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爱读后感10篇
《上海·爱》是一本由叶凯蒂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427，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上海·爱》读后感(一)：平视晚清上海租界交际花
平视晚清上海租界交际花
——读叶凯蒂的《上海•爱：名妓、知识分子与娱乐文化（1850-1910）》
■禾刀
近代上海，是中国率先踏入西方文明的主要城市之一。一提起推动社会的开放与发展进步，许多人言必谈那些名人志士。美国波士顿大学现代语言与比较文学系教授叶凯蒂（Catherine Yeh）独辟蹊径，从中华传统道德最不屑的群体——妓女入手。本书中，叶凯蒂以妓女为中心，分析了许多不不的历史文献，包括戏装和家具等物质文化资料，以及插图、照片、地图等视觉文化资料，并借此洞窥那个时代的文人与娱乐文化等社会背景，至而深入展现了民国革命前夜的世态变迁。
存在即合理。晚清上海娱乐产业的高度发达，这与时代密不可分。在此之前，苏州才算得是真正的娱乐中心，但随着横扫华中的太平天国大军步步进逼，妓女们纷纷逃到上海租界，“他们搬到上海去因为它是中国的‘西方’”。作为外国的一块“飞地”，租界更关注外国人的经济利益，所以对于妓女这类群体，至少不会像大清其它地方那样，假以种种名义，动辄高举道义之棒严厉打击。
妓女们首先为上海租界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1876年，包括妓馆在内的执照费收入居然达到2万两，占整个工部局总收入的三分之一。马相伯（1840—1939）是上海当时最著名的学者之一，据他记载，香港汇丰银行1865年成立的时候，存款人主要是常做外国人生意的广东名妓。
妓女促进租界经济发展，可能不为人所屑，但这又是不能抹杀的历史事实。在追求奢侈浮华妓女群体的带动下，先是广东妓女带来的全套红木家具落户上海，再接着是妓女们往往成为国内用户中对西洋先进新潮产品的先试者。妓女对时尚的痴迷，同时为了提高内涵与身价，对文化（戏曲）也表现出相当地热爱，有姿色有文化内涵，这几乎成了那个时代上海人的生活风向标。
而在妓女、文人和娱乐产业这一“场域”中，妓女始终处于整个消费链条的中心焦点位置。对大清政改逐渐失去信心的文人，转而把精力与才气倾洒在妓女身上。他们通过挖掘、放大妓女生活和个人的感情，最终把妓女们身上的点点滴滴，转化为供社会消费的口水式产品。放在今天讲就是消费娱乐。但那个时代的娱乐与今天显然有着不同，虽然均会关注一些口水化话题，但对于开启女性群体社会地位，拓展国民对西方国家发展信息和产品的认知，无意中扮演了发动机的角色。许多人正是从这些不起眼的小报上，通过对“四大金刚”的关注，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个人的认识与观点。妓女们追求时尚展现出的魅力，甚至激起一些大户人家夫人小姐的兴趣，这对于尚未开启民智、对海外缺乏更多了解的内地许多地方而言，简直不可思议。
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跳出了公众对妓女群体道德化的蔑视，而取之以一种平视的视角，努力抵近妓女群体的日常生活。事实上，近代文学作品中为妓女“正名”的作品不乏其数，国外的经典作品有小仲马的《茶花女》，描写国内的则有严歌苓前几年推出的《金陵十三钗》。前者偏重于情色书写，而后者则上升到政治和民族的更高角度。无论是哪种书写，都展示了妓女人性的另一面，这一面又往往是我们传统道德“场域”中无法接受的。
