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寅与康熙读后感精选10篇
《曹寅与康熙》是一本由[美] 史景迁著作，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0.00，页数：352，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曹寅与康熙》读后感(一)：叹为观止的写作姿态
读罢此书，掩卷冥思，遂有苍凉之感，感动之情由内而生。
为何感动？或许是为曹寅及其家族的盛衰之变，就如当初看《红楼梦》一般；或许是为康熙之朝就已埋下的层层危机，而这多少和清朝的最终灭亡有所关联；又或许是为宿命之无可违抗性，人之命运，实在难料。然而，最让我感动的应该是作者的写作姿态。
在看此书之前，我曾看过《秦始皇传》和《和珅全传》等类似历史人物传记。虽然看的不多，但走到图书馆拿十几本，先看看目录，再粗略地翻一翻，最后结合自己的阅读经验，竟发现此类历史人物传记的某些相同点：其一，严格按照时间顺序，很少在前面时段提及后来的事；其二，不厌其烦地将人物的生平事迹娓娓道来，往往从人物的出生开始，进而利用较大篇幅描写人物的童年和少年经历，更有甚者，在开篇就花了很大功夫记叙人物的父母一辈，包括他们的经历，以及他们是如何相遇，如何成亲，最终又是如何生下传记的主人公；其三，叙事不分大小，大到朝廷大事，小至家庭琐事，无所不包；其四，人物对话往往用引号直接引出，所用文字亦为当代语言，君臣、臣臣、夫妻、父子间的对话等，描写详尽，哪怕只有一个“滚！”或者一个“嗯……”也要写出来。
不得不说，具有以上四个特点的人物传记有着一定的优越性。它们描写细腻，注重对人物背景的叙述，使读者更好地理解人物性格形成的原因；它们细致观察人物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读者能很清楚地看到一个人物的生命历程。然而回想起来，看这一类人物传记与看小说似乎没有什么区别，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小说比这一类传记更具有可读性：因为小说的故事本身就是虚幻的，而构思这样的故事很需要作者的才思，作者可以凭自己的想象尽可能地将故事虚构得怪诞离奇甚至超凡脱俗；至于历史人物传记，因其故事建立在对历史的叙述上，作者绝不能肆意虚构历史情节，在想象的空间上远不及小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它们的形式写得太接近小说，以至于读者没能很好地认清两者的区别，将虚幻和现实混淆，他们便会在不知不觉间将其当成小说来读，很明显，这样的读法是不适用于传记文学的，其结果就是将传记文学摆在一个尴尬的位置——是历史书？还是小说？
说实在，在看《曹寅与康熙》之前，我就被它的副标题是吓住了，因为它的副标题是这样的：一个皇帝宠臣的生涯揭秘。要知道“揭秘”这个词具有很大的隐私性，把它用于消遣或者八卦一类的书籍或许能产生很大的吸引力，但把它用在一本史学专著——尤其是称为美国汉学界三杰之一的史景迁的专著标题中，这是不是太危险了？但翻开书来看，我不得不惊叹：史景迁可真是一位标题党。且不提书中罗列的诸如“包衣”、“八旗”、“氏族”这类专业名词，也不提“佐领”、“织造”、“銮仪卫”等层出不穷的清朝官职，单提书中列举的大批原汁原味的奏折就可以令许多当代史书编著者叹为观止。纵观全书，几乎不见一句用引号引出来的人物对话，涉及人物沟通的地方，皆用奏折代替，这突出体现在康熙皇帝与曹寅、李煦之间的密折往来。甚至到了书籍的后面部分，这类奏折成为文字的主体，其内容的变化隐约体现了人物命运的转折。虽然奏折用的是古语，缺乏一定文言涵养的读者可能读得很累，并直接跳过，但我认为对于一个涉及中国历史人物的史学文本，文言古语的存在正是其严整性的重要体现。
