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词家读后感10篇
《我，作词家》是一本由陈乐融著作，华文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8.00元，页数：328，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我，作词家》读后感(一)：相逢不相识：那些歌词 那些人
翻开这本书之前，对它的希望不过是一本台湾文艺圈内的对话与互相调侃，不过是一次让歌迷掏腰包的时尚读物，不过是打着“怀念”牌的歌词本；只在捧起书的一时间，无论在嘈杂的地铁、午后的咖啡馆，还是夜深人静的床上，我一次又一次被他的细节吸引，不夸张的说，它不仅是歌词本，还是对词人的重新认识，能轻松唱出的熟悉旋律，能倒背如流的琅琅歌词，青葱岁月的记忆奔涌而出。
相逢不相识
也许，你并不了解陈乐融，甚至没有听过他的名字，但你不可能不知道《潇洒走一回》，“我拿青春赌明天，你用真情换此生，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这样的旋律一响起，双唇就好像有了自己的意识，不自觉的就把歌词一字不漏的唱出来。他，就是这首流传大江南北的经典歌曲的作词人。《感恩的心》、《再回首》、《天天想你》等耳熟能详的歌曲使创作者与歌迷在歌里相逢，但却因默默无闻而不曾相识。
那些歌词 那些人
专业的作词人会承认，为了配合市场的需要，交出去的歌词被拼凑与被迫改动，与原先期望的美感或者意境差别太大，但他们还是卑微、勤奋、欢欣、丧气地一路走来。毕竟，歌词对于他们来讲，不止是工作，不止是专业，他们命名它为“艺术”。有些艺术，甚至成为议题、历史与集体回忆。《我，作词家——陈乐融与14位词人的叛逆创意》这本书，邀访的十四位作词家，最资深的杨立德，至今仍活跃于两岸创意界；最资浅的方文山，也已经进入第十一个年头，仍属当红炸子鸡。
马世芳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提到：“在任何行业，即使以压榨脑浆为常态的广告界，我都难以想象如此大手笔，如此华丽，如此残酷的“常态性才华浪掷。”他们得有一双洞灼人事的利眼，数十年的江湖阅历，外加几捧热血，三分傲骨，才能在作词界有一些声音。”那些歌词，辈辈传唱；那些人，在灯火阑珊处回望。
如果它只是记忆的一部分
如果它是你青涩记忆里，最重要的一块；如果它在你日记本上，大段大段的代表着你的心情；如果它曾帮你传递爱意；如果它在寂静黑夜安抚你的心情；如果你现在已经不像当初那样关心它，别忘了那段时光，别忘了那时的自己。它不止是一本谈话的集子，而是十四位作词人心灵的碰撞。创作了抚平你情绪的词人，如今在做什么？
最后的最后，该当以陈乐融老师的《勇敢的人都应该握手》作结，向在这个行业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付出的词人致敬，他们明白彼此，理解彼此，在彼此的眼中看见自己：“我不必在你眼中找寻一个我，你何必在我眼中找寻一个你。虚伪不一定让彼此更加满意，坦白也未必就会伤痕累累，我喜欢阳光，就像我也喜欢黑夜，万事万物都有它的美。”
我初听说台湾这个名字，是因为另外一个名字。是的，她叫邓丽君，她的歌声那时被称作靡靡之音。小时候，我家有一台小三洋的单卡台式录音机，形状就跟个小饭盒似的。哥哥每次听靡靡之音时，就把声音开得响响的，小院里的每个人都以为邓丽君真的只在乎他。有一次不慎，录音机把磁带给卷了，邓美人在走调的曲线声中罢工了，结果是老爸花了五十块钱，买十盘索尼空白带，赔给了老妈的同事。这盘带是她在香港的小姑子偷偷地翻录来的，好像她以后都没有机会再去香港了，从此小院里的靡靡之音也绝版了。
上大学时，突然流行起了小虎队、红唇族和飞鹰三姐妹。台湾的流行音乐就像添加在青春里的甜味剂，将我年轻的世界粉刷成蜜糖色。后来陆续接触了罗大佑，还有那个众所周知的有关龙，有关传人的音乐人，发现台湾音乐不仅有糖衣，还有炮弹。那时，吃糖衣可以，炮弹一定要吐出来，我要么是没吐出来，要么是没吐干净。罗大佑和那个人的歌，我至少仍然喜欢。
