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的读后感10篇

　　《甲骨文》是一本由彼得·海斯勒著作，久周出版出版的平裝图书，本书定价：TWD 480，页数：505，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甲骨文》读后感(一)：故事里的人

　　《甲骨文》首次以中文出版的时候，距离彼得海斯勒来到中国已经过去十六年了。

　　读《江城》，读《寻路中国》，然后和彼得海斯勒的学生们一起长大。这些学生们从涪陵农村的小孩子，一直成为《甲骨文》里生活在中国不同城市，结了婚，当了爸爸或妈妈，还是依旧会和彼得写信、打电话以及约见面的成年人。到了今天，又是六年过去，青年往中年走去，我想彼得海斯勒的那些学生，终其一生都无法忘记这个曾经给他们打开世界另一个孔隙的外国老师。

　　读《甲骨文》，像是一次毕业论文，或者是一次汇报表演。彼得海斯勒不只如《江城》一般写日常生活，也不只如《寻路中国》一样写行走经历，而是气势恢弘布局谋篇，埋下无数线索纵横延伸。不止是在一个地方，不止是遇见几个人，不止是讲一件事，一条导火索是甲骨的前世今生，兴致勃勃讲起到底乌龟的壳应该如何烧，甲骨与文字的关系，还有做考古调查的人们错综复杂的命运；一个线索是陈梦家，一个英俊的、有魅力的、在当年的中国考古界占据领军地位，却因为文革自杀而死，连名字都彻底消失在历史里的人，和他周围的人颠簸波折的人生；一个线索是波拉特（Polat），一个血肉鲜活的勇敢新疆商人，在911之前幸运地透过政治避难成为美国的公民，却在美国继续经历着挣扎和冲突的生活；一个线索是彼得海斯勒的学生们，威利和艾米莉，还有更多其他人，他跑到广东，跑到四川，跑到北京，跑到深圳，在很多很多年后，和他曾经的学生们再见面，好像一次次的回访。

　　从来没有一个故事里，讲了这么多的故事。虽然整本书线索密布，构图严格精密，调查也极尽详实夸张，甚至跑到台湾只为和故事里一个边缘人物对证，但读的时候并不辛苦，好像在看一部极精彩的电影，这边看着主角甲的故事，分镜切换之间又盼望着之前电影里讲到过的乙。

　　在彼得海斯勒的故事里提到的无数人物里，有几个人让我格外喜欢，有极深刻的印象。

　　一个是加兰博斯。他是个四国混血的学者，世界名校毕业，在交女朋友的过程里学会了很多门语言。我记得的关于他的细节，是他在匈牙利军队里服役，因为讨厌军营，假装自己患了疝气，甚至真的在军营做了危险的简易手术，只为得到28天的假期。之后他申请了很多个高校，但是申请错过了所有的截止日期，除了一个：加州伯克利带奖学金去往中国做考古学研究的项目。

　　一个是姜文。彼得在写甲骨文的时候，有刚好在采访姜文，讲到《鬼子来了》和他的其他电影。在整个描述姜文的段落最后，姜文回答彼得的问题，讲，「就像抽烟一样，我离不开电影，就像我离不开烟一样」。彼得写道，「起初，我不太肯定他的意思：是对电影制作成瘾，亦或是一项被要求节制的必需物品，还是一个职业——这个职业通过名望或审查制度或骑马，注定最终要把他毁灭。但随后我注意到他的笑容：在他那张线条硬朗的脸上，我第一次看到了如此温柔的模样。他喜欢关于电影的所有。」

　　他们是活生生在人世遭逢过岁月的人，但也是彼得故事里的人。在人世遭逢他们彼此的岁月时，如加兰博斯，往往被他身边的人认为是荒诞任性的；如王国维，往往被认为是不切实际和过度狂热的；如姜文，往往被认为是不合时宜和格格不入的；如威利，往往被认为是固执到偏颇的。但是在彼得的故事里，你看到他们，你读他们的故事，他们的一生在与你保持距离的前提下展开，你不由自主敬畏他们。

　　西谚里说，「我不会为我的信仰牺牲，因为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正确的」。这看起来很保险，又符合常规逻辑，但似乎太过于实用主义了。在《甲骨文》的最后，彼得海斯勒说，「追查陈梦家的故事越久，在过去的回忆中搜寻越久，我就越欣赏那些幸存下来的人们。那一代人一直在流浪——他们要逃离战争、饥荒和政治，他们尝试着调和西方思想和中国传统。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失败了，但他们并没有丧失自己的尊严，而他们的一点理想主义火花则以某种方式幸存了下来。我在艾米莉和威利这样的年轻人身上看到了这种理想主义，尽管身处这个实用主义压倒一切的时代，他们仍然在乎正义和非正义之分」。

　　《甲骨文》读后感(二)：重建的围城

　　最初想要读《甲骨文——流离时空里的新生中国》这本书，是缘于一位住在甘肃天水的朋友，因为同样爱好阅读，我们在网上认识，他偶尔托我从香港买一两原版图书邮寄给他。这是一个顺丰快递还没开通邮路的遥远的城市，也是三国后期名将姜维的故乡。

　　我只能使用圆通或是EMS的陆运，一趟往往需时一周至半个月，这次也不例外。我能想象这本装在纸箱里的书，如何在铁路上颠簸，然后被粗鲁地扔上卡车，跋涉在尘土飞扬的山路上，从华灯璀璨的维多利亚港海滨送往万水千山之外的西北“小江南”，来到这位朋友的手上。

　　不仅仅是《故事会》

　　作者彼得•海斯勒是一个美国青年，在中国闯荡多年，去过涪陵教英语，这段和农村孩子相处的经历，促使他写下了“中国三部曲”的第一部《消失中的江城》，并且使用了自己的中文名字“何伟”——乍一听，这是个非常平淡的，谷歌一搜就有几十页结果的中国人名字，远不如他的先辈汤若望、南怀仁那般秀气。

　　尔后他在《纽约客》杂志当剪报员，一方面他整理了很多中国报刊的新闻信息，一方面他不断去结识形形色色的中国朋友，这些见闻成为了《甲骨文》的素材。

　　由此可见，何伟可谓是一个当代的蒲松龄，当年蒲松龄为了搜集民间的奇谈怪事，出资摆了个茶水摊，邀请南来北往的过路人喝茶，他所收的“茶位费”就是让这些人讲故事给他听，最后蒲松龄把五花八门的传说写成了脍炙人口的《聊斋志异》。

　　而这本原名为“Oracle Bones：A Journey through Time in China”的书第一次由台湾的久周文化出版，翻译为“甲骨文——流离时空里的新生中国”，让人有一种以为它是科幻小说的错觉。及后久周文化倒闭，这本书幸得同在台湾的八旗文化再度印刷才不至于绝版，但此时译名已经变成了“甲骨文——一次占卜当代中国的旅程”，这样看，是不是和“聊斋志异”有点异曲同工，笼罩着些鬼狐作祟的神秘感？也许这个新的译名不会让人联想到科幻，却解读为《周易》和《推背图》此等预测未来的神仙书。

