骄傲，所以犯错。他们无所畏惧，让人类重生。这种激情变成了新的宗教形式，回到了英雄主义和公正无私那里。
我广泛研究过历史，我断言我不会再看到这样的革命，大革命的人们像青年一样，缺乏经验却慷慨大方。没有另一个地方会向法国一样同时摧毁世俗和宗教的法律，让人们不知所出，由此产生了新的秩序。
政治自由的思想在法国大革命中是最后才出现的，在之后也是最早消失的。伏尔泰在英国只注意到了文学的自由却没有提到议会和政治自由。在法国，哲学家提供思想，经济学家提供改革计划。它们都有民主革命的精神，痛恨特权和阶级差别，要求自由权利。但他们不尊重契约，也不尊重私人权利，而是信奉公共利益，对过去极为鄙视。它们抛弃了政治自由，大多数人反对议会制度，反对对政府设置制衡的措施，魁奈：“制衡体系，对政府有毁灭性的作用。”他们设想的反对专制的唯一保障就是公共教育：“国民开化，专制就不可能存在。”“人们发明了很多无用的制衡招数，但忽略了基于本质上的公正和自然秩序而进行的永久公共教育体系。”杜尔阁也对教育的作用非常自信。
经济学派并不认为要完成大革命，而是想继续使用旧机构，通过转变君主政体实现改革。经济学派认为，国家要塑造国民，必须让公民头脑里有一致的、符合预想的模样，但是它的权力却毫无限制。国家要改造它的国民。那里没有等级制度和地位之分；人民完全平等，唯一的主权属于人民，但却夺去了人民指导和监督政府的办法；在它之上有唯一的代理人，不必请教他的委托人就能处理所有的事情：要控制他，公众的却没有机构表达，要阻止他，只有革命，而不是法律的途径，国王是代理人，而实际上是主人。他们在周围没有发现理想的模板，所以到亚洲的中心去找，他们每个人在某个地方都会对中国歌功颂德一番。在我们的时代已经很清楚中国不玩内，被欧洲人的主人玩弄在鼓掌之间的野蛮、无能的政府，他们却希望世界各国以它为榜样。人们普遍认为，我们称为社会主义的破坏性理论是近代才出现的，这是错误的，这些理论与早期的经济学派共生。1755年摩莱里写的《自然法典》就已经提出了公有制。他们热爱平等，却不那么热爱自由。
二十年后，事情的面貌有了变化，法国看到了政治自由，许多省份开始要求自治，三级会议的记忆恢复了，1771年高等法院被废除的时候，公众被激怒了。而伏尔泰似乎支持废除法庭。当法国人对自由重新燃起渴望，他们被灌输了很多有关政府的概念，这些改变不仅无法与自由和解，而且是自由天生的敌人。在他们的理想中，没有贵族，只有公职人员，没有权力而只有政府，国民作为整体是最高的统治者，而作为个人却被禁锢在最紧密的依附关系上。与政治自由相对立的思想被人们用来与政治自由揉在一起，因而采纳了毁灭性的的革命。
在人们被糟糕地统治的时候，它们向往自治；但对独立的这种热爱，是由专制中某些特别的、暂时的危害导致的，它是无法长久的；当导致它出现的偶然事件平息后，它也会平息。看似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暴君。
自由的好处并不能立马看到，然而专制带来的好处却立竿见影。因而，那些为了自己的某种目的而向往自由的人，绝不会长久地保有自由。（我：然而，没有了实现自己的目的的机会，自由也就只剩下一个空架子了。）自由的内在吸引力，它唯一的魅力，往往与它附带的好处是无关的，但它们在历史上却引发了人们持续不断地捍卫自由的活动；它们热爱自由，因为他们喜爱能够自由说话，自由行动，自由呼吸，只接受上帝和法律的管理。为了某种目的的追求自由，而不是追求自由本身，这样的人必然成为奴隶。
有些民族对自由初衷不改，不是为了利益而追求自由，而其他的民族却在繁荣的时候厌倦自由，任它被拿走而不阻挡，他们还要自由干什么呢？不要让我分析自由，它只可以意会，在每一颗伟大的心中发光发热。
