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辛亥（上册）读后感10篇

　　《百年辛亥（上册）》是一本由傅国涌著作，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351，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百年辛亥（上册）》读后感(一)：“舆论革命”：私人记录中的辛亥史事

　　电影《天安门》里那个能做大灯笼的老宫人，说他原先是用手拈着吃点心的，后来半辈子是用手捧着吃窝头的，说这话时，脸上流露出一种复杂的笑容。捧食窝头的样子，是近代中国人特别典型的一个生活场景，一直绵延到离我们并不遥远的过去。我们的祖父辈，无论后来是否赶上了相对富裕的日子，他们总是本能保留着这个捧食的手势，每当人们想起这样的情景，总是不能自已，充满了悲伤。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给人这样的感觉。在电影所描绘的时刻，人们推开的是积满灰尘的紫禁城，那时距离帝制在我们这个古老国度的终曲也已经过去很多年了。那时，时代是新的，排斥一切和宫墙有关的事物，只有当这些红墙黄瓦被用在显示时代新的格局和风度之时才会被整修一新，这时它们的符号意义已经完全不同，人们从逐渐坚定的共识中来，走向期望更高甚或不切实际的共识中去。

　　百年前，武昌新军工程营的一簇烽火，终结了中国大地最后一个王朝和帝制时代。这凝重的笔划，一经写下就很快被翻阅过去，因为它满载着未来的不可预知和已知的挫折教训，——这是一个未完成式，在历史现场当时几乎就被认定为一种鱼腩式的胜利。只有和平年代过久了的后人，带着各种各样的目的，一再地在纸面上对它不停地进行着追溯：当我们需要一个大的时代主题时，就信手拈来。但是就像前面所说，我们需要的是自己能笃定、能确信的真实的历史，需要那种看一眼就被那些细节所感动的真实。2011年是辛亥革命百年，出版界对这一题材的热闹反映出人们对重新审视这场有限革命的需求，历史不能简单过去，它最好能给未来提供某种反省价值。这种喧嚣尚未散去之时，一直保持沉默的民国史挖掘者傅国涌，带给人们这一部全部由直接材料形成的《辛亥百年：亲历者的私人记录》，试图还原这场革命最真实的历史现场。真实是历史的生命，傅国涌这样说。

　　稍稍有过史料整理和史学研究的人，都不难看出这种书写历史的难度：这本著作使用的所有材料几乎全部来自当事人在历史现场当时的记录：人们在特殊时期的日记、来往书信和电文，人们互相询问也彼此回答，希望得到确切的消息，人心惶惶；即便如此，所有不能相互印证的史料，特别是涉及重大问题的内容，出于谨慎大多被舍弃。连记录者本人的身份也经过了严格遴选，傅先生对此说，这次更偏重非革命党人的记录，因为过去我们对革命党人单方面叙事强调得太多，……希望通过其他不同社会角色的视角，更加平衡地来观察那场巨变。最终这些选定的记录者有当时的学生、官员、士绅及西方驻华外交官、记者、职员、传教士等等。其中的很多民国名人那时年纪尚轻，笔下的记录尚未受到自己观念的过分干扰；大量采用西方人士当时的记录和电文，也获得了一种超脱和中立的视角。这种写法的意义在于，当多种视角针对同一史实进行独立叙事时，史实的真相通过相互映证和辨伪显得越来越清晰和客观。

　　这使人想起傅先生和笔者曾谈起《主角与配角》的写作，两者的相同之处在于为特殊历史时刻搜集直接材料。而这其中的一重困境是：当你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横向划下一条直线时，你憧憬着，这重大的时刻里人们会不约而同留下有价值的感念和材料；但事实往往是，当你这样寻找时发现，那些史料和人物的言行有时并没有出现。如果要克服这个困境别无捷径，只有扩大你搜集材料的范围、丰富看待历史的角度，这可以回答为什么他这本著作会留下大量关于“资料来源”的注释。这不仅展示了研究者广阔的视野，也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对相关研究极有帮助的庞大书单。其中有不少是近年出现的新书。新出现的材料显示了研究工作的痕迹，等于说把自己的研究如何展开明白地示人，为别人留下研究的门径，这是傅先生的习惯。

　　“天兆”、谣言，迷信，逃城、流亡、金融风潮……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些是真实的近代中国，是那个时代中国上自官员下至平民所不得不熟悉的生活，进一步说，这些特别像是近代中国才有的革命。傅先生说，历史并不是像教科书所图解的那样划一整齐，呈现出来的往往是芜杂的、乱糟糟的画面，复杂而丰富。今天人们已注意到了这场革命本身发轫的偶然性，部分也源于谣言：起义的文件，旗帜、名册因为意外事先被查获，据传清廷高度戒备，准备“按图索骥”。张鸣先生说，谣言造成了情势，情势是最好的动员。1911年，谣言引导了舆论。不特如此，其实上述所有提及的元素都形成了对革命的舆论推动。这本书的前一部分，基本上反映的是革命的舆论推进阶段及其对社会变革的影响。辛亥史事曾被人称为“报馆鼓吹起来的”。当年上海的望平街，民国之前就是有名的报馆街，是当年《时报》、《申报》这些大报馆所在地，鼓吹革命的的《民立报》、《神州日报》等报馆也在此处。武昌的消息传来后，望平街更成了举世瞩目的消息枢纽。清晨报馆尚未开门，外面已经满是早早等候的报童和读报人，报纸供不应求，片刻即磬。在关注度最高的时期，报馆往往先把要闻贴在外面的玻璃窗上，不断地发送各类传单，增发号外，通宵达旦，供人们尽快了解信息。人们不但需要确切的消息，他们更需要了解某个事件对整个局势的影响和评价。当时，不仅同盟会的中坚宋教仁、于右任，年轻的陈布雷、王云五等人都在望平街上执笔。中国传统的敬惜字纸、民众对白纸黑字的精神崇拜把这些能传播负责任的新闻和观点的报纸推向了公信力的巅峰。革命10日爆发，《民立报》在12日就用大号宋体字刊出多条专电，集中报道武昌起事的消息，加之主笔们挥斥方遒的评论，以及来自海外的消息渠道，成就了“民立”等一批报纸在特殊历史时期的辉煌。对报界强烈介入革命舆论推动的历史回顾，延续了以往作者对报人传统和书生论政传统的研究。