史景迁在这本书的前言写到；“重要的是，当我们在历史记载中读到曹寅是一个包衣、一个织造、一个巡盐御史时，这意味着什么？”他说到做到，因为这本书的切入点，或者说线索，就是曹寅这个人物，书里每个章节的设置都是围绕着曹寅的生命历程展开；但作者仅仅将曹寅作为一个引子，在这个人物背后，潜藏着清朝皇帝康熙的诸多不为人知的政治手段，及泱泱清王朝种种社会现象。这是史景迁为此书所选择的主旨和方向，为此，作者并不愿意花过多笔墨描写曹寅的家庭生活琐事、以及他与朋友的日常交际等等，即使有所提及，也必然与皇帝和王朝有所牵连。作者执意为我们展现康熙王朝的某些方面，言谈之及皆与政治有关，纵然引用了小说《红楼梦》，也是在“南巡”的背景下。再则，具体到每一个章节，除去最后两章，每章一般不以曹寅开头，而换之以清朝某种社会成分，譬如“八旗与包衣”“上等阶层”“两淮盐税”等等，这同样是作者为体现主旨而做出的安排。由此可见，虽然作者的切入点很小，但他的视野很大。史景迁眼光集中于时代，向我们阐明一个事实：这样的曹寅，不属于其他朝代，也不属于其他清朝皇帝，而是属于康熙王朝的，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某一类特殊的人——这一类人即使不是很出名，即使不是朝廷的中坚力量，却当之无愧地成为时代的缩影。
史景迁在书的前言第一句就说到：“这不是一部传记。”我没有写过传记，也没有做过专门的传记研究，因此不敢肯定这本书是不是传记。但正如前文所提，将历史人物传记写成小说或类似小说的不计其数。我认为，历史名人必有其主要行动，而一本好的传记就应该尽可能地将人物的主要历史面目展现出来，而不是千篇一律，全书读来竟不觉重点之所在。在这一方面，《曹寅与康熙》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因为它主要讨论的正是曹寅的包衣、密探身份——这是站在了历史的角度上。与此相似，梁启超的《李鸿章传》、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等也是很好的例本。
两周以来，断断续续地终于将《曹寅与康熙》一书读完，虽然一开始读到那些杂七杂八的专业名词的时候颇感力不从心，但还是坚持下来了，并因此而收获甚多。有些同学对此不屑一顾，认为读这类书没有什么用，作业只需到网上复制粘贴；对此，我也是一笑置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哪一类生活让你感到充实，那就不要顾虑太多。了解一个时代的不同面目，体会别样的编著体例，感受一个活生生的时代人物和认真的写作者，这本书确实做到了这些——对我而言，这就够了。
《曹寅与康熙》读后感(二)：通过“包衣”这一私的关系对地方专权的制约
记不清读了几本世界著名汉学家，现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耶鲁大学教授史景迁的作品了，加上刚读过的《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外，应该还读过《王氏之死》和《追寻现代中国》。史景迁以研究中国历史见长，他的中文名字拆开来解，姓氏“史”取之《史记》，“景”是景仰的意思，“迁”则是取之“司马迁”，人名整体来说之意蕴含景仰司马迁之意，可见他对中国历史的热爱。