毫无疑问，法国是在路易十四的统治下衰落的，而且在他倒行逆施之前，衰落就已经因为不断的战争而开始了。虽然整个18世纪法国人都以为他们在衰落，但在大革命爆发前的三四十年，情况不同了。整个民族都在被唤醒，每个人都对境遇不慢，寻求改变，法律的形式没变，但执行却变了。1740年的枢机大臣和1780年的枢机大臣完全不同，前者专注于征兵，征税，征地租；后者忙着实行其让公众富裕的计划，注意修路、制造、商业、农业。苏里就是代表。法令虽然依然严酷和不平等，但人们在执行的时候都认识到，条文和实践有巨大差异。生命和自由是被尊重的。（我：文学家功不可没。）而且国家对穷人有了非常的关心，国王批准了所有乡村的工作坊和慈善坊，而且运转良好，有很多钱救济了穷人，路易十六甚至亲力亲为，当皇家狩猎对田野造成损害，亲自写法律给予农民补偿。法国的人口和财富都增加了，即使是美洲的战争也没有减缓这个过程，人们变得越来越勤奋和有创造力。消费税在1780年到1786年增加了1400万里弗。可以断言，大革命之后，国家的繁荣进步不如大革命之前的20年大。只有君主立宪的37年可以与路易十六晚期相提并论。这种繁荣让人吃惊，因为这明明是一个，赋税不平等、关卡众多、封建权利、商业和官员不停贪腐的国家，一个各种部门胡不协调的统治机器！但我想，有两个因素，1政府强大但并非暴君，在维持秩序；2这个国家的上层阶级是欧洲大陆最开明自由的人民，人们可以赚钱并积累。国王虽然像主人一样说话，他其实却是公众舆论的奴隶。
将一个国家的强大归因于立法，是肤浅的错误。就像产品的增加应该归因于力量的驱动，而不是工具的完善。英国的法律更复杂，变化无常，但却是最优秀的政府。英国的富强不是因为法律的优秀，而在于英国立法体系的精神。当生命攸关的精神如此强劲，特定器官的不完美无关紧要。
在法国，随着繁荣的加速，人们的精神越来越不安，公众的不满在扩大，对旧制度的憎恨在增长。进步最快的地区是最先发生革命的地区。但是卢瓦河流域——旧制度最完整的的地方，就是最会反抗大革命的地方。因此，法国人境遇越改善，他们就越无法忍受。很多民族忍受着最强的压迫，但反对的革命却发生在压迫变轻的时候。在经历了长久的压迫之后，试图缓解臣民负担的君主会失败，除非他是一个天才。当罪恶看起来不可避免，人们会忍受它；而一旦消除它的主意被提及，罪恶就变得不可忍受了。对弊端的纠正，往往会让那些未被纠正的弊端更加显眼，增加了痛苦。（我：当代的解释是，希望比绝望更让人躁动不安。）路易十六微不足道的短暂监禁博马舍竟然引起了狂热的激愤。
另一个导火索就是糟糕的财政管理让政府到处借钱，却不能按时偿债，许多人依靠政府交易来投机，狂热地追逐金钱。结果政府的违约成了上千个家庭的噩梦，金融家也变得对政府不耐烦了，这场灾难也就难以避免了。
在大革命前的三十年内，国王试图取消劳役，消除行会对工人的压迫，他写了非常诚恳的理由，试图维护公平正义，然而，这些努力却让人民怒火中烧。因为过了几个月，劳役和行会又恢复了。到了末期，政府各个分支之间的斗争，往往都指责他的对手是让人民痛苦的元凶。特权阶级称为公众最痛恨的目标，但是上层阶级早就关心到民众的疾苦了。法国各地的报告越来越人道。诺曼底省出现了富人捐钱修路的情况。但是对农民的同情有时候也伴随着对他们的蔑视。而农民对于上层的举动也很愤怒，经常批评他们的生活方式，计算他们的财产并指出太多了。公正的原则和广泛的同情唤醒上层阶级进行革命，而人民因为强烈的不慢和改善处境的渴望而被煽动。