　　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来说，一旦信息获得民众追逐，必然催生着虚假信息的市场活跃。当时的中学生叶圣陶10月20日的日记记载：某报馆因为电报消息颇受欢迎，于是伪造来电云革命军大败，谁知假消息方向有误，观者众人见了就入馆询问电码何在，报馆不能对，引起公愤和冲击。辛亥革命期间新闻界情况的特别之处在于，往往消息事后被证不实，当时却进一步推动民众的情绪发展，事后也没有因为事实被澄清而得到对舆论的追溯调整。有些报馆披露革命军失利，即便消息确切，便遭到群众的冲击和破坏；捷报传来则引发狂欢。叶圣陶当时就感叹：“……则虽欲革军之败，其可得乎？”（参见本书139页）可见民众对排满和结束帝制的共识，形成了舆论普遍的倾向性。这部著作可以说从不同角度提炼出了这种舆论的倾向性。共识的背后是人心，共识之所以产生出翻天覆地的力量，最终也都指向人心。在西方世界，“宣传”是一个值得人们时刻警惕且充满了贬义的词汇，“宣传”在历史上对应的无疑就是由共识自发形成的“舆论”。看待这全部由社会各阶层对革命平视得来的细节（包括那些不实传闻）构成的历史研究，我们深深叹息，谁曾想到，在二十世纪初叶那个积贫积弱的中国，舆论会产生出如此巨大的对社会转型的推动力，并且引导了一场低烈度的国民革命。当我们感受到这种力量带来的心灵冲击之时，会不会在重温历史的同时去重新看待未来呢。

　　2011-7-27

　　《百年辛亥（上册）》读后感(二)：谣言成就革命——读《辛亥百年：亲历者的私人记录（上册）》

　　删节版刊《佛山日报》：http://epaper.citygf.com/szb/html/2011-10/29/content_45647369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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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2005年，《1949：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的材料出自日记、书信等私人信息，爬梳之余加以判断和评述，对转折年代的个人选择、命运进行了解读。《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则完全从亲历者视角来复原真实历史，打破革 命 党 人的单一叙事与革命解释，让事实本身说话。对于历史的解读，特别是利用史料来说明问题的人，大抵都喜欢借古讽今，以达到“以他人之口，浇己之块垒”的意图。而在文字面前，材料本身比任何解说都更具说服力，更具力量。直接将材料呈现出来，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可为另一种史学的研究方法，且更为精准地展现历史的真相。

　　自古以来，中国历史从头到尾都是以帝王将相、革 命 党 人或知识分子等旗手巨擘为中心的叙事方法，彻头彻尾皆为宏大叙事的高头大章，而忽视弱势群体的底层人民的推动作用。这种单一的精英史观，很大程度上就冷漠了底层人民的看法与感受，使得历史被模糊化，历史的真相被掩埋。我们天真地以为，是时势之下的英雄让历史发生了转折；我们曾被灌 输着，是党派扭转了整个历史的发展进程。当我们看到社会变革之下，民众作为个体的直接参与或间接催化，让历史的转折变得如此偶然之时，英雄决定历史的观念却再也不能如先前那般屹立于白纸黑字之时，我们就能深刻地领悟张爱玲的这句话：“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历史主线提供的背景，往往对庶民的历史作用充斥着漠视的心态。这种心态的存在，除了对知识分子研究历史有着一定的障碍之外，还胜利者塑造神话提供良好的契机。而民众的脸色却更为丰富，民众的情感也更为丰满，他们的喜怒哀乐，正因为不需要被历史记录，欲喜则喜，欲怒则怒，欲哀则哀，欲乐则乐，才显得真实而不做作，更能显现历史的真实性。底层民众所做的、所听的、所写的、所闻的、所表现的、所体验的，或许不曾波澜壮阔，但在一幕幕的历史变革中，却是真实的历史情境。只有将精英史观所记录的与底层民众所感受的相结合，才能更好地趋近历史的心灵，才能更为精准地去研究历史，也更能为我们看清历史的发展提供新的通道。《辛亥百年：亲历者的私人记录》即傅国涌先生观察辛亥年间社会剧变之下的另一种视角——从社会的各色人士中去挖掘历史变革时代的社会心理。