　　这样的故弄玄虚未必不是作者的原意，因为何伟本身是一个有点搞怪的美国大男孩，他的语言生动活泼，不时会开些善意的玩笑。虽然是厚厚的大部头，但这本书并不会让人感到艰深，就像在翻地摊上买来的《故事会》，看起来饶有趣味，有一天晚上我甚至躺在床上一直看到凌晨四五点，一点都不觉得困倦。事实上，何伟写的内容本就是一些稗官野史或是都市奇谭，不过这本书很像一瓶陈年老窖，入口相当香醇，让人欲罢不能，饮罢才觉得后劲十足，似乎每个片段都有值得回味之处。

　　“文革”中瓦解的传统中国

　　《甲骨文》这个书名来自本书的其中一根相对游离的情节线，说的是何伟对中国殷商时期的甲骨文抱有浓厚兴趣，进而在偶然的机遇下发现了一本名为“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的书籍，看完这本书后他很仰慕作者陈梦家，同时他很奇怪这样一位很有见地的学者为什么被美国的学者推崇备至，在中国国内却没有太多相关资料。

　　后来他才得知，陈梦家早已死于“文革”之中。何伟那股刨根问底的劲头让人难以置信，他竟然为了弄清楚陈梦家的生平，他是怎样去世的，是自杀抑或他杀，死之前有些什么遭遇，而不惜走遍陈梦家从出生到离世所踏足过的地方，访谈了陈梦家的亲戚、朋友、同事甚至是陈梦家当年的学生——这个人曾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写信揭批自己的老师，现在他也成了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师，继续着陈梦家未竟的事业。

　　最后，何伟很困惑，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有人说他被人打死，有人说他自杀，有人说他因为反对简体字方案被迫害，有人说他私生活不检点被批斗，但何伟总算了解了许多关于“文革”的事情。

　　近年来，随着一些故人的辞世，原本相当忌讳的“文革”题材逐渐有了些松动，两岸三地都涌现了不少专著，我在交大的时候甚至修过一门专门讲述“文革”的选修课。其中大部分的资料和论述都把重点放在“揭露”，例如被殴打致死致残的实际人数、党内派别的严峻斗争等等，如同鸿篇巨制的特效大片那样看得人触目惊心。

　　然而，呈现在何伟笔下的“文革”，却像是一双强有力的魔爪，对一个人和一个家庭的命运狠狠地扭曲、折断。陈梦家穷毕生精力去研究的甲骨文，成了“文革”里亟待破除的“旧文化”，陈梦家和他的家人只能很努力地和越来越恶劣的处境搏击。有那么一刻我想到了《老人与海》里面的桑提亚哥，但是老渔夫就算在极其恶劣的环境里仍不失优雅风度，哪怕最后沦为悲剧英雄，也足够动人。可是本该儒雅地在书斋里细细玩味拓片的陈梦家，却被人扯着头发在地上毒打，狼狈不堪。不要说捍卫他视若生命的“旧文化”，最后他连自己的生命都无法保住。

　　举个例子说，明朝集“心学”大成者王阳明，曰“格物致知”，曰“知行合一”，曾是多少仁人志士的座右铭。“文革”飓风般袭来，谁还敢扯这两句半文不白的鬼话，要说“文革”光是破坏也不实，只不过继承的尽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张献忠屠成都此等“优良传统”罢了。而彼时的海峡对岸，钱穆等一代大师的门下则桃李芬芳。

　　我觉得这些幸免于难的地方的华人，就像以色列被灭国之后流浪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一息尚存地维系着自己民族的血脉。

　　改革开放重建的新生中国

　　让我们回到《甲骨文》这本书，除了探寻陈梦家生平之外，何伟的另一根线是记叙自己在中国各个城市的生活见闻。这些故事都是发生在改革开放后，深圳特区从无到有的年代——我们只在小学的语文课本和唱遍大江南北的《春天的故事》里知道了这个城市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无数年轻人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昼夜不息地奋战，让一幢幢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却没有去翻过这幅锦绣的图景背后看看，那些从边远的山村来到深圳的人们又是如何伴随着深圳成长。

　　何伟教过的许多学生都有和他保持通信的习惯，从一封封书信里他了解到这些走出学校的年轻男女的近况，一个叫Emily的女孩，他觉得她是班里最聪明的一个学生，一个人跑到了深圳，后来在一家台商开的工厂里当文秘。她和无数打工妹一样，有时候会遇到老板的性骚扰，但也交了疼爱她却平凡得很的男朋友。

　　何伟去探望她的时候，深圳还处于划分“关内”和“关外”的时期，Emily平时都在荒凉的“关外”厂房上班，只有周末才有时间到繁华的“关内”逛逛。进出关的地方有森严的戒备，这不仅仅是从地域上割裂了深圳这个城市的界限，也是一道很难逾越的心理防线。

　　Emily告诉何伟，她们这些打工妹苦闷的时候都会听一个叫胡晓梅的DJ主持的节目，甚至打电话到节目里倾诉自己遇到的烦心事。何伟找到了这个DJ，得知胡晓梅原来也是从农村来到深圳打工，所以她习惯倾听这些迷惘的年轻人的心声，她就像农村大宅里等待这些孩子们回去的姐姐，朴素温柔。何伟又发现，在市区那些大厦里上班的白领对胡晓梅不顾一屑，因为他们认为缪冰才是“关内”文化的代表——缪冰是一个习惯化浓妆的女作家，写过一本叫《我的生活与你无关》的书，在深圳的白领中风靡一时，里面无非是灯红酒绿的糜烂生活，后来当局认为有损特区形象把这本书禁了，但缪冰始终是被“关内”的人所认同的同类。直到现在，即使穿越深圳的边关已经不需要出示什么证件了，这堵无形的城墙还是牢牢地筑在人们心里。

　　每次去深圳出差我都觉得这个城市让我觉得很昏眩，它好像是一夜之间从别处飘来的，浮浮的觉得如在云雾之上的踩不稳。那些栉比如鳞的建筑物，仿佛呼啸着扑来的无数飞虫，密密麻麻地铺满了整个地皮。迅速成型的深圳特区，也辐射到全国，何伟的其他学生，有的去到浙江，同样感受到社会的巨大变迁——新生中国的社会观念由此形成。

　　“文革”后的社会无论从物质还是精神都相当贫瘠，改革开放曾带来一些西方民主杂音，但很快，贫富分化竟让社会大众的价值观迅速地统一——赚钱，花钱。

　　半本《甲骨文》解读半桩D&G禁拍事件

　　《甲骨文》里面还有一个关于新疆商人千方百计去美国寻求政治庇护的故事，但篇幅和题材所限，在此略去不提。昔日宋高祖赵匡胤笑称宰相赵普是“半部《论语》治天下”，我灵机一动，也想以剔除这个新疆商人的故事之后余下的半本《甲骨文》来解读最近在香港闹得火热的D&G禁拍事件。