什么也挡不住历史前进的步履，台湾的歌和歌手，忽如一夜春风来地响彻我们的大街小巷，颠覆着听者的感观与精神。歌是由词和曲组成的，旋律好像总是万变不离其中，反而是歌词随着不一样的心性始终蕴藏着千变万化。最近台湾作词家陈乐融有一本访谈录《我，作词家》，汇聚了当代华语乐坛14位顶尖的作词人。其中，有我喜欢的许常德（许茹云：如果云知道）、姚谦（王菲：我愿意）、厉曼婷（周华健：花心）、陈乐融（张雨生：天天想你）、十一郎（张宇：用心良苦）和方文山（周杰伦：青花瓷）；还有不算陌生的娃娃（张学友：想和你吹吹风）、杨立德（邓丽君：爱人）；但陈克华（苏芮：尘缘）、林秋離（刘德华：谢谢你的爱）、丁晓雯（林忆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廖莹如（孙燕姿：作战）、邬裕康（张惠妹：原来你什么都不要）和何厚华（迪克牛仔：有多爱可以重杰）是我完全不熟悉的。我不知晓的那几位作词家，也许是因为歌手实在太红，风头压过了他们，又或许是没到大陆公干过，媒体的曝光率真有限。
孤立于海中的台湾岛能涌现如此众多的顶尖作词家，着实应该感谢台湾别类的文化氛围。正如书的副标题所写，陈乐融的对话是基于14位作词人的叛逆创意，创意需要一种叛逆的力量。有了包容的阳光与水土，叛逆创意才能够生根发芽。有人说台湾肯定出不了崔健，那么我想大陆也很难找出一个胡德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从单纯工作的角度讲，作词人的自由度是有限的，不能独立完成自己的作品，一定是一个组合的空间，曲与词融合，才称得上完整作品。陈乐融说得好，“旋律是肉体，歌词是灵魂”，这是一群创意灵魂的匠人。
这里的14位作词家，人人都是落入凡间的精灵，都能身兼数职，才华横溢，且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旺盛的创作生命，支撑华语音乐，最长的杨立德达到三十年，最短的方文山也有十几年。如果把歌词创作放在音乐产业链中，追求个性谈何容易？恰恰是这14位作词家的瑰丽绚烂，让我们捕捉到自由的光翼。许常德不仅写词，还著书，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婚姻观；陈克华是诗人、摄影家，还从容地拥有一个同性恋的身份；十一郎毫不隐晦自己性格的缺欠，也是唯一的拉上老公张宇，共同做访谈的作词人。他们都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华语乐坛的地标式人物。如果旋律是一道河湾，那么歌词就是一只只轻点之上的蜻蜓，人类的肉身何其相似，只有灵魂才可各不相同，每个灵魂都不缺乏想要抵达自由的渴望。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在四周静谧的夜晚，在漆黑的房间一隅，倾听凄婉的歌声，细数内心伤痕的时刻。与你一起疗伤的，正是那些创意灵魂的人们。
《我，作词家》读后感(三)：有没有一首歌词 让你泪流满面
1
【有没有一首歌词 让你泪流满面】
新年上班第一天收到了朋友的新书
从一个四个字的地方寄到一个七个字的地方
虽然 都是以国字结尾的
“如果有时光机，你愿意回过去还是到未来？”
阳光投射在十几年前的写字台上
本子里抄满的 是一首首的歌词
词是别人的 秘密却是自己的
触动的是很多人心底岁月的弦
突然 遇见
卡带在录音机中转动时 拿着歌本对着词看的孩子
2
楊立德、娃娃、陳克華、林秋離、丁曉雯、何厚華、陳樂融
鄔裕康、廖瑩如、姚謙、厲曼婷、許常德、十一郎、方文山
《奉獻》、《塵緣》、《台北的天空》、《聽海》
《愛上一個不回家的人》、《有多少愛可以重來》
《瀟灑走一回》、《原來你什麼都不要》、《天黑黑》
《我願意》、《花心》、《如果雲知道》、《用心良苦》、
《青花瓷》……
这些词的背后
3
艾婷姐问我
不知是否对台湾流行音乐熟悉
说她是边翻书遍哼歌呢
朋友硬是拿着书把其中近300首歌唱了个遍
无法唱出的只有寥寥 几首
突然 想到
也许是书中某位的 也许是五月天阿信的
配合着旋律释放出来 不是吗
4
【岁月 你别催 该来的我不推 该还的还该给的我给】
我总拿乐融的词调侃他
那时看电视的我还在性与爱的启蒙期哈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再回首，荆棘密布”
如果不是才子的话 和我相差无几的年龄时就可以写出如此豁然的词
司机随口说出说写这歌人一定是有大爱的时
我偷偷笑出声来的默契
大学时当CD放出
盼了好久终于盼到今天
梦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
谢谢乐融 谢谢每个写出我们心声的词人
书的推荐语，如是说......