　　对于百年前的辛亥革命，之前的历史研究，在意 识 形 态的枷锁之下，一直都有夸大之嫌疑。近年来，不断有学人重估辛亥革命的价值，也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变动重新进行了挖掘。辛亥革命的爆发，也由之前的必然发生转变成偶然因素更占上风的观点。辛亥革命，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被谣言激发的一场兵 变。当年的革命党人，为了取得存活的机会，为了不被民众抛弃、不被清廷歼灭，出于求生的本能，在起义发动之后，不断利用各种方式夸大革 命 力量，以打消中间分子对政 府的恐惧心理，从而吸引更多人加入其中。辛亥革命的成功，更多的是革命党人的谣言攻心战术之成功。革命党人利用口头传讹或报纸造谣等方式，发动着对政 府乃至全国的心理战术，让国人认为革命必定胜利、清廷必定垮 台，让国人在选择队伍上更倾向于革命一派。故而，辛亥革命，日本人称之为“口舌革命”，西方人则称之为“心理革命”，或许，称之为“谣言革命”更为准确。曾经，林建刚兄写过一篇《革命变性学》。如果谁有兴趣，完全可以收集古今中外的革命谣言史料，如辛亥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的谣言战术，定可写作一册《造谣革命学》。辛亥之年，恽毓鼎在日记中说：“民心喜乱，大非吉兆。”民心喜乱，一大表现即为谣言容易被扩大甚至宁愿相信谣言就是真相，或者说，民众宁愿看到社会的发展本如谣言所传那般。而谣言的背后，大抵又是一个时代与社会的世态民心，甚至可以将其作为一个时代的发展趋势。一个谣言遍布的时代，或者一个喜传谣言的时代，几乎可以说是末世之朕兆、乱世之开端。在辛亥期间，喜传谣言的背后，除去国人的心理倾向于同情并支持革 命，甚至渴望革 命 党人取胜的心情甚于革 命 党 人的期待等因素之外，还不能忽视革命党人造谣的技巧。亲历过革 命的黄炎培先生回忆：“（武昌起义爆发后）上海息楼所在的望平街每晚人山人海，发生了大影响。望平街左右相望的报馆，家家大玻璃窗外，张贴各地消息。街上日日夜夜群众挤得满满地在探听，一个捷报到来，鼓掌狂欢；一个报告失败，认为这家报馆受清廷指使，诬胜为败，群众极度愤恨地把大玻璃窗砰轰砰轰地立刻打得粉碎。从此报馆不但不敢在门首披露失败消息，特别不敢在报上披露。”这说明的是，辛亥前后，政府的公信力已为负数，革命党人在此时造谣，几乎不需要可以的传播，便能收获比预期更好的社会效应。

　　在本书中，傅国涌先生用辛亥前后能够找到的私人记录来构成对整个转折时代的深入观察，从中国人到外国人，从草莽野夫到官员要士，从关注者、参与者到旁观者、局外人，这些私人记录所构成的，是一份多元化的历史档案。该书上册主要呈现辛亥革命为什么会发生，主要从“人心”、“世乱”、“报界”、“剪辩”、“易帜”等五大角度着手，而穿插于其中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便是谣言的催化作用。在“报界”一章，着重呈现了报界造谣以及报界新闻对辛亥的历史作用；在“剪辩”一章，呈现出了剪辩带来的兵变与革命后果；在“易帜”一章中，厘清了以往我们一贯的谬论，即以为一开始就全部更换青天白日旗，而傅国涌先生根据史料的挖掘，发现并非如此，而是各地开始皆以各色旗帜悬挂，而易帜带来的谣言，也加剧了历史的变革进程。世人的恐惧，媒体的舆论，剪辩所带来的革命与兵变，易帜的潮流……叱咤风云的历史场景，充满恐惧的改朝换代，茫然无措的逃亡之路，整个社会都涌动在一种末世景象之下。而傅国涌的聪明之处，在于他没有对史料进行任何的渲染，而仅仅是讲史料一一罗列，让读者于史料中亲自观察辛亥年间的社会景象。当密集的私人记录随着书页后翻，读者鲜明地感觉到社会变动之下的民众心理，一种如火如荼的燎原之势，如火山般喷涌而出，燃烧着辛亥年间的每一个社会的角落，让我们看到历史变动中的细节角落。

　　当然，对于晚清的覆 亡，政 府的腐 败、清廷的专 制、社会的溃败是历史转变的必然因素，然催化社会变革的因素却也不能忽视。在辛亥前后，谣言正是这一促进社会变革的重大催化剂。谣言不是现实，却可以照见社会心理。章立凡曾说：“社会运动有时不需要真相，一个谣传引发的骚动，也可能改变历史。很多人内心追求的未必是真相，而是一场巨变。”而辛亥革命，正是一场谣言带来的巨变。谣言是专制带来的毒瘤，它的作用之大，于历史的洪流之中不可小觑。专 制的强硬无法剔除谣言的扩散，反而增加谣言的传播，这就是专 制的代价之一。要想消除谣言带来的社会心理，就必须让民 主对症专 制，让科学对症愚昧，让自 由对症封锁，如此才能保证谣言的消除。民众在历史之中，虽然渺小，集聚起来却是洪流风潮，可于一次偶然之下催化着历史的进程，扭转着历史的轨迹。无论这些人是历史的主角还是历史的配角，都不同程度地改变着社会，改变着时代，改变着历史。每一个身处时代的人，都为历史的变革写下了注脚。当读完《辛亥百年：亲历者的私人记录》一书时，作为读者的你，或许会发现，“历史原来就是这样悄然开始的，这一幕到下一幕”。

　　《百年辛亥（上册）》读后感(三)：细节中的辛亥革命

　　关于辛亥革命的书籍很多，但大多是国民党革命历史观的老生常谈，而这本书运用摘录了时人的日记，笔记和回忆录，对百年辛亥的社会众相作了素描．

　　有趣的地方有，当时的社会媒体舆论相当的宽松和放纵，袁管制下的北方报纸竟有直接宣传暴力革命者，清政府省图书馆里竟可以直接借阅革命军，猛回头等革命反满书籍．这在党治后的中国是难以想象的

　　另外，时人的回忆也对一些革命历史观所定论的历史事实做出否认，比如袁接受共和后所谓的兵变，按照革命历史观是袁故意指使，为了不离开北京，而根据几个时人的回忆却是和革命后强行剪士兵辫子和减薪裁军有关．当时的谣言是一日千里，而革命党人通过装扮群众等方法对不同自己的观点的报社进行武力袭击和破坏，来掌握运动舆论的力量