旧制度下的教育宣扬一切土地是国家让渡的，国家才是土地拥有者，人民只有瑕疵的所有权。它教育人们，私人财产应当被蔑视，政府肆无忌惮征用土地修路，但并不补偿。政府不断侵犯私人权利。有些被捐给慈善机构的财产也被政府收走。政府还控制价格，强迫出售粮食，以御前会议的法令为法律，农民经常未经审判就逮捕。但尽管法律严苛，但其惩罚却是温和的，它的原则是让人民恐惧，而不是受伤害。
对行会制度的废除和恢复让工人们不知道应该去基督教权那里还是国家监护体系那里寻求保护，司法权的消失和新建又扰乱了数千个家庭的境遇和收入，人们变得非常不安。特哪位此前，法国四分之三的财政区域，其政府都掌控在总督一人身上，其不受控制，不听劝告。1787年，省议会成立，它成了地区真正的统治者。而新的权力机构，与本来的权力就经常重合的各种机构的职权又互相冲突，让所有事情陷入混乱，所有人都陷入迷惑。结果，旧的行政方法依然被用于政治，而人们憎恨旧的制度却遵循它的传统，看到国民议会遵循省三级会议和小的自治当局的设想。议会都由一些新手组成，他们没有总督的经验，总需要总督的帮助。但总督总是凭借这一点挫败议会的目标。总督和议会互相抱怨，争论不休。没有经验，议会不知道如何行动，遇到问题总是咨询别的议会，引起的意见交换和拖延阻止了公共事务的处理。他们想改善问题，但总是一头雾水。与此同时，每个个人又把生计和出路寄托于政府而不是自由。新机构想要调整税收，让它更公平，而这样又把人分成了几等，引起了新的矛盾。领主和教士被邀请参加自治委员会，却因为免税被剥夺了投票权，议会似乎是拼命要展示不同等级的人们的利益多么不同。各地的议会都会奇怪地歧视特定的阶级，把他们排除在外。
英国的革命虽然推翻了政治机构，短暂废除了君主制，但很少触动次要的法律，没有改变主流习俗和习惯，内战最激烈的时候法官还在玩巡回法庭，动荡不是普遍的，社会上层发生震荡但基础没有动摇。
要理解大革命的温和理论和暴力行为之间的矛盾，一个人必须谨记：它是由国民党中最文明的阶级筹备的，由最粗鲁和无知的阶级执行的。这些执行者后来取得了政治事务的指挥。好多个世纪以来，他们生活在制度弊端的重压下，单独生活，沉默，偏见，嫉妒，仇恨控制了他们，让他们变得冷酷。他们准备好把这一切强加给别人。
十八世纪的法国伴随着两种激情。一种是对不平等难以克制的暴力仇恨，有深厚和牢固的根基。另一种更晚，更不牢固，就是对自由的追求。
当大革命的那一代人老去，对自由的热爱在无政府状态和民众的专制中气馁，无精打采，这个手足无措的民族开始寻找新的主宰。暴君倒下了，但他的行政体系活得更长。大革命开始以后的时期里，自由的激情一再被熄灭，又一再被点燃，它还很不成熟。
法兰西是一个有非常丰富的差异的民族，有很多的极端行为——更多的感性而不是理性在控制；做事总是比预期更好或更差——有时在平均智商，有时在之下，人民的主要特征稳定了两三千年，但日常的思想和品位如此善变，最后成了自己也看不懂的谜；天性爱家和规矩，然而一旦被迫适应新的习俗，他就准备好带着原则去任何地方；他的性情难以管教，却更容易忍受专制甚至是君主的暴力统治；有时候对臣服抱有敌意，有时候热情地对奴役他的力量俯首帖耳；用一根线牵着走，也不会任何反抗，但当起义的大旗升起，就完全无法统治，要么太害怕君主，要么太不害怕他；从未自由到不能驯服，也从未被奴役到不能斩断枷锁；有能力做每个工作，但更会战争；容易崇尚运气、武力、成功和喧闹，而不是荣誉；英雄主义超过了美德，才华超过了常识；善于做宏大的构思，不善于完成伟大的事业；是欧洲最优秀也是最危险的民族，最会激发钦佩、仇恨、恐惧和同情的民族。
十八世纪的哲学精神就是崇拜人的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