通过叶凯蒂的研究发现，晚海上海租界的妓女生活并不是个个都天花乱坠，妓女们的“市场寿命”极短，而真正能够出类拔萃，成为娱乐焦点受到社会追捧的乃凤毛粼角，更多人只能努力抓住短暂的青春岁月，为自己挣得更多的积累。她们也并非真就没有爱，只会沉迷于眼前的纸醉金迷，至少她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对自己的未来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虽然她们表面上穷奢极欲，但又渴望通过这样努力地展示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至而趁自己年轻貌美之时，找一个称心如意更多是具备相当经济实力的依靠，像杜十娘那样不惜携雄厚家底“下嫁”者鲜有听闻。她们中确有成功者，事实上最终成功的概率极低。这也表明，虽然她们看似风光，但绝大多数人很难摆脱悲剧的宿命。
特殊的时代有着特殊的意义。在上海租界特殊环境下，妓女产业的走旺，不仅带动了娱乐产业，还在不知不觉中促进了上海社会的发展，当然这一结果绝非她们的主观臆愿。无意过度拨高晚清上海租界妓女群体的形象，叶凯蒂的研究之意，也并非站在道德角度为妓女们翻案。
不先入为主地以道德“干净人”自居，不夹杂主观色彩地平视，这就是发现价值的开始，也是破解社会现象的启蒙，毫无疑问，叶凯蒂努力展现出一种力避世俗灰尘沾染的学术态度，而这，恰恰是我们所处社会的最为稀缺之物。
标题: 上海•爱：名妓、知识分子与娱乐文化（1850-1910）
作者: 叶凯蒂
译者: 杨可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 2012-11
定价: 48.00元
《上海·爱》读后感(二)：这个城市是一类人的城市
叶凯蒂研究的一支。为我打开了看城市谨小慎微的一扇窗口——透过一类具体的人看一个不一样的世界，这样的世界在这个城市重存在的越多，这个城市的包容性就越大。
印象深刻的一点是，“公共领域”的概念由名妓代入了中国。这个现在被无数文人学士随处引用的词汇当初是指名妓们能高声谈笑收放自如的城市活动空间，由此，这一类城市空间被定义为“城市公共空间”。这就是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们，他们的生活能对这个城市产生的最本质的影响。
名妓们爱好自比，也爱把恩客拿来比。《红楼梦》里的人物是他们最爱扮演的角色，恩客一律是贾宝玉。他们的世界，关起门来仿若就是书里的大观园，再与外界无关。打开门，又回到各自的轨迹。就好像书里的宝玉，和大观园里的姐妹们有各种风情，最终他迎娶的也只能是宝钗姐姐。不过要透过这本书看《红楼梦》的理解就略显不足，引用的只是红楼梦里很小很浅的一部分。
不管是谁，都在思考各自未来的出路，名妓们也不例外。美满的家庭是所有人梦寐以求的归宿，得不到的，退而求其次经营好商业也可捞得一个好名声。
透过一代名妓们，看到的是这个城市娱乐业的兴起。而这一支特殊的有标准的名妓圈，最终也因鱼龙混杂水准下降时代推进等种种原因慢慢消匿。只留下她们给这城市一个华丽的背影。
《上海·爱》读后感(三)：她们的倩影，在欢笑，在盛开
相比于隔江相望的浦东，上海租界如今的符号性意义远远大于其功能性意义，这一片曾经歌舞升平的十里洋场早已褪去了艳丽四射的光芒，它像个垂垂老矣的博物馆，只是作为中国现代性萌芽和成长的试验场，被历史永久记忆。如果没有它的孕育和发酵，上海这座号称“魔都”的城市还会如今天这般流光溢彩、旖旎引人么？
当殖民者把这里变成他们的后花园，他们不仅给中国人留下了屈辱和创伤，也把这里作为一个时尚橱窗，向落后的旧中国展示了西式的生活样态，使当时的上海市民获得了极其新鲜的感受和经验。