　　《百年辛亥（上册）》读后感(四)：傅老师的书要支持，转一篇傅老师的文章

　　百年前的雨与帝国命运

　　傅国涌

　　辛亥革命前的那几年雨水特别多，不光长江、淮河流域年年大雨成灾，北方从山东、直隶到东北也都因雨成患。虽然不能说绵延二十六十七的大清帝国是被这些雨下垮的，但是连年的豪雨和水灾，千百万嗷嗷待哺的饥民，确实成了革命的一个背景。

　　1910年，湖北省连续第七年遭到洪水侵袭，灾情遍及28个州县，湖南的水灾也已持续七年，入夏后连日狂风暴雨，加以“朔风冻雪”，造成较罕见的“奇灾”，米珠薪桂，到处都是饥民。浙江、江苏尤其苏北、安徽尤其皖北也是暴雨成灾，全国各地，山东、河南、云南、江西、直隶、新疆、山西、陕西、广西、甘肃等省，以及东三省都出现灾情。这年4月13日，长沙发生惊动全国的抢米风潮，连巡抚衙门都被纵火焚烧，最后巡抚岑春蓂以“办事失当”被革职查办，其它文武官吏也都被惩办。的直接原因就是水灾导致米价大涨，穷人买不起米。

　　此次风潮虽依靠军警开枪，死伤数十人平息下去了，但危机并没有过去，新任湖南巡抚上折子说，“湘省民情强悍，遍地伏莽，一旦民食不继，势必铤而走险，扰害闾阎”，令他岌岌不可终日。江苏、浙江等地情况也不乐观。浙江巡抚、两江总督也纷纷上奏告急，几乎都担心长沙抢米的一幕重演。日本东亚同文会1910年的一份调查报告称，“湖北省出现数万饥民，官府穷于应付；而江苏北部、安徽、湖南、山西、陕西诸省，亦复哀鸿遍野，嗷嗷待哺，到处流浪。……这些饥民因得不到应有的救济与安排，终至酿成民变，惹起长沙的大暴动。”

　　雨，到处都是雨，浙江杭、嘉、湖、绍这些世人羡慕的“鱼米之乡”都成了灾区，往南福建、广东因雨成灾，往北，山东、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等省也都有水灾，东三省还有鼠疫，约5、6万人死亡。到10月下旬，革命已经发生，山东巡抚孙宝琦给内阁的电报说：“本年各省到处水灾，饥民遍野”。

　　反对革命的辜鸿铭给上海的英文《字林西报》写信，两次提及长江下游的几百万饥民。他认为武昌起义发生后，人们尤其是外国人很惊讶，革命军举动文明，他警告外国人不要被这个现象迷惑，因为起义的新军为张之洞所创，大半受过德国操的训练，一旦风潮扩大，饥民卷入，就无法保证革命的秩序和文明。辜鸿铭担忧的事并没有发生，这场革命还是有节制的有限革命，目睹革命过程的鲁迅这样解释“文明”的原因，“但那时的所谓文明，却确是洋文明，并不是国粹；所谓共和，也是美国法国式的共和，不是周召共和的共和。革命党人也大概竭力想给本族增光，所以兵队倒不大抢掠。”

　　《百年辛亥（上册）》读后感(五)：《百年辛亥》：傅国涌的辛亥打捞

　　《百年辛亥》：傅国涌的辛亥打捞

　　在重新发现民国，推动民国历史研究走向公众平台的努力上，傅国涌是至关重要的人物。当年，谢泳从储安平、《观察》、西南联大切入民国研究的时候，傅国涌从百年言论史的角度出发，使得我们的阅读中出现了一大批民国报人的鲜活形象。时值辛亥百年，傅国涌回到这个时代的开头，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这一角度，来观察1911年的这场革命。

　　此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由太多的切片构成对整个转折年代的观察。这些亲历者的身份呈现多元化，既有国人，也有外国人；既有矢志不渝的起于草莽者，也有朝中重臣与地方显要人士；即有当时年幼，睁眼观察时局的日后名人，也有对革命无爱也无恨的超然之外者……受限于整个民族的文化素养，几乎见不到底层民众以文字形式记录下的所见所想，能留下文字的，都是多少有家产的知识阶层。

　　世人之恐惧、媒体舆论、剪辫、更换旗帜，是此书的四大分类。在恐惧气氛再现中，我看到对北京火车站逃难人群的详细描绘，大变革来临之际，在京为官者、皇亲国戚、普通市民们皆扶老携幼、大包小箱聚集在火车站，他们准备南下回故乡，或者去天津、上海的租界里，有钱者做寓公，少钱者只好住进房价如水涨船高变化的旅馆里。此类话题，对于见多了战争动态描绘、议会运作如火如荼、英雄般政治人物叱诧风云的历史场景，是难得可贵的补充。书中有很多同等话题。

　　书无甚评议，全部以事例说话，每章的引文注释和全书最后的参考书目，是一份可以按图索骥的华丽书单。傅国涌的一大可敬之处，在于他毫无保留公布了占有的资料。除了感叹资料翔实、繁复之外，你会发现很多书籍都是在市面上常见之物，或者是自1949年陆续出版但又只印过一次的书。真切的历史细节随处可得，但是以教科书为代表的体制力量对辛亥的评价，却一直是粗暴、简陋、善恶分明的；虽然在近几年盛行人性化的分析，但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民间对辛亥的研究，又始终难以打开更广阔的眼界、进入到更细致的分门别类领域中。这是我读完此书后的一大悲哀。辛亥百年，又是文学家以主旋律或哗众取宠形式书写的书最多，都为一时云烟，我以辛亥对比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很容易发现无论是深度还是宽度，都远不如人家。

　　成稿于2011-07-04

　　《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

　　东方出版社

　　2011年6月版

　　38.00元

　　《百年辛亥（上册）》读后感(六)：上帝在细节中——傅国涌《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上册）