　　不过，我注意到的是，相当一部分香港人把此次事件看作是对大陆人的宣战，认为D&G的行为无异是把香港的某个区域划为“大陆租界”，“港人与狗不得内进”云云。更有甚者，一家媒体的记者甚至写到，D&G禁止拍摄是为了保护在店内购物的内地官员。于是在后续的行动中，抗议者又是朝店里喊：“滚回大陆。”又是拿出一把人民币朝不让他们进去的门卫扬开，整个场面被烘托得好像非洲独立运动时对抗殖民主义者一样。

　　至此，一件店员无礼对待顾客的事件居然演绎成香港人对大陆人的不满的大爆发，D&G这个品牌确实不赖，有人说它象征的是“党”（Dang）和“国家”（Guojia），也有人笑称是“大陆人”（Daluren）和“港人”（Gangren），反正是高度概括了此次事件的内涵。

　　不得不说，这是香港回归之后，中央期望大陆和香港融合“欲速则不达”的恶果。据闻在某高官访问完香港之后，中央又拍脑袋想出了允许大陆人自驾进入香港的政策，若是这个政策得以落实，港人的对抗势必更加激烈。

　　归根结底，正如水和油无法混合在一起，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也很难单凭地域上的圈在一起而消除隔阂，这和上文提到的深圳的“关内”和“关外”一样。而我一直认为，大陆社会的观念几乎无半点残存的传统文化，因为“文革”在大陆境内瓦解了整个传统中国，而新生中国的人们，则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建立起一套新的价值系统。我们可以从《甲骨文》里很清晰地看到整个推倒重建的过程，可惜从目前看来，我们建起来的观念，又一次把我们自己困在围城之中，使我们无论是在香港，抑或其他国家，都显得有点特殊的格格不入。

　　至于香港人的社会，则是那些免于“文革”劫难的中国人所承继的传统，掺和了多年来西方，尤其是英国的影响所糅合而成的——虽统称“华人”，但和大陆人的社会，已无甚交集了。倘若可以，我希望也能找到一本如《甲骨文》至于中国大陆的讲述香港的书籍，去了解香港社会价值的来龙去脉，这样子，才能把D&G禁拍事件的另外一半解读出来。

　　《甲骨文》读后感(三)：这里有好多个有趣的故事

　　从一个外国人的视角看到的中国，却比很多中国人更深刻。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大概要不就是过于愤青批判，要不就是选择无视隐藏的规则。这是个优秀的作者，很多生活化环境描写会让人有时光穿越的感觉，大概这是每个在那个时候生活过的人都能感知到的。有一处写的“这是春天里一个温暖的晚上..." , 读完真的会觉得自己离那个温暖躁动的时刻那么的近。

　　真正好看的小说，或者说纪实文字，故事从来都讲得很好。或许这也是作者为什么选择从一个个人物出发，去描述中国的过去，现在以及可能的未来，社会，文化，政治以及经济。而且每个人物都有一定的阶级，所以不同阶级的读者都可以产生共鸣。比如他笔下描写的emily，那个生活在现实主义的当下，却有自己独特想法，愿意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的女生，就会让我这个即将踏入社会的女生心生敬意。

　　其实作为一个外国人，作者是懂得中国的，他其实已经融入了——菊儿胡同，是他在喧嚣都市中里的绿洲。他懂得很多中国人的从众，中庸，他也试图去理解中国发展路上必定会产生的一些不平等，不完善的因素。他愿意去倾听人们的故事，去理解另一个国家另一个文化的人，哪怕他们的行为在他看来并不是正确。倾听人们的故事，收集好多人的人生，是一件多有趣的事情。

　　哦对了，其实他很会用讽刺。不过对中国的一些讽刺手法，在我这个中国人看来，却也并不过分。本身，当代中国就是这么矛盾，也有很多人，仍旧矛盾地生活在矛盾之中。

　　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做一个有趣的人，收集好多个有趣的故事。

　　《甲骨文》读后感(四)：越读越有意思

　　看前面时，彼得海勒斯在北京教学生和他和认识的一些人的聊天等生活记录，看起来并没有很大的深意，只是觉得这可能是以外国人的角度来写中国目前的生活状态，用来给更多不能来中国的人做了解的。

　　甚至我认为里面有些地方有失偏颇，有些事也并不是他想象的那个样子，我觉得他的行文语气是看不起中国的。

　　可是慢慢读起来，读到考古开始 的部分，已经提出了我觉得颠覆传统的观点，比如汉字可能是西方传过来的等等，（虽然我还是不能认同，但是可能性毕竟是存在的）。在后面到了台湾去会一个考古的老者，说了一些政治方面的事，这才是真正还原历史，历史是人嘴里的，不是书上的。

　　目前看到姜文拍戏部分，还没看完。继续读

　　《甲骨文》读后感(五)：没有什么比纯粹的记录更具有说服力了

　　我最早看的一本是何伟的《寻路中国》，从内蒙再到浙江；接着是《江城》——我自以为比较熟悉的地方之一；再后来就是最近看的《甲骨文》。不得不说，这本书给我的感触比前两本要多。

　　我们得到了什么

　　这是一个网上译本，译者在后记里谈到他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甲骨文》大致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从时间上记录2000年后中国发展的点滴和他在国内遇到的人和事；另一个部分就是何伟对甲骨文的追根溯源，即从记录考古现场到访问各大考古学家。

　　在第一个部分里，涉及了非常多的敏感词和事件，我一度不相信这本书竟然能在国内出版（事实证明确实没有出版）；在另一个对甲骨文的追寻和采访里，我看到了许许多多学者致力于的中国文化。

　　何伟和他的学生威廉都经常用笔记本记录一些句子，何伟也经常把别人说的话完完全全的客观展示出来。哪怕文字的阐述总是有角度的，但是这样的陈述方式让人觉得真实。现在已经是这本书出版10年后了，中国已经发生了又一次巨大的转变，他在《江城》里叙述的那个小县城也早已不是原来的那个样子。

　　看完这本书，我感到十分悲哀的是，也许是我们从小教育的问题，看事情的角度总是显得十分单一和绝对，这只能说明我们知识的浅薄。何伟在中国采访了那么多人，行走了那么多地方，见证了中国香港澳门回归、修筑三峡大坝、申奥成功等等，他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了解比我们这群井底之蛙多得多。他一直作为一个记录者默默注视着周围的一切，我相信他是十分爱中国，但却依然给不出很多我们坚定以为“是”的问题的答案。而这本书，也给我了更多的迷茫。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说，我们什么都懂，我们很了解中国。

　　何伟看到的中国

　　“这个国家（美国）的语言增加了新的说法：反恐战争、邪恶轴心、橙色代码、爱国者法案。我总是觉得，国家使用这样一些词语是一个糟糕的信号，在中国的生活经历也让我相信，若人们陷于过去某些可怕的日子不能自拔，是一种不健康的表现。”

　　“如今，很多中国人奉行的似乎是两条‘不完整信念’：唯物主义、民族主义。”

　　“过去，中国人对建筑学总是漠不关心。”