《上海爱》里的“爱”，是这个巨大城市/域场里那些廉价的、可以被金钱衡量和交换的“爱”。上海名妓、嫖客、文人和媒体以及公众集体展开狂欢，他们共同炮制的娱乐文化反映出商业究竟如何最终推动时代的变迁。
在古代中国，从事性服务行业的妇女往往背负“暗娼”的名号，意即她们的身份跟她们从事的职业一样见不得光，不被主流价值所接纳。可是，19世纪末的上海，名妓们公然出现在公共场合，其名字也成为风尚和声望的象征和风向标，俨然从过去遭到排斥的边缘人物变成了光鲜亮丽的“现代职业妇女”。她们大胆地解放自己，从而挣脱了传统文化的束缚，推动整个社会观念的变革，把西方的物质器具引入到奢侈、休闲和欢愉的世界中来，她们的行为举止、装束打扮、闺房陈设都成了整个城市时尚之风的引领标杆，是这个城市最为推崇的时尚的“形象制造者”，极大地俘获和催促着公众的想象力。她们甚至把自己的生意拓展到了公共领域，从过去的烟花柳巷来到茶馆、戏院，不惜把与恩客的私下“交易”变成了一场公开的“表演”——供万千人观赏和自慰，继而推销自己，修正自己的职业形象，以获得更丰满的花名。
虽然上海名妓成为公众人物一方面代表着现代女性意识的苏醒和萌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媒体在这场时尚制造的运动中作为社会的新生力量最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媒介发展史的角度来考量，作为思想最开放、消费能力最强悍的城市，上海一度成为中国现代出版业、传媒业的中心城市，以王韬为代表的从旧式文人转化而来的新型城市知识分子为了生计，极力地迎合读者/市民的需求，竭力挖掘上海名妓的一举一动，以女人们的市场价值和新闻价值换回了“万恶的订阅率和售卖率”。在他们起哄式的包装之下，上海名妓身上的公众性被无穷放大和粉饰，成了可以被公开讨论的都市议题，比如，小报《游戏报》开展遴选名妓中的花魁，并进行公共票选，民众的参与热情被点燃，应当是当下电视媒体热衷的海选选秀活动的最初雏形吧。
在竹枝词、狭邪小说、名妓指南、笔记、日记、小报、石版招贴画、商业明信片、影楼照片等媒介样式的集体发力下，这群欢场女子被包装成城市明星，甚至先于周旋、阮玲玉这些电影明星成为市民们追崇的偶像，算是开领一阵风尚。除了男人们痴迷于这些风月场女子带来的全新感受，女人们也会找那些丈夫光顾妓馆的妻子，一方面共同投诉勾引他们老公的名妓，一方面热烈讨论名妓的时尚趣味和行为举止，新式文人和名妓之间达成了某种默契和生意协议，由此可见，这便是大众传媒“嵌入”普通人的生活，最终促发社会和时代变迁的最好例证。
作为新兴都市女性的样板，上海名妓们把私人春所变成了大众秀场，把服务于少数人变成了娱乐取悦多数人。她们太善于制造噱头、引领舆论、吸引关注，吊诡的是，这样一群特殊从业者竟然成了近代社会最早具有良好媒介素养的一批人，而媒体也心甘情愿地充当她们的新闻发言人；她们又是深谙消费者心理的营销大师，极力迎合这个城市对于标新立异的狂热，给都市娱乐文化注入了新的发动力；她们还是文化先锋，不惧客人和记者的议论，公然包养戏子做情人，表现出压抑几千年的个体意识的猛然苏醒。原始的纯粹的肉体买卖关系延伸到更广泛的社会空间后，也促生了许多新的人际交往仪式和规则，原本杂乱无序、冲突丛生的社会结构也得以重新建构，名妓们也获得了崭新的身份。
就连《申报》《点石斋画报》这样严肃的报纸也加入到这场造星运动中来，上海名妓及上海自己的名声是现代中国媒体的产物和初次胜利。名妓的每一次大动作都成了全城关注的“媒介事件”，当然，上海名妓和新兴媒体之间是互相利用的关系，这种非同寻常的关系加强了对社会的传播权和话语权究竟由谁掌握的释解，租界独特的文化场域的确为此提供了独特而妖异的土壤。
《上海爱》不是吟风弄月的香艳之作，只是热衷于风月场如何满足人的肉体和精神的愉悦，它端着严肃之眼，从一个摩登时代、摩登城市的一小块特区里截取了一片“上海图像”，透射工具、技术、观念如何被我们使用并最终改变生活的原貌。