　　一般而言，傅国涌先生的读者会认为，傅先生历史写作的特点之一是史料功夫扎实。此言自然不虚。傅国涌先生对史料的严谨程度，我亲身有所领教，为了查某一句话的出处，可以翻遍整个省内的图书馆。当然，没有找到原始出处绝不轻易下笔，这是史家的基本素养，并不值得大书特书。尤其是，听说过陈寅恪轶事的朋友会说，你看陈寅恪，能够熟记哪一句话在哪本书哪一页，而该书在哪一个图书馆哪一排的哪一层。但我总觉得这里面有神化的成分，人的天资或有高下之分，但这种高下之分并非人与神的区分。哪里有什么天才，陈寅恪傅国涌无非是将人家喝咖啡、泡脚、麻将、应酬的时间都花在搜觅、爬梳、思考以及写作上了。勤能补拙，朴拙，正是人与神的区别，是对个人的有限性、对宇宙时空以及人类历史之无限的一种谦卑承认。治史者越是研究深入，恐怕就越是感觉到个体的渺小，从而越是谦卑。是以，在辛亥革命100年之际，傅国涌推出了这样一本书，一本看似朴拙无文的私人记录，完全有别于坊间另外的辛亥作品：阐释的、复原的、传奇的、戏说的……除了前言中傅先生有提到治史的一些思路之外，上册全书近34万字竟然全部用材料说话，而无一言数语作者主观的解释或评论。在上册的附录里，傅先生所列的主要参考书目，超过300种。单是这一份用时间和精力堆砌出来的死功夫，便为当下喧嚣的时代所欠缺。也更让人明白为什么学术总是跟个体生命血肉相连。王夫子说，“六经注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治史者不亦如此乎？并且，借由这些被重新挖掘、梳理、组织的史料，又一次将百年中国史这个不容回避的沉重话题推到我们面前。你当然会继续加深对傅国涌历史写作的印象，但更不容你回避的是，在这本看似朴拙实则厚重的书里，作者还原历史细节背后那种卓越的史识，以及隐含其中不容回避的现实考量。历史感与现实感，带来的是深重的沧桑感。民族的自尊自强与走向现代中国途中不断遭遇的良机和挫折，总是带给我们深重的思考。

　　我们可以将傅国涌2005年出版的《1949：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一书拿来作为对照。两本“私人记录”，放在一起阅读，会非常有意思。表面的看，两本书差别并不大，无非《1949》一书以人物为核心，而《百年辛亥》则以事件为核心。但更大的不同，我认为，傅国涌的历史写作在做一种微妙的转型。在《1949：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里，尽管材料也来自当事人的日记、书信等私人信息，但作者在整理和爬梳中，有不少作者自己的判断和评述，作者试图从其私人信息中找到蛛丝马迹，从而对这个人的选择、命运、遭际加以解释。这种意图自然也不错。而在《百年辛亥》一书中，我们甚至都看不到作者这种意图了，纯然是史料、细节的直接呈现。这种微妙转向，令我想起现代小说的“作者退隐”，也许可以作为类比。一般而言，小说写作有两种视角，传统小说多为“全知视角”，小说家对故事中人物命运、背后的动机逻辑，均有丝丝入扣之安排，作家即上帝。进入现代小说转型之后，作家开始从作品中退隐，小说叙事角度成为“有限视角”，即，小说家本人不再直接出面，小说的故事情节由事实本身之逻辑推动前进。因为，个人是有限的，不可能全知先觉。如将傅国涌这两本“私人记录”放在一起来观察，不难看到傅先生历史写作中这一转向的努力，他似乎试图以更加客观、冷静、理性的态度，不断地呈现历史真相，而尽量避免主观的阐释。观点因时而异，事实从不过时，而判断，就交给读者诸君了。因而，在这本《百年辛亥》中，第一手的材料和历史的细节就是全部。然而，透过纷繁的史料与细节，细心的读者仍将发现，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指点江山、运筹帷幄。

　　《百年辛亥》上册共5篇，序篇关注谣言、异象、灾祸及粮食问题，第一篇“恐惧谣言”，重在还原这个时代的无序。第二篇研究报馆之鼓吹，归结为“文字收功”。第三篇撷取社会现象，“剪辫”。第四篇考证“易帜”，民国的第一面旗帜，究竟是什么旗。为何选择了这五个话题，而非另外五个话题，史家自有考量。要说历史研究者的观念和史识在哪里，就在这里。因为这五个话题，无疑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五个话题，而在每一个话题之下，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分别登场，一一亮相，从而树立起一段立体的、鲜活的辛亥时期。

　　以剪辫为例，辫子是一个巨大的象征。若要从细节还原辛亥历史，辫子自然是不容回避的一个话题，近代中国的屈辱，有多少是从这条“猪尾巴”而来。辜鸿铭1919年告诉胡适，当年自南洋去苏格兰上学，父亲嘱咐不许剪掉辫子，于是每天街上的小孩子冲着辜鸿铭叫喊“瞧呵，支那人的猪尾巴”！然而有趣的是，辜鸿铭晚年，却成为辫子的坚定捍卫者，乃至在北京大学之内，新文化运动之发源地，依然拖着长辫来去，成为校园一景。

　　从清初“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开始，到辛亥年间，辫子成为民族征服以及民权觉醒之象征。满清入关，是否蓄辫，是是否臣服的标志；而到晚清，是否剪辫，又成为是否革命的标志。辫子是入关后满清控制汉人知识分子的重要手段之一。专制统治垂200余年，历史记忆已然淡漠，则辫子成为遗老遗少之国体象征，也成为革命与非革命之关键区别。辛亥年间，民智渐开，尤其在知识分子如梁启超等人的报纸鼓吹之下，剪辫渐成风潮。鲁迅剪了辫子之后，写下了著名的诗句：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而在满清顽固派据守的地方，因为剪辫而被认为是革命党，惨遭杀害者，也不在少数。历史的吊诡在于，满清入关200多年之后，世界共和风潮云涌之时，一条辫子，竟然依旧是重要的象征。