《我，作词家》读后感(四)：历经后的大彻大悟
《我，作词家》讲述了台湾当代颇具影响力的14作词家的创作历程、人生感悟。读罢，让我体会最深的是作词家们历经人生后的大彻大悟。
按照出道时间排序，从最资深的杨立德到最资浅的方文山，每个人创作的歌词都有上百首之多，其中又不乏脍炙人口，启迪心扉的词句流传。或让我们爱不释手，百听不厌；或使我们感触良多，成为精神依托。
本书由著名作词家陈乐融所著，由此展开了一场作词家与作词家的生命对话。从他们的对话中颇能感受到一种坦然于心的生命态度。
当作者问杨立德，你现阶段对幸福的定义是什么？答曰：平安喜乐。看似简单的四个字，却是一位出道三十多年的作词家自己人生追求的高度概括。其实，我们每天忙忙碌碌，疾走奔波，可静下心来，我们追求的不外乎这四个字。还要什么呢？是的，能做到这四个字，想来已知足。
杨立德又说“保持清醒是解决痛苦唯一的方法。所以我自己始终都很清楚，清楚自己要什么，会什么，有什么，给什么。”难得糊涂是一种人生意境，可能够自始自终“保持清醒”，又何尝不是难能可贵？
娃娃，陈玉贞，被称为陶喆的“御用词人”。但她坦言“我真的很不喜欢这个说法…我比较喜欢称为合作伙伴，因为没有谁用谁的问题。”喜欢她的那种直白与坦诚。她说“我是愿意过闲散日子的人”。因为她心里明白，“闲散其实是更认真的生活”。或许只有真正透彻走过人生一些路的人才能这样大彻大悟吧。我想，作家三毛应该是深得这个道理的，她始终在追求一种闲散自由的生活，她懂得怎样生活，一种精致的生活。
陈克华，是一个同性恋者。他解释说，这或许是因为小时候不能常和父亲在一起，非常思念父亲所致。他说自己没有lover,也没有partner。但自己毕竟熬过来了。他说“受苦的人没有悲观的权利”，所以他很坦然面对这些。他甚至说“人生如果是一颗钻石的话，爱情就是你人生琢磨出来最亮的一面。”
他在03年皈依一个密宗仁波切。他认为，宗教最直接的好处是帮你把心量打开，不会陷在俗世的泥沼当中。真正的宗教应该让你的心更自由。他说“我信了宗教后，觉得自己更平和，更开心。”有人说，中国人是可怕的，因为他们没有信仰。或许我们的所谓烦闷、抑郁都和缺乏信仰有关。一直很佩服那些不畏艰难险阻，义无反顾去圣地朝拜的藏族人民。他们不会觉得苦、抱怨累，相反，他们很开心、很满足。因为心中始终有信仰，圣地就在前方指引，每走一步，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
一直很喜欢孙燕姿的《天黑黑》，觉得歌词写得真好：“我爱上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我以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世界，然而横冲直撞，被误解被骗，是否成人的世界背后总有残缺。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好孤独。”看到这本书，才知道它背后的创作故事。
它的作者廖莹如，那一天在新加坡，在电视上得知台湾发生了“九二•一”地震。CNN的记者就站在她外婆家门前作现场播报，她才知道那场地震死伤严重。一方面迫于交稿，另一方面急于回家看望亲人，此情此景，这首动人的歌就被创作出来。或许就是这样吧，一些灾难总会催生出一些感人、美好的事物出来，又或许因为着灾难，这些事物才会愈发显得神奇而美丽。
在这些作词家中，我个人倒是蛮喜欢许常德的，虽然他写的歌我听的不多，但挺欣赏他那种处世的态度。当陈乐融问他“为什么你个性那么积极，或者说，那么拼”？他答“那是出于一种样样不如人的心”。他的父亲并非亲生父亲，从小便得不到公平的待遇。就连他赌气离家出走，家人也不会去找。他说：“那是冬天，我最后在人家骑楼下，找个风比较小的角落，和一只流浪狗度过一夜。”我无法体味那种心情，总觉得太过悲凉。但正是这样一种境遇，让他更努力的工作、生活，过一种靠自己的积极乐观去赢取的一种生活。
许常德对于理想的一生有这样一种新解：人生应分为三个阶段：一到二十五岁，为成长做准备；二十五到五十岁，奉献给梦想、事业、家庭；五十岁之后，离婚，reset，各自开始新的生活。我还处在人生的第一阶段，还无法理解他所认为的第三阶段。或许，这和他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吧。