尽管百年过去，那些花界女子走出见不得光的老城厢，在租界大街飞驰而过的马车上、小报头版的照片中留下的倩影，像情欲的花朵一样，放肆地欢笑和盛开，从中，我们也看到了上海——一座城市如何越发充盈着时尚、反叛、逗趣、妖冶、魔幻、西化的新奇和精巧，被媒体镜像和真实场景，双面地呈现着。
《上海·爱》读后感(四)：繁华之下
近代上海常被称为“魔都”（这一日本人发明的称呼近年来再度复活），这形象地表明了人们对这座城市的复杂心态——十里洋场，五光十色，令人目眩神迷，地狱天堂皆在其中。人们抱有这种印象并非偶然，晚清时引领着上海时尚风潮的名妓本身就集诱惑与危险于一身，这也是现代娱乐业的典型特征之一。只是在叶凯蒂看来，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当时的上海名妓不仅是上海摩登时尚和现代性的开创性人物，她们还是近代中国第一批进入公共领域的职业女性，创造出一种都市新女性的形象，其自身经历就构成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 之所以在这一特殊的时期会有这一特殊的现象产生，正在于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清代社会的整体价值观较前代更为保守，对男女之“内外有别”强调殊甚，这使妓女成为几乎是惟一能自由地出入公共场合的女性群体。而上海开埠后租界的自治又使这里成为帝国控制最弱的区域，加上商业和娱乐业的畸形繁荣、条约口岸西洋事物的涌入、以及新媒体的发展，这些因素相互激荡，遂得以从中诞生一种奇异的现代性体验。 在这个激变的时代，妓女这一原先边缘化的社会群体得以一跃成为新舞台的中心，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她们之所以能出演主角，却正是因为其边缘性。在遭受强烈外部冲击的晚清社会，最常见的一个现象即是早先的中心被边缘化，而边缘则进入中心——最早留学、学洋务的学生如严复，都是无奈才放弃科举的，但事后却成为中国新思潮的中心人物。上海的名妓在某种程度上也相似：正因为她们不是良家妇女，反倒使她们具有了某种公开挑战和破坏社会规则的“特权”，她们对西洋新事物也并无意识形态上的排斥，只要那能提升自己的形象。此外，中西交汇的冲击使这一时期出现新旧不同的道德标准，而边缘人物此刻总是最能善于利用这种混乱的。1903年面世的小说《孽海花》中，状元金雯青奉命出使欧洲，恪守传统妇德的正妻感觉无法适应欧洲社交生活（而这是外交官的妻子难免的），结果曾为妓女的小妾彩云反成了合适人选，陪伴夫君在欧洲上流社会大出风头——尽管彩云的原型赛金花陪侍丈夫出访欧洲时从未参加任何舞会，但这一流传甚广的小说至少说出了当时人们的普遍感受：倒是妓女这样女性更能适应西方现代文化下的公共生活。 在传统上，“一位当众露面的女性（a woman in public）也就随即被转译为一个公共女子（a public woman），因而也就是道德沦丧”（见《翻译的传说：中国新女性的形成，1898－1918》），是遵守妇道的正统女性所不为，既然如此，在一个失序的社会中，名妓这样不必负担这一道德包袱的群体就由此成为了第一批在公共领域抛头露面的女性，因为只有她们才可以如此不顾羞耻，才能在公众面前毫无顾忌地展示自己。在作为缺乏灵魂的商品这一点上，她们正是城市现代性的写照。事实上，在叶凯蒂笔下，她们仿佛是上海现代精神的道成肉身——无论在批评者还是向往者的眼中，旧上海这座充满现代时尚感、诉诸感官刺激的浮华之城的根本隐喻恐怕就是一个具有诱惑和危险双重性的娼妓。