　　这个老大帝国，在公元1911年左右，无论从哪一个层面看，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是以，我觉得，序篇以谣言、神秘预兆、异象等作为开篇，实在是神来之笔。近代史一以贯之，怀抱各种理想的我族精英，不断努力，希图从自己所认为的合适的途径，推动老大帝国走向现代化。马勇先生谓之革命与改良的赛跑，而目标一也。仅仅在改良派之中，各路精英的诉求也各自不同，而他们做出的卓绝努力，也可以惊天地泣鬼神。无奈，这个帝国积习已久，垂2000年的专制思维，要以几十年的思想启蒙来扫除，谈何容易？观念的深入、文化的演进，必然需要以漫长的时间为代价。我常想，辛亥革命，确实是一场伟大的划时代的革命，但下自底层民众，上至知识精英，真的准备好了吗，要在一个东方专制的国度，凭空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宪政国家？马勇先生认为，辛亥革命是以美国革命为蓝本的，但这恐怕只是知识精英的主观诉求，这个老大帝国，其社会阶层之间是割裂的，上层的知识精英跟底层的民众之间，他们的鸿沟还没有来得及填补。民众的观念，可能尚停留在“造反”之上，因而鲁迅才会有那么不朽的小说《阿Q正传》，以为革命便是秀才娘子的宁式床。

　　是以，每逢时代更替，风云变幻，跑在前面的，往往不是理性与建设性的声音，而是满天的谣言。汉末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如此，到清末的谣言“烧饼歌”依然如此，千百年间，民众的心理与精神结构不见改变，思之令人黯然神伤。1620年，“五月花”号首次驶向新大陆，船上诸人立下的是契约，他们彼此声明承诺：“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彼此以庄严的面貌出现，现约定将我们全体组成公民政体，以使我们能更好地生存下来并在我们之间创造良好的秩序。为了殖民地的公众利益，我们将根据这项契约颁布我们应当忠实遵守的公正平等的法律、法令和命令，并视需要而任命我们应当服从的行政官员。”而在1911年，流行于这个老大帝国的《烧饼歌》是这么说的：“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人方罢手。炮响火烟迷去路，迁南迁北六三秋。可怜难度雁门关，摘尽李花灭尽胡，黄牛山下有一洞，可藏一万八千众，先到之人得安稳，后到之人半路送。……火德星君来下界，金殿玉楼尽丙丁……”。与《烧饼歌》同时的是对彗星出现等异象的活灵活现的描述，郁达夫、萨孟武等都有回忆录提到。彗星俗称扫帚星，在中国民间向来是不祥之预兆。这些谣言与异象的传播，诚然可以看出是一个朝代气数将尽的象征，是人心向背的标志。但在我们当代人看来，这恰恰也是没有走出前现代社会的标志。这样，辛亥革命以轰轰烈烈始，在一段时期内，由于各派力量的妥协，终于弃帝制而立共和，诚然为时代之一大进步，而最后发展成如历史所呈现之面貌，是否也可以有原因以追述？

　　这样，在这部以史料与细节建筑的厚重历史著作中，傅国涌为我们展开了辛亥年间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这是一幅立体的工笔画，上至精英、下至底层民众，都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亲历者，也是历史的塑造者。谁有能力，能以一种理论来解释这一切呢？史家的作用，无非借助细节，无限逼近真相，而对这段历史演进的评论跟阐释，权力在读者。法国有句谚语：上帝在细节中。历史的真相，也期待我们在无限逼近的细节之中逐渐获得。

　　《百年辛亥（上册）》读后感(七)：一则“童谣”的前世与今生

　　中国人相信天人合一，每一次重大事件的发生都伴随着“天象预警”，似乎上天终有不安分的神仙对旧势力提出警告，要他们提防新势力的产生，如此说来，这还是上天对旧势力的偏爱，但旧势力“见怪不怪”还好，一旦真的当回事，反而还会起到顺水推舟的作用，把反叛势力向前推一把。从商朝那个“檿弧箕服，实亡周国”到清末的“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两年半。”都是如此。上天像是个淘气的孩子，利用谶言非要逗一逗人间，估计真要有神仙，人间这些事请就像电视剧一样，所谓中国、美国、英国、日本都不过是不同的频道，人家神仙随意换台，中国这台历史大戏，因为有了谶言，显得更富有戏剧张力，更悬疑，更能引人入胜，估计收视率不低。

　　原以为那些童谣都是遥远的历史上发生的事情，与我们都是无关，虽然我小时候，也经常莫名其妙就流行一些童谣，但应该都是无心之作，我们生活在天朝盛世，童谣仅仅是好玩的顺口溜而已，不会有什么含义。比如有一阵子，小孩们都流传一首童谣：“一九七二年，捡了二分钱，买个刮胡子刀，剃个光头蛋，来到少林寺，学会迷踪拳，打死龙怀生，救出赵倩南。”这个童谣里前言不搭后语，还掺杂着当时流行的电视剧《霍元甲》，而且我们这些小孩子都是80年代左右出生的，为什么要说1972年呢，据说1972年二分钱钢镚比较值钱，以至于那时候，我们那些小孩子见到一个钢镚都要看看是不是1972年的，好像1972年的二分钱确实不多见，有的是1972年的，却不是二分钱。总之二分钱的罕见，在我们的想象里，1972年的一枚二分钢镚简直要如连城拱璧了。