方文山的故事最为熟悉。最爱杰伦的歌，可说不清楚，到底是方文山的词还是杰伦的曲更吸引我。或许应该是因为二者的组合，才创造出一个神话吧。
方文山说：“因为我曾经很困顿过所以我会惜福……而且还蛮满意现在的状况，会有一些以前做不到，办不到的事情，现在居然办得到。”懂得知足，懂得惜福应该可以算是人生大彻大悟的一个重要表现。年轻时的我们，不懂得知足，只知一味索取，在日渐成熟中，才会对这些有更深体悟。
方文山评价自己是个“有一点点使命感的人”。其实每个人都应该有那么一点点使命感，不谈对国家，对民族，只说对亲人，对朋友，更重要的是对自己，有那么一点点使命感，你的生活，总不会至于过得太琐碎乏味。
谈及创作这本书的初衷，陈乐融说“同样是幕后创作，相较作曲家，制作人，词人一向不受注重。”想来，除却方文山，此书提及的其他作词人我还真是知之甚少。词是一首歌的灵魂，实在不容小觑，它们的创作者——作词家，更是倾注了自己诸多心血，把他们那些大彻大悟之后的人生态度注入歌词，呈现给我们，更应该珍惜才是。
《我，作词家》读后感(五)：旋律依旧动听，歌词依旧深入人心。
对于台湾乐坛，我觉得少一点个人情怀以及集体回忆来说，当然比不过以歌词为重的香港乐坛。或许也承载了很多歌迷的记忆。在看这本关于台湾填词人著述《我，作词家》的同时，也在啃关于香港填词人的著作《词家有道》，两本书很明显的区别在于，前者大部分只是在谈作词家的个人经历以及如何的摆弄文字，而后者更多的在讨论粤语歌词在香港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及面向港乐所作的研究。也就是一个娱乐性与严肃性的分野。香港从老一辈的林振强卢国沾黄沾前辈到现在的林夕黄伟文周耀辉，都是实实在在的作家。老一辈有着难以割舍的时代情怀，新生代正在开阔粤语歌词的多样性以及题材的多样性，正是前辈们做了好的榜样，后生也会努力扛起这座丰碑。
台湾的填词人，担负起了主流流行音乐的方向，他们的创作，靠近音乐方面比靠近文学方面要多得多，甚至有时候会为了一首歌能红在遣词造句方面改变原有的文字规则。虽然马世芳在序言上说这本书必将是后人修史（音乐史）必读的重量级文献，我觉得过于扩大。就如我上文所说，这本书并没有系统的探讨台湾填词界的传承脉络，更倾向与让填词人讲述生平经历以及周边趣事。实际上，这本书跟我之前看过的《我爱记歌词》一样，是一本娱乐消遣的读本，对于一些大众熟知的歌曲，能给看过的读者多一点谈资。陈乐融作为本书的编者，同时也是台湾填词界有分量的填词人，选编的内容以及提问的方式以及内容，都过于肤浅，完全没讨论到实质性的东西，以及台湾未来填词行业的方向。
回想起来，对于内地朋友来说，台湾文化对于内地大众的输出，歌词占的比例绝对是最大的，同时也给内地唱片公司在选歌方面有一定的影响，内地唱片公司很少从香港乐坛借鉴经验，由于语言相通的原因更多的时候是像台湾流行音乐取经。歌词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也是内地填词人效仿的重要阵地（话说回来，如台湾一位知名音乐人说过，内地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一位被大众熟知的专业填词人）。
虽然歌词是一个很尴尬的行业，搞音乐的认为它是曲子的附属品，搞文艺的青年更会注重它的文学性。而对于填词人本身来说，它只是为宣传歌手的一个特别的广告文案。本书采访的十四位填词人当中，真正专业的填词人很少，大部分都是唱片公司的高层，他们更懂得市场的需要，如何用一两百字从侧面包装歌手。况且两李焯雄姚若龙这样最主流的填词人都没到场，算是一大遗憾。当然，我想说的是，这十四位填词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丰碑，他们并不需要一个光辉的身份的认同，他们创造出来的声音，已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这已经是最大的贡献。