《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这本书简单的勾勒出了中国古典小说巅峰之作《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家族谱系。但史景迁的意图不在于勾勒曹雪芹家族的谱系，在我个人看来，其真正的目的在于从他们家族的出身来说一个体制的问题，那就是康熙帝通过其私的关系怎么弥补和对抗整个官僚制度的弊病，从而达到对帝国秩序的控制和维护，同时以提高行政效率。
满族在白山黑水起家的时候，其还处于半农牧半农耕的社会，必然意味着其统治的意识形态和技术与专制制度高度发达的明朝没可比性，因此在其征战过程中，被俘虏的人就变为了贵族的家庭奴隶，就和史景迁说的“包衣”这个称呼来自满语的转写，意思是“旗下的家人”，是一个用汉语难以定义精确的身份，原因说是奴隶，但又不是法律上的财产，依然是人，只是地位低贱无独立精神而已。包衣在清朝之所以在康熙帝在位期间能得到重用，主要是康熙帝在进行了一系列平叛帝国基本得到统一的情况下，在吸取明朝太监专权的教训后，为了实现帝国对广阔领域的高效治理，再没有更好的人代替太监这个角色的情况下，“包衣”——也就是皇家自身的家奴成了最好的人选。
曹寅的母亲，也就是曹雪芹的曾祖母是康熙的保姆，加上曹寅自身良好的文学修养、汉人身份，康熙帝对曹雪芹曾祖母作为他保姆旧情的回报，清兵入关康熙平叛后江南依然是反清复明思潮最活跃的地域，满族人口又少可以说天下尚不太平，基于这些原因的考虑，皇帝必须必须派出可信的人员掌管天下钱粮织造，尤其是两淮巡盐御史，帝国的每年二百五十万两财政收入以及高达五十万两的“余钱”——不入国库的皇家私人收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康熙启用了部分自己的家奴，其中就包括曹雪芹的祖父曹寅。
对织造和职位的控制从工部向内务府的转变，就意味着对织造的掌握由普通的官僚机构正式转到了皇帝的手里。通过对每年高达50万两“余钱”这一不合法的税收，保证了织造大人要钱有钱，也必然有闲钱去养一批文人，可以表达皇恩浩荡外，文化氛围也就有了。其在织造任上十分有钱，就体现在康熙爷六次下江南，有四次住到了曹寅府上，对于在织造家宅内服务如何，康熙帝是非常满意的，也足见其生活的奢侈和奢华。但这些钱就和红楼梦所言，不过是拿皇家的钱给皇家一个富丽堂皇装饰，曹家因此享尽奢侈的生活。
从这部作品里我们看到，作为皇帝的家奴，他们在官僚制度外，无品无官衔，但康熙帝认为官官相护，以及地方对重大事件的隐瞒等因素，启用家奴可以用作官僚机构的牵制者，又可以实现作为独裁者的执行工具；这些家奴是皇帝在地方省份的私人代理；超越于地方法规，军法也触及不到他们；家奴的身份必然使得他们只为皇帝服务，皇帝必然保护他们并派他们到有利可图的岗位。也由于“家奴”的身份，在这本书里我们看到了康熙皇帝和曹寅之间发生着某种隐密而微妙的交流，有时甚至不失亲昵。
曹寅作为康熙帝私家体制中的一位，其虽被排除在正式的官僚体制内，但专制的皇权作为制度的靠山使得皇帝给了他家奴谁也不敢小看的权力和威严，兼任“密探”这一角色帮助皇帝获得地方的信息，导致通过非正规方式来实现皇权的有效运作，原因还在于地方官僚和中央集权间的信息沟通方式既规范又随意，这是一种制度积弊和国人之间信任度太低导致的策略和手段。黄仁宇对中国体制的抨击着眼点几乎在于“缺乏数字化管理”的财政制度中，但从今天来看，黄仁宇依然混淆了技术和制度之间的本质区别，一个本末的重大问题。就和书中所说，户部的税款可以拖欠甚至不了了之，但“余钱”总是能足额的征要的够够。
雍正皇帝作为一位法家式人物，把康熙帝创立的密报给予制度化，对“家奴”的鄙视，加上他们无意间牵涉进朋党之争中被清洗，曹家的衰败是必然的，因为他们的命运是寄托的一个人的身上的，受宠了必然权倾一时，其享有奢华繁盛不管多么的喧嚣一时，终究花的是皇帝的银子，也终是历史的尘埃。这场盛衰大戏还有一个副产品，当时毫不起眼，历史上却光芒万丈。那就是一名大师，一本奇书。这位织造姓曹。他的孙子叫曹雪芹。