　　“从本质来说，人们是把‘温州模式’用在了教育上：这相当于在智力的领域从低获利商品中榨取利润。这些学校没有去创新课程或改进教材，它们只是用更多的时间教同样的东西。”

　　quot;在中国，当人们说起不甚愉快的过往时，往往都会兜着圈子说话。过去的故事零落的出现，就像一条链子掉在地上。听者必须要自己联想各个事件是如何联系起来的。有时叙述者会把最重要的细节完全遗漏。然而，如果一个中国人真正决定要畅所欲言，他的直接会让你大吃一惊。"

　　“’如果你想要找到中国文字系统的起源，而为此搜寻自然的图景，我认为是错误的。’他说。‘你应该要找的是图案——那些抽象化的、经过编排的结构。在宗教领域内起作用的原始冲动，一样在文化领域内有效。如果你想要找到这种非人格化的例子，看看饕餮就行了。’很明显，中国人乐于用抽象的方法描绘重要的权力和人物。”

　　个人思考

　　最后我不得不说，我们也许不应该沉湎于悠久的历史和文字，而是多看看我们现在；我们对于中国文化的认识还太浅，至少何伟告诉我，除了中原文化，三星堆的文化是另一种悠久的文化；对于目前的我来说，对“民主”和“自由”的理解仍然显得异常空洞。也许中国就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它敏感而自卑，迫切想得到世界的肯定，以至于太过于关注某些表面的东西而忽视了作为单独个体的自身，而且也许就像周围其实没那么多人care你一样，其实你也不用太在乎别人怎样care你的。

　　《甲骨文》读后感(六)：何伟：好奇感不能丢

　　好奇感不能丢

　　采访、撰文：钟 蓓

　　摄影师拍了若干照片，有一张何伟（Peter Hessler）站在一排金属扶手后。他撇了撇嘴说：“像不像动物园里的猴？”可能直到今天，习惯做一个普通人的何伟都不习惯这样的礼遇：安排住星级酒店、接受一连串采访、像个名人一般到处演讲、雷动的掌声后，读者排着长队一一等他签名…… 他似乎只有接受的份，因为这也是种经历，说不定哪天他就把这段日子的所见所闻写进书里——某年某月某一天，我像个关在栅栏里的……

　　随着《寻路中国》（Country Driving）简体中文版的出版，很多中国记者、中国作家发觉自己对这片土地的了解都比不上一位在中国呆了只有10年的美国人何伟。10年时间，这是他写的第三本当代中国的书。前两本书分别是《江城》（River Town）和《甲骨文》（Oracle Bone）。而《江城》的中译本，早就在互联网上被人广为传阅。　　

　　何伟一边用电脑演示着他拍的照片，一边从塑料袋里，掏出一截钢丝，把它在胸前比划了几下。他说，这个小东西能让女人们看上去更美。几年前，何伟去浙江温州附近的丽水市采访，这截钢丝是一家加工女性内支架的小工厂留给他的纪念品。和这截钢丝有关的故事被他写进了《寻路中国》，由钢丝延伸出的是中国东南部工业小镇的城市生活，它见证了中国人由农业到工业再到商业，从乡村变身城市的发展。这也是1978年以来，中国发生的最重要变化。

　　“《寻路中国》是我的中国纪实三部曲之尾曲。它探讨经济，追踪发展的源头，探究个人对变革的应对。像前两本书一样，它研究中国的核心议题，但并不是通过解读著名的政治或文化人物来实现这个目的，也不做宏观的大而无当的分析。我相信，通过叙述普通中国人的经历展现中国变革的实质。我经常在一地连续呆上数月，甚至数年，跟踪变化。我不仅听主人公自己讲述，我也睁大眼睛，看他们的故事在我面前展开。”何伟说。　　

　　激动人心的是变化，尤其中国的改变是一日千里。此时，何伟最想回四川涪陵看看，不知道那儿是不是像《寻路中国》中文版的封面一样，道路旁原本空无的土地种上了树，地里长满了草，木头交警从右挪到了左。当年的同事李雪顺如今成了大学教授，也是这本书《寻路中国》的译者。

　　为他修个网球场

　　这是次漫长的旅程。　　

　　16岁时，何伟下决心成为作家。在普林斯顿读书时，又碰上个教创意写作的好老师约翰·迈克菲（John McPhee）。研究生毕业后，写作几乎成了何伟唯一想做的事。　　

　　1996年，何伟加入美国志愿者组织“和平队”前往四川涪陵支教。李雪顺说，当时学校很照顾何伟和另一位美国志愿者，要不就给他们买台洗衣机，或者安部电话，甚至一度要为两位国际友人修个网球场！　　

　　如何伟所愿，网球场终于没建起来。他和校外餐馆老板倒是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李雪顺说，“他们可以什么都不顾忌，但是我们不能。1996年的涪陵，还比较闭塞，学校要求我们和外籍教师打交道注意距离。”　　

　　支教其间，为报纸写文章。时隔多年，何伟已经不太认可新闻写作的方式。但当初自己的文章能在报纸上刊登，“这是件大事”。有天赋者不满足文字只刊登在新闻纸上，他要写的是能印刷成册的书！“和平队”的工作结束后几个月，何伟写出了《江城》。当时，他连合同都没有，硬生生地寄给若干出版社，好几位的回复是：“你写得不错，但可能美国读者们没兴趣。”　　

　　若干次碰壁，终于有出版社肯出何伟的第一本书。

　　万恶的截稿日

　　如今何伟无需再为什么刊发稿件发愁，现在他主要为《纽约客》贡献长篇特写。一年中，他需要写五、六篇，其余的时间都贡献给写书。可是对一个自我要求严格，甚至是苛求的作者来说，时间并不多。　　

　　《甲骨文》“后记”中有一个细节：何伟在北京的菊儿胡同住，百无聊赖时会想象自己变卖租来房间内的所有家当，在胡同收破烂的吆喝声中，把家电和书报换成真金白银。最后的结果是他卖掉了至少是《甲骨文》第10次修改的手稿，价值50美分。写出这本500页（英文版）的书之前，他做了至少七八百页的笔记！　　

　　为把一个故事写好，何伟能做到不厌其烦。比如他会在北京三岔的土房子里住上几个月；在四川涪陵支教两年；两年内往返浙江丽水市的工厂若干次……他说，投入的时间越多，知道的信息越多，写出的故事越有趣。　

　　何伟在《纽约客》驻中国的继任者是欧逸文。和他的前任不同，欧逸文写的是中国知名艺术家、传媒女大亨，或是中国富豪……在他写下漂亮文字的同时，也有比何伟迅速的效率。　　

　　“基本上我不会告诉编辑我要写什么，他们也就不会给我什么‘截稿日’（deadline）。写完了，我会和他们说：‘嘿，我刚写了个东西，你看看，要是喜欢就登吧。’我特别讨厌截稿日。Evan（欧逸文）以前为报纸工作，有过训练，他能在截稿日前完成工作。我不行，我效率太低，做不到。”何伟说。　　