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她们何以能在那个时代“率先摆出都会女性的姿态了”——虽然传统的名妓也都集中于城市，但上海却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都市，当我们追溯其现代文化的起源时，不免要将它视为一种开创，但它对于当时的传统社会，首先带来的却是一种破坏性和失序，甚至是道德堕落。名妓并不是完全自主地开创和引领某种现代文化的，她们是在两种不同社会的张力和裂缝之中展示自我的。她们在都市背景下的身影，逐渐取代了原先那种私密内闱中的女性形象，使都市生活方式成为人们注目的焦点。在这个新的背景中，她无意之中成为都市新文化的缩影。 正如作者敏锐地意识到的，她们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的。没有娱乐小报、狭邪小说、城市指南书一类现代新媒体的盛行，名妓本身是不可能凭空制造出明星效应和现代性体验的，而她们作为一个主要话题的存在，本身又推动了这些媒体自身的演变，媒体本身开始具有文化力量。在这过程中，媒体和娱乐业开始逐步意识到明星的商业潜力，而名妓本身也变成了懂得如何利用传媒影响来制造轰动的公众人物，这种互动此后成为戏曲明星和电影明星效仿的模式。 人们很容易指责这样的叙述过分强调了名妓在引领时尚、开创新的城市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却忽视了她们悲惨的出身和作为受侮辱女性的一面。不过，叶凯蒂在开篇不久就已明白指出：“本研究的目的不是记录女性受压迫的历史”，名妓生涯当然有复杂的面向，但那并无必要全都纳入进来，何况那些对本书所要讨论的主题而言也不重要。实际上，现代人将近代上海的名妓视为受侮辱的、依靠出卖低技术的肉体劳动、有待人们去拯救其灵魂的可怜女性，这本身就是受到五四新文化影响的一种新观念，也是晚清名妓最终消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本书真正值得商榷之处，在于作者看到了晚清上海名妓身上“未来”的一面，却低估了其“过去”的一面。这当然也并不奇怪，因为叙述的基调就是为了呈献她们如何“主动地”开创一种新的文化。但理应注意的一点是：这并不是凭空创造的，人也无法一夜之间脱离自身的过往，完全转化为另一个新人——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名妓也不会被她的恩客和市场所认可，因为人们很难一下子适应并推崇一个完全陌生的形象。她们与其说是与过往“断裂”开的一个新女性，不如说是朝向新女性的一个“过渡”；与其说她们是“新”，不如说是“半新不旧”。她们既像叶凯蒂强调的那样象征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但同时也是一个旧时代最后的余辉。 尽管作者在许多配图的注释中都强调这些名妓新异的一面，但一个不带偏见的读者可能不难注意到：画面上这些女性身上传统的一面至少和新异的一面同样多，无论是她们的小脚还是装束。最能表明其深植于传统文化语境的一点是：她们虽说标新立异、拥抱西方时尚，然而对她们的品鉴仍是按传统士人文化的话语进行的，她们所展示的核心是一种文雅情致，也只有具有传统素养的士人才能理会，洋娼妓因而“处于娼妓等级之外，不在中国人的思虑之内”（见贺萧《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因为她们不可能懂得以这套中国文化的复杂规则来展现自己；这也是为什么在沪西方人很少光顾长三等名妓而多接触被上海人鄙视的粤籍咸水妹，而上海的高级妓女也极少接触西方客人的主要原因。