《曹寅与康熙》读后感(三)：406.16.50 《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室宠宦的生涯揭秘》—【美】史景迁。
冲着红楼梦去的，也因为在天涯上看过一个根据往来诗文分析康熙与曹寅和纳兰容若之间关系的帖子，所以一心以为这本书也是类似的作品，殊不知这是一本严肃的考证书，着眼点完全无关私人情感，而是从当时社会局势、朝廷制度、皇帝的性格与做事手段上，分析曹寅的身份对于康熙和他自己，甚至是对当时社会满汉关系的这样一部作品。
几点收获：
1、包衣：法律关系上隶属于各自旗主，无人身自由，在外即使已独当一面，在内仍是完全依附于自己的旗主，虽比奴隶社会的奴隶处境好，也有一定的人身自由经济自由，但在从属关系上是一类。
2、皇帝虽然拥有整个帝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对所有臣民掌握生杀大权，然在主持政府工作中，仍然不可避免的被蒙蔽被欺瞒，因此需要与政府无关的私人力量，即家臣即包衣。
3、清初，皇帝致力于平衡满蒙汉三股势力，曹寅身为汉人却是满人包衣，切有很高的文化修养，本人有精明能干厚道通达，成为了横跨满汉两种势力的不二人选。作为皇帝，以关外少数民族的身份统治具有千年历史文化的汉族，其艰难可想而知，康熙以尽可能中立的态度处理满蒙汉的关系，用心良苦。
4、一朝天子一朝臣，曾经的劳苦功高在新君眼里也许是功高盖主，曾经的赤胆忠心也许是心怀叵测，曾经亲密的家臣也许是欺君罔上的佞臣，一切只因立场不同。
《曹寅与康熙》读后感(四)：【一些摘录】
【上三期】
各旗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由皇帝控制的所谓上三旗，和由亲王们控制的所谓下五旗。这些概念
在1651年摄政王多尔衮死后失势时出现，顺治帝接受多尔衮的正白旗并把它纳入自己控制的正
黄旗和镶黄旗中。这种安排本是偶然的政治事件，却在后来通过清朝会典和《八旗通志》被制
度化。甚至在1720S雍正打破各亲王对各旗的控制后依然实际存在。
【纪念集】
曹寅通过在父亲去世时编撰《楝亭图》获取了很高的声望，纳兰性德等诗人在上面写下纪念诗
文。
【织造】
清政府在江宁，苏州，杭州设了三名织造。雍正朝之后，俸禄为一万两白银，和巡抚，布政司
等省级大员一样。不同的是，织造没有固定品级，只有皇帝下令后才能上任，处于官僚体系之
外。正如康熙1706年所写：三处织造，视同一体，须要和气，若有一人行事不端，两个人说他
改过便罢，若不悛改，就会参他。
【南巡】
第一次难寻，康熙谨慎考虑了路线，避开了扬州，也没有到战斗同样激烈的杭州附近。他去了
江宁，先派一个内阁大臣祭拜明太祖陵，后来又亲自去祭酒。江宁知府于成龙收到褒奖，同时
他也是旗人。皇帝特别提到了他的汉语学习，说自己虽然八岁登基，但一直坚持阅读经典，每
晚阅读《史记》到午夜。
在江陵城外的句容县，他停下队列询问当地县官粮食收成，并敦促他爱民如子。然而他还是很
谨慎，与满族将军一起住在江宁封闭的满洲城内，只是后来巡视中才冒险进入主城内的织造衙
门。
后来的南巡中，情况好了起来，百姓开始主动请求皇帝多留一天。
第五次南巡的记录很少，可能是因为当时未来的雍正帝在场，后来修改了历史记录。
南巡过程中皇帝可以与传教士进行非正式的见面，交换礼物，但同时，康熙还是对传教士抱有
疑心，比如最后一次1707南巡，他仔细检查江宁的传教士有没有登记并接受票——一种答应遵
照利玛窦惯例行事的证明书——拒绝者将被驱逐。
【奎宁】
1693康熙得了疟疾，传教士进献了奎宁，先让三个患了疟疾的人服用，然后是四位皇室成员，