　　这段时间，何伟一家正筹划去埃及，那儿正发生着巨大的变革。何伟说，他们一家打算呆上四、五年。

　　MW=周末画报

　　H=何伟

　　MW：《寻路中国》分三部分，第一、二部分讲的是魏子淇一家，第三部分讲的是发生在浙江丽水的故事。为什么书的结尾没有回到魏家人？

　　H：三岔村的特点在于当地人开始寻求改变。公路修好了，村里的人、城里的人来去比较容易。三岔村的人以前祖祖辈辈都是种地的，现在开始进城做生意，或许因为当地的经济变了，人的思想也发生改变。中国现在很多人都是从农村走向城市，我的书里大多数人也是这样。所以第三部分我写的是城市的故事。但即使是丽水市，几个主要人物也是从农村到丽水市的打工者。　　

　　MW：浙江的发展比中国其他很多地方要好，你为什么没选一个更普通的中国城市？

　　H：是可以选择其他更普通的城市。不过当地人告诉我，丽水是“浙江的西藏”，而且我写的人多数不是本地的，他们来自安徽、湖北、贵州……所以选择丽水不是个大问题。　　

　　MW：从第一本你写的关于中国的书《江城》（River Town）到第三本《寻路中国》，跨度10年，依然能感到你对中国强烈的好奇。这是编辑的结果？还是写作技法的效果？

　　H：这是因为中国特别复杂，新生事物很多。写《寻路中国》前，我采访的是浙江工厂的工人。去之前，我对他们没太多了解，他们让我有新鲜感；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大且复杂，我想我一生都会有好奇心在这里写作。并不是我写过了、看过了、了解了，就没了好奇心。10年前的中国和10年后的中国大不同，现在的中国简直是个新国家。　　

　　MW：在《甲骨文》中，你写到自己卖废纸；在《寻路中国》中，你写到一条香烟的命运……平日生活里什么细节会被你记录？什么细节会被你放进书里？

　　H：采访时，事无巨细我都会记下，因为不知道写的时候会用到什么素材。我做的笔记特别多，比如《甲骨文》的笔记就有七、八百页。然后我慢慢回顾笔记，看到重要的信息、有意思的故事，不管是香烟，或是什么人说的话，我就放进文章里。有一次我去浙江采访，花了大约一周的时间。每天我都去工厂和工人、老板聊天，聊得多，他们告诉你的信息就多，看见的事物也多，做的笔记也多。当然写的时候比较难，因为需要选出哪些信息是最重要的。　　

　　MW：怎么选择？

　　H：凭经验。16岁，我就开始学习写作，并决定当作家。大学时，我学的是英美文学和创造写作（Creative Writing）。那时候就有老师教我们怎么选素材，怎么描述一个人、一个地方，一个人说的话哪些比较重要……　　

　　MW：不久的将来，你打算去埃及。脱离了中国、埃及，让你回美国写作，你的好奇感还会有吗？

　　H：肯定有，这个我绝不能丢。有时候，作家年纪大了，写累了，可能就丢了。比如我的老师约翰？迈克菲（John McPhee），现在他已经80多岁，写过30多本书。他就说自己现在不是特喜欢出去采访。假如没了好奇感，应该去新的地方见新的人。我去埃及就有这个考虑，而且我认为去埃及对我今后的写作有好处。　　

　　MW：5年、10年后还会回中国写作吗？

　　H：肯定会。我们一家打算在埃及住五、六年，之后再回中国。我太太是美籍华人，她也写作，她也特别爱中国。我们的孩子现在也在学汉语，他们是50%的中国人。　　

　　MW：有的作者一生只写一个主题，比如给你的《甲骨文》写书评的史景迁（Jonathan Spence）。

　　H：不一样吧。史景迁写的只关于中国历史，写法上有些像小说。他写得很漂亮，我看了很多。但史景迁不写与当代中国有关的内容，而且他常年在耶鲁，没在中国住。有一个专业固然好，但如果太专了，我觉得也没必要。他毕竟是汉学家，我是记者。对我来说，一辈子写的都是中国可能不是很好，我需要写一些其他内容。　　

　　MW：那么《纽约时报》刊登的中国故事呢？

　　H：我和《纽约时报》记者的写作风格区别特别大，主要原因是他们写的是新闻。每年，他们要写很多文章，可能一年有六、七十篇，而我每年就写三、四篇。当然，每篇文章我投入的时间都比较多。　　

　　MW：你能忍受新闻式写作吗？

　　H：从小我对新闻就不太感兴趣。一是觉得新闻写出来不太漂亮，不太好看，它们特别直率、简单。这当然是因为新闻的目的就是传递消息，所以它们也不需要被写得太漂亮、有意思。假如写新闻的记者的创造性太多，他们的编辑也会不高兴。编辑要求记者简单告诉读者今天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但我不是这样，如果我要讲一个故事，可能从这里开始，然后写到那儿，最后再回到这里。我觉得在中国，近十年来，新闻不是最重要的。如果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新闻很重要。因为当时有革命、战争，它们的结果对中国未来的走向至关重要，但这个年代不是这样。

　　我觉得很多政治事件和新闻事件的影响并不太深远。比如北约轰炸、香港回归、“非典”……这些事情发生时，很多记者写了很多文章，但是过几个月，这些事对我们有什么影响？你去问个普通老百姓“非典”对他的生活有什么影响？他很可能说对他没什么影响，最多就是8年前有一个月他不能出门。我认为这个年代并不是政治事件、新闻事件决定了人们的生活应该怎样，而是人们自己决定应该继续留在当地打工还是换个地方生活。最重要的是个体，个体决定了自己该走哪一条路。

　　当然这种情况以后也许有变化。比如说现在的埃及，新闻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的政府改变了。以后中国或许会经历这样的情况也未可知。假如到时我回来，采用的写作方法会不同。所以针对不同的年代特点，有不同方法。但是，我觉得从1996年到现在，我用的观察方法是合适的——不关注新闻，重视普通个体、社区（communities）、村落、校园、工厂……　　

　　MW：你如何把握局外人（outsider）和参与者（insider）的角色？

　　H：最理想的状态是两者兼有。局外人的角色太多，可能对其中发生的事情不是很了解，参与者的角色太多，可能会不知道什么是有趣的。每本书的每一篇章，作者和采访对象之间的关系是有变化的。在《寻路中国》写到三岔的魏子淇一家时，我扮演参与者的角色多一些。魏嘉生病时，我真心帮助他们一家。我和魏家人是朋友，我并不是记者。写温州工厂那一章时，我的状态介于局外人和参与者之间，虽然我去采访过很多次，我和他们的关系还不至于像和魏家人一样。写《江城》时，我扮演参与者的角色偏多，因为当时我在涪陵教书，孩子们是我的学生，老师们是我的同事。　　

　　MW：角色不同看问题会有偏差。考虑到你的书都有英文版，西方读者容易受你的所见所闻影响。

　　H：我想我会在书里告诉读者我和本地人的关系是怎样的。假如我没说明，这是错误。但是我说明了，读者可以判断我处于什么位置、角色。写《甲骨文》和《寻路中国》时，当地人都知道我是记者、作家，这个问题不复杂。但是写《江城》时，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那会儿我的身份是老师，不是记者，而且我在涪陵时，没想到自己会把这段经历写成书。当时美国的图书市场对中国不是很感兴趣，写《江城》时，我甚至都没出版合同。写好了，我就直接寄给出版社看。好几家出版社都说，书写得不错，但我们觉得美国读者对你写的没兴趣。　　