她们及追逐她们的文人所最常用的意象，也都取自传统文化：无论是她们的花名、她们所表演的艺能、还是人们形容上海的“蓬莱仙境”或“繁华如梦”——尽管叶凯蒂赋予了这些词以全新的现代诠释，认为是上海作为大游乐场的现代体验导致了这些游客产生如此迷离的印象，但不可否认的是：“仙境”或“梦”原本就是传统文人形容都市繁华时最频繁使用的词藻。 甚至她们的标新立异这一点本身，也具有深刻的传统渊源。晚清的上海名妓之所以对现代时尚做出快速回应，恐怕并非因为她们本身对现代性有何主动的觉悟或偏好，而只是基于一个简单的原因：在这一行中，紧跟社会潮流原本就是生存的基本法则。只是这种风尚因时代而不同：唐代帝王多尚道教，炼丹成仙为一时所尚，于是“仙”遂成妖艳妇人、风流女道士及娼妓之称；明末喜好侠风，于是“善于伺（男）人颜色的妓女们，对此最为敏锐，所以我们在晚明便忽然会看见一大批有侠风的名妓”（龚鹏程《中国文学史》下卷）；唐代以来的科举社会文化多由文士主宰，于是中唐之后妓女也大多以吟咏诗文见称，以此自高身价；晚清时一度女学生成为新风尚，也有妓女打扮成女学生，以此新女性形象博取注意。这些，与上海滩上的名妓点缀现代西方时尚来吸引士人瞩目，岂非如出一辙？所有这些标新立异，表面上看是突破了社会规则，其实却是顺应了社会规则。 由此还可挑战书中的另一个时时浮现的假定：名妓在引领这些时尚时真的是完全自由的行动主体吗？答案恐怕更接近于高彦颐在《闺塾师》中的这段精辟的论断：“尽管名妓独立于男性为中心的亲属体系之外，表面看来最自由，但这些社交网更牵绊于男性公众交际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名妓过着看似自由的生活，但她们的交际网是最仰赖于男性支持的，并且也是表现其成员女性身份最弱的工具。……名妓在男性领地内的灵活性，是以依靠男性为代价的。”（很遗憾，叶凯蒂未将此书列为参考书目）虽然这说的是明末清初时的名妓，但用于晚清的上海名妓也完全适合。她们之所以能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达到辉煌，正因为当时的上海有一个追逐并支持这种新文化格调的男性公众交际网，而在《上海•爱》中，除了分析通商口岸中出现的新知识分子群体和娱乐小报的支撑之外，对此的分析其实并不深入。 只有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清楚地意识到，为何这些“新女性”所引领的那种“繁华”，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之后就烟消云散了。因为她们的支持基础已不复存在：那个仍以旧士人的文雅情趣来品鉴、并将与妓女的交往视为高级社交活动的男性网络，已在新文化的冲击下宣告迅速瓦解。大致从1900年左右起，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强调的新女性形象完全不同于名妓文化，也是名妓无法扮演的：这种新女性形象是基于强国保种的意识，希望改造女性身体成为一个健康的国民之母。名妓所展现的“文雅”，由此不但完全成为亟待扫除的旧传统、旧道德，其身体更被视为女性的堕落和国族耻辱的象征。去妓院由此也不再成为文人风雅的社交活动，而成为一种无人敢于公开承认的道德污点。“文人与妓家的关系彻底改变了，文人这个阶层、这个流品也同样改变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提倡的新道德标准。宿娼评花非唯不再风流风雅，且以之为下流、为堕落、为无聊。”（龚鹏程《中国文人阶层史论》）名妓这一社会现象的消亡，在于它所依存的特殊社会结构已荡然无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上海•爱》最令我感到遗憾之处也在于此：尽管叶凯蒂也意识到了这种时代风气的变化，但她主要是将新文化运动带来的变化视为名妓时代的尾声，而未深挖其根由，窥见名妓文化之得以存在及消失的根本原因。