最后才是皇帝。很快痊愈后，康熙赏给传教士内宫附近一所大房子作为教堂。
《曹寅与康熙》读后感(五)：曹寅的清初世界
此書初版與1966年，選題大概不因為曹雪芹，而因曹寅確實與康熙關係密切，能反應清初滿漢及官僚體系運作的諸多問題。全書確實也是圍繞曹寅與康熙的關係，清初的政治制度，兩條線索展開。
依照曹寅一生幾個階段，第一章講了清初的包衣政策以及曹家的興起，在內務府的工作。接着講曹寅在北京和蘇州的生活。
作者介紹了清初的紡織，特別是南京擁有為皇室織造的織機數百部，工人數千（多為男性）。兩淮鹽務的監督機制先後數度變遷，巡鹽御史之官數度裁撤，但最終保留；國家控制鹽業的方式，如何管理鹽商，出售販鹽許可證。作者依據當時的經濟史料，勾勒了曹寅處理經濟事務的圖景。
康熙南巡五次住曹寅家，主要巡視河道，直接申斥不才官吏。對曹寅委以主編《全唐詩》的重任，曹彙集文士數載而成。
曹寅擔任康熙密探之事尤為可笑，此則皇帝於bureaucracy之外別開他途，獲取真實信息。
曹寅病瘧疾，前此，康熙亦病瘧疾，大膽嘗試西藥金雞納霜，今快馬遞送曹家，不及而亡。官司債務數十萬，康熙令李煦帶鹽務一年，替曹寅償債。曹子曹顒繼任江寧製造，數歲亦亡。康熙令曹寅侄兒曹頫過繼與曹家，繼任江寧織造，同時嘗試充當密探，然不力。
雍正初，另有密探貶斥曹頫，雍正批“豈止不才”，後因官債撤之，抄家，僅留北京等處地產。曹雪芹知悉舊日繁華，蓋由曹頫輩而聞之。
此為歷史研究，意在解釋歷史背景、民族矛盾、滿漢統治方式、官僚體制內的信息獲取、織造、鹽業管理方式、《全唐詩》等文化工程的完成、皇帝巡行路線及對河務的具體指導等。《紅樓夢》材料的偶爾運用，止增趣味。
其講故事的風格已現史氏後期著作端倪，然不可以秘史視之。
《曹寅与康熙》读后感(六)：太监的替代：包衣
1，清吸取明亡教训，认为太监干政是明亡重要原因之一，限制太监。但明太监的内务府采办，皇帝个人金库，东厂西厂的情报搜集工作等等都需要人去办。太监不能用了，就只能用早期降清的汉人包衣担任原本太监做的工作。给了曹寅这种世袭包衣以成就自己，发达的机会。
2，情报搜集，皇帝和现在的领导人关心的地方情报大概是一致的，物价：老百姓能不能买得起粮食吃 2 盗匪：有没有阴谋颠覆政权的小股武装势力 3 官员：官员的腐败官声如何 4 谣言：有没有造谣生事的。
3，清朝入关，至康熙帝，皇帝对于其统治的区域的权威性不自信。早期南巡甚至不敢进城，只敢住进城外满人兵营。后期随着政权稳固，才开始有进城，与百姓，传教士交流
4，康熙对于腐败，尤其是满人官员的腐败是迁就的，因为政权不稳，遇到小型的反清复明的地方群体事件，还必须依靠这些满人官员果断行动，卖命弹压，而这时候汉族官员是不可靠的，实际上也确实是不可靠的，他们遇到这样的事情多数都是转移财产带着家属出逃。既然如此依赖于满人，当然是要对他们一些不法勒索摊派贪墨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对我们思考当今腐败为何屡禁不绝有参考意义。
5，曹寅不仅仅因为其母为康熙保姆原因，个人也很有能力，基本没有辜负皇帝对他的信任，很好地完成了任务，才能任职多年。但他提出的盐税杜绝摊派，减轻盐商的改革方案却未被采纳，导致合法该收的盐税收不上来，而各种摊派却落入私人腰包，为康熙末年的财税混乱亏空埋下伏笔，而最终这也成为了曹家败亡的重要原因。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的儿子们失去了康熙，雍正皇帝的信任，表现的不尽人意。再加上雍正朝的加强财税管理，淘汰腐败无能官员的举措，使曹家走到了气数衰败的路上。奴才就是奴才，比官员的处置可能就更随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