不过，这只是填词界的冰上一角，甚至在台湾，这十几位填词包括没到场的李焯雄姚若龙，都只代表了台湾流行音乐最主流的歌词方向。罗大佑已经是神，他是具备社会意识的公众音乐分子，他的歌词代表着台湾填词人对于社会制度社会现状的反思。还有李宗盛，在刻画感情方面，如此的一针见血，绝非主流填词人爱来爱去空洞的写法。此外还有阿信吴青峰张悬陈绮贞这样的文艺小清新，用隽秀的文字雕刻着别样的精彩，也是台湾填词界的一朵奇葩。
只不过，对于批评和意见，在强大的歌迷与粉丝面前，一切辩证的观点都显得苍白无力。他们关心的并不是文艺批判，而是陪伴他度过美好的“xx岁月”。而这个本来就不注重反思的国度，我们需要的也只是满足娱乐的需求和在感情方面对号入座的解脱感。时代在不停转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集体回忆，费玉清邓丽君潘越云童安格的已经远去，甚至现在的陪伴80后90后度过美好学生时代的周杰伦王力宏陶喆都在渐行渐远，新生代林宥嘉萧闳仁谢和弦蛋堡等人正在发力。在谢和弦蛋堡等新生代身上，少有悲情撕心裂肺的歌词。他们的歌词，更关注自己的一时情绪以及真实的内心想法。这种演变，也正是这代人的写照。歌者还是老样子，只是听歌的人在不断感慨岁月流逝，一个偶像时代的塌落一定会有另一个偶像撑起下一辈人的记忆，这样的循环中，旋律依旧动听，歌词依旧深入人心，甚至某些句子，已经成为过往岁月里一个重要的符号。
只是老去的人们，以及真正热爱音乐的朋友们，感谢你们与歌词同行，感谢填词人，希望你们把乐观、豁达、幸福，写得源远流长。
《我，作词家》读后感(六)：2011.6.20
看过很多采访集
这本一看就放不下
因为很真实
因为我们青春岁月的那些歌曲
很多歌曲名我不熟悉
比我生的早
然后在百度里找这些歌
当前奏响起时
才恍然
原来是这首歌
听过喜欢
只是不知道歌名
只是过去从来没有关注过作者
想起小时候
资源匮乏（与现在相比）
从同学那借来磁带
急急忙忙的赶回家
反反复复的听
那欢乐的心情现在还记忆犹新
现在似乎已经很少有什么事情能让自己那么莫名的开心了
最夸张的一次是
整个暑假只有一盘磁带
反反复复的听
好像是风中奇缘
现在想想怎么不腻呢
磁粉应该都掉光了吧
还有就是张学友的情网
现在每当听到
就会回到那时的场景
无他
只有音乐
书中的音乐人个个都不简单
很多都有自己的主业
然后顺手写词
真是工作的极致状态
羡慕不已
当然也有的专注于写词
一样的引人侧目
台湾啊台湾
然后很想知道大陆的词人是什么样的
谁能写写呢？
《我，作词家》读后感(七)：第一次，与他们这么近的距离 评《我，作词家》
一首歌曲，曲与词的关系，不是红花与绿叶的主仆，是一个圆的两个半弧，半弧的弧度越接近，成为佳作的可能性也就越高。
在词的这个半弧中，作词家的名字很长时间只是黑色油墨印在封套里，也许有过注意，也算熟悉。却从来都不知道，给我们或温暖、或悲伤、或领悟的文字，后面的那张脸那个人，到底何许？
身为作词家的陈乐融，选择了14位台湾的作词家，以访谈的形式，揭示了词坛以及受访作词家的创作里的种种。有机会这么近的与他们相距，看到的兴许只有一副拼图的左上角，对于好奇的人来说，也已开心不已。
十四位作词家，各有各态，千差万别。电台主持、导演、卖房子、作词家多种身份间游走的老顽童杨立德;随遇而安喜欢过闲散日子，却从1979年入行至今已经写了八九百首词，其中不乏《一剪梅》《水中花》《想和你去吹吹风》等无数佳作的娃娃；爱好诗歌的天才儿童、优秀的眼科医生，写词生涯断断续续的陈克华；写词目的明确，带着任务的使命感，努力的把词写红写成主打，用来养活老婆熊美玲的有心计的好老公林秋离；作词制作两手抓的丁晓雯；鼻咽癌后懂得转念，在内地被人介绍“这是写《有多少爱可以重来》的何老师”的何厚华；曾经有过“陈志远曲，陈乐融词”的黄金搭档，自问自答的作者陈乐融；开了经纪公司，不喜欢与歌手亲近、随性的邬裕康；对入行的日子记性极好，写出心愿里能在演唱会后安可时大家可以一起唱的《值得》，安慰往生朋友的廖莹如；可以决定一张专辑里写几首歌词，呼风唤雨大佬级的姚谦；下午在咖啡厅里坐两个小时就可交出《笑红尘》的厉曼婷；二十年来一天看一部片从中找灵感的许常德；九零年开始写，二十年来只写了一百多首，精品超多,大部分都是老公演唱的十一郎;自己编韵母字典的用功孩子，最夯的方文山。
各花各态，有些小地方亦有相似。有人是多重身份傍身，比如杨立德、姚谦、方文山、陈克华，也有专心写词的如十一郎、厉曼婷......