叶凯蒂强调名妓创新时尚上与传统的断裂，在我看来其间更多的是存有的连续，而她所认为的名妓与此后明星在许多方面的延续性，在我看来反倒有一个突出的断裂：这里前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新女性，而再敏锐的名妓也无法扮演好那一种新女性的角色。她看到了“技术革新、商业利润，以及新式‘文明’等概念成了知识分子心中的时尚，最终完全改变了上海名妓与其环境的关系”，看到了“在这个急速现代化的世界里，名妓的文化形象较为传统”，看到了“都市里新型中产阶级家庭结构的发展”，但奇怪的是，她没有觉察到大的政治环境和政治话语变迁带来的巨大变革。实际上，“爱国”、“保种”、“进步”这些话语与尚武、运动、健康的新女性形象的崛起以及名妓的没落息息相关，以至于到1919年，一个妓女如果不懂得使用“爱国”话语，其生意将极为冷落，这相比起之前那种既传统又有世界性的名妓文化，是何等惊人的变迁？当然，作者写的是文化批评，而非历史、社会学或人类学，然而，为了更好地理解那个特殊时代的文化，多个角度或许并非坏事。
《上海·爱》读后感(五)：Down to Shanghai with Love
此書第366頁注99，論及「校書」雅號由來，略謂古人校讎，慣行誦讀，而娼家侍宴，必發清歌，故依聲推求，可堪比擬。此說新奇有趣，醒人腦筋。卻不知密雪寒潮人家，將做何感想。又此書引文，頗多誤字，非皆譯者之疏，或疑長三本誤。羈旅無聊，我也來當一回校書，以破寒夜岑寂吧。
第128頁第4行「即維 綺香賢姊大人妝納祜，繡閣延熙」，妝納祜不詞，應有脫字。許是「妝樓納祜，繡閣延熙」？
同頁第9行「昔日妝樓，姊妹已是晨星寥落」，妝樓姊妹應連讀。
同頁第10行「回頭若夢。恨也如何？」夢字應逗號。
同頁第16行「靜以待緣。定情再賦耳。」緣字應逗號。
第130頁第4行「臨穎無任，瞻望之至」應連讀。
第131頁第7行「前約文駕到申」，疑是大駕。
同頁第9行「洋蛈計五十有四」，應是洋蚨。
第165頁倒數第2行「昨者偶弄鬼毫」，應是兔毫。
同頁倒數第1行「恨中郎之晚遇，未傾積累，素只愧辛齏」。累字疑衍，當作「未傾積素，只愧辛齏」。
第168頁倒數第4行「生近矚之則轉面，流光遷延，卻顧兩輔薄暈，膩若紅酥。」應作「生近矚之，則轉面流光，遷延卻顧，兩輔薄暈，膩若紅酥。」
第198頁倒數第7行「倩卿…丰姿濯秀，明麗如仙，為《章台祭酒前事》，備詳《吳門百豔圖》。」章台祭酒前事，恐非書名。謂倩卿為名校書以前事跡耳。無怪後注曰訪不到此書。
同頁倒數第6行「庚辰春移動芳滬上」，不詞，疑衍動字，「移芳滬上」可也。
第201頁《洋場竹枝詞》第二首「錯疑簫音破雲封」，音字不合平仄應誤。
第202頁《洋場竹枝詞》第二首「街像棋盤十字頭，外洋污穢最憎嫌」。頭字不叶韻必誤。疑是尖字，簡字尖头形體相近致誤，但十字尖也不通。
第214頁、第215頁說1902年10月10日《世界繁華報》第2頁下欄連載官場小說。其實是《庚子國變彈詞》，當日書館中不知彈唱此種新詞否。
第230頁第6行「男女雜沓，履舄交錯飛」，錯字當刪。
第243頁倒數第3行「無如短夢，匆匆轉瞬便逝」，短夢匆匆應連讀。
第259頁「千金易盡，欲壑難填，則又夢之恨這也；果結楊梅，禍貽妻子，則又夢之毒者也。」這是者字之誤。又，電影《巴黎妓院回憶錄》中妓家定期檢查性病，法律極嚴，不知是否真實？當年上海租界公廨是否亦有類似法令？
最後再多說一句：此書所附「名妓」寫真，似可貼在時光隧道洞口，驚退夢迷穿越的當代青年。所謂名妓，其霸才豔史我知之矣，卻不知當年海上繁華夢裡還有「實妓」也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