　　MW：动笔前，你研究写作主题吗？

　　H：看情况。去浙江前，我还没决定之后写文章还是写书。当时我想的就是浙江是个发展很快的地方，温州又是其中比较发达的，而且我有个从涪陵毕业的学生雪莉（Sherry）在温州，她能帮我在当地租车。我开车去了很多地方，在丽水，我认识了不少当地人，有工人、工厂老板，我想我会喜欢他们做的事。最后，就有了我的文章。去三岔，我也没做计划。当时，我就是想去北京的北边看看，到了三岔，觉得那儿真美啊。很偶然，又遇见魏子淇一家。　　

　　MW：你的继任者欧逸文给《纽约客》写“中国来信”（Letters from China）栏目时，选择的是贾樟柯、胡舒立、张茵……他们都是中国名人。你为什么没选择写中国名人？

　　H：不同记者有不同的选择。　　

　　MW：你为什么没选择写中国名人？

　　H：名人通常没什么时间。我去浙江的工厂采访，来来回回花了2年。但名人会说，你已经采访我了，为什么还要采？你还有什么问题？中国老百姓不同，他们觉得我这个老外很有趣，花时间和我聊天没问题。　　

　　MW：你看过欧逸文的文章吗？

　　H：看过，挺好。我有我的方法，他有他的方法。总体来说《纽约客》刊登的文章比较有特点。我们写文章，不是由编辑决定。编辑问，你能写这个题材吗？如果我说自己没什么兴趣，他们也没办法。当然，也有他们对我想写的没兴趣。《纽约时报》不是这样，他们编辑的权力比较大，编辑会告诉记者需要写什么。就我个人来说，自己最看重的是写书，其次是为杂志写文章。拜托，这句话不要告诉编辑啊。　　

　　MW：你来之前，欧逸文在UCCA做了场讲座。有观众问他，和何伟比较，谁写得好？他说是你。你怎么看呢？

　　H：他太谦虚了。

　　写作不是竞赛，每个人各有特点，读者的口味也不尽相同，主要看个人喜好。比如萨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我就不是特喜欢他的作品。很难说清楚为什么，我想我不是很喜欢他的语言吧，虽然我承认他是很好的作家。　　

　　MW：拉什迪拿过诺贝尔文学奖，欧逸文获过普利策奖，你的《甲骨文》被“美国国家图书奖”提名。你心里有“奖”这个东西吗？

　　H：没有。对于报纸的记者，“奖”这个东西，比如普利策，特别重要。　　

　　MW：为什么？

　　H：因为他们没有其他方法提高他们的名气。（说得大家都乐了。）

　　真的，真是这样。能入围图书奖当然好，但很多书没入围，读者也一样爱看，所以我个人不是很在意。报纸是比较看重奖的，杂志和书都不太重视。不信你可以问欧逸文，他的回答肯定也这样。不过他写得比我快多了，效率很高。我不行，写得很慢、费时间，所以也写得少。编辑们总问我，你都在干什么呢？　　

　　MW：你拖稿严重吗？比如8月的截稿期，结果到了12月才交。

　　H：基本上我不会告诉编辑我要写什么，他们也就不会给我什么“截稿日”（deadline）。写完了，我会和他们说：“嘿，我刚写了个东西，你看看，要是喜欢就登吧。”我特别讨厌截稿日。Evan（欧逸文）以前为报纸工作，有过训练，他能在截稿日前完成工作。我不行，我效率太低，做不到。　　

　　MW：你是科班出生，教写作课的老师也是名师。他们给予的专业训练对你的写作有多大帮助？

　　H：我在名校（普林斯顿和牛津）受的教育时间并不长，只有6年。我觉得上大学之前的经历也比较重要，比如我读公立高中时受到的教育，我小时候跟着社会学家父亲去采访的经历。另外，我去涪陵支教的经历也很重要，因为写作需要实践。　　

　　MW：你怎么没写关于牛津的故事？

　　H：我写了很多日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写，可能我觉得牛津的故事对我意义不大吧。　　

　　MW：是不是因为你们都说英语，导致你没什么兴趣？

　　H：可能因为当时我太年轻，没法写得很好。在涪陵，我的压力比较大，周围都是中国人，只有我和另一个外国人。多数时候，周围人不懂我们在说什么，这种情况下，我成长比较快。去涪陵前，我还不算是成年人，离开时，我认为自己是成年人了。另一个是观念问题。去牛津前，我觉得自己肯定没问题。大家都说英语，而且我也是看过莎士比亚的啊。事实上，他们的文化和美国差别很大，英国不是一个很公开的社会。我甚至时常有挫败感。来中国前，我想这就是个共产主义国家，大家说汉语，我肯定不了解你们，所以我必须努力工作，而且使劲花时间了解你们。假如现在我回英国的话，我想我能写出东西，这是因为我成年了，成熟了。　　

　　MW：粗略划分了一下，《江城》写的是中国人，《甲骨文》写的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寻路中国》写的是中国的现代化、经济发展。从几个大的领域来说，三本书都涵盖了，你还可能对中国其他什么领域感兴趣吗？

　　H：我想看中国的变化。特别想回涪陵看看，以后我可能会在那儿长住。　　

　　MW：你和魏子淇一家还有联系吗？

　　H：我们经常通电话。魏嘉有时会在美国时间早晨6点给我打电话。现在他7年级了，长大了，很聪明，他学习成绩不错。他的变化肯定很大，声音都变了。　　

　　MW：你的《寻路中国》出了简体中文字版后，魏子淇一家的生活都被暴露了，有人甚至按图索骥找他开的小饭馆。他们向你抱怨过吗？

　　H：我觉得这事我没法控制。如果大家都去他的饭馆，这倒是很好。（《寻路中国》的编辑张吉人插话：书在印刷前，何伟对我说要把第二章寄给魏子淇看。看后，魏子淇给了一些小的修改意见。因为何伟也怕书的出版会给他带来困扰。）魏子淇和丽水的罗师傅他们不同，罗师傅一家都搬走了，但魏家的住处比较固定。我为《纽约客》写的文章、台湾繁体字版的书稿，都会先给他看看。　　

　　MW：假如有一天你不当作家了，会做什么？来中国卖羊肉串吗？

　　H：对，我可以卖羊肉串。

　　如果不当作家，我可能会去学校当老师。除了这两个职业，做其他的，没希望。我一辈子都没有正式工作，没有真正的老板。如果现在有，我肯定不是个好员工。我不太听话，而且从小就这样。小时候，老师常给我父母打电话，说我不参加集体活动，只做自己的事。作家估计有这特点，比较强调个人主义。