有闲散的随性不注意流行风向标的，如娃娃、厉曼婷、十一郎，她们都在按照自己的步子写，不关心别人的风格或是流行的趋势，只因自己实在是做不来，忠于自己比较得心应手。有紧跟潮流，市场想要什么，就写什么。出手必红比如林秋离，他真的够历，要研究市场要融进感情写，还会红。不是一般的道行来的。
有的词家是中文系的比如娃娃，有的不是比如邬裕康；有的有意识的在写，做研究的在写，用功的在写，开始就目标明确，冲着作词而来比如林秋离，方文山，许常德，廖晶如；有的无心插柳，很多的巧合就走了这条路，比如厉曼婷……
形形色色每个作词家的创作的方式各有不同，相同的是他们妙笔生花的词，是很多曲子的绝配，结成一个圆满，听者心水的佳作。
如果想了解一下这个行当以及其中的人，不要错过这本好书。
: 书中揭示比稿，给个旋律，好几个词家一起写，选最对眼的那一位，剩下的PASS，想来还真是蛮残酷的。优胜劣汰在哪里都是一样的。
原文地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e50a9b0100vose.html
《我，作词家》读后感(八)：感谢生命中有你们的歌词相伴同行！
【感谢生命中有你们的歌词相伴同行】
20世纪80、90年代是华语流行音乐的黄金时代。所幸，我成长于那个时代，跟很多人一样，都无法自拔地陷入对流行音乐的迷恋之中。也许，有所不同的是，每次凝视歌词单，我都会特别留意歌曲的作词人。那是一群拥有非凡才华的创作者，他们为每一首乐曲赋予了一个活的“灵魂”，使这些“靡靡之音”能够深入触碰听者的内心。
每次在新歌中看到熟悉的作词人，都象重逢了一位久违的老朋友。可是关于他们却所知甚少，因为相对歌手来说，他们的资料实在太难找了。这是一群怎样的人？这个圈子是一种怎样的生态？对我来说始终很神秘，一直是我生命中的遗憾。如果说过去是因为喜欢唱歌而关注作词人，那么自从我爱上歌曲填词以后，就更加期望了解那些熟悉名字背后的故事，那一定可以给予我灵感和启示。
没想到，真有这样一本书专门介绍那些伟大的作词家。
2011年，华文出版社出版了陈乐融所著的《我，作词家》一书，以访谈形式揭示了台湾14位作词家的创意人生。
要感谢互联网，感谢这个时代，让我一圆少年时的遗憾（事实上互联网已经圆了过去我的很多个遗憾）。当我无意中得知有这样一本书存在时，立刻毫不犹豫的入手了。
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全部内容，14位作词家都享有辉煌的成就，也走过了各自不同的精彩人生。为便于介绍这14位作词家，以下先列出他们的部分歌词代表作：
杨立德：《你看你看月亮的脸》、《直到世界末日》、《空中的梦想家》
娃 娃：《尘缘》、《水中花》、《今天你要嫁给我》
陈克华：《台北的天空》、《九月的高跟鞋》、《我站在全世界的屋枯顶》
林秋离：《谢谢你的爱》、《听海》、《曹操》
丁晓雯：《青苹果乐园》、《祝福》、《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何厚华：《容易受伤的女人》、《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怨苍天变了心》
陈乐融：《逍遥游》、《潇洒走一回》、《对你爱不完》
邬裕康：《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流星雨》
廖莹如：《值得》、《天黑黑》、《脱掉》
姚 谦：《我愿意》、《味道》、《如果爱》
厉曼婷：《花心》、《有一点动心》、《醉拳》
许常德：《愚人码头》、《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健康歌》
十一郎：《月亮惹的祸》、《回头太难》、《囚鸟》
方文山：《青花瓷》、《热带雨林》、《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从这本书里，我取得了以下几条极为重要的收获：
·职业作词人大部分并非是中文系毕业或从事与文学有关的工作
先说与文学和语言专业有关的，比如，厉曼婷曾是杂志社主编，许常德曾在出版社工作，邬裕康是德文专业毕业，最正统的算是娃娃，台大中文系毕业，从小到大参加作文、演讲比赛都是冠军。然而更多的则是非文学类专业出身，从事作词工作全因偶然邂逅、个人喜好、一个意外或是情不得已，这的确令人想不到。比如丁晓雯是传播学系毕业，陈克华是医学系，何厚华是数学系，十一郎是财税专业，廖莹如是医专放射科毕业，还获得了放射师职照。传奇经历如姚谦，工业设计系毕业，先后从事汽车销售员、餐厅美工，最后才选择从事作词行业。当然还有台湾近十年来知名度最高的作词家方文山，工商职校毕业，做过防盗器材推销员、送过外卖，终于被“伯乐”赏识，放弃了电影梦想，专门从事作词工作。这些实例告诉我们，如果你是真的喜欢这一行，不管有没有专业基础，只要去做，都有可能取得成功。