　　这样的童谣让人很难说有什么“历史价值”，也就是一群小屁孩的精神娱乐。 不过那时候还有一则比较短的童谣：“野窝落，狼出窝，系堵得小孩跑不脱。”这则童谣里充满了浓厚的地方方言，这些方言太过偏僻，以至于我无法确定他们的写法，只能按音来瞎写，“野窝”就是太阳，“堵得”是屁股的意思，而“系”是光的意思，翻译成普通话，这句童谣的含义是：“太阳落，狼出窝。光屁股小孩跑不脱。”我们小时候，每对着夕阳西下，望着满天晚霞，就会有一阵诗情从心底升起，每每情不自禁地就会朗诵出这首：“野窝落，狼出窝，系堵得小孩跑不脱。”那种自豪与陶醉的表情，不下于什么：“夕阳无限好”之类的。

　　后来，我想这首童谣的意境无非就是大人说出啦吓唬小孩子的，让他们太阳下山的时候早点回家，不要在外面吓跑。但后来听一个老人一番解释，这番童谣包含的政治寓意吓了我一大跳，按照老人的解释，这首童谣里的“野窝”（也就是太阳）表示着太祖武皇帝毛……（主……席），太阳落下去表示着他老人家的去世，而狼则是指我们的太宗文皇帝邓大人，邓大人上台，行改革开放，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光屁股小孩是指胎儿，他们当然跑不脱了。——别说这样的解释还有那么几分的道理。

　　可是没有想到，我最近读傅国涌先生的《辛亥百年》才知道原来这句童谣早在辛亥年间就有了，那时候最早并非流行于我的老家魏县，而是邻近的成安县，《成安县志》还收录了这句话，不过有些差别的是“野窝”成了“爷爷”，“爷爷落，鬼出窝，赶上小儿跑不脱。”《成安县志》对这句话的注解便是预示着辛亥革命的到来。这里的爷爷跟魏县话的“野窝”读音差不多，估计也应该指的是太阳。但这里的政治寓意被改成了大清王朝，大清王朝这颗太阳要落下去了，鬼则是代表着革命党，他们要出来了，光屁股小孩则是宣统皇帝，他肯定是跑不脱了。原来我小时候面对着夕阳抒发豪情的一句话竟然包含着如此遥远而又神秘的寓意。

　　其实清末的时候有许多的谣言与谶语，《辛亥百年》开头便讲谶言，四川有一个“辽阳今何在，二四旗不古，天下谁是谁，一省各有主。”二四得八，二四旗便是指八旗，说八期即将不行了。这句童谣说得文绉绉的显然是文化人编出来的，事实上那时候许多童谣也正是革命志士编出来搅乱人心的。

　　那时候，革命党杜仲虑有一次在西安南城门喝豆浆，这时候天上有彗星出现，他随口编出两句：“彗星东西现，宣统两年半。”他的一个朋友显然知道他的意思，就随口附和说：“这句童谣流传很久了，不知道啥意思啊。”顾亭林说：“三代之前人人都是星象家。”三代后虽然人们对星象了解不多了，但是几千年的天人合一文化训练，让引车卖浆的都懂得谶言的含义，那卖豆浆接话茬便说：“啥意思？就说大清快完了呗。”替革命党人圆了这个谣言的含义，旁边还站着个警察，非但不以为忤，反而随声附和：“是啊，是啊。”结果一则谣言由此而起，后来演变成“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两年半。”

　　这是一句可考证的“谣言”，还有诸多谣言虽然不可考证来源，但想必都是如此，那首“野窝落狼出窝。”充满了乡土气息，估计是一个文化水平不高的人编出来。不管怎样，这些童谣在当年是为了国家进步出过力的，那偏僻的方言里，当年也包含过倔强的民主力量。在辛亥百年到来之际我要献上我的敬意。

　　《百年辛亥（上册）》读后感(八)：百年只在瞬息间：辛亥革命的历史记忆

　　再过数日，就是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百年的日子。很可能是由于近年来的“民国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比之于影视界仅影片《辛亥革命》“一枝独秀”的惨淡景象，出版界的情形显然要精彩热闹得多。更令人欣喜的是，关于这段历史的书籍，凡是拥有一定受众的，无论是张鸣教授的《摇晃的中国》，还是祝勇的《辛亥年》，抑或是雪珥的《计划外革命》，都早已不再拘泥于教科书式的叙事模式，而是将触角伸向了历史的纵深处，期冀能以更多元化的视角和观点来解读这场由我们的先辈发动的革新——正是它为我们带来了有史以来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并至今仍或隐或现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在新近推出的不胜枚举的相关出版物中，当年的革命党人冯自由所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是一部十分难得的著作。冯身为同盟会的首批会员，乃真正的革命元老，其另一部巨著《革命逸史》素为坊间所重视，数十年来流布甚广，是研究辛亥革命的第一手权威资料。《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一书则成于民国十七年，作者在自序中感叹：“中华民国成于革命党之手，此世人所公认也。今距民国建元十有七年矣，为问四万万人中能言国民创作（意为“创立”——笔者注）之历史者几何人乎？环顾海内外，能答此问者，盖寥落若星辰之可数焉。”正是有感于此，作者才不惜耗费大量精力收集史料，为后人留下了这部传世作品。整部书从革命之动机讲起，除了历数兴中会之成立、苏报案之经过、同盟会之创设、徐锡麟秋瑾之殉难、汪兆铭刺杀摄政王、黄花岗之役等人们耳熟能详的史实外，还向读者披露了众多鲜为人知的小规模起义。全书还花费较大篇幅梳理了革命党人在欧美、日本、南洋、香港等地的活动。凡对同盟会历史略有了解者都知道，海外活动是当年革命成功的重要影响因素，可惜长期以来，除专业研究者外，公众对这段十分重要的历史只是略有耳闻，完全不知其所以然。这部书无疑弥补了此种缺憾。