　　MW：你太太张彤禾（Leslie T. Chang）的写作方法和你一样吗？

　　H：差不多。她也是去了东莞很多次，花很多时间采访，关注的也是普通人。　

　　MW：你们相互交流吗？

　　H：写的时候不交流，各自写。完成草稿后，我看她的，她看我的。　　

　　MW：推荐几位同时代像你一样写中国的作者吧。

　　H：我觉得Evan（欧逸文）的文章挺有意思的。他写的都是长文，这很重要。我认为新闻不能把问题说透彻，最好还是写长文章。伊恩•约翰逊（Ian Johnson）的文章写得很好，以前他在《华尔街日报》工作。他写过一本书叫《野草》（Wild Grass）。不过这本书有***的内容，出版不是很容易。但是除了***，里面还有很多有意思的内容。　　

　　MW：我记得你在《寻路中国》里提到，中国没有“社区”（community）的概念。

　　H：还是有的，但是有时比较弱。写《寻路中国》时，我觉得社区是个比较大的问题，我去浙江看过，当地人几乎没有什么社区活动，基本上谈的都是生意。北京的情况好很多。以后这个问题可能会改善，很多年轻的中国人，特别是有文化的，他们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甲骨文》读后感(七)：杂记

　　浙江、四川、北京、深圳，不同的人的故事穿插在一起。散乱、怪怪的。最吸引人的部分还是那些“普通人的故事”。

　　和《寻路中国》比，这本有更多的情绪和“套话”在里面，有看着很像历史书上的话，也有典型的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两本书对比着，能感到作者的改变呢。这是赚稿费的文章集么？敏感话题扎堆，不能在中国出版一点都不意外啊，有些部分很迎合国外对中国的“猎奇”需要，有意或者无意的。《寻》更有那种国人自己都无法做到的“平视“。

　　eter自己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了。谈给报纸和杂志写文章的区别的时候。

　　最喜欢的部分还是写他的学生的那些文章。911的那篇视角很有意思。没想到还能读到姜文啊。最讨厌照抄材料的部分。

　　网上翻译的这版，错漏蛮多的，读起来不舒服。

　　台湾。汉字改革。中美相似的比较。这些都很有意思。以及作者对于自己角色的思考。

　　读到最后，觉得“甲骨文”这个题目倒意外合适，杂乱在一起的不同的故事也彼此有了联系。从甲骨文开始，一直到现在。这倒蛮像中国的写意画的，看似随意的笔墨，勾画出磅礴的山水。

　　通过一个外国人写的书而重新认识这片土地，想想也是件很奇妙的事，而它竟是真的。

　　很佩服Peter能找到这么多的当事人。

　　《甲骨文》读后感(八)：梦里的铁马和冰河—— 甲骨文读后感

　　1 缘起性空

　　读这本书的原因很巧合，我想在amazon上找一个kindle版本的金文编或者殷墟文字，用来做晚上睡前无聊时斩杀时间的游戏。但很可悲，我用甲骨文做关键词稀里糊涂下载的这本书居然其实是一个洋鬼子写的中国政治评论。

　　作为一个只会special English的人，我当然没有资格就文本批判加以指摘。但何伟是New Yorker的专栏作家，我是坐在纽约的初秋的萧瑟寒风中读完这本书的，所以这也许给予了我与文本之间某种先验的联系。不过显而易见，我并不是一个合格的（高加索）纽约客，因为我居然非常喜欢这本书。

　　几年前，我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在图书馆的闭架库里读过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书名赫然（用一种不甚高明的书法）表示着顾*林捐赠，这有两种可能的原因，一是顾**读完不能自已，但投鼠忌器，毕竟像平凡的世界一样钦定无毒的书分送给新生，所以就学黄石公暗暗地把书放在珍珑棋局之间，等有缘人前来。另一种可能的原因是校长觉悟非常高，所以自动非礼勿视地把书送给有司处理。无论如何，我看了那本大江大海之后非常感动，不能自已。但我现在又觉得这种感动又点刻奇，像是李阳在一万个人面前读嚎叫英语，或者是五百个高中生聚在一起给自己的妈妈洗脚。这件事情很微妙，我猜想龙应台预设的主旨是结构宏大叙事，但结果她书中的过度（？）渲染凝聚成了另一种窒息的压力。

　　《甲骨文》的取巧在于作者是洋鬼子，所以他不需要背负那些森严的预设和身在此山中的话语体系，正因为他不需要在想到白臂膀的时候想到生殖器，所以他才不需要在谈到将相王侯的时候此地无银地撇清帮佣的嫌疑，才不需要很用力地把红卫兵和中信抑或中金抑或保利连在一起。

　　一如蜗牛的两个角里两个国家之间的旷日持久血流成河的战争，旁人自然只要笑笑就好，可以假如我们果真是左边那个触氏国里面住了两百年父子兄弟一同上阵的世家子，你以为你当真可以云淡风轻地把无限家国抛诸流水，纵便这家与国加在一起只有芥子须臾，仿佛你果真成了一个合格的（高加索）纽约客？

　　2 一月三千

　　我读过陈梦家的诗歌，似乎也读过他关于殷墟文字的专著。我听过那个教古文字学的老先生在谈到陈梦家的名字的时候对他才华的惋惜，，在更抽象的空间中，那和对郭鼎堂的才华的惋惜是很类似的。

　　我去过雅宝路，在那里办签证。后来我淹留在番邦，每一次都想把中餐店里的酱油和蚝油全都驱逐出去，永不许入境。我也去过上博看过家居馆，但我一直以为上博的明式家具全都是王世襄一个人的。

　　我认识李学勤，在他花了一个小时谈了埃及古王国的编年问题以及日本兰学的之后，我问过他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有没有为了国家叙事而有意无意地演绎“江流唯远”，他说没有，一切都是客观的。然而作为一个贝叶斯统计学家，我当然知道“客观”二字之荒谬，但我假装很同意的点了点头。

　　我学过甲骨文，我知道商王武丁是怎样花费许多民夫的血泪，筑起自己的高台，然后在里面喝酒，在外面打猎，然后看着自己的王子从马上掉下来，然后排成于一队的贞人来算命。我甚至还熟悉甲骨文里子和丑的四种写法，知道第四期甲骨文里先王先公的写法和武丁时期有何不同，研究过夔和帝嚳和猴子的关系问题，并且觉得这是很酷的事情，就如同把富贵在天或者汇丰牌甜酸酱作为刺青刻在背上的人一样。

　　我读过惠特曼，在试图背下来之后很快又忘掉了，脑子里仍旧只记得夔和帝嚳和猴子的关系问题。

　　3. 色即是空

　　我不知道我们有一天真的梦醒过来，发现自己其实真的住在蜗牛的触角里面，发现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发现一切笃信都幻灭成梦幻泡影的时候，我们该怎样安慰自己。

　　我知道何伟的本意不是这样的，他是在叙事，用纽约客的语调叙事，他试图解构中国人的近代史和当代史的眼光，用更纯粹的，彼岸的，思辨的眼光，重新审视自帝嚳武丁以来的历史，审视涪陵师院西门和深圳火车站之间的距离。但他知道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void和1192BC，第二个是7846.241 miles。