·写词可以增加知名度却无法使你发财，很少有纯作词人，他们往往都身兼多职
纯作词人大概只有娃娃、十一郎这样的极少数人，全职家庭工作之余才参与写词。其他作词家有的是业余兼职型，有的一开始由写词进入唱片业，但后来都参与了其他重要工作。比如杨立德，一直同时从事摄影、广告和唱片工作，现在还在写词，但更主要的是做房地产广告。陈克华既是眼科医生，也是大学副教授，喜欢写诗摄影，业余才从事写词。丁晓雯是由唱作人转为制作人，何厚华以补习班老师身份入行，先写词后转为制作人。厉曼婷、邬裕康都曾因写词后转为公司主管。廖莹如先写词，再做文字企划，又转为制作人。姚谦由创作人转型为经纪人和经营者，目前仍在两岸三地娱乐圈呼风唤雨。林秋离和太太熊美玲，因作词作曲结缘，形成无敌组合，已经成为音乐公司老板。而象陈乐融这般能说会写，既是作词人，又是作家、主持人、编剧、策划，历任金曲奖、金马奖、金钟奖评审，还能编辑出版这本书，这样的人才真是少之又少。还有方文山，因写词而成名，现在不仅成立了自己的出版公司，还要当导演拍电影，有人说他因写词而发财，他还专门出来辟谣，说单靠写词根本就赚不了钱，因为他出道时，唱片业已经开始萎缩。据说，目前台湾一首歌的价格就是3万元新台币，其中作曲1.8万元，作词只有1.2万元，且不分作者牌子大小、资历多寡。
·从事作词行业的人却经历着外人无法知晓的烦恼
退稿，这是很多人入行时都经历过的事，投了100多首，能有1首被采用已是很幸运的事。入行以后就得面临比稿。所谓比稿就是把一首曲子的DEMO交给若干人写词，最后从中选出一首最佳歌词发表。不管你曾经写过多少脍炙人口的作品，都一样得面临比稿。如廖莹如写王心凌的《Honey》时有20人在写，写杜德伟的《脱掉》时则有16个。出于对自己歌词的自信，很多人不喜欢比稿，但方文山反而觉得比稿并非坏事，他可以借此不完成公司的任务，反正有其他人也在写。然后就是改稿，在不告之的情况下被擅自修改歌词，或者多次修改后又被抛弃，一个招呼一句抱歉也没有，实在很不尊重人。如果是先写词再谱曲，出来的作品可能与当初写词时的感受差距很大。如果是填词，对不喜欢的乐曲又必须强逼自己喜欢，否则就无法完成任务。给大牌写歌，如果歌没有红，反而会有人责怪是歌词太烂。如果词意被曲解还可能面临被禁的风险，比如丁晓雯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现在人多是从电脑上听歌，除歌手外已没有多少人关心词曲作者是谁。对新生代歌词的所谓“创新”，也很难给予认可。总之，作词人的辛酸，如果不是读了这本书，是无从体会的。
·虽然名为作词，但唱片业的一般做法却是填词
先有音乐，还是先有歌词？杨立德、邬裕康一开始都认为先有词更合理，但进入唱片业以后，认识到这一行的一般做法其实是先有曲再填词，于是不得不强迫自己适应。何厚华认为若是先写词再谱曲，有时候感觉曲子并不是自己想要的那个感觉，而填词虽然字数被限制，但却很考验写作能力。姚谦称自己不能独立创作，必须要有所依靠，有了音乐，想象画面、感受，然后再写，这叫做情境感染法。丁晓雯的400多首作品中，绝大部分是填词作品。
·写一首歌词需要多少时间呢？当灵感降临的时候，只需要5分钟。
让人想不到的是，很多歌词佳作却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的。比如，邬裕康写《流星雨》和《第一时间》，就是在一个晚上写成的；陈乐融平均2-4小时写一首词，巅峰时期一年写了54首；厉曼婷写陈淑桦的《笑红尘》，在即将录音的当天，只在咖啡馆坐了2小时，回来就交给了李宗盛和徐克，令李宗盛惊诧不已；在看过很多填词后都不满意，廖莹如最终决定自己为孙燕姿新歌写词，看到台湾地震后有感而发，一边哭一边写，20分钟内完成了《天黑黑》；陈克华创作《台北的天空》，只在办公室里用了5分钟，这首歌后来满大街播放，演唱的歌手获得最佳女歌手奖，他也因此获得最佳作词奖。当然，并非所有歌词的创作期限都这么短，事实上很多作词人都有拖稿的习惯，因为这是一项与专注和灵感关系密切的工作吧。
·作词人与作曲人的关系并没有想像中这么紧密
词和曲的完美搭配才有可能成就一首经典歌曲，感觉上作曲人和作词人的合作应是紧密无间的，在深入沟通、不断修改之下才能写出好作品。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如周杰伦与方文山、陶喆与娃娃，林秋离与熊美玲夫妻挡搭，这样相对固定的组合，自然对彼此的想法都会很了解，创作起来会很有默契。但还有很多作词人和作曲人是松散的组合，甚至是临时的，他们之间可能缺少深入的交流，甚至有的相互之间根本未见过，没有你来我往不断切磋修改的过程。比如，陈志远与陈乐融词合作写出了很多经典的歌曲，可是据陈乐融说，“他们这辈子讲话不超过10次”。
·对新生代歌词，很多人表示不能理解，认为歌词创作水平在退步