　　不过，自革命以降百年来，国人的辛亥记忆，总不免以革命党人的言说为主，视角单一。尤其是自1927年国民党强调一元化统治以后，更是建立了一套有关辛亥革命历史的不可逾越的框架，影响及于今日，这也不能不说是另一种缺憾。幸运的是，独立学者傅国涌先生在今年分上下两册出版的《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终于结束了这种状况。

　　“亲历者的私人记录”中的所谓“亲历者”，并非指革命党人，恰恰相反，它指的是非革命党人。这些人中有王公大臣、封疆大吏和一般官员；有满人，也有汉人；有张謇、汤寿潜这些立宪派，也有留学生、师范生、中学生、小学生；有后来的名将白崇禧、张治中，也有日后的著名知识分子叶圣陶、吴宓等，还有革命时居住在中国的许多西方人。而所谓“私人记录”，则是指并非意在公之于众的书信、日记以及有较强私人色彩的回忆录。作者之所以选择这类史料，无疑主要是看重了它们的作为史料的真实性。

　　当然，成书时，作者并非简单地按照时间顺序对大量私人记录进行编排，而是运用自己多年治史形成的史识和对辛亥前后社会氛围的体认，将各类史料巧妙地安排在一个给定的叙述框架中，从整体上呈现出革命前后整个社会的气象。例如，在上册中，作者就精心选取一些极具深意的世相（如彗星、天灾、谣言）以及人们对此的反应，通过对当时各阶层人士生活记录的呈现，描绘出辛亥革命前人心思变景象。下册则以朝廷和民间在革命发生后所面临的政治经济情势为叙述重点，对辛亥革命之所以能达成南北议和的原因作了解读。简而言之，在作者看来，中国之所以能够未经大规模流血就建立民国，主要乃是由于当时对峙的双方财政状况都极为窘迫，而在当时能为双方提供贷款的西方列强出于种种考虑，在这一历史性关头保持了中立，因而使得南北的议和成为可能。在我所遇到过的各种解释中，上述解读不能不说是令人信服的一种。

　　当然，叙事框架的存在决定了作者必须对材料进行取舍。如何保证这种取舍的准确性，最大限度地减少主观随意性，以免陷入“六经注我”的境地，这是非常考验作者功力的。这不仅需要作者收集史料的范围足够广，而且还必须保证在运用史料时，具有面对历史时的诚实感和分寸感，在写作过程中，还需要不断质疑自己固有的观念。令人庆幸的是，以我的阅读体验来看，这一切傅国涌先生都做到了。身为读者的我们，因此而能有幸读到一部有血有肉的辛亥革命史，在这部书里，辛亥年前后纷繁复杂的社会景象纷至沓来，完全打破了以前那类线性叙事带来的抽象干瘪的革命图景。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由于作者与我们身处同一时代，因此虽是历史著作，阅读时也能时时感受到作者对于读者当下关怀的准确把握，每当读到会意处，总让人心里暖暖的。

　　《百年辛亥》的另一大特色是，全书凡50余万字，却不见对史料的任何大篇幅评说。作者自述，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他相信，历史就隐藏在各种史料所呈现的细节背后，而这些细节，远不是历史研究者的评说所能涵盖的；另一方面的原因是，作者认为，细心的读者在通读此书后，应该完全能够理解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而不再需要作者的刻意的评说。总之，这是一部充满了细节的很有意思的书，而历史的奥秘有时就隐藏在细节中。

　　英国人丁格尔完成于1917年的《亲历中国革命：1911—1912》是另一本有关辛亥革命的有趣的书。在写作本书之前，作者曾以传教士、作家、旅行家、新闻记者身份在中国生活过数年，并出版了《徒步穿越中国：内陆的生活与改革运动》一书。革命爆发时，他的正式身份是上海《大陆报》驻汉口记者，与中国人一起亲历了那场惊天动地的革命。以这样的背景来写作此书，可谓是占尽了天时地利，加之他对中国民情本就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新闻记者的行文习惯更让整本书读起来生动活泼，配发的数十幅战地照片乃作者亲手拍摄，极富现场感，更使得此书成为辛亥叙事中不可多得的一部佳作。

　　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向我们呈现了革命期间他在汉口的种种见闻，为读者勾勒了革命的大致脉络，也详尽叙述了他采访黎元洪、唐绍仪、萨镇冰、胡瑛等名流的经过，这些虽算不上什么秘闻，却也时不时会令人倍感新鲜。比如，在大多数人的观念里，因为黎元洪是被革命党人强行推到湖北都督位置上的，与真正的革命党人总免不了隔膜。但在丁格尔这位革命后率先访问黎的外国记者笔下，他的采访对象却是一位温文尔雅的真正的革命领袖。在这位英国人看来，虽然黎之“革命”在开始时是被迫的，但很快他就全身心投入到了这场运动中，并作为中国的领袖出现在世界的面前。当然，任何的历史叙述都会有所偏颇，并且大概所有人、尤其是政治人物在接受采访时都免不了说些漂亮话，更何况他所面对的采访者还是外国人。不过这样的个人记忆至少是鲜活的，作者的中立身份则可以基本保证叙述的可信度。

　　新闻记者的职业习惯和革命局外人的身份，决定了丁格尔在大多数时间是以第三只眼来看待这场革命的。作为一名英国人，他期待看到的是，无论中国的时局如何变化，都能对英国的未来产生正面影响；而作为对东方有着深厚感情的中国通，他的笔端却又不时流露出对那一代中国革命者的同情与敬意：“谨以此书献给那些献出生命的志士及新兴的群体，希望他们为自由进行的斗争将预示着中国公正与正直之日的到来。”百年之后，捧读一名英国人这样的题辞，如何能不令我辈动容？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3月版。

　　傅国涌：《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上下册），东方出版社2011年8月版。

　　【英】埃德温·J·丁格尔《亲历中国革命：1911—1912》，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