　　上一句话中的数字是我瞎编的，一如我说过，客观二字是荒谬的，事实和真相是自我构建的，历史的唯一价值是在被观察的瞬间所赋予的，甲骨文是被王懿荣挖出来之后方才存在的。

　　4. 亦复如是

　　有一年，故宫文华殿办过一个展览，一流铺开许多馆藏清三代的瓷器和景德镇瓷器博物馆相同器型的花瓶和水洗和瓷碗。前者自然富丽堂皇，后者却都是碎片的粘连。其实御窑厂在景德镇就没有库存，当地就地掩埋的只是残次品和奥莱款，静静等待在两百年之后被人挖出来。

　　我没去过安阳，但以此类推，当地的甲骨馆藏，可能也没办法比拟国博和史语所吧。

　　《甲骨文》读后感(九)：站在墙外看墙内

　　很奢侈地一口气读了50页，从173到222。173之前的几十个折痕，是8月份到今天我在家里上马桶的次数。离开马桶，我已经不会阅读了。

　　读着海斯勒的【甲骨文】，我都不知道，我所处的现在和他书中的场景，究竟哪一个是真实的世界？

　　艾米丽的打工生活，赵景心被拆迁的祖屋，就在我们的身边，比这更离谱的故事也每天都在上演，可是，你我都已经安之若素，就像上个月去国10年的朋友所说的，在我的脸上已经看到了体制的痕迹。

　　墙内与墙外的生活迥然不同，当墙内的生活成为习惯，我们也就成了体制的一部分，就像申肖克的救赎一样。

　　读【甲骨文】，也许算是一种抵抗的方式，但这种方式实在太脆弱了。我们可以对温州动车事件表达抗/议，在西城广场的水泥地上点上一根白色蜡烛，可以对钱/云会的遭遇表示同情和愤慨。但是，仅此而已。

　　于是，更多的时候，我们只好调侃，借助一些流行的段子自嘲或揶揄，“少壮不努力，一生在内地”，“在大陆，喝三鹿。。。。。”，等等。

　　自嘲和揶揄，变成了我们自我救赎的手段，不如此，天朝实在让人难以忍受。

　　前天，几个朋友聚会，又有一位办理了香港居留的手续，600万投资香港政府基金，7年后获得永久居留。有能力、有想法的人都已经开始安排后事了。

　　两天后，我们要举办一个由基金LP参加的联谊会，不知道和他们讲些什么，我不能过于表露对现状的失望，对于一个基金管理者而言，对未来的乐观是他职业的基本禀赋，没有对将来的期许谈何投资，投资的所有前提都是基于未来的价值，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我内心的悲观何时会以黑天鹅的方式出现。尽管，就算出现了黑天鹅事件，我认为，也是这个社会走向美好所必须承受的。抛开了职业的要求，我内心其实是深切地期盼着黑天鹅事件的。

　　“我们所遇到的种种倒退，有朝一日终将成为仅仅是永远前进的节奏中的一种间歇”，用茨威格的话自勉一下吧。

　　《甲骨文》读后感(十)：甲骨的裂纹

　　一点介绍：

　　《甲骨文》这本书不只是关于青铜器、甲骨文资料的挖掘，也记录了四川、北京、深圳、浙江……东西南北各个角落散落的故事，从中以一个外国人的角度窥见国内近年的变化，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呈现真实，是的，它最终因为很多敏感词而无法在大陆出版。与公知们带有情绪的报道不同，他让读者保留了观察者的冷静，节制地做出评价。

　　而我最重要的收获，是从庞杂的信息与认知的颠覆，回归到最开始想要读这本书的初心，即对我们的文字，对我们文化、文明起源更多的认识。

　　“这个文字体系能够保持稳定，有其他学者指向了文化上的因素。中国古代的思想非常保守：祖先崇拜、天生的规律性、抗拒改变、儒家思想理想化过去的方式；这些价值观自然让人们不太可能改变其文字体系。然而这是一个“鸡和鸡蛋”式的理论，且根本问题并不在于文字系统为何可以保持稳定。关键是这种文字的稳定如何塑造了中国人的世界。”

　　一些梳理与想法：

　　【铁打的汉字 裂变的方言】

　　汉字是一种表意的文字，与拉丁文理性逻辑的系统化创造不同，汉字符号非常之多，而汉字的书法有着画一样的美感，书法艺术对中国艺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正式的书写都是用文言。两千多年以前，也就是汉朝的时候，这种语言就标准化了，它只存在于书面语之中。人们用文言写作，但平日说的话却完全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口语渐渐演变；且整个帝国不断扩张，加入了新的地区和新的方言；但文字保持不变。”

　　周朝 甲骨文

　　秦汉 书同文

　　唐宋 印刷术

　　民国 白话文、汉字拉丁化

　　建国后 起用简体字、拼音

　　-----几个节点

　　上下五千年，有人想要去追溯夏商周之前的中国，是否已经有文化的发展，文字是从甲骨开始渐渐成型，还是在之前就已经被刻画在没能被保存下来的一些材料上？

　　不同风格的青铜器，散落在各地，被解释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无从获知铸造青铜器、篆刻甲骨文的人会否料到，他们对后世，对一些在当时毫不相干的地域的影响，是否料到当时专属于他们的祭祀礼器，后来会因为一些政治意图被挖掘出来，被强行赋予一些象征意义，或成为文明的标志。

　　秦始皇书同文之后文字体系稳定发展，但汉字表意不表音，使语言不能同步传播，方言林立。到近代封建王朝的覆灭，打开国门与国际接轨的渴望和谋求统一的政治理想，使得民国时期和解放初期，汉字拉丁化盛行一时。四方的汉字险些被弃用，后来毛爷爷与斯大林交流，斯大林说一个伟大的国家需要自己的文字，最终汉字拉丁化变成了汉字简化，在我们使用了多年简体字之后，重新开始追溯繁体字的文化渊源与人文承载，真是不胜感慨。

　　韩国在运用汉字近两千年之后，于15世纪出现自己的语言系统，于近代因政治原因禁止公开使用汉字，改掉汉城的名字，使用表音的韩文，又从现在开始重新重视起韩国文化千年历史中与汉字密不可分的部分。

　　日本在汉字的基础上加入平假名片假名，从各种外来文化引进语言文字，以日本恭敬谦卑的性格，在语言文字中产生了多套敬语，以至于土生土长的很多日本年轻人也无法全面了解。

　　新加坡人在李光耀的带领与推行下，以“节省学习成本，紧跟华文发展主流”的理由，使用起与中国大陆相同的简体字，说出自中国南方移民过去的人并不熟悉的普通话。

　　港澳台的同胞们如今尊繁体字为正体字，不知道有没有数据显示汉字简化对降低文盲率起到的作用。

　　中国人几千年对中文的运用与创造，使中国文化中形成了一条生动的文脉。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或许中文还会受到冲击，形成《三体》里描述的，中英结合的国际语言，但在去全球化迹象已经出现的今天及以后，中华大地土生土长源远流长的这种文字，也可能以其独特的魅力，获得更为繁荣的发展，成为不受其他语言文字影响的一股强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