娃娃说：我觉得我们这行业被视为“次文化”，是从来没有被真正重视过的一个行业。现在的歌词比起从前是大大的退步，言之无物的程度令人恐慌。丁晓雯说：以前的词比较强调文字和意象的美感，在文法上必须是通顺的，但是现在很多词在文法上是不通的，弄一大堆不相干的字眼串在一起，就说它是“创新”？我觉得这叫强辩。林秋离说：（歌词）我觉得以前还有章法可循，2004年以前都还算有，但现在已经没有。何厚华认为原因是：现代人常常自己都写一堆错别字，中文程度已经变弱了，自然就没有评断对错的能力。
·作词家们对创作歌词都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陈乐融说：一个好的词作者，应是掌握了大众感性与理性的脉动。姚谦建议：不要把写词当作主业，要写出对自己心情比较诚实的东西。何厚华认为：歌手红不红有他的命，一首歌会不会红也有它的命；歌词不是个人的经验，而是感情观，甚至是个预言。陈克华说：创作其实蛮辛苦，如果一个人不能乐在创作，还是专心当好一个欣赏者……乐在创作、持之以恒，幸运之神终将来敲你的门。丁晓雯说：不管是唱歌还是创作，都应该有点使命感，除了果腹之外，不要忘记一个大的方向，需要大家互相打气和坚持。方文山说：歌词必须取得一个情感的最大公约数，每个唱KTV的人，都会觉得是唱自己。方文山还说：要理清楚，你是喜欢作词，还是作词人这身份？我觉得说得很对，喜欢作词，却不一定要成为职业作词人，如同喜欢唱歌，不一定要成为职业歌手一样。
阿信在本书序言中的一句话让我深有感触：我们也许对学生时代反复背诵的语文佳作、数学公式都已忘记，但唯独对那些青春时代的歌曲记忆犹新，随口哼唱起来才惊觉这么多年后还没有忘记歌词。
感谢你们！伟大的作词家们！感谢我的生命中有你们的歌词相伴同行！
《我，作词家》读后感(九)：旋律和文字两端的纸短情长
刊载于12月2日《音乐周报》
“歌词”这个字眼，在从六零到零零后的耳朵里无不有着很深的意味。走在街上，每每一首熟悉的流行歌曲传来，我们心头总会有一连串朗朗上口的歌词浮现，有时对它们熟稔程度甚至超过了语文课本里的背诵篇目。
可细想一下便会发觉，“歌词”的地位实在是委屈得紧。论文学性，它没法同诗歌比，且用字量更为苛刻；论效益，一般的商业创意文案一呼百应，想看回报快得多；就连与歌词匹配的音乐本身，都是它的依存根本，而它再怎么走红好像顶多也只是件“衍生品”，毕竟在流行领域，大多情况是作词家拿谱填词，而非作曲家依词作曲。
作词家身份之尴尬，可见一斑。 然而本书编者陈乐融却不这么看，在他眼中，作词家凭借着一股“自律”和“自负”，皆能在大众心灵与市场定位间反复叩问，慧黠地穿梭于旋律和文字两端。
书中受访的“词人”有十四位， 本书宣传语说得挺实在：近三十年来华语词坛里像样的访谈纪实几乎见不到，而这是本土作词家第一次抱团结集，袒露心声。毕竟在华语流行歌坛，哪一位呼风唤雨的大明星不需要一位优秀的作词家站在身后？
很有趣的是，这些优秀作词家回忆，自己最早的一批歌词大多都出自机缘巧合，如社团、同学、朋友喊来帮忙，又或者是在唱片公司实习，写了几首后被上级发掘出了才华，更有甚者，一开始是在其他无关公司里负责文案，突然歪打正着写了那么一次，就被唱片业界大佬惊呼：“是个人才！”
口头说得轻巧，坚持这一行当那么多年，没有一些高超禀赋怎么混得下来？最重要的就是超强的观察力与想象力。有些人有美术功底，如杨立德做影像出身，脑海里总会掠过许多画面——当他看着你时，马上会想这道光在脸上会是什么样子，反光效果如何等等，他笑言“变成一个照相机”了，而这一点恰恰对于“用歌词讲故事”帮助极大；有些人虽无美术功底，如周杰伦的作词伙伴方文山不太会画画，但对“美学调性”有着敏锐的体触，还特地去学习了编剧——“因为编剧要用影像思考。”
有了这一层足以“自负”的思维基础后，他们开始考虑作词这件事的”自律“一面。观点自然是各异的。陈克华说：“歌词不像诗，你想表达的东西不能太自我，要去揣摩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情境”；而兼任放射科医师的作词家姚谦表示：“要写对自己心情诚实的东西，因为一旦发表就无法修改。”书中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心理纠结，来自曾给张雨生、张惠妹写过许多词的邬裕康：“出国以前觉得自己不会写商业作品，觉得那背离了自己，因为文字的感情跟旋律的结合，好像不是别人能懂的境界。但回国之后我又觉得可以做了——因为心里有个开关打开了。”
读了这本书，你可以发现”作词“二字里的丰富内蕴，它不光与这个时代所讲究的金钱、效率或影响力有关，更可以折射出不少别样的生活小情趣。自然，有人以此谋生，也有人另有主业，不过从最资深、出道了33年的杨立德，到作词11年的方文山，莫不有一个共同点：在最初的荣誉感与成就感淡去之际，他们迷上了自己在短短数字之间所构造出的“画面感”，以及用此画面感使更多听者触景生情的喜悦，“成为了你我体内一颗颗充满氧气的红血球”（阿信的话），如此一来，终有那么一群人在长长的岁月流变里，替我们大家守住那些“字数框框”